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投資研究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就業的影響是圍繞著對外直接投資對就業的替代效應和促進效應以及對就業規模、結構和區位分布的影響來進行的。楊建清(2004)認為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就業替論、就業補充理論、就業結構優化論、公司戰略論。目前來看，有關流出FDI對母國就業影響的經驗證據比較有限。Chen和Ku等人(2003)的研究表明，臺灣地區對所有國家流出FDI而創造的技術和管理崗位的工作超過了1993－2000年技術和管理工作數量的總和。Wu、Heng和Ho(2003)的研究認為，新加坡1996年到2000年期間流出的FDI在制造部門創造了33600個工作崗位。而EllingsenGaute和Win－fliedLikumahuwa等人(2006)的研究也得出了近似的結論，即沒有發現流出FDI對新加坡勞動市場造成負面的影響，尤其是不存在流出FDI替代母國出口的證據。戴翔(2006)通過對新加坡的研究表明，FDI對國內就業的影響是積極的，FDI型企業對不同的勞動群產生不同的影響，科技人員就業增長從FDI的發展中受益最多，其次為管理人員和體力勞動者，隨著對外直接投資的開展，公司內部的勞動分工會進行重新配置，從國內生產型向技術密集型和管理密集型方向轉變。王峰和王博(2007)運用協整方法對臺灣地區失業率上升的因素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臺商對大陸的投資活動并非是造成臺灣失業率升高的主要原因；而且長期來看，對大陸的投資改善了島內勞動力就業質量，提高了企業的競爭力。同時指出，島內失業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產業結構升級和宏觀經濟環境低迷，加強兩岸經貿合作是臺灣改善經濟環境和降低失業率的明智選擇。

國內外專門探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對本國就業水平影響的文獻較少，多數是在探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對日本經濟影響及產業空心化的研究中略有提及。隨著日本90年代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以及國內產業向國外的轉移，日本就業人數逐步減少，因而一些日本學者認為本國出現了產業空心化問題，如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豐田章一郎就對日本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而導致的產業“空心化”表示憂慮(張國成，1994)。龐德良(1998)、中村吉明(2002)把產業空心化定義為一種外部性現象，跨國企業把生產基地轉移到海外后，由于其自身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矛盾，造成國內制造業生產下降、就業減少、產業衰退，進而對本國經濟增長和發展產生不良影響。90年代以來，由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增加以及國內制造業產業的大規模轉移，惡化了日本國內的就業狀況尤其是制造業的就業狀況，有關日本產業空心化的問題便自然而然地與“中國因素”聯系在了一起。然而，國內學者就日本產業空心化問題對日本國內就業水平影響這一問題有著不同的看法。傘鋒、曾浪(2005)通過分析日本直接投資的增長與日本進出口和就國際經濟合作2009年第7期業的關系得知，“中國因素”不僅不是日本產業空洞化的禍首，反而是新一輪景氣回升的重要動力。“中國因素”加快了日本逆工業化進程，盡管使日本制造業失業人數增加，但導致日本產業空心化的真正原因是服務業過多的規制和勞動力市場缺乏彈性，使逆工業化過程中制造業釋放出的失業人員不能向服務業進行有效轉移。王曉楓、郭遠芳、袁紹鋒(2006)采用格蘭杰因果分析和誤差修正模型，基于中日數據分析了FDI、產業轉移與母國就業之間的關系。實證檢驗表明當日本對華直接投資時，轉移了其國內的制造業產業，輸出了制造業就業崗位，但是由于服務業對制造業的替代彈性大于1，使得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在總量上增加了就業機會，在結構上促進了日本國內就業結構優化。

二、日本就業變動與對華投資之間的關系——描述與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在上世紀90年代日本對中國投資快速增長的同時日本國內的就業狀況迅速惡化。如圖1所示：在1990年以前很長時間內，日本的失業率基本上在2-3％之間波動，但在1991年以后其失業率卻迅速增加。根據2003年日本統計年鑒上的資料，日本的完全失業人數在1990年僅為134萬人，1995年已增至210萬人，2000年再增至320萬人，2002年3月最多時曾達379萬人。其完全失業率在1990年僅為2.1％，1995年升至3.2％，2000年再升至4.7％，2001年7月突破5.0％大關，截至2003年初仍在5.5％的水平上居高不下(江瑞平，2003)。再從作為對外投資主體的制造業來看，1992年以前就業水平一直呈上升趨勢，但此后發生了逆轉，1993年比1992年就業人數減少了39萬人，1994年比1993年減少了34萬人，1995年再比1994年減少了40萬人。尤其是海外投資率高的產業就業減少的現象最為明顯，其中紡織和電器機械產業最為嚴重(龐德良，1998)。1991至1994年，電器機械產業的就業人數減少18萬人，服裝和紡織產業減少10萬人。除此之外，一般機械產業減少了8.1萬人，金屬制品產業減少了6.9萬人，汽車及附屬產業減少了4.6萬人。就制造業與服務業就業人數對比來看，1992至2002年間，制造業失業者增加了347萬人，服務業就業者增加了322萬人(吉田惠美里，2006；日本總務省，2003)。由此可見，日本國內就業問題的日趨惡化確是事實，大量對外投資的產業就業問題較為嚴重也是事實。然而據此認為對外投資是日本國內就業狀況惡化的根本原因，進而說明對中國投資是這種原因的核心，理由并不充分。

首先的疑問來自于下面的比較。從縱向比較來看，上世紀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日本對中國投資同樣是迅速增長，但此期間日本的國內失業率卻很低。在此我們還可以做一個橫向比較。韓國同樣是一個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對中國投資保持迅速發展態勢的東亞國家。韓國對華投資始于1992年，雖起步較晚但增長十分迅速，從1992年的1.19億美元到1997年的21.42億美元，年均增長78％。從1993年到2000年，投資項目和投資金額分別占其對外投資總量的48.2％和18.3％。尤其是2005年上半年，韓國對華直接投資較上年同期增長了54.4％，在投資規模方面超過了日本和美國。然而資料表明，韓國在同一時期內的國內就業狀況卻呈現日益改善的趨勢。在1993至2002年期間，韓國的平均失業率為3.6％，低于日本0.3個百分點，而且考慮到此前韓國失業率長期大大高于日本，這種轉變更是十分顯著。尤其是進入本世紀以來，在日本失業率一再上升的情況下，韓國失業率卻連續下降，其中2000年、2001年和2002年的失業率分別為4.1％、4.0％和3.5％。

其次的疑問在于，日本對華投資金額占其對外投資總額的比重并不高。以日本在90年代對中國投資最多和增長最快的1995年為例。這一年日本對中國的投資為44.78億美元，僅占日本對外投資總額的8.7％，占日本對亞洲投資總額的36.2％，而僅占日本對美國投資額的19.8％，也就是說，日本對中國的投資額還不到對美國投資額的1／5。如果有影響，也只能說明對華直接投資對日本就業水平的影響很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隨著近年來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增加，日本的失業率卻在降低。據日本總務省勞動力調查，2004年失業率為4.7％，2005年為4.4％，日本的正式工人數出現了1997年以來的首次增加，同時青年就業人數增加，2005年，25歲到34歲的失業人口同比下降3％。2006年5月份完全失業率為4.0％，6月份完全失業率為，完全失業者數比前年同月減少2萬人，就業人數比前年同月增加20萬人。由于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帶來的“誘發出口”效果大于“出口替代”和“逆進口”效果，反而帶來了日本國內就業機會的增加(吉田惠美里，2006)。

三、對外投資對母國就業的影響——理論分析與日本的現實

在分析對外投資對國內就業的具體影響時，我們先來分析一般條件下的情況。所謂一般條件，就是指國內經濟的平穩發展。直觀地看，對外投資就是將國內即將用于或已經用于生產的資金或生產資料裝移到國外，我們將這些資金或生產資料統稱為資產。不難理解，如果這些資產在國內進行生產，勢必要在國內招募工人因而增加國內的就業，然而對外投資減少了這部分就業，這是對外投資影響就業的第一個方面。同時，這些資產的轉出就意味著已經存在的或即將存在的生產活動的轉出，則本來或潛在以這種生產為原料供給對象或產品銷售對象的生產者將會受到影響，進而影響它們的就業，這是對外投資影響就業的第二個方面。很明顯，以上兩者都是負面的影響。對外投資對國內就業還有一個正面的影響，即通過向國內購買原材料或中間產品增加本國的就業，這就是一些學者談到的擴大出口效應。不過問題是，如果這些生產者仍在國內，它將向國內購買更多的原材料和中間產品。即使考慮到對外投資使生產規模增加因而需要更多的原材料或中間產品，此時向國內的購買量也不會大于在國內時向國內的購買量。可見，擴大出口的效應是微不足道的，至少難以大于上述第二方面的負面影響。因此，總的來看，在經濟平穩發展的條件下，對外投資應該減少國內的就業。在此，我們特別強調經濟平穩發展的條件，因為如果不具備這個條件，上面的結論將不再成立。非經濟平穩發展的極端情況亦即經濟過熱和經濟低迷。在經濟過熱時，對外投資減少的就業會立即被吸收；在經濟低迷時，對外投資根本就不減少就業。也就是說，在這兩種情況下，對外投資不會對國內就業產生負面影響(在此意義上甚至應該理解為增加了就業)。

作者認為，基于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的背景，日本當時的經濟現實就屬于經濟低迷。從國內大環境來看，由泡沫破滅導致的不良債權問題日益突出，銀行惜貸現象嚴重，以致企業破產增加，就業環境惡化；就業環境的惡化，進一步加重了日本國民的不安心理，導致消費需求下降，企業生產國際經濟合作2009年第7期萎縮，雇傭人員進一步減少。可以想象，面對國內的經濟蕭條和需求不足，那些對外投資的企業即使待在國內也不可能創造就業，而只能造成資源的浪費。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是，那些仍然留在日本國內的企業的開工率都十分低下，不僅不能通過擴大生產來增加就業，反而還在競相裁減員工。例如，到90年代中期，在日本中小企業聚集的東京大田地區，制造業的就業人數比泡沫破滅前的高峰期下降了40％，工廠數目下降了25％(國家信息中心，2004；傘鋒、曾浪，2005)。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認為日本對外投資的企業不存在對國內就業的前兩種負面影響，而其第三種正面的影響卻在整體上顯示出作用。因此，可以肯定地說，日本的對外投資沒有破壞國內就業，相應地，日本近年來對中國投資的迅速發展也沒有降低其國內的就業水平。如果一定要定性其影響，應該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業。

四、對中國的直接投資沒有惡化日本就業：一個實證的證據

對于日本對中國直接投資引起日本國內就業惡化的言論，還可以在計量研究的基礎上提供反駁的證據。我們的做法由兩個步驟組成：首先考察日本制造業就業占總就業的比重是否下降，如果沒有下降則沒有必要進行下一步的工作；其次考察日本制造業就業占總就業的比重下降與日本對中國制造業投資增長之間是否存在聯系。之所以用制造業作研究對象，是因為近年來日本對中國投資以制造業為主體。而用上述比重作主要變量，則是考慮到，如果制造業就業占總就業的比重沒有下降，即使制造業就業下降也沒有必要關注海外投資對日本就業的負面影響，只有在上述比重下降的情況下，我們才有必要研究日本對中國投資是否影響了日本的就業。

首先來看日本制造業就業占總就業比重的變化。從圖2來看，在1979-2004年的很長的一個時間內，日本制造業就業占總就業的比重始終處于一個下降的狀態，這符合了上面所說的進行第二步工作的要求。但這里也有問題：長期持續的比重下降很難與對中國投資建立密切的關系，而總就業與制造業就業在90年代的下降也增加了進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對于第二步的工作，我們通過檢驗下面的

回歸模型來完成。

E1=β0+β1FDI1+β2FDIt-ll+β3FDIt-2+β4FDIt-3+εt

其中，E為日本制造業就業占總就業的比重，FDI為日本對中國的制造業投資，t為時間。考慮到日本對中國投資對其國內就業的影響可能具有滯后性，我們在模型中加入了3個滯后變量。經過對E和FDI的時間序列做平穩性檢驗，發現兩個變量都具有1階單位根(由于篇幅所限，檢驗結果不再列出)，所以在模型估計中我們采用兩個變量的l階差分。下面是模型的估計結果(如表1)。

表1中的模型估計結果顯示：FDIt、FDIt-l、FDIt-3的系數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它們對日本國內的就業沒有影響；FDIt-2的系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但由于其系數為正值，不僅不能證明FDI對日本國內就業有負面作用，而且還顯示了FDI與日本國內就業存在某種正相關關系。也就是說，日本對中國的投資不僅沒有使日本國內的制造業就業甚至總就業下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對后者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五、對日本就業下降原因的進一步認識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日本近年來(主要是90年代)的就業惡化呢?首先，最主要的原因還在于其經濟蕭條和需求不足的狀況。經濟蕭條和需求不足使很多企業不得不減少生產，也就不得不產生裁減員工的要求。而且也正是日本國內經濟的狀況導致了以終身雇傭為主的原有雇傭制度的變化，使很多原來的全職工作變成了兼職工作。因此它使企業產生裁減員工的要求同時又消除了其裁減員工的障礙，故而導致了國內大量的失業。其次，在國內經濟狀況、自身發展要求、對外直接投資等因素的影響下，日本需要也正在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這種經濟結構調整的本身也會帶來一定量的結構性失業。正像一些日本經濟學家指出，日本的就業市場近年來處于一種失衡狀態，傳統產業由于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或資源轉移等原因存在大量過剩勞動力，而一些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卻存在勞動力不足。最后，由于日本國內生產成本的提高，原來日本經濟快速發展所賴以存在的外需條件已經發生了變化。

如果要說中國對日本就業有所影響的話，那么近年來中國經濟強勁發展奪走了日本的外需應是最為突出的因素。中國大量的物美價廉的產品吸引了世界的眼光，使日本國內的生產不得不減少，因而促使其就業水平下降，但這與日本對中國投資的變化無直接關系。所以，總的來看，導致日本失業增加的原因仍在其國內。對外投資是其必然的要求，產業結構調整也是其必然的要求，因此，只有解決自身經濟發展中的問題，使自身經濟重新步入一個良性發展的軌道，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本國就業狀況惡化的問題。

內容提要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對華直接投資造成母國就業狀況惡化的評論曾經甚囂塵上。本文通過理論與實證方面的分析結論表明，日本對中國的投資不僅沒有使母國的制造業就業甚至總就業下降，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對后者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總的來看，導致日本失業增加的原因仍在其國內而非對華直接投資。

關鍵詞日本對華投資就業

參考文獻

江瑞平：日本產業空心化的實態、癥結及其“中國因素”。《日本學刊》2003年第3期。

楊建清：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就業的影響。《商業時代》2004年第35期。

戴翔：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就業影響的實證分析——以新加坡為例。《世界經濟研究》2006年第4期。

王峰、王博：臺灣投資祖國大陸對島內就業的影響——基于制造業的實證分析。《世界經濟研究》2007年第11期。

龐德良：日本海外直接投資與產業空心化。《日本學刊》1998年第3期。

傘鋒、曾浪：中國因素對近年來日本產業空洞化的影響分析。《現代日本經濟》2005年第4期。

王曉楓、郭遠芳、袁紹鋒：外國直接投資、產業轉移與母國就業。《大連海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

篇(2)

關鍵詞:檢察機關;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

最近,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關于充分發揮檢察職能為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服務的意見》中,要求全國檢察機關立足檢察職能,把保障政府投資安全作為檢察機關服務中央擴大內需一系列政策措施順利實施的重中之重,加強法律監督。因此,立足檢察職能,保障政府投資安全,是擺在檢察機關面前必須回答并認真解決的課題。

一、政府投資項目的概念及種類

所謂政府投資項目,是指為了適應和推動國民經濟或區域經濟的發展,為了滿足社會的文化、生活需要,以及出于政治、國防等因素的考慮,由政府通過財政投資,發行國債或地方財政債券,利用外國政府贈款以及國家財政擔保的國內外金融組織的貸款等方式獨資或合資興建的固定資產投資項目。

按照不同的劃分標準,政府投資工程可以分為不同的種類。一是按照管理權限,可以分為中央政府投資工程和地方政府投資工程。二是按照資金來源,可以分為財政性資金投資的政府投資工程、財政擔保銀行貸款投資的政府投資工程和國際援助投資的政府投資工程。三是按照建設項目的性質,可以分為經營性的政府投資工程和非經營性的政府投資工程。經營性的政府投資工程是具有營利性質的政府投資工程。政府投資的水利、電力、鐵路等工程基本都屬于這類性質。非經營性的政府投資工程一般是非營利性的,并主要追求社會效益最大化的公益性項目。學校、醫院以及各機關的辦公樓以及一些工程都屬于此類。

二、危及政府投資安全的主要問題

目前,中央政府決定投資40000億元,廣西區黨委、政府決定,今年力爭完成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6000億元。這些政府的投資,均用于加快建設保障性民生工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醫療衛生文化教育和旅游事業發展、生態環境建設、努力提高城鄉居民收入等。在現階段,對促進我國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意義十分重大。

綜合本次政府投資特點和以往運行情況,危及政府投資安全的主要問題是:一是政府的巨大投資開始后,各地往往進入施工運行階段,與此同時,各種施工設備或者其他財物也就成了不法分子瞄準的盜竊、哄搶的目標。一些群眾甚至一些施工者為了個人目的,竟然相互勾結,明目張膽大肆盜竊或哄搶建筑工地的施工材料,將公私財物據為己有。二是本次政府投資是國際、國內經濟出現嚴重困難的情況下進行的重大決策,具有量大、超速、打破常規運作的特點,給監管工作增加了難度。目前,我國政府投資主要實行“代建制”和“政府投資公司”兩種體制。政府及其部門參與其中,容易造成內部決策、執行、監督等制約機制不健全,職能部門難以嚴格監督,往往會發生管理部門與建設單位違反程序,先施工后招標、投標以及“圍標”、“串標”等現象。有的管理人員在采購、銷售、工程建設等環節上向相關單位讓利,甚至收受賄賂;有的違反財經紀律,貪污、私分公款。三是有的管理人員失去監督,不作為、濫作為,決策嚴重失誤,造成經營和投資重大損失,這在政府投資項目管理和運行的整個過程和各個環節都有發生的可能,往往給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重大損失,這種“不裝腰包”的腐敗在一定程度上比貪污賄賂“裝腰包”的腐敗危害更大。這應引起我們的高度警覺和重視。

三、檢察機關保障政府投資安全的對策

中央、廣西區黨委作出決策,以超常規的辦法,加快項目建設,這是前所未有的項目建設宏偉目標。因此檢察機關也必須打破常規服務于“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保增長、保穩定、保民生的總目標,強化法律監督職能,深化工作機制改革,加強法律監督能力建設,努力追求執法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一)著力為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營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

檢察機關要立足本職,把維護穩定作為確保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重要任務,密切協同相關部門,加強和改進批捕工作,全力維護政治穩定、經濟平穩和治安安全。要著重從促投資、擴內需、保增長的要求出發,突出打擊嚴重擾亂社會治安、干擾破壞群眾正常生產和生活秩序的犯罪案件,確保社會安定有序。對嚴重破壞重點工程、重點項目建設盜搶公私財物的犯罪活動,要依法從快批捕、,用法律手段確保建設順利進行。堅持懲防并舉,積極落實檢察環節綜合治理措施,促進平安建設。妥善處置發生在促投資、擴內需、保增長中的告急性、群體性案件,及時化解矛盾。

(二)嚴點領域職務犯罪,保障政府投資安全

依法打擊危害安全生產和侵害企業合法權益的犯罪活動,堅決查辦安全生產事故背后的貪污賄賂、失職瀆職等職務犯罪,監督糾正執法司法機關非法插手企業經濟糾紛、違法查封、扣押、凍結和劃撥企業財產、濫收保證金、濫用強制措施等行為,切實為企業發展營造廉潔高效的政務環境;加強對民生工程、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等重大工程建設和項目資金使用以及對能源資源、生態環境的法律監督、保護。嚴肅查辦鐵路、交通、水利、電力等國家和自治區重點投資領域中的貪污賄賂、失職瀆職等職務犯罪,繼續深入開展查辦危害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瀆職犯罪專項工作,依法打擊造成重大環境污染、嚴重破壞生態環境的犯罪,加強對涉及節能減排、節水、節地、節材和資源綜合利用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法律監督;繼續深入開展查辦涉農職務犯罪工作,依法查處發生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支農惠農政策落實、扶貧開發、退耕還林、農村綜合改革等領域和環節的職務犯罪,保障中央各項支農強農惠農政策的有效實施。

(三)加強政府投資領域職務犯罪預防的力度,確保投資安全

一是會同有關單位,聯手預防職務犯罪。根據以往的工作實踐,由檢察機關、紀檢監察部門、政府部門的重大工程辦公室和建設單位或工程指揮部聯合成立職務犯罪預防工作小組,制訂預防工作計劃,進行責任分工,適時開展預防職務犯罪工作。

二是發揮協調、指導和宣傳教育的作用。要為建設單位提供職務犯罪預防對策,幫助建立相關的規章制度;要參加或組織預防職務犯罪工作協調會,協調各單位共同形成預防工作合力,搭建預防工作平臺;結合發生在工程建設環節上的違法違紀案件,開展有針對性的警示教育和廉政教育;結合該工程的特點開展法律咨詢、法治宣傳,提供法律服務。

三是發揮檢察職能,加強各工作環節的監督。主要是對以下幾個環節加強監督:(1)工程的招投標環節。看有無違規、違法招投標的情況和分發包情況,程序是否合法,在招標和分發包的過程中有無賄賂行為。(2)對建設工程信息公開制度的監督。如果建設工程中有需要拆遷的,對那些必須向拆遷對象公開的內容,核查是否已經公開。(3)對復審制度的監督。工程建設單位未能按照要求進行復審的,要督促其限時進行復審,并寫出復審報告。(4)對財務審計結果進行監督。要求審計部門將審計報告在不違反審計規定的情況下提供給預防職務犯罪工作小組。如果與審計部門內部規定相抵觸的,審計部門應當說明情況,并以書面形式告知在審計過程中有無發現違法犯罪的情況。

(四)正確處理好打擊、預防、服務的關系

1、處理好打擊與預防的關系。“打防并舉,標本兼治”是預防職務犯罪的一項基本原則。打擊是預防的前提和基礎,通過打擊才能將職務犯罪的勢頭壓下去,為預防工作開辟道路,創造條件。保持打擊職務犯罪的高壓態勢,是檢察機關預防職務犯罪的一項長期政策,由此可以運用懲罰性的功能從政治、經濟、人身和民利諸方面阻止職務犯罪的發生。預防是打擊的深化和發展。從源頭上治理職務犯罪是預防職務犯罪的根本措施,要鞏固和發展打擊職務犯罪的成果,必須綜合運用各種手段,實現整體推進。

篇(3)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5年4月20日向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05年會提交的一份題為《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中國》的主題報告顯示，截至2003年底，中國累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621億美元，但如果考慮外商投資企業的終止運營、資產折舊和撤資等因素，2003年底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存量為2600億美元，相當于當年GDP的18%左右，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至2003年底，在累計批準設立的46萬多家外商投資企業中，已終止或已停止運營的企業逾23萬家，約占累計設立外商投資企業的50％，現存注冊運營外商投資企業約23萬家。即：在已批準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中，失敗、中止、撤退的比例高達50%。這其中，由于跨國公司撤資引起的企業終止或停止運營占了一定的比重。詳細情況如表1所示。

典型行業撤資原因分析

乳業。導致國際乳業跨國公司撤離中國市場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國際乳業跨國公司過高和過于樂觀地估計了中國奶品市場的培育與發展速度，短期內即形成消費市場尚不具備充分的條件；產品多走高價位路線，與中國百姓的實際收入水平相差甚遠；中國的奶品市場發育還不成熟，市場秩序較為混亂尚未完全理順。無序的多發的價格戰、造假等，使外商無可適從；對中國的飲食文化、消費習慣、消費能力、消費選擇、消費對象、消費特點等不甚清楚，經營理念未完全迎合中國人的消費觀念和習慣；缺失奶源優勢及對奶源的控制權。大部分的國際乳業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后，多把精力和資本都投放在奶品加工、奶品市場銷售這兩個環節上，對奶源往往掌握不了主動權，缺失奶源優勢；管理成本過重，有人曾作過成本分析，認為外資的產品成本中的管理成本普遍高出中國國內企業的20-30%；公司選址和產品市場定位偏差；國際乳業跨國公司巨頭，其中大部分在剛進入中國之時，落腳點都選擇在中國的北部，而中國的北部恰恰是奶源的高度集中點和牛奶消費的冷點。

電力行業。導致電子行業撤資的原因主要有：超國民待遇的取消，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將電力生產領域對外國直接投資(FDI)大幅度開放。由于電力需求強勁，中央和地方政府為了鼓勵和吸引外資進入中國電力工業領域，對投資發電行業的外資實行“三保”政策，即保電量，保電價，保回報，承諾高達15%到20%的固定回報率。2002年中國電力體制改革確定了競價上網的基本方向，隨著優惠政策的逐步取消，外資回報率明顯下降。2004年下降到5％。

煤價上漲影響電力利潤。從2003年開始，新一輪電力緊缺所導致的發電用煤供應緊張使外資發電廠面臨更大的困境，眾多的外資和民營電廠都只能到市場上去購買高價燃煤，由于煤炭價格大幅度上揚但電價由于管制而幾乎未有變動，令外資發電企業損失慘重。

電力體制改革進程緩慢。中國電力投資領域市場準入程序復雜，審批周期較長，而正處在改革過程中的電力市場卻隨時都可能發生變化，即中國電力體制改革走向不明，以及當前電力領域的低市場化程度和對未來電力市場前景的謹慎態度，導致了外國電力資本撤離中國或止步不前。

電力投資政策變化頻繁。電力投資大，回收期長，其間可以發生很多情況。在中國的現有體制下，其經濟政策投資政策常常不能正確預判，因而造成“政策多變”。外商普遍認為中國電力投資環境依然存在一些不明朗因素。

投資方母國電力市場誘人。自2003年8月美國發生大面積停電事件以來，民眾要求政府增加電力投資的呼聲日益高漲。美國聯邦能源監管委員會提議對電力行業結構進行重組改造，要求電力公司整修電網,對輸電網升級改造。這對跨國企業的抽回資金形成了直接的影響。為了大規模參與美國電力建設新，籌集電網升級改造所需資金，出售海外非核心資產就成為許多美國電力企業的必然選擇。

典型國別撤資原因分析

韓國。韓國與中國建交于1992年，當年韓國對中國直接投資額為1.19億美元，此后逐年增加。至1997年達21.4億美元。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韓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連續三年出現下降，2000年后開始回升，2001年基本回至金融危機前的水平。1992年至2001年間，韓國對中國的總投資額為123.4億美元，占同期中國FDI總額的3.32%。

導致韓國撤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包括韓國人的性格。韓國人的性格造成了韓國企業投資輕率，只是靠一時沖動，而不是仔細研究市場前景和當地消費水平。另外，由于中國在很多方面技術水平提升很快，韓國的技術優勢越來越不明顯，失去了收益的基礎。韓國對中國的投資受投資地域限制的影響較大。投資地大多集中于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東、北京、天津等東北部地區和環渤海地區，從數量上看，投資于該地區的數額占到了韓國對華投資總件數的83.2%，占到了總投資額的66。2%，從產業分布上看，則主要集中于紡織、服飾、玩具、皮革等勞動密集型，其主要是出于對中國廉價勞動力的考慮，另外則是由于東北地區，特別是朝鮮族聚集區語言溝通便利。但對投資的經濟發展狀況及投資環境考慮較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為韓資企業的經營帶來了困難。最后就是由于經營成本的逆轉。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韓國經濟大受影響，韓國國內資本不足問題日益突出，各企業紛紛縮減對外投資。此外，金融危機后，韓國國內勞動力成本大幅降低，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下降，再者，隨著中國加入WTO，關稅下調，部分韓國商品可自由進入中國，也進一步促使部分韓國國內產品的生產成本反低于在中國制造。

日本。日本經產省直屬的日本貿易振興會200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中國的日本三資企業6—7成為盈利，2成左右收支平衡，1成多為赤字或撤退。可見，日本在華投資企業的撤退比例是偏低的。以1995年為例，日本企業從中國撤資總數為8家，居日本海外撤資排序的第9位，占其當年全部撤資比例的3.1%。詳細情況見表2。

盡管日本對華投資撤退的比例相對偏低，但從我國的角度分析，日本對華投資確實還存在相當的問題，這些問題對中國所造成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不亞于撤退資所造成的影響，甚至可能還更為嚴重。這些問題主要包括：

日本對中國的投資與歐美國家相比，項目平均規模偏小。盡管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中的大中型項目在不斷擴大，但是同歐美國家比起來，平均單項數額仍然偏小。根據日本財務省統計，日本對華投資項目平均規模僅相當于對世界投資平均規模的34%，而面向亞洲、北美洲、歐洲投資的平均規模分別相當于對世界平均水平的46%、152%和118%，這說明日商對中國市場尚存疑慮。另外，企業當地收益再投資比較多，來自日本本土的新項目投資增長并不明顯。除此之外，投資企業在人才、零部件采購本地化和技術轉移方面的進展落后于歐美企業。中國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的地位沒有明顯提高。按照日本財務省報告、申報額統計，2000-2004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只占同期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6.2%，其中2000年僅占2.0%，2004年才提高到12.8%，分別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列第6、第3位。從整個情況看，2004年末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資產余額為202億美元，只占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資產總額的6.0%，居對美國（1430億美元、38.5%）、荷蘭（365億美元、9.8%）和英國（268億美元、7.2%）的投資之后，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列第4位。

日本壟斷性產業的投資落后。如前所述，包括汽車、家用電器和計算機、手機等部分高新技術產業在內，凡是日本與歐美各國激烈競爭的領域，日本企業都迅速擴大了對華投資。然而，在日本高度壟斷國際市場和中國市場的領域，日本企業仍繼續實行擴大出口的戰略，在當地生產方面幾乎沒有什么進展，其典型是數碼家電產業。

投資仍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區。根據日本三菱綜合研究所2004年7月的統計：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其次是廣東、北京、大連和青島；2003年末，在華日資企業的42.8%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

外商撤資所引發的思考

客觀地分析中國區位優勢

跨國公司“兵退”中國，帶給我們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仍普遍較低，相應地，消費水平也不高。而且，就許多行業而言，雖然中國是最有潛力的市場之一，但市場的培育和發展尚需時日，短期內市場需求規模不會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國的低成本優勢正在消失。跨國公司在中國的運作成本（包括生產成本、管理費用、銷售和促銷費用、稅收等）并沒有他們想象的那么低；受以上兩個因素的影響，許多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回報率都低于預期水平，也低于在其它亞洲國家的投資回報。這也是為什么歐美跨國公司在增加對華投資的同時，采取的態度越來越謹慎的原因。

冷靜地審視引資政策

我國外商投資領域存在兩大怪現象：獨資企業比例增長的同時，合資企業逐漸減少；吸引新的外資的同時，已投項目大量流產。

目前，在國際上，外商投資的主流模式是并購，90％以上的投資采取的這種模式，但在我國目前這一比例還非常低。近兩年來，外商獨資企業的比例不斷提高，以中外合資、合作形式投資的比例逐漸降低。這反映了大量的外商新增投資與我國現存的國有企業資產并未實現最有效的結合，外資沒選擇并購而是另起爐灶，致使規模巨大的國有資產閑置。多年來，我國對潛在投資者的挖掘過程中，忽視了對存量資產的盤活問題，更沒有過多考慮新增外商投資與國有資產存量的結合問題。

另外一個怪現象是，在引資的同時，又丟掉了一些已經投資的大項目。根源在于，只重視前期招商的環節，忽視了后續服務工作的跟進，最終導致不斷增加新項目，但已投資項目沒有服務保障而流產。

對撤資的防范策略

對于跨國公司的撤資，既要冷靜分析其深層原因，又要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措施，確保我國引進外資目標的實現。

應進一步調整外資政策，保持外資流入、流出量的穩定性，使之成為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運轉的較確定性的因素。同時，調整過度集中的外資來源國結構，避免資本流入量因為某國或某一地區的經濟波動受到較大影響。

要進行必要的事前控制。由于東道國事后難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政策遏制已經蔓延的撤資行為，因此，加強對外資流動的事前控制就成為我們防止跨國公司撤資以及由此帶來突發的負面影響的重要手段。

在管理方面要做好如下工作：為外商提供更完全、更真實的投資信息，減少由于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撤資；利用中國產業多層次并存的特點，采取明確的產業優惠政策，變外資撤退為外資在中國境內的產業轉移；考慮到外資制度安排的國際競爭，中國在外資制度安排上要保持一定的國際區位比較優勢，建立和鞏固新的區位優勢，防止外資撤退。

保持吸引外資政策的連續性，繼續改善投資環境。必須始終堅持積極吸引外資的基本方針。調查表明，盡管我國已經在完善基礎設施等“硬件”環境方面取得明顯效果，但是諸如政策制定缺乏透明度、變動頻繁，政策執行不盡統一、具有隨意性，政府工作效率低、缺乏服務意識，市場監管不力、假冒偽劣商品泛濫、亂收費嚴重等等外商關于“軟”環境方面的批評依然強烈。

從現在起，我們應逐步形成一種不僅依靠優惠政策吸引外資的基本格局，在市場準入和政策軟環境方面下工夫，并通過大量工作使外資認知這一思路。只有這樣，才可能進一步穩定外資的進入與留存。否則，過份依賴優惠政策的外資，一旦優惠政策取消或減少，更易形成撤資事件。

篇(4)

關鍵字：保險投資、資本市場、外在動因

一保險投資及其發展動因

保險投資是保險公司在組織經濟補償和給付過程中，將積聚的閑散資金合理運用,使資金增值的活動。保險公司的資金來源由資本金和保費收入構成，其中可用于保險投資的基本上是資本金、準備金〔按比例從保費收入計提〕和承保盈余三部分。由于保費收支所存在的時間差和數量差，使保險公司積累了大量暫時閑置資金，為保險資金投資創造了可能；保險公司的生存發展及自身職能的履行，使保險資金投資成為必然。

(一)保險投資發展的內在動因

1．保險投資可以減少保險市場因競爭加劇，而導致保險公司主營業務利潤下降的程度。

保險公司的業務大致分為兩部分：承保、投資。從發達國家成熟保險業的情況看，承保利潤為基本持平或虧損，主要作用是吸納資金；而投資利潤決定了保險業的生存和發展。在1975~1992年間，除日本和德國以外，其余幾國平均承保利潤均為負數，保險公司主要利潤來自投資收益。如表1：

資料來源：《證券時報》1999年10月29日

2．保險投資可以加快保險資金積累，提高償付能力。

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由資本金和公積金構成。保險投資獲得的利潤，一方面可以按比例計提公積金，成為保險公積金積累的間接源泉，提高保險資金的安全性，做到保險資金的保值增值。另一方面，在保險公司認許資產和負債之差不滿足保監會要求的數額時，保險投資利潤的一定余額可以轉為擴充資本金，為保險公司償付能力壯大提供了資金準備。

3．有效的保險資金投資收益，可以降低保險費率，提高市場競爭力。

在現階段市場經濟環境下過高的費率，無疑會影響投保人的投保積極性。通過保險投資活動，可以增強保險企業的贏利能力，為降低保險費率提供物質條件。這樣既能發展壯大保險企業自身經濟實力，提高其收益，也能降低保費，提高保險企業市場競爭力。

(二)保險投資發展的外在動因——資本市場的發展與完善

資本市場的迅速發展，一方面使得各種金融工具不斷創新，政府債券、金融債券、公司債券以及股票發行的品種和數量不斷增加，使保險投資有了更多可選擇的客體；另一方面，各種類型的機構投資者在資本市場的占有率也穩步上升，保險公司、養老基金、共同基金成為資本市場的主要機構投資者，不僅了擴大的資本市場的投資規模，還降低了資本市場的非系統性風險。

二、我國保險投資現存的問題

我國保險業在改革開放以來，始終保持了平均30%以上的高速增長。截止到2003年底，全國保險業資產總額為9122.84億元，保險資金運用余額達到8739億元，但在高速增長的背后隱憂亦存。投資收益率下降是保險投資中最突出的問題。

我國保險公司投資收益率下降的表現：

第一，保險可用資金的快速增長和資金運用渠道狹窄的矛盾突出。

從國際保險市場看，保險投資采用了多種保險投資方式，具體包括：銀行存款、債券、股票、抵押貸款、保單質押貸款、不動產投資等。安全靈活多樣的投資方式使得不同的保險公司可以根據自身的特點和需要選擇投資方式，按照收益性、流動性的要求和原則對基金進行投資組合。而我國保險資金運用僅限于：銀行存款，買賣政府債券，買賣金融債，買賣中國保監會指定的中央企業債券，同業拆借和保監會同意的其他資金運用形式。雖然保險基金能進入國債市場和同業拆借市場，但受到交易品種、交易額、交易環節及市場本身發展程度的制約，難以進行現券交易，缺乏流動性，也制約了保險公司的投資運作。

第二，保險資金利用率低且主要用于銀行存款，投資結構不合理。

在發達國家，保險投資率一般位于80%以上，壽險的投資率可達到97%。以美國為例（見表2），而我國保險投資還不到50%，有限的保險資金主要限于銀行存款，資金投資運用率很低，結構單一（見表3）。

1．從表2中可以看出，1993-1997年這5年間,美國壽險公司的投資中,證券投資所占比重達70%。其中，政府債券在投資比例中呈減少趨勢，股票和公司債券的比例在逐年上升；抵押貸款比例下降，保單貸款和不動產保持穩定。1997年，資產結構比重依次為：公司債券、股票、政府債券、抵押貸款、保單貸款和不動產。

2.從表3中可以看出，我國保險資金主要用于銀行存款,保險投資所占比重不到50%。在保險投資中，國債投資的比重較大，在投資比例中呈逐年減少趨勢；證券投資基金比重較小，基本保持穩定，其他形式的投資在逐漸增加。

3．兩表對比分析可見，美國壽險公司以證券投資為主；我國保險資金運用仍以銀行存款為主，占其資金運用的一半以上。這種保險投資結構使我國保險公司投資收益與國外產生很大差距：美國、英國等西方保險公司1975—1992年的年平均投資收益率在8%—12%之間；而2002年我國保險資金平均收益率僅為2.97%，投資收益率很低。

由于資金無法充分利用，巨大的資金余額正處于低效益的空轉狀態。同時，銀行存款和購買國債的比例過大，證券投資基金的比重過小的投資結構，也不利于保險資金分散投資風險和建立有效的投資組合。

第三，保險公司資產和負債嚴重不匹配。

資產與負債的匹配一般是指投資資產與對投保人負債之間期限結構的配比關系，包括資產與負債期限不匹配、預期資金運用收益率與保單預定利率不匹配等。資產匹配的最基本要求是構造一種資產結構，保證在任何時候資產的現金流入與負債的現金流出相對應。如果這種對應不能實現，就會產生資產與負債不匹配的風險，導致保單償付發生困難或資產預期收益受到影響。

壽險資金一般具有保險期限長、安全性高等特點，因而在我國現今這部分資金比較適于投資長期儲蓄、國債、房地產等。財險資金期限相對較短，流動性要求較強，比較適于同業拆借、股票投資等流動性強、收益高的投資品種。目前，由于我國比較缺乏具有穩定回報率的中長期投資項目，致使不論資金來源如何，期限長短與否，基本都用于短期投資。這使得保險公司資產和負債期限結構不匹配，嚴重影響了保險資金的良性循環和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

第四，保險公司資金受到銀行利率影響，存在較大的系統風險。

由于我國保險投資中利率產品的比例過大，利率變化對保險投資收益影響很大。尤其是近幾年來，人民銀行連續8次調低銀行存款利率，使保險公司的資金成本高于存款利率。目前5年期存款利率僅為2.88%，而保險資金平均成本高達6.5%，保險資金大量存于銀行產生了較大的利差損。這使得我國保險業，尤其是壽險業面臨較大的利率風險。

三、充分利用外在動因，使保險投資與資本市場互動結合

保險業的發展離不開有效的保險投資，從各國保險業的投資結構來看，證券投資在保險投資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資本市場成為保險投資的重要場所，保險投資也成為聯系保險市場與資本市場的重要紐帶。

(一)我國已從宏觀層面把資本市場作為拓寬保險資金運用渠道的重要領域

保險投資的渠道狹窄，限制了保險公司的投資運作，也影響了保險投資的收益率。從各國保險監管機構對資金運用渠道的規定來看，一般對保險資金入市的限制比較寬松。從我國保險業發展的實踐看，我國也正在開始把資本市場作為拓寬資金運用渠道的重要領域。1999年10月，保監會批準保險資金間接入市。根據當前證券投資基金市場的規模，確定保險資金間接進入證券市場的規模為5%。新《保險法》將原法第104條第三款，修改為第105條第三款“保險公司的資金不得用于設立證券經營機構，不得用于設立保險公司以外的企業。”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將大力發展機構投資者，拓寬合規資金入市渠道，為拓寬保險資金運用渠道留下了空間。2004年2月頒布的《國務院關于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支持保險資金以多種方式直接投資資本市場”，表明拓寬保險資金運用渠道的方向和趨勢已非常明確。

(二)資本市場提供多種信用形式，為保險投資結構的合理配置奠定基礎

我國保險資金運用，由于投資結構不合理，形式單一，存在較大的系統性風險。而資本市場上多種投資工具的選擇，使保險投資可用空間增大。保險投資在資本市場上可選擇不同期限、不同性質、不同風險和收益的證券組合。既能滿足不同性質和期限保險資金的需要，達到資產負債匹配；又能有效地分散風險，形成一個合理的投資結構，保證投資的安全性和收益性。

（三）保險投資為資本市場的發展提供資金支持

保險業務的特性使保險公司擁有大量的長期穩定的投資基金，成為資本市場上一個重要的機構投資者。保險業通過吸收長期性的儲蓄資金，并按照資產匹配的原理直接投資與資本市場，實行集中使用，專家管理，組合投資，可以為資本市場發展提供長期穩定的資金支持。即增加了資本市場資金供給，又刺激了資本市場籌資主體的資金需求，擴大了資本市場的規模。

保險公司通過承購、包銷、購買參與一級市場的發行和做為機構投資者參與二級市場的流通，以其在風險一定的條件下通過經常性的調整投資資產組合，實現受益最大化。這不僅有利于穩定資本市場，削弱投資者操縱市場的能力，降低資本市場的系統性風險；而且有利于完善資本市場結構，促進市場主體的發育成熟和市場效率的提高，從而實現資本市場發展和保險投資收益提高的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良性循環。

總之，中國保險業要發展，不僅要發揮好保險的經濟補償和社會管理功能，還必須充分重視和發揮好保險的資金融通功能，把保險資金運用與保險業務發展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不斷拓寬保險資金運用渠道，加大保險業參與資本市場的力度。資本市場要利用保險投資的有利條件，盤活資金，產生效益。促進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從而最終達到保險業與資本市場“雙贏”的目的。

參考書目:

《新形勢下的保險資金運用：開放與投資安全》《現代保險企業管理》作者：董昭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篇(5)

房地產業是市場經濟國家或地區不可缺少的重要產業，作為資金高度密集型產業，其發展離不開強有力的金融支持。從我國房地產業發展的現狀看，資金來源單一，主要是商業銀行貸款，這使房地產業的產業風險容易過渡為銀行的金融風險。因此，房地產業要發展就必須分散其風險，從多個渠道獲得資金來源，而發展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s）是國際上比較成熟而且運行比較成功的一種房地產直接融資方式。這種房地產融資模式在美國、澳大利亞、日本、新加坡等地較為流行，尤其在美國有較長的實踐，在房地產行業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合理借鑒國外經驗發展REITs對我國房地產業的生存與發展、房地產企業與信托機構自身的機制改革、金融體制的改革、企業競爭力的增強都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本文就是要通過對我國房地產信托基金的發展研究，探索適合于我國國情的REITs發展模式。本文首先在系統地闡述REITs理論的基礎上，介紹了國外（或地區）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s）發展的成熟經驗，并將各國（或地區）的REITs進行了比較分析，得出我國發展REITs的一些啟示。在此基礎上，介紹了我國的房地產信托產品和專項資產管理計劃，重點對近幾年房地產信托領域對REITs的嘗試開發做了比較詳細的分析，并將其與標準REITs進行了比較，指出其不足之處。在完成上述工作后，本文從多個方面系統探討了我國REITs的發展策略，并對如何創造發展REITs的良好環境提出了相關建議。最后，對全文進行了總結，得出以下結論：在我國發展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s）意義重大，目前國內環境已經基本具備了發展REITs的條件，我們應該積極克服不利因素，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使REITs這種有活力的產品在我國得到很好的發展。

關鍵詞：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發展策略中國化

AbstractRealestateindustryisanessentialindustryinmarketeconomycountryorregion.Asacapitalintensiveindustry,itwillnotdevelopdurablywithoutfinancialsupport.Now,theprimaryfinanceofChinarealestateisthebankloan,whichwillcausetheriskofrealestateindustryturntofinancialriskofbankeasily.Sorealestateindustryneedsexpandingitscapitalchannelstodecreaseitsriskanddevelopbetter.REITsisadirectfinanceproductwhichhasgotgreatsucceedintheworld.REITsisverypopularinAmerica,Australia,JapanandSingapore,etcandplaysaveryimportantroleinthesecountries,especiallyinAmerica.UsinginternationalexperienceasasourceofreferencetodevelopRETIsinChinaishelpfulforrealestateindustry’sgooddevelopment,trustinstitution’sandfinancialmechanism’sreformandenterprisecompetitivestrength’sincrease.TheaimofthispaperistoexplorethedevelopmentalpatternofREITswhichissuitableforChina.ByexpoundingREIT’stheoryandintroducinginternationalREIT’sdevelopexperience,thepapercomparesdifferentcountries’sdevelopmentalpatternsandeducessomeelicitation.Then,thepaperintroducesChina’strustgoodsinrealestateindustryandSpecificAssetManangementPlans.Afterthat,thepaperanalyzestheattempttoexploitREITsinChinaindetailinordertofindshortcoming.Ontopofthat,thepaperdiscussestheREITs’sstrategyofdevelopmentinChinaroundlyandputforwardrecommendationstocreatgoodconditionsfordevelopingREITs.Finally,ThepapercomestotheconclusionthatdevelopingREITsinChinaissignificativeandtherearemanyfavorablefactorsinChina,soweshouldconqueradversefactorsandcreatgoodconditionsothatREITswillgetagooddevelopmentinChina.

Keywords:REITsStrategyofdevelopmentSinicize

目錄第一章緒論

1.1論文的研究背景

1.2論文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1.3論文的研究方法

1.4國內外研究的現狀

1.5論文的結構

1.6論文的主要特色

第二章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S)的相關理論

2.1REITS的內涵

2.2相關理論

4第三章國外（或地區）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S）的發展狀況和實例分析

3.1美國的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

3.2亞洲的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

3.3各國（地區）REITS的比較

第四章中國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S）的現狀和發展環境

4.1我國房地產信托發展的現狀

4.2我國發展REITS的必要性和具備的發展條件

4.3我國發展REITS的制約因素

第五章中國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S）的發展策略

5.1我國標準REITS的發展策略

5.2創造發展REITS的良好環境

第六章結論和展望

6.1結論

6.2本文的局限和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參考文獻

第一章緒論

1.1論文的研究背景

房地產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先導型產業，其健康發展對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國房地產業融資主要以銀行信貸為主，其它方式如上市融資、債券融資、基金融資以及信托融資等比重較小，這導致我國房地產業融資渠道單一、風險集中。2007年9月27日，央行、銀監會共同了《關于加強商業性房地產信貸管理的通知》，對商業性房地產信貸政策進行了進一步的緊縮，這更加劇了房地產企業的資金緊張問題。因此解決好房地產業的融資問題已經迫在眉捷。在解決房地產業融資問題上，各界都對REITs寄予厚望。原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吳曉靈早在2005年就指出，當前用公開發行收益憑證的方式設立REITs，是房地產業直接融資的方向和可持續發展的模式，也是解決房屋租賃市場投資來源的重要融資方式。中國房地產業界特別是一些商業物業，希望通過REITs來緩解企業資金的壓力，同時提升企業的品質和規模。2007年澳大利亞最大的投資銀行，也是全球管理REITs規模最大的投行——麥格理集團副執行董事理查德·謝帕德（RichardSheppard）在悉尼總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建議中國盡快推出REITs[1]。在我國，從2002年下半年開始，隨著“一法兩規”的實施，經歷了五次清理整頓后的信托公司獲得了重生，信托公司依照央行的121號文件，針對房地產企業迫切希望得到融資的市場需要，積極開發房地產信托投資計劃，我國的房地產信托從零開始，得到了一定的發展。然而我國的房地產信托產品還不是國外真正意義上的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s）,只能稱為準REITs。近年來，各大信托公司開始加大力度研究開發REITs產品。2007年4月10日，中國證監會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s）專題研究小組正式成立。同年上半年中信信托、聯華信托獲得了REITs試點資格。據悉，兩家公司均已上報有關REITs的設計方案，但至今仍未推出REITs產品。

1.2論文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REITs在美國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經歷了迅速發展、衰落、復蘇、穩定發-2-展的過程。隨后REITs在澳大利亞、日本、新加坡和香港等地也都得到了良好的發展。REITs的全球發展經驗表明，REITs是解決房地產融資的有效工具。研究探討REITs的中國化發展有助于發展適合中國的REITs產品。這樣，一方面可以解決我國房地產業缺乏有效融資渠道的問題，減輕銀行系統的貸款壓力；另一方面使我國日益上升的居民儲蓄量和養老基金等有了更多的投資渠道。此外，REITs還有助于建立長期投資概念，減少房地產市場的投機行為，增強市場的透明度，吸引更多人投資于房地產市場。從長期來講，建立REITs體系也可以幫助提高資本市場的流動性。鑒于發展REITs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大意義，本文將結合國外(或地區）REITs的發展經驗，以及國內學者對REITs已做的研究，在已有產品的基礎上，探討適合中國的REITs發展策略，并針對目前REITs開發過程中存在的制約因素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1.3論文的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運用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統計學和經濟法中的相關知識。運用比較研究、實例研究、靜態和動態研究相結合的方法，以及經濟學的一些基本理論和工具。通過介紹REITs的相關理論和基本特點，對世界各國（或地區）REITs的模式進行了比較分析。同時結合目前國內的房地產信托產品和專項資產管理計劃，和聯華信托、中信信托等機構對REITs產品試點開況，對我國房地產信托的發展現狀和趨勢進行了分析，在此基礎上探討我國REITs的發展策略并提出培育發展REITs良好環境的政策建議。

1.4國內外研究的現狀

REITs在國外（特別是美國）已經發展得比較成熟，各國對REITs的研究文獻也比較多，主要涉及到以下幾個方面。

1．對REITs進行總體介紹美國的Apgar和Mahlon（1986）[2]、Block和RalphL.（1998）[3]和Garrigan、RichardT.和JohnF.C.Parsons（1998）[4]等都在各自的文章和著作中對REITs作了整體的介紹。

2．對REITs的稅收政策的研究-3-Sanger等（1990）通過研究表明，美國1976年的稅法改革以及1975年和1976年間對影響REITs的其它法律所作的修改，在有效地減少其與整個證券市場相關聯的風險的同時，提高了其經營績效[5]。美國Damodaran等（1997）通過對REITs的組織結構的研究，發現那些從REITs轉變為有限公司結構的公司，是被分紅政策和資產重構的靈活性優勢所驅使，而公司從有限公司轉變為REITs時，稅收優惠通常是驅動力[6],等等。

3．對REITs的財務杠桿和分紅政策的研究Brown和DavidT.(2000)研究結果表明，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較高的財務杠桿和所貸款物業所有權的特點，是導致一些抵押型REITs的業績相當不理想和產生重大財務問題的主要原因[7]。McDonald等（2000）通過考察1995-1996年間在REITs分紅公告前和后的買賣報價價差（Bid-askspread）的信息不對稱成分后，發現分紅越高，買賣報價價差就會越小，反之，買賣報價差就會越大[8]。

4．對REITs的價值衡量的研究美國的RichardImperiale（2002）提出用三種方法來衡量房地產投資信托的價值：(1)將房地產投資信托價格與其所持有的房地產凈值進行比較。(2)比較REITs的收益率與十年期國債殖利率之間的差幅。(3)將REITs的本益比與標普500指數或羅素2000指數的本益比相比[9]。

5.對REITs投資理論的研究澳大利亞的Newell等(1996)以美國REITs相關研究為背景，對澳大利亞的LPT1的戰略投資理論進行了研究[10]。在我國，REITs尚未真正推出，但已有這方面的研究。主要研究涉及REITs的可行性分析、模式探討和相關政策分析等方面。

1．對我國發展REITs的模式進行研究王冉（2002）最早提出了我國REITs本土化策略。他認為，目前在中國比較可行的路徑是先通過成立私募房地產投資信托把商業模式建立起來，發展到一定規模再通過相關立法和稅收優惠轉化為公募信托[11]。周泯非（2003）認為，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決定了只能采用私募的方式發行受益憑證和房地產基金股份募集資金，并且在起步階段宜采用抵押型REITs的形式，以便降低投資風險，吸引1REITs在澳大利亞被稱為LPT.-4-投資者[12]。2004年4月，深圳證券交易所綜合研究所完成的《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研究》對我國發展REITs產品的可行性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三種可能的模式，即信托計劃模式、房地產上市公司模式和封閉式產業基金模式，并認為我國發展REITs最適合采用房地產上市公司模式。許南等（2006）指出我國現有的集合信托計劃可以作為借鑒，我國發展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應該采用信托型、封閉式、信托期不低于30年、收益90%分配給投資人的模式[13]。

2．對我國發展REITs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進行研究毛志榮（2004）認為大力推進我國REITs產品的開發，對完善我國證券市場的產品結構，滿足投資者的不同投資需求，解決房地產業的銀行外融資渠道，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14]。孫靖（2005）指出我國房地產業的發展離不開資金支持，國內信托業經過5次整頓已具備發展REITs的基本條件，同時我國經濟發展需要多樣化的融資渠道，REITs剛好可以滿足這一要求，因此其在國內的發展具有可行性[15]。

3．對我國發展REITs的障礙進行研究羅剛強等（2006）把我國發展REITs的障礙分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宏觀層面的障礙主要是現代企業制度的缺失、金融體制的不成熟和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中觀層面的障礙是公司組織結構不適合REITs的發展以及沒有國外REITs的稅收優惠。微觀層面的障礙就是投資主體的道德風險和專業人才的缺乏[16]。此外，還有很多文獻對REITs的各個方面進行了分析和論述，包括REITs發展的前提條件、風險因素和風險度量等等。這些文獻的共性是借鑒國外成功的REITs運作模式和經驗，結合我國自身的特點設計符合我國國情的REITs運作模式，肯定了在我國發展REITs對金融業和房地產業的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1.5論文的結構

本文結構安排上共分為六章，第一章是緒論，就論文的背景、研究目的和意義、研究方法、相關文獻綜述等內容做出系統的說明，并初步構建了論文的框架；第二章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s）的相關理論，主要是REITs有關概念的介紹和相關理論的闡述，是本文的理論基礎；第三章是國外（或地區）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s）的發展狀況和實例分析，主要對國外（或地區）發展REITs的背景和現狀、發展的模式和相關政策進行了介紹，選取有代表性的REITs產品-5-進行實例分析，并對國外（或地區）的發展模式進行了比較；第四章中國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s）的現狀和發展環境，主要介紹了我國現有的房地產信托產品和專項資產管理計劃，重點對近幾年我國嘗試開發REITs的情況進行了介紹，指出不足之處，同時對我國發展REITs的環境進行了分析；第五章中國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s）的發展策略，系統地闡述了我國發展REITs的相關策略，并對如何創造發展REITs的良好環境提出了建議；第六章結論與展望，對本文進行了總結并指出論文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處以及今后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篇(6)

[關健詞]外商直接投資外商間接投資互補性

對外投資是指資本突破國家界限在國外的投資,按照投資主體是否擁有對投資企業的實際管理權,可以把對外投資分為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與對外間接投資(FPI)。前者指投資者以控制企業經營管理權為核心,以獲取利潤為主要目的。后者主要是指購買外國公司的股票和其他有價證券的投資,以及中長期國際信貸。本文所指直接投資是指外商在華注冊登記的三資企業,而把股票投資和對外借款及其他外商投資作為外商間接投資。

學術上關于FDI的論著主要集中在解釋成因和討論影響兩個方面。早期的FDI理論主要從微觀或宏觀層面出發,重在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形成的原因。微觀層面如海默(1960)建立在不完全競爭基礎上的壟斷優勢理論,雷蒙德·維農(1966)建立在國際貿易理論基礎上的產品周期理論,巴克萊和卡遜(1976)等建立在科斯定理基礎之上的內部化理論,以及約翰·鄧寧(1977)建立在產業組織理論和國際貿易理論基礎上的折衷理論(OLI);宏觀層面如日本小島清(1978)的比較優勢理論。近期研究則主要集中在宏觀(即國家層面)上,主要討論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影響(包括正面的和負面的影響),以及提出政策建議,多為實證研究。

FPI的理論主要是證券投資理論,大都從微觀層面即從投資者層面論述如何規避風險,提高投資效益,如上世紀50年代馬柯維茨的“資產組合理論”,60年代夏普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italAssetPricingModel)”及70年代史提夫·羅斯的“資本資產套價理論(ArbitragePricingTheory)”等。近期也開始有宏觀即國家層面的論述。如有學者(于永達,2000)在分析FPI發展趨勢的基礎上提出“中國及其他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發展中國家應力主FPI的健康發育、有序流動及相關法規的嚴密健全,趨利避弊。”也有人(馬全軍1996)考查FPI對東道國的影響。

關于國際投資的文獻盡管很多,但基本上都是要么從直接投資的角度,要么從間接投資的角度去論述,而對于FDI與FPI二者關系角度去論述的則鮮有也。本文擬就FDI與FPI的互補性作一論述,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一些政策建議。

一、FDI與FPI的互補性

1.從其作用來看,FDI和FPI各有所長,具有互補性。FDI對東道國的正面作用一般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引進資金,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引進先進技術(即技術溢出效應);借鑒先進的管理經驗;提高勞動生產率,帶動產業發展(主要是通過競爭及企業間的縱向或橫向聯系來帶動;提高東道國的國際競爭力。其負面的影響是外商直接投資往往會背離東道國的產業及戰略規劃。以1997年～2002年外商在華實際直接投資數據看,外商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占到了70%左右,且呈上升趨勢,其中制造業接近70%,而且大都投資在勞動密集型和資金密集型產業。而對國家扶持的第一產業,則不到2%,對大力發展的第三產業,則僅占22%多一點,且呈下降趨勢,從投資地域來說,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其中,2001年和2002年東部六省市(注:上海、江蘇、浙江、山東、福建、廣東)外商直接投資份額為70.72%和71.36%。而西部十省市(注: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外商直接投資份額分別為3.09%和2.69%。可見外商投資也不考慮中國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還容易造成壟斷及技術依賴性等缺點。

FPI包含對外借款和證券投資,前者作用主要在于可以利用國外資金,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其優點是資金可以自由使用,有利于國家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戰略的實施。其缺點是造成一定的債務負擔,且其使用成本一般也比國內資金高,對國際收支平衡也有較大的影響。后者的發展則不僅有利于利用外資,而且有助于完善我國的證券市場和公司治理制度,促進經濟增長如Summers(2000)認為,證券市場的對外開放有助于降低資本成本、增加投資和提高產出。另一方面,作為發展中國家,證券市場若開放不當,又會增加其金融脆弱性,容易造成一國金融危機。

2.FDI和FPI二者互相促進。FDI對FPI的促進作用主要在于:FDI需要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大量配套設施,客觀上刺激東道國對FPI的需求;FDI有助于提高東道國的競爭力,促進東道國制度的不完善和與國際接軌的程度,使外商投資更加安全,有利于大量FPI的流入;跨國公司等FDI本身需要在國際貨幣市場上籌集大量的資金,這從實質上來說增加了國間接投資的流量。而FPI對FDI的拉動作用則在于:大量FPI的流入,有助于受資國籌集大量資金,改善本國的投資環境(如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等),提高吸引FDI的競爭力。

二、對利用外資的政策建議

1.政府要加深對國際投資的認識,轉變觀念。國際投資既有積極的作用,也有消極的作用,許多政府官員只看到其積極作用的一面,而忽視其消極作用的一面,認為吸引外資多多益善,盲目吸引,更有甚者把吸引外資的數量當作自己的政績來看待。政府應該從根本上轉變觀念,首先必須認識到引進外資只是我們發展的經濟的一種手段,而不是根本目的。因此,外資的引進必須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發展,有利于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有利于民族工業的發展和科學技術創新。同樣,對政府官員吸引外資的考核也應該以此為標準,重在引資質量,而不是單純地看其引資數量。

2.吸引FDI與FPI并舉,重點在吸引直接投資。FDI和FPI二者各有優點,也各有缺點,二者存在一定的互補性,因此,應該把二者結合起來使用。一方面,西部大開發戰略提高基礎設施,需要大量的資金,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也需要巨額資金,另一方面,我國外匯儲備充足,目前的負債率并不高,有較大的引資空間。因此,可吸收FPI來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

3.轉變引資措施,從稅賦減免等優惠措施向改善投資環境轉移。我國利用外資的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主要以對外資實行稅賦減免等優惠措施來吸引外資的,使外資稅賦很低。而中國內資企業所得稅率為33%,稅賦極不平等。這造成了國內企業和外資企業的不公平競爭,使本來就弱小的國內企業在競爭上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同時也剌激了假外資的盛行,這實質上和引進外資的根本目標(發展中國經濟的一種手段)是背道而馳的。一國吸引外資的因素很多,主要在于投資環境,包括基礎設施、人力資源、政策法規、經濟運行狀況和社會及政治狀況等軟硬環境。我國吸引外資的競爭力并不強,我國作為亞洲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東道國,主要是由于地緣、文化、和民族關系,即許多外商直接投資來源于華人。據統計,截至2003年底,我國實際利用港澳臺華商直接投資份額占52.7%;合同金額占全國的52.7%。從地域來看,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來源主要在亞洲,而在亞洲的投資來源中,中國港澳臺地區在大陸的投資占較大比重。而港澳臺的投資中,近一半投資在廣東和福建兩省,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這兩個省與港澳臺有較近的地緣及文化習俗等密不可分(其商喜歡在廣東投資,而臺商則更愿意在福建投資),而并非僅僅因為優惠政策。

4.由對外資優惠轉向對產業、地域優惠,并對某些行業的外資進行必要的限制,以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保護民族工業的發展。由于對外資的稅賦優惠,給予外資的超國民待遇使國內企業處于不平等的競爭地位,同時也刺激了假外資的盛行。另一方面,這本身也不合理,也不利于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民族工業的發展。因此,應把對外資的優惠轉移到對產業、對地區的優惠,給予內外資同等待遇,把引資的優惠政策同國家的產業政策和宏觀發展戰略聯系起來,真正達到利用外資增強國力,發展本國經濟的目的。同時,對有關國家安全的產業,也禁止外資的涉入,如航空、通訊、軍事等。對民族工業沖擊應適當限制,對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技術含量、或者本國已經發展得很成熟的產業要限制。

參考文獻:

[1]于永達:國際間接投資超前發展論析[J].世界經濟,2000(6),pp57

[2]馬全軍:國際間接投資:對東道國的影響[J].世界貿易,1996(7),pp31

篇(7)

【論文摘要】進入2007年以來，我國通貨膨脹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在這種情況下，投資者如何保持手上貨幣的絕對購買力成了一件大事。作者對當前我國形成通貨膨脹的原因進行了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礎上簡要地提出了相應的策略觀點。

一、對通貨膨脹的分析

1、通貨膨脹的定義及其分析

西方經濟學家對通貨膨脹的定義，大體上可分為“貨幣派”和“物價派”。“貨幣派”認為通貨膨脹是物價的普通上升，而且這種上升是由于貨幣過度供應引起的。“過度的貨幣追逐相對不足的商品和勞務”。“物價派”主張用一般物價水平或總價格水平的上升來定義通貨膨脹。凱恩斯在其著作《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指出當達到充分就業后，貨幣供給的增加而引起的有效需求的增加已沒有增加產量和就業的作用，物價便隨貨幣供給的增加作同比例的上漲。

兩派分歧的實質在于對物價上升原因的解釋。我們可以借助這樣一個“模型”來理解貨幣和物價之間的變動關系：假設市場是一個天平，貨幣是天平的左邊，物價是天平的右邊。當市場上貨幣量超出實際需要貨幣量時，大量的貨幣追逐一定的物品，物價就會上升；當市場上貨幣量一定時，由于物品供給的減少，也會使物價上升。實際上，我們可以做這樣的一種區分，前一種情況下，是貨幣的絕對過剩，這種情況引起的通貨膨脹我們稱之為絕對通貨膨脹。后一種情況下，是貨幣的相對過剩，這種情況引起的通貨膨脹我們稱之為相對通貨膨脹。

2、當前我國通貨膨脹的成因分析

結合上面的分析，我們從貨幣和物價兩個方面去探索當前我國通貨膨脹的原因。

（1）貨幣流動性泛濫。2006年以來，貨幣流動性過剩狀況越來越嚴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①內外經濟失衡。長期以來，由于種種原因以及中國人消費觀念的原因，在拉動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當中，內需一直是不足的。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一直是靠大量的基礎投資和迅猛增長的進出口貿易。在我國強制結售匯體制下，貿易順差的不斷增長意味著外匯儲備的不斷增長，并且累積下來導致了截至到今年6月底，我國外匯余額為13326億美元，同比增長41.6%。今年前6個月，累計對外貿易順差達到1125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83.1%。龐大的外匯占款迫使央行不斷地向市場投放基礎貨幣，經過貨幣乘數作用之后，市面上創造出大量的可流通的存款貨幣，從而導致貨幣供給增多，流動性過剩。②收入分配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利用1992～2003年的資金流量表，分解出我國居民、企業和政府部門的儲蓄率變化，分析結果表明，這些年間，特別是2000年以后，中國國民儲蓄率的上升主要歸因于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儲蓄率，而居民儲蓄率則是相對下降的。這意味著，推動中國儲蓄率居高不下的不是個人，而是政府和企業，尤其是政府。隨著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政府收入已經連續數年以遠高于國民經濟增長率的速度在增長。稅收增加的同時，政府的福利開支卻出現了相對下降。政府沒有在利用再分配機制去改善全社會收入分配機構方面發揮積極的正面作用，而是更多地用于投資。地方政府為追求政績，投資的沖動很大。

（2）物價水平持續上升。當前我國物價水平不斷上升，有著國際國內兩個方面的影響。①國際方面的影響。自2005年中期以來，全球大宗商品市場走出了一波快速上升的牛市。

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需求大增，導致礦產資源供給吃緊。以銅為代表，有效突破3000美元/噸的歷史高價后，更是在隨后近一年的時間內創下8825美元/噸的天價。由于戰爭、限產等原因，石油價格也持續走高，一度達到80美元/桶的高價，高盛等美國著名投行甚至預測在不久的將來，油價會突破100美元/桶的大關。氣候變化、自然災害和生物能源替代政策等使得國際糧食減產，面對沒有減少的需求，國際糧價也持續走高。種種原因造成的基礎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再通過進口成本傳遞到國內市場，引起同類產品的價格不斷攀升。②國內方面的影響。定價權缺失是導致國內糧食價格上漲的主要原因。長期以來，我國農副產品在價格上沒有主導權，一來有國家限價，二來本身進入門檻較低，秩序混亂。農副產品價格每上漲1個點，其結果是農資產品上漲幾個點。絕對來看，好像價格上漲了，農民增收了，其實是由于成本上升速度快于收入增加速度，所以反而是辛苦了一年，回頭一算，并沒有獲得相應的回報。在這種情況下，就造成兩種局面：產品生產成本是決定產品價格水平的內在因素，糧食生產成本的持續上漲成為糧食價格上升的內在動力；農民開始考慮農業生產的比較效益，不再固守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進城務工，農田拋荒比例明顯增大，從而造成糧食連年減產，導致產不足需。

總體來說，目前我國的通貨膨脹情況表現為穩定的、緩慢的上漲，即溫和的通貨膨脹。這種溫和的通貨膨脹在實際生活中，又區分為兩種表現：一是在實物資產方面，表現為貨幣的相對過剩；二是在金融資產方面，表現為絕對過剩。因而在投資策略上也要分別對待。

二、通貨膨脹對投資的直接影響及其策略

通貨膨脹對投資的直接影響又可以視為通貨膨脹帶來的投資機會。這種投資機會分布在實物資產投資和金融資產投資上。由上文的分析可知，實物資產方面主要是實物資產供給不足，金融資產方面主要是追逐金融資產的貨幣太多。可以針對這兩種情況分別采取不同的投資策略。

1、實物資產的投資策略

認清了上漲的本質在于供給不足之后，有助于我們制定明確的投資策略。

以銅為例。1992年以來，我國銅消費量激增，年均增長率15.16%。2002年消費量414.04萬噸，占世界銅消費量1495.65萬噸的27.68%（四分之一多）。已經超過美國（237.24萬噸）、日本（116.39萬噸）和德國（106.34萬噸），居世界第一位。

建國以來我國礦山共生產銅1113.94萬噸，1999～2002年礦山產量在52萬噸～59萬噸之間徘徊，加上國內每年回收30多萬噸廢銅，國內原料生產的銅的供應量約85萬噸～90萬噸/年。以2000年的消費量239.5萬噸為基數，假設從2000年到2020年間，我國銅年均消費增長率為10.0%，2010年的屆時需求量約410萬噸，2020年約665萬噸，20年間累計需求量為8710萬噸。2010年國內原料生產的銅，只能滿足需求的20.49%，2020年為13.53%，供應嚴重不足，矛盾日趨擴大。像銅等礦產資源，煤、石油等一次性能源產品，生產投資周期長，可替代性差，如果發生短缺的現象，在短期內是難以改變的。它們的價格上漲具有持續性，就算因此而導致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政府和企業也只能接受而不可能違反市場經濟規律，采取強硬措施。因而對于此類的實物資產投資，可以買入并長期持有至市場基本面發生改變為止。而像大米、豬肉等糧食，玉米、棉花等農產品，增加供給是一件不算很難的事情，因而，假如要對它們進行投資，只能是看準時機，快進快出，獲得市場波動的價格差。

2、金融資產的投資策略

在當前的通貨膨脹下，由于我國的低利率政策，實際上大家手頭上的貨幣是不斷貶值的。因而，不管是對于普通老百姓，還是高收入家庭，保值增值成為了大家的一致共識。

從資金層面實現保值升值的途徑無非是儲蓄、住房、證券、保險、外匯。目前儲蓄率持續低于CPI指數，人民幣一直處于升值的預期當中，因而儲蓄、外匯基本上不會成為大家的投資選擇，無法滿足人們的需求；保險只是備萬一之需，解決意外情況。在這種情況下，資金大量涌入住房和證券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特別是在住房受到了政策打壓而且高企的房價超出了老百姓承受范圍的情況下，面對火爆的股市，儲蓄進行搬家便成為普通老百姓唯一的途徑，股市的“瘋狂”也就變得可以理解了。

根據行為金融學的解釋，這種預期一旦形成，這將是一個過程，不會是短暫的結束。人與人、貨幣與資產之間的博弈生生不息的進行下去，直到預期改變為止。這場博弈在當前，主要表現為房價的高企并頑強上漲，股市的火爆并不斷創出新高。在實際情況中，盡管房產價格高到超出大多數人的承受能力之上，供過于求（相對而言，大多數人買不起房，有效需求不足），股票價格遠高于其內在價值，資產證券化率達到了100％以上，市盈率偏高（高出成熟市場一倍以上），但是，更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這場博弈才剛開始，或者說是才開始不久，更精彩的在后面，后面還有充足的時間和巨大的空間。

但我們還是要明確一點，這場博弈的起點是大家的保值增值預期。如何保值增值呢？只有在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分享國民經濟的成果才行，做到這一點，惟有投資國民經濟的中流砥柱——藍籌股才能實現。因此，博弈的重點是有價值的藍籌股，而不是大多數人所喜愛但不適用的垃圾股。

地產也是一個較好的選擇，但其牽涉面較廣，又時刻會遭遇政府的大棒，作為投資對象來說，謹慎樂觀對待為宜。

三、通貨膨脹對投資的間接影響及其策略

通貨膨脹是一把雙刃劍，溫和的通貨膨脹有利于經濟的增長，但超出一定程度后的通貨膨脹會對經濟造成嚴重的破壞，因而在對待通貨膨脹的問題上，國家一直保持比較藝術的態度。既能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貨膨脹，又會采取一定的措施防止通貨膨脹的進一步惡化。當前我國的通貨膨脹就有進一步發展至惡化的趨勢，通貨膨脹對投資的間接影響就是要規避政府出臺措施治理通貨膨脹而帶來的不利于投資的因素，同時發掘伴隨之的新的投資機會。

對于實物資產領域對通貨膨脹的貢獻來說，治理起來相對簡單，說白了就是要增加供給，比如現在的加大生豬繁殖，保障豬肉供應。而金融資產方面，很多變量不易統計，而且政策還有滯后效應，因而，調控的重點自然就在金融資產構成的通貨膨脹方面。

這方面，調控的核心指導思想就是緩解和疏通流動性泛濫問題，政府已經采取加息、QDII、發行特別國債和人民幣升值等措施，但這相對于當前的狀況來講，還是遠遠不夠的。循著上述提到的核心指導思想，在接下來的時間里，結合國民經濟的發展狀況，政府有可能推出以下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1、多次調整利率水平，最終使得實際利率為正并保持一定的正值

2、利用財政政策（減稅、提高公共消費支出）改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刺激居民消費

3、加大農業直補力度，保障農民收入

4、加大大盤股（央企為主要代表）發行力度，擴大市場容量

5、放開黃金交易，增加投資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