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保險服務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1.1農業保險氣象服務的興起

截止到目前，農業保險在世界范圍內已發展了100多年。現今，農業氣象保險發展繁盛，已有100多個種類。19世紀中葉，國外開始出現農業保險。法國是最初實施農業保險的國家，時隔大約半個世紀，美、日等資本主義國家才陸續開展農業保險的推廣工作。農業保險在西方國家的廣泛應用對世界的農業生產活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相對于國外農業氣象保險服務的成熟，國內的則起步較晚。20世紀80年代，我國初步推行農業保險政策。經過30多年的發展，雖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仍然面臨著許多問題。

1.2農業保險氣象服務的影響

因素全球經濟迅速發展，為農業氣象保險行業的成長提供溫床，但是隨著工業化的加劇，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遭到了嚴重污染，氣象災害頻發，農業氣象保險的發展受到牽連。我國是農業大國，又是人口大國，氣象對農業保險業的影響顯然易見。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發展模式的開啟，市場化經營要求我們應對風險的手段要更加靈活，不僅限于要防范，還要承擔著世界先進產品給我們帶來的沖擊和壓力。農業保險機制不健全，應對風險滯后的現象普遍存在，以及人們對農業保險服務認識的不足，導致我國的農業保險行業發展態勢低迷。諸多問題給農業保險服務的健康發展帶來了嚴峻的挑戰。

2農業保險氣象服務的實施意義

2.1增加利益減少損失

為了獲取更大的商業利益，保險公司自覺地探索經營農業保險的路子。現階段，天氣預測技術日益成熟，盡管在一定程度上，氣候受到大氣污染的影響，但是保險公司的風險成本大幅度降低，這預示著氣象保險行業有一個光明的前景，這也會促使更多保險公司的產生，進而行業進入優勝劣汰的階段，形成良性發展。不難推斷在不久的將來，保險公司創造出的財富是不可限量的。對于收入相對單一的農戶來說，國家補貼和買入氣象保險的雙重保障，能緩沖意外風險的破壞，避免遭遇重創性的損失。

2.2促進氣象行業的技術更新

隨著科技高速發展，新的氣象監測技術層出不疊。各國也為獲取更加準確的氣象信息，進一步加大對氣象規律的研究力度。監測機構對氣象變化的高度要求和廣大民眾對氣象信息的依賴性，以及激烈的科技競爭等因素都促進氣象監測技術的飛進。越來越凸顯的氣象規律為科研事業理清了思路，專業的研究隊伍發揮自身優勢進行對氣象變化做出更加精細的分析，推進著農業氣象保險服務的發展進程。

2.3提高我國國際地位

當今社會的競爭莫過于人才的競爭。農業氣象保險是一項科技含量高的產業，聚集了眾多的高素質人才，這令氣象研究群體備受關注。氣象學涉及到多項科研方向，發展空間廣闊，只有行業的快速發展才能吸引更多的專業人士投入到行業建設中來。中國正處于現代科技的起飛階段，缺少大量人才，若借著這個行業發展的機會，吸引各方學者的加入，由此形成人才效應，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產生的影響將是不可估量的。

3農業保險氣象服務的實施策略

推行保護政策。面對農業保險服務行業的不穩定，中國政府要建立健全氣象監管體制，對氣象走勢做出準確預報，加強對工業污染的監管力度，發展綠色工業，減少環境污染給氣象工作帶來的危害，出臺一系列慰民政策，規范保險交易市場。提高大眾對氣象投保工作的認知程度。利用媒體加強氣象保險的宣傳，普及農業氣象保險常識，講解農業保險的益處，增強民眾自愿參保的信心，為農業保險大范圍的推廣制造輿論基礎。提高農村人口的文化素質。農民文化的缺乏導致對政府的相關政策理解不到位，延遲了落實進程，從而給民眾造成不必要的損失。此外，科學的氣象知識使農民應對災害時保持清醒的頭腦，在日常生活中規劃風險，進而促進其對農業保險的接納。

4結語

篇(2)

交易成本理論基于有限理性和投機行為的假定(威廉姆森，2004)76，其分析的核心問題在于公共服務外包過程中的機會主義行為。機會主義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實質是合同風險，而合同風險是影響公共服務外包成敗的直接原因，即合同風險過高將導致公共服務外包失敗。可見，交易成本理論圍繞合同風險這一中心概念而展開，關于交易類型、服務屬性的分析實質上是判別合同風險的高低。同時，交易成本理論假定公共服務外包決策符合行為主義假設，即根據決策的后果選擇恰當的行為。交易成本理論用以區分交易類型、服務屬性的因素同質性很高，如資產專用性、測量難度、交易頻率等，其內在一致性為共同反映合同風險高低。Warner和Hefetz(2012)在分析地方政府服務外包的動因時發現，服務屬性、市場特征、財政壓力、合同管理與監管等因素之間存在密切的相關性。合同管理難度與服務屬性(資產專用性)相關性非常高，合同管理難度高的服務同時具有很高的資產專用性。公民利益相關度與合同管理難度、資產專用性也密切相關，與公民利益緊密相關的公共服務的合同管理難度、資產專用性也比較高。由于較高的同質性，資產專用性、測量難度等交易成本因素不是真正的外生變量，它們與合同風險之間存在內生性問題。根據交易成本理論的推演，合同風險是影響公共服務外包的直接動因，如果不能解決內生性問題，交易成本因素就很難有效解釋公共服務外包的動因。需要尋找更為合適的外生變量作為解釋變量，用以分析公共服務外包的動因。

二、理論模型的構建:制度與執行

(一)理論模型

直接影響合同風險的外生變量是公共服務外包的制度因素。制度經濟學認為，是否存在規范有效的合同管理、監管等相關制度，將直接影響公共服務外包的風險高低，制度缺失將導致服務外包因風險過高而失敗。相應地，制度的執行因素也會影響公共服務外包的合同風險。在公共服務供給系統中，系統結構作為公共服務供給的元系統，并不產生公共服務價值;公共服務價值的產生通過服務系統的運行實現(包國憲、王學軍，2011)。從這個意義上說，執行因素的影響比制度因素更為直接。公共服務外包屬于公共服務供給的一種模式，它具有兩個特征:權力特征和市場特征。公共服務外包并不是完全的市場化，政府仍然作為公共服務供給的責任主體，擁有一定的強制干預的權力。權力特征構成了公共服務外包監管制度的基礎，監管制度規定了行政權力的來源和行使方式，同時也保證政府責任實現的制度基礎。公共服務外包還具有鮮明的市場特征，即以協商、談判、合作、共識等市場機制為基礎保證公共服務供給(羅豪才、宋功德，2006;姜明安，2010)。合同是市場機制的核心，這就需要結合公共服務特征的專門性合同制度。分別從公共服務外包的權力特征和市場特征出發，制度因素可界定為監管制度和合同制度。監管制度是指在公共服務外包中政府對私營機構進行監管的制度。合同制度是指與政府和私營機構之間的公共服務外包合同相關的制度，如合同訂立、執行、終止的規則等。制度執行的因素主要是指政府能力，包括監管能力、專業能力等。政府能力對于服務外包的結果具有重要影響，就影響程度而言，政府能力甚至比政府組織形式更重要(KortandKlijn，2011)。根據上述分析，本文提出服務外包動因研究的概念模型(見圖1)。關鍵問題是監管制度、合同制度、政府能力三個變量是否影響服務外包的決策。三個變量都是通過一個“黑匣子”而影響服務外包決策，“黑匣子”揭示的正是合同風險這一內在因素。實證研究只關注是否影響服務外包決策，但并不關注如何產生影響的路徑問題。“黑匣子”的意義在于輔助分析幾個因素的影響。

(二)理論假設

根據理論模型，本文提出三個研究假設:假設1:監管制度對公共服務外包決策具有正向影響。公共服務外包并不改變政府的責任，服務生產由私營機構負責，但監管和擔保責任仍然由政府承擔。政府的監管責任能否實現，對公共服務外包的成敗具有重要影響。在公共服務外包決策時，政府須著重考慮服務外包之后的責任實現。由于信息不對稱和目標不一致性，私營機構的私利動機使其比任務導向的組織(政府、非營利組織)更具有機會行為的傾向，尤其當作為委托人的政府難以監管其行為與結果時(Wise，1990;BrownandPotoski，2003b)。因此，需要建立相應的監管制度，以保證公共服務外包的公益性。委托理論深入分析委托人(政府)與人(私營機構)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及由此而帶來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完美的監管制度，能夠激勵私營機構披露其隱藏信息，使其做出委托人所希望的行為，從而降低合同失敗的風險(薩拉尼耶，2008)。反過來說，公共服務外包合同的失敗，其重要原因即在于監管制度缺陷及監管失效(WarnerandHefetz，2003;WarnerandBel，2008)。關于“逆服務外包”的研究發現，政府供給通常作為監管的替代或作為監管失敗的回應(BallardandWarner，2000)，這意味著，監管制度完備則政府更傾向于服務外包，反之則更傾向于政府供給。假設2:合同制度對公共服務外包決策具有正向影響。公共服務外包需要經過合同來實現，利用合同制度，政府需要在公共服務外包中成為“精明的買主”、專業的購買機構、嚴密的監管者(DeHoog，1984;Dohahue，1989;凱特爾，2009)。合同制度的完備性無疑對合同風險具有重要影響。服務外包的合同制度包括服務承包商的遴選機制、簽約流程、協商談判機制等。遴選機制的功能在于選擇合格的服務承包商，這既關系到服務外包的成本節約，也關系到服務外包后的風險。極端情況下，劣跡斑斑的服務外包商必然給服務外包合同帶來極大的風險。對于公共服務外包的簽約流程，各國都有嚴格的法律規制，如嚴格規定招投標的公開性、特定情形下強制采用競爭性招投標、嚴格約束非競爭性締約等(楊欣，2007)。簽約流程越嚴密，私營機構采取機會主義行為的可能性越小。在合同執行過程中，當內外部條件或環境發生變化時，需要對合同進行調整，這就需要合同具有良好的適應性。針對雙方的協商談判過程，必須設定嚴格的規則，以避免談判過程中的地位不對等、濫用優勢地位等問題，從而保證合同的安全性和穩定性。假設3:政府能力對公共服務外包決策具有影響，但影響方向不確定。政府能力體現了合同管理中政府控制風險的能力，政府能力越強，合同風險越低;即使合同失敗，強大的政府能力也能夠保證服務供給的實現。政府的專業管理能力越強，越傾向于進行公共服務外包。政府的管理能力、技術能力、內部組織協調能力等對公共服務外包決策具有正向影響(FeiockandKim，2000;MoonanddeLeon，2001)。政府的服務供給能力對服務外包具有正向影響，因為政府的服務供給能力強，意味著政府具有足夠的能力承擔合同失敗后的“兜底”或“網羅”責任(楊欣，2007)。政府能力不僅直接影響公共服務外包決策，還可能作為其他因素的中介變量而產生影響(劉波等，2010)。政府能力對服務外包決策的影響還可能是負向的，因為政府能力越強，意味著政府生產服務的成本越低，政府生產的責任越能得到保證。來自選民集團、工會等方面的政治壓力，會迫使政府選擇政府部門生產服務，而不是服務外包(Ferris，1986)。存在外部環境的影響時，政府能力越強，政府部門供給的可能性越大。政府的專業能力對“逆服務外包”或混合供給沒有顯著影響，這說明政府的專業能力越強，政府越傾向于維持穩定的外包或穩定的政府供給(HefetzandWarner，2004;WarnerandHefetz，2008)。這一結論在服務外包成熟化的發達國家成立，但在中國這樣的轉型國家中卻未必成立，轉型國家與發達國家在服務外包的適用上存在差異(Yang，etal，2013)。政治壓力能夠促進政府公共服務外包，同樣，也可能阻礙政府采用服務外包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務(Siegel，1999;HirschandOsborne，2000)。在中國，由于公共服務市場化的推動，公共服務外包的主要動因來自于政策和法律的強制力(陳菲，2006)。“服務型政府”建設和公共服務體制改革的政治壓力，也會迫使地方政府推行公共服務外包以保證公共服務供給(賈旭東，2011)。

三、實證檢驗

(一)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源于調查問卷。為了調查地方政府對醫療保險服務外包的認知及其實踐，本文設計了“大病醫療保險服務外包的治理機制研究”調研問卷。問卷采用便利抽樣的方式發放。2013年3—6月，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繼續教育學院，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社會保障經辦機構能力建設中心的各級政府公務員培訓班中發放、回收問卷。由于醫療保險服務外包有關問題的判斷需要專業知識，為了保證調研的科學性，調研對象嚴格限定為政府社會保障及相關部門公務員。調研期間，共發放問卷548份，回收問卷474份，問卷回收率為86．5%;剔除填寫不完全、非社會保障及相關部門公務員填寫的問卷后，得到有效問卷408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74．5%。由于問卷調查采用了便利抽樣法而非嚴格的概率抽樣法，有必要說明樣本的代表性與局限性。從地域分布來看，調查對象來自山東、貴州、江蘇、廣東、北京、四川、河南、內蒙古等8個省份，南北、東中西部省份均有覆蓋。從單位級別來看，調查對象所在單位覆蓋中央(3．7%)、省(10．5%)、市(48．8%)、縣(33．8%)、鄉(3．2%)，大致能夠代表各級政府公務員的認知。以參加培訓的公務員作為調查樣本，可能會存在抽樣偏差:首先，參加培訓的公務員可能對于公共服務外包等新事物的態度比較開放;其次，培訓課程可能會影響受培訓者的認知與態度;最后，調查對象的認知可能受地域特征的影響。但是，考慮到調查研究的可行性以及調研公務員認知的難度，調查問卷采集的數據仍具有自身的價值。

(二)描述性統計

在調查問卷中，調查對象需要對政府服務能力、政府監管能力、政府精算能力、政策法規等10項指標做出評價，描述性統計的結果如表2所示。在10項指標中，均值最低的是受益人保護制度，說明受益人保護制度很不完備。這與大病醫療保險服務外包實踐中暴露出的問題一致。受益人利益缺乏制度保障，導致濫用居民健康信息等違規行為。均值最高的是政府監管能力，其次是政府服務能力，這說明相對于醫療保險服務外包的其他影響因素，政府能力相對較強，但絕對值仍偏低(未達到3)。10項指標的均值都沒有達到3，說明中國醫療保險服務外包的制度和實踐整體情況仍有待于改進。測量指標總體(N=408)均值標準差外包(N=242)均值標準差未外包(N=166)均值標準差t檢驗政府服務能力2．811．1552．911．0372．661．2972．215＊＊政府監管能力2．841．0353．000．9832．621．0713．653＊＊＊政府精算能力2．560．9392．640．8932．450．9942．022＊＊政策法規2．090．9882．331．0531．750．7686．068＊＊＊監管體系1．990．8632．160．8711．730．7885．047＊＊＊政府職責2．160．8612．360．8971．870．7155．874＊＊＊受益人保護制度1．940．8152．090．8301．710．7394．748＊＊＊承包商遴選機制2．250．9872．341．0072．110．9432．310＊＊簽約流程2．270．8952．330．8782．170．9141．778*協商談判機制2．210．8882．280．9082．100．8502．002＊＊注:*p＜0．1，＊＊p＜0．05，＊＊＊p＜0．01。下同。在調研對象中，242人認同將大病醫療保險外包于商業保險機構，占總調研對象的59．31%。從表2可以發現，認同醫療保險服務外包的樣本中，政府服務能力等10項指標的評分普遍高于不認同醫療保險服務外包的樣本。為了客觀地分析外包的樣本與不外包的樣本在10項指標上的差異，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見表2。從t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外包的樣本10項指標與未外包的樣本存在顯著差異，t值全部為正值，說明外包的樣本指標得分顯著高于未外包的樣本。均值差異最大的是政策法規體系，其次是政府職責，再次是監管體系，這說明已經外包的樣本在政策法規、政府職責和監管體系方面，明顯比未外包的樣本更加完備。由此可以推論，這10項指標與醫療保險服務外包決策正相關。

(三)主成分因子分析

政府服務能力等10項指標中，有些指標的相關性非常高。比如政府服務能力與政府監管能力的相關系數為0．680。為了減少變量數據，提取主要影響因素，進行主成分因子分析。先對數據進行KMO檢驗，以分析變量之間的同質性程度。檢驗結果KMO值為0．78，大于研究設定的標準0．6，表明變量間的同質性比較高，適合進行因子分析。主成分因子分析過程采用V旋轉，以使初始變量盡可能在一個主成分因子上載荷較高。旋轉后的前3個因子特征值累積占總方差的67．797%，說明這3個因子對初始變量的解釋力比較好。第1個因子在政策法規、監管體系、政府職責與受益人保護制度四個變量上的載荷為0．7以上，將其命名為監管制度因子;第2個因子在承包商遴選機制、簽約流程和協商談判機制三個變量上的載荷為0．7以上，將其命名為合同制度因子;第3個因子在政府服務能力、政府監管能力和政府精算能力三個變量上的載荷為0．7以上，將其命名為政府能力因子。采用Cronbachα系數進行信度檢驗，每一個因子的Cronbachα系數都在0．7以上，滿足研究要求的信度值，說明各個因子的內部一致性比較高。

(四)Logistics回歸

使用3個主成分因子作為自變量，分析其對公共服務外包決策的影響。因變量為地方政府是否選擇公共服務外包，在調研問卷中的問題為:“您所處的地方政府是否認同將大病醫療保險委托于商業保險?”調研對象的回答為二分變量，分別被定義為1(是)和0(否)。對于因變量為二分變量的回歸分析，通常使用Logistics回歸實現。回歸模型如下:其中，S指監管制度因子，C指合同制度因子，G指政府能力因子。使用SPSS20進行Logistics回歸，結果見表4。回歸模型的H－L擬合優度χ2值為5．798，p值為0．670，在給定的顯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絕原假設，說明回歸模型的擬合優度尚可接受。監管制度和政府能力兩項對政府選擇公共服務外包具有顯著影響(p值小于0．01)，其系數均為正數，說明監管制度越完備，政府越傾向于將大病醫療保險外包給商業機構;能力越強，政府越傾向于外包。(五)回歸結果的分析與解釋監管制度完備，意味著政府進行公共服務外包的風險較低，服務外包的政府問責易于得到保證。假設1得到驗證。政府能力與選擇公共服務外包呈正相關，假設2得到驗證。這一研究結果說明，只有在政府能力比較強的情況下，政府進行公共服務外包之后，才能保證對商業機構的控制和問責。即使進行公共服務外包之后，政府仍然會保持自身的公共服務供給能力，以保證在公共服務外包失敗時，政府仍然能夠保證服務供給;強化自身的監管和專業能力，對于保證公共服務外包良好的結果至關重要。這與國外學者的研究結論是一致的(WarnerandHefetz，2008)。中國最早開始醫療保險服務外包的廣東省湛江市，由于政府能力存在缺陷，導致服務外包之后出現損害參保人利益的現象(楊燕綏、李海明，2013)。這從反面佐證了政府能力對服務外包決策的影響。合同制度與政府的公共服務外包決策正相關，但相關性不顯著(p值為0．482)，這說明合同制度的完備性對政府是否選擇公共服務外包影響不大。這可從公共服務外包的發展階段來解釋。政府對公共服務外包的管理，存在學習和經驗積累的過程(HefetzandWarner，2012)。在中國，由于服務外包仍處于起步階段，政府的角色定位仍然是行政管理者，其職能尚未實現向合同管理的轉變，因而合同制度在公共服務外包決策中的重要性，尚未得到政府的重視。政府更關注服務外包的成本、監管、政治風險等問題，對合同的管理仍然比較粗放。因此，合同制度是否完備，沒有影響到政府的公共服務外包決策。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篇(3)

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過短短十幾年的發展，中國保險市場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保險險種不斷增加，保費收入由1982年7億多元，猛增到1997年的1080億元，保險公司也由原來壟斷經營，發展到現在的以“中保”為主體，多家中外保險公司共同發展的市場格局。據國外權威機構預測，中國保險需求將以每年10%的速度持續增長，到2000年保費收入將達到2480億元，保險密度為19165元，保險深度為283%。同時據蓋洛普調查公司最新調查(1999年)顯示，未來兩年百姓打算購買什么，選擇彩電為33%，選擇人壽保險占22%，名列第二。所以，作為保障經濟和社會安定的中國保險業，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但與保險業發達國家相比較(如1991年，瑞士、日本、英國、美國的保險密度，分別為3002美元、2487美元、1999美元、1931美元，該年保險深度超過8%的國家有:韓、南非、英、美、日、瑞士等)，中國保險業尚處在一個拓寬時期。隨著加入WTO的日益臨近，保險市場將逐步加大對外開放步伐，中國保險業面臨著嚴峻挑戰。如何應對挑戰，筆者認為，根本對策是全面提高保險服務質量。

一、保險營銷的本質在于提高服務質量

1960年，“AMA”最先給服務定義為“用于出售或者是同產品連在一起出售的活動、利益或滿足感”。作為一種無形的、以風險為對象的特殊商品，保險商品從本質上看，是一種服務。與有形物質商品相比，它具有如下幾方面特征:1、不可感知性。是指保險服務的特質，組成服務的元素是無形無質的，以及使用服務后的利益讓人不能觸摸。2、不可分離性。即保險商品的生產與消費，在時間上存在一致性。3、不可儲存性。基于上述兩個特征，使保險商品不像有形商品一樣，可被儲存起來。4、不穩定性。保險商品很難像一般工業產品實行機械化或標準化生產，質量缺乏穩定性。5、價格相對固定性。保險商品遵循的是非價格競爭原則。保險商品的上述五方面特性，決定了保險營銷的根本方向在于全面提高保險服務質量。

同時，據菲利普·科特勒的“顧客讓渡價值”理論，在保險營銷活動中，其營銷核心是提高服務質量，因為服務質量的提高，一方面增大了“顧客總價值”，另一方面減少了“顧客總成本”。從而達到了“顧客讓渡價值”的最大化，最大限度地滿足保險市場的顧客需求。

但是，在我國保險市場上，保險公司提供的服務狀況又如何呢?上海保險同業工會1998年曾就服務問題，進行過市場調查。中國平安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的調查資料表明:成交后業務員與顧客從未聯系過的占367%；保戶打多次電話業務員才回應的占36%；保戶因找不到業務員而要求退保的占205%；保戶發現正式保單條款與業務員推銷時承諾不一致的占64%；業務員要求保戶退保、轉投自己的占26%；業務員在保戶面前貶低其他業務員、抬高自己的占218%。服務質量較高的“平安”保險公司尚且如此，可見，中國保險業服務質量的確難盡人意。難怪有848%的上海市民，呼吁保險公司要提高服務質量。

二、提高保險服務質量的現實意義

優質的服務有利于保險公司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增強信任感，提高顧客的忠誠度，更好地滿足保戶的需要，從而達到提高保險公司續保率、增加新“保單”的目的。所以，優質的服務，能為保險企業帶來銷售，創造利潤，是一種“雙贏”策略，即顧客滿意、企業獲利。從保險業成功人士的一系列事例中，同樣也能得到印證，如美國保險協會會長梅蒂先生，被譽為保險業傳奇人物。

相反，低劣的服務，將嚴重損害保險公司的形象，流失原有顧客群，導致保戶退保、斷交保費、拒絕續保以及失去顧客源等一系列不良后果。據統計，一個不滿意客戶，會將自己的抱怨平均告訴8人至10人。著名的推銷員喬氣拉德曾說過:每一個顧客背后都有250個關系人，因此，提高服務質量，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三、保險服務質量測量標準

既然服務質量是保險營銷的核心問題，那么，怎樣判斷服務質量的高低呢?美國著名學者白瑞及西斯姆等，提出服務質量模型，據他們的理論，保險服務質量有五個測量標準:1、可感知性。是指服務產品的“有形部分”，為各種保險、服務人員外表等。2、可靠性。指保險企業準確無誤地完成所承諾服務。3、反應性。指保險公司隨時準備愿意為顧客提供快捷、有效的服務。4、保證性。即保險服務人員的友好態度與勝任能力，它能增強保戶對企業服務質量的信心和安全感。5、人情性。指保險企業要真誠地關心顧客，了解他們的實際需要，并予以滿足，使整個服務過程富有“人情味”。據上述五個標準，白瑞等建立了“Servqual”模型，測量服務質量，即:Servqual值=實際感受值-期望值。

據此模型，企業服務質量的優劣，取決于其實際提供服務狀況(即顧客實際感受值)與顧客期望值之間的差額。由此推斷，保險企業的服務重點(或判斷核心標準)，在于最大限度地滿足顧客的期望值，即顧客渴望從保險公司得到的滿意服務。

我們將保險企業的實際服務，按其滿足顧客期望值標準，分為如下五個等級。1、基本服務。如業務員親自向顧客遞交保單。2、標準服務。如保戶生日、婚慶或節假日，業務員是否送賀卡等。3、滿足服務。如保戶出險，業務員是否親自參與理賠，若保戶依約無法得到理賠時，業務員是否帶一份禮物以示安慰。4、超值服務。如保戶是一名球迷或戲迷，業務員是否想方設法送去緊俏的戲票、球票。5、難忘服務。如保戶生病住院無人照顧，業務員是否及時照顧保戶，甚至做保戶的陪夜人。

在上述五個等級服務中，一般認為，第一到第三等級Servqual值為0，第四至第五個等級Servqual值大于0。若連第一等級服務都做不到的，則保險企業將失去顧客群；Servqual值若等于0，則保險企業將可能擁有游離顧客群。只有Servqual值大于0，保險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才有可能擁有忠實的顧客群，不斷擴大顧客源。

四、提高保險服務質量的基本策略

就保險企業而言，提高保險服務質量的基本策略有兩大類。

(一)標準跟近策略

它是指保險企業將自己的服務同市場上競爭對手的標準，進行對比，在比較和檢驗的過程中，逐步提高自身服務水平的一種策略。保險企業在運用此策略中，可從如下幾個方面著手:

1、在營銷策略方面，保險企業應將自身的策略與競爭者成功的策略進行比較，尋找它們的相關關系；2、在服務經營方面，保險企業主要集中于從降低競爭成本和提高競爭差異化的角度，了解競爭對手的做法；3、在服務管理方面，保險企業應該根據競爭對手的做法，重新評估那些支持性職能部門對整個企業的作用。

(二)藍圖技巧策略

它是指分解組織系統和架構，鑒別顧客同服務人員接觸點，并從這些接觸點出發，改進保險企業服務質量的一種策略。從而借助流程圖的方法，來分析服務傳遞過程的各方面，包括從前臺服務到后勤服務的全過程。它通常涉及四個步驟:1、把服務的各項內容用流程圖畫出，使服務過程清楚顯示；2、把容易導致服務失敗的點找出；3、確立執行標準和規范；4、找出顧客能看見的服務展示，而每一展示將視為保險企業與顧客服務的接觸點。

五、提高保險服務質量的具體措施

(一)樹立保險服務至上的營銷觀念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保險企業只有樹立正確的營銷觀念，才能確保營銷戰略、策略的科學制定和實施，才能真正滿足顧客的各種需要，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所以，保險公司要想提高其服務質量，首先應樹立“服務至上”的營銷觀念。世界著名企業IBM公司的宗旨是“服務”，中國平安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的宗旨是“信譽第一，效率第一；顧客至上，服務至上”。

(二)加強企業員工的專業培訓，全面提高員工的素質1、加強員工職業道德教育，培養員工熱忱、負責、高尚的修養，以及誠實守信、服務至上的職業道德。2、訓練員工擁有廣泛精湛的專業知識、嫻熟高超的服務技能。3、培養員工積極樂觀的心理素質及誠實、守諾的工作品質。4、要求員工養成良好的工作習慣。

(三)提供專業化、系統化保險服務保險企業服務的完整過程，包括售前、售中及售后服務三個基本環節。

1、售前服務。指從開始接觸顧客前的準備，至保險業務促成歷經的服務過程。售前服務的核心任務，是樹立保險企業良好的社會形象，其主要服務內容如下:(1)通過有形展示，建立保險企業良好專業形象。有形展示的基本要素有:實體環境、信息溝通、價格。(2)關心準顧客個人及家庭健康狀況。(3)協助準顧客的事業。(4)設計、制作針對準顧客需求的險種、計劃書。(5)準確的銷售說明。(6)每個營業部開設24個小時熱線聯系電話等。

2、售中服務。指從保險業務促成至遞交保單所歷經的服務過程。售中服務的根本目的，是促成交易，其主要服務內容如下:(1)建立客戶咨詢電話；(2)將保費交給公司辦理；(3)親自送客戶體檢或財務檢查；(4)為客戶盡量減少投保手續、流程，建立“綠色通道”；(5)親自遞交保單；(6)寄一份感激客戶投保的信等。

3、售后服務。指遞交完保單后的一切服務過程。售后服務的目的在于:提高客戶信心，避免保單失效以及發展顧客源，改善保險企業形象。良好的售后服務，有利于刺激保戶再加保，增加保源，提高續保率。

通常售后服務可采取以下幾種方式:(1)對客戶家中發生的重大事件給予關心和關注；(2)定期訪問；(3)不定期聯系；(4)承諾重于一切，一定要履約守信；(5)隨時為客戶提供答疑咨詢；(6)向客戶傳遞反饋各種信息；(7)妥善處理客戶的投訴，讓客戶滿意；(8)加強防損防災服務。

【參考文獻】

[1]菲利普·科特勒.營銷管理·分析·計劃和控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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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出口信用保險的現狀

出口信用保險具有防范收匯風險的作用,同時具有融資條件寬松、手續簡便易行的特點，日益成為中小企業貿易融資模式的首選。隨著出口信用保險制度的建立和專業化發展，我國的出口信用保險和出口貿易也產生了巨大的變化。

從出口保險的發展速度來看，根據中國信用出口保險公司的統計數據，中國信保在2002年的承保額僅為275億美元。而2009年，中國信用保險及擔保的承保金額達到1166億美元，同比增長858%。其中，中長期出口信用保險保額806億美元，增長2053%;投資和租賃保險保額543億美元;國內貿易信用保險保額8413億元，新增擔保金額9億元。2009年，出口信用保險承保規模達到987億美元，是過去七年(2002-2008年)出口信用保險承保總額的69%。到了2010年中國信保累計實現保險及擔保業務保額為19643億美元。

從保險產品的種類來看，最初主要承保短期出口信用險、中長期出口信用險，而后擴大為國內貿易信用保險、投資保險、信用保險貿易融資業務、資信評估服務、賬款追收服務、擔保業務等。

從出口保險的滲透率來看，2002年我國出口信用保險的滲透率(即支持的出口信用保險額占同期全國一般貿易出口額的比重)僅為22%，而截止到2009年，我國出口保險的蓋滲透率已達到179%，較2002年增長了813倍，并且滲透率179%也已超過了近幾年國際平均滲透率15%左右的水平。

二、當前我國出口信用保險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1、監督機制不完善

出口信用保險并不屬于商業保險的范疇，出口信用保險機構及其業務活動也不受針對商業保險的一般保險法的限制。各國出口信用保險的經營都有專門的法律作指導，如美國的《美國進出口銀行法》、英國的《出口擔保和投資法》、日本的《貿易和投資保險法》等。各國政府通過單獨制定法律或法規對出口信用保險的性質和宗旨、地位和作用、經營目標、財務核算等進行規范。在中國，不但在中國人保公司和中國進出口銀行經營出口信用保險時沒有專門的法律法規規范與保障，而且新成立的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迄今仍然沒有相應的專門法可依。現行的《保險法》只是一部商業保險法，其中第156條規定：本法規定的保險公司以外的其他性質的保險組織，由法律、行政法規另行規定。2004年7月實施的《對外貿易法》也僅僅是在第53條中對出口信用保險作了簡單的一般性規定，即國家通過進出口信貸、出口信用保險、出口退稅及其他促進對外貿易的方式，發展對外貿易。因此，出口信用保險立法的滯后，導致了難以有效保障和規范中國信用保險的業務運作，從而嚴重影響了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制度的可持續發展。

2、出口信用保險預算問題

(1)出口信用保險費率偏高

我國出口信用保險平均費率基本上在08%~1%之間，對東歐、南美、非洲等風險較大的國家和地區，平均費率高達2%。如此高的信用險費率使得大部分外貿企業望而卻步。尤其是不少外貿公司認為，出口信用保險作為國家政策性保險業務，是國家出錢辦保險，本來就應該堅持盈虧基本持平的經營原則。我國現行一年期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險費率平均為15%左右，而發達國家的平均費率在1%以下。再考慮到出口信用保險規定的一旦出現保險責任事故，保險公司只負責賠償承保額的80%~90%左右，外貿公司得自己承擔10%~20%左右這一實際。在當前整個世界市場都處于買方市場、外貿出口只有微利的情況下，出口信用保險的保險費用實在太高。

(2)風險基金不足導致承保能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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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認為：我國保險公司應適應變化，在汽車保險產品開發上、汽車金融保險服務上、汽車保險行業信息共享上加強建設，從而推動汽車產業鏈的做大做強。

[關鍵詞]汽車保險汽車產業鏈

當今中國的汽車行業正處于一個令世界矚目的發展速度：汽車產銷量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長，是世界平均速度的10倍。

另一方面，包括保險在內的下游服務行業的發展也將有力地推動汽車產業上批量、上水平。因此，我國汽車產業的高速發展，需要保險業的有力支持，同時也為保險業創造了巨大的商機。

一、從國外的經驗上看，保險貫穿于汽車生產、銷售和售后服務各環節

1.就制造商而言，產品責任險和產品召回險可為其轉嫁巨大的經營風險。在產品責任上，據JVR（JuryVerdictResearch）資料表明2，在1995年4月至2005年4月的10年間，汽車與汽車配件（如：座椅、安全帶、輪胎等）產品責任險的案均賠款高達400萬美元，交通工具類的案均賠款為270萬美元；汽車配件在不同事故中的賠款差異最大，從1.3萬美元到2.85億美元不等；

在汽車召回上，自上個世紀60年代起，美國共召回超過2億輛整車和2400多萬條輪胎；在日本，自1969年至2001年間，也共召回缺陷車輛3483萬輛。而且，當今隨著科技的進步、汽車車型的日益多樣化、復雜的制造工藝以及研發時間較短，汽車召回越來越頻繁，2004年美國汽車召回創紀錄，通用汽車公司當年召回約2500萬輛汽車；在2002年到2004年兩年間，雷諾被迫采取召回行動18次，寶馬10次，尼桑9次，馬自達、奔馳各8次，奧迪、KIA、沃爾沃、大眾各7次；菲亞特、本田、美洲豹和SAAB各5次等，在召回的汽車中，約40%屬電子系統出現故障，60%則是由于汽車存在機械方面的隱患。

可見，汽車整車或配件的潛在缺陷、汽車召回制度是汽車產業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其產生的損失和費用也是昂貴的，因此，發展汽車產業，建立與之相配套的風險規避機制是必要的。

2.就銷售商而言，汽車金融將有力推動汽車的銷售。國際汽車企業發展的經驗表明，汽車金融公司既是汽車公司推動銷售的利器，也是公司的盈利點。在美國，80%的新車是通過貸款購買的，即便是印度也有60%～70%的貸款購車比率；同時，通過汽車金融公司，汽車企業可以培養用戶的消費忠誠度——當用戶二次購車時，可以通過汽車金融公司直接置換該汽車品牌的新車，從而實現用戶持續購買的功能。

3.就車主而言，機動車強制保險和商業保險可為其自身和公眾的風險損失提供保障。對于車主而言，車輛保險是對自身或第三方提供一種風險保障，不少國家采用了強制保險制度。對于發達國家，如美國，其各州在強制車險的保額設計上，不但依據當地的實際情況設定最低的責任險保額，使得當交通事故發生后，保險公司負責理賠受害者本人的醫療費用，而且還考慮了對受害人治療恢復期間的收入損失進行經濟補償，有些州的責任險甚至將治療期間傷者的護理費用和家庭內未成年子女的看護費用也納入其承保范圍，該車險保險制度最大限度地解除受害人在經濟上的后顧之憂，并保障其家庭經濟來源不受影響。

二、群策群力，發展我國汽車系列保險，共同推動汽車產業發展

1.共同開發和推動汽車系列保險產品發展，推動汽車產業協調發展。積極開發和推動汽車召開保險，為汽車制造商解除后顧之憂。我國于2004年10月1日起正式實施“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規定”，一汽集團則于2004年開創我國首次汽車召回的先河，對馬自達6CA7230AT型轎車進行召回維修；同年11月，上海通用則由于真空軟管問題可能影響制動，首次召回2.7萬輛2.0升型君威轎車；而最大的一次召回當屬重慶長安鈴木，于2004年9月對15.7萬輛電噴奧拓轎車實施召回并免費維修。隨著我國汽車工業的不斷發展，探討開發和推動汽車召回保險產品，為汽車廠商提供風險轉嫁機制，是十分必要的。

同時，應積極開發商業車險新產品，提高其保障程度。2006年7月1日，我國已正式實施了交強險，但在商業車險上，目前仍處于較低水平的保障，主要體現在產品較單一，保險責任限額較低，在間接損失的保障上不足等，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應使商業車險的保障范圍和保障程度與之相對應。

2.風險共擔，恢復和經營好汽車信貸保證保險，促進汽車銷售。我國自1998年10月銀行開展汽車消費信貸業務至今，信貸購車比例不足汽車總銷售量的10%，保險公司也積極開辦汽車消費信貸保證保險予以配合。然而，由于我國個人誠信體系的缺失，加上汽車銷售商在售車商的信用行為不一，銀行和保險公司在風險管理、風險管控上的認識和做法不一，以致在爆發井噴的2001年～2003年里，出現汽車個人消費信貸的大量壞賬。從2003年底起，保險公司退出汽車消費信貸保證保險，銀行退出汽車信貸市場。目前，隨著個人誠信體系的逐漸健全等制約汽車消費信貸的障礙逐漸消除，車貸市場出現復蘇的跡象。但是，汽車銷售商、銀行和保險公司能否形成風險共擔的機制，共同在風險的識別、管理以至最后的風險承擔上，建立起有效的分擔機制，則是汽車消費信貸保證保險重新開辦并取得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

3.信息共享，共筑誠信，做大汽車產業價值鏈，服務好共同的消費者。保險業和汽車產業應建立信息共享的機制。一是在公共信息上。二是在私有信息上，各行業間應進行互利的共享，以推動產業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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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醫患保關系，和諧

 

有效遏制醫療費過快增長，杜絕和減少醫保基金流失，提高基金使用效率和社會公平性，既是社會共同關注的焦點問題，也是醫保管理部門的重要職責。論文參考網。因此，建立醫院、患者和醫保經辦機構三方約束機制，構建和諧醫患保關系，把控制醫療費用過快增長作為一個系統工程，才能事半功倍。

1.關于定點醫療機構的規范化服務

定點醫療機構的規范化服務，主要內容應包括：一是以患者病情實際需要并兼顧醫保政策規定和醫保基金支付能力的診斷檢驗措施，符合醫保用藥范圍的用藥治療方案，排除來自外界因素的干擾，為患者提供經濟適度、保障基本醫療的醫療服務，尤其是不得誘導參保人員“超值”消費或過度消費。二是為患者提供促進身心康復的“軟環境”服務，包括適度優雅的醫療環境、溫馨熱情地護理服務以及耐心細致和誠實守信的醫療咨詢服務等等。論文參考網。三是合理收取醫療費用，包括依據物價部門批準的收費項目和標準合理取費，不隨意增加收費項目或變相提高收費標準；制定切合實際的經濟適度的診斷治療方案，在保證基本醫療的前提下，擬定個人自負費用占總醫療費用的控制比例，減少大型檢查費用和“新特藥”的使用；控制藥品供應環節，降低藥品附加費用；提高醫院管理水平，努力降低管理費用等。

2.關于參保人員醫療消費心理預期的調整

患者是醫療消費的客體，而在主觀上如對醫療保險政策的理解程度、心理素質狀況等都直接或間接地牽動著醫療消費。一是要正確理解基本醫療保險的深刻內涵。醫療保險是對國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具有三個特定含義：（1）醫療保險的立足點是保障參保人員的基本醫療，基本醫療是指基本用藥、基本技術、基本服務和基本費用支出。基本醫療保險只能提供基本醫療保障，繳納的醫療保險費也只能維持基本醫療費用支出，享受基本醫療服務以外的各種醫療服務，只能是自己負擔或通過商業醫療保險來解決。（2）享受醫療保險的服務對象只能是投保單位的參保人員本人，誰交費誰受益，不交費不能受益。（3）醫療保險是對參保人員因病所造成經濟損失的一種補償行為，醫療費用由醫保機構和參保人員個人按不同比例合理負擔。二是自覺接受醫療咨詢，有梯度地選擇就醫醫院。參保人員隨機發生的醫療需求，在程度上大致可劃分為輕重緩急。對于頭疼感冒等常見病、多發病，可根據自己掌握的基本醫學知識，到社區衛生所或定點藥店取藥醫治；對于一般性疾病，能在門診處理的就不能住院治療，能在社區衛生所或一二級醫院治療就不要到三級醫院治療，杜絕小病大治，實行合理的梯度消費。三是自我約束消費行為，倡導理性消費。雖然病情相對比較重，也要認真接受醫生的指導，確定經濟合理的診斷治療方案，對癥治療，合理用藥，減少大型檢查和貴重藥品的使用，尤其是盡量減少醫保規定范圍以外的醫療服務，杜絕過度消費和超值消費，并認真遵守醫院出入院管理規定。論文參考網。

3.關于醫保部門的責任

3.1完善醫療保險稽查制度，對定點醫院實行動態、適時和制度化監督管理

一是建立定期稽查制度，實地稽查與住院費結算資料核查相結合，實現醫療稽查常態化。二是突出稽點，重點核查檢查治療方案的經濟合理性、與患者病情的符合程度、有無濫檢查亂拿藥現象、醫保用藥范圍、服務項目以及收費標準執行情況、甲乙類藥品分類結算情況等等，保證稽查效果。三是創造條件實現醫保機構與定點醫院住院管理系統的聯網，應用計算機管理系統輔助完成“同步”和“隨時”監控，由事后“算帳”轉向事前、事中控制，增強稽查工作的主動性和目的性。四是注意方式方法，取得院方的理解和支持，營造一個相互理解、相互支持、配套聯動的工作環境。五是注重發揮社會監督作用，擴大稽查效果。醫療稽查工作涉及面廣，工作量大，違規隱蔽性和稽查難度會越來越大，僅靠醫保部門稽查，工作力度是不夠的，還應該設立舉報監督電話或信箱，廣泛發動社會力量來共同參與監督。

3.2實行定點醫療合同管理，明確責任權利，約束醫保機構和定點醫院的服務行為

醫療合同除明確規定醫療質量、服務水平、醫療費結算方式、醫療保險用藥范圍和特殊檢查治療項目審批制度外，更應進一步地明確收費標準、醫療服務工作量、年度醫療費用控制總額和違規違紀行為的處罰規定，尤其是要明確對責任醫務人員在職稱聘任、職務晉升以及經濟處罰等方面的規定。嚴格獎懲兌現，是保證醫療合同履行的關鍵，也是其履行情況的鑒證。完善優勝劣汰的準入與退出機制，促進醫療單位合理有序競爭。

3.3建立醫療服務綜合評價體系，有效降低不必要住院費用

有關機構研究表明，近年來不必要住院費用有逐年上升趨勢，占總住院費用的7.14％，有些醫院的個別病種比例更高。建議由教育、衛生、醫保部門和部分醫院的專家學者組成調研組，查閱住院病例，分析住院費用，評估醫療服務水平，評價定點醫院醫保政策執行情況，提出定點醫療合同修訂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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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金融危機，就業問題，農民工，全球化

起源于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已爆發兩周年，國內外各種有關研究和反思這場危機的著作和文章鋪天蓋地般不斷涌現。從中國的角度考察，這場金融危機正在深刻影響著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形勢。一方面，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初，我國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出口下降曾帶來農民工大規模失業返鄉的問題；另一方面，當前我國沿海地區某些出口行業的產業結構偏低和工資待遇偏低又使得很多企業出現了“民工荒”和“招工難”的問題。

國內關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的研究和討論非常多，由于觀察問題的角度各不相同，最后得出的研究結論也千差萬別。當今的世界已經是一個全球化的共同體，從國際經濟政治大背景演變的角度來研究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農村勞動力就業問題的影響并找出應對之策，應成為今后我們重點關注和思考的問題。

一、農民工返鄉和“民工荒”現象都是“開倒車”

20世紀的幾次全球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都是西方國家金融政策的失誤和金融市場管制的失靈，而發達國家總是試圖把金融危機帶來的不利影響轉移給發展中國家。對中國而言，這次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直接后果就是歐美國家消費中國產品的能力銳減，直接影響到我國的外貿出口。金融危機發生后，南方許多出口加工型企業大量減少員工雇傭數量。據農業部的統計測算，全國離開本鄉鎮外出就業的農民工總量約為1.3億人，2008年，其中約有15.3%的農民工失去了工作或者沒有找到工作，人數達2000萬人力資源管理論文，致使大批來自中西部省份的農民工不得不從沿海地區返鄉。這種農民工返鄉的“倒流”現象是極不正常的，將大大減緩我國正在迅速推進的工業化進程，大大減緩我國的城市化速度。而且我們知道，我國政府出臺農村土地流轉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鼓勵農村地區開展大規模機械化農業，使留在農村的農民能夠迅速富裕起來，實現中國農村的現代化。農民工返鄉的新情況，導致我國農村地區剩余勞動力的數量重新擴大，使未來的農業規模經營變得很困難。這種現象非常不利于我國正在進行的農村土地流轉和規模農業的發展，將給我國農村的現代化進程帶來巨大的阻力論文參考文獻格式。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有效的處理方式，這種“開倒車”的形勢在短期內將得不到扭轉，將給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

2009年下半年開始我國出口形勢出現復蘇增長的較好局面，然而又出現了新的“民工荒”問題，東南沿海很多出口加工型企業的勞動力嚴重不足。以用工大省浙江省為例，浙江省人力資源市場2009年7月的供求報告顯示，企業需求總人數為60.3萬人，求職總人數為35.4 萬人，用工缺口達25萬人！用工需求無法滿足使出口企業不得不放棄大量海外訂單，企業生產設備大量閑置。“民工荒”問題的根源在于我國沿海地區原來的很多出口企業生產的產品附加價值很低，產業結構升級的速度非常慢，以致工人的工資水平普遍偏低，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吸引力越來越小。隨著西方發達國家對我國低附加值產品需求的減少，加上未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民工荒”問題可能會愈演愈烈，并將對我國的出口貿易產生更大的負面影響。從宏觀經濟層面考察，我國現階段在農村人口比例依然較高的背景下就過早出現了“民工荒”問題，實際上減緩了我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速度，也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開倒車”，應引起國家決策部門的高度重視。

二、資本和勞動力要結合起來“走出去”

當前，隨著我國企業資金實力的逐步增強，“走出去”投資的企業越來越多，對外投資的總量和投資的產業也越來越多。但是，由于企業本身屬于贏利性組織，其投資決策的目標主要還是在國際市場上追逐更高的利潤率，因而有可能忽略國內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最終的情況可能是大規模的海外投資將打造更多的中國跨國企業財團，使更多的中國企業進入世界500強企業行列人力資源管理論文，同時卻又導致大量的工作機會流失到海外，而我國國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依然居高不下。

資本和勞動力在經濟學上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兩大生產要素。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過程中同時出現了資本過剩和農村勞動力過剩的現象。一方面，國內的過剩資本找不到合適的投資機會，大量涌入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有可能造成股市泡沫和樓市泡沫，為我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帶來較大的金融風險；另一方面，國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總數依然較高，“民工荒”現象反映出的不是我國就業機會過多，而是能夠提供給農村剩余勞動力預期工資水平的就業機會嚴重不足，并且使得我國農民收入水平總體上還比較低。筆者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現在的國際投資戰略，也應該緊密結合當前的國內就業問題，尤其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必須以對外投資為依托，在國內就業市場的基礎上去開辟一個更為廣闊的國際就業市場，把握國際國內兩個就業市場，為農民工出國就業、創業提供服務，將國內的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引向國際就業市場。

三、在“全球化”視野下解決國內就業問題的若干政策建議

從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我國采取的若干應對措施來看，主要側重于保就業、保增長、保穩定，如果從國內層面分析，這些措施已經取得了一定的積極效果，我國的出口行業也出現了企穩回升的勢頭，中國經濟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增長態勢。但我們有必要打開視野，從全球化的角度來進一步研究探討我國企業的“走出去”戰略和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全球就業問題，讓資本和勞動力結合起來“走出去”變得切實可行。在具體操作層面上，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一）通過海外直接投資，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走出去”創造機會

當前，我國的主權財富基金和外匯儲備資金主要都是通過國外資本市場進行投資。主權財富基金操作的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司對美國黑石基金的投資，但投資的效果并沒有我們設想的明顯，投資的風險卻又大大超過我們的想象；我國龐大的政府外匯儲備主要投資美國國債，雖然能避免較高的投資風險，但這種投資的收益率又比較低。在西方國家資本市場遭受金融危機重創的背景下，我們應該更加注重對發展中國家的農業、輕工業、礦產資源開采、服務業等方面的直接投資，這種海外直接投資不僅能夠開辟外匯儲備對外投資的新渠道，更重要的是能夠將我國國內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引向國際就業市場。

在以上的海外直接投資中人力資源管理論文，必將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很大的國際壓力。堅持商業化、市場化運作，將有利于降低我國海外投資面臨的種種國際政治阻力。例如，我國很多省份都有一整套完整的農墾系統，都是由政府部門具體管理，可以考慮將這些機構逐步改制為大型的農業公司或農業投資公司，通過股份制改造來優化資本結構并同時改善公司治理結構，然后重點考慮對海外地區進行農業投資，與非洲、拉美等發展中國家開展農業技術合作，承租大片的可耕種土地，再招聘國內的農民工去發展規模農業，進而帶動我國農民工出國打工、種地、定居、創業。這種投資以市場化為導向，以股東財富最大化為目標，獨立經營、自負盈虧，可以很好地解決深層次的經濟體制問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國際政治阻力，順利實現對外直接投資，幫助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實現海外就業。而且，這種對農業技術項目的投資，有利于吸引廣大農民工在海外長期扎根工作，可避免以往海外工程建設項目勞務輸出中普遍存在的用工短期化、不穩定、臨時性等問題。

（二）提供全方位服務支持，鼓勵國內企業與勞動力結合起來“走出去”

從發達國家的國際投資發展路徑來看，來自大型企業的國際投資是主體。目前我們要鼓勵我國企業走出去，同時對于大型國有控股企業而言，其資本結構的特殊性決定了其必然要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尤其是在解決我國國內就業問題方面。因而，在指導思想上，我國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控股企業對外投資戰略的目標定位之一應是為國內失去就業機會的農民工開辟一條全球性的就業道路，將資本與勞動力結合起來“走出去”進行海外投資。

目前，我國很多企業都有強烈的海外投資意愿，但在海外投資實施方面又存在種種顧慮，包括不熟悉海外的經濟法律制度、缺乏國際投資經驗、擔心海外投資中遭遇政治障礙等等論文參考文獻格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在法律法規制度、金融資本支持、外交外事服務、信息系統管理等方面為企業提供全方位多層次的服務和支持。我國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控股企業的對外投資應以企業為獨立主體，以市場化運營為基本手段，以各級政府部門的支持為背景，統籌考慮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帶動我國的商品、資本、勞動力等同步走向世界人力資源管理論文，這其中，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的全球化尤其要關注考慮，為國內出現的農民工返鄉問題提供一條新的解決方式。

（三）提供培訓、外交協調、護照辦理等系列服務，切實幫助農民工“走出去”

由于經濟水平和教育水平的局限，國內農村剩余勞動力對國際經濟政治知識缺乏了解，在出國發展的過程中必然會面臨許多現實困難。國內各級政府部門應積極做好信息支持、技術、語言培訓等方面的保障工作，為中國勞動力進入世界就業市場提供全方位服務，同時要在海外使館設立專門的部門，協助解決我國農民工在海外遇到的種種困難，幫助中國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能“出得去”，出去后能“站得穩”，并盡快在海外取得較高的預期經濟收入。

由于中國現在具有比較充沛的外匯儲備、數量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日益增強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中國人走向世界的夢想正在逐步變為現實，但這一趨勢是歐美等發達國家不愿意看到的。現在西方國家在宣傳“人權高于主權”等意識形態的同時，又同時利用簽證護照等國家行為限制中國人走向世界，這些都客觀上限制了我國農民工順利走向國際勞務市場。為此，國內外交部門應盡量協調解決農民工去非洲、拉美等國家的簽證問題，爭取更多的非洲、拉美國家給予中國“免簽證”政策或“落地簽”政策，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也應盡量配合簡化農民工的護照辦理手續和其他出國手續。

（四）提供貸款資金支持與保險保障服務，切實支持農民工“走出去”

目前一個農民工要出國就業，辦理包括體檢、培訓、簽證、機票等各項手續的費用，至少要花費1-2萬元，高的甚至可達3-5萬，這筆錢對許多農村勞務工人來說，無疑是非常沉重的經濟負擔。我們建議，為鼓勵更多的農民工“走出去”，自籌資金不足的出國打工農民工，可申請不超過10萬元的小額擔保貸款，并由政府財政予以全額貼息，將小額信貸作為出國務工的啟動資金，鼓勵返鄉農民工借助貸款方式“走出去”。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這項鼓勵政策具有非同尋常的重要意義。同時在鼓勵更多的農民工“走出去”的同時，還必須向農民工提供必要的保險保障，結合海外勞務輸出現狀，開發在海外推廣適用的保險產品，為外出農民工提供包括意外險、醫療險等在內的綜合保險服務。保險服務的提供人力資源管理論文，建議采取“政府資助引導、商業保險運作”的方式，由政府對出國務工農民購買保險給予一定比例的財政補貼，讓農民工以更少的保費支出獲得更高程度的保障，引導農民工積極購買保險，為農民工“走出去”提供有效的“保駕護航”；同時還應鼓勵出國務工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對于出國務工期間按時繳納養老保險金的農民工，返鄉后可享受養老保險待遇，以最大程度地減少外出務工者的后顧之憂。

既然西方國家把金融危機的影響帶到了中國，那我們也應該在全球視野下考察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為減緩我國國內因為農民工返鄉問題帶來的壓力，確保我國國內的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村現代化的進程不被中斷，解決我國人口多資源少的矛盾，我們必須統籌安排，從戰略角度和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高度考察國內剩余勞動力走向國際就業市場的問題，扎扎實實做好“走出去”戰略的引導工作，將國際投資戰略與“走出去”戰略結合，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走向國際市場服務，確保在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同時，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也要“走出去”，在“全球化”視野下解決國內就業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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