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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經濟論文: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

[內容摘要]

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促進了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本文較為全面地考察了我國和世界上其他一些主要的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中對外貿易依存度和直接投資依存度的變化趨勢，分析了我國經濟增長中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貢獻，提出在新時期要大力發展外向經濟、提高直接投資依存度、保持對外貿易依存度的穩定增長，共同促進我國經濟的增長對策。

戰后，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國際經濟活動日益頻繁。據統計，1998年全球貨物貿易總額達55620億美元，為1950年的90倍。1998年全球國際直接投資流出流入再創新高，分別達6490億美元和6440億美元，投資存量則超過40000億美元。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對世界各國的經濟和政治關系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本文將探討改革開放以來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一、對外貿易依存度和直接投資依存度的變動趨勢

國際上一般用對外貿易依存度來測定國際貿易對一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即一國或地區在某年內進出口商品總值（EX＋IM）與當年國民生產總值（GDP）的比例。為了更準確地分析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我們又將對外貿易依存度分為出口貿易依存度和進口貿易依存度，分別是出口貿易總值和進口貿易總值與當年GDP的比值。表1列出了世界上幾個主要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近10年來對外貿易依存度的變動情況。我們可以根據貿易依存度的大小將這些國家和地區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從韓國、馬來西亞、泰國和臺灣等為代表的國家和地區，這些國家和地區最顯著的特征是國土面積較小，都在致力于本國和地區的工業化，走外向型發展戰略。近年來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平均對外貿易依存度均在50％以上，尤以馬來西亞最高，1995年對外貿易依存度高達173．2％。另一類是以阿根廷、巴西、印度和中國等為代表，這些國家和地區最顯著的特征是國土面積較大，在經濟開放的同時必須兼顧國內市場的發展，走外向型和內向型結合的發展道路。因此，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一般都不高。

我國的進出口貿易自改革開放以來迅速增長，特別是90年代初以來增長更快。1988——1998年進出口貿易平均增速為13．5％，高于同期GDP的增長率9．21％。1998年進出口貿易總額雖較上年稍有下降，但仍達3239．3億美元，居世界第十一位。另外，從90年開始，除1993年外，我國的出口貿易依存度一直高于進口貿易依存度，持續的外貿順差增加了我國的外匯儲備，推動了經濟的高速增長。

我們再來考察國際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作用。國際上一般用直接投資依存度來表示一國和地區直接投資流出流入對其經濟增長的貢獻，即ODI＋IDI／GDP。同樣地，我們用吸收外資依存度表示一國和地區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與GDP之比，用對外投資依存度表示一國和地區向外直接投資的流量與GDP之比。從圖2可以看出，我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92年以前，這一時期外商直接投資流量不大，且多以開展合作、合營企業為主，外商獨資企業很少。第二階段是1992年以后，我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量急劇增加，1998年外商直接投資達453．63億美元，是1990年的13倍，我國已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直接投資吸收國。

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吸收外資依存度在樣本國中是最高的，說明了90年代以來我國大力引進外資帶來經濟增長（見表2）。但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我國的對外投資依存度卻不高，低于馬來西亞、韓國和臺灣等國家和地區，顯示我國直接投資流出流入的不均衡狀態。這種不均衡狀態在發展中國家，尤其在經濟處于起飛階段是比較常見的現象，但我國直接投資流出流入的不均衡狀況要比印度、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嚴重的多。

二、原因探析

以上我們分析了對外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在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中的推動作用。近幾年來，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在貿易和直接投資領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我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自1994年達到頂峰的43．6％以后呈下降趨勢，1998年已降至33．8％，其中出口依存度為19.2%，進口依存度為17.6％。直接投資依存度也是自1994年達到年89％高峰后一直下降。筆者認為主要是以下原因造成了近年來對外貿易依存度和直接投資依存度的持續走低：

1、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帶來的負面影響尚未完全消化。東南亞金融危機，造成了世界經濟的一次衰退。據統計，1997年世界經濟增長了4．5%，而1998年則下降至2．5％。受金融危機影響的國家經濟更是呈現負增長。除了臺灣和新加坡外，其他國家和地區GDP下降0．5％-13.7％、各國幣值普遍下挫5—70％。這場金融危機給我國帶來的最直接影響是出口受到極大的挑戰。1998年我國出口僅比上一年增長0．53%，而1992－1997年平均增幅近20％。其中向亞洲地區的進出口分別下降了1．5％和9．9％。另外，由于遭受金融危機影響的國家和地區紛紛采取種種優惠措施吸引外資流入，如放開外資企業持股比例、開放零售和批發市場等，因此影響了我國外資的流入。1998年我國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僅比上一年增加0．46%，而1990一1996年增長速度高達53．6％。相比之下，1998年僅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就達24.7對億美元，比1997年增加9．5％。

2、我國出口商品結構有待優化。統計資料顯示，1980年我國出口商品結構中初級產品所占比重為50．3%，而1998年這一比重已經降至11．2％，工業制成品比重已占88.8%。從表面上看我國已經具備了良好的出口商品結構，但在我國出口商品中，外資企業所占的比例已從1980年的0.1％上升到1998年的48.7％。另外，出口中的加工貿易比重從1981年的4．81％上升到1997年的54．5％。這種“兩頭在外”的貿易方式給經濟帶來的推動作用要大打折扣。我國出口貿易的產品中還是以勞動密集產品為主，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特別是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價值的產品很少，沒有較高的國際競爭力。近年來由于東南亞許多國家貨幣貶值，導致這些國家出口增加。由于這些國家的出口結構與我國相似，從而擠占了我國許多產品的出口份額。

3、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步伐緩慢。向國外直接投資設廠可以繞開關稅和配額等非關稅壁壘的限制，擴大產品出口，刺激本國經濟增長。1998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達6490億美元，比1997年增加38．7%。而我國1990－1998年對外直接投資平均僅為24億美元，僅占同期平均GDP的0．41％。而韓國、馬來西亞分別為0．6％和2．0％。由于我國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影響，企業的對外投資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企業自身追求利益的驅動，而是一種政府行為，因此導致了海外企業普遍存在的產權不清、管理混亂、效益低下等問題。如果不能從根本上轉變觀念，我國的對外投資將會長期停留在低水平上。

4、據發達國家工業化的經驗，一國經濟在國際化進程中，首先是對外貿易的發展對本國經濟增長的拉動，因此外貿依存度會顯著上升。但當外貿依存度上升到一定水平以后，就會出現緩慢增長的相對穩定的態勢，同時直接投資依存度卻逐漸上升并最終超過外貿依存度。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且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很大，這就決定了不能向小國那樣實行“貿易立國”的外向型發展戰略，而是要在擴大開放的同時，兼顧國內市場的培育和發展。據表1，我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高于其他一些發展中大國，外貿依存度進一步上升的空間已經不大。另外我國吸收外資依存度在發展中國家處于領先水平，外資流入基數很大，今后再出現前幾年那樣的跳躍式增長的可能性不大，外資流入很可能是緩慢增長甚至出現小幅下降。因此發展對外直接投資，以刺激國內需求，擴大出口，帶動投資依存度和貿易依存度的提高勢在必行。

三、新時期發展貿易和直接投資的思考

我國自1997年實現“軟著陸”以來，經濟未能重新起飛，而是有滑坡趨勢。1998年GDP增長7.8%比上一年下降了一個百分點，物價持續下跌，出現了嚴重的通貨緊縮。為此，國家先后采取降息和增發國債等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啟動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然而并未起到期望的績效。1999年GDP增長7．1％，仍未能擺脫谷底。在這種新的經濟形勢下。如何刺激國內有效需求？我們認為，單純地通過擴張國內需求的辦法是不夠的，應充分結合貿易和投資的關系，全面刺激國內需求和國際需求，發揮它們對經濟的拉動作用。 首先，要充分利用國內現有的資源，走技術創新的道路。當前我國國內許多企業，特別是一些國有企業，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商品積壓、開工不足的局面，造成資源的閑置和浪費、對此，我們一方面要采取更為開放的投資政策，引導外資增加對國有企業的技術改造項目投資，另一方面要立足企業自身，充分發掘內在潛力，針對國際市場的變化，開發出適銷對路的新產品出口，增強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對于我國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要加快新產品開發以及更新換代，力爭確保原有的市場份額。對于技術密集型產品，特別是高科技產品，要加大研究和開發投入，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充分發揮技術的溢出效應，促使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

其次，某些行業和企業盡可能到國外直接投資，發展本國的跨國公司。我國國內一些行業如紡織、電子等，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初具國際比較優勢。這些行業的國內市場已趨飽和，眾多廠商為了爭奪有限的市場份額而競相降價，形成惡性競爭，導致利潤率急劇下降，不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另外，國內企業經過多年的發展，已形成了一些頗具競爭力的企業集團，如海爾、康佳等。這些企業應立足全球，到國外直接投資設廠，采取獨資或與當地廠商合資的形式，利用當地資源，實現就地生產、就地銷售。此外，通過發展海外直接投資，可以增加投資收入，保持經常項目帳戶盈余，增加我國的外匯儲備。為此，我們必須制定自己的海外投資戰略，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加強政府的宏觀管理，培育我國的跨國公司。

再次，吸引外資應注重效益和質量。我國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投向不盡合理。截止1998年，我國吸收的合同外商直接投資中投向工業的比例占59．8％，而投向農林牧漁的比例僅占1.63% ，交通運輸、倉儲、郵電通信也僅占1．63％。這種狀況反映了外商投資于我國，看中的主要是廉價的勞動力和“超國民待遇”的投資環境，因而外資的流入帶來的貿易效應較大，但并沒有帶來多大的技術和知識的溢出效應。因此，國家應采取更有力的宏觀調控措施，鼓勵對農業綜合開發項目和外向型農業投資，提高基本建設、基礎產業、資本技術密集型、高科技產品的項目比重，鼓勵對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技術改造投資，堅決制止只追求外資數量而忽視質量和效益的做法，杜絕低水平、低層次的重復引進一般外資項目，把重點放在更高層次的產業結構升級上，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投資經濟論文:中國投資基金發展的若干經濟學分析

內容摘要：中國投資基金發展已近十年，日漸成熟，但也有待于進一步成長。本文概括了中國基金業現存的四個主要問題，比較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并運用現代經濟學委托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等原理對此進行分析、總結，最后提出了面對入世中國投資基金應采取的策略。

關鍵詞：投資基金 委托 信息 入世

一、引言

從1992年第一家由中國人民銀行批準的淄博鄉鎮企業投資基金設立至今，我國投資基金已經歷了近十年的發展與探索，以1997年11月頒布的《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為界，中國投資基金進入“新基金”時代，基金的設立發行，投資運作以及外部監管逐步走向規范化，各基金的投資風格日趨多元化，多數基金表明了市場定位，成長型、平衡型及重組型等品種相繼問世，基金管理公司在外部壓力和內在激勵之下，積極擴容，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增強研發力量以提升自己的競爭地位。2001年開放式基金的發行工作也排到了證監會和基金管理公司的日程表上，《投資基金法》在經過四稿修改之后也即將提請通過，為我國投資基金的進一步大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截至2000年底，我國一共批準設立了10家基金管理公司和34只證券投資基金，托管銀行5家，累計發行基金單位562億個，基金凈值847.35 億元，約占到深滬兩市流通市值的7%。

二、中國投資基金發展存在的問題及其分析

投資基金在中國的發展進程中雖然成績喜人，但與世界發達國家的基金業發展水平有一定差距，現存的問題已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基金大發展，概觀現實的發展情況，我國投資基金矛盾最突出，最迫切需要解決的癥結為以下四個問題：

1、基金規模偏小，缺乏機構投資者。

基金的規模大小包含三個意思：一是投資基金的資產總額，二是單個基金的融資量，三是單位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基金數量。我國目前基金總資產凈值為847.35億元，而在基金業發達的美國共同基金的資產為6.8 億美元，是美國金融市場上的第一大金融中介，英國共同基金的資產規模到1998年底也達到了4191億美元。 基金資產規模的大小決定了基金在證券市場乃至整個經濟運行中的影響力，規模偏小將使基金難以發揮穩定市場的作用。根據國外研究結果顯示，機構投資者規模占股市流通股總市值比率為33%時，才能發揮良好作用，我們如果引用美國基金在機構投資者中的份額——30%～40%進行計算，我國證券投資基金的資產規模必須達到33%×30%≈10%，才能發揮其證券市場導向和穩定器的作用，所以目前7%的比率還遠未達到這個要求。

單只基金的資產規模方面，1998年以來發行的新基金規模大都為10～30億元，而美國基金的平均規模卻達24億美元。從投資組合理論來看，單個基金資產規模偏小限制了基金的投資范圍，無法進行有效的投資組合，弱化了基金分散風險的功能。從規模經濟理論來看，單只基金的平均運行成本隨著規模的增加先下降后上升，當每基金單位的邊際成本為0，即每基金單位用分攤后的最小成本獲得了最大收益時的規模才為單只基金的最佳規模。根據國外基金單位收益遠超過我國的經驗來看，中國的單個基金資產規模雖處于平均成本下降階段但還未達到邊際成本為0的那一點，應進行積極擴容。隨著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基金業的集中趨勢更為突出，美國的400多家基金管理集團管理著7000多只基金，英國2100多個單位信托基金則僅由152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 但我國一家公司平均只管理3個左右的基金，在抵御風險，降低成本和提供全方位服務和多樣化產品上都沒有很大的競爭優勢。事實上我國基金管理管理公司“一拖二、三”正處于規模收益遞增階段，增加基金管理數量所帶來的管理費收益、信息及人力資源共享等收益要大于由此帶來的人事管理、行政協調等成本，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只有當公司的規模增長率與運行成本增長率相等，即規模收益不變時，我國的基金公司才達到最佳管理規模。

英美國家基金資產規模日漸龐大還主要得益于機構投資者特別是養老基金構成其重要資金來源。1970年代中期以前，美國共同基金的主要投資者也一直是中小投資者，基金規模發展緩慢，但隨著機構投資者的進入，在1993—1999年期間，基金資產增長了近231%，其中養老基金所持有的共同基金占到基金總資產的36%。 我國的基金業一直以來都缺乏機構投資者，隨著三類企業入市以及保險公司連接類帳戶的出現才有了一點改觀，但要完全起到擴大基金市場規模的作用，力量還十分微薄。從委托理論來看，由于缺乏機構投資者，基金持有人多為中小投資者，因此對基金管理公司監督的成本內化和收益外化問題更加突出，這會加劇持有人在監督上的“搭便車”行為，從而不能有效監控基金管理公司的運作。當機構投資者比例上升時，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監督成本內部化和收益外部化，降低信息搜集成本，減少信息不對稱，改變基金持有人的信息劣勢地位，有利于基金市場的健康發展。

2、以封閉式為主的基金類型無法形成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降低基金管理公司的風險。

基金管理公司作為投資基金的人在基金的運行發展中地位至關重要，但目前我國的各家基金管理公司侵害投資者利益，沉淀基金資產的現象十分普遍，主要原因是資金全封閉的投資基金無法對管理者形成有效的約束與激勵。

在基金持有人委托基金管理公司進行資產運作的過程中，由于信息不對稱會產生風險,包括逆向選擇問題和道德風險。前者是持有人不可能在事前準確地甄別管理人的真實經營能力，有可能接受基金管理人的錯誤信號而選擇劣質管理者。后者是基金管理人的最優行為選擇與投資者利益最大化目標并不完全一致。從委托—理論來看，投資基金的這兩個現象是必然會存在的。基金管理公司比投資者擁有更多的信息，最清楚自己的素質和經營能力，為了吸引投資者的資金多賺取管理費用，管理公司將隱蔽不利信息，甚至不惜以錯誤信息誤導投資者，投資者以投資收益率來甑別管理者的經營能力只能算是事后的判別，逆向選擇出現。在確立了委托—關系之后，人的決策與使委托人福利最大化的決策之間存在某些偏差 ，這主要是由于者即基金管理公司與投資者的效用函數也各不相同，投資者的效用函數中投資收益I是唯一變量，即U投=U（I），追求投資收益最大化；基金管理者的效用函數U管=U（t,Ie），t為工作時間，Ie為預期收益，工作時間的減少和預期收益的提高都能增加管理者的效用，但預期收益提高的前提是管理者花更多的時間來努力工作，因此管理者會面臨閑暇時間與投資收益的選擇。如果選擇前者，將與投資者的目標函數發生偏離；如果想同時實現，只能是管理者將希望寄托在運氣上，采取過度投機的機會主義行為，這兩者均會導致道德風險問題。為了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必須有一套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來約束管理公司隱蔽真實信息，激勵管理者選擇投資收益的最大化，從而降低風險出現的可能性，封閉式基金卻無法做到這一點。

投資者一旦選擇了封閉式基金，如發現其不能滿足自身投資意愿，只能在二級市場上轉手基金份額，基金的資產絲毫不受影響，管理公司按資產凈值提取的管理費用也分毫不少，這樣很難約束基金管理公司在募集發行時公布真實的投資素質和潛在風險因素，吹噓隱瞞的“圈錢”行為將加劇逆向選擇問題。封閉式基金不存在因經營不力而導致基金管理費減少的問題，管理費比例一般比較固定，因此掌握資產的經理們缺乏外部贖回壓力和提高投資收益的激勵，會采取更有利于自身效用的行為，如“偷懶”，“交叉持股”等，逐步侵蝕基金持有人的本金。而在開放式基金的運作過程中，管理公司面臨基金份額隨時會減少的壓力，以上這些行為都將得到遏制，風險將大為降低。目前世界上基金業發達的國家都以開放式基金為發展主流，美國開放式基金占到了基金總額的93.9%，英國為76.6% ，這也從側面反映了封閉式基金的不足和開放式基金的優勢。

3、基金管理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不完善，獨立性差。

由于我國現行法規的條件限制，基金管理公司的發起人均為有一定資本實力的證券公司，這一方面也考慮了從業人員的專業要求和公司的資金要求，但同時導致了基金管理公司組織制度的重大缺陷。“一家控股，多家輔助”的發起形式使基金管理公司的人事安排、投資運作均受制于控股股東的意志，這種現象在經濟學中被稱為股權集中而導致的“權力放大”。

根據日本經濟學家奧村宏的研究，控股股東的權力放大會引起公司內在結構與公司基本形式相比產生較大的偏離，表現在投資基金上即基金管理公司原來代人理財的形式偏化為證券公司的資產管理機構。權力放大效應還將極大地改變公司利益相關者的原有利益格局和相互關系 。我們應注意，基金管理公司不同于一般的股份公司，還管理著非公司所有的基金資產，控股股東的出現改變了基金持有人與管理公司的利益格局，根據控制權理論，掌握控制權即獲得剩余索取權，證券公司將取代持有人的索取者地位，成為真正的基金獲利者，管理公司的運作目的不再是獲取投資收益而是通過關聯交易將利益輸送給控股股東。因此，在過去幾年中，基金管理公司屢屢出現違規的關聯交易行為，基金管理者動用基金資產為控股股東的新股承銷，配股甚至自營業務服務，以及通過高買低賣方式向其輸送利益。在部分上市公司披露的十大股東中投資基金與其管理公司的大股東并列出現的情況并不罕見。此外，證券投資基金通過頻繁的交易來增加證券公司的利潤，如1999年基金興華上半年股票交易量就達116億元，部分資金周轉率高達743%！僅支付給華夏證券的傭金就有2317.58萬元，數目十分可觀 。基金管理公司“控股型”的股權結構削弱了其獨立性，不利于基金管理公司成為真正的利益獨立體，嚴重制約了我國基金市場的健康發展。

對比國外的基金管理機構，公司型幾已日漸成熟，股東即為基金持有人，有機構也有中小投資者，“相對分散型”的持股結構更有利于基金的獨立運作，再加之獨立董事的特殊監督，構成了一個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

4、信息披露及外部監管力度不大

我國在1999年出臺的《證券投資基金信息披露指引》規定基金管理公司必須及時、準確地向投資者披露相關信息。在初期，基金管理公司基本上按要求進行較透明的披露，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各公司信息披露的時間越來越長，內容越來越空，并且存在嚴重的信息誤導。如在年報、中報和投資組合公告的截至日到公告見諸于公眾之日中間的90、60、15日工作期內，各基金會對持倉作重大變動，因此投資者看到的所謂投資組合早已成為“過去時”，獲得的信息將誤導投資者的分析判斷。對于新增、剔除股票明細的披露，各基金往往采取保留象征性余額的方法逃避披露，至于關聯交易更是不可能在會計報告書附注中得到解釋說明，由此可見，我國信息披露的及時、準確可靠在基金的實踐過程中往往都有不少問題。與此同時，證監會往往無法深入到基金的具體運作細節進行實質性監督，法規條例的不完善也讓基金有“對策”可用，因此這種信息披露已經不能對基金管理公司的不規范行為進行有效制約。

從信息經濟學角度來看，正是由于信息傳遞機制的缺陷，會造成委托—關系中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從而導致人的偷懶，內部人控制，機會主義傾向等損害委托人利益的行為。因此基金管理公司為了自身利益，逃避持有人監督，必然會延遲或破壞有效信息的傳導，加劇信息不對稱。通常委托人為減少信息不對稱帶來的損失必須收集信息，以對人進行監督，但是信息的搜尋和監督是有成本的，并且與人行為被發現的概率成正比 ，越隱蔽的行為為之付出的監督成本就越高。在基金這一組織形式中，由于專業知識和時間的缺乏，投資者發現基金管理者的道德風險行為較困難，因而監督成本較高，加之成本的完全內部化和收益的外部化，投資者搜集信息進行監督的動機幾乎為零，這時就需要建立起一個有效的信息傳導機制，以督促基金管理者主動披露信息。而我國目前信息披露存在的問題已不能使投資者及時地得到來自基金公司的有效信息，基金的效率損失現象十分嚴重。同時政府強制性監管和中介機構對信息進行審核、公證等外部監督的不力也使基金管理人主動傳遞信息失去可靠性。

三、入世后中國投資基金的發展策略

上述幾個主要問題的分析，讓我們看到了中國投資基金業亟待進一步發展的內在壓力，同時對外還面臨著中國入世后國際基金業的潛在威脅。根據WTO有關協議，一旦入世，外資可進入中國的基金管理行業，參股比例可達33%。三年后增至49%，五年后51%，國外基金業屆時將憑其豐富的管理經驗，雄厚的資本實力向國內基金業發起挑戰，加快解決中國投資基金發展中現存的主要問題，縮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提升我國投資基金的競爭實力已迫在眉睫。

1、積極擴容，加速基金持有機構化。

擴大基金規模即能達到規模經濟又能改變我國投資基金“輕量級”對抗國外基金“重量級“的局面，具體可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在條件合適的前提下，積極推進基金的設立、發行，擴大基金的總體規模；已發行基金在擴容條件具備時，可選擇擴募，以增加單個基金的資產規模；積極開展基金管理公司的增資擴股工作，同時鼓勵優勢突出的管理公司增加基金管理的數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在擴大規模的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基金品種的多元化。國外基金投資風格多樣，各種投資方法組合形成了品種齊全的投資對象，滿足各類投資者的偏好，在吸引投資者方面頗具優勢。因此我們除了繼續明確各投資基金目前的投資風格外，可引入成長價值復合型、新興成長型等新的風格，并從投資對象上發展債券基金、貨幣市場基金、對沖基金等。

此外，還要加速基金持有人的機構化，增加基金的資本來源，迅速擴展投資基金的資產規模，并能降低信息搜尋成本，增強與基金公司的談判能力。具體來看，可以將保險資金和三類企業作為突破點，尤以前者為重點。保險資金自1999年10月間接入市以來，到2000年末，已投資證券投資基金134億元，保監會批準的三家保險公司投資連接類帳戶投資證券投資基金的最高帳戶也從30%增加到100%。 今后可以逐漸放大保險公司投資基金的范圍；還應適當考慮私募基金的合法化，定向向機構募集發行基金。

2、盡快推出開放式基金，降低風險。

封閉式基金的實踐已證明了它的運行機理無法構成一套有效的約束激勵機制，因此我國應盡快推出開放式基金，以降低風險。目前國內已確立第一家開放式基金由華安基金管理公司推出，除了盡快做好各項技術、人員系統的安排與測試以外，我國推出開放式基金還應注意：(1)起始規模不宜太大。在試點初期鑒于我國證券市場的品種、規模有限，基金管理公司還未形成一套成熟、完整的開放式基金運作經驗，規模過大不利于其順利運行。(2)起始定位可考慮向機構投資者傾斜。由于國內投資者第一次接觸開放式基金，證券市場又不穩定，中小基金持有人的投資分析能力不強，投資理念不成熟，極有可能盲目認購和贖回，易引起開放式基金的劇烈波動。(3)可以考慮在試點初期設立非嚴格意義的開放式基金作為過渡，如當基金規模達到一定程度時停止發行或申購，延長贖回期，形成一種“易進難出，半開半閉“的局面，以便使投資者和管理者都有一個適應期。在推出開放式基金之后，基金管理者在收益率方面的壓力會大大提升，而同時又要面臨基金資產高度流動性的要求，因此還需采取措施分離投資基金獲取收益和規避市場風險的雙重職能，發展基金套期保值和對沖風險的手段，適時推出符合我國國情的金融衍生交易品種，如股指期貨等。

3、加快完善基金管理公司法人治理結構。

針對目前基金管理公司被大股東絕對控股的弊端，下一階段要重點進行對現存基金管理公司持股結構的改革。從華安基金管理公司的擴容工作來看，公司通過增資擴股不僅增加了資金實力，而且重新調整了股權結構，5位股東出資額差距不大，改變了“一家控股，多家輔助“的情況，也為基金管理公司投資運作的獨立性打下了良好基礎。其余各家公司也不妨可以在增資擴容時對股權結構進行調整，完成從“控股”到“相對分散”的變革，逐步脫離各大證券公司，成為利益主體。除此之外，要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基金管理公司必須要實行獨立董事制度，今年1月19日證監會已經發出通知，要求各管理公司實行此制度。獨立董事要承擔起保護基金持有人權益的特殊監督責任，必須真正完全獨立。為此，應在《投資基金法》中明確規定獨立董事制度，獨立董事在董事會中的比例應大于2/3，以確保對董事會的投票過程有充分的監控能力，任期可以連任，但不能無限期。

⒋加強信息披露和外部監管的力度。

信息披露是敦促基金管理公司向公眾提供有效信息，接受監管的最直接途徑，它在實踐中的執行情況至關重要，因此要保證基金信息披露的及時性、準確性和可靠性。嚴格要求各基金的年報、中報按照“三公”原則和相關會計制度要求進行規范處理，督促各基金管理公司修改有關信息披露的內容、格式和具體標準，聘用會計、律師等中介組織對信息的可靠性作權威認證，加強其準確程度。

此外，還有賴于外部監管力度的加強。除了盡快出臺《投資基金法》，證監會需加強在基金具體運作中的監管，如對大額交易對手進行調查和監控等，變被動的、應付突發事件的監管為經常性的、主動的監管；托管機構要改變“無為而治”的現象，采取由基金持有人或監管機構而非基金管理公司選擇托管人的方法，或則增加“基金管理人選擇托管人的限制條款”，使托管人真正成為“三權制衡”中的重要一角。同時，行業公會和社會公共基金評級機構要盡快成立，以完善基金監管體系。

5、發展中外合作投資基金。

要切實提高國內投資基金的競爭力，還需實行“請進來”的發展戰略，積極開展中外投資基金業的合作活動，使國內的基金管理公司學習到國外先進的管理制度與經驗，借鑒他們的產品設計和銷售模式以及投資理念和技巧等，全面增強管理的綜合水準。中外合作可以采取以下方式：聘請海外基金管理公司為國內公司的投資顧問；組建中外合資的基金管理公司；引入中外合資基金，即海外基金收益人的介入。

考慮到現階段的外匯政策和投資法律，且便于管理，目前我國可以組建中外合資的基金管理公司，即狹義的中外合作基金。組建模式有兩種，一是選擇現場的國內基金管理公司出讓一部分股權，另一種是重新在國內注冊一家全新的合資基金管理公司。資金的募集可以先在國內募集，等時機成熟后再向海外募集基金，為引用外資開辟新徑。募集的中外合作基金應鼓勵多投向實業項目，發展成產業投資基金和創業投資基金，并且當局應該在投資法律、產業政策和外匯管理等方面制定相關的監管政策。

投資經濟論文:十年以來外國投資在匈牙利經濟中的作用

外國投資在最近十年的匈牙利經濟中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這是所有匈牙利人，不論其贊成還是反對私有化，贊成還是反對吸引外國投資，都承認的事實。匈牙利的私有化模式是以公開出售國有資產為主的，或者說是基于市場競價的私有化模式。這種模式的確定，意味著有吸引力的匈牙利大中型國有企業的認購者必需擁有雄厚的資本作為基礎，才有可能出最大的價錢，買最好的企業。事實也是如此，在匈牙利私有化的過程中，大中型企業出售或拍賣時，國家財產局和國家財產托管公司所面對的談判對手和競買者基本是外國公司和財團。在目前匈牙利的大中型企業和商業銀行的所有者結構中，外國所有者也居于主要地位。匈牙利自1994年開始的經濟回升，國際收支平衡的改善都與外國投資者的參與有關。當然，匈牙利經濟中的矛盾，群眾中的不滿也與此有關。

一、匈牙利的利用外資政策

研究今日的匈牙利利用外資政策，離不開對其70年代到80年代利用外資政策的考察。匈牙利是東歐國家最早實行對外開放的國家，其利用外資政策可追溯到1968年開始的經濟體制改革時期。在1966年5月通過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議》中就規定： "首先應在社會主義大家庭內促進國際經濟和科技關系的發展，但也要力爭和非社會主義國家發展這種關系。"

從60年代到70年代，匈牙利積極地建立或恢復了與主要西方國家的貿易關系。與世界上130多個國家建立了貿易聯系，同74個國家簽定了科技和文化協定。在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中，匈牙利的出口額占國民收入的比例最高，它的國民收入的50%是通過國際貿易來實現的。

1972年和1974年，匈牙利先后推出了《匈牙利和外國資本聯合經營權限》和《國外經營企業法》規定，外國企業在匈牙利投資可占聯合投資企業資產的49%，所得利潤可匯回國。

70年代末，匈牙利同非社會主義國家的進出口貿易額相當于1957年的13倍。它的農產品和食品出口的1/2銷往西方國家。除蘇聯外，匈牙利最大的貿易伙伴是聯邦德國，1978年，匈牙利對聯邦德國的貿易額占其貿易總額的10.6%。再次是澳大利亞、意大利、瑞士、法國和美國。匈牙利還在東歐國家中率先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成員。

從1972年開始，匈牙利開始引進外資，但以間接利用外資，即吸收外國貸款為主。這種政策模式使投資風險主要在匈牙利方面。而匈牙利也恰恰沒有很好地利用外國貸款，改善產業結構，加強本國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加上70年代石油危機，使匈牙利的國際收支平衡受到影響。從1972年到1989年，外債從10億美元發展到210億美元。而同期匈牙利的外國直接投資只有5.7億美元。

從1988年開始，匈牙利的利用外資政策發生了變化。1988年前社會主義工人總書記、國家總理格羅斯·卡洛伊公開表示，匈牙利準備將最大的國有企業賣給外國人，這在匈牙利各界引起了強烈的反應。司法部長立即表示，這與當時的法律是沖突的，按照法律，國有企業不可以出售，更不能賣給外國人。于是，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新法律，為國有企業的出售創造條件。

1988年的6號法律，即《經濟公司法》，宣布私人可以成立公司，并允許外國人投資。1989年的8號法律，規定了所有制改變的細則。1989年的14號法律明確了對外國投資者的保護：禁止對外國投資企業實行國有化；外匯自由匯出，利潤可以返回投資者所在國；可以由外國財務公司進行財務評估，等等。1989年的憲法修正案，在法律上的所有權、國家的所有制結構、企業自主權等方面都做了新的規定，特別是宣布各種所有制結構在法律面前的平等。

1990年社會制度改變以后，匈牙利的利用外資政策進一步明確為引進外資，推動私有化的加速和完成。政府在制定私有化政策時，也注意對外國投資者的吸引和保護。1990年以后制定的一系列推動私有化的法律和政策都重視發揮外國投資者的作用，保護投資者的利益。

根據匈牙利法律，外國人在匈牙利不需許可證就可開辦合資企業或獨資企業。外資企業可以依法獲得不動產權，依法處置企業產權，可以從事生產、商業和外貿經營，執行匈牙利的質量管理規定。可獲得貸款和籌措資金。

對外商投資企業和合資企業還有稅收優惠政策。按照匈牙利政府制定的產業政策，在電子、機車、通訊、車輛及零配件、節能技術等12個領域投資的外商可享受稅收優惠待遇。對合資企業也有優惠政策：如果公司資產超過2500萬福林，外資占30%以上，公司收入的一半來自企業生產、開設飯店、旅館，公司可享受10年優惠待遇，前5年免稅60%，后5年免稅40%。如果公司注冊資本超過5000萬福林，外資占30%以上，企業一半以上的收入來源于匈牙利政府規定優先發展的部門，公司在前5年可享受100%的稅收優惠，后5年享受60%的稅收優惠。

外國投資者對匈牙利的投資環境也是滿意的。在1999年由著名的Healey &Baker國際不動產評估咨詢集團組織的，由歐洲502家最有影響的公司總裁評選的歐洲"最佳辦公地點"中，布達佩斯居第6位，在"最佳工業生產基地"中，匈牙利居第6位，在歐洲"重要經貿城市"中，排在羅馬之后，居第25位，在東歐國家中，居第二位。

二、外國投資者在匈牙利經濟中的作用

從1989年開始，外國資本進入匈牙利的速度加快了。在私有化政策出臺后，隨著私有化的高潮迭起，外資流入的數量也起伏不定。1995年為最高峰達到33.7億多美元，在東、中歐國家中，包括俄羅斯和獨聯體國家在內，匈牙利人均引入外國投資1268美元，居第一。據統計，到1998年，匈牙利共有外商投資企業26527家，其中外商獨資企業13865家。世界知名企業，如美國通用電器公司、通用汽車公司、福特公司、德國大眾公司、日本鈴木公司都加入了匈牙利的投資冒險活動。外國資本的介入，對匈牙利私有化的發展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首先，外資的參與加速了私有化的完成。

匈牙利的私有化是以出售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為主要形式的。盡管匈牙利政府推出了一系列鼓勵匈牙利人購買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的措施，諸如"賠償券"購買、私有化優惠貸款、職工參與、廠長經理買斷等形式，匈牙利國內的購買力終歸是有限的，只能購買中小企業、小商店、小旅店、小服務業和上市公司的散股。對國家財產局和國家財產托管公司推出的私有化企業，匈牙利人基本是無力問津的，即便是問了一下，也絕對無力與腰纏萬貫的外國大亨們抗衡，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外國人將匈牙利最好的企業一家家的收購了去。

從另一方面看，沒有外國資本的介入，匈牙利政府的私有化目標是難以完成的。從匈牙利大中型國有企業的出售，到國有商業銀行的出售，國家財產局和國家財產托管公司面對的談判對手和競買者幾乎都是外國公司和財團。是他們使財產出售的計劃得以順利完成。1995年和1997年是匈牙利外國投資最多的年份，而這兩個年份也是匈牙利銀行私有化的高潮，1995年外資在匈牙利銀行業資本所有者結構中所占比例上升了20.1個百分點，1997年比1996年上升了11個百分點，達到了60.3%。[1]

在1990年開始推行私有化政策時，匈牙利共有國家和地方管理的國有企業和公司1858個，在實行國有資產托管期間，由國家私有化和托管公司組建和從其它所有者處接受企業和公司438個，共計2296個。經過私有化、改組和破產清算，到1998年底，國家保留所有權的公司和企業93個，可繼續實現私有化的125個；全部私有化的1188個，繼續實行托管的2個；破產和清償和撤消724個；轉移到其它機構和所有者手中114個。[2]經過8年的私有化，國家在社會總資產中所占比例已降低到20%以下，與西歐混合經濟的所有制結構相似。可以說，外國資本的介入在其中起了關鍵作用。

其次，外資的流入使匈牙利的國際收支平衡狀況得到改善。

自80年代起，匈牙利一直處于外債的困擾之中，1989年人均1000美元的外債是當時的社會主義工人黨政府陷于困境，不得不向西方國家低頭的原因之一。1990年開始，經濟轉軌使匈牙利出現了連續4年的經濟滑坡，雖然在1994年經濟開始復蘇，但直到1997年，GDP也只相當于1989年的90.4%。經濟如此困難，拿什么去還外債？外資的流入，尤其是大量外匯現金的流入，無疑救了匈牙利政府的急。

1990年到1997年，匈牙利國家財產托管系統的私有化收入為14437.5億福林，其中現金收入11523.4億福林，占79.8%，含外匯收入9005.9億福林，占現金收入的78%。在私有化高潮的1995年，私有化收入為4810億福林，其中95%是現金，現金中87%是外匯。[3]

大量外匯現金的流入使匈牙利的外債占GDP的比例在經濟滑坡最嚴重的1990-1994年，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有所減少。1997年以后，外債減少，凈外債在GDP中的百分比比高峰時降低了26.38個百分點。外債的減少與1995、1997兩年外國投資的大量增加有直接的關系。

再次，外資的流入，刺激了匈牙利出口產業的發展，使經濟出現復蘇。

出口產業在匈牙利經濟中的地位一直是至關重要的。出口產業的發展能有效地帶動經濟增長。外資的流入也促進了匈牙利出口的增長，并帶動了經濟的復蘇。

匈牙利的外國投資主要來自德國、美國、法國、奧地利、荷蘭、比利時、意大利等國。外資的流入也促進了匈牙利與這些主要西方國家的經貿關系。1990年以后，匈牙利的外貿地理方向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從過去與經互會國家為主，轉變為與歐盟成員國為主。其中，1989-1996年間，匈牙利對德國的出口從出口總額的17%上升到33%；對奧地利的出口從6.5%上升到11%，對意大利的出口從4.7%上升到7%。出口總額從1989年的96億美元，發展到1996年的160億美元。1997年比1996年增長29.9%,1998年比1997年增長了22.1%。主要出口方向為德國、奧地利、意大利、荷蘭、美國、法國，與主要投資國基本一致。

與此同時，匈牙利的GDP在1995-1998年都有所增長，分別為1.5、1.3、4.6、5.1；工業生產也呈增長趨勢，分別為4.8、3.4、11.1、10.6。這與1992年開始的外資的大量增加有一定的聯系。

當然，外國投資者不會提供"免費的午餐"，匈牙利人為大量外資的引進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就是匈牙利的大部分生產部門和銀行系統已被外國投資者所控制。從1992年到1996年，外國投資者在匈牙利采礦業總資本中的比例從15.5%上升到49.6%，在加工工業中的比例從 23.4%上升到 51.1%，在機械工業中的比例從0.3%上升到 21.4%，在建筑業中的比例從 21.3%上升到 41.4%。

外資在匈牙利銀行業中所占的比例更大。匈牙利銀行業的私有化自1994年正式開始，自1994年至1998年，外資在匈牙利銀行業資本中所占的比例已從15.1%上升到60.4%。在布達佩斯證券交易所外國投資基金組合也是支配大盤走向的決定力量。

僅憑這些數字并不能反映事情的全貌，因為外國資本所控制的是匈牙利各行業的優質資本，而匈牙利人手中掌握的是中小企業的所有權和上市公司的散股。

經過私有化，匈牙利的住宅、商業銀行、保險業、醫藥工業、化學工業、建筑業、煙草工業、啤酒工業、食品工業、旅游度假業、印刷業、造紙業、包裝業、食品制造與零售業已完全或絕大部分是私營企業，或外商投資、合資企業。國家只保留了核工業、發電網、交通、廣播電視發射、27個農業經濟公司和國有森林的產權。

在私有化的過程中，對于經濟效益好的競爭性企業，為了獲得更多的私有化收入，也為了增加透明度，一般采用了公開競價出售的方式，而有影響的大企業、大公司、大銀行的購買者都是外國人。后來匈牙利政府為了鼓勵匈牙利人購買，推出的小投資者參股購買計劃，適用范圍也只是企業的51%以上的股份已由職業投資者購買的企業。參與者的條件是匈牙利永久居民，有10億福林的資金，或者是"賠償券"的合法持有者或法定繼承人。

對資產在10億福林以下，職工在1000人以下的中小企業，一部分實行了職工參股的私有化，對一部分經濟效益不好，不適于公開競價出售的，采用了廠長經理買斷的私有化方式。政府推出了優惠貸款、賠償券購買和分期付款等優惠條件，鼓勵匈牙利人購買。但有很多附加條件，比如，要先支付2-25%的第一期付款，才能申請國家銀行設立銀行優惠貸款。"生存貸款"是專用于匈牙利居民購買出售的國有資產和企業股份，最高年限為15年，年息7%。購買500萬福林的國有資產，可獲得2%的"生存貸款"，其余部分也可用"賠償券"支付。小商店、小旅店、小服務業的購買者基本是匈牙利居民。

因而在私有化中，匈牙利人能夠參與的實際上只有中小企業。除按照產業政策由國家保留的企業外，有競爭力的大中型企業基本是控制在外國人的生中。

一個國家的主要產業掌握在外國人手中，尤其是商業銀行基本掌握在外國人手中，長此以往將會如何，現在誰也說不清。

三、匈牙利民眾對外國投資的態度

對于大量的外國投資，匈牙利人當然會有各種各樣的看法，有贊成，有反對，有不置可否者。TAYLOR NELSON SOFRES MODUS 經濟社會市場咨詢有限公司自1992年起一直對匈牙利居民對外國投資的態度，以及與此相關的一些問題進行跟蹤抽樣調查。[4]公司在每年的3月或11月對1000個左右的匈牙利居民進行隨機抽樣調查。調查獲得有效問卷，1992年999份，1993年982份，1994年1020份，1995年1004份，1996年1002份，1997年1080份，1998年1039份。

該公司調查的結果很能反映匈牙利居民對外國投資的一般看法和思想感情。我們選取其中的幾組問題和調查結果，包括匈牙利人對外國投資者的總體看法，對在外國投資企業就業的態度等，通過它可以了解匈牙利居民在最近幾年對外國投資的態度及其變化。

是否同意外國人獲得匈牙利企業的股份？

調查顯示，持完全贊成態度的人在7年中是從多到少，由35.2%降到12.3%，在1996年只有8.4%；持反對意見的人在7年中基本是呈上升趨勢，從16.2%上升到29.9%，其中，在銀行私有化高潮的1995-1997年，反對的比例最高，達35%以上。這說明，在大量外資涌入，收購匈牙利企業，特別是收購匈牙利商業銀行的情況下，1/3以上的匈牙利人對國家的前途感到不安，對大量引進外資產生了疑慮，因而持反對態度。

匈牙利的企業允許外國人持股的最高限應當是多少？

這個問題的調查結果顯示，主張對外國資本在企業和公司資本中的份額不加限制的匈牙利人是少數，隨著外資收購匈牙利企業的增多，這個比例還在降低。主張企業和公司的50%以上的資本掌握在匈牙利人手中的超過1/3，主張將外國資本在企業和公司中的份額控制在1/4以內的超過1/3。主張不允許外國投資者持股的比例在最近幾年呈上升趨勢，在外國投資量最大的1995-1997年比例最高。但這一組數據與上一組對照，持反對態度的比例略低一些，說明有些持反對意見的人認為，只要嚴格地將外國投資的比例限制在24%以下也是勉強可以接受的。而上一組數據中，認為有條件的贊成的條件是要將外資的比例控制在49%以內，最好在24%以內。

是否愿意在外國人持股的公司中工作？

這個問題不僅反映了匈牙利人對外國投資的一般看法，而且涉及到匈牙利人在這個問題上對的自己切身利益考慮。數據顯示，50%以上的匈牙利人愿意到外國投資企業工作，理由自然是明擺著的，這些企業原來就是匈牙利的好企業，再注入外國資金，無論工作條件還是工資待遇都會比一般的匈牙利企業要好一些。但是，也有1/3以上的匈牙利人不愿意在外國人投資的企業工作。與上一組數據對照，大約有17%的匈牙利人，盡管理智上贊成有條件的允許外國人投資，也知道在這樣的企業工作的待遇可能好一些，但從個人感情上，還是不愿去這樣的企業工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愿意在外國投資企業工作的人總的是減少的趨勢，而不愿意的呈增加趨勢。

是否愿意在一個頂頭上司不是匈牙利人的崗位上工作？

這個問題進一步考察，如果是在一個外國投資企業里，頂頭上司是不是匈牙利人，對人們的選擇有什么影響。這組數據顯示，40%以上的匈牙利人不愿意在一個頂頭上司是外國人的崗位上工作。與上一組數據相對照，有些愿意在外國投資企業工作的人，如果頂頭上司是外國人就另當別論了。說明有些匈牙利人在外國投資企業工作也是有條件的，這就是頂頭上司要是匈牙利人。在最近幾年的跟蹤調查中，愿意的基本是逐年遞減，不愿意的基本呈逐年遞增趨勢。在外國投資最多的年份，不愿意的增加比例最高。這個問題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匈牙利人在外國投資問題上的民族感情。

外國投資在最近十年匈牙利經濟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重要的。從私有化的完成，到經濟的回升，外債的減少，預算平衡和國際收支平衡狀況的改善，都離不開外國投資者的作用。相當一部分人為此感到驕傲，因為匈牙利在中東歐國家中吸引了最多的外國投資，經濟較早走出了谷底，出現回升；匈牙利在最近十年中，通貨膨脹率在東歐國家中也是最低的。然而，隨著外國投資的增加，對此持保留或反對態度的人也在增加。道理也很簡單，人們對靠變賣家產換來的一切感到憂慮和擔心，前幾年有得可賣，現在快賣光了，尤其是，作為一個國家，主要的產業和商業銀行已掌握在外國人手中了，將來怎么辦？

投資經濟論文:外國直接投資稅收優惠理論及經濟效應分析

[摘要]　從改革開放至今二十多年以來，稅收優惠政策對我國外國直接投資（以下簡稱FDI）的引進立下了汗馬功勞。但隨著我國經濟形勢的改變和宏微觀市場環境的完善，相關稅收優惠政策的調整也成為了必然。文章對FDI稅收優惠政策理論依據、政策工具、成本收益的比較以及稅收優惠政策的政策影響力進行了重新審視和分析，從而期望能夠對FDI稅收優惠政策調整的相關理論分析起一個拋磚引玉的作用。

[關鍵詞]　FDI；稅收優惠政策；成本收益分析；政策影響力

一、引言

外國直接投資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了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它對投資國以及東道國以及整個世界的經濟發展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通過對103個國家的研究發現，20世紀90年代這些國家中只有4個國家沒有對FDI提供任何優惠。1991至2000年期間，世界各國共有1185項FDI政策改革，其中1121項是朝著有利于吸引FDI的方向改進。可見，世界各國對FDI的重視是日益加深的。我國自20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截至2005年6月底，全國共批準外商投資企業530153個，合同外資118271.99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59061.64億美元。2002年，中國引資總額更是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上吸收外資最多的國家。取得這樣的成果是和我國吸引FDI的大量相關優惠政策是分不開的。一般而言，吸引FDI的優惠政策包括財政優惠、金融優惠和其他優惠工具。在這三種優惠政策中，財政優惠中的稅收優惠應用最為廣泛，這也是上世紀80年代以后爆發一輪輪全球減稅浪潮的重要原因。但有些問題是值得我們思考的。首先，就是與稅收優惠政策相關的成本與收益的對比分析問題；其次，我們應該深入的分析一下稅收優惠政策在FDI的選址過程中究竟對最后的決策產生多大的影響，也就是他對決策的影響權重究竟有多大。這也正是本文分析的重點。應該說對于稅收優惠政策吸引外資的經濟效應的研究早已開始。國外的有魯特和艾哈邁德（Root&Ahmed，1978）、德弗羅和弗里曼（Devereux&Freeman，1998）、杰克。明茨和托馬斯。齊奧普洛斯（JackM.Mintz&ThomasTsiopoulos， 1992）、格羅普和科斯蒂爾（Gropp&Kostial，2000）、Blomstrom&AriKokko（2003）等等，它們從不同角度分析了稅收因素在外資投資決策中的影響力度大小及其經濟效應。從國內來看，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期間和2001年入世前后，有關FDI的國民待遇和稅收優惠問題就曾經受到學界的關注。隨著我國加入WTO以及我國宏觀經濟環境和微觀市場基礎的發展和完善，2004年我國開始了第二輪稅制改革，這其中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合并問題成為這次改革的重點，關于FDI的稅收優惠政策效應的探討再次成為了學界的焦點。

二、FDI稅收優惠政策的理論依據及工具選擇

對于產業稅收優惠政策最具有說服力的解釋是“幼稚工業說”，其基本要義與國際貿易理論中支持保護措施的幼稚工業說是完全相同的即：在一國某一產業發展的初期，由于生產規模小，技術也不十分成熟，生產的成本較高，該國在這一產業不具有比較優勢。如果能夠引入外國資本，并以此帶動技術和管理技能的引進以及隨著東道國市場競爭機制的建立與完善，那么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產量的增加，技術的成熟與進步，東道國該行業生產的平均成本將下降，從而使東道國獲得在這一產業的比較優勢。可是，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或失效的現象，完全依靠市場自身的力量是難以實現這一目標的。比如，由于市場上存在著信息不對稱，投資者可能因無法判斷企業某一投資項目是否能夠盈利而對投資于該項目望而卻步，于是出現投資不足。所以政府通過稅收優惠政策的介入以彌補市場調控的缺陷，使投資能夠反映某一項目在長期內降低成本的潛力。

在實施稅收優惠政策的過程中，許多國家采取了多種稅收優惠方式相互配合，避免了政策目標的模糊性和調節對象的單一性，其具體做法可分為兩大類：一是直接優惠方式，通常表現為免稅期和低稅率；二是間接優惠方式，通常表現為加速折舊、投資抵免和虧損結轉。直接優惠方式和間接優惠方式的運行結果是不一樣的。直接優惠方式的特點是對稅收直接免除，這不但造成稅收收入的流失，而且容易造成鉆政策空子逃避稅收。間接優惠方式的特點是對稅收的間接減免，這種形式是允許企業在合乎規定的年限內，分期繳納或延遲繳納稅款，其稅收主權沒有放棄，有利于體現公平競爭，維護市場經濟的平穩發展，保障國家稅收收入。因此，不少學者認為加速折舊、投資抵免等優惠方式要比減免稅更為有效。發達國家一般較少或很謹慎地使用直接優惠方式，主要以間接優惠為主。即使是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也逐漸由以直接減免稅為主轉向以間接優惠引導為主。

三、FDI稅收優惠政策的經濟效應分析

（一）FDI稅收優惠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

稅收優惠政策最直接的成本就在于稅收優惠直接減少了一國的稅收收入。而且在當前稅收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各個國家甚至在某個國家范圍內的不同地區會出現以爭奪FDI為目的的稅收優惠競爭，從而導致過度“慷慨”的稅收優惠，這不僅造成大量財政收入的減少，而且將在很大程度上進一步扭曲市場的資源配置機制。除此之外，針對FDI的稅收優惠政策還會誘發資本外逃、政策性尋租、轉移利潤和逃避稅等行為，這些非直接的、隱性的成本也是我們不容忽視的，甚至他們會占到優惠政策總成本的很大比重。資本外逃形成假外資，也就是國內資金為了獲取外資所擁有的稅收優惠政策，通過各種途徑在境外繞一圈之后以FDI的形式回到國內。從2000年我國的國際收支平衡表上看，我國貿易順差241億美元，FDI約為400億，但外匯儲備比1999年增加了93億，差額高達550億美元，這么大的誤差很難完全計入“誤差與遺漏”項下。所謂政策性尋租是指，因為很多的優惠政策都是有一定的裁量空間的，甚至于某些部門和地方有較大的政策決定權，這就給尋租行為留下了巨大的空間。從而在引進等量FDI的情況下，大量的腐敗官員和利益集團又從中分一杯羹，而國家利益則受到侵害。跨國企業大量的轉移利潤的行為以及關聯交易、轉讓定價等各種其他逃避稅行為，造成大量資金的流失。世界銀行中國代表處估計，1995年我國對外資實行稅收優惠而讓渡的稅收利益達到了660億人民幣。有關專家估計，外資企業利用關聯交易在我國每年避稅300億以上。應該說很多FDI之所以進行投資，其看中的往往不單純是直接的稅收優惠，而是與這些優惠政策相關的潛在的利益優惠，所以后三種成本雖然難以精確計算，但我們必須給予高度的重視。

稅收優惠政策最直接的收益即是吸引來大量的FDI，而FDI進一步對引資國產生各種積極的影響，概括起來這些影響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資本形成效應。FDI的引進，尤其是與之相伴的實物資源的流入，以及由此引致的母國相關企業的追加或輔助投資，有效緩解了我國隱性的投資不足。（2）技術進步效應。FDI的增長促進了中國工業技術的進步，其“示范”效應及其于與前向和后向企業的交易互動關系促進了先進技術、技能和管理經驗在國內的擴散。（3）結構調整效應。FDI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升級，提升了產品的出口競爭力水平，通過打破引資國產品出口的路徑依賴，推動其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4）外貿拉動效應。FDI帶來了貿易替代效應、貿易創造效應、貿易補充效應和市場擴張效應，有利于引資國接近國際市場，增加出口，優化出口結構。（5）就業拉動效應。FDI通過在國內大量創辦新企業和產業關聯效應，直接或間接地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同時，其對國內員工的職業培訓和企業員工的“干中學”效應，有效推動了引資國國內勞動力生產技術、經營管理水平、創新研發能力的提升。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FDI稅收優惠政策的成本收益大量體現為間接效應，相關的精確的數據很難取得，所以這就給本應該量化的成本收益分析造成了很大的困難。但這樣的分析同樣有它的現實意義，它讓我們更加理智、客觀地看待稅收優惠政策的作用。

（二）稅收優惠政策對FDI投資目的地選擇的影響力分析

1.影響FDI投資區位選擇的一般因素分析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itedNationConferenceonTradeandDevelopment，簡稱UNCTAD）設計了一套決定國際直接投資的區位因素。UNCTAD按照動因的不同將FDI分為了四大類，他們投資區位選擇過程中所考慮的因素是不同的。市場開發型的FDI重點考慮東道國的市場規模、市場增長率、關稅、國民待遇、運輸成本等因素；資源開發型的FDI重點考慮原材料可獲得性和成本、勞動力成本、技能等因素；戰略資產增加型的FDI重點考慮技術或戰略資產、當地的人力資源、基礎設施等因素；追求效率型的FDI重點考慮規模經濟、投入品成本、基礎設施、運輸成本、供應商及分銷商的集聚水平等因素。應該說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復雜的因素體系，稅收因素只是FDI投資決策考慮的眾多因素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而且，吸引FDI的優惠政策手段也是多種多樣的。一般而言，吸引FDI的優惠政策包括財政優惠、金融優惠和其他優惠工具。財政優惠主要包括降低公司所得稅稅率、虧損結轉下期、免稅期、投資補助、投資額納稅抵免、對國外紅利、利息派發的稅額減免、對長期投資收益優惠待遇、對合格支出的增稅減免、零關稅或低關稅、基于就業的減免、對價值增值的稅額抵免、對外國硬通貨所得的稅額抵免和稅額減免等。金融優惠主要包括補助金、補貼貸款、政府參股、優惠費率、政府保險或貸款承諾等；其他優惠包括基礎設施補貼、服務補貼、市場優先、外匯優惠待遇等。

2.FDI稅收優惠政策影響力分析

國外的相關分析可以說是由來已久了。魯特和艾哈邁德（Root&Ahmed，1978）利用41個發展中國家1966～1970年的數據進行計量，分析他們依據年度人均FDI的流入量，把這些國家分為沒有吸引力的、具有適度吸引力的和具有高度吸引力的三類國家。44個變量被選擇當做潛在重要的影響因子，以鑒別這三類國家組。在6個與政策相關的影響因子中三個與稅收水平相關，其中公司稅率被證明是鑒別三類國家組的有效影響因子。然而，稅收激勵法規和稅收寬免沒有被證實是有效的影響因子。德弗羅和弗里曼（Devereux&Freeman，1995）發現稅收對資本是選擇在國內投資還是國外投資的決策的影響并不顯著，但是稅收卻影響了FDI的區位選擇。杰克。明茨和托馬斯。齊奧普洛斯（JackM. Mintz& Thomas Tsiopoulos，1992）在對中歐和東歐的轉型經濟國家外國直接投資的優惠政策進行研究后發現，稅收優惠并不是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有效方法。通過對有關數據的分析，他們發現，大多數情況下稅收優惠在跨國公司的投資決策中并不起決定性的作用，只有兩種例外情況，那就是極端高的稅收水平以及所謂的自由資本。除此以外，不同國家間微小的利潤稅差異不可能對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決策產生重大影響。格羅普和科斯蒂爾（Gropp&Kostial，2000）的研究方法力求在減少非稅因素干擾的基礎上，分析稅收對FDI流動的影響。這一研究運用了OECD國家1988～1997年的數據，建立了FDI流動和法定稅率以及其他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方程式，進行回歸分析，考察稅率變化對FDI流動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稅率變化對FDI流動有著顯著影。Blomstrom和AriKokko（2003）指出跨國公司主要是被東道國強大的經濟基礎所吸引，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場規模和實際收入水平，其次還包括東道國的技能水平、基礎設施有利于高效專業化生產的其他資源的可用性，貿易政策、政治和宏觀經濟穩定也是重要的決定因素。在國家與國家之間基礎條件相差不多時，稅收優惠這一直接的優惠手段的作用會比較明顯，如果一個國家單純的運用稅收優惠手段而不重視其他條件的培育，那么稅收優惠對FDI的影響是很小的，至少它的吸引力不會太長久。

國內的學者在這一領域的著述也是很多。高培勇（1997）認為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以優惠促開放”的政策極大的推動了我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但他同時指出差異性的稅收優惠政策同時造成了地區發展的不均衡，有害市場公平競爭等問題，而且他認為稅收優惠只能說是吸引FDI的眾多環境因素之一。馬拴友（2001）通過實證分析得出結論，稅收優惠和稅收優惠預期與外商投資是正相關的關系，但我國驚人的經濟增長速度和匯率水平的變化也是FDI投資的重要誘因。梁琦（2003）對中國外國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進行了實證研究，在其得到的實證結果中，開放度、關聯度和優惠政策變量都具有正的估計系數，而反映市場有效需求的指標的估計系數為負。而且，地區開放度的影響大于地區產業關聯，地區產業關聯的影響又大于地區對吸引外商投資而采取的優惠政策的影響。徐思嘉，麥挺（2004）同樣認為曾經在中國引進外資中起重要作用的優惠政策已經退居次要地位，外商現在更為看重的是地區開放度和地區產業關聯程度。夏杰長。李朱（2004）分析認為作為資本和公司在國家、區域間的流動性增大的結果之一，利用稅收激勵吸引FDI的誘惑將增大；但在存在巨大政治和制度風險的環境中，跨國公司對稅收制度的穩定性和簡單性比稅收優惠賦予更高的價值。

小結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FDI稅收優惠政策的運用是有其理論及現實依據的。國內外學者對FDI稅收優惠政策的看法雖然存在一些爭議，但是在以下幾個方面還是比較一致的。首先，稅收優惠政策對FDI的地區和結構分布是有影響的，在資本流動加劇的今天，它是一個不能輕易放棄的引資手段；第二，稅收優惠政策的實施會產生一定的負面效應，在政策實施的過程中一方面要注意度的把握，并且相關優惠措施一定要明確、科學、合理，以科學的管理手段和決策程序將負面效應控制在最小；第三，單純的稅收優惠政策決不是吸引FDI的長久之計，必須注重國家市場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法規制度的完善等問題，否則的話，稅收優惠政策的實施將得不償失。

具體而言，個人認為我國針對FDI的稅收優惠政策應作出如下調整：首先，對中央各部委尤其是各地方的稅收優惠政策進行整頓，清理違法優惠，調整過度優惠，規范合理優惠，切實避免地方間和部門間的惡性稅收優惠競爭，鼓勵地方依靠各自不同地區的區位和要素稟賦來吸引外資。第二，繼續堅持適度的稅收優惠政策，但要以“總量控制、結構調整”為原則，逐步將FDI向國民待遇的方向調整。第三，細化稅收優惠政策條款和實施領域，尤其將優惠政策與國家產業政策相結合，改變過去“大優惠”的思路，使各項優惠政策落到實處。第四，加強對享受稅收優惠政策外資公司的監管力度，有效防止關聯交易行為等避稅行為的發生，減少稅收優惠政策的不必要成本。第五，采取符合WTO要求的方式，實行稅收優惠，通過建立雙邊、多邊協議創造更加靈活的優惠機制來適應宏觀經濟因素的多變性。第六，在實施各項稅收優惠政策的同時，我們更要注重加強公平效率的市場環境的培育，社會公用基礎設施的改善，行政機關工作效率的提高和社會法律制度的完善，應該說這些方面才是能否吸引到FDI的根本決定條件。

投資經濟論文: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經濟安全

[摘要]本文從我國產業安全、二元經濟結構、國有資產流失三個方面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安全構成的威脅，并就其防范對策提出建議：（1）加快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以外資企業“治”外資企業；（2）逐步取消對外資的種種優惠政策，對其實行國民待遇；（3）加強法制和政府監督。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　經濟安全　產業安全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累計吸引外資高達4000多億美元。自1993年起，我國一直是吸引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外商直接投資對促進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經濟中的重要性不斷加強，其負面影響也逐漸顯現。在某些方面，這些負面影響已經對我國的經濟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威脅。本文將從幾個方面對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的經濟安全問題展開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產業安全問題

產業安全是指一國擁有的對于涉及國家安全的產業和戰略性產業的控制力，以及這些產業在國際比較意義下的發展力。隨著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社會經濟中的重要性日益加強，特別是近幾年來“獨資化”趨勢的出現，對我國產業安全的影響日益突出。

目前，我國吸收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方式有6種，即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外商獨資企業、外商投資股份制企業、合作開發和其他。在過去，中外合資經營方式一直是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然而，隨著我國市場的日趨規范、體制顧慮的逐漸打消、以及各種限制性條款的取締，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出現了“獨資化”趨勢。自1997年起，外商獨資企業超過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成為我國主要的外資利用方式。1999年，北京引進外資注冊的企業中，有40%是獨資企業，而到了2000年，這個比例上升到了50%.在原有的中外合資企業中，外方也紛紛通過增資擴股的方式，將合資企業轉變為外方控股或獨資的公司。例如，在2000年6月，美國寶潔公司終止了與北京日化二廠的合資關系；2000年11月，上海牙膏廠宣布從合資公司聯合利華手中收回“美加凈”品牌；2001年1月，中國迅達電梯有限公司公告股權變更，中方股東退出。一個又一個的合資企業變成了外商獨資企業。

這些被外資所控制的企業往往在其技術、規模等方面都有著民族工業無法比擬的優勢，外資企業憑借這種優勢擠占我國市場，從各個方面控制著產業發展，從而深刻的影響了我國的產業安全。

1.行業控制

外資掌握了我國某些行業的經濟支配權，形成了對這些行業的壟斷。

2.技術控制

外資在取得控股后，往往取消原有企業的技術開發機構，使其依附于外資母公司研究開發機構所提供的技術，從而形成了引資國對國外技術的依賴格局，削弱了東道國的技術創新能力。在技術轉移方面，外資為了維護技術優勢，避免因技術擴散而扶持了競爭對手，對此也往往持審慎態度，轉移的技術大多并不先進，有時甚至是已被淘汰的技術，對關鍵技術或核心技術卻嚴加封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些理論和實踐工作者曾提出“以市場換技術”的引資策略，期望以讓出市場份額為代價，換取外國的先進技術。現在看來，讓出的市場份額已經相當大了，在某些特定的行業，外資企業已經處于壟斷地位，但真正換來的一流的先進技術卻鳳毛麟角。

3.品牌控制

外商在合資企業中取得控股地位后，國內企業的產品品牌往往被束之高閣，而被國外品牌所取代。外商在合資時要求中方將商標轉讓給合資企業，然后利用中方的銷售渠道推銷標有外國商標的產品，待外方商標知名度提高后，逐步減少直至停止對中方商標的使用；也有的外資企業將中方商標定位于低檔產品上，從而造成中方商標的聲譽及價值下降。例如：1994年，日本松下公司與杭州金魚電器公司合資，建立杭州松下家用電器公司，從此，在洗衣機行業，國內的“金魚”不見了，只有“松下愛妻號”；1995年，韓國三星電子公司與蘇州香雪海公司合資，建立蘇州三星電子有限公司，在這之后，香雪海品牌從此銷聲匿跡；再如天府可樂的消失，活力28、白貓、熊貓等為奧妙、碧浪所取代等。這些品牌的逐漸流失實際上是無形資產的流失，對于國家的長遠發展，對于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競爭來說，無疑是一種巨大的損失。另外，這些產品直接面對消費者，在外資趨于品牌控制的態勢下，長此以往必然會使國人產生對國外產品的認同心理。這種社會心理的“滋生”，會很容易導致在其他產業產品上對外國產品的崇拜及對民族產品的歧視，在潛移默化中導致對我國產業安全的負面影響。

二、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地理上的二元經濟結構問題

在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時，東、西部地區的經濟差距并不大，而在今天，東、西部地區之間巨大的經濟差距已成為困擾整個社會的重要問題。在其中，外商直接投資扮演了關鍵角色，它對于我國地理上的二元經濟結構的形成及深化起了重要作用。這種效用可以用瑞典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岡納。繆爾達爾的累積因果循環原理來加以解釋。

繆爾達爾根據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把一個國家分為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通常稱為地理上的二元經濟結構。他假設最初一個國家每個地區都處于靜止的落后狀態，各地區的收入水平和利潤率都相差無幾，如果其中一個或幾個地區因優越的自然條件或歷史偶發事件或國家的傾斜政策而開始出現增長，收入和利潤率差別開始拉大，那么，一個累積性的因果循環就開始了。一方面，發達地區因工資較高，年輕的、有文化、有技能的勞動者就會紛紛地從落后停滯的地區流入正在蓬勃發展的地區；資金也會競相從落后地區流入發展迅速的地區，以尋求更高的利潤率；企業和企業家也會從停滯地區遷移到繁榮地區，因為在后一地區創業和獲利機會較多。由于新興地區經濟增長快，工資和利潤水平持續上升，使得儲蓄率和投資率高，市場旺盛，這又進一步促進了繁榮地區更快的發展。先進地區更快的發展使落后地區的人才、資本不斷地向繁榮地區轉移，導致該地區收入水平進一步提高，這樣，發達地區就形成了一個良性的累積因果循環。另一方面，不發達地區年輕人和具有較高技術的人才以及資本紛紛外流，結果，落后地區收入水平、投資水平更低，形成了一個惡性的累積因果循環。由于上述兩個循環過程的共同作用，發達地區越來越發達，不發達地區越來越相對落后，經濟不平衡狀況越來越突出。這就形成了一個國家內地理上的二元經濟局面。繆爾達爾稱這種情況為“回波效應”。

中國的改革開放始于東部沿海地區，當時外資在優惠政策的吸引下大量涌入。據統計，在1993年以前，實際利用外資總額中，投向東部沿海地區的占90%以上，巨額資金投入的乘數效應，使東部經濟發展迅速，同時在“回波效應”作用下，西部的人才、資金又在該區域集中，長此下來，東部地區形成了深厚的市場經濟底蘊。雖然，現在東、西部地區的政策已經拉平，甚至向西部傾斜，但累積因果循環已經形成，東部地區在基礎設施、市場環境、人才素質、社會觀念等方面的優勢都是西部地區無法比擬的。而根據現代國際投資理論，在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上，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相關政策環境，即社會環境（經濟發展水平、基礎設施、人力資源質與量……）、市場環境（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市場化管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企業的市場化運作……）和法律環境，而非直接優惠政策。所以，外資仍然傾向于向東部投入，這又導致下一輪的累積因果循環，從而更進一步拉大了東、西部地區的經濟差距。

三、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國有資產流失問題

外商投資企業的建立和投產開業，為國家增加了財政收入。但許多外商投資企業在其創立談判、生產運營時都不同程度的伴隨國有資產流失的現象，究其原因，可以發現其中關鍵在于以下兩點：

1.談判中的不公平待遇

由于合資企業可以享受優惠政策待遇，一些陷入困境的企業希望通過合資，享受到優惠政策，以擺脫困境；一些發展前景好的企業也希望通過合資，壯大自己的力量，享受到優惠政策，獲得“體制外”的許多好處。結果，必然形成外資與內資在合資選擇中的不對等地位，大批等待合資的內資企業在相對較少的外商投資者的選擇面前處于被動地位，于是，紛紛降低合資條件，壓低資產評估數額，給予外商種種便利和便宜，吸引外商與自己合資。外商在合資談判時，往往在轉讓技術、商標和設備上漫天要價，賺取高額利潤，致使內資企業在吸引外商投資的過程中，國有資產大量流失。

2.跨國公司內部化，通過轉移價格進行利潤轉移

所謂內部化，即是指由于市場不完全，跨國公司為了其自身利益，以克服外部市場的某些失效，以及由于某些產品的特殊性質或壟斷勢力的存在，導致企業市場交易成本的增加，而通過國際直接投資，將本來應在外部市場交易的業務轉變為在公司所屬企業之間進行，并形成一個內部市場。在內部化過程中，涉及到轉移價格，它是跨國公司內部母公司與子公司、子公司與子公司之間，在進行商品和勞務交易時所使用的約定價格。跨國公司往往通過其內部轉移價格來達到獲取高額壟斷利潤，規避外匯管制，逃避稅收等目的。

目前，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在獨資或控股的情況下，其公司內部交易占了公司交易總額的相當大一部分。跨國公司往往采用高進低出的方法轉移價格，從其母公司高價進口原料和設備，而對在華子公司的產品實行低價收購，從而將利潤轉移到其母公司或其他國家子公司，以至出現有的跨國公司在華子公司賬上虧損、實際盈利，賬上利潤少、實際利潤多的情況，給我國的財政稅收造成了很大的損失。

四、總結與建議

以上，本文從三個方面淺析了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安全造成的威脅。但是，這絕不是要否定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凡事都有正反兩個方面，無可否認，外商直接投資的正效用始終是大于其負效用的。當今世界經濟的發展，已經離不開國際間的資本流動，尤其是像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外商投資對于經濟發展更是至關重要，只是我們若能認清外商直接投資的一些負面影響，從而制定相應的對策，對其有效的加以防范和引導，那么，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將大大提高。為此，筆者就我國如何防范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安全造成的影響提出幾點建議：

1.加快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以外資企業“治”外資企業

一家外資企業控制了某一市場，那是壟斷，而眾多的大跨國公司進入同一行業，就形成了競爭。跨國公司為了與同樣實力強大的其他跨國公司作競爭，就不得不加快轉移新技術、引進新產品、降低產品價格。這一點，早已被事實所證明：上海通用別克、廣州本田雅閣的上馬，迫使大眾把最新車型投入中國；諾基亞、西門子和摩托羅拉的競爭，使得中國手機市場的產品換代檔次和價格水平完全與國際市場同步。

因此，要消除外資對我國經濟安全的威脅，決不能限制外資的進入，而恰好相反，只有吸引更多的外資進入這一市場，在各個大跨國公司之間造成激烈的競爭，那么，最終受益的，就將是中國政府和中國消費者。

2.逐步取消對外資的種種優惠政策，對其實行國民待遇

國民待遇原則是指，在同等條件下，東道國給予外國投資者的待遇與其給予本國國民的待遇對等。對外資實行國民待遇，一方面，可以緩解內資在與外資競爭中所處的不利地位，扶持民族工業；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外資利用其優惠待遇在合資過程中獲取不正當好處。

目前，跨國公司已經意識到，優惠政策往往是政策不連續的表現，是市場發育不健全的表現。規模較大、技術含量較高的項目往往更注重“國民待遇”的優劣。因此，建議政府把引資的重點從制定優惠政策上轉移到創造良好的相關政策環境上來。即通過推進貿易政策體制的進一步自由化、規范市場、規范管理、轉變觀念、培育人才等手段來吸引外資。

3.加強法制和政府監管

一方面，政府應加快《反壟斷法》的制定，建立和完善以《反壟斷法》為核心的企業并購法律規范體系，以法律手段規范外資對國內企業的并購行為，防止出現外資的市場壟斷；另一方面，完善會計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加強對外資并購中的國有資產評估與外資企業內部轉移價格制定的監督和管理。

投資經濟論文:當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投資結構背離發展戰略

[摘要] 總體來看，在去年的投資結構中，高消耗、高投入、高污染的產業投資增長過猛，而符合新型工業化道路要求的產業投資增長緩慢。這種趨勢說明，我們正在自覺不自覺地回到十多年前長期走過的粗放型增長的老路上。如果我們長期處于國際產業鏈的低端，而高端產品則主要依賴進口，我們在國際化進程中就將處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也必將延緩我國現代化的進程。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證明，粗放型增長是必然導致通貨膨脹之路，是必然引起經濟大起大落之路。這種回頭路是堅決不能走的。

（正文）我國經濟平穩快速增長的局面已經保持了12年。然而，去年以來出現的部分行業投資過快增長，引起能源、原材料和運力緊張，價格上漲等問題，如不能及時加以解決，任其發展，將有可能使良好的發展勢頭出現逆轉。按照新型工業化道路的要求調整投資結構，成為化解當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避免經濟大起大落的根本之策。

投資結構背離發展戰略是當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

從新中國成立到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四十年，我國經濟發展始終擺脫不了周期性通貨膨脹和大起大落的困擾。在經濟上升時期，各方面拼命增加投資，建設規模超過國力的允許范圍，引發通貨膨脹。為了治理通脹，政府不得不采取嚴厲措施治理整頓，大批正在建設的工程下馬，引起經濟大幅度波動，造成巨大損失。從“九五”以來，我們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認真思考避免經濟大起大落的辦法，提出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是要使長期以來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增長方式轉變到集約型增長道路上來，并提出用體制轉變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十五”計劃進一步提出要對國民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提出了加快工業化、城市化戰略。2002年召開的黨的十六大提出了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即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去年召開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又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可持續協調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提出，把工業化和轉變增長方式有機結合起來了；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又把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結合起來，突出了人的全面發展。這一系列發展戰略的提出，反映了我們黨對發展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化。認真地、不折不扣地落實這些發展戰略，是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關鍵。

正是由于積極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結構調整，并針對經濟運行中的問題采取有效的調控措施，我們才抑制了通貨膨脹，克服了需求不足，戰勝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和非典疫情的影響，創造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保持平穩快速增長最長的時期。特別是在1997～2001年，我們在能源消耗低增長甚至零增長的情況下，國內生產總值保持了7．1％以上的增長速度，轉變增長方式確實取得了成效。

去年以來，投資結構出現了大的變化，鋼鐵、水泥、電解鋁和房地產業投資增長80％到1倍以上。今年1～4月，這些行業的投資同比又增長35％～93％。與此相反，符合新型工業化要求的投資卻增長緩慢。如電子信息產業作為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主導產業，投資的80％是來自外資，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與民營經濟投資各占10％。軟件產業作為信息產業中的一個重要行業，在印度，其產值已占GDP的16．7％，而我國尚不足1％。國內市場巨大的軟件需求，絕大部分依賴進口。發展軟件業不會增加多少資源消耗，也沒有污染，有利于發揮我國人力資源優勢。然而，投資增長不上去。一些能夠帶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戰略性產業，如大型設備制造業、飛機制造業、船舶制造業、精細化工產業、中醫藥產業、新型能源產業等，投資增長也非常難。我國去年進口各類電子機械設備2000多億美元，如能在國內制造，既可以節約一半以上的成本，又不會帶來多少消耗和污染。去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26．7％，其中基本建設投資增長了28．7％，房地產投資增長了29．7％，而主要體現內涵式增長的更新改造投資僅增長了25．1％。作為國民經濟中突出的薄弱環節，第三產業的投資增長也比較緩慢，因此，第三產業的增長速度仍長期低于GDP的增速。第一產業投資僅增長1．6％，這與中央一再強調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的要求是很不相稱的。總體來看，在去年的投資結構中，高消耗、高投入、高污染的產業投資增長過猛，而符合新型工業化道路要求的產業投資增長緩慢。這種趨勢說明，我們正在自覺不自覺地回到十多年前長期走過的粗放型增長的老路上。如果我們長期處于國際產業鏈的低端，而高端產品則主要依賴進口，我們在國際化進程中就將處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也必將延緩我國現代化的進程。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證明，粗放型增長是必然導致通貨膨脹之路，是必然引起經濟大起大落之路。這種回頭路是堅決不能走的。

粗放型增長模式回潮的原因

去年以來，投資結構與發展戰略嚴重背離，有其客觀原因。只有實事求是地分析其深層次原因，才能找到有針對性的解決辦法。概括起來，主要原因：

一是受技術瓶頸的制約。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需要加快發展高新技術等戰略性產業，而這些產業由于缺乏技術資源，雖然我們有需求、有資金，但是投資卻難以增長上去。技術成為新型工業化的突出瓶頸。而形成技術瓶頸的原因，又在于我們還沒有建立起有利于技術創新的機制，企業缺乏技術創新和投入的動力。

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2003年全國大中型企業中進行研究開發活動的僅占30％，有技術開發機構的企業僅占25％，用于產品和技術研發的投入占銷售收入的比重僅為0．75％。而根據國外的經驗，企業用于研發的投入一般不應低于銷售收入的3％，否則企業就缺乏長遠發展的能力；如果低于2％，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就必將被淘汰。在高新技術產業，企業用于研發的投入要占銷售收入的10％以上。我國海爾集團去年在世界100家名牌中被排在第95位，實現了中國產品進入國際名牌的零的突破，關鍵在于他們用于技術開發的投入能夠占到銷售收入的5％以上。

引進技術并重視消化吸收創新，是企業技術進步的一條捷徑。與日、韓相比，我們在這方面是不成功的。日、韓用于引進技術的資金和用于對引進技術消化創新的投入之比為1：5左右，而我國的這一比例僅為1：0．07。因此，日、韓在引進歐美技術之后很快形成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并能大批出口。而我國由于長期以來“重引進、輕消化”，“重引進硬件、輕引進軟件”，以致引進再引進，長期不能形成自主開發能力和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

過去我們總認為企業缺乏技術開發的資金，然而這些年有些大量盈利的企業也不愿意在技術開發上投入。如轎車行業的骨干企業，年利潤額在50－80億元以上，仍認為自己沒有產品開發能力，而那些盈利額少得多的非骨干企業，技術開發的積極性反而很高，而且卓有成效。這就使我們不能不思考技術進步的機制問題。在任廠長搞技術開發既承擔風險，效益在自己任期內又很可能體現不出來，企業缺乏技術開發的動力，用于技術開發的投入就不能增加。如果國內企業靠政策保護，同外資企業合作即可輕松贏利，當然不愿意走自主開發技術的艱苦道路。所以，歸根到底，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增加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入，降低經濟增長對能源、原材料的依賴和對環境的壓力，就必須從深化企業改革、建立技術創新機制、增加技術開發投入做起。這雖然是一項長期措施，看來似乎遠水不解近渴，但是，必須下決心從解決問題的癥結入手，經過三、五年堅持不懈的努力，一定能在這方面取得突破。

二是市場需求拉動的結果。這些年以改善居民住房和出行條件為主要內容的消費結構升級，拉動了住宅業、汽車制造業和基礎設施投資的增長，這是正常的必然的結果。同時對這種排浪式消費熱潮也應合理地加以引導。既要進一步促進消費熱點的形成，又要盡可能避免其帶來的負面效應，減輕相關產業發展和消費對資源、環境帶來的壓力。我國鋼材生產能力已達2．3億噸，在建生產能力1．3億噸，建成之后生產能力將達3．6億噸以上，超過美日歐俄生產能力之和；我國的水泥生產能力已達8億噸，加上在建能力將超過10億噸，生產能力已經超過世界總能力的一半以上。再加上其他高消耗產業的發展，將使能源、原材料和運力的供應處于嚴重短缺局面。這將引起國內及全球相關產品價格的上漲，是資源供給能力和環境都無法承受的。解決這一問題的出路也在于科學技術。要通過引進和自主開發新技術，大力發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發展新型材料，發展大容量的公共交通和經濟適用住宅。要立足于我國的資源賦存條件，發展煤制油產業和生物液體燃料，減少石油進口，用新型合成材料取代金屬材料，搞好廢舊物資的回收，發展循環經濟。

三是急于求成的政績觀的影響。發展經濟是各級政府的中心任務，特別是在政府換屆之后，新上任的領導希望很快做出政績，因而選擇那些急功近利的建設項目，甚至犧牲農民的利益，通過批租土地尋求建設資金，并以土地抵押獲得銀行貸款，不惜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搞低水平的重復建設。這種單純追求GDP增長的政績觀，也是導致部分行業投資過快增長的重要原因。

四是政府缺乏引導資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在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同時，政府要運用各項經濟政策對資源配置進行合理的引導。在經濟快速增長和產業結構升級階段，這兩方面的作用都不能忽視，缺一不可。特別是在外商投資大規模進入的情況下，政府要采取有力措施扶持國內企業的發展，支持薄弱環節和戰略性產業的發展，增強國內企業的競爭力。要通過強有力的經濟杠桿，按照新型工業化道路和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引導企業資金和銀行貸款的投向。運用法律手段對土地等稀缺資源實施保護。政府不是要代替企業的投資行為，不是要扭曲市場價格的信號，而是要發揮好政府的經濟調節和公共服務職能，確保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實施，實現國民經濟長期平穩快速增長的目標。

調整投資結構的方向和任務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國家采取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措施，包括控制土地征用規模、提高部分行業投資企業自有資金的比例、清理整頓開發區、按產業政策優化貸款結構等措施，目的在于抑制鋼鐵、水泥、電解鋁和房地產等行業投資的過快增長。與此同時，要制定相應的鼓勵政策，引導社會資金投向新型工業化道路和科學發展觀要求的方向，為社會資金找到新的出路。

（一）大力發展電子信息產業

近十年來，電子信息產業以高于GDP2－3倍的速度快速發展，已成為我國經濟的第一大產業，產業規模居世界第三位，出口額1410億美元。程控交換機、移動電話、彩電、彩色顯示器、激光視盤和收錄機等產品的產量躍居世界第一位。但是，與發達國家比，我國信息產業大而不強，產品自主創新能力不足，核心技術落后，軟硬件比例失衡，涉及關鍵技術的軟硬件完全依賴進口，去年我國進口集成電路等電子元器件達400多億美元；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低，去年我國電子信息產品的增加值率僅為18．3％，遠低于美國58％的水平。加快我國信息產業發展，必須增加投入。要以擴大應用為主導，以基礎設施和網絡體系建設為支撐，以核心技術創新為動力，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增強企業整體素質，提高自主開發能力，實現跨越式發展。

（二）加快大型裝備制造業的發展

重大裝備制造是裝備制造業的核心，是機械科學、制造技術、信息處理與控制技術、系統集成、材料技術等工業和技術門類的綜合、交叉與提升。加快重大技術裝備業的發展，對于促進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技術進步、滿足現代化建設一系列工程的需要、增強國際整體競爭力和維護國家安全都具有重大意義。要依托重大工程建設項目，加快設備自主制造的進程，力求到2010年在大型高效發電、高效輸變電、高速軌道交通、數控機床以及石化、冶金、采掘、輕工、紡織等重要行業和領域的關鍵技術設備上取得突破，實現和基本實現國產化。

（三）加快發展運輸裝備制造業

隨著我國交通基礎設施的不斷改善，為運輸設備制造業的發展提供了難得機遇，包括汽車制造業、船舶制造業、飛機制造業、高速鐵路設備制造業都應當有一個較快的發展。目前在這些方面我們都具備了一定的制造能力，并有一批具有相當水平的技術隊伍，要通過運輸裝備制造業的發展提高我國機械制造業的水平，改變主要產品依賴進口的局面。

（四）大力發展生物技術和中醫藥產業

生物技術產業是當今世界發展最快，潛力最大和影響最深遠的先導性高技術產業，也是我國與發達國家差距較小，有可能在較短時間內趕超的領域。加快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對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人民生活質量有極其重要而深遠的戰略意義。未來一段時間我國應不斷加大對生物技術產業的支持力度，重點研究開發生物芯片，功能基因組、遺傳改良動植物、基因工程藥物及疫苗、環保生物、生物新材料、生物育種、生物化肥、生物農藥、生物醫藥等產業。

中醫藥是我國傳統的民族產業，凝聚著中華民族的智慧。隨著全球回歸自然熱潮的興起，中醫藥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市場前景十分廣闊。但是，目前我國中醫藥的發展落后，全世界每年中醫藥的國際貿易量約200億美元，而中國的市場占有率僅為1％左右，甚至出現進口洋中藥超過中藥出口的局面。必須加快中醫藥發展，把傳統中藥制作和現代科學技術結合起來，走中藥現代化的道路。要制定完善國產中藥標準和規范，開發一批療效確切的重要產品，突破一批中藥研究開發和產業化關鍵技術，扶持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國際競爭力的企業集團，保持我國中醫藥科技的優勢，實現傳統中醫藥產業向現代中醫藥產業的跨越，為人類健康做出新的貢獻。

（五）大力發展新材料工業

新材料工業技術含量高，產品附加值大，涉及技術范圍廣，是推進技術進步和結構調整的基礎性、先導性產業。新材料相對于傳統材料性能高、成本低、資源消耗少、環境污染小，具有廣闊的市場前景。加快發展新材料工業將為我國重化工業產業升級和實現裝備制造業由大到強的轉變，提供重要的原材料支撐。要把發展稀土材料、高溫材料、超導材料、陶瓷材料、激光材料、生物材料等高性能的新型材料作為戰略重點，加快發展。

（六）加快發展新能源產業

新能源產業包括除石化能源和大型水利發電之外的風能、太陽能、核能、水能、地熱能、生物能、海洋能、氫能、燃料電池、生物液體燃料等可持續使用的能源資源。我國新能源資源極其豐富，幾乎用之不竭，對環境損害少，大力開發利用新能源，有利于生態環境的良性循環和可持續發展，對于緩解我國經濟發展的能源約束、保證能源安全，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要加大對新能源發展的扶持，不斷提高新能源在能源消耗中的比重，優化能源結構。

綜合運用各類經濟手段引導資源配置

發達國家政府在扶持本國戰略性產業的發展中采取了許多有效的措施，為我們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第一，政府運用財政資金支持重要技術的研究開發。如美國每年通過國防部下達的科研資金達2800億美元以上。這些軍工科研項目下達到企業、科研機構和大學，其成果除用于軍工外，直接轉化為民用技術。美國高新技術產業的優勢地位就是通過軍工技術轉化形成的。

第二，政府直接興辦重大科技工程帶動戰略性產業發展。如美國，通過政府興辦曼哈頓工程，帶動了核工業的發展；政府制定和實施星球大戰計劃，帶動了航天航空工業的發展；政府制定和實施信息高速公路工程計劃，帶動了電子信息產業的發展；目前美國政府正在大規模實施的NMD、TMD計劃，必將對軍事工業和信息業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第三，通過政府采購支持戰略性產業發展。美國政府在七十多年前有一個《購買美國產品法》，目前仍然適用。該法規定凡是使用納稅人的錢采購商品，必須優先購買納稅人所辦企業生產的產品，只有當本國企業不能滿足需要時才允許進口。美國有一個政府采購局，負責政府采購商品的統一招標和供給，其中80％是軍工產品。

第四，政府通過貸款貼息和資本金補助支持戰略性產業的發展。對需要重點發展的產業，國家財政資金給予一定的支持。如日本通過財政貼息對銀行貸款實行窗口指導，對戰略性產業發展優先提供貸款支持。法國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曾經制定了工業現代化計劃，政府確定重點發展空中客車、高速鐵路、核電和生物工程，由財政提供資金支持，并通過計劃合同的形式，規定由企業承擔的技術研發和新產業發展的任務，明確了政府和企業的責任，從而使這幾個產業逐步成為法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意大利在70年代為了扶持本國產業的發展，重點選擇紡織、皮革、汽車等具有一定潛在優勢的產業，由政府拿出一定的資金，并組織專門的專家委員會評議，對重點企業給予支持，使這些產業增強了國際競爭能力。

當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關鍵階段，通過政府的長期供給政策，引導生產要素的配置，使之投入到符合新興工業化道路要求的方向，是非常必要的。認為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可以把資源配置的功能完全交給市場，政府不要有什么作為，這種觀點是極其有害的。拉美一些國家正是由于聽信了所謂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喪失了民族產業發展的機遇，導致通貨膨脹、經濟動蕩，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長期在1000－2000美元徘徊。而亞洲一些國家，通過把市場機制與政府的引導很好結合起來，發展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和本國有競爭力的產業，很快實現了從人均1000美元到3000美元、直到人均1萬美元以上的快速發展。

當前我們要運用各種杠桿，加大對資金投向的引導力度。

第一，充分發揮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按照新型工業化的要求調整投資結構，歸根到底要靠市場競爭和優勝劣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抑制某些行業投資增長過快的局面，也要靠競爭來解決。只有通過競爭，才能淘汰落后的生產能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強我國企業和產品的競爭力。為此，要建立全國統一市場，消除地區封鎖和價格壟斷，放開市場準入，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

第二，建立產業政策、財政政策、金融政策、土地使用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觀調控體系。確定戰略性產業發展的重點。要把用于基礎設施建設中的財政資金用其他社會資金置換出來，作為誘導性資金，用于對國家重點支持的產業和建設項目的貸款貼息，發揮財政資金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引導社會資金投向，優化產業結構。按照產業政策優化貸款結構，既有利于實現戰略性產業的振興，也有利于降低銀行貸款風險。

第三，運用政府采購等手段，支持設備自主制造。采用優惠政策，鼓勵企業使用國產設備。目前這項政策已在軌道交通設備、環保設備中實施，要把這些政策擴大到其他各類裝備制造業。要學習和推廣三峽電站建設中通過設備國際招標，以市場換技術，提高國內企業設備制造能力的成功經驗，廣泛運用政府采購制度，加快設備國產化步伐。

第四，鼓勵企業加大技術研發的投入。對設立技術研發中心和從事科研開發活動的企業，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包括對這些企業提供科研資金的支持；通過國家下達重點技術開發課題，對技術研發及其工程化、產業化提供資金支持。要盡快建立創業板市場，設立國家風險投資基金。鼓勵企業把更多的資金用于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

第五，對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和非公有制企業在政策上要一視同仁，特別要注重支持中小企業和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支持出口和市場前景好的企業。目前，民營經濟正在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沖擊。要鼓勵民間資金參與國有企業的改組，建立混合所有的股份制經濟，以增強國有經濟的活力，在產權多元化的基礎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按照新型工業化道路的要求調整投資結構，需要計劃、科技、財稅、金融、海關、環保、資源管理、工商管理、質量管理等有關部門的協調配合。通過企業與政府的雙向互動，積極配合，共同努力，我們一定能夠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

投資經濟論文:外商直接投資與福建經濟發展關系之分析

論文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福建經濟；連帶效應

論文摘要：長久以來，外商投資就是福建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文章通過分析外商直接投資與福建經濟發展之間的連帶效應，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對福建經濟發展起著巨大影響作用。文章最后還分析了福建外商投資產業結構的不平衡以及外商投資的不足,從而提出福建加大力度吸引外商投資和提高利用外資效率的必要性。

外商直接投資（FDI）是指外國企業和經濟組織或個人（包括華僑、港澳臺胞以及我國在境外注冊的企業）按我國有關政策、法規，用現匯、實物、技術等在我國境內開辦外商獨資企業、與我國境內的企業或經濟組織共同舉辦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作經營企業或合作開發資源的投資（包括外商投資收益的再投資），以及經政府有關部門批準的項目投資總額內企業從境外借入的資金。

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許多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兩者的聯系。Bhagwati（1994）認為，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的規模和發揮的作用隨著一國對外政策，即采取出口導向戰略（EP）還是進口導向戰略（IS）而改變。Balasubramanyam等（1996）證實，外商直接投資在實施出口導向戰略國家的經濟增長中所發揮的作用大于實施進口替代戰略的國家。與此同時，許多研究也表明，外商投資對東道國是存在正面和負面效益的。外商直接投資的積極效益表現在，其承載了東道國所具有的先進技術。這些技術將東道國的生產提高到新的水平，使同樣數量的物質投入可以帶來更多的產出，從而促進東道國經濟增長。而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經濟增長的負面效應表現為：外商直接投資會加劇東道國產業結構不合理，拉大了地區發展的差異；由于外商投資企業擁有較為先進的技術和經營管理水平，在其只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的同時，很容易壟斷部分行業等等。

中國作為實施出口導向戰略的國家，自1979年以來，以巨大的市場潛力以及日益改善的軟硬投資環境，吸引了大批外商來華直接投資，尤其是我國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和開放地區，外商直接投資已成為促進該地區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之一。福建省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省份，憑借著國家賦予的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把全方位，多形式利用外資作為對外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90年代以來，福建省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全省實際利用外資占全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的1/10，利用外資已成為福建經濟走勢的重要力量。

對外商直接投資與福建經濟之間關系的問題，國內不少學者已采用了不同角度對其展開了研究，如黃立（2006）運用產業結構偏差指數SD分析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外商直接投資對福建省產業結構變動所產生的影響；羅承（2006）以區位優勢理論為基礎，實證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與福建省勞動力工資水平、市場容量和消費水平、產業結構等變量之間的關系；何曉奇（2005）通過對福建省外商直接投資、出口與GDP增長之間的實證分析,得出了出口與福建省經濟增長的關聯度很大,而外商直接投資與福建省經濟增長的波動關聯不大的結論；吳德進（2003）從技術溢出效應的角度運用計量模型進行分析，認為福建省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比較顯著。由此可見，對福建經濟增長與外商直接投資之間關系的進行細致的研究，這對研究福建經濟發展以及今后外資直接投資發展的努力方向具有重要意義。

近幾年來福建外商直接投資持續保持快速增長的發展狀態。據統計數據顯示，福建2006年批準設立外商直接投資項目2162個，比上年8.8%；按歷史可比口徑統計合同外資金額108.02億美元，增長26.2%；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71.85億美元，增長15.3%。按驗資口徑統計合同外資金額78.29億美元，增長31.4%；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32.2億美元，增長23.5%。與此同時，隨著福建不斷加強引進外資，福建省經濟發展也得到穩步的提高，2006年全省實現生產總值7501.63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13.4%。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885.23億元，增長2.5%；第二產業增加值3736.08億元，增長17.0%；第三產業增加值2880.32億元，增長12.6%。人均地區生產總值21152元，比上年增長12.7%。外商直接投資已成為福建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外商直接投資對福建省經濟增長起到了顯著的推動作用，其作用體現為連帶效應,并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資本的積累而加大。關于這個結論，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1）外商直接投資對福建經濟增長的確起到了促進作用。外商投資作為固定資產投資的來源，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全社會固定資產總額，增加了社會有效需求，拉動了經濟增長；與此同時，外商直接投資具有技術溢出效應，通過引進外資，跨國公司通過示范和傳遞效應加速國內企業采用新技術的速度，隨著技術的累積，福建對外投資的內部化優勢和所有權優勢提高，從而為今后的對外直接投資準備堅實的基礎，同時也為擴大引進外資和吸收先進技術創造了條件，進一步促進了國內企業生產率水平的提高。（2）外商投資的長期效應比短期效應顯著，由于滯后幾年的固定資產累積，使外商直接投資在該地區有了相當的規模和密度，產生了一定的聚合效應，對此后一段時間的外商直接投資產生積極有力的區位導向，加大了外資流入。從實踐中看，外商的不斷流入吸引了世界跨國公司進入投資，而大型跨國公司挺進市場又堅定了其他中小型企業的投資信心，進而帶動更多企業的進入國內市場投資，大力推動當期經濟發展。這正是福建利用并擴大外資特別是跨國直接投資的積極意義之一。

自1979年以來，福建省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幅度不斷增加，20世紀90年代起更是有了飛速的提高。隨著福建省的投資軟環境和硬環境不斷改善，近幾年外商的投資信心持續增強，來自港澳臺、東南亞的外資比重加大，大項目帶動明顯增強，據《2005—2006年度福建省投資環境監測評價調查報告》顯示，有82.5%的外商表示將繼續在中國投資，這一比例比上年度提高了3.3個百分點。而從總體情況來看，外商的分布和投資領域也得到不斷的擴展，一些過去未對外商開放的行業，外商也開始涉及。外商直接投資正逐步走向一個新的高度。

盡管福建省利用外資索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仍存在一些問題有待改進。一方面，就福建省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方面來看，1990至2000年新增的GDP中41.1%來自第二產業，37.8%來自第三產業，21.1%來自第一產業。雖然產業結構不斷得到調整，但時至2006年，第一產業增長有所調減，第二產業繼續保持增勢，第三產業發展穩定。2006年的三大產業比例由上年的12.8：48.7：38.5調整為11.8：49.8：38.4。可見，雖然外商直接投資促進了福建經濟快速穩定發展，但第二產業的投資仍占主導地位，第三產業投資比重也逐年有所提高，第一產業投資比重明顯不足。因此，在福建省逐步擴大引進外資的同時，還應調整產業導向，擴大利用外資方式。尤其應該引導外商加大對第一產業的投資力度，對外通過優惠政策以足夠的利益驅動外商投資農業，對內加大農業建設，為農業吸引外資創造有利條件。另一方面，政府在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的同時，也應提高克服其負面效應的重視，長期以來，以“市場換技術”是利用外資工作的主要指導方針，而事實上，讓出市場容易而換取使用的先進技術很難，特別是隨著關稅的降低和市場的擴大，外商是否會用技術來換市場已變成他們的自主行為。即使得到了先進技術，一些跨國公司也會附加某些限制條件。因此，必須加強對外資的管理，提高利用外資的效率，增強國內市場的競爭性，并大力推進國內企業的技術發展，注重人力資源的培養，鼓勵企業在與外資競爭中創新發展。此外，還應在觀念更新、體制創新、結構調整和環境改善等方面加大改革，在鞏固和擴大大型外資企業的同時應對外資企業給予扶持，從多方面為在閩投資的外商創造更好的投資軟環境和硬環境。

投資經濟論文:諾貝爾經濟學獎中的證券投資理論

摘要：文章分析了歷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關于證券投資理論的獨到見解，進而總結了這些理論的總體特征，在此基礎上探討了證券投資理論的發展基礎及作用領域。

關鍵詞：諾貝爾經濟學獎；證券投資

自1969年頒發諾貝爾經濟學獎以來，數位證券投資學領域的經濟學家獲得了其桂冠。證券投資學家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既反映了證券投資學在經濟學領域的學科地位，也體現了證券投資學理論研究對整個經濟學的理論貢獻。

198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詹姆斯·托賓(james tobin)，他的理論貢獻主要在于闡述和發展了凱恩斯的系列理論及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宏觀模型，他關于家庭和企業如何決定資產構成(the composition of their assets)的研究為當代資產組合選擇理論(portfolio selection theory)之先河，明確提出資產組合選擇理論的精髓是分散投資風險，“就像是不要把你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里。”當時全世界的報紙普遍報道托賓：“耶魯的經濟學家因‘不要把所有的雞蛋……’而獲諾貝爾獎。” 他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系數：“托賓q”系數或托賓q比率，該指標為企業股票市值對股票所代表的資產重置成本的比值，衡量一項資產的市場價值是否被高估或低估。該成果溝通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對貨幣政策、公司價值分析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198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弗蘭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他的理論貢獻主要在于第一個提出儲蓄的生命周期假設，揭示了證券市場的資金來源的規律，即個人的資產積累與其生命周期階段呈現規律性特征，人口年齡結構特征決定證券市場的資金來源及其投資偏好。同時，他與默頓·米勒提出了著名的“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即“mm定理”，指出在不確定條件下分析資本結構和資本成本之間關系的方法，表明在無摩擦的市場環境下，企業的市場價值與它的資本結構無關，該理論成為現代公司財務理論的一大基礎。

1990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默頓·米勒(merton h. miller)、哈里·馬科維茨(harry m. markowitz)、威廉·夏普(william f. sharpe)，他們的理論貢獻主要在于他們在金融證券學方面做出了開創性工作：在一個給定的證券投資總量中，如何使各種資產的風險與收益達到均衡；如何以這種風險和收益的均衡來決定證券的價格；以及稅率變動或企業破產等因素又怎樣影響證券的價格。默頓·米勒(merton h. miller)的的重要貢獻是“mm定理”的及其推進。馬科維茨的貢獻是他發展了資產選擇理論，開創了現代資產組合理論，該理論被譽為“華爾街的第一次革命”：傳統的證券投資理論局限于經驗性的定性研究，該理論首次運用數理統計分析的方法，把證券投資的收益和風險用期望收益率和方差兩個指標來進行定量分析，使證券投資理論躍升為一種科學分析理論，為其后資本資產定價理論、套利定價理論、期權定價理論奠定了理論基礎。夏普根據馬克維茨首先提出的一個模型探討了證券組合分析的一些方法，當時稱為“單一指數模型”，即現在的“單因素模型”，以此為基礎發展出了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

1997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羅伯特·默頓(robert c. merton)、邁倫·斯科爾斯(myron s. scholes)。默頓和布萊克—斯科爾斯的重要貢獻在于期權定價理論。并將定價模型擴展到許多衍生金融品上。邁倫·斯科爾斯給出了著名的布萊克-斯科爾斯期權定價公式，該法則已成為金融機構涉及金融新產品的思想方法。利用布萊克-斯科爾斯公式對某一特定證券定價時，不象統計或回歸分析那樣，需要這種證券或與其相類似證券以往的數據，它可以對以往所沒有的新型證券進行定價，這一特性擴大了期權定價模型的應用，為企業新型債務及交易證券如保險合約進行定價提供了方法。

200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克萊夫·格蘭杰(clive w.j. granger)、羅伯特·恩格爾(robert f. engle iii)。 他們給經濟學研究和證券投資理論發展帶來巨大影響，用“隨著時間變化的易變性”和“共同趨勢”兩種新方法分析經濟時間序列。此前理論人員在進行估量、預測、檢驗假設時，一般都按時間排列的觀察周期即時間序列的形式使用數據，比如按照國內生產總值、物價、利率、股票價格的時間序列趨勢等，分析時間序列的穩定性和趨勢性。用于穩定時間序列的統計方法運用于非穩定的數據分析時，人們很容易做出安全錯誤的判斷。格蘭杰和恩格爾發明了新的統計方法來分析許多經濟時間序列中兩個關鍵屬性：隨時間變化數據的易變性和非穩定性。在金融市場上，資產價格隨著時間的隨機波動，具有易變性，股票和各類有價證券的價值取決于易變性風險。大

部分整體經濟時間序列都有一個隨機趨勢，一次暫時的失調會產生長期持續的影響，這些時間序列被叫做“非穩定的”序列。

這些證券投資理論的一大理論特征是，它們既是經濟理論研究的前沿，也是證券投資實踐探索的前沿。資本結構理論、現資組合理論、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套利定價模型、期權定價模型、arch模型等等，幾乎都是現代證券投資的必備工具。

除了因為專門在證券投資學領域做出卓越貢獻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之外，大量的其他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分別在各自的理論領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其理論貢獻也成為證券投資學理論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或證券投資學理論發展的源泉。證券投資學的理論發展一直得益于且貢獻于經濟周期理論、經濟增長理論、信息經濟理論、制度經濟學、合理預期理論、博弈理論、行為金融理論、激勵理論、通貨膨脹理論、就業理論、公司理論等經濟學各個領域。

證券市場的實踐為證券投資理論乃至整個經濟金融理論提供了豐富的營養和無限廣闊的發展空間。未來，證券投資理論和實踐仍然是諾貝爾經濟學獎、人類經濟金融智慧的源泉和探索方向。

投資經濟論文:淺析外商直接投資下的國家經濟安全

摘要：外商直接投資的不斷涌入，推動我國躋身世界經濟大國。隨著中國市場的逐漸開放以及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國再難與跨國并購絕緣。與此同時，其隱含的經濟風險日益凸現，使我國經濟安全受到威脅。本文將先介紹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的控制方式，再結合現如今愈演愈烈的跨國并購，來論述其對我國經濟安全的影響，并提出應對建議。

關鍵詞：經濟安全;產業控制;外資并購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以跨國公司為載體的fdi導致國際產業分工方式發生顯著變化，并導致新一輪產業轉移。而隨著中國逐步融入wto以及新一輪的經濟增長,跨國公司在我國的并購活動也日趨活躍。然而，其隱含的經濟風險愈益凸現,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與重視,各國都把保障經濟安全置于國家安全保障體系中的戰略性位置,提高到事關國家安全和戰略利益的高度。

一、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產業的控制

壟斷優勢和內部化優勢是外商直接投資的基礎，也是它們對東道國實施產業控制的手段和方式。外商對中國的產業控制方式及其對國家經濟安全影響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股權控制。股權控制是外商對中國產業控制最重要的方式。母公司通過控股子公司在東道國的產業擴張，與其他跨國公司的子公司或當地大企業形成寡占競爭的市場結構。伴隨中國對跨國并購的逐漸分開，外資對我國的股權控制還會有所增加。

2.技術控制。跨國公司為了克服外部市場的不完全性，往往將其技術轉移局限在跨國公司的全球制造網內，其先進技術無法在東道國其他相關企業或行業間擴散，從而無法實現規模效應，無法促進整個行業的技術進步。而且跨國公司向發展中國家輸出的技術往往是夕陽技術，其中有些是不利于環境保護和安全生產的淘汰技術。

3.成本控制。跨國公司為了占領東道國市場，往往憑借良好的原材料供應、便于制造生產的產品設計、較寬的產品系列，在經驗基礎上全力以赴降低成本，甚至不惜承受初始虧損，以攫取市場份額。低成本可使公司在與競爭對手的爭斗中受到保護，并有利于形成很高的進入壁壘，而迫使我們國企業進入該市場的難度變高。

4.品牌控制。品牌是跨國公司最重要的工業產權之一。跨國公司在進入東道國時，絕大多數都要求使用它的品牌，并通過強大的銷售技能和廣告宣傳，排擠和打壓東道國當地企業的品牌在消費者心目中的影響，利用客戶對其品牌認同以及由此產生對價格敏感性的下降使公司得以避開競爭，解除替代品的威脅。

二、外資并購對國家經濟安全的影響

外資并購可以彌補國內資金不足，解決由于投資不旺而引起的增長乏力等問題，也帶來了新技術和新的經營模式，活躍了國內市場。但外資并購在給我國帶來幫助的同時，也引起了不可忽視的問題和挑戰。

1.國際上的并購，主要是發達國家間的相互并購，一般是平等交易，中國卻是賤價出賣，這除了由于人民幣匯率偏低而存在實際上的低價出賣外，還因在外資并購中，我國的企業資產長期大量被嚴重低估，既不計入無形資產，又不如實計算實物資產，加之監管不嚴或腐敗的干擾而導致賤價出賣。

2.外資并購容易形成壟斷和控制。外資對我國并購的對象主要是優質的骨干企業，一旦并購成功，就可能控制整個行業，給我國經濟帶來災難性后果。而跨國公司利用已有或可能的市場優勢地位，取得壟斷定位，進行限制競爭活動，嚴重危害我國正常的競爭秩序，扭曲資源的有效配置，損害消費者的利益。

3.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包括國有、集體在內的公有經濟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一旦公有企業，特別是掌握著國家經濟命脈的國有企業被外資并購，就意味著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被削弱，淡化或改變。

4.跨國公司由于一般擁有較先進的技術，資本有機構成比較高，當并購我國企業后，必然會排擠工人，造成大批失業，且還會加劇內資企業人才流失。另一方面，跨國公司憑借良好的知名度、優越的軟硬工作環境以及高薪優勢，也能吸納到國內許多優秀人才。這樣，國內人才競爭將更加激烈，國內企業更難網羅和留住優秀人才。

三、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提高產業國際競爭力

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一國國家經濟安全的基礎是國家的綜合國力。而增強我國綜合國力的重點即為提高產業國際競爭力。因此，我國應在正視外商對我國產業的滲透和控制，并采取一些具有針對性的措施。

1.適度保護民族工業，增加中資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公平參與機會，提高其競爭力。增強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含量；在有關國計民生的經濟領域強化市場準入的限制，保護民族品牌等。

2.逐步減少并消除外商直接投資的“超國民待遇”和“非國民待遇”，實行統一的國民待遇。長期實施優惠政策必然使內資企業在競爭中的劣勢地位越來越明顯。

3.加強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和區域導向。不要再盲目吸引外資，應根據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地區發展平衡、環境生態保護以及其他國家經濟發展戰略需要進行有選擇的引進。

4.實施大企業集團戰略，改善我國的產業組織狀況，努力培植自己的跨國公司，積極走出國門，參與全球性競爭。

5.培育和完善全國統一的要素市場。打破地區分割和行業限制，消除阻礙要素自由流動的壁壘，使勞動力、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在企業之間及地區之間能自由流動。

6.建立和完善我國競爭政策體系，維護國家經濟安全。認真實施《反壟斷法》，完善反傾銷法律，健全各種相關的市場結構分析標準。

7.建立外商直接投資預警機制。

投資經濟論文:國有企業不良投資的經濟學解析

摘　要：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給我國的經濟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但是作為市場經濟體制重要組成部分的投資機制還有待進一步完善和改革。投資活動是國民經濟的重要部分，是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基本動力，是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的關鍵因素，在推動解決勞動者就業問題上也發揮著重要作用。投資活動的必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如何進行投資，如何建立一套完整的市場投資機制需要進一步研究并且需要進一步加以完善。由于國有企業在中國的特殊性，它可以說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市場競爭主體，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中扮演著雙重角色，結果是國有企業投資行為比較盲目，造成一些垃圾工程，呆賬壞賬現象比較嚴重，浪費了巨大的資源，給國民經濟健康穩定的發展帶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

關鍵詞：產權摩擦；軟預算約束；惡性增資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前所未有、全世界為之震動的成就，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順利過渡，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的并存發展，國有企業經營方式的轉變給中國的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動力。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經濟相比，我們有自己的特色，作為過渡時期宏觀經濟的穩定者，技術移植和擴散的中心，社會福利的提供者，國家控制轉軌進程中的工具和系統性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協調器，國有企業在經濟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國有企業的改革進程卻不是那么的令人滿意，還存在方方面面的問題，例如，政企不分，內部人控制，所有者缺位，財務狀況惡化，等等。雖然國有企業的投資對經濟的發展具有很大程度上的拉動作用，但是30％的國有企業卻占有幾乎70％的國家信貸，并且國有企業投資欲望過于強烈，惡性投資現象比比皆是，從而造成戰線過長，效率低下，浪費了巨大的社會資源，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一定程度的負面作用。企業作為市場競爭主體，目標只能有一個，那就是獲得利潤甚至是超額利潤。那么國有企業為什么總是會發生投資決策失敗或者明知道可能會發生虧損還要進行投資的現象呢?這是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競爭主體所為呢?我想答案要從以下幾個方面獲得：

1．國有企業目標錯位直接導致其投資行為的變異

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沒有解決好投資的控制邊界、收益邊界和責任邊界的錯位問題，使企業可以忽略投資的基本原則要求，結果必然是投資活動效益低下，乃至虧本。國有企業本來就不同于市場經濟中單純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企業，它具有多元性目標，加上政企嚴重不分，企業主管部門與經營者作為直接的投資決策者，就能夠偏離國家作為資產所有者的目標，而優先選擇有利于自己的目標。國有企業一直患有投資饑渴癥，一味地追求擴大企業資產規模，從中享受由投資擴張帶來的各種利益，但是，卻不必承擔因投資擴張造成的虧損，因為在既有體制下，它們可以把投資失敗的責任最終推給中央政府，國家銀行和企業職工來承擔，于是企業追求擴大資產的目標在投資決策成本能夠外部化的情況下，投資活動失去了應有的約束，最終必然造成投資行為與結果偏離資產所有者的理性要求。

2．投資體制轉軌期的產權摩擦，使國企盲目擴大其投資規模

所謂轉軌期產權摩擦，是指國有企業用銀行或其他渠道貸款進行投資后形成的資產歸屬糾紛問題。按理說，企業在還本付息之后，這部分資產應直接歸屬企業，它不是由國家財政投資形成的，所以不應該歸屬國家。但是實際做法不是這樣，而是將它與國家財政投資形成的資產一樣看待，所有權都歸屬國家，于是產生了國家與企業之間的產權摩擦，產權摩擦使國有企業“失血”過多，再加上改革以來市場競爭不斷增強，國有企業越來越失去原有的壟斷地位，特別是那些非國有企業大規模進入的行業利潤率走低，因而這些企業的國有企業虧損狀況也就更嚴重。這時貸款投資規模越是擴大，虧損也就越嚴重。在產權摩擦造成企業失血過多的情況下，國有企業投資的收益、權利與責任錯位的體制因素有發揮作用，使企業經營者仍要繼續擴大貸款投資。

3．軟預算約束使國企惡性增資投資成為可能

所謂惡性增資是指缺乏投資過程中的糾偏控制機制，面對失敗的投資無法終止而繼續投入資源，甚至大大超出原來的投資預算，從而造成巨大的損失，惡化了企業的財務狀況。如果投資者決策者預期在企業財務困難時會經常地得到債權人提供貸款的幫助，就會在投資之前依賴于這種預期，于是形成軟預算約束。因為國有企業特殊的產權關系，政府作為所有者很難有效監控企業管理，企業內部人控制現象相當嚴重，并且幾乎一直就處于軟預算約束狀態。由于國有企業與銀行的特殊性質以及其他各種社會政治因素的影響，企業即使不能如期履行償還借款本息，仍然不會破產清算或轉交給貸款銀行控制，而且政府為了維持國有企業的存在，會繼續指使國有銀行對財務狀況明顯惡化的企業提供大量的貸款支持。在債務不能作為重要的破產約束機制后，企業的投資決策更加沒有什么限制，即使投資結果是失敗的，企業也會進行投資。

從以上可以看出這樣的投資決策必然產生大量的不良資產，阻礙了國家經濟和國有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怎樣把國有企業的不良投資轉化為有利于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投資，把不利轉為有利，針對以上的問題以己之見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做起：

1．明確經營者的權利、責任和義務，合理確定國有企業的投資目標

政企真正分開，權利和責任真正明確，國有企業雖然身份有其特殊性，但是作為市場經濟中的競爭主體，國有企業必須有其真正意義上的所有者，這樣才能有效監督經營者的投資行為。經營者必須明確其應盡的責任，如果經營者以手中的權力來為自己或者既得利益集團服務，必須使其受到嚴厲的懲罰。目前我國監督體制很不完善，內部人控制現象嚴重，給全民經濟帶來了嚴重的后果。國企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建立成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競爭主體，只有在經營者權、責、利充分明確的基礎上才能建立起合理的國企投資目標，基本的投資原則要求在合理設計投資項目未來現金流的基礎上，投資凈現值大于或至少等于零的項目，否則應該放棄。并且經營者必須充分考慮到貨幣的時間價值和體現投入產出效果的相對指標要求。

2．真正意義上理順國有企業、國有銀行和國家財政的關系

在我國現有的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就像是為國家財政打工的兩個好兄弟，在盈利的情況下，絕大部分利潤都要上繳給國家財政，在企業虧損的情況下有國家財政來撥款或者指示國有銀行貸款給國有企業來進行投資。國有企業從國有銀行貸款與從國家財政那里得到補貼沒有什么真正意義上的實質性區別，這樣的情況下國有企業的行為就會肆無忌憚，因為它后面有國家這個強大的政治武器做后

盾，如果說國有企業會和非國有企業一樣小心翼翼行事的話，我想沒有人會相信了。所以說如果國有企業投資失敗，投資資金無法收回，結果就會導致國有銀行嚴重虧損，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的虧損必然要求國家財政予以支持，結果導致國家財政出現赤字，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對經濟的健康運行有巨大的阻礙作用。所以說國企和國有銀行必須是互相獨立于國家財政之外的市場競爭主體，這樣才能夠獨立行事。國有企業從國有銀行借款必須經過銀行的嚴格審批，簽訂嚴謹的協議，必須有抵押，銀行方能借款，如果到期國有企業不能償還，銀行就要令其清算，沒收抵押財產進行拍賣來彌補銀行的貸款資金，或者說以債轉股參與國有企業的經營(如果這個企業還有發展前途的話)。國有企業的盈利部分除以稅收形式上繳財政外，其余的部分應歸其所有，不應再交于財政，這樣產權摩擦的問題就不會出現了。通過這樣一系列措施，國企的領導人必定會仔細思考投資的成本與收益了，必定使其把其他可能發生的不定因素考慮進去，盲目投資的現象就不會發生了。

3．軟預算轉為硬預算，切斷其超額投資資金的來源

信息不對稱現象無法避免，但是貸方在貸給借方金之前必須通過專家認真研究計算其投資項目的花費，研究其投資項目可能在未來帶來的收益并與成本相比較，盡量掌握關于這個投資項目的信息，使信息不對稱程度將到最低。如果借方由于主觀原因造成投資失敗，貸方就要終止與其合作，不需要繼續注入資金，并令借方盡快嘗其貸款。除非是由于自然因素的破壞(地震等)，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損失，如果預期繼續注入資金未來收益大于總成本，還可以繼續注入資金。這樣就打消了經營者的逆向選擇的問題，他們會想方設法使投入的生產要素效率最大化，惡性投資的現象也不會出現了。所以說要避免此類事情的發生，國家或者國有銀行就要在投資前深思國有企業投資行為可能帶來的收益或者最終投入，并給企業下達一定的資金標準，以免不良資產的形成。

中國經濟已經歷了1／4多個世紀的高速增長。尤其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基本上保持了一個較平穩的接近10％的年平均增長速率(按經濟普查后調整后的增長數字計)。一個大國經濟體能保持連續近30年高速增長，這本身就是一件驚人的和了不起的事。在不斷向前延伸著的人類歷史發展長河中，如果說在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在世界上還有什么經濟奇跡的話，那么，毋庸置疑就是已經持續了近30年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了。如果在這樣良好的形勢下，我們能針對性的對國有企業所存在的負面問題進行徹底性的改革，建立起一套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投資體制和企業經營機制，把不良投資的資產轉化會良性資產，中國的經濟將會邁向一個更高的臺階，成為超級經濟強國可能就不是我們的夢想了。

投資經濟論文:外商直接投資與福建經濟發展關系之分析

論文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福建經濟；連帶效應

論文摘要：長久以來，外商投資就是福建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文章通過分析外商直接投資與福建經濟發展之間的連帶效應，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對福建經濟發展起著巨大影響作用。文章最后還分析了福建外商投資產業結構的不平衡以及外商投資的不足,從而提出福建加大力度吸引外商投資和提高利用外資效率的必要性。

外商直接投資（fdi）是指外國企業和經濟組織或個人（包括華僑、港澳臺胞以及我國在境外注冊的企業）按我國有關政策、法規，用現匯、實物、技術等在我國境內開辦外商獨資企業、與我國境內的企業或經濟組織共同舉辦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作經營企業或合作開發資源的投資（包括外商投資收益的再投資），以及經政府有關部門批準的項目投資總額內企業從境外借入的資金。

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許多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兩者的聯系。bhagwati（1994）認為，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的規模和發揮的作用隨著一國對外政策，即采取出口導向戰略（ep）還是進口導向戰略（is）而改變。balasubramanyam等（1996）證實，外商直接投資在實施出口導向戰略國家的經濟增長中所發揮的作用大于實施進口替代戰略的國家。與此同時，許多研究也表明，外商投資對東道國是存在正面和負面效益的。外商直接投資的積極效益表現在，其承載了東道國所具有的先進技術。這些技術將東道國的生產提高到新的水平，使同樣數量的物質投入可以帶來更多的產出，從而促進東道國經濟增長。而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經濟增長的負面效應表現為：外商直接投資會加劇東道國產業結構不合理，拉大了地區發展的差異；由于外商投資企業擁有較為先進的技術和經營管理水平，在其只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的同時，很容易壟斷部分行業等等。

中國作為實施出口導向戰略的國家，自1979年以來，以巨大的市場潛力以及日益改善的軟硬投資環境，吸引了大批外商來華直接投資，尤其是我國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和開放地區，外商直接投資已成為促進該地區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之一。福建省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省份，憑借著國家賦予的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把全方位，多形式利用外資作為對外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90年代以來，福建省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全省實際利用外資占全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的1/10，利用外資已成為福建經濟走勢的重要力量。

對外商直接投資與福建經濟之間關系的問題，國內不少學者已采用了不同角度對其展開了研究，如黃立（2006）運用產業結構偏差指數sd分析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外商直接投資對福建省產業結構變動所產生的影響；羅承（2006）以區位優勢理論為基礎，實證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與福建省勞動力工資水平、市場容量和消費水平、產業結構等變量之間的關系；何曉奇（2005）通過對福建省外商直接投資、出口與gdp增長之間的實證分析,得出了出口與福建省經濟增長的關聯度很大,而外商直接投資與福建省經濟增長的波動關聯不大的結論；吳德進（2003）從技術溢出效應的角度運用計量模型進行分析，認為福建省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比較顯著。由此可見，對福建經濟增長與外商直接投資之間關系的進行細致的研究，這對研究福建經濟發展以及今后外資直接投資發展的努力方向具有重要意義。

近幾年來福建外商直接投資持續保持快速增長的發展狀態。據統計數據顯示，福建2006年批準設立外商直接投資項目2162個，比上年8.8%；按歷史可比口徑統計合同外資金額108.02億美元，增長26.2%；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71.85億美元，增長15.3%。按驗資口徑統計合同外資金額78.29億美元，增長31.4%；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32.2億美元，增長23.5%。與此同時，隨著福建不斷加強引進外資，福建省經濟發展也得到穩步的提高，2006年全省實現生產總值7501.63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13.4%。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885.23億元，增長2.5%；第二產業增加值3736.08億元，增長17.0%；第三產業增加值2880.32億元，增長12.6%。人均地區生產總值21152元，比上年增長12.7%。外商直接投資已成為福建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外商直接投資對福建省經濟增長起到了顯著的推動作用，其作用體現為連帶效應,并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資本的積累而加大。關于這個結論，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1）外商直接投資對福建經濟增長的確起到了促進作用。外商投資作為固定資產投資的來源，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全社會固定資產總額，增加了社會有效需求，拉動了經濟增長；與此同時，外商直接投資具有技術溢出效應，通過引進外資，跨國公司通過示范和傳遞效應加速國內企業采用新技術的速度，隨著技術的累積，福建對外投資的內部化優勢和所有權優勢提高，從而為今后的對外直接投資準備堅實的基礎，同時也為擴大引進外資和吸收先進技術創造了條件，進一步促進了國內企業生產率水平的提高。（2）外商投資的長期效應比短期效應顯著，由于滯后幾年的固定資產累積，使外商直接投資在該地區有了相當的規模和密度，產生了一定的聚合效應，對此后一段時間的外商直接投資產生積極有力的區位導向，加大了外資流入。從實踐中看，外商的不斷流入吸引了世界跨國公司進入投資，而大型跨國公司挺進市場又堅定了其他中小型企業的投資信心，進而帶動更多企業的進入國內市場投資，大力推動當期經濟發展。這正是福建利用并擴大外資特別是跨國直接投資的積極意義之一。

自1979年以來，福建省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幅度不斷增加，20世紀90年代起更是有了飛速的提高。隨著福建省的投資軟環境和硬環境不斷改善，近幾年外商的投資信心持續增強，來自港澳臺、東南亞的外資比重加大，大項目帶動明顯增強，據《2005—2006年度福建省投資環境監測評價調查報告》顯示，有82.5%的外商表示將繼續在中國投資，這一比例比上年度提高了3.3個百分點。而從總體情況來看，外商的分布和投資領域也得到不斷的擴展，一些過去未對外商開放的行業，外商也開始涉及。外商直接投資正逐步走向一個新的高度。

盡管福建省利用外資索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仍存在一些問題有待改進。一方面，就福建省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方面來看，1990至2000年新增的gdp中41.1%來自第二產業，37.8%來自第三產業，21.1%來自第一產業。雖然產業結構不斷得到調整，但時至2006年，第一產業增長有所調減，第二產業繼續保持增勢，第三產業發展穩定。2006年的三大產業比例由上年的12.8：48.7：38.5調整為11.8：49.8：38.4。可見，雖然外商直接投資促進了福建經濟快速穩定發展，但第二產業的投資仍占主導地位，第三產業投資比重也逐年有所提高，第一產業投資比重明顯不足。因此，在福建省逐步擴大引進外資的同時，還應調整產業導向，擴大利用外資方式。尤其應該引導外商加大對第一產業的投資力度，對外通過優惠政策以足夠的利益驅動外商投資農業，對內加大農業建設，為農業吸引外資創造有利條件。另一方面，政府在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的同時，也應提高克服其負面效應的重視，長期以來，以“市場換技術”是利用外資工作的主要指導方針，而事實上，讓出市場容易而換取使用的先進技術很難，特別是隨著關稅的降低和市場的擴大，外商是否會用技術來換市場已變成他們的自主行為。即使得到了先進技術，一些跨國公司也會附加某些限制條件。因此，必須加強對外資的管理，提高利用外資的效率，增強國內市場的競爭性，并大力推進國內企業的技術發展，注重人力資源的培養，鼓勵企業在與外資競爭中創新發展。此外，還應在觀念更新、體制創新、結構調整和環境改善等方面加大改革，在鞏固和擴大大型外資企業的同時應對外資企業給予扶持，從多方面為在閩投資的外商創造更好的投資軟環境和硬環境。

投資經濟論文:中國經濟活動中合伙投資方式的新發展

合伙作為一種在世界各國被長期廣泛應用的投資形式，在中國市場中被應用的并不廣泛。雖然中國在1997年頒布并開始實施了《合伙企業法》，由于該適用主體僅限于自然人，且2000年前合伙企業亦被要求征收企業所得稅，這些因素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合伙企業在經濟領域的活躍程度。2006年8月27日頒布修訂后的《合伙企業法》則拓寬了合伙企業的形式、合伙人的范圍，并且為外商投資合伙企業預留了空間。

一、增加了新的合伙形式

修訂后的《合伙企業法》增加了新的合伙形式：“特殊的普通合伙企業”和“有限合伙企業”。

“特殊的普通合伙企業”這一新的形式，主要適用于以專業知識和專門技能為客戶提供有償服務的專業服務機構，如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服務類的中介機構。由于個別合伙人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第三人損害的，無過錯的合伙人僅以其在合伙企業的財產份額承擔有限責任。同時，為了保護債權人的利益，對于“特殊的普通合伙企業”，法律要求其建立執業風險基金、辦理職業保險。就非合伙人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第三人損害的，或者合伙企業正常經營中產生的債務，全體合伙人仍負無限連帶責任。“特殊的普通合伙企業”有選擇的部分限制了合伙人承擔無限責任的范圍，避免了無過錯合伙人對于其他合伙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產生的損害承擔無限連帶責任，可以有效地引導專業機構的合伙人謹慎執業，加強內控機制，從而為這些專業機構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修訂后的《合伙企業法》的“有限合伙企業”主要有以下特點：1.有限合伙人的人數必須在二人以上五十人以下，其中必須有一個普通合伙人。合伙人人數的上限與中國《公司法》有限公司股東的人數要求是一致的。2.有限合伙人以其認繳的出資額為限對合伙企業債務承擔責任，因勞務本身無法作為對外承擔清償責任的方式，因此規定了有限合伙人不得以勞務出資。3.有限合伙人可以同本有限合伙企業進行交易，可以自營或者同他人合作經營與本有限合伙企業相競爭的業務。4.有限合伙人在處分其在合伙企業中的財產份額時也比普通合伙人寬松，除非合伙協議另有約定，有限合伙人可以將其在合伙企業中的財產份額出資。有限合伙可以有效的籌集資金，實現知識技術與資本的完美結合。國外的私募基金（股權）大多采用有限合伙的形式。《合伙企業法》引進有限合伙的形式，配合了其他法律法規的實施，對于風險投資和私募基金（股權）在中國的發展來說無疑是一支有力的強心針。在此之前投資人對于小規模的商業組織，僅限于在有限責任公司、普通合伙企業和個人獨資企業中進行選擇，有限公司成立的資金要求及稅負，使得一些小投資人望而卻步。而普通合伙與個人獨資企業都要求所有投資人對企業債務均承擔無限連帶責任，使得很多不愿意承擔過多風險的投資人打消投資的念頭。近年來，立法者在進行商事立法時已經注意到了將鼓勵投資作為一項重要的立法指導思想，有限合伙這種在西方國家已經實行了多年的合伙形式終于被中國立法者采納。

二、合伙人范圍的擴展：法人可以成為合伙人

原《合伙企業法》只認可自然人作為合伙人，從而將法人拒絕在合伙企業的大門之外。在中國的法律體系中，法人即意味著以其財產對外獨立承擔民事責任，一般情況下，投資人無需以其對法人出資以外的其他財產就法人的債務對外承擔責任。中國的合伙企業不具備法人資格，合伙人需對合伙企業的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考慮到法人作為合伙企業的投資人承擔了無限連帶責任，會使公司處于巨大的風險之中，影響股東和債權人的利益。因此，2006年1月1日實施修訂后的《公司法》仍然不允許公司作為對其所投資企業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的投資人，除非法律有特別規定。但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豐富各類投資方式的呼聲越來越高，尤其在借鑒英美合伙企業立法的基礎上，立法者允許了法人作為合伙企業的投資人。法人作為合伙人，可能會導致法人為合伙企業的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但這并不意味著法人的投資人也會承擔無限連帶責任，法人的投資人仍可以躲避在法人這堵防火墻后面，僅以其對法人的出資額承擔有限責任。法人參與合伙可以使公司等企業法人利用合伙企業形式靈活、合作簡便、成本較低等優勢，實現其特定的目的事業，也有利于大型企業在開發新產品、新技術中與創新型中小企業進行合作。但是為了使國有企業不至于負擔更大的風險，法律仍規定國有企業和公益性團體不得成為普通合伙人。

三、外商投資設立合伙企業的特殊規定

修訂后的《合伙企業法》并不能直接適用于外商投資設立合伙企業，而是授權國務院制定專門的管理辦法。2003年中國商務部等頒布的《外商投資創業企業管理規定》，規定中承認外商投資創業企業可以采取非法人形式，但這一規定缺乏相關法律的制度性保障。新《合伙企業法》引起各界的非常關注，各方外資是否會利用合伙企業規模小、形式靈活、設立的法律門檻低等特點規避中國對外資的一些準入機制。但從當前國務院委托商務部起草的《外商投資合伙企業管理辦法》草案來看，外商投資合伙企業依然實行審批制，需要符合外商投資產業政策等條件。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1.審批制度：出于現行外資準入制度、外匯管制以及公平性等考慮，參照對三資企業的外資管理制度，規定外商投資合伙企業的設立和重大變更需要經過商務主管部門的審批，一般事項的變更需要到審批機關備案。

2.中方合伙人：由于合伙一般規模不大，自然人作為合伙人較為常見，且有《合伙企業法》為上位法，因此不同于三資企業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不允許中國自然人作為中方投資人，《辦法》明確規定中國自然人可以作為外商投資合伙企業的合伙人。

3.產業政策：現行產業政策采用針對股權式合營企業的表述，根據合伙企業的特殊性，《辦法》將合伙人在合伙企業中的“控股”地位理解為對重大事項的決策權以及分紅比例，從而明確了產業政策（包括“限于合資、合作”、“中方控股”和“中方相對控股”）如何適用于外商投資合伙企業。

4.勞務出資：鑒于目前對外國合伙人以勞務出資尚無相關配套規定，實踐中無法操作，暫時只允許中國合伙人以勞務出資。

5.出資期限：鑒于合伙企業一般規模不大，參照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的出資制度，規定外商投資合伙企業除勞務以外的出資應當在批準后90日內一次繳清。

6.登記備查制度：為維護交易安全，《辦法》規定外商投資合伙企業的外國普通合伙人應向審批和登記機關提供其主要財產清單，供社會公眾查詢，并在財產發生重大變化時將該變化向審批和登記機關備案，便于交易相對人獲得關于外國普通合伙人償債能力的信息。

外商投資合伙企業依然要符合現行的外商投資產業政策，實行特定市場準入機制，仍需要遵守外匯、海關、稅務等對于外商投資企業的監管。因此，除了法律形式、投資人承擔責任的方式、注冊資金的要求和稅收等問題上，外商投資合伙企業和外商投資公司的其他方面的要求還是趨同的。

修訂后的《合伙企業法》為風險投資、私募股權（基金）、外商在華投資的發展，無疑會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投資經濟論文:國內房地產開發投資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綜述

摘 要：采用綜述方法對主要學者關于我國房地產開發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問題的研究成果作了介紹和分析，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此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的方向，力圖為政府、房地產開發商和金融機構做出決策提供更可靠、更科學的參考依據。

關鍵詞： 研究綜述;房地產開發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與展望

1 主要學者的研究成果

關于房地產開發投資和經濟增長關系的問題，前人的研究大都只停留在定性分析的階段，缺乏定量研究，且由于各學者所選取的指標和樣本空間不同。

1.1 認為兩者之間為雙向因果關系的研究

龔寧（2007）通過對房地產投資完成額和gdp兩個變量進行協整關系檢驗，得出兩者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且通過實證分析得出兩者之間為雙向作用。此研究結論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但在證明兩者因果關系方面缺少理論支撐。商碧元、田濤（2008）運用計量及經濟學方法模型和應用統計分析軟件對深圳市房地產開發投資和gdp的關系進行了定量分析，證實兩者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且兩者之間的影響存在一年的時滯。此研究比吳淑蓮和龔寧的研究更進了一步，具有更實際的參考價值，但由于其所選取的樣本空間只是深圳市，因此，其結論的應用具有局限性。

1.2 認為兩者之間為單向因果關系的研究

現有的文獻表明，國內大多數學者認為兩者之間為某種單向顯著的因果關系，但對于何為因，何為果意見不一。

（1）認為房地產開發投資對經濟增長影響顯著的研究。

費晨（2008）利用城市gdp和房地產開發投資額兩個指標，搜集了武漢市1995-2006年間的數據，對武漢市經濟增長和房地產開發投資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通過變量的平穩性檢驗、單整性檢驗、協整性分析和誤差修正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得出武漢市地區生產總值與房地產開發投資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房地產開發投資與gdp的增長之間為顯著的單向因果關系，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增長帶動了gdp的增長，而根據gdp的波動不能有效的預測房地產開發投資的變動。鄒朝福（2009）以昆明市為例，對城市房地產開發投資進了詳細的分析，得出房地產開發投資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比較顯著，政府應該制定一些政策措施來控制房地產開發投資的規模，使之與區域經濟發展和市場需求相協調。候正望（2010）研究了浙江省房地產業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利用協整回歸方程和誤差修正模型方法對其進行了分析，證實了兩者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相關關系，且為正相關，并得出房地產業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為單向因果關系，即房地產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比較顯著。文獻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實際意義，但因其選取的數據范圍分別為武漢市、昆明市和浙江省，因此其結論的應用范圍同樣具有局限性。

（2）認為經濟增長對房地產開發投資影響顯著的研究。

劉洪玉、張紅（2006）通過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脈沖響應分析和預測均方差分析表明，gdp對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影響要遠大于房地產開發投資對gdp的影響，且相互影響的作用存在2年的時滯。寧琰、許鵬（2008）通過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對房地產開發投資、固定資產投資和gdp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得出房地產開發投資于gdp之間是顯著的單向因果關系，gdp的增長會導致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增長，而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增長對gdp的變化沒有決定性的影響。鑒于房地產開發投資本身就是固定資產投資的一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對這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檢驗沒有意義。

張力軍、金曉斌（2008）通過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對南京市房地產開發投資和gdp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結果顯示，在短期內，兩者之間存在單向因果關系，即gdp的增長對房地產投資增長的影響顯著。董昊（2010）采用西安市的數據，利用協整理論對房地產開發投資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因果關系分析，并建立了vec模型，進行了脈沖響應分析，結果顯示，兩者之間呈顯著的單向因果關系，房地產開發投資受經濟增長的影響較大，并且這種影響是長期的，而房地產開發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短期的。文獻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應用價值，但分析都不夠完整，所選樣本空間分別是南京市和西安市，因此其結論的應用同樣具有局限性。

徐明（2010）選用城市化率和地區生產總值兩個指標分別與房地產開發投資額之間的關系做了定量分析，通過協整關系檢驗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得出，地區gdp與房地產開發投資之間存在因果關系，gdp是房地產開發投資的格蘭杰原因。

1.3 認為兩者之間沒有關系的研究

劉瑞（2009）運用協整關系檢驗理論、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和誤差修正模型等計量經濟學方法對上海市經濟增長與房地產開發投資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兩者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此研究結論的應用雖具有局限性，但為進一步思考房地產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提高了更廣闊的空間。

1.4 認為兩者之間關系不確定的研究

鄔文康（2005）利用相關分析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等方法對區域gdp和房地產增加值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得出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具有不確定性，因區域、發展水平、樣本量選取和指標選取的差異而異，且在各城市的不同發展階段，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可能也不同。他的研究提出了兩者之間確定存在關系，房地產業的發展正在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并且城市經濟的發展也帶動了房地產業的有效發展，但是沒有得出兩者之間的具體關系，何為因，何為果，研究不夠深入，沒有實質性的應用價值。

岳朝龍、孫翠平（2006）對國內生產總值和房地產開發投資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兩者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短期內，兩者之間的關系隨置信水平的提高，由單向因果關系變為雙向因果關系，但長期來看，兩者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研究表明兩者之間的關系隨著時間的不同有所變化，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參考價值，但沒有考慮因地區差異可能會導致兩者之間關系的變化。

朱愛勇（2009）通過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分析房地產開發投資與gdp之間的關系，結論是，在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的地區，房地產開發投資是gdp變化的格蘭杰原因，在經濟發展比較低的地區不是。此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指導意義，為以后的研究方向提供參考。

2 結論和展望

綜述上述，以前學者對房地產開發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大都停留在定性分析階段，缺乏定量研究。由于各學者所選取的指標和樣本空間不同，得出的結論各不相同，本人認為在以后的研究中應試圖選取更具代表性的指標和更全面的樣本空間對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更深一步的分析，在此基礎上對兩者之間的關系做定量研究，為政府、房地產開發商和金融機構等相關部門制定政策、采取措施提供更科學的參考。

投資經濟論文:區域房地產投資與國民經濟發展關系實證研究

內容摘要：安徽省經濟的發展，有賴于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本文論述了作為農業大省的安徽省的工業發展現狀。認為安徽省應該抓住時機，揚長避短，發揮比較優勢，根據安徽省的具體情況，走現代農業驅動型的新型工業化道路來發展本省經濟。

關鍵詞：現代農業 新型工業化 安徽

安徽工業化發展現狀

對于安徽省工業化發展狀況，目前已有部分專家和學者進行了相關研究，如：王秉建（2008）對安徽工業化水平進行了評價；胡亭亭（2007）對安徽工業化的發展現狀和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分析；余華銀（2006）對安徽工業化的進程進行了評價等。通過對研究的梳理可知，安徽工業化的發展狀況為：安徽省工業化進程慢于全國，安徽省工業化已處于工業化的實現和經濟高速增長期的初期，但與全國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工業高度化水平低于全國，高度化進程也相對較弱，安徽省工業處于由重工業化階段向高加工度化階段轉變時期，工業高度化水平不斷提高，但工業高度化水平明顯偏低：輕工業中以非農產品為原料的加工業比重低；重工業中加工工業比重低；重加工工業內部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加工業的比重低。

現階段安徽工業化發展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分析

（一）外部環境

1.有利條件。新型工業化道路為安徽農業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在新型工業化道路和新區域工業化模式下，人們開始重視農業地區和農業的發展。一方面，工業化的目標從單純的經濟增長轉向人的全面發展，這就要求大力發展農業和農業地區經濟；另一方面，技術進步成為經濟增長的最主要驅動力，使得農業的價值得到了重新認識。在新型工業化道路中，工業化的內容不再是狹義的，而是通過包括農業在內的各個產業的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實現全面發展。因此，農業不僅是加速工業化的一種工具，而且本身也是工業化的目的；發達地區產業轉移和人們消費結構升級促生新機遇。雖然面臨這一系列約束條件，但是，仍然存在有利于安徽省工業化的機遇：發達地區產業結構調整，一部分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逐步向內陸地區轉移。安徽省可以選擇適合本地比較優勢的產業，通過承接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積累工業化的資金；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消費品的需求日益多樣化，特別是對綠色生態產品的需求越來越大，這就為安徽省發揮其優勢，發展綠色生態產業提供了機遇。

2.不利外部條件。國際金融危機的持續蔓延。最近一個時期以來，國際金融危機持續蔓延，對我國經濟的負面影響日益加深，對于安徽省來說尤其明顯，主要表現為：一是農產品價格全面下行。二是農村就業和增長局面趨于嚴峻。三是質量安全事件對農民、農業產業的沖擊不可低估。民以食為天，我國有13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而耕地面積只占世界的10%，糧食安全現狀面臨嚴峻考驗。安徽省作為糧食主產區，在糧食安全體系中承擔了重要責任，2008年安徽省平均糧食產量為6047萬噸，占全國總產量的5.78 % 。因此，安徽省在選擇新型工業化道路時絕不能以損害農業、減少糧食產量為代價。

（二）內部條件

豐富的資源條件。安徽省處于我國腹地，蘊藏了豐富的礦產資源。如煤炭、有色金屬等。同時擁有大量的水資源。以中部五省為例，不僅擁有長江、淮河等水系，還擁有鄱陽湖、洞庭湖和巢湖等三大淡水湖。豐富的農業資源，有利于農、林、牧、漁的全面發展和形成較高的農業生產率，為充分發揮農業資源優勢，建設現代農業，提供了廣闊的資源配置空間和環境。

優越的地理區位。從地域優勢看，安徽位于長三角腹地，東臨江蘇、浙江等發達省份，西連廣大中西部地區，承東啟西，地跨江淮，交通發達，發展農業生產條件優越，區位優勢明顯。安徽可充分利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信息、資金，接受輻射，又可面向全國，推廣自己的優勢產品。特別是隨著東部地區產業的升級換代，將逐步淘汰一部分落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安徽作為重要的勞務輸出人口大省，積累了相當的技術和資金要素，安徽已完全有能力承接長三角產業特別是農產品加工業的產業轉移，這些都為安徽農業的發展創造了難得的機遇。

較強的科研優勢。從科研優勢看，安徽的高校、科研單位眾多，合肥是全國四所科技城之一。截至 2007 年底，全省共有各類研究與開發機構 1057 家，其中國有獨立科研機構 116 家（包括 20 家中央在皖科研院所、96 家省屬及省以下科研機構）、高等學校科研機構 154 家。這些科研機構特別是一批中央在皖科研院所，是安徽省科技資源優勢的集中體現，強大的科研優勢為安徽省工業化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科研條件。

良好的生態環境。安徽省由于長期以農業為主，工業化進程相對緩慢，因此高污染、高能耗的傳統工業較少，這使得安徽省的自然生態環境得到較好的保護。安徽省可以充分利用生態優勢，跨越重化工業階段，直接進入高起點發展對環境要求高的生態產業。

不利的因素。“三農”問題依然比較突出。安徽省面臨嚴重的“三農”問題，主要表現在：農村基礎設施相對落后，生產、生活條件較為惡劣。農業比較效益低，市場化發育程度低，小農生產的特點導致農業省在農業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力無法發揮出來。農民收入水平不高，且商品意識、創新精神和經營能力不足，無法滿足農業省工業化發展的需要。“三農”問題對安徽省工業化發展來說，依然是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安徽省城市化發展水平相對滯后。

現代農業驅動型工業是安徽工業化的現實選擇

綜上，結合安徽省實際，筆者認為安徽省應選擇現代農業驅動型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即依托區域比較優勢，以市場為導向，以生物技術、信息技術改造傳統農業，圍繞現代農業這個核心，把農業資源深度開發產業確立為區域主導產業，并形成有競爭力的產業集群，以勞動力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品進入市場的工業化道路。這一選擇具有重要意義，具體來說，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現代農業驅動型工業化模式符合安徽省新型工業化的特點。由于符合本階段安徽省的資源稟賦結構，可以充分發揮其比較優勢，在此戰略下建立的產業體系能夠適應激烈的市場競爭，不斷發展壯大。通過產業的發展，利益的積累可以逐步改變安徽省的資源享賦結構，實現由農業省向工業省的轉變。在資源稟賦結構變化后，現代農業有可能不再占主導地位，而是由更符合區域資源稟賦結構的產業取代，從而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促進安徽經濟的發展。

有利于形成現代農業區域聚集優勢，獲取重要資源。現代農業與傳統農業不同，具有要素投入集約化、資源配置市場化、生產手段科技化、產業經營一體化的特征，產品附加值高，有很高的投資回報率，這樣就可以吸引區域外資金、人才等要素的流入。通過產業聚集主動吸收資源的作法，改變了安徽省以往被動等待資金、技術支持（即簡單的工業反哺農業）的引資方式；改變了安徽省因傳統農業效益低下而出現資源凈流出的局面。通過市場化競爭吸引要素的方式，可以實現安徽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有利于發揮比較優勢，找準定位，確立主導產業。首先，安徽省的比較優勢在農業，安徽省新型工業化的重點應放在農產品加工業。其次，如果不發揮安徽省在農業生產方面的比較優勢，提供更為豐富的農產品和深加工品，發達省份就會將需求轉向國外尋求替代供應者，這樣，安徽省就會失去發展的外部市場。區域工業化理論認為，有競爭力主導產業是區域經濟增長的關鍵。而現代農業正是安徽省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因僅使用傳統生產要素的農業是無法對經常經濟增長作出重大貢獻的，但現代化的農業能夠實現。

可以有效克服資金瓶頸的約束。一方面，農產品加工業所需資金少、投入門檻低，是一種適合安徽省的勞動力密集型工業。另一方面，農產品加工業與農業形成良性聯動關系，可以通過加工增值農副產品，進而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戶積累能力，為加工業的進一步發展積累資金。

能夠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效轉移。由于現代農業驅動型工業化模式強調工業與農業的聯動關系，必然促進農業生產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在農業內部吸收大量勞動力，緩解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帶來的負面影響。傳統工業限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而新型工業化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根本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