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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史論文:科技史與歷史關系研究論文

摘要：歷史開創了自然史與社會史之后在科技史中實現了自己的自我認識；科技史是歷史自我認識發展的高級階段，它所描述的是一個介于自由意志與客觀規律之間的世界；科技史史料不僅具有歷史價值，同時還具有科學價值；科技史的建構是歷史與邏輯的統一、主體性與客觀性的統一；科技史的思想基礎是歷史科學而不是科學哲學；歷史的客觀主義原則必然表現為科技史的當代主義；科技史中蘊含著一種現代社會所需要的嶄新的人文精神。

關鍵詞：科技史；歷史；歷史哲學；科學主義；思辨理性

科技史是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產生和發展而出現的一門源遠流長的人文學科。它首先是在科學家專業群體中產生的，它不僅較為全面地反映了科學技術艱難曲折的發展歷程，而且還集中地體現了科學家求真務實的獨特和珍貴的人文精神。科技史與歷史的關系不只是部分與整體的單純形式關系，其中包含極為豐富的思想文化內涵。理解和把握二者之間的關系，不僅對科技史自身基礎理論建設，而且對傳統歷史學思想和方法的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尤其在帝王將相主宰歷史的中國社會，它還將超出歷史學科本身，對未來的思想文化與社會發展產生廣泛和深遠的影響。

一、“存在”視域中的本體論關系

歷史首先是一種存在。然而它并不是某種可以直觀地呈現在物理空間中的物質實體，而是一種呈現在時間關系中的屬性存在。時間是歷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如果不是引入時間尺度，則任何實體都將只有現在而不會有過去和未來；實體是歷史所以存在的基礎，如果沒有實體在時間中的變化，則所有的時間都將會聚成為現在。歷史之所以能夠被識別而成為一種存在，正是由于實體在時間中所發生的某種變化。也正是由于這樣一種原因，歷史又表現為一種特殊的否定性存在，它不能夠像科學家在實驗室中所處理的物質實體那樣重復發生。一切事物和現象稍縱即逝而成為一種歷史。

現代哲學拒斥本體論問題，所以西方的歷史學家們大都是歷史的不可知論者，他們習慣于懸置存在問題，從而使得西方的歷史概念重“史”輕“歷”。《新不列顛百科全書》是這樣解釋歷史的：歷史“是一門研究事件（影響國家和民族的事件）的編年紀錄之學科，它奠定于對原始史料的考證之上，并對這些事件的緣由做出解釋。”[1]與西方不同，經驗形態的中國哲學還沒有能力給歷史學家提供太多的理性教條。所以中國的歷史概念是尊“史”重“歷”。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歷史大國。國內目前流行的工具書基本上反映了國人的歷史概念。《辭海》認為，廣義的歷史“泛指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包括自然史與社會史”，而狹義的歷史“通常指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它們“是史學研究的對象”，而“一般說來，關于歷史的記述和闡釋，也稱為歷史。”[2]可見中國人首先考慮的是存在，其次才是關于存在的描述。這是一種直觀的和樸素的實體中心主義的歷史概念。雖然它在本體論上作出了一種承諾，然而濃厚的經驗色彩則束縛了其歷史視野，限制了中國人的歷史空間。比較起來，《現代漢語詞典》表述要更為全面，它認為歷史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也指某種事物的發展過程和經歷”。[3]盡管它還是一種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唯像描述，卻畢竟意識到了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之外還存在某種東西，只是沒有明確表明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相互作用。

歷史是一種時間性的屬性存在，它表現為某種流變的過程。從實體方面來看，歷史過程的主體包括自然界與人類社會；而從關系方面來看，則歷史過程還要包括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相互作用：它一方面表現為自然界對人類的統治和奴役，另一方面則表現為人類擺脫種種奴役而在自然界中的解放。而且只有這種相互作用才能夠更深刻地體現歷史在時間中流變的本質。當然，這里并不是說沒有人類社會就沒有自然界中所發生的那些變化，而是說自然界中所發生的一切變化都只有借助于這一相互作用才能夠被識別從而成為我們通常所說的歷史。創生人類的那個所謂純粹的自然界也是立足于這一相互作用獲得的經驗經由推測而成為歷史的。所以從實踐本體論的觀點看，一部完整的歷史應當包括自然界、人類社會以及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這樣三個方面。這種歷史概念不僅超越了實體中心主義思想的束縛，消除了自然與人類、科學與人文之間的兩極對立，更重要的是把人類的歷史觀從人類社會內部的爾虞我詐、互相殘殺提升到了人類在自然界中尋求解放的共同事業中。

科技史從屬于歷史，它是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相互作用的產物。所以它既不能夠被錯誤地歸結為自然史，也不能夠被簡單地歸結為社會史。自然史是指獨立于人類的那個外在的和天然的自然界在時間中的演變過程，包括宇宙史，天體史，地球史，動物史，植物史等許多具體分支。它們首先是科學研究的對象，其次才能成為史學研究的對象。自然史的史料絕大部分來源于科學活動，它所以能夠成為我們所謂的歷史，是由科學研究加以確認的。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在自然史研究領域中，科學與史學是直接合一的。正是由于這樣的原因，自然史也日益成為人類科學研究的一部分，甚至有人還把它看成科技史的一部分，這當然就更是錯誤的。社會史是指內在于人類自身的那個由人際關系所關聯起來的社會在時間中的演變過程，它包括家庭史、家族史、民族史、國別史、世界史等眾多的分支。它們首先在人類的感知中直接成為歷史，而后才被納入到歷史科學中。許多人認為，科技人員是屬于社會的，科學活動也是在社會中展開的，所以他們把科技史也看成社會史的一部分，這就未免失之淺薄了。因為我們也可以在同樣的意義上接著講，科技人員是屬于自然的，科學活動也是在自然界中展開的，所以科技史也是自然史的一個部分。事實上，科技活動既不是一個簡單的自然過程，也不是一個純粹的社會過程。自然過程是一種相對自足的存在，而社會的意志性活動則無疑是對自然過程的一種否定。科技活動既是對以自由意志作為特征的社會非理性過程的一種否定，同時又是對自然理性的一種回歸。歷史正是通過自己的否定性在科技史中實現了它的自我認識。

科技史是歷史自我認識的一種高級形式。在歷史的本體論結構中，它處于自然史與社會史之間，隸屬于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相互作用范疇。人類社會所曾歷經的種種自然災難史，是自然界統治和奴役人類的歷史，正是它開啟了人類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歷史，迫使人類走上了一條擺脫奴役、尋求解放的智慧之路。中國古代神話中的盤古開天地、羿射九日、女媧補天等，就是人類人化自然思想的早期萌芽。從神話史開始，經過巫術史與宗教史，歷史在哲學史中開始了自己的理性認識，并最終在科學史與技術史中實現了它的自我認識。這里之所以說科技史實現了歷史的自我認識，是因為科技史不僅譜寫了自然界的歷史，而且開啟了人工自然的歷史，第一次在實證的意義上描繪了一幅完整、系統和詳細的歷史全景圖。如果說自然史所反映的是一個客觀規律支配的世界，社會史所記錄的是一個自由意志相互碰撞的世界，則科技史所描述的是一個介于自由意志與客觀規律之間的世界，是一個從自由意志走向客觀規律的過程，是人的自由意志與客觀規律的一種和諧與統一。它不僅關聯著自然界所發生的各種變化，而且直接關聯和影響著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

科學技術是人類精神回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其本質來說是反社會關系的，而且它從自然界所呼喚出來的巨大的物質力量對現存的社會關系來說也確實具有一種革命的意義。科技人員是科技史的主體，從物質的和世俗的層面來看，他們同其所生活的社會具有廣泛和密切的聯系，而從精神的和超越的層面來看，他們則同社會的其他成員具有截然不同的價值取向與人生追求。這就使科技史表現出了一種濃厚的和不同尋常的人文精神。科學與技術首先是科技人員的一種生存方式，是他們修身養性的一種形式。這在歷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和最杰出的能工巧匠身上表現得非常明顯。即使在現代為功利主義所主宰的所謂大科學和高技術社會中，真正的科技人員精神始終也還是面向自然而不是面向社會的。科學活動是這樣，技術活動也是這樣。所以，科技人員只有首先把自己的精神從社會人際關系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才能夠使他們的思想伸向自然界的深處，欣賞到絕大多數人所無法觀賞到的那種獨特景觀。這是在科技史的深處所隱藏的一條獨特和永恒的規律或法則。

二、思維“建構”中的認識論分析

歷史不僅是一種存在，而且是對存在的一種感知和描述。它是一種呈現在史料關系中的虛擬性存在。由于歷史事件的流變性和否定性特點，人們通常所能夠面對的就只能是關于歷史事件的各種回憶和記錄。事物和現象的稍縱即逝、不可重復性不可避免地把歷史史料推到歷史前臺，人們只能根據這些史料重構人類已經逝去了的歷史。在認識論的視野中，史料是歷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礎，如果沒有保存下來的史料，就沒有任何可以知曉的歷史；構造是歷史之所以成為歷史的關鍵，如果沒有對于歷史史料的梳理，歷史就只能是一種僵死的文字堆積而不可能真正成為鮮活的歷史。歷史之所以能夠被表述成為一種存在，正是由于史料在梳理的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某種內在一致性。也正是由于這樣一種原因，歷史又表現為一種可能性存在。它永遠也不可能達到絕對的真實，未來所發掘的新史料還將不斷地豐富、完善和修正人們頭腦中的歷史，有時甚至重構正在傳世的歷史。

歷史是一種呈現在史料中的摹本存在，它表現為某種史料之間的依存關系。傳統史學非常重視收集歷史史料。中文中的歷史與英文中的History雖然側重點有所不同，然而都同時指稱歷史過程與歷史記錄。司馬遷把自己所撰寫的從黃帝到漢武帝時代的中國歷史稱之為《史記》，而西方史學的奠基人希羅多德則把他描述希波戰爭的著作直接稱為《歷史》。歷史史料是一種客觀的存在。本來的歷史作為一種在時間和空間中曾經存在的具體事件已經煙消云散了，人們只能根據那些歷史記錄在客觀知識世界中再現那一去不復返了的歷史。從原則上講，史料在總體上應當內在、自足、唯一地蘊涵一種歷史。這種歷史無論同本來意義上的歷史有多大的差別，人們也只能、而且必須把它作為本來的歷史來追求。因為從認識論上講，史料之外的歷史是一個永遠也無法知道的、沒有任何意義的偽問題，其存在問題確實應當被懸置起來，不予理睬。然而史料之中的歷史可知性與真實性問題則全然不同，盡管這種記錄在史料中的歷史仍然保留了歷史自在之物的某些特點，但它卻絕不能夠繼續被懸置起來；否則，史學將喪失自己的客觀性和真實性追求而徹底蛻變成為一種文學。

歷史是一種被建構起來的可能性存在。歷史學家不僅需要考證和梳理歷史過程遺留在客觀知識世界中的種種歷史史料，而且還必須綜合各種史料在人們的精神世界中完整地再現一個感性具體的歷史過程。任何一種歷史都是在特定史料的基礎上被建構起來的。由于不同歷史學家所占有的具體史料不同，從而關于同一歷史過程的描述就必然會有所不同。同時歷史學家要超越有限的具體史料再現一個完整的歷史過程，就不能不依賴于某種合理的推測與說明，對于可疑的或存在爭議的具體史料還需要做出某種特殊的解釋，從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讓不確定性侵入史料的梳理過程中。它必然要不同程度地犧牲歷史的客觀性和真實性。所以，任何一種歷史所描述的事實上都只能是一個可能世界。然而這決不意味著在可能世界面前各種不同的歷史一定是平權的。建立在不同史料基礎上的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歷史版本，其各自的競爭力與生命力一方面依賴于自己所賴以建立的史料本身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則取決于它們相互之間的開放性及其對未來所出現的新的史料的包容性與適應性。把歷史的建構性推向極端的建構主義是對歷史的科學精神的一種反叛，在科技史中尤其不能認同。

首先，在形形色色的歷史史料中，科技史的史料具有其顯著的特點，其中歷史記錄與研究成果是同時保存的。科技史中不僅具有文字記載，而且同時具有與文字記載相應的思想成果和物質產品一起保存下來，里面有一些在我們今天的現實生活中還依然發揮著自己獨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的歷史事件過去了也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除了當事人的回憶和記錄很難再找到其它的旁證。然而在科技史中，大凡是值得記錄下來的科技活動，就一定具有傳世的東西存在，其中不同程度地保存著當時的歷史，后人可以理性地加以解讀。牛頓與麥克斯韋早已經成為歷史，然而經典力學與經典電動力學仍然活躍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瓦特與法拉第也已經成為歷史，可是蒸氣機與電動機則繼續構成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這些鮮活的歷史史料中，人們可以見證到當時的歷史。當然文學史中也有類似的情況，然而文學作品的意義通常需要讀者結合自己所生活的時代加以闡發，而且不同的讀者往往具有不同的解讀，缺乏必要的確定性。科技產品則不同，它們的意義將由邏輯、符號與實物內在地和無歧義地規定在具體的概念、理論和產品中，從而永遠都是確定的與歷史的。盡管不乏一些后現代思想家熱衷于把科技產品作為文藝作品加以解讀，試圖闡發其中所蘊涵的思想解放意義及其社會顛覆作用，然而最終則還是無法撼動它們的科學意義。

其次，科技史的史料不僅有其歷史意義，而且同時還具有它的科學價值。科技史中不僅包含著人類科技活動的歷史記錄，而且包含著有關自然史乃至社會史方面極為豐富的歷史信息，其中不僅保存著大量已經過去了的科學事實，而且隱含一定的科學問題、豐富的科學思想與獨特的科學方法，從而它也就不僅是歷史的，同時無疑也是科學的和現代的。竺可楨先生曾經把科學與歷史結合起來開創了科學研究的歷史方法，他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在世界上曾產生了巨大反響；席澤宗先生利用古新星記錄證認超新星遺跡并判定其年齡也在天文學領域里產生了很大反響；吳文俊先生曾吸取了中國宋元時期數學的代數化和機械化特點，他首先將幾何問題用代數方程表示，然后對代數方程組求解提出一整套切實可行的計算機算法，從而開創了機械化數學的新時代。中國擁有五千年綿延不斷的歷史史料。在中國科技史上雖然缺乏某種成熟的理論思維成果，然而卻不乏方方面面的觀測記錄資料。全面、深入、系統地發掘和整理這些珍貴的歷史史料無疑將是一件極為重要的工作。實證主義曾試圖把整個歷史學變成一種經驗科學，就像竺可楨先生在氣象學方面所做的那樣，它讓歷史哲學在其中去發現支配各種歷史事件過程的一般規律。這種科學主義的宏偉藍圖雖然倍受中外某些人文學者的多方責難，然而它無疑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學價值與現代價值。

再次，科技史的建構是當代價值取向的，它的客觀主義原則最終必然要表現為當代主義。如同自然史的時間具有其不可逆性一樣，科技史作為科學知識的進化史也是不可逆的。薩頓認為科學“是人類唯一真正積累性的、進步的活動”,“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類進步的歷史”。[4]用恩格斯的話說，“科學就是這種謬誤逐漸消除，或是更換新的但終歸是比較不荒誕的謬誤的歷史”。[5]這種歷史只要有所選擇和取舍，其結果就必然是當代取向的。所以，堅持歷史的客觀主義原則最終就必然要選擇歷史的當代取向。就連以反歷史的輝格解釋著名的巴特菲爾德本人一旦進入科技史領域，也不能不選擇當代的價值取向。事實上，按克羅齊的說法，“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6]這個判斷在自然史與科技史領域里還是顯而易見的。只是到了社會史領域中，當代價值被淹沒在黨派的階級利益之中，人們已經很難看到什么是真正的歷史了。因此，輝格史的核心問題是黨派利益，而決不是什么當代主義。所以客觀地說來，反歷史的輝格解釋斷然不能適用于科技史領域；否則，將會導致現代科學徹底喪失自己的歷史，而這恰恰是形形色色的蒙昧主義者所企求的。至于那些“為歷史而歷史”的歷史學家們所向往的所謂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不僅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烏托邦追求，而且很容易導致歷史學家喪失自己對現代社會的道義責任。當然在社會史領域中，這個問題仍然有其獨特的價值。

最后，科技史的建構是主體性與客觀性的統一，它截然不同于在其它歷史中的建構。自然史是一個不依賴于人類意志的客觀歷史過程，它的建構是人類科學認識發展的一種產物，其建構性直接表現為它的客觀歷史性，或者具體說來，就是科學認識的階段性；社會史是一個人類自由意志相互沖突的自然歷史過程，它的建構往往伴隨著強力意志的發展，其建構性首先表現為人類的主觀性與階級性；而科技史是一個主客體相互作用的歷史過程，它是人類的自由意志與自然界的客觀規律的一種歷史性統一，是主體性與客觀性的和諧統一。科技史的建構性集中表現在它的當代性這一缺省配置上。本來意義上的科技史只能是一部編年史。只要有選擇和取舍，就一定會有建構問題。巴特菲爾德要求歷史學家具備一種能夠看到重要的細節與發現事件之間的關系與影響的天賦，以及領悟使歷史過程得以起作用的整體模式的天賦。而所有歷史建構的一個無法回避的硬約束就是作為歷史過程結果的當代。倘若一種歷史沒有能夠走向當代，則它無疑是歷史學家們的一種歷史幻覺與文學虛構。反輝格史的巴特菲爾德正是由于自己具備這樣一種歷史天賦，從而才更加無法回避科技史的當代取向。當前有一股史學思潮一方面以歷史的建構性解構歷史的當代取向，另一方面又以莫須有的歷史客觀性恢復所謂歷史的本來面目，其目的無非是要把科學與宗教等一系列本質上對立的范疇淹沒和消解在歷史的瑣碎細節之中，把科學淹沒和消解在傳統的社會歷史文化之中，解除科學批判和改造傳統社會歷史文化的理性職能，為基督教文化壟斷現代文明提供歷史依據。事實上，科技史始終都是建構性與客觀性的內在統一。作為一個現代人必須時刻保持自己清醒的頭腦。

三、“客觀知識”傳統之間的方法論分歧

歷史作為人類思想的一種建構，內在地關聯著一系列不同層次的理論和方法。它是一種呈現在思想關系中的建構性存在。這里方法是歷史建構的工具，是歷史所以存在的前提，沒有一定的方法，不僅難以鑒別史料的真偽，而且更不可能澄清史實；理論則是方法得以運用的動力和指南，是歷史所以存在的基礎，如果沒有一定的理論，方法將失去其靈魂而被淹沒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之中。歷史之所以能夠被建構成為一種特殊的存在，正是特定的理論和方法共同運作的結果。科技史作為一種歷史，在世界觀和終極的意義上，無疑是應當同自然史與社會史共同分享一種統一的元歷史理論與方法，然而在其具體操作的不同層面上，它常常具有一些自己獨特的理論與方法，其中有些根源于科技史的本性，具有其內在的必然性與合理性，有些則顯然是由于學科發展的不完善所產生的。

首先，科技史是在科學家專業群體中產生的，因而其研究方法同科學方法之間具有一種天然的聯系。科學研究中的分類、比較、分析、綜合、歸納、類比、假說等邏輯思維方法和直覺、想象等創造性思維方法都曾被廣泛地應用到科技史史料的鑒別、科技史事件的梳理與科技史過程的建構中。科技史研究雖然是近水樓臺先得月，然而科學方法的應用卻絕不僅僅局限于科技史領域中。事實上，科學研究中的絕大多數方法很早就已經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史學研究領域中了。中國傳統的史料學與考據學中就包含著多種科學方法的萌芽。清代乾嘉學派的訓詁、校勘和類推就是以歸納為主兼及演繹，他們首先是廣泛地收集例證，在頭腦中形成通則，然后再用通則推演同類；而“理斷”則是以演繹為主，是以常理推斷某一史料的真偽。實際上，在乾嘉樸學中歸納和演繹是經常同時并用的。當然其間也常常交替穿插著分類、比較、分析、綜合、類比等多種方法。顧炎武倡導的“實事求是”正是樸學精神的集中體現。梁啟超就認為：“乾嘉間學者，實自成一種學風，和近世科學的研究法極相近”。[7]胡適也認為“清代的‘樸學’確有‘科學’的精神”，[8]他還把中國傳統史學中提問、設答和證偽之術進一步提煉和概括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樣一項重要的史學方法論原則。

從原則上講，科學方法應當普遍地適用于整個歷史學研究領域。因為歷史學就其思維形式來講，是一門非常典型的科學。這集中地體現在歷史學所特有的懷疑、批判、求實和理性等科學精神方面。不同的是，科學處理的大都是即時和直接的觀察材料，而歷史學所處理的則大都是時過境遷的歷史遺存。當然也有一些方法還存在著爭議，例如演繹方法，迪昂就明確反對把演繹方法應用于史學，他認為“歷史將永遠不是演繹科學。”[9]不過西方人重視抽象的理論和建構，中國人重視具體的史料與方法；西方人重視先驗的原則，而中國人更重視經驗的實效。所以在兩種不同語境中所說的演繹顯然不在同一層面上。一般說來，任何一種具體的研究方法都存在著特定的適用范圍，從而它總是有限的，然而不斷發展著科學方法的總體則是無限的。目前所存在的問題似乎還不是如何在技術上確定各種方法的適用范圍，而是科學與人文的背景沖突，反科學主義的實質是元歷史理論與方法的主導權問題。記得金觀濤曾把系統方法應用于中國歷史研究，提出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假說，就頗受到一些歷史學家的非議。當然這種問題只能在科學與人文的持續沖突中自然歷史地解決。

其次，科技史作為歷史自我認識發展的一個高級階段，不僅是歷史的，同時也是邏輯的，它是歷史與邏輯的有機統一。作為人類關于自然過程的認識史，科技史是對主體與客體、人類與自然界相互作用過程的歷史表述，它必須反映這一客觀歷史過程的內在邏輯。恩格斯在談到邏輯與歷史的關系時曾經講到：“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10]恩格斯這里所說的“歷史”，是本體論意義上的歷史Ⅰ，是指客觀世界現實的發展過程本身；而“邏輯”則是廣義上的邏輯，泛指人類的理性認識過程。作為事件的歷史Ⅰ已經消失了，然而作為史料的歷史Ⅱ保存下來了；同時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關于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的研究還揭示了隱藏在歷史過程背后的一些重復的和穩定的關系，以這些普遍的歷史規律作為基礎梳理歷史史料，可以揭示出特定歷史階段起作用的特殊規律。歷史研究首先應當在思想上理性地把握歷史Ⅱ中所蘊涵的內在邏輯，然后再以這一客觀邏輯作為藍圖在思想上建構一種具體的和豐滿的歷史Ⅲ。這就是所謂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它應當作為編史學領域一項總的方法論原則。

在科技史領域，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具體地體現為邏輯主義編史學綱領。無論是薩頓和李約瑟的編年史，還是柯瓦雷與巴特菲爾德的觀念史，本質上都是邏輯主義的。從亞里士多德到伽利略、從哥白尼到牛頓，從牛頓到愛因斯坦，既是一個歷史流變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科學思想邏輯演化的過程。吳文俊教授利用計算機甚至從開普勒運動三定律中自動推導出了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所以如果說編年史還是萌芽狀態的邏輯主義，則觀念史直接就是完成了的邏輯主義。二者彼此表里呼應，互為補充，共同構成科技史的主體。有一些科技史家被埋葬在歷史的史料中喪失了理智，似乎不把牛頓的煉金術編進科技史中就是歪曲了歷史本來面目的輝格史；還有人熱衷于張揚科學的宗教起源。這都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不過在社會史領域，情況就要復雜了。歷史與邏輯的統一總是不可避免地表現為歷史主義編史學綱領。這一方面是由于以自由意志相互沖突作為特征的社會歷史過程本身的邏輯就不是很明朗，另一方面則是由于人們自身無法排除的利益關系，從而使得社會史領域充滿了難以捉摸的復雜性。要超越這種復雜性必須超越社會歷史過程本身，把它作為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來看待。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就是社會史領域中這樣一個卓有成效的邏輯主義編史學綱領。

再次，科技史的思想基礎應當來自于歷史，而不是哲學，它是一門歷史科學。然而由于科技史與科技哲學長期的曖昧關系，使它不同程度地背離了歷史的科學精神。盡管“沒有某種理論偏見的歷史是不可能的”，[11]然而歷史科學的基本精神是實事求是，科學的客觀性原則就是要把偏見降低到最小。相反，哲學家則常常是一些制造偏見的高手，哲學中充滿了形形色色的偏見。尤其是當科學哲學發展到連科學家都不想接近的時候，科學史家就更是沒有理由同這種東西聯姻了。早在19世紀時，坦納里就曾注意到一些科學哲學家在研究培根和笛卡爾等歷史人物時，其特有的哲學偏見致使他們離開了真實的歷史，從而變得“非歷史”了，所以他提醒歷史學家要警惕“科學的哲學”。隨著邏輯實證主義的興起與科學史的社會建制化，科學史與科學哲學開始彼此自覺地疏遠了。然而歷史主義的興起又吹起了層層波瀾。拉卡托斯所謂“沒有科學史的科學哲學是空洞的；沒有科學哲學的科學史是盲目的”，[12]其實是在現代哲學社會學化的歷史背景中出現的一種謬論。它不僅斷送了科學哲學，而且擾亂了科學史。有人曾經這樣評價拉卡托斯的這一命題：“由教條的自命不凡的科學哲學所支持的科學史要冒雙倍盲目的風險，而由黨派的科學史支持的科學哲學則要同時冒盲目和空洞的風險！”[13]以至于就連庫恩這樣的著名的老牌歷史主義者也認為，按照哲學理論“重建”歷史的做法“可能會成為編造歷史的借口”，[14]而且“為哲學而寫的歷史，往往幾乎不是歷史”。[15]

然而，科技史真是同哲學水火不容嗎？恰恰相反。真正的歷史需要一種真正的哲學。這種哲學是一種恬靜無為的哲學，它應當是超越歷史的演變過程而不是陷入其中；它應當是客觀的和理性的，而不是主觀的和武斷的。倘若科技史不得不依賴于某種哲學的話，則它應當回歸一種元史學或歷史哲學，而不是科技哲學。而真實的情況正如美國科學史家費諾喬羅已經指出的，迄今為止所有希望擔任這個角色的人都沒有成功。同時，真正的科學哲學也不是像歷史主義者所向往的那樣利用概念逼近真實的歷史。無論科學哲學家如何努力逼近科學史實，它也絕不可能代替科學史的認識，反而科學哲學自身的價值在這種迎合科學史的逼近中喪失殆盡了。杜贊奇認為歷史是反理論的，“歷史學可能是唯一一個不反思自身假設的學科，而且很可能還是習慣上不作自我剖析的學科。”[16]這種說法雖然過于絕對化，但是至少可以提醒歷史學家警惕哲學家的圈套。哲學家不要自作多情地貼近歷史，哲學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邏輯的，它是人類思維的一種自由創造。默多克有一種說法頗有啟發意義。他說哲學家的討論幾乎從來不和歷史學家的工作“相符”，然而科學哲學對于科學史的價值恰恰在于這種“不符”。換句話說，哲學也正是由于它所帶來的與歷史的“不符”而成為有價值的、啟發歷史分析的工具。[17]顯然歷史主義科學哲學家的理想同這樣一種價值是相去甚遠的。

最后，科技史可望通過外史的擴展走向社會史領域，最終實現整個歷史科學理論與方法的統一。本來意義上的科技史應當是內史，是科技思想的演化史。外史的性質則比較復雜：一部分可以作為內史的擴展，例如薩頓的《科學史導論》和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等，它們原則上可以納入邏輯主義的編史學綱領中；另一部分屬于社會史的延伸，例如默頓《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和貝爾納《科學的社會功能》、《歷史上的科學》等，嚴格說來，這一部分應當作為社會史專題研究，它們在原則上可以納入歷史主義的編史學綱領之中。一般說來，前者的研究方法要較為規范，而后者則是五花八門。從總體上看，科技史還沒有自己獨立的理論和方法，缺乏統一的評價標準。這里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的各種研究方法跨學科應用的試驗區，是各種外來的方法生死角逐的戰場。而任何一種方法在科技史領域中應用的合法性并不取決于它在理論上的自我證明，而取決于統一的歷史科學自身發展的內在邏輯。以邏輯主義為綱領的科技史和以歷史主義作為綱領的社會史之所以可能實現溝通，一方面是由于科技史的內史可以通過外史橫向擴展自己的外延，展示自己的多樣性；另一方面則是由于社會史也可以通過自然主義化縱向收縮自己的內涵，增強自己的理論性，使其能夠被納入邏輯主義的綱領之中，進而實現歷史與邏輯的真正統一。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絕大多數場合都把科學技術連在一起使用而不加區分，這是由于科學理論中內在地蘊涵著技術原理，從而技術原則上應當作為科學的一種應用，盡管許多技術事實上都出現在科學之前。

四、社會“利益關系”中的價值論批判

歷史中蘊涵著價值，它歸根到底是一種價值性存在。無論是本體論意義上的歷史Ⅰ，還是作為一種史料而存在的歷史Ⅱ，抑或是作為一種思維的建構物而存在的歷史Ⅲ，本質上都是一種價值性存在。這里價值是一個關系范疇，它隸屬于主客體相互作用過程之中。其中主體的歷史需求是歷史價值存在的前提，正是這種需求把歷史的可能意義加以肯定并轉化為現實的形態，沒有主體需求的這種肯定和轉化作用，也就無所謂歷史的價值；而歷史的客觀屬性是歷史價值存在的基礎，是歷史價值的一種載體，沒有這樣一種屬性，歷史價值將會失去它的依托，從而也同樣無所謂歷史的價值。人類出現之前或迄今依然獨立于人類的天然自然史之所以具有價值，不僅是由于歷史內在地蘊涵著人化自然史與人工自然史的可能性，而且更重要的則是由于人類的存在本身已經把這種可能性轉化成為現實性。歷史正是在主客體相互作用的過程中不斷地生產著人類的歷史需求并不斷地滿足這種需求的。它是一個以人類作為核心的價值增值過程，而科技史是歷史價值運動的一個制高點。

首先，科技史是全部人類文明史的軸心。人類的文明是人類在擺脫種種自然奴役的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從青銅時代到鐵器時代，從鋼鐵時代、電力時代到信息時代，從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到后工業社會，從天然自然、人化自然到人工自然，標志著人類文明發展的不同階段和水平。而科學技術則始終是推動文明發展的革命性力量。薩頓曾經呼吁歷史學家在把注意力從政治史與軍事史相繼轉移到文學史、藝術史、宗教史和經濟史之后，再進一步轉移到科學史中來，因為“科學是我們精神的中樞，也是我們文明的中樞。它是我們智力的力量與健康的源泉”，[18]“文明史應該主要集中于科學史。”[19]而“科學史的目的是，考慮精神的全部變化和文明進步所產生的全部影響，說明科學事實和科學思想的產生和發展。從最高的意義上說，它實際上是人類文明的歷史。其中科學的進步是注意的中心，而一般歷史經常是作為背景而存在。”[20]事實上，科學技術不僅是創造了光輝燦爛的人類文明，而且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科學技術還在創造和擴展著歷史本身。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沒有印刷術，不可能完整地保存如此豐富與珍貴的歷史史料；如果沒有音像制品，也不可能輕松地拓展如此廣闊和充實的歷史空間；如果沒有互聯網，如果沒有現代科學與技術，歷史或許將永遠塵封在歷史學家的書齋里，而不可能進入人們的社會生活中。

其次，科技史是地方性知識全球化的歷史，是我們理解世界歷史和把握全球化發展的重要思想基礎。不同的民族擁有不同的文化，塑造著自己豐富多彩的內在精神世界，然而它們所面對的卻是同一個自然界。科學技術是人類理性同自然界相互作用的產物，是人類理性超越各種不同精神世界回歸同一的自然界的結果，是全人類集體智慧的結晶。按照薩頓的說法：“科學從根本上說是國際性的，或許我們應該說它是超越國度的。”[21]李約瑟則把人類科學的發展形象地描繪為一個“朝宗于海”的過程：“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學細流，正像江河一樣奔向近代科學的大海。”[22]因為人類是統一的，自然界也是統一的，作為自然界在人類精神中的鏡像的科學技術也必然是統一的。統一的科學技術為統一的世界歷史提供了一種發展的可能性。科學技術的求真務實與分工協作精神不斷地破除民族國家所固有的狹隘視界，推動全球經濟的一體化發展，創造著統一的世界歷史，使越來越多的民族國家的歷史不僅是民族的，同時也是世界的。科學技術是人類文明的基石，是世界歷史全球化發展的動力。一般說來，民族國家對于科學技術、尤其科學精神普世價值的認同與接納程度，是其歷史走向世界歷史的一個重要標志。只有具備濃厚科學精神的民族，才能昂首闊步地面向全球化的世界歷史大潮；否則，必然會以這樣或那樣的借口拒斥全球化，并最終走向反科技。近年來形形色色的所謂地方性知識的流行以及世界各地反科技與反全球化思潮的風起云涌也說明了這樣一個問題。

再次，科技史是人類智慧邏輯演進的歷史，是人類在這種智慧演進中逐漸擺脫奴役和尋求解放的歷史，是逐漸消解與顛覆傳統歷史價值觀的歷史。薩頓曾反復強調過：“科學活動是人類最主要的創造性活動，不只是在物質上，而且在精神上。”[23]科學技術不僅是能夠把人類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而且可以使人類從此擺脫種種精神奴役。一部科技史就是人類逐漸戰勝迷信、擺脫神像、告別奴性、走出蒙昧的歷史。按薩頓的說法，“科學史是人類的統一的歷史、人類的崇高目標的歷史和人類逐漸得到拯救的歷史。”[24]“我們的主要目標不是簡單地記錄孤立的科學發現，而是解釋科學思想的進步和人類覺悟的逐步發展，理解并擴展我們在宇宙進化中的職責地位。”[25]這樣一種宏偉的目標還將使科學家進一步擺脫狹隘的自我利益的內在精神奴役成為一個截然不同于傳統歷史主體的嶄新的人類。愛因斯坦曾講過：“一切宗教、藝術和科學都是同一株樹上的各個分支。所有這些志向都是為著使人類的生活趨于高尚，把它從單純的生理上的生存的境界提高，并且把個人導向自由。”[26]“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斷地給我新的勇氣去愉快地正視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27]而這樣一種天地境界則顯然是在以往的帝王將相爾虞我詐的歷史中所不可能存在的。科技史是科技活動的歷史，是科技勞動者智慧和創造的歷史，它無疑是對人類傳統歷史價值觀一種根本性顛覆。

最后，科技史中蘊涵著一種新的和科學的人文主義。這種人文主義并沒有傳統人文主義的豪言壯語，然而卻更加求真務實、客觀公正；它也沒有傳統人文主義那種貴族化的浪漫情懷，但卻更加積極進取、無私奉獻。它是一種以人類作為終極關懷的、既具有濃厚理想主義色彩然而卻又是大眾的、理性的和世俗的人文主義。這是我們在科技史以外的其它歷史中難以看到的。薩頓畢生致力于利用科學史來弘揚和傳播這樣一種科學的人文主義。在他看來，“無論科學活動的成果是多么的抽象，它本質上是人的活動，是人的滿懷激動的活動。”[28]“科學只不過是自然界以人為鏡的反映。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始終是在研究人，因為我們只有通過人的大腦才能理解自然，然而，我們同樣也可以說我們一直是在研究自然，因為沒有自然我們無法理解人。”[29]“每一個科學思想，無論它多么神秘，從其誕生到成熟都徹底地是人性的。由于它的最終表現是無生命的抽象形式，因而否定它所固有的人性，那就如同因為我們只是通過冷漠的印刷字體了解詩歌的人性，就因此否認詩歌具有人性一樣愚蠢。科學也像其它人類活動一樣充滿生機，正是由于產生它的特殊活動是最高級的活動之一，它充滿了最高級和最純潔的生命力。”[30]因此，一個真正的人文主義者必須能理解科學的生命，正如他必須理解藝術的生命一樣。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薩頓的理想和愿望并沒有能夠實現，科技史中的這種科學的人文主義或者說新人文主義至今依然風雨飄搖在人類社會歷史的驚濤駭浪之中。

科技史論文:科技奧運歷史特征探析論文

摘要:通過對科技奧運歷史進程中現代技術角色演變的考證,分析了科技角色由輔助者、支持者轉向被依賴者的歷史過程及必然性,論證了科技與奧運的契合歷程,闡述了二者契合的基本特點:科技應用的加速性、科技嵌入的全面性、科技種類應用的廣泛性以及科技由應用轉向自主開發。進而指出在奧運發展過程中,科技與奧運的相互契合形成了科技奧運現象。科技日益成為奧運發展有力的技術保障,并逐漸形成了一個穩定的奧運科技體系;奧運成為科技發展新的引擎。

關鍵詞:科技奧運;契合;技術

一般說來,契合有“投合”、“符合”、“相通”、“約定”、“約束”、“機緣”等含義［1］。作為一個歷史的必然產物,科技奧運現象的出現是現代奧林匹克運動與技術“契合”的必然結果。當我們根據奧運發展不同階段來分析科技角色變化時,科技與奧運的契合過程就會很清晰地展現出來。

一、科技與奧運契合的歷史進程

1.奧運初期發展與技術的輔助者角色

在法國人皮埃爾·德·顧拜旦的不懈努力下,第1屆現代奧運會于1896年在希臘首都雅典隆重舉行,由此現代奧林匹克運動興起了。由于受到當時社會發展水平的制約,奧運會雖然被稱為“現代奧運會”,但是舉辦的最初幾屆奧運會無論是從比賽場地、設備還是從運動員服裝上來看,幾乎無法體現出“現代”的特點,也幾乎看不到現代技術的影子。例如,在第1屆奧運會上的男子100米跑決賽中,絕大多數運動員所穿的運動服裝與普通人相比幾乎沒有什么差別,穿著長衣長褲比賽,甚至有人穿著禮服比賽。在這些運動員當中,只有美國運動員托馬斯·伯克的穿著類似于現代運動員著裝背心和短褲。再如,游泳比賽是在冰冷的海水里進行的。游泳池的泳道是用水面上漂浮的南瓜作為泳道標記組成的,泳距也未經過認真地測量,僅僅憑借感覺估計來確定,起終點采用浮艇拉著纜繩作為標線。比賽時,先用小輪船把運動員載離海岸,發令員估計距離合適了,便發令讓選手游回岸邊,以到達岸邊的先后決定名次。比賽中對運動員的泳姿也沒有任何特殊要求,任由運動員自由發揮。

再如,第2屆巴黎奧運會的設施很差,田徑場地十分狹小,土質松軟,跑道不平,且夾雜著橫生的林木,場內根本就沒有什么運動設施、設備等比賽必需品。跳遠比賽需要跳遠選手自己動手挖掘沙坑;跨欄比賽的個別欄架臨時用樹枝架起來湊合。

所以,在最初的四屆奧運會上,無論是從運動會的體育場、設施等來看,還是從參賽運動員的技術水平、運動裝備等來說,都很不規范。運動設施和比賽方法的不規范,一方面嚴重地影響了比賽的順利進行,使得運動員取得比賽成績的偶然性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比賽結果判定的不準確性和不公平性。

現代奧林匹克運動雖然興起于技術逐漸占據統治地位的現代社會中,但是一開始卻幾乎看不到技術的影子,技術與奧林匹克運動的關系一直比較疏遠,在奧林匹克運動中表現出來的技術大多數都是其他領域的一般性技術的借用,例如利用建筑技術來修建體育場、游泳池等等。總體而言,技術在奧林匹克運動發展的初期所起的作用大多是輔助性的,扮演的是輔助者角色。但是,現代奧林匹克運動全球性發展戰略的確立,客觀上為科技與奧運自身的契合提供了必要條件。眾所周知,現代技術的全球性擴展,最終促進世界一體化發展。在這樣的前提下,作為立志于成為對全球發展產生影響的現代奧林匹克運動,其全球化過程必然要與現代技術緊密結合起來。換言之,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全球化發展目標的確立與現代技術體系構建全球化生活這一現實存在客觀契合了。這最終為二者的現實契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奧運快速發展與技術的支持者角色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奧林匹克運動逐漸地引進了各種技術成果來促進自身的發展,這就使得每一屆奧運會在場地、設備、器材和運動員裝備等技術環節方面的更新都會比上一屆有一些進步。

1912年的第5屆斯德哥爾摩奧運會取得了重大的科技方面的突破,大會在運動場內試驗性地安裝了電動計時器和終點攝影設備,使時間計量精確到01秒。

第7屆比利時安特衛普奧運會興建了一個能容納3萬人左右的體育場,并且配備了當時比較先進的各種體育設施,體育場的跑道是由煤渣鋪成的、周長為400米的專業跑道,這也是奧運會第一次使用標準跑道。

從1932年美國洛杉磯奧運會開始,現代奧運會開始走上了規范化的發展道路。這主要表現在這樣的幾個方面:一是舉辦時間的規范,即奧運會首次在兩個多星期內進行;二是準備工作提前完成;三是比賽使用的體育場地、設施、設備及器材等更加規范和標準;四是專用于游泳比賽的場館游泳館開始使用;五是為男選手專門修建了一座漂亮、舒適的宿舍奧林匹克村。

在1936年德國柏林的第11屆奧運會上,德國第一次通過電視播放了奧運會的比賽盛況,這不僅在世界范圍內極大地擴大了奧運會的影響,從而為奧運會的全球化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且也為以后電視轉播奧運會開創了先例。現代奧林匹克運動開始借助于技術支持的巨大作用,在世界范圍內迅速地傳播開來。

在第16屆墨爾本奧運會上,使用了飛機來傳遞奧運圣火。

在第17屆羅馬奧運會上,科學技術的“雙刃劍”特征也開始顯現出來。一方面,現代技術的大量使用為奧運會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從這屆奧運會開始,人們走上了反對科學技術反面力量的道路,即與日益嚴峻的服用興奮劑行為所進行的漫長而艱苦卓絕斗爭之旅。本屆奧運會自行車比賽出了事故,一名服用了興奮劑的丹麥選手馬克·詹森在比賽進行過程中,摔下了自行車,不久就猝死在比賽現場。這一事件,引起了大會的震驚,也成為推動奧運會進行全面的興奮劑檢查的原動力。

可以說,在這個階段,即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一些更新的現代技術成果開始被更加廣泛地應用于運動領域之中。但是,這些技術應用過程具有一個新的特點,即這些技術的應用是在奧運會賽場之外展開的,所以其使用并不像前面所描述的一些在奧運會上被直接使用的技術那樣,能夠被人們直觀清楚地看到并真正地認識到。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新材料技術革命確實給奧林匹克運動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方面使得運動員的服裝開始脫離了普通服裝系列,而逐步發展成了一個新的服裝體系,運動服逐漸變得隨意、舒服而利于運動;另一方面,現代技術在運動設備制造過程中顯示出了強大的威力,極大地推動了各個運動項目的發展。例如,巴克于1948年引進一種利用300片相互連接的戰爭剩余的正方形鋁管來制成了新型的跳板巴克跳板。但此后不久,這種跳板就讓位于更結實更輕的用鋁合金設計制成的跳板。到了60年代,跳板的彈力又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增強,從而使得原來只能在3米板上完成的動作,這時在1米板上就能夠輕松地完成了。

而另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撐竿跳這一運動項目借助于改進的新材料完成發展飛躍的事實。60年代,詹克斯(一位玻璃纖維魚竿的制造商)曾經生產過一種長10英尺、直徑為1英寸多的深海魚竿。他的兒子是一位初中的撐竿跳運動員,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借用父親的魚竿進行練習,結果竟然超過自己最好成績半英尺多。他的這次偶然性的行為的結果是,撐竿跳高項目從此借助于技術的力量,迅速發展起來。

在第18屆日本東京奧運會上,美國發射的“辛科姆”通訊衛星,向世界各地轉播了奧運會盛況,這在奧運會史上還是第一次,科技所展現出來的無窮魅力也從此被人們深刻地認識到,在更大程度上、更廣的范圍內借助于技術的巨大力量,來推動奧林匹克運動發展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這就為科學技術全方位地進入到奧運會體系中奠定了堅實的客觀基礎。

在1968年墨西哥舉辦的第奧運會上,使用了當時較為先進的電子計時設備。

在這個階段,特別是二戰后,全球科學技術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技術也開始更多地在人們日常生活中廣泛地使用起來。借助于技術的力量而得到快速發展的奧林匹克運動開始全方位地引進現代技術成果,特別是一些尖端技術也開始被廣泛使用,例如利用飛機、衛星傳遞圣火,利用通訊衛星對比賽進行轉播等等。現代技術也已經不再僅僅是一種有效的輔助手段,更主要的是成為人的“替代者”。具有突出特點的是電子測距技術和傳媒技術的使用,前者使運動比賽成績的評定更加準確、客觀,促進了公平競爭;后者的迅猛發展則有力地推動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全球化發展。而在另外一個方面,凝聚著高新技術結晶的興奮劑在提高人們運動成績方面的巨大作用使之成為某些運動員競相追逐的東西。

在這個歷史階段,技術扮演的是一個能夠為現代奧林匹克運動高速發展提供巨大動力的支持者角色。作為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發展的支持者,現代技術開始在更廣的范圍和更深的層次上介入到奧林匹克運動領域當中,從運動設備、場地、器材、服裝的技術開發與創新,擴展到對運動員訓練過程的技術控制、調節,然后再到體育學科的成熟和發展,再到體育的基本理念的變化體育領域中的技術進步與創新,就是體育的進步與創新的觀念客觀存在。所以,這也是一個全方位的技術介入過程。現代技術與現代奧林匹克運動開始逐漸地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一方面,技術為奧運發展服務,促進了奧運的全球化發展。可以說,現代技術的全面應用,特別是媒體技術的全面介入,使得奧運最終擺脫了歐洲地域性形象,開始被世界各地的人們逐漸地認識和接受。另一方面,奧運為現代技術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平臺。逐漸得到全球性關注的現代奧運會,成為科技延伸和自我展現的重要領域。科技與奧運開始相得益彰,逐漸地走上了契合之路。

3.奧運成熟發展與技術的被依賴者角色

在1972年第20屆慕尼黑奧運會上,全面地啟用電子設備,首次采用了光電測距儀和精度可達0.001秒的電子計時器,高速攝影攝像設備、激光裝置、計算機等逐步代替了人的眼和手,成為奧運賽場和裁判員們不可缺少的工具和伙伴。

正是因為科學技術過程的廣泛應用,從而使得本屆奧運會看上去似乎已經完全被現代高技術武裝起來,并且體現出技術與現代奧運會的完美結合的特點,所以,本屆奧運會也被人們稱為“Hi-techOlympics”［2］。

伴隨著計算機技術的成熟和計算機的普及,借助于計算機技術來開發運動員的訓練、比賽指揮系統,成為人們的一項新的工作。事實證明,計算機技術的廣泛應用,確實大幅度地提升了運動訓練的科學化水平。這樣,沒有人可以拒絕計算機技術所帶來的巨大效益,依賴于計算機技術、信息技術等各種高新技術來提升運動員運動能力,并有效地促進比賽成績提高的做法被人們普遍地作為理所當然的東西接受下來,從而形成了一種技術依賴。

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信息技術迅猛發展,計算機技術得到廣泛應用,網絡技術日益成熟,新材料技術日新月異,現代技術已經成為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發展必不可少的依賴性力量。

第25屆西班牙巴塞羅那奧運會首次使用了“全能運動操作系統”,利用計算機的巨大作用將分散在各個賽場的電子計時器、光電測距儀和自動計分裝置等聯結在一起成為網絡。伴隨著高科技的迅猛發展,2000年的悉尼奧運會的信息科技解決方案主要包括三套核心系統,分別為:奧運信息檢索系統、奧運競賽結果系統、奧運管理系統。

除了信息技術在悉尼奧運會上大顯身手以外,其他諸如新材料技術等尖端科技也為改善運動員們的裝備,提高運動成績立下了汗馬功勞,游泳運動員所采用的鯊魚服就是這樣的一個有力的例證;在環保技術、新能源技術等現代高新技術的大力支持下,悉尼舉辦了一屆環保的奧運會。從而,環保運動借助于奧運會的平臺在世界強化了環境保護意識,使環境的倫理問題更加引人矚目,這也充分地體現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教育的本質。

在這個階段,技術不僅在場地、設施和運動員裝備等領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而且在運動訓練和比賽等方面也開始顯現威力。正是因為折服于技術所表現出來的巨大力量,人們開始更多地依賴技術手段來促進奧林匹克運動的發展和獲得更加突出的運動成績,現代奧林匹克運動已經走上了無法脫離技術的道路。

在這個階段,現代奧林匹克運動與技術完成了深度的契合,發展成為不可分割的整體。一方面,科技不再僅僅是奧林匹克運動發展的一種支持力量,而逐步地形成了自己的“奧運科技體系”［3］,由輔助、支持轉變為自主行動的力量,并依據自身的邏輯自主地發展著,從而最終成為一種統治［4］。另一方面,奧運成為科技發展新的引擎,在奧運需求的帶動下,逐漸形成了一個科技創新工程體系。科技奧運就是這一現象的直觀的、生動的描述。換言之,我們可以這樣來表述:科技奧運是科技奧運化和奧運科技化發展的直接反映,是一種雙向互動的共生演化(co-evolution)的契合關系。科技奧運化是指科學技術以奧運需求為導向,依據奧運的特殊要求創新性地應用科技成果的過程;奧運科技化是指奧運在奧運精神的引領下,以科技為發展手段,并引發科學精神和技術理性對奧運理念的創新。

二、科技與奧運契合的特點

1.科技應用不斷加速

我們通過對技術在現代奧運會上應用史的考察,可以發現,現代技術從其產生到在奧運會上的應用時間越來越短,特別是近幾年來,一項新的技術成果會很快地被應用于體育領域之中,從而使技術應用加速的特點越來越明顯。例如,1912年奧運會使用的攝影技術距離1875年攝影技術發明是37年,而1976年利用衛星傳遞火炬距離第一顆通信衛星發射成功只有14年,而目前新技術在剛剛出現時就迅速地在奧運會上使用已經是一個普遍現象了。因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科技在奧運會中的分量越來越重,從新技術誕生到應用到奧運會中去,間隔的時間也越來越短。現在,與體育相關的新技術剛一產生就會很快地轉化為真正的產品,然后很快地被應用到科學訓練當中去,為運動員在奧運會上創造更好的成績而做貢獻。可以說,這也與體育領域主動地開始基于運動本身需要而進行的技術開發有關,體現出了技術創新的基本特征。

技術應用的加速,一方面體現在技術本身的創新上,由于不斷進行的技術創新過程,使得技術的發展和更新的速度大大地提高了,而提高的更新速度又進一步促使了技術的下一個創新周期的縮短,從而使得技術應用不斷地加速。另一方面,受到技術創新的鼓舞和提高人體運動能力的需要的激勵,科學技術在體育領域中應用的周期也在大幅度地縮短,這是與技術創新加速背景分不開的,更是與對運動成績提升產生的越來越強烈的需求分不開,這就使得這個加速的過程越來越快,技術應用的周期越來越短。

2.科技全面嵌入

現代技術在奧運會上的應用范圍已經由開始的幾乎僅僅是建筑領域擴展到奧運會的每一個角落和細節,即使是被人們認為是技術含量最低的田徑項目,也完全被現代高技術武裝起來。從運動員腳上穿的運動鞋、運動襪,到身上穿的運動服,再到訓練和比賽過程中所使用的計算機輔助分析系統,無一不是現代高技術的杰作。我們已經難以辨別現代奧運中對比賽結果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到底是科技的還是非科技的;我們也已經無法區分“奧運信息檢索系統”、“ID徽章”、“碳素纖維運動衣”等等這些似乎是一夜之間冒出來的新名詞到底是屬于科技概念還是應該歸類為奧運會的體育概念。

現代技術在物質上的應用是一個方面,而另外一個方面則多數沒有引起人們的特別注意,這就是技術規則在奧運會規則上的廣泛應用的現實。實際上,我們在奧運會上,或者說在體育領域中關于運動成績的測定、比賽辦法、器材的限定指標等等,幾乎無一例外地來源于技術體系,所以技術在規則上全面地滲透到奧運中,從而建構起科技奧運的技術體系,這也使得奧林匹克運動朝向技術規范的方向發展。也就是說,技術的邏輯已經成為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邏輯,技術的思想也已經成為奧林匹克運動新的思想體系,即依據技術理性的要求而展開的對運動過程及其結果的效率性、效益性和根本性的關注,這也是一種技術全面滲透的現實。

3.科技應用種類越來越多

在奧運會上應用的現代技術種類越來越多,在奧運會剛剛舉辦時,對奧運會起到主要的、積極的幫助作用的技術大約僅僅是建筑技術,而隨著現代技術的快速發展,更多的技術開始在奧運會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如光電技術、攝影技術、傳媒技術、電視技術等等。今天,當我們提出科技奧運概念的同時,我們也在建構著一個由更多種技術所構成的技術支撐體系的奧運會,或者說是真正的高技術的奧運會。目前的科技奧運不僅僅局限于普通的技術應用,而是更多地使用當今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成果,如數字技術、新能源技術、信息技術、新材料技術、仿生技術、環保技術等等,甚至是最為先進的基因技術也開始在體育領域中被使用。我們甚至無法準確地說出在現代奧林匹克運動領域中被使用的全部的現代技術的種類,或者弄清楚每個環節中到底有多少技術在為奧林匹克運動服務,例如,從運動員身上穿的運動服到腳上穿的運動鞋,從運動器械到運動場地,從運動營養到訓練過程中對訓練合理性的科學與技術的監控,從賽場上的種種電子設備到用于傳輸信息的互聯網絡等等,到處都是現代技術的身影。因此,可以說只要具有效益,就有新技術的應用;或者說,科技奧運就是一個純粹的高技術自身的奧運會。

4.奧運成為科技發展新的引擎

在持續不斷的奧運需求的帶動下,逐漸形成了一個科技創新工程體系。現在,與最初開始借用技術來促進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發展不同,現代技術已經被人們最大限度地應用到奧林匹克運動中去了。種種證據顯示,人們對現代技術的態度已經不再僅僅是滿足于借助技術本身所提供的幫助了,而是轉向根據自身需要來主動地、更積極地開發技術,以獲得收益。例如,北京2008年奧運會為了使現代技術能夠更好地滿足“科技奧運”目標和理念的要求,成立了“第二奧林匹克運動會科學技術委員會”,負責為科技奧運提供技術咨詢和幫助。其基本職責有四項:一是圍繞奧運信息系統建設、場館建設、賽事組織優化、安全保衛、開閉幕式等,組織專家進行研究論證,為奧組委提供完備的技術咨詢和解決方案建議;二是針對與奧運比賽直接相關的比賽場館、信息通信、奧運氣象保障、科學訓練等領域以及與奧運會間接相關的交通、能源、環保、綠色食品等領域的科技需求,各部門聯合共同實施好科技奧運項目;三是與奧組委、科技界以及奧運工程建設單位建立通暢、高效的溝通渠道和機制,將奧運對科技的需求及時傳遞給科技界,同時將最新奧運科技和成果傳遞給奧組委和其他奧運工程建設單位,并及時向公眾宣傳科技奧運建設的最新進展,爭取全社會對科技奧運建設給予更大的支持;四是就科技奧運建設開展有針對性的國際交流與合作,追蹤、引進奧運建設相關領域的國際最新科技成果,并加以消化吸收,在北京2008年奧運會上加以應用［5］。因此,根據需要而展開的技術開發活動,就必然地成為了現代技術在奧林匹克運動領域中的一個新的特點。因此,奧運已經成為一個新的技術開發包,一個新的科技創新源［6］。

現代技術在現代奧林匹克運動領域應用過程中,從一開始的被借用的輔助者角色逐步地轉變為支持者的角色,然后再轉化為被依賴者的角色,最終成為自主者的角色。造成這樣的原因是由于現代技術在應用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巨大的效益,以及這種效益能夠帶給人們一種極度的勝利滿足感,這又推動了技術角色向更深的層次發展,從而使得現代技術的角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技術不再僅僅是一種引進的東西,而是轉變為決定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發展方向和速度的內在的邏輯,從而成為使奧林匹克運動轉變為一種“運動—技術系統”的力量。這樣,技術在帶給人們巨大效益的過程中逐漸地擺脫了被動的從屬地位,逐步地確立了權威,成為主動的力量。

技術的巨大效益驅使人們將對運動成績追求的目光從運動員自身著手提高運動成績,轉向了依賴于技術力量來提升運動能力的做法。其實,這樣的轉變是具有客觀原因的,一方面成績至上的觀念越來越強烈,以至于似乎完全地取代了體育活動原來的目的,勝利等于一切;另一方面,體育運動發展到近期,由于運動技術的革新已經基本完成,并且幾乎是趨于完美,所以通過改進運動技術的做法來獲得更好的運動成績的可能性幾乎不再存在了,這樣,借助于技術的力量一種體育活動外在的力量來提高運動成績就成為一條途徑,更何況技術在體育領域中的應用已經顯露出巨大的威力呢?所以,歸根到底,人們仍然是將運動成績作為了終極目標。這就造成了一個這樣的局面:一方面運動員在努力訓練,另一方面卻又在努力開發新的技術來提高運動員訓練的水平和提升運動員身體運動能力。可以這樣說,目前的運動員似乎是一個結合體一個自己與技術的結合體,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對技術的依賴,由此,技術同時也就扮演了被依賴者的角色。

三、結語

通過歷史的軌跡,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樣的一個過程:現代技術在現代奧林匹克運動領域應用過程中,從一開始的被借用的輔助者角色逐步地轉變為支持者的角色,然后轉化為被依賴者的角色,因此現代技術在奧運上的角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表明,人們對現代技術的態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即人們已經不再僅僅滿足于借助技術的幫助,而是轉向根據自身需要主動地、更積極地開發技術,來達到自身的目的。

這個過程其實質是科技與奧運的契合過程。在奧運發展過程中,科技與奧運的相互契合形成了科技奧運現象。科技日益成為奧運發展有力的技術保障,并逐漸形成了一個穩定的奧運科技體系;奧運成為科技發展新的引擎,在奧運需求的帶動下,逐漸形成了一個科技創新工程體系。

科技史論文:新的歷史時期高校科技產業問題研究

摘要：隨著高校產業規范化建設工作取得了決定性成果，高校科技產業的經營管理狀況和內外環境發生較大改善，但是高校科技產業在規范管理方面仍存在很多問題。只有繼續完善制度建設，建立科學的考評和激勵約束機制，積極拓展融資渠道，適度放寬管理權限，培養高素質的管理人才，強化專業化服務，按照現代企業制度要求構建科技產業新的發展模式，才能實現高校產業跨越式的發展。

關鍵詞：高校科技產業；科技成果轉化；融資渠道

一、概述

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需求旺盛的大背景下，高等學校積極響應黨和政府“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號召，積極投身國民經濟建設主戰場，大力促進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作為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的一種重要途徑，不少高校創辦和發展了一批科技產業。幾十年來，高校科技產業在參與國民經濟建設、承擔教學實習任務、積極開展科研試驗、多渠道補充教育經費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成為高校教學科研重要的實踐和試驗基地，在推動國家經濟增長，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換代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根據《教育部關于積極發展規范管理高校科技產業的指導意見》文件精神，絕大多數高校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基本完成了校辦科技產業的改革改制工作，組建了學校經營性資產管理委員會，履行資產公司出資人的職責，行使資產公司股東的權利，并按照《公司法》的規定，分別設立了學校資產公司董事會和監事會，同時組建了資產公司運營管理團隊，初步建立了高校資產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高校產業規范化建設工作取得了決定性成果。高校科技產業的經營管理狀況和內外環境發生較大改善，但是由于受諸多因素的限制，絕大多數國內高校科技產業的規范管理方面仍有較多問題，需要完善和下大力氣去解決，進一步鞏固高校產業改革和發展成果。

二、高校科技產業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根據教育部有關文件的要求，我國高校基本完成校辦科技產業的規范化改革工作，搭建起新型的科技產業管理框架結構。然而，由于傳統體制的慣性和改革逐漸觸及深層次問題，雖然組建了資本運營主體，但沒有真正實現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和按照市場化的原則開展，尚有以下問題亟待解決：

(一)制度建設不完善，激勵約束機制不健全

我國高校科技產業發展多采取單一的制度約束，即強調各項規章制度對具體經辦人員的約束，大多表現為黨政紀律，沒有建立起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激勵約束機制。

(二)融資渠道不暢，缺乏資金投入，科技成果轉化成功率低

從國內高校科技產業的整體情況來看，絕大多數高校科技產業都面臨資金緊張的局面，學校對科技產業開發投入力度不足，所以科技成果轉化的成功率較低。多年來，高校科技產業除學校給的一小部分啟動資金外，大多是企業自我積累而發展起來的。因此，為維持企業生存，工作重點都放在了原始資本積累上，從而導致對科技開發的投入力度不夠。很少有高校在高新技術產業化上設立轉化基金或風險基金，使高校高新技術成果的轉化工作缺少必要的物質基礎，許多有市場前景的成果無法向商品化階段推進。

(三)高校產業管理模式滯后，經營決策效率低下

從我國高校科技產業管理的現狀看，大部分高校的校辦企業管理模式仍留存濃厚的行政管理特征，現行事企不分的管理模式滯后效應嚴重制約了高校產業的發展。根據教育部的統一部署，絕大多數高校已經成立了資產公司，納入資產公司管理的高校科技企業內部經營決策等經濟行為經常請示資產公司，而絕大多數資產公司作為學校管理機構或派出機構，職能和作用能力有限，缺乏決策權，上級管理部門審批程序繁瑣，不能像社會化企業那樣迅速及時為企業解決實際問題。

(四)缺乏專業化的科技產業管理隊伍，員工身份轉換相對困難

目前，我國高校科技產業的高級管理人員大多為學校教師，他們擅長教學以及技術研發，但是缺乏高層次戰略決策和市場運作的經驗，不能完全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受高校人事制度和薪酬制度的制約，優秀的職業經理人很難成為高校科技產業的高級管理人員，從而導致企業缺乏高素質經營決策隊伍。

三、推進高校科技產業規范快速發展的若干建議

我國高校科技產業在發展中存在的這些問題，嚴重限制了高校科技產業的進一步發展，因此必須加快高校科技產業改革與規范化建設進程。在具體工作中，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一)完善制度建設，建立科學的考評和激勵約束機制

建立和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建立科學的考評和激勵約束機制，是推進高校科技產業規范發展的重要保障。高校應根據國家相關法律法規，結合本地與本校的實際情況，積極探索，建立符合本校特點的各種激勵約束機制。構建科學的經營者激勵約束機制，采用經營者年薪制、股權激勵、精神激勵以及董監高派出、考核和激勵政策等，這些措施可以強化企業家和專業人才的能動力，為企業創造更好的業績。在挖掘企業家潛能的同時，還應充分激發職工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提高職工工作效率并使其智慧潛能得到充分的發揮。在構建激勵機制的同時，還應制定相應的約束機制，可以從企業內部、市場和法律等方面加以約束。

(二)積極拓展融資渠道，改變企業資金緊張的困境

加快高校科技產業的發展，必須積極借助政府和資本市場，實現企業的快速成長和發展。近年來，政府為了推動高校科技成果轉化，采取了很多方式。2011年開始，高校部分企業被列入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單位，高校科技產業應抓住機遇，采取各種方式積極申報和參與國家重大技術創新及產業化資金等項目，爭取獲得國家各項資金的資助，從而補充自己研發資金的不足。與此同時，高校科技企業還可以在積極引進風險投資，利用國家推出創業板市場的有利時機大力推動高校科技企業融資上市。

(三)適度放寬管理權限，科學管理

高校科技產業發展的最低目標定位于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依法維護學校合法權益，有效規避企業經營風險。因此作為高校科技產業的管理機構資產公司，要明確自己的職責，完善法人治理結構，規范運作。同時，各級管理部門應將部分審批權限逐級下放，賦予高校和高校企業更大的自主權，減少審批環節，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規范出資人和經營者的行為。

(四)培養高素質的管理人才，強化專業化服務

高校科技產業應注重加強人才培養，重點是加強對具有創新意識的經營管理人才、市場營銷人才、技術人才和領導人才的培養，只有擁有大批具有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高素質的管理人才，充分發揮他們自身專業和管理優勢，才能提高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的效率，從而提升企業的整體水平，使高校科技產業步入良性循環的軌道，健康發展。

四、結語

總之，高校科技產業的發展是一項龐大而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到政府、事業、企業、人才、制度和資金等諸多因素。只有科學的規范管理，按照現代企業制度要求構建科技產業新的發展模式，才能不斷壯大產業的規模，提高經營效益與水平，實現高校產業跨越式的發展。

科技史論文:關于科技史的教學思考

[關鍵詞]科技史，概念，科學傳統

近代以來的科學技術發展史是高中歷史教學的難點，很多老師在教學實踐中往往把重點放在屬于史實層面的近代以來的科技發展歷程上，而沒有在史識層面進行拓展和深入。甚至還有老師在課堂上花了很大精力去講解經典力學和相對論的內容，把歷史課上出了物理課的味道，既失去了科技史教學的特點和魅力，也有違課標“進一步提高人文素養”的要求和勇于探索創新的科學精神。雖然早有論者指出，科學史的重點不是“科學”，而是“歷史”，科學的萌發、科學的環境、科學的影響才是科學史教學的重點。但筆者囿于自身學識，講起該內容總是左右為難，不知如何把握。吳國盛教授的新作《什么是科學》令我茅塞頓開，在該書的啟發下，我確定了科技史教學的基本思路：在引導學生梳理近代以來科技發展的脈絡和架構的基礎上，重點講解和探討如下幾個問題。

一、什么是科學

吳國盛教授認為，今日所謂科學，不單是一種自然知識，從對待自然界的態度、研究自然界的方法，到所形成的各種關于自然界的理論，以及在這些理論之下對自然界的改造，都已形成了一套特定的體系，這個體系主要是在近代歐洲成長起來的，常常稱作近代科學。也就是說，要真正理解“科學”，就必須進入西方的語境，因為“科學”本來就來自西方，是西方人所特有的東西。西方語境中的“科學”概念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德語Wissenschaft基本代表了廣義的科學，即自希臘以來追求確定性、系統性知識的理性探究傳統。英語和法語的Science基本代表了狹義的科學，即現代自然科學。西方理性科學一近代數理實驗科學代表了“科學”一詞的嚴格指稱，構成了“科學”一詞的狹義定義。狹義的科學構成了科學的小傳統，廣義的科學構成了科學的大傳統，這個大傳統是西方之所以為西方、西方區別于非西方的關鍵所在。

西方科學的大傳統源于古希臘，在人類歷史上，希臘人第一次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理性自然觀，這正是科學精神最基本的因素。首先，希臘人把自然作為一個獨立于人的東西加以整體地看待；其次，他們把自然界看成一個有規律的、其規律可以為人們把握的對象；再次，他們創造了一套數學語言，力圖把握自然界的規律。在這三個方面，希臘人都開了科學精神之先河。其典型表現是希臘人建立了以追求確定性知識和邏輯演繹體系為主要標志的理性科學。希臘理性科學具有非實用性和內在演繹兩大特征，它包括兩個層面，基礎層面是數學四科（算術、幾何、音樂和天文學），高階層面是哲學。希臘理性科學的精神氣質貫穿了西方文明發展的始終，為現代西方科學所繼承。與希臘科學相比，現代科學呈現出兩個新的特點，第一，現代科學能轉化為技術，從而轉化為生產力；第二，現代科學大量使用數學，以至于一門科學的成熟程度取決于它使用數學的程度。

由于近現代中國的特殊歷史遭遇，中國人眼中的“科學”首先是“現代科學”，而且側重于現代科學的技術化、效用性方面。其實，科學全方位轉化為技術，顯示其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是在19世紀。在現代科學發源的16、17世紀，科學并沒有表現出這些有用的方面。也就是說，古希臘科學是典型的無用科學，即所謂“求真的科學”，現代科學則是典型的有用科學，即所謂“求力的科學”。

自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帶來西方的學問以來，中國人一直把來自西方的自然知識翻譯成“格致”或“格致學”，但后來這一翻譯被“科學”所取代。在現代漢語中廣泛使用的“科學”一詞，實則是來自日本人對英語science一詞的翻譯，而日譯“科學”一詞基本沿襲了英語science自19世紀以來的用法和意思，默認是指“自然科學”。在現代漢語里，“科學”一詞有廣義和狹義兩種用法，廣義的科學指高端知識、典范知識，狹義的科學指現代科學（經驗科學、實驗科學、技術科學）。也就是說，今天中國人的“科學”概念中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把“科學”作為任何領域里正面價值評判的標準；二是傾向于從實用、應用的角度理解科學，把“科學”混同于“科技”，“科技”混同于“技術”。在理解科學方面，中國人最大的誤解是沒有真正意識到科學的獨特性。

此外，我們還應該告訴學生：不能將“科學”與“正確”等同起來。江曉原教授指出，判斷一種學說是不是科學，不是依據它的結論在今天正確與否，而是依據它所用的方法、它所遵循的程序。因為科學是一個不斷進步的階梯，今天“正確的”結論，隨時都可能成為“不正確的”，科學中必然包括許多在今天看來已經不正確的內容。西方天文學發展的根本思路是：在已有的實測資料基礎上，以數學方法構造模型，再用演繹方法從模型中預言新的天象；如果預言的天象被新的觀測所證實，就表明模型成功，否則就修改模型。在托勒密及其以后一千多年的時代里，人們要求天文學家提供任意時刻的日、月和五大行星位置數據，托勒密的天文學體系可以提供這樣的位置數據，其數值能夠符合當時的天文儀器所能達到的觀測精度，它在當時就被認為是“正確”的。后來觀測精度提高了，托勒密的數值就不那么“正確”了，取而代之的是第谷提供的計算值，再往后是牛頓的計算值……如此等等，這個過程直到今天仍在繼續之中――這就是科學。

二、“李約瑟難題”及其解答

中國古代無科學，曾經是中國學界的公論和共識，20世紀50年代，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提出：“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發展長期領先西方，而現代科學為什么竟出現于西方而不是中國？”這就是所謂“李約瑟難題”。吳國盛教授認為，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并沒有說清楚他所謂的科學是指什么，其論述至少有三個讓人困惑之處，第一，他經常將科學與技術混為一談；第二，他用來對“發達的”中國古代“科學”進行整理的框架和范疇，完全是現代西方的科學分類概念，這給人一種印象，中國古代的科學其實就是近代意義上的科學；第三，他似乎認為全人類的科學都有一個統一的發展模式，即由原始型到中古型再到近代型，是典型的歐洲中心主義。其實，問題的關鍵是對科學這一概念的理解問題。如果李約瑟所謂的科學是指西方歷史上出現的主流科學，那么中國古代根本就沒有科學，更談不上“中國古代科學很發達”；正因為如此，吳國盛教授指出，“有無”問題本質上是一個定義問題，而不是歷史經驗問題；是一個觀念問題，而不是事實問題；是一個哲學問題，而不是歷史問題。基于不同的科學定義，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

愛因斯坦曾說過：“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的：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以及（文藝復興時期）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可能找出因果關系。”陳方正指出：“西方科學雖然歷經轉折、停滯、長期斷裂和多次移植，但從方法、理念和內涵看來，它自古希臘以迄17世紀歐洲仍然形成一個前后相接續的大傳統，而且現代科學之出現雖然受外部因素（諸如社會、經濟、技術等等）影響，但最主要動力仍然是內在的，即來自這個傳統本身。換而言之，現代科學基本上是西方大傳統的產物，忽視或者否定這一點，就沒有可能了解現代科學的本質與由來。”希臘科學是現代科學遙遠而強大的源頭，幾乎為科學史家所公認，中國古代雖有大量的技術發明與成果，也不乏自然哲學以及對自然現象的探究與認識。然而，中國沒有發展出西方那樣的科學傳統，中國古代科技至終沒有獲得現代突破，也是不爭的事實。所以，“李約瑟難題”應當修訂為：在過去兩千年間，中國與西方科學的發展為何出現如此巨大的差別？造成此差別的基本原因何在？對此，吳國盛教授給出了自己的解釋。

古代中國與西方有著不同的文化傳統。中國是典型的農耕文明，人民與土地高度綁定，因而是熟人文化、血緣文化和親情文化。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精英文化以“仁愛”為理想人性，以“禮”為人文教化的手段。仁一禮構成了古代中國人的人文結構，從而形成了中國文化的倫理傳統；而希臘是海洋文化、游牧文化和商貿文化的混合體，遷徙是常態，因而是生人文化、契約文化，以“自由”為理想人性，以“科學”為人文教化的手段。自由一科學構成了古希臘人的人文結構，由此形成了西方文明的理智傳統。在希臘人眼里，科學是通往自由人性的基本教化方式，沒有對科學的追求之心，你就不配做一個自由人。希臘人的科學本質上就是自由的學術，這種自由的學術具有非實用性和內在演繹兩個特征。中國古代在演繹科學方面欠發達，不是因為智力欠缺，而是因為缺乏自由的人性理想，因而不可能對無實用價值的科學情有獨鐘。也就是說，現代中國人所說的“科學”來自西方，科學由古希臘基于自由人性的自由的學術，轉變為現代數理科實驗學，完全是西方語境下自我演繹、自我進化的一種特定文化現象，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非西方文明并無直接關聯。陳方正教授總結道：具有非常特殊性形態和內在邏輯的西方科學，必須有非常特殊的社會、環境、文化氛圍和人才的結合才能夠發展，中西科學發展模式的巨大分別，最終可能是由地理環境所決定的文明結構差異所產生。

吳國盛教授還特別比較了古代中國和古代希臘的天文學在研究動機、研究的主要問題和研究方法上的區別。

古代希臘人相信天界不生不滅、接近永恒，是理念世界最完美的模本，因而堅信天界唯一的運動就是天球的勻速運動，發現天體有不同的運動形式，設法解釋這些運動是希臘天文學的根本目標，這最終使得希臘天文學發展成了一門應用球面幾何學，用球面層疊的方式解釋行星的運動、預測行星的未來方位，是理性科學處理經驗世界的最早的成功嘗試，也為現代實驗科學提供了示范。中國天文學則認為天是一個有意志和情感的、至高無上的存在者，以某種神秘的方式與地上的人事發生關聯，于是了解天象、破解天意成了最高統治者的政治需要，也是所有中國人的禮儀需要，研究天文學表現為對一種貫通天人的政治秩序和倫理秩序的忠實維護。皇帝為壟斷來自上天的消息，不僅高度重視天文學，而且壟斷天文事業，禁止民間研習。雖然中國天文歷法也推算日月行星方位，而且建立了自己獨特的推算方法，但在根本上并不以發現天界運行規律為目標，因為不相信存在這樣的規律。所以中國天文學有濃郁的政治含義和文化含義，就其研究動機而言，是政治占星術和日常倫理學，一言以蔽之，是禮學。

江曉原教授正是深刻認識到中西天文學的根本區別，始終不使用“中國天文學”一詞而稱“中國天學”，以免與西方天文學混淆。

三、宗教（基督教）與現代科學的關系

懷特海在追溯現代科學的起源時說：“在現代科學理論還沒有發展以前，人們就相信科學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覺地從中世紀神學中導引出來的。”懷特海深刻地認識到，神學（尤其是經院哲學）作為希臘理性科學傳統的繼承者對于現代科學的重大意義。可以說，沒有經院哲學這個環節，就沒有理性科學在歐洲的復興。吳國盛教授認為，現代科學是希臘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相融合的產物，甚至可以說，沒有基督教就沒有現代科學。他還指出，中世紀大學和經院哲學分別為現代科學的誕生做了制度和思想上的準備。

圣奧古斯丁和其他早期基督教作家都認為，上帝以兩種不同方式向人類顯示自己――一是啟示人寫出《圣經》，二是創造這個世界即“自然之書”。這種深植于正統基督教之中的想法意味著對世界的研究本身就可以是一種宗教行為。也就是說，神學研究與科學研究并不截然分離：研究物理世界意味著研究上帝的創造物，研究上帝則意味著了解世界。追求、發現、闡明自然規律的效果，足以顯示上帝造物之奇妙與思慮周詳，這一神學動機為整個近代早期的科學研究提供了最大的驅動力。經院哲學認為，人的理性是上帝賦予人類的一種特殊本領，人類沒有足夠的智慧窺探萬物的本質，只有運用理性才能一步步接近真相；理性是人類理解上帝和自然的認識工具，運用理性可以越來越精確地理解上帝的意志。托馬斯?阿奎拉在《神學大全》中更是提出了把神學看成是一門科學的觀點：“我們必須牢記，科W有兩種。其中有些是基于那些因理智的自然之光而了解的原理，比如算術與幾何之類。還有一些是基于更高級的科學所得出的法則。所以，神學也是一門科學，因為作為它的基礎的原理，來自一門更高級的科學，上帝與圣人們的科學。”這樣一來，神學與自然哲學作為科學的不同門類就成了并列的、相互獨立的學科。把神學看成科學，加強了神學的權威性，另一方面，自然哲學則被從神學中解放出來，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推動了自然哲學的迅速發展。正是在此基礎上，很多學者甚至認為，神學與科學不僅不是矛盾關系，而且基督教促進了科學進步。（請注意：在古希臘，哲學和自然科學是不分家的，二者并沒有嚴格的界限。哈維、波義耳、牛頓這些被后世尊稱為偉大科學家的人當時被稱為“自然哲學家”或“哲學家”，從事的是哲學工作，如牛頓那部偉大著作的標題是《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從19世紀開始，science一詞在英語世界才被廣泛采用）。

在中國，由于多年的意識形態宣傳，人們大多認為，宗教是科學的死敵，天主教會對現代科學的先驅者哥白尼、伽利略和布魯諾等進行過殘酷的迫害。而實際上，現代科學是在基督教的大海中生長起來的，現代科學的先驅者們都是基督徒。如果宗教是科學的死敵，科學怎么可能出現并成長壯大？美國學者勞倫斯?普林西比指出，在16、17世紀和中世紀，并沒有一個“科學家”陣營在奮力擺脫“宗教人士”的鎮壓，這些不同陣營根本就不存在。當時每一位思想家都確信人、神與自然界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聯，并因此確信神學真理與科學真理的內在關聯。哥白尼長期擔任教堂神父，從未因為他的“日心說”受過教會的迫害。布魯諾被燒死，不是因為他宣傳哥白尼的學說，而是因為他的宗教信仰。伽利略的確因為傳播哥白尼的學說被判終身監禁，著作被查禁，但這是一個特別的個案，牽涉到當時的教會、王權以及復雜的人際關系，不能看作天主教會一貫敵視科學的證據。面對科學已經證明的事實，基督教也在不斷調整自己的解釋，力圖將科學發現與基督教信仰的基本要義相調和。在1878年至1903年間擔任教皇的利奧十三世提倡托馬斯?阿奎拉的神學，強調信仰和理性是相容的，他愿意接受得到證實的新的科學信條。他及其繼任者們所持的立場逐漸變為：自然科學不屬于教會范圍，進化論可以作為一個學說在教會學校講授，《創世紀》第一章可以用比喻的方法理解，以及在這些前提下相信進化論是個人的私事。

綜上，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宗教與科學的關系、教會對待科學的態度都在改變，我們不能籠統地說宗教是科學的敵人，也不能把科學與宗教根本對立。現代觀念中科學與宗教的嚴重對立，只不過是17世紀以來科學不斷發展而出現的新情況。科學與宗教之分道揚鑣，上帝之被摒棄于自然哲學以外，是從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開始的。

四、科學革命與思想解放的關系

“科學史之父”薩頓指出：“科學不僅是改變物質世界最強大的力量，而且是改變精神世界最強大的力量。”因此，科學史“就是人類思想和文明史”。科學革命與思想解放的互動關系是科技史教學中體現“歷史味”的重要著力點。例如，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推動了人們思想的解放，促進了近代科學的誕生與發展，牛頓創立經典力學體系，極大地影響到整個歐洲思想界。由于牛頓證明了地上的力學也能適用于天上的星球，揭示了簡單而統一的自然規律，使人們豁然開朗：原來自然界也是按照某種法則運行著。這就動搖了經院哲學中將宇宙秩序歸結為上帝安排的說法，神學必須再給科學劃分出一大部分地盤。由自然界聯想到人類社會：既然自然界有統一的規律，那么人類社會呢？牛頓力學體系從兩個方面給人類以偉大的啟示：其一，“宇宙萬物的發展是有規律的，是由低級向高級不斷發展的……這種自然規律是完全可以認識的……人類社會也有支配其發展進步的永恒法則”；其二，“人們在認識自然規律的進程中不需要上帝，只需要理性……人們只要想自然科學那樣運用理性主義的方法，同樣可以解釋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規律”。毫無疑問，經典力學為啟蒙運動提供了銳利的武器。“科學促使法國啟蒙運動洋溢著崇尚理性、確信社會進步的樂觀主義精神。杰出的科學成果及其廣泛應用，推動著生產技術的進步。這使啟蒙思想家們深信：人只要從屈服于神轉而面向自然、征服自然，就能從愚昧和迷信中解放出來，獲得巨大力量，推動社會前進。科學的本質就是啟蒙，啟蒙必須依靠科學。科學能……引導人們從黑暗走向光明。”

再如，達爾文的進化論在科學領域之外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在生物學等領域內的影響。馬克思說：“達爾文的著作，非常有意義。這本書，我可以用來當做歷史上的階級斗爭的自然科學根據。”進化論在社會科學和哲學領域引發的爭論更加激烈。爭論的焦點在于：是否可以把達爾文學說的基本思想用于說明人的本質。社會達爾文主義試圖把進化論應用于社會學，用“生存競爭”為資本主義競爭精神辯護，倡導實行徹底的自由競爭，要求國家放開對個人行動自由的限制，只有當最適應者占據經濟上的主導地位，不適應者承受競爭的后果，社會才會出現進步。有些工業家根據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竭力證明殘酷的自由公平競爭是資本主義的合理性，進而證明財產和利潤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德國納粹也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擁護者，他們的種族滅絕政策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應用。這樣的爭論持續了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影響了很多思想家。

五、科學家給我們的啟示

講述本單元內容時，不能沒有關于科學家的小故事，當然，講述這些小故事不是為了獵奇，而是為了讓學生從中得到一些感悟，無論是在科學精神方面還是人生態度方面。故事的選取要有代表性，要能引起共鳴和深思。

故事一：1632年，伽利略因出版《關于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宇宙體系的對話》，而被羅馬宗教裁判所傳訊。次年五月底，伽利略被羈押。在看守所里，伽利略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壓力，他決定向當局妥協。這意味著，伽利略要放棄他的地動說。宗教法庭宣讀伽利略的悔罪書后，血氣方剛的伽利略的學生安德雷亞怒不可遏地訓斥伽利略：“酒囊飯袋！保住一條狗命了吧？”還歇斯底里地叫道：“沒有英雄的國家真不幸！”伽利略平心靜氣地說：“不，需要英雄的國家真不幸。”伽利略的意思是，如果一個國家需要英雄，說明這個國家正處在某種災難之中。在被軟禁在家期間，伽利略寫出了或許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兩門新科學》。后來安德雷亞問伽利略：“當年您為什么要悔罪呢？”伽利略坦率地說：“因為我害怕皮肉之苦。”面對伽利略的坦誠，安德雷亞深情地說：“怕死是人之常情！人的弱點和科學毫無關系。”顯然，這時的安德雷亞早就理解了老師。但伽利略后來經常自責：“有數年之久，我和當局一樣強大。但我卻把我的知識拱手交給當權者，聽任他們為了自己的目的決定用或不用或濫用。我背叛了我的職業。一個人做出我做過的這種事情，是不能容于科學家行列的。”也就是說，伽利略至死并沒有原諒自己的懦弱。

故事二：近代化學之父拉瓦錫1743年出生于法國巴黎一個富裕的家庭，從小對科學表現出濃厚的興趣。1765年，22歲的拉瓦錫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引起科學界注意。24歲就被選入法國科學院。大革命開始之初，他的科學研究還沒有受影響。但雅各賓派上臺后實行恐怖政策，法庭以“可惡的包稅人”“在人民的煙草中加水”等罪名判處他死刑。法國科學界呼吁赦免拉瓦錫，法官的回答是“共和國不需要學者。”1794年5月8日，拉瓦錫同其他包稅商一起被處死。拉瓦錫被處死的第二天，法國數學家拉格朗日悲憤地說：“他們砍下拉瓦錫的腦袋只需要一瞬間，可法國再過一百年也長不出這樣一顆腦袋。”兩個月后，雅各賓黨被推翻，但拉瓦錫的生命已經無法挽回。

故事三：達爾文1809年出生于英國希羅普郡，幼年時代的達爾文沒有表現出什么特別的天分。8歲那年被送進了一家教會學校，但他對圣經故事一點興趣也沒有，倒是喜歡在河邊釣魚、上樹摸鳥蛋，還喜歡搜集雜七雜八的物品。中學時成績很一般，卻迷上了打獵和養小動物。老師對他很惱火，認為他“不可救藥”，父親也經常訓斥他：“你除了打鳥、玩狗和抓老鼠外什么也不會，這樣下去會給我們家庭丟臉的。”進入愛丁堡大學后，他先是學醫，因為沒有興趣，改學神學，也沒有興趣，整天跟一些紈绔子弟一起賽馬、打獵、酗酒。但他結識了一位植物學教授，并在他的介紹下去聽了著名的地質學家塞奇威克的地質學課，后來還跟隨塞奇威克一起去進行地質考察。達爾文找到了自己的興趣所在，學習到了一個科學家的工作方法，他認識到“所謂科學就是綜合事實，從而根據事實得出一般的規律和結論”。后來當英國海軍“貝克爾號”艦招聘隨艦去南美考察的博物學家時，達爾文排除了父親的阻攔，爭取到了這個機會。

故事四：德國著名物理學家普朗克年輕時曾向他的老師表示要獻身于理論物理學，老師勸他說：“年輕人，物理學是一門已經完成了的科學，不會再有多大的發展了，將一生獻給這門科學，太可惜了。”1900年4月27日，英國著名物理學家開爾文勛爵作了題為“熱和光的動力理論上空的19世紀之烏云”的長篇演講，指出古典物理學本來十分晴朗的天空出現了兩朵烏云。正是這些烏云帶來了世紀之交的一場物理學革命，在這場革命中誕生了相對論和量子論。1921年愛因斯坦獲得了諾貝爾獎金，但獎得來十分不易。當時不少德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威脅說，如果給相對論授獎，他們就要退回已獲的獎章，結果評委會找到了一個辦法，讓愛因斯坦作為光電效應理論的建立者而得獎，相對論始終沒有獲得諾貝爾獎。

故事一告訴我們，一個矛盾的伽利略，一個未經掩飾的伽利略，才是一個真實的伽利略。我們不怕科學家沒成就，就怕科學家缺乏說真話的勇氣。故事二則說明，動蕩的社會環境對科學家個人和整個科學的沖擊太大了。故事三通過達爾文的親身經歷，告訴學生找到和明確自己的愛好和興趣所在是多么的重要。故事四說明，人們對新生事物的認識是一個極其艱難的過程。雖然，人們往往由于認識的局限，對新理論不屑一顧甚至打壓，但是，真理最終必將戰勝謬誤。另外，科學家必須要有尊重事實，不迷信權威、勇于探索創新的科學精神。

教育部的“中國學生核心素養”包括人文底蘊、科W精神、學會學習、健康生活、責任擔當、實踐創新等六大素養，其中人文底蘊和科學精神兩大素養在本單元教學中可以得到充分訓練和培養。在教學中重視人文精神的培養才是符合社會進步的教育，才是我們對莘莘學子進行科技史教育的宗旨。這樣我們才能把科技史上出濃濃的歷史味。

科技史論文:從經濟史的制度分析和經濟制度的歷史分析中看制度變遷對科技和生產力的促進作用

[摘 要]從經濟史的制度分析和經濟制度的歷史分析中，對比探討馬克思和諾思把歷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經濟學分析的理論，得出制度分析離不開歷史分析，找出馬克思和諾思各自理論分析的優勢，得出我國改革實踐中不僅要重視發展科學技術和生產力，還要注意制度變遷對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促進作用，高效率的制度對技術充分發揮潛能、發展生產力有重要作用。

[關鍵詞]經濟史、經濟制度、制度變遷、經濟學說史

古典經濟學較早的把歷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經濟學分析，而把歷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經濟分析最完美的理論是馬克思經濟理論。馬克思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互作用原理，對當代經濟仍有巨大解釋能力。經濟學方法邊際革命后，新古典經濟學占據了統治地位，馬歇爾和瓦爾拉斯認為經濟中存在局部和一般均衡點，經濟制度是外生變量，生產和生產率是資源和邊際收益相結合的函數，科斯認為制度運行存在交易成本，諾斯以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為核心，運用歷史分析方法對制度變遷作了合理解釋。

一、經濟史和經濟制度的不可分割性

馬克思經濟理論認為，制度由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構成，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馬克思認為歷史就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辨證關系的不斷運動過程。而將理論體系建立在“經濟人”假定基礎上的新古典經濟學，忽略了社會制度因素。經濟人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行為完全理性，市場通過完全競爭可解決一切問題，使社會各方利益得到滿足。隨著社會發展，新制度經濟學對此作了修正，主要有“經濟人”行為有限理性假定、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假定，并引入制度因素分析和交易成本概念。諾斯認為制度是社會的游戲規則，為協調人們的相互關系人為設定的制約，包括正規約束和非正規約束，制度的主要功能就是通過內部和外部兩種強制力來約束人的行為，防止交易中機會主義行為以減少交易后果的不確定性，幫助交易主體形成穩定的預期而減少交易成本。諾斯認為歷史表現為制度變遷，即制度創立、變更及隨著時間變化而被打破的方式，還包括對構成制度框架的規則、準則和實施組合的邊際調整。因此馬克思和諾斯都認為歷史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歷史表現為制度變遷，制度變遷和生產力又密切結合在一起，盡管馬克思和諾斯對兩者間的關系解釋不同，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對歷史采取了制度因素分析方法。

二、經濟史的制度分析

首先，馬克思和諾斯都把歷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經濟分析。他們都認為作為歷史的制度變遷和生產力之間有著某種聯系，都把制度因素作為分析生產力發展、社會經濟進步的主要因素。馬克思認為人們在社會生產中必然產生與物質生a力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其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基礎，其上為上層建筑，認為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社會經濟的技術進步是人類社會在探索自然奧秘和生產實踐中積累起來的科學和技術知識存量，科學和技術知識存量的增長是個自然歷史過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是相互作用的辨證關系。當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生產關系也適合生產力時就會為科學和技術知識的應用和發展提供可能性空間，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其次，諾思對馬克思制度演進模型的悖論。馬克思制度演進模型：技術改良和發明導致新工具出現及協作、分工等生產技術組織形式產生變化，從而導致人與人之間生產關系發生變化，最后引起政治、法律等上層建筑發生變化。新的上層建筑為科學和技術知識在經濟中的應用提供了可能性空間，刺激新的生產技術的改良和發明的出現，形成一個循環往復不斷進步的過程。諾斯用事實批評馬克思模型：1600-1685年間世界海運業并沒發生輪船代替帆船之類的重大技術進步，但海洋運輸力卻有了提高。盡管海運成本沒大的變化，但因海洋運輸變得更完善和市場經濟的擴展，船運制度和市場制度發生了變化，從而降低了海運成本，最終使海運生產力有了較大提高。諾斯得出結論：在沒有發生技術變化的情況下通過制度創新可提高生產力實現經濟進步。這與馬克思模型相悖。諾斯還用實事反駁馬克思模型：14世紀上半葉因人口增加推動了歐洲邊疆拓殖運動導致貿易的發展、需求的擴大、土地相對價格的上升，使土地專一所有權和土地轉讓權得以確立；14世紀中葉發生黑死病，使人口急劇減少，勞動的相對價格上漲，使勞動者在契約談判中的地位上升，致使封建農奴制解體，自由勞動權得以確立，從而為技術創新提供了刺激和收益保證，導致了產業革命。所以諾斯認為制度和制度變遷是生產力發展的原因，生產力發展是制度變遷的結果。再次，諾斯的新制度經濟學用交易成本理論概括了制度變遷的過程：某種模型外生變量的改變如人口的增長帶來相對價格（包括要素價格比率、信息成本、技術的變化等）或偏好的變化（來自觀念、宗教教義及其他意識形態的變化），由此引起精神結構和行為方式的變化。原制度框架內發生潛在獲利機會，但因交易成本較高，社會上存在軍事、經濟、政治組織及其他行為在原制度框架內按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原則，無法實現這些潛在利潤。在原制度框架內總會有人為獲取潛在利益來克服這些制度障礙。當潛在利潤大于制度障礙所造成的成本時新的制度安排就會出現，降低制度帶來的交易成本讓各個行為主體推動技術變革，社會生產力就會發展。馬克思和諾斯的理論與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分析不同，都從制度的角度分析了歷史，但他們卻得出不同的結論，關鍵在于他們對制度的理解和分析的側重點不同。

三、經濟制度的歷史分析

馬克思把邏輯分析和歷史分析統一起來，歷史是實際的存在，邏輯是主觀的過程，兩者之間不可能絕對統一，歷史的運動不可能完全被研究者的邏輯所把握。邏輯用高度概括的方式從現象中揭示其本質，有很大的能動性和相對獨立性。 首先，諾斯用歷史分析方法解釋制度變遷時，沒有否定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定和信條，只對基本假定進行了修正，即經濟人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行為傾向等。他認為人總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因認知能力有限又總是處于信息不完全環境中，在交易中會發生欺騙、偷懶、搭便車等機會主義行為，增加交易成本，最終損害自己的福利，制度就是人們為了防止機會主義而締結的契約。從而得出兩個假設成立的前提：一是發生欺騙或偷懶或搭便車的當事人，必須有能力承擔被發現后逐出交易的后果，即交易雙方都有離開對方生存的能力；二是市場交易雙方沒有離開對方生存的能力，不可能會有欺騙、偷懶或搭便車等機會主義行為的意識。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定脫離“現實”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現實中不存在經濟人的完全理性，也不存在完全市場競爭。修訂的基本假定，雖然更符合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現實，但并不一定符合制度變遷的歷史，而是用一種靜止眼光去分析動態歷史。資本主義制度不是歷史發展的產物而是歷史發展的起點，不是生產發展的結果而是生產發展的前提。其次，馬克思的歷史分析中也有人的基本假定，但其嵌入了社會制度變遷模型，科學技術決定了生產力，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人性就在生產關系中得到體現。隨著生產力的進步，人性也不斷發展。邏輯和歷史在人性的發展變化中得到了統一。諾斯認為技術變化不能解釋制度的邊際調整，即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模型，即使能解釋制度的質變，也不能解釋制度的量變。因此制度不具有技術的自然歷史性而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根據減少交易成本的規則發生變化，而交易成本的下降促進了生產力的提高。不是生產力決定了制度，而是制度決定了生產力。這就是馬克思和諾斯在制度涵義上的差別。諾斯說制度是社會的游戲規則，是為決定人們的相互關系人為設定的契約；制度變遷是制度創立、變更及隨時間變化被打破的方式。諾斯的定義既包括制度質的方面，也包括制度量的方面。馬克思的制度是由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兩個相互聯系的層次，更強調質的方面。馬克思在論述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時，不是只有單向的決定關系，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生產力水平只是決定了生產關系以至上層建筑的基本形態即質的方面，并不決定制度的具體形式即量的方面。上層建筑并不是一下子完善的，基本形態中必然殘留著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的具體形式，需要在基本形態上進行制度的邊際調整。伴隨著制度的邊際調整，生產力會有或大或小的進步。漸進式的中國改革實踐更能理解馬克思反作用的涵義。

四、制度變遷對科技和生產力具有促進作用

第一，經濟制度分析無法撇開歷史分析。運用歷史和制度分析的方法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分析經濟，能尋找人類經濟發展的深層原因。兩種分析方法不能分割，歷史總是以制度變遷來表現，并螺旋式的上升，分析歷史離不開制度因素。而制度分析的邏輯必須和歷史相一致，制度分析離不開歷史分析。第二，馬克思和諾斯的理論分析各有優勢。馬克思更強調生產力，著眼于社會制度變遷大的結構，注重質變，以變化來分析變化；諾斯更強調制度，把大的框架和邊際變化結合在一起，注重量變，以不變去分析變化。從分析的角度看，馬克思的分析比諾斯更為一致、更為完美，諾斯的分析更注重制度變遷，對制度的歷史分析無法和馬克思相比。第三、理論對比分析的目的是指導我國的改革實踐。我國改革開放初期更強調發展科學技術和生產力，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發展，需要重視制度變遷對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促進作用。制度變遷不僅是制度框架的變革，而且還是制度的邊際調整，高效率的制度對技術充分發揮潛能、提高生產力水平有重要作用。

科技史論文:科技史維度下科普從業人員科學素養測評研究

摘 要：科技史是科普從業人員科學素養重要維度之一，通過科學史教育，有助于科普從業人員更好地了解科學知識、科學過程和方法及科學對社會的影響。針對科普從業人員科技史，設計了反映科普從業人員職業特點的測評方案，對科普從業人員以及非科普從業人員對照人群開展了實際測評，結果表明科普從業人員對科技史的總體認知程度偏低，略高于對照人群。

關鍵詞：科普從業人員；科技史；科學素養；測評

1 前言

科普事業的發展并非是自身獨立進行的，它與社會的經濟水平、政治制度、思想意識、哲學文化等等有著密切的關系，特別是與科學技術的發展水平是分不開的[1]。科學史獨特的研究視角決定了它在提高公眾科學素養中可以發揮其它學科無可替代的作用。根據科學素養五維度測評模型[2]，科技史是科普從業人員科學素養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科普從業人員科技史維度科學素養的細化研究，能為科普行業乃至學科發展提供更具針對性和有價值的參考依據。

2 相關概念界定

2.1 科學素養

科學素養是指科普從業人員掌握現代科學知識和方法、運用科學原理處理實際事務的能力，以及所達到的科學意識的水平。由科學術語、科學意識、科技社會功能、科技史、科技副作用五維度構成[2]。這五個維度雖然沒有包羅科學素養的方方面面，卻是基于國內外對“科學”含義的大致共識而來[3]，具有較強的相對性、比較性和通約性。由此而設計測評指標和問卷，能對包括科普從業人員在內的各類職業人群開展測評和比較研究。

2.2 科技史

科技史是關于科學技術的產生、發展及其規律的知識。科技史的創始人、英國著名學者薩頓說過，科技史是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的橋梁，它能夠幫助人們獲得自然科學的整體形象、人性的形象，從而全面地理解科學、理解科學與人文的關系[4]。因而，不同的科學觀往往從各自的角度出發，形成對科技發展歷史的不同看法。按照不同科學觀的視角，科技史又可分為科技通史、科技編年史、科技思想史、科技社會史、分科史、國別史等等。本文科普從業人員科技史的考察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對自然科學發展進程的了解，包含對有關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發展史的了解等；二是對有關科學事實的判斷和有關科學原理的判斷。對于普通公眾來說了解科技史是必要的，對于科普從業人員這樣的專業人員來說，科技史更是科學素養的一個重要組成內容。

3 研究方法

3.1 科技史維度權重值確定

按照“最小公約數”原則，由“科學”的共識性含義推導出科學素養的結構，分析提出科普從業人員科學素養五維度模型，在此基礎上，采用一種改進型的AHP，即運用模糊層次分析法（Fuzzy―AHP）并結合專家排序意見來確定各個維度的權重，分別為：科學術語0.20000、科學意識0.33333、科技社會功能0.26667、科技史0.13333、科技副作用0.06667。

結果表明，科技史作為科學素養基礎維度之一，與科學術語具有相似的功能定位，兩者的權重值也較為接近。為此，本文單就科技史維度作測評研究，以求更深入的研究結果。

3.2 調查問卷的設計及修訂

科普從業人員科學素養的測評體系，是由多級指標構成的。科學素養作為整體概念構成了測評的頂層目標，維度的選擇構成了一級指標，調查問卷的題目構成了二級指標。調查問卷的內容是整個問卷設計工作的關鍵環節，要根據國情適應性、國際比較性、科普行業特殊性等要求，設計具體的問卷題目內容。題目的來源和構思主要考慮3個方面，一是我國歷次科學素養測評中使用過的調查題目，這樣的題目便于理解及與其他測評的銜接；二是國外科學素養測評通常采用的國際通用題目，這樣的題目能夠從某些角度與國際對照；三是基于本課題研究目標而新編的題目，這樣的題目能夠根據測評需要反映目標要求。當然，對前兩類題目的選取，也是要從中選出符合科普職業特點的相關題目，這是問卷設計的基本要求。

3.3 樣本選擇與資料收集

本研究采取了隨機抽樣的方法，樣本選擇涉及多個單位，主要有：科技主管部門、中學、高校、科研院所、科學技術館、自然歷史博物館、國土資源博物館、濕地類博物館、專業科技博物館、水族館、天文館、自然保護區、文化宮、活動中心、動物園、植物園、標本館、圖書館、農業科普基地、其他類型科普基地、非科普行業等各類型科普單位。此次問卷共收集有效訪問樣本數630份，其中科普從業者524份，非科普從業者106份。

4 結果與討論

4.1 測評的綜合結果

調查形式采用了集中式問卷調查與限時問卷調查相結合的方法。科學素養的分值，采用綜合評價方法得出。我們在設計題目時基本上考慮到答案的唯一性，因而問卷題目的答對率去掉百分比的單位就是一個無量綱的分值，再用這個分值乘以相應維度的權重后經加權計算，就可得到科學素養的綜合得分。

測評結果表明，在科W意識維度上，科普從業人員和非科普從業人員的綜合得分分別為69.90、67.45，在科技史維度上，科普從業人員的綜合得分略高于對照人群，但是兩者得分都不高。科普從業人員在科技史維度上沒有顯現出其專業優勢，與其他職業讓人群相當，這說明科普從業人員亟需加強科技史方面知識的學習。

表1表明，科技史維度的試題也有一些特別之處，在第1題采用了一道4選項的系列題目，這是考慮到各學科知識面而設計的。從統計結果可以看出，科普從業者對科技史維度13個問題的測評，答對率超過60%的只有3個，僅占到問題總數的23.08 %。因而從總體上看，科普從業者對科技史的認知程度亟待加強。

4.2 科技史各指標的測評結果比較

4.2.1 請您判斷以下幾個說法是否正確

（1）古希臘自然科學最大特點就是自然科學知識與哲學思想交織在一起。

表2表明，從表中可以看出，兩組人群認為“古希臘自然科學最大特點就是自然科學知識與哲學思想交織在一起”的正確答對比例都很高，分別達到93.70%和87.74%，說明對古希臘自然科學的基本情況認知程度普遍較高。統計檢驗結果表明，科普從業者與對照人群存在顯著差別，有統計學意義。科普從業者在該項指標的測評上略高于對照人群。

（2）19世紀末，物理學上出現了三大發現，即X射線、放射性和電子。

表3表明，從表中可以看出，兩組人群認為“19世紀末，物理學上出現了三大發現，即X射線、放射性和電子”的正確答對比例都較高，分別達到68.89%和70.75%，說明人們對近代科學發展的認知程度普遍不低。統計檢驗結果表明，科普從業者與對照人群無顯著差別，無統計學意義。

（3）亞里士多德有句名言：“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撬動地球”。

表4表明，兩組人群認為“亞里士多德有句名言：‘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撬動地球’”是錯誤的正確答對比例都很低，分別只有66.60%和67.92%，說明人們對古希臘科學家名言的認知程度普遍較低。統計檢驗結果表明，科普從業者與對照人群在該項指標的測評上沒有顯著差別，無統計學意義。

（4）英國科學家布朗是同位素的發現者。

表5表明，兩組人群認為“英國科學家布朗是同位素的發現者”是錯誤的正確答對比例都不高，分別只有57.63%和59.43%，說明對近代科學一些重要發現的認知程度普遍較低。統計檢驗結果表明，科普從業者與對照人群在該項指標的測評上沒有顯著差別，無統計學意義。

4.2.2 請問以下哪一位被稱為近代科學之父

表6表明，兩組人群認為“近代科學之父”是伽利略的正確答對比例都很低，分別僅有53.44%和54.72%，說明對近代科學興起歷史的認知程度普遍不高。統計檢驗結果表明，科普從業者與對照人群在該項指標的測評上存在顯著差別，有統計學意義。科普從業者在該項指標的測評上高于對照人群。

4.2.3 請問您知道近代科學誕生至今大概有多少年

表7表明，兩組人群認為“近代科學誕生至今”大概年數是400多年的正確答對比例都很低，僅有26.53%和19.81%，說明對近代科學誕生的認知程度普遍不高，缺乏哥白尼革命的知識。統計檢驗結果表明，科普從業者與對照人群存在顯著差別，有統計學意義。科普從業者在該項指標的測評上高于對照人群。

4.2.4 請問您知道電磁波是哪位科學家發現的嗎

表8表明，兩組人群認為“電磁波的發現者”是科學家麥克斯韋的正確答對比例都較高，分別達到63.93%和58.49%，說明對電磁波歷史發展的認知程度普遍較高。統計檢驗結果表明，科普從業者與對照人群在該項指標的測評上存在顯著差別，有統計學意義。科普從業者在該項指標的測評上高于對照人群。

4.2.5 請問發現太陽系行星運動規律的科學家是

表9表明，兩組人群認為“發現太陽系行星運動規律的科學家”是開普勒的正確答對比例都很低，分別僅為50.00%和53.77%，說明對經典天文學和力學歷史的認知程度普遍不高。統計檢驗結果表明，科普從業者與對照人群存在顯著差別，有統計學意義。科普從業者在該項指標的測評上高于對照人群。

4.2.6 請問您知道以下哪一位是經典遺傳學階段的著名科學家

表10表明，科普從業者認為“經典遺傳學階段的著名科學家”是孟德爾的正確答對比例較高，達到56.49%，說明科普從業者對經典遺傳學歷史的認知程度比較高，而對照人群的答對比例僅為54.72%。統計檢驗結果也表明，科普從業者與對照人群無顯著差別，無統計學意義。

4.2.7 請問您知道著名的四體液說是誰創立的醫學觀點嗎

表11表明，兩組人群認為著名的“四體液說”是希波克拉底創立的醫學觀點的正確答對比例都較低，分別只有45.61%和44.34%，說明對古希臘醫學的認知程度普遍較低。統計檢驗結果表明，科普從業者與對照人群無顯著差別，無統計學意義。

4.2.8 請問以下哪一項不屬于近代自然科學誕生階段的大事

表12表明，從表中可以看出，兩組人群認為“顯微鏡打開了微觀世界”不屬于近代自然科學誕生階段的大事的正確答對比例都很低，僅為 16.41%和17.92%，說明對近代自然科學誕生階段大事的認知程度普遍不高。統計檢驗結果表明，科普從業者與對照人群無顯著差別，無統計學意義。

4.2.9 請問您知道第一臺電子顯微鏡是什么時候問世的嗎

表13表明，科普從業者認為“第一臺電子顯微鏡”問世的時間是20世紀30年代的答對比例比較高，達49.81%，而對照人群的答對比例僅為45.28%。統計檢驗結果也表明，科普從業者與對照人群存在顯著差別，有統計學意義。科普從業者在該項指標的測評上明顯高于對照人群，說明科普從業者對電子顯微鏡技術比一般公眾有更高的認知程度。

4.2.10 請問您知道是哪幾位科學家因為發現DNA雙螺旋結構而一起獲得1962年度諾貝爾生理W或醫學獎的嗎

表14表明，兩組人群認為克里克和沃森、威爾金斯“因為發現DNA雙螺旋結構而一起獲得1962年度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正確答對比例都不高，分別只有33.78%和40.57%，說明對DNA雙螺旋結構發現歷史的認知程度普遍較低。統計檢驗結果也表明，科普從業者與對照人群存在顯著差別，有統計學意義。科普從業者在該項指標的測評上高于對照人群。

5 結語

調查結果表明，科普從業人員的科技史素養普遍較低，這可能會成為推進科普發展的一個制約因素。在科技發展史方面，科普從業人員的總體認知程度較低，特別是對古希臘醫學的了解和把握、對近代自然科學誕生階段的大事以及科學史上的一些重要發現等的認知程度還有待大力提高。對科普從業人員來說，掌握科學傳播事業的發展規律，學習、認知、傳播科學思想、科學精神、科學方法，都離不開對科技史的了解和把握，這也是實現科普創新發展的主要根源之一。因此，大力加強科技史教育，是科普人才培養面臨的一項緊迫任務。

調查結果表明，科普從業人員對科技史的認知程度與對照人群相近，兩者都偏低。主要的原因可能是與我國文理分科過早的教育現實相關。科技史是典型的文理交叉、融合、滲透的學科，而文理分科過早則會造成學生知識結構殘缺，過于重視知識的學習而忽略了科學精神、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的教育，這就必將造成科技史認知的缺乏。因此，要改革大學課程、成人繼續教育課程，首先是科技史教育是當務之急，普遍開設科技史課程，也是最佳的補救方法之一。

科技史論文:現代科技在歷史風貌建筑修繕維護中的應用

天津是中國近代北方重鎮，開創了從晚清洋務運動開始的中國近代工業文明。由于其工業發達，經濟繁榮，城市中遺留下來各個時期、多種風格的建筑，它們見證了天津從被迫開埠到如今150多年的歷史變遷，是一座萬國建筑的城市展覽館。這些歷史風貌建筑歷經風雨、戰火及人為破壞，不管是建筑表層還是內部結構、附屬設施、使用功能，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本著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近20年來，天津風貌建筑管理單位對現存的歷史風貌建筑進行了大規模的整修，使得這些建筑重新煥發了生機與活力，為這座城市增加了一道靚麗的風景。在維護改造過程中，使用魍澈拖執技術相結合的方法，在保障建筑結構安全的前提下，使歷史建筑展現了原有的風采。

一、檢測技術

使用三維激光掃描技術手段來代替人工檢測，可以實現精度測量和精準檢測，又可以省卻大量的人工成本，同時又避免了人工檢測取芯對建筑物結構帶來的破壞。

三維激光掃描技術是不同于傳統的高精度測繪技術，它利用激光測距的原理，通過記錄被測物體表面大量的密集的點的三維坐標、反射率和紋理等信息，將各種實體或實景的三維數據完整地采集到電腦中，進而快速復建出被測目標的三維模型，為保留建筑的原始風貌提供了精準的數據。無損檢測技術的應用使得可以在不破壞建筑物構建的基礎上，對構件內部異常及缺陷進行檢測，為建筑結構的修復提供了有效的依據。

現代化檢測手段的應用，為保護歷史風貌建筑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支撐，使我們能夠更加全面具體地了解建筑物的真實情況，維護方案做到有的放矢。

二、地基基礎維護技術

天津是一個濱海城市，地下水位高，土壤含水率高，鹽堿度大，容易對地基、基礎造成腐蝕傷害。因此，多數風貌建筑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基礎受損現象，嚴重危害著房屋的安全使用。

地基基礎的加固多采用擴大基礎面積來提高原有基礎承載力。擴大的基礎寬度要視建筑物結構狀況而定，開挖的過程中，要對原基礎的基底部分進行承載力加固處理，對地基有空洞的部位灌入摻有速凝劑的水泥漿液加固地基，使地基變形得到穩定和遏制。同時，將擴大基礎的鋼筋與原基礎相連接，澆筑混凝土使之成為一個整體，共同作用，提高了基礎的承載能力。

在歷史風貌建筑的維護過程中，防潮層的修復也是一個普遍問題。傳統的防潮層施工往往需要破壞墻體，這對于具有保護價值的建筑物來說可能會造成不可逆的損害。因此，對于老建筑的防潮修復，經常會采用墻體內部化學注射法進行。這種修復方法是先用設備在墻體底部鉆孔，然后將特種防水劑沿鉆孔注入墻體。防水劑一方面會通過毛細作用進入墻體材料中，另一方面會沿墻體內裂縫、薄弱帶滲透流動擴散，使鉆孔周圍墻體的毛細系數降低，形成膜狀的整體，從而達到防水、防潮的效果，這種方法業內俗稱為“扎針治病”。這種方法對老建筑的破壞程度小，經過處理可幾乎不影響外觀，且操作方便，根據注入漿體的不同，可以適應不同的地質條件，是一項很有發展潛力的新技術。

三、主體結構及墻體維護技術

風貌建筑主體結構的構件及墻體按照正常的設計年限，一般不超過50年。天津處于地震多發帶，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就對天津的建筑物造成了大量的破壞，但由于當時財力、物力、重視程度的影響，只采取一些臨時性措施加以補救。通過管理單位加大風貌建筑的整修力度，這些問題逐漸得到了解決。

墻體開裂是結構問題中最常見的問題。因此，我們可以根據裂縫的寬度和性質進行有針對性的維護。簡單的就可以將裂縫進行剔槽、灌漿處理；嚴重的采用雙面鋼筋網水泥砂漿外包加固法對開裂墻體進行加固補強，提高了砌體的抗剪和抗拉能力。但這兩種方法都需要注意施工過程的監控，防止對老舊墻體的二次損壞。

對于風貌建筑中的梁、板、柱這些重要結構部件，目前比較成熟的做法就是采用碳纖維復合材料加固法。把碳纖維用含浸樹脂系粘貼劑貼合在混凝土構件受力部位，使之與基體合為一體，共同作用提高結構構件的承載力，減少構件的變形和控制結構裂縫擴大。這種加固方法的優點是：一是抗拉強度，且自重小；二是具有很高的剛度；三是抗腐蝕性能和耐久性好；四是抗疲勞能力強；五是結構外觀和尺寸不會出現明顯變化，修復加固效果好；六是施工過程簡單，大部分為手工操作，無需特殊的裝備，不需要特別的技術工人，無需焊接，沒有噪聲。

伴隨著工程技術的進步，風貌建筑也在新技術、老經驗的作用下以新的面孔展現給世人。作為管理單位，需要將工程實踐中的經驗加以總結，并不斷將新技術、新知識充實到實際維修工程中去，為這些承載歷史的風貌建筑展現往日風采起到更大作用。

科技史論文:中學科技文化史教學模式的實踐與思考

（江蘇省溧陽市埭頭中學）

摘 要：中學歷史關于科技文化史這部分課程內容，貼近學生的生活、難度較小、具有學科交融性等特點，以人教版必修3《文學的繁榮》一課為例，從教師和學生兩方面出發，研究教學策略，探討中學科技文化史這一類課題的自主學習課堂模式，使學生通過自主學習和小組合作，完成課程目標，從而真正成為課堂學習的主體，這也是新課程改革的目標和歸宿。

關鍵詞：科技文化史；自主學習；小組合作；主體地位

現代教育思想認為，學生的學習是一種將外在的知識觀念轉化為其內部的精神財富的過程，這對于我們教學模式的探討具有啟發式意義。在傳統教學模式下，學生在課堂活動中處于服從與接受的狀態，不利于培養學生的自主性和創造性，學生的學習能力發掘有限。在中學歷史教學內容中，科技文化史這一類課題具有以下特點：（1）內容體現學科交融性，貼近學生的生活，學生具有較大的學習興趣。（2）課程內容難度較低，學生易于理解。因此關于中學科技文化史這一類課程，非常適合開展學生自主學習的課堂。筆者從歷史教學實際出發，以人教版必修3《文學的繁榮》一課為例，從教師和學生兩個方面出發，研究實施策略，探討中學科技文化史這一類課題的課堂自主學習模式，使學生通過自主學習和小組合作來完成課程目標。

一、教師關于自主學習課堂的教學設計

在自主學習課堂中，教師的職責是“組織”與“幫助”，因此，教師對于自主學習課堂的教學設計是關鍵。據課程標準的要求，《文學的繁榮》這一課，學生要能夠列舉19世紀以來西方文學、20世紀蘇聯文學、亞非拉文學的主要成就，并認識文學作品產生的時代背景，分析其對社會產生的影響。筆者認為，為了達成核心目標，本課的設計重點在于19世紀以來的文學成就，設計難點在于認識文學產生的時代背景及影響。關于19世紀以來的文學成就，可依據教科書的線索將其歸納表達，主要分為三大塊，西方文學、蘇聯文學、亞非拉文學，讓學生結合教科書自學，完成表格，為認識文學產生的時代背景及影響作鋪墊。

關于認識文學產生的時代背景及影響，可以給學生提供相應的史實資料，讓學生在小組合作探討中共同完成。一定社會的思想文化史、一定社會政治經濟的反映，因此，我主要給學生選擇了各流派文學作品相應的時代背景材料。西方浪漫主義文學，我給學生簡列了19世紀初期的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史實，“1825―1826年，俄國進行廢除農奴制的革命；1820―1823年，西班牙爆發反對專制統治的革命；1830年法國爆發推翻復辟波旁王朝的七月革命；1832年，英國進行議會改革，工業資產階級獲得更多議席”；西方現實主義文學，我聯系了必修二工業革命的相關內容，“19世紀三四十年代，伴隨著是資本主義制度在歐洲的普遍建立和工業革命的發展，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所帶來的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擴大，階級對立、人情冷漠、拜金主義等一系列社問題，對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產生了深刻影響”；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我給學生提供了20世紀政治經濟發展的狀況，“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經濟大危機；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取得勝利；20世界初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和反殖民反侵略的解放斗爭風起云涌”。蘇聯文學，我建議學生結合必修2《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一課進行思考，亞非拉文學則結合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

全班小組合作討論環節結束后，在時間安排上，還需要留5分鐘的時間，由教師啟發答疑、總結概括、構建知識網絡，鞏固自主學習效果。

二、學生推進自主學習課堂的注意事項

1.學生個人思考，培養自主意識

學生的學習是一種將外在的知識觀念轉化為其內在的過程，所以有效的學習，關鍵在于學生對自己的嚴格要求和自我管理，對相關問題的獨立思考與分析，改變以往大部分學生在課堂活動中習慣處于服從與接受的狀態，積極承擔學習的各種責任。因此，推進自主學習課堂，就必須要改變學生的這種依賴思想，強調學生自主學習的重要性，給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提高創造空間。

2.小組合作討論

在學生自主學習、獨立思考、完成19世紀以來的世界文學成就這一目標之后，為達成認識文學作品產生的背景和分析其影響的核心目標，需要進行小組合作與討論，這是以學生自主學習為主的課堂模式的另一重要方面。學生在閱讀中發現的問題和獨立思考中遇到的困惑是小組討論的主要內容，如在討論文學作品產生的背景時，從多角度各抒己見，充分體現了現代教育思想所強調的學生主體地位。

綜上所述，科技文化史的自主學習課堂教學模式主要環節是：教師分析課程目標、設計問題―學生結合問題、獨立思考與探究―學生小組合作、討論難點問題―教師總結概括、構建知識板塊。學生通過獨立分析和探索，提高自主學習的能力，從而真正成為課堂學習的主體，這也是新課程改革的目標和歸宿。

科技史論文:科技文化發展歷程中的邏輯實證到到歷史主義的演變淺析

【摘 要】現代西方科技哲學，是從19世紀30年開始的，大致可以分為兩大思潮，一個是科學主義思潮，另外一個是人本主義思潮。本文將通過對邏輯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的描述，詳細講解這兩大流派的演變過程，以此來說明西方科技哲學受到客觀辯證法自發支配這一論斷。

【關鍵詞】科技文化；邏輯實證主義；歷史主義；客觀辯證法；自發支配

一、淺析邏輯實證主義

邏輯實證主義的產生是有一定的科學基礎和思想背景的，我們都知道在19世紀末發生了以黑體輻射實驗和以太實驗為代表的物理學危機，這就為邏輯實證主義的產生提供了條件和可能，人們開始尋求一種新的方法，來解釋這場物理危機，那么這種方法的來源就是現代的邏輯技術，現代的邏輯技術就演變出了一系列的邏輯解釋，邏輯實證主義也就悄然誕生了。20世紀初產生的反黑格爾形而上學的思潮是邏輯實證主義誕生的直接思想原因。外加上從休謨到孔德再到馬赫的思想的發展，邏輯實證主義就此孕育而生并發展成熟。

那么邏輯實證主義究竟有哪些特征，它所代表的主要思想到底是什么呢？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對之進行理解：第一，邏輯實證主義以意義理論反對形而上學，反對傳統的對于本體論的討論，這明顯可以看出是一種新的思潮，它反對的時舊的哲學領域中一直探討的本體問題，反對形而上學；第二，邏輯實證主義強調經驗證實的原則。老的實證主義強調的是對經驗進行描述，主要研究對象是經驗的來源，而邏輯實證主義則不強調研究經驗，更主張研究命題的意義，再看這個命題能否被經驗所證實；第三，邏輯實證主義將數理邏輯引入哲學，認為哲學的任務就是進行數學分析，也正是邏輯實證主義開啟了西方分析哲學的新時代的到來。

針對性提出三種觀點，首當其沖的是邏輯原子主義，這個學派主要是對哲學的本質進行探討，他們認為哲學的本質是邏輯，以數理命題為工具對科學的陳述命題進行分析。那么何謂科學的陳述命題呢？分別則是主謂命題，是肯定某一個事物的屬性，可以這樣理解：S是P。另外的一個命題則是關系命題，這個命題主要是表示兩個或者兩個以上事物有何種關系：A和B，R（a，b，c）。另外這個學派還想表達這樣的思想：原子命題與原子事實同構，原子命題是原子事實的邏輯表示，原子事實則是構成經驗世界的客觀材料，是最基本的感覺經驗。這二者是同構的，性質和本質是一致的。以上介紹的這些就是邏輯原子主義。i

二、從邏輯實證主義到歷史主義的轉變

現在我們熟知的歷史主義可以主要分為新歷史主義和老歷史主義兩個流派。這兩個流派是相輔相成的，也是不可分割的，新歷史主義是對老歷史主義的發展和傳承。老的歷史主義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作為開創者的庫恩、拉卡托斯、費耶阿本德。新歷史主義的代表人物則有：勞丹、夏佩爾。歷史主義的各代表哲學家都有自己的獨到的觀點，也有對前面邏輯實證主義進行的各種批判。

無論是新歷史主義還是老歷史主義，都包含了以下四個基本特征：首先，歷史主義開始對科學的發展進行了動態的分析，主張對客觀事實進行歸納形成理論；其次對科學的發展進行社會歷史分析，站在社會歷史的角度來剖析科學的發展；再次對科學進行整體的分析，科學更加的整體化，歷史主義學派對科學的分析也順應了這一潮流，用整體化的目光來看待歷史；最后，歷史主義否認有普遍的方法論規則和評價標準，認為對科學和客觀事物的評判要依據其本身的特點進行評價。

庫恩最早提出了科學的范式的概念，“范式”這個詞語最早是來源于模型、模式。它主要是指一項具體的科學成就，或伴隨著某一項科學成就而出現的復合點，或者是指某一科學共同體在某一專業或者學說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范式的主要包括；符號、概括、模型、范例。庫恩的“范式“思想，提出了一種新的科學發展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范式也是科學與前科學的一個分界標準。以下是科學的發展模式：

前科學常規科學科學反常危機科學革命新常規科學時期ii

費耶阿本德的理論則包括以下的幾點：第一就是多元方法論，他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什么都行。在這一點中我們也許能夠看出費耶阿本德的無政府主義的方法論，更加的集大家之所長來解決問題。第二是多元理論，也可以將之理解為理論的多元化，經驗論者將理論一元化，而費耶阿本德在這一點上面進行了一個突破，認為理論是多元的，這也印證了他的第一點多元方法論。第三點是理論不可比，認為科學無進步。當然，費耶阿本德的理論看起來是十分極端的，甚至是無法理解的，但是我們還是要看到他得思想理論的進步，和他敢于突破常規的精神。

新的歷史主義都堅持科學哲學和科學史相結合的傳統，都反對批判非理性主義和相對主義。勞丹將問題分為兩類，分別是經驗問題和概念問題，經驗問題是包括了未解決的、已解決的、反常的問題三個方面。夏佩爾則提出了一個新的說法，就是信息域理論。信息域的意思是指有一系列信息構成的，用來解釋科學發展。iii

三、西方科學文化的發展思考

從前文的對邏輯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科學文化范式演變的兩條線索：邏輯實證主義側重于對科學本身的解釋與說明，歷史主義側重于從科學史的角度對科學發展的內外環境進行剖析。也正是由于邏輯實證主義的各種不足，歷史主義才會應運而生。科學哲學在這一過程中受到了客觀辯證法的自發支配。

我們應該這樣理解客觀辯證法，它是客觀世界由其自身的矛盾運動所引起的變化、運動和發展的過程，是以物質聯系運動發展的客觀狀態形式存在的辯證法，總體屬于物質的范疇。客觀辯證法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存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與此同時，客觀辯證法也可以稱“事物的辯證法”、“存在的辯證法”。

那個時代的哲學家們似乎正確認識了這一觀念的總要意義，他們從科學的發展現狀出發，批判了邏輯實證主義的種種弊端，邏輯經驗主義的研究提出了現代科學的認識論與方法論問題，如科學知識的基礎、科學理論的解釋、科學假說的確認等。經過了歷史主義、新歷史主義等，把新的、更深入的問題，如科學發展模式、科學內史與科學外史、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科學進步的合理性、科學實在論等引入科學哲學研究。從這里我們可以發現，現代西方科學哲學有它特殊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與研究內容，不能用它來取代自然辯證法，恰恰相反，應該在客觀辯證法的基礎上，二者相互補充、相互促進，共同發展。西方科學哲學對傳統哲學采取一概否定的態度，把一般的哲學一律斥之為“形而上學”，認為科學與哲學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合的，用實證哲學來取代哲學本身，拋棄傳統哲學，否定哲學的基本問題，并以之與客觀方法論相對抗，拒絕回答關于世界的最普遍的規律問題。由于他們排斥徹底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指導，往往在哲學的結論中陷入相對主義和絕對主義的極端中。但是我們慶幸的看到，西方科學哲學的發展史收客觀方法論的自發支配的，從邏輯主義到歷史主義的轉變的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這一點。用更加客觀的、矛盾的、發展的觀點來看待和解決問題，這是一種歷史進步的表現，同時也是一種受到自發支配的表現。

科技史論文:在歷史教學中如何加強科技史的教育

面對新世紀愈加激烈的國際競爭，切實推行國家科技發展戰略尤為更加重要。歷史學科不像自然學科那樣直接服務于科技事業，但也不應無所作為。加強歷史教學中科技史教育，有利于培養學生執著追求真理和勇于探索創新的科學精神，幫助他們樹立強烈的科技意識，并以此為動力，獻身于科技事業。在幾年的歷史教學中，我總結了一下幾點看法：

首先，比較系統地講解人類歷史上優秀的科技成果。讓學生清楚人類科技史的軌跡，同時讓他們認識到人類從古至今在險惡的大自然面前不是無能為力的，從原始社會的圖騰崇拜到今天自然科學的開發，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在不斷地增強。

例如，四大文明古國在奴隸制時代就積累了豐富的天文學知識，制定了比較準確的歷法，尤其是古代中國天文學一直遙遙領先于世界。15世紀以后，歐洲掀起了波瀾壯闊的天文學革命，從哥白尼到布魯諾，從伽利略到開魯勒，人類對宇宙的認識不斷深入，并一步步發展到現代。20世紀50年代末，前蘇聯成功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從此開始了人類航天的歷史進程。今天，人類不僅實現了遨游太空的夙愿，而且航天技術突飛猛進，人類征服大自然的能力進一步提高。

又如，自從18世紀60年代工業革命以來，科技浪潮此起彼伏，人類社會從農業文明時展到工業文明時代，再發展到當代的信息文明時代。人類有史以來所取得的科技成就令人欣喜，催人奮進。但這些知識在歷史教材中是不連貫不系統的。這就需要教師進行縱向、橫向比較，綜合挖掘內在的聯系，研究這些成就的時代意義和教育價值，以達到激勵學生的目的，而學生得到的也不在是一個個孤立的知識點。

其次，幫助學生從歷史的高度深刻理解“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論斷的正確性，引導他們崇尚科學、尊重科學、研究科學。

歷史教學的任務就是讓歷史說話，以豐富的史實幫助學生深刻理解科學技術推動社會進步的巨大作用。例如，春秋時期，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發明了冶煉生鐵的技術，之后，鐵器工具在農業、手工業生產中被廣泛推廣使用，由此帶來了巨大的社會變革，以至在社會發展史上，有了鐵器時代的說法。又如計算機，它被稱為“人類所創造的最了不起的工具”。從最早最原始的計算機發展到現在的筆記本電腦，它對人類社會的重大影響，充分顯示了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的巨大作用，正如馬克思所說的“科學是最高意義上的革命力量”。再如，歐洲國家自近代以來之所以飛速發展，主要是因為第一次工業革命，使歐洲實現了從手工工場到大機器生產的重大變革，使社會生產力得到了史無前例的發展。到第三次技術浪潮的時候，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日益重視科學技術的研究和推廣，重視科技教育，重視科技人才的培養，對于飽經歷史滄桑的中國來說，更是痛定思痛后的奮起直追。

最后，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歷史上無數優秀科學家是當代青年學生學習的楷模。歷史教師在講授科技成就的同時，更要以科學家們不畏艱難險阻、勇于探索創新的精神和感人事跡激勵學生，教育他們積極進取，，獻身于科學事業。例如，法拉第是電腦理論的奠基人，從小家境貧寒，靠自學成才，他不僅研制出第一臺感應發電機，開創了一個新時代，而且還拒絕他人的高薪聘請，堅持為青少年舉辦科普知識講座。“發明大王”愛迪生只上過幾個月小學，也全靠自學成就了近2000項的發明，為了研制堿性蓄電池，他經歷了上萬次的失敗，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還有許多科學家為了科學實驗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用這些感人的事例教育學生熱愛科學，并樹立追求真理、知難而進的獻身精神。

科技史論文:從歷史角度看兩岸科技合作新機遇

人類近現代史上最具意義的里程碑非工業革命莫屬。工業革命不僅改變了人類的生產方式，生產工具也有了空前飛躍，同時，她還毫不留情地把雄踞東方的第一文明大國從王者寶座上踢了下去。

在歐洲孕育工業革命之時，盡管大清皇帝們非常喜愛西方鐘表、琺瑯彩、數學等，但只是把這些當作奇技淫巧之術來對待，而近現代科技帶來的生產力進步卻令封建統治走向瓦解。以工業生產總量為例，18世紀中國的工業產量占世界的32%，歐洲各國加在一起也只有23%。而到了甲午戰爭前夕，中國工業生產總值只占世界的6%，歐洲卻上升至62%。勞師遠征的外國人輕易打敗了曾經號稱虎狼之師的八旗軍，東方大國很快墮入任人欺辱、宰割的境地。在這個歷史變化過程中，科技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日本是亞洲最先步入現代化的工業發達國家。如今，日本的數碼照相機、精密儀器在世界上大行其道，這個資源匱乏、經濟模式“兩頭在外”的國家多年前就定下了以高科技、高附加值、低消耗、低運輸量為特點的精密儀器制造業為主的發展方向。精密儀器設備不僅消耗能源、資源少，運輸量也小，而且易形成壟斷，更重要的是精密儀器設備往往與標準制定密切相關。日本可以通過精密儀器來控制他國的生產標準。這樣，科技在日本人手中既是賺錢工具，又是控制它國的手段。

上世紀中后期，中國結束了十年動亂，海峽兩岸局勢也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期，中國終于迎來了寶貴的發展機遇。大陸在鋼鐵、煤炭、造船、汽車、水泥等傳統工業的產量不俗；臺灣地區也在平面顯示、芯片等方面有著驕人的業績，如今，兩岸科技經濟合作在雙方積極推動下已初具規模，但是，除了“量”以外，在“質”與“獨創”、“獨占”方面，我們依然缺少高科技含量的稱雄產業，兩岸科教發展質量仍有待提高。

中華民族不僅有悠久歷史，而且在飲食、醫藥等方面創造了最燦爛的文明，這些文明完全可以憑借科技手段向更高的層面發展。如在標榜“脫亞入歐”的日本，其電影、動漫產業卻在不斷地借助《三國演義》、《西游記》等中國故事演繹其新產品；在市場上，色香味俱佳的中華美食與西洋快餐難分伯仲；在健康產業領域，中醫、中藥至今不能進入世界主流醫學的序列，其本身以辨證施治、整體調養觀念為主的特色始終沒有在世界舞臺上得以充分表達。

顯然，我們迫切需要發揮悠久傳統文化的優勢，結合科教進步來提高產品質量，從戰略角度打造拳頭產品、塑造支柱產業。

在優秀文化與現代科技的結合上，兩岸炎黃子孫應該看到自身的發展優勢，抓住機遇，努力營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科教合作新局面。

科技史論文:從唯物史觀解讀中國古代宋元時期科技興衰原因

摘 要：中國古代因地理及政治上相對獨立性，科技文明的發展也相對獨立。兩千多年的時間尺度上中國政治的相對穩定性，使中國科學技術緩慢進步，從未間斷。在公元五世紀歐洲開始黑暗中世紀時，中國步入宋朝，科學技術達到了世界的高峰。在大約十六、十七世紀之前，科學技術都遙遙領先于世界其他地區。除了對后世影響巨大的四大發明之外，在天文、地理、數學、物理、醫藥、建筑、特別是農業和手工業方面，都為世界近代科學的誕生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本文試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觀入手，解讀中國古代宋元時期科技文化的發展歷程。

關鍵字：唯物史觀；宋元時期；科學技術

一、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觀

歷史唯物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科學，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由馬克思與恩格斯創立，用于表述這一科學的社會歷史觀：“認為一切重要歷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是社會的經濟發展，是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是由此產生的社會之劃分為不同的階級，是這些階級彼此之間的斗爭。他們稱它為“唯物主義歷史理論”或“唯物主義歷史觀”。【1】 即：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的歷史觀。【2】 歷史唯物主義者認為歷史發展是有其特定規律的，即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對生產力有反作用，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凡是認為社會的存在和發展是由歷史發展而來、社會存在和發展離不開歷史、社會和歷史存在著必然的繼承和發展關系的觀點就是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本文以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觀的觀點，科學的理解和研究中國古代宋元時期科技的發展歷程。

二、宋元時期科技文化發展的原因和特點

公元221年，嬴政建立了中央高度集權制的封建專制政治格局。此后兩千多年，這種皇權政治保證了在大部分時間中國版圖的統一、中國經濟和科學文化的穩定發展。由于長時間地理上的相對隔絕，政治上的相對獨立，古代中國人創造了自己獨特的科學技術體系。在中世紀最為耀眼奪目的科技成就通過阿拉伯人傳到歐洲之后，對歐洲的近代科學革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尤其是中國的四大發明，對整個世界近代文明和科學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馬克思曾寫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的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了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

原因：1.北宋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割據局面；元朝實現了大統一，使社會出現相對安定局面；2.宋元時期的經濟繼續發展，仍領先世界，經濟的高度發展是科技文化發展的物質前提；3.民族融合加強，各族間經濟文化交往頻繁；4.對外交往有了重大發展，在同亞非歐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中，中國的先進文化傳播到世界各地的同時也吸收了外來文化，豐富了本民族文化；5.文化在隋唐文化高峰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各族人民共同創造文明。

特點：1.封建文化高度繁榮，無論在科技、哲學思想、教育、文學、藝術、史學等方面，都取得長足進步；2.遼、西夏、金隨著同漢族經濟聯系的加強，其文化與漢文化進一步交融，保留本民族文化傳統的同時又有各自的特點；3.科技有突出發展，印刷術、指南針、火藥傳往世界。

三、聯系唯物史觀觀察和分析宋元時期科技興衰成因

社會形態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統一。隨著生產力的加速發展，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基礎決定了中國封建社會上層建筑的社會意識形態，形成了中國封建社會先進的政治法律部門組織與制度、思想、道德文化、藝術哲學與等等。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中，上層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的各種制度、設施和意識形態的總和。而中國封建社會中的上層建筑，他們通過不斷的改良制度或沿襲制度，反作用于并適應著生產力的發展。

史學家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中華科學文化發展的最高峰就是兩宋時期。宋太祖在建國時為避免唐安史之亂以來藩鎮割據和宦官亂政的悲劇，遂采取重內輕外和崇文抑武的國家政策，以及在軍事上采取消極的防守戰略。對后世影響長遠，其一宋朝內部安定而少內亂，有利于經濟發展與文化的繁榮；其二也因此導致武力積弱不敵北方外敵。但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其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3】 宋朝的經濟繁榮程度前所未有，農業、印刷業、造紙業、絲織業、制瓷業均有重大發展。航海業、造船業成績突出，海外貿易發達，和南太平洋、中東、非洲、歐洲等地區50多個國家通商。南宋時期對南方的開發，促成江南地區成為經濟文化中心。據現代學者測算，北宋的國民生產總值占當時世界的80%，國民總收入是明朝的10倍。【4】

但宋朝因重農抑商政策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力，市場經濟無法形成，就沒能給科學技術的進步帶來強大的動力。被李約瑟稱為中國科學史上最卓越人物的北宋科學全才沈括，在其《夢溪筆談》自序表示書中所記錄的只是山水之間，縱情談笑，不關系他人利得失的事。沈括在社會政治制度和人文因素的制約下，無法將其在科技方面的成果完全運用到國家和社會的改革當中。由于經濟未能在改革社會上發揮作用，導致科學技術無法系統地演進。【5】且不能用于軍事國防事業的發展。

社會形態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統一，宋朝變法失敗，上層建筑的封建專制制度已不能適應高度發展的經濟基礎，生產關系無法做出正確的調整。宋朝的社會形態逐漸走向滅亡，隨后被蒙古人用武力所征服，這是落后社會制度代替先進社會制度的戰爭。

在此歷史背景下，本來就無法大規模系統地發揮作用的先進科學技術遭到了破壞。在元朝統一初期，對中原文明進行了大規模的破壞和丟棄。中后期由于封建中央集權對教育制度的束縛，導致教育落后，影響科技的傳播和進一步發展。眾所周知，實現科技可持續良性發展，首要前提是提供一個以科技、文化、治學為職業的社會階層，且此階層需享有較高社會地位及言論思想自由。而元朝文化無用思想盛行，使得科技文化的發展受到重創。但元朝龐大的帝國版圖為遠程貿易提供了保障，卻為科技的傳播和交流提供了便利，促進了科技文化的交流。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元王朝的中央集權制度，遏制了新社會制度萌芽的發展，最終導致元朝的覆滅。

四.結論

我們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研究了中國古代宋元時期科技發展及衰落的原因。無論是發展還是衰落實際上都是一種基于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互作用的結果。而中國古代科技的成果仍奠定和影響著世界現代科學的發展。歷史告訴我們，要實現科技可持續良性發展，必須存在一個以科技、文化、治學為職業的社會階層，使他們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以及言論自由，是最基本的條件。對科技史若干問題，有必要立足于系統論、耗散結構理論、突變論、協同學及混沌理論等角度進行深入再分析，換個角度思考才會有新的認識、新的理論成果。

科技史論文:安徽科技學院植物標本室發展的歷史、現狀和展望

摘 要：對安徽科技學院植物標本室現存標本進行了整理，依據標本信息，從類群、采集地點和植物類別等方面分析了植物標本室的構成，回顧了標本室的發展歷史。對標本室的現狀進行了總結，對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統計并提出了解決方法，對未來發展方向進行展望。

關鍵詞：標本室；標本；歷史；現狀；展望

標本館是標本的貯存場所和載體，標本是其承載對象在時空存在的第一手證據。植物標本是植物學工作者科研活動的積累和自然遺產的永久記錄，是研究物種的分布及歷史、現狀、系統演化的證據，也能反映標本館擁有者的學術氛圍和歷史積淀。

安徽科技學院植物標本室始建于1954年。目前，浸制標本大多已經超過了保色期，顏色開始消退、失真，大部分20世紀采集制作的標本出現破損、脫落和丟失現象。受場地、開放制度和使用制度的限制，標本在教育教學上的功能受到限制。因此，標本室和其中存放的標本急需整理、修補，有些甚至需要廢棄。為此，自2012年3月，我們對安徽科技學院標本室的標本進行了歸類、整理，目的是整理、挖掘和系統化利用直觀教學素材，為植物學和生態學的實踐教學改革拓寬渠道，探討一條切實可行、能充分發揮學生主觀能動性和充分利用校本資源的植物學教學模式。

本文是對標本前期整理工作的總結（主要針對維管植物），并就我院標本室的發展歷程和標本現狀做簡單回顧。

1 標本基本情況

我院標本采集和保存始于1954年，距今約有60a的歷史。未經整理的室存標本總共2 023份。從保存方式上來分，主要是臘葉標本，也有少量浸制標本、風干標本和種子標本；從分類類群上分，涵蓋了藻類植物、菌物（含地衣）、蕨類植物、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其中被子植物占90%以上。由于年代久遠、管理不善，這些標本中的一部分（809份）已經不能使用。整理后，較為完好的有1 214份，在這些標本中，蕨類植物有9科、12種、46份，裸子植物6科、15種、53份，被子植物的情況匯總于表1。

3 我院植物標本室的發展展望

自2004年始，我院就致力于校園教學資源直觀素材的開發利用[2]，探討新形式下的植物學教學模式改革，嘗試將我院標本館中歷年采集、制作的標本進行數字化，并研討與之有關的標本館管理模式和開放使用模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3-4]。

20世紀80年代，我國開始與國際同步進行標本信息數字化的工作。代表性的工作有：中國科學院生物多樣性信息系統；中國微生物與病毒主題數據庫；中國數字植物標本館（CVH）；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初步建成的中國植物圖像庫（PPBC）、中國自然標本館（CFH）、物種2000中國節點高等植物信息系統（CNPC）和中國數字植物園（CVBG）等一批覆蓋全國植物標本、圖像、物種和引種植物的信息系統。這些生物或植物學信息平臺，為科技工作者、大專院校師生和植物學愛好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互聯網背景下植物學教學模式的改革和深入，對傳統的植物科學的教學模式注入了新的內涵。作為與植物學教學和科研密切相關的植物標本和標本館，其構成、管理、使用和開放模式，是其改變方向之一。改變的結果，會使更多的使用者享受到互聯網為之帶來的迅捷、便利和翔實。毋庸置疑，能提供更多方便、能為教學提供更多服務的植物標本的數字化、標本館數字化平臺的建設，將是植物標本和標本館未來的發展方向。

科技史論文:中國農業科技園史述論

摘 要：中國農業科技園的探討源頭始于20世紀80年代，從1994年正式提出中國農業科技園概念并建立農業科技園以來，至今經歷了18a光景，在農業現代化、農業產業化基礎上提出了農業科技化暨農業科技園的模式。基于中國農業科技園的狀況，從科技史角度展開研究，對農業科技園史進行梳理闡述，深入挖掘農業科技園的發展脈絡，力求呈現中國農業科技園清晰的變革過程。

關鍵詞：農業科技園；科技園史；中國農業

隨著我國農業生產方式由傳統農業型向現代農業型發展，社會與科技對現代農業提出了具體的三高要求，即：高產、優質、高效農業。因此，要發展農業生產力，必須調整農業產業結構，于是一種新型的農業生產模式——農業科技園開始醞釀發展。農業科技園是以市場為導向，在一定區域內運用信息技術、生物學等科學技術手段發展農業生產，以達到經濟、環境、社會最佳的協調狀態和經濟最高效益的產業綜合體。農業科技園是我國新時期農業改革中制度創新與制度變遷的必然結果，是一種新型的農業科技與經濟組織活動[1]。也是我國農業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產物。

1 中國農業科技園概況

我國對農業科技園的探討始于20世紀80年代，1994年提出農業科技園建設，到1996年才開始發展，至1999年后全國開始進入建設農業科技園的高峰。目前，我國共有國家級農業科技園65個，分別是2001年8月第1批認定的21個國家農業科技園、2004年4月認定的第2批15個國家農業科技園、2010年12月認定的第3批國家農業科技園27個，另外，還有2010年3月有公布確定沈陽輝山農業科技園和江西井岡山農業科技園為國家級農業科技園。目前，全國縣級以上的地方農業科技園已達六千多個，園區的類型也呈現多樣化，有政府主導、科研院校主導、企業主導、國際或者地區之間的合作以及其他類型的農業科技園。

我國農業科技園的概念是在1994年提出的，從無到有，至今雖只經歷了18a的發展歷程，但農業科技園的學會組織、發展模式、類型、理論等各方面不斷深入，發展迅速，如：成立了中國農學會農業科技園區分會，已舉辦過11屆中國農業園區論壇等，出版了《中國農業科技園區持續發展》和《農業科技園區規劃理論與實踐》等眾多的相關專題論文集。現階段有關農業園區規劃的法規有：《農業科技園區指南》、《農業科技園區管理辦法》、《“十一五“國家農業科技園區發展綱要》、《農業部關于創建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的意見》等，以及各省、市、縣的農業科技園均有相關的法規和政策，但目前還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關于全國農業科技園區通用法律法規體系和技術標準規范體系，致使各地的農業科技園發展導向模糊，各農業科技園良莠不齊，但總的方向仍然保持快速向前發展。

2 中國農業科技園的歷史沿革

如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樣，都要經歷從萌芽到產生和發展的過程，只有經歷了曲折漫長的成長，才能不斷的完善。本文把農業科技園發展歷程和前人研究的資料進行綜合整理，從科技史的角度展開研究，針對農業科技園史進行梳理，把農業科技園發展劃分為五個階段進行研究，力求呈現中國農業科技園清晰的變革過程。

2.1 農業科技園萌芽（20世紀80年代～1992年農業產業化的提出）

農業科技園萌芽時期是20世紀80年代到農業產業化的提出。長期以來，中國農業一直是傳統型農業。改革開放后，隨著農業體制和結構的調整，人們的認識也進入質的深化，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號召下，農業與科技的相聯性變得更為緊密，農業技術與農業科技大步的走入普通農民的視野，探討如何推動發展生產力是這個時期的主旋律。與此同時，改革開放讓更多的人接觸到外面世界的信息，同一時期這個階段，美國、法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都完全實行了農業機械化和規模化，生產方式也逐步由粗放型轉化到集約型，其農業生產特點和效益有較之明顯的優勢。

我國根據實際情況提出要實現農業現代化，這是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化的過程和手段，最主要的就是提高資源利用率和生產力，但是如何突破呢？人們已經意識到應該實行農業科技變革。農業科技變革是一個求變的過程，是呈隱性的，人們開始大量的把產前、產中、產后各種整體與部分相結合，只是當時無法清晰的表達出這個概念，這一時期一直持續到農業產業化的提出。

2.2 農業科技園的發端

農業科技園的發端是以農業專業化、產業化經營作為一種新的生產經營方式。農業產業化誕生于1992～1993年，是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時期。農業產業化經營是一種新的生產經營方式，主題是探討如何形成規模和提高產量。

20世紀80年代末新加坡首先明確提出了農業科技園這個新概念，新理論需要一個時間檢驗的過程，直到新加坡農業科技園成功得到肯定時，很多國家開始效仿設立農業科技園區的做法。中國此時正是全國農業產業化的運作期，各地都開始運行農業產業化，打造產前、產中、產后一體化經營特色。國內對農業科技園探討還只停留在與農業產業化進行對比，以及對新加坡的農業科技園進行研究，如：發表最早的農業科技園的論文是1992年刊登在《東南亞研究》期刊上的《新加坡的農業科技園》一文，中國農業科技園區正是基于此而開始發端。

2.3 農業科技園的興起

農業科技園興起階段為1994～1999年，這時期農業科技園的建設還處于摸索階段。

隨著科技的進步，利用科技成果圍繞農業產業化進行發展成為必然趨勢，在農業現代化的基礎上，進而提出了現代農業概念，即：利用生物學、信息技術等高科技運用到農業產業化生產當中。當然這一期間的類型是以政府主導為主，科研院校參與為輔。因為在建立農業科技園的時候，選擇的是高投入、高技術的項目，同時需要配置相應的技術和管理人員，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

這一時期農業科技園主要是以引進國外技術為主。1993年北京建立的以展示以色列設施農業和節水技術為主體的示范農場，1994年上海建立的引進荷蘭技術進行工廠化生產的上海孫橋現代農業開發區[2]。值得注意的是，煙臺、南京、上海、廣州等一些城市也都相續開始在做農業科技園的實踐嘗試，雖然規模和動作比較小，還處于興起階段，但這一舉動直接推動了我國農業科技園區的建設。

2.4 由點到面發展

農業科技園興起后實踐的直接后果，即經濟效益導致了對農業科技園的發展由點到面全面鋪開，這一階段為2000～2011年。據國家農業科技園區聯合管理辦公室統計，2002～2008年間，試點的36個國家農業科技園區就自主開發科技項目2331個，引進農業新技術3870項，實現年產值959.92億元[3]。

這一時期各種農業科技園如雨后春筍般的涌現。據不完全統計，截止2012年，全國各級各類農業科技園已達六千多個。從類型上來看，由興起的政府主導單一模式發展為以企業型主導園區、科研院校主導或參與的綜合農業科技園等各種類型。從功能上看，從示范功能發展出培訓功能、科研功能、示范功能、推廣功能以及公司與農戶形成基地的“龍頭”功能。當然，還可以從經營方式、立項類型、生態類型等各種角度進行劃分。總之，不管如何劃分，農業科技園區的發展蓬勃向上，有力地推動了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對農民的增收起著顯著的作用。

2.5 農業科技園現今狀況

農業科技園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初步形成了多形式、多層次、多功能的示范園區，包括國家級農業高新技術開發區、企業和民營農業科技園區、都市現代農業科技園區、工廠化高效科技園區、生態農業園[4]。農業科技園有效輻射帶動了農業技術創新成果轉化及農業產業化，使大家認識到科技支撐現代農業發展是農業科技園的必然選擇。

企業—生產—科研三者高度結合，相互依賴的程度加深，但農業科技園只是一個平臺，與國外對比，還存在很大的差距。目前存在的問題就是管理體制和政策及科技人員三者之間的協調關系，人的因素決定著農業科技園的發展之路，目前急需突破現有的理論框架，加深農業科技園的認識，深入挖掘地方特色，把外延和學科交叉結合進行徹底研究應用，才能最大限度的挖掘生產潛力，所以現今階段依然處于成熟完善階段。

3 中國農業科技園的未來發展

農業科技園自萌芽、發端、興起、發展，這一切悄然的轉變，它的歷史進程與人們的認識和政府的重視程度緊密相聯。從事物發展的關鍵主體來看，人的因素至關重要。為農業科技園源源不斷地輸入人力資源，才能保證農業科技園日益發展壯大，更好地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由此，培養適應農業科技園區發展的相關人才就成了必然。目前，國家研究生教育逐步加大專業碩士人才培養的力度就在此方面邁出了可喜的一步，特別是農業推廣專業碩士的培養，不僅學制縮短至兩年，而且更加注重與生產實際的結合，這無疑為農業科技園的發展儲備了潛在的人力資源。農業科技園建設逐步走向常態化和高端化的發展趨勢，對農業科技人才的需求不斷增長，一方面可以促進涉及農業科技人才培養的相關學科的發展，另一方面農業推廣專業碩士的培養正迎合了農業科技園發展的需求，二者一拍即合，具有很大的合作潛力。我們相信，在不遠的將來，二者密切合作，定能開拓更為廣闊的互惠雙贏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