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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強國戰略的基本舉措精品(七篇)

時間:2023-11-18 10:17:12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科技強國戰略的基本舉措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科技強國戰略的基本舉措

篇(1)

摘要:目前,美、日、歐等發達國家及發展中國家都紛紛制訂或即將制訂本國或本地區的知識產權戰略,本文就知識產權戰略的主要內容、戰略選擇談幾點個人看法,僅供參考。

關鍵詞:知識產權戰略;建立

目前,美、日、歐等發達國家及韓國、新加坡等發展中國家都紛紛制訂或即將制訂本國或本地區的知識產權戰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聯合國國際貿易與可持續發展中心、英國知識產權委員會等機構也對知識產權戰略的制定作了非常深入的研究。面對這種形勢,我們也應積極制定中國的知識產權戰略。

1知識產權戰略的主要內容

我們認為,我國的知識產權戰略主要應包括3方面實際內容:第一,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第二,取得一批擁有知識產權的成果;第三,使這些成果產業化。這3個方面缺一不可。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法的基本完備,僅僅是邁出了第一步,如果缺少直接鼓勵人們用智慧去創造成果的法律措施,缺少在智力成果與產業化之間搭橋的法律措施,將很難推動一個國家從肢體經濟向頭腦經濟的發展,要在國際競爭中擊敗對手,就更不容易做到。第一個方面的法律體系很必要,但如果第二與第三個方面的法律不健全不配套,會使我國處在劣勢的競爭地位,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的進程會受阻。

2中國知識產權戰略選擇

關于中國知識產權戰略的制定,可包含兩個層面,即國際戰略層面和國內戰略層面。

在國際戰略層面,我們要注意把握后TRIPS時代知識產權制度發展的基本動態,積極推動國際知識產權制度的改革,并且針對TRIPS協議執行中的諸多問題,完善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制度,把發展更公平、更公正、更合理的知識產權制度作為自己的戰略目標。

知識產權立法的一體化,意味著知識產權保護的基本原則與標準在全球范圍內的普適性。在知識產權法一體化、國際化的潮流中,中國作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理所當然應遵守《知識產權協定》所規定的國際義務。但是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應當考慮本國的經濟、科技與文化的發展水平,現階段立法不必過于攀高,而應最大限度地實現法律的本土化與國際化之間的協調。

在國內戰略層面,知識產權戰略制定和實施的成功與否也決定了21世紀的中國社會發展的最終走向。從戰略的主體角度來看,可包括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地區知識產權戰略、行業知識產權戰略、企業知識產權戰略四個方面。對于四者的關系,要使國家的宏觀戰略與企業的微觀戰略相結合,行業間的戰略與地區間的戰略相協調;國家戰略是對地區戰略、行業戰略和企業戰略制定和實施的指導方略,企業戰略是對國家戰略、地區戰略、行業戰略最終落實的基礎,而行業地區戰略則是聯系或指導其他戰略的橋梁和紐帶。

篇(2)

未來將進入互聯網經濟時代

目前,我國互聯網相關產業擁有較好的發展環境,網民數量和移動手機用戶數量都居世界前列。截至2016年末,中國網民規模達7.31億人,相當于歐洲人口的總和,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3.2%。

互聯網產業在中國發展潛力巨大,政府也愈發重視互聯網產業的發展,并將“互聯網+”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互聯網+”被視為經濟提質、增效、升級的“新引擎”,互聯網產業發展由此具有了豐富的想象空間。

在過去的2016年,中國互聯網行業持續發展,互聯網投資逐漸回歸理性。艾媒咨詢分析師婁梅靜對《經濟》記者表示,接下來中國互聯網行業整體上仍然會保持平穩、增長的發展態勢,理性的互聯網投資狀態有利于整個互聯網行業踏實穩定地前進。

目前移動互聯網已經進入下半場,“移動終端+細分板塊”對人類生活及思維的影響加大,并不斷涌現出春雨醫生、ofo等獨角獸企業。盈燦咨詢高級分析師張葉霞對《經濟》記者稱,未來中國互聯網除了繼續幫助傳統產業轉型、實現萬物互聯外,甚至可能全方面地引導全球發展。

中國第一代互聯網公司大多成立于上世紀90年代末,中國第一代互聯網人目前幾乎都超過了50歲。國仕資本研究協會理事李高陽告訴《經濟》記者,21世紀的前10年,在全球化、信息化浪潮的推動下,國內的互聯網企業迅速崛起,跑馬圈地,形成較為鮮明的業務邊界,并陸續登陸資本市場。

經過多年的發展,目前以BAT(百度公司、阿里巴巴集團、騰訊公司)為代表的互聯網公司已在國際上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和知名度,越碓蕉嗟撓判闃泄互聯網公司嶄露頭角。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國家網信辦和財政部共同發起的中國互聯網投資基金于近期成立,其宗旨是通過市場化方式支持互聯網創新發展,為優秀的互聯網企業助力,為網絡強國戰略服務;將秉持“專注專業、引導引領、扶優扶強、共享共贏”的投資理念,堅持國家戰略導向,實施市場化運營和專業化管理,聚焦互聯網重點領域,推動互聯網更好地造福于國家和人民。

婁梅靜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應從兩個方面來看這一事件。“首先,這是國家以資本方式推動互聯網行業發展的重要舉措,互聯網行業發展狀況在整個國家經濟發展中都具有重要地位。”中國互聯網投資基金是國家資本對互聯網這一重點行業的戰略性進入,符合國家戰略發展要求。

其次,中國互聯網投資基金以經濟主體的身份進入市場,以強大的資金實力為基礎,遵循市場發展規律,謀求推動有潛力、符合國家戰略要求的互聯網企業的長遠發展。推進國家互聯網發展戰略,促進國家互聯網行業快速發展,應是其主要投資宗旨。

“國家隊”入場是基金的“助推器”

在業內人士看來,千億元規模的中國互聯網投資基金入場,對互聯網板塊來說是重大利好,對相關企業和金融機構也能產生重大影響。

易觀金融高級分析師李子川對《經濟》記者表示,互聯網投資基金的設立有利于在政策層面上從資金角度引導產業發展,保障互聯網產業內生態結構的持續優化;對于金融機構與企業,能起到核心的橋梁作用,在投資基金的帶動下,有利于金融機構服務的市場化延伸,并能解決目標企業的資金之痛。

格上理財分析師丁玲對《經濟》記者稱,除了有利于引導行業發展,優化互聯網創業創新環境,支持互聯網創新發展,互聯網投資基金還可以進一步推進網絡強國戰略,推動互聯網普惠大眾。

參照2014年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成立對電子板塊的利好情況,中國互聯網投資基金對互聯網板塊也構成相當程度的利好。張葉霞表示,擁有核心技術或大數據資源的上市公司會有較好的定向增發對象;非上市企業在IPO(首次公開募股)或Pre-IPO(投資于企業上市之前)的過程中,也可能得到中國互聯網投資基金的青睞。

另外,李高陽表示,由國家網信辦和財政部發起成立該基金,標志著“國家隊”進場,這對整個互聯網生態格局和基金的各個參與方都帶來了積極而又深遠的影響。

中國互聯網投資基金在投資運營中將秉承“三個堅持”的原則:一是堅持國家戰略導向,把推動實施網絡強國戰略作為首要任務,貫徹投資運營全過程,通過市場化方式培育壯大互聯網企業;二是堅持市場化運營,按照現代企業制度搭建組織架構,實行所有權、管理權、托管權相互分離,建立符合市場規律的管理體制和運營機制,積極有為地參與市場競爭;三是堅持專業化管理,遵循互聯網發展和投資決策規律,組建專業化的投資運營團隊,建立完善的投資決策機制和科學的風險防控體系,用專注精神專業性地開展投資運營活動。

這對于互聯網產業處于各個生命周期中的企業來說,均是利好。李高陽對記者稱,從培育孵化,到扶持成長、發展壯大,再到走向國際,最終實現網絡強國,中國互聯網投資基金影響深遠。“對于參與基金發展的企業特別是金融機構來講,則能夠創新運用多種金融工具,實現業務的多樣化和利潤來源的多元化,與優秀互聯網公司共同發展,實現共贏。”

中國互聯網投資基金注入互聯網板塊,會加快行業的發展與更迭,建立產業優勢,為新一輪技術驅動增加動力。“而互聯網技術的更迭將有效提高金融機構和有關企業的效率,用互聯網思維優化傳統行業的價值鏈體系,提高企業競爭力,促進產業升級。”丁玲如是說。

“大智移云”將成互聯網行業重點領域

有消息稱,中國互聯網投資基金首期300億元資金已認繳到位。此外,還與中國工商銀行、國家開發銀行、中國農業銀行等3家金融機構簽署投貸聯動協議,為所投企業提供銀行授信、金融服務等一攬子支持舉措,授信總額達1500億元人民幣。

婁梅靜表示,中國互聯網投資基金此舉一方面體現出了國家對互聯網市場的重視,對于整個互聯網投資、互聯網企業而言都是一個助推器;另一方面,中國互聯網投資基金具有資本等多方面優勢,對于符合其投資理念而又潛力巨大的技術創新型企業,中國互聯網投資基金無疑將有力地推動其發展。

李高陽認為,資本界跑馬圈地的煙塵已經騰起,下一個風口在哪,下一個獨角獸公司是誰,這是當下資本界對互聯網行業最為關心的問題。

對于千億元互聯網投資基金將投向哪些互聯網領域的問題,業內多有猜測,那么,如此巨額資金的投向究竟是哪里呢?

中國互聯網投資基金選擇目標企業的基本標準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符合國家戰略要求,目標企業所在行業或領域應是國家政策支持和鼓勵的;二是目標企業在行業內或細分領域發展突出,代表了本行業領先科技成果和發展趨勢,未來具有高成長性;三是目標企業應是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自覺遵守法律法規和監管要求,自覺履行企業的主體責任。

“中國互聯網投資基金選擇的投資領域,一方面要與市場整體發展情況相契合,另一方面還有出于國家全局長遠發展戰略的考慮。”婁梅靜認為,中國互聯網投資基金的投資領域將會聚焦于以下幾大方向,一是具有長遠發展潛力尤其是技術創新型企業;二是產業融合類企業,以互聯網行業發展帶動所在產業的發展升級;三是涉及國家安全等方面的領域,也將成為中國互聯網投資基金的重要投資領域。

從互聯網金融的角度看,2016年借貸領域的投資熱度稍有下降,注意力開始轉向其他細分領域,數據、信息、技術服務等在行業中的關注度有所提升。李子川認為,這些是金融科技未來發展的核心,也是實現金融普惠的現實基礎,A計是該類投資基金關注的重點。

丁玲表示:“絕大多數機構認為具有先進或獨創的優勢業務及技術的公司將會是中國互聯網投資基金關注的重點,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上,其他細分板塊也會有部分資金流入,促進整個行業系統協調發展。”

張葉霞分析道:“從這只基金的股東背景和政策期許來看,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互聯網信息安全等領域可能是其關注重點。”另外,與普惠金融關聯密切的互聯網金融也有望成為投資重點。

李高陽也表示,在未來產業中,“大智移云”,即大數據、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網和云計算這四個領域,是互聯網重要的技術載體和推動力,是構建未來互聯網生態格局的重要依托。

人工智能成互聯網領域投資理想選擇

國內產業轉型升級不斷發生,博時基金首席宏觀策略分析師魏鳳春表示,其背后的推動力在于技術進步、人口年齡結構變化以及國民收入水平提高。2010年以來,我國在科技、媒體和通信領域的技術水平不斷提高,電子及互聯網產業的爆發式發展催生了一大批高技術產業龍頭。同時,不斷提高的國民收入水平,也將推動消費型產業不斷升級。而隨著80后、90后成為消費主力,新興的消費需求也在不斷出現,推動著娛樂、教育、休閑、電子等行業的迅猛發展。

大多數投資者對于今年的整個互聯網領域的投資很是看好。那么,對于普通投資者而言,今年互聯網領域在相關概念股、主題基金等方面又有什么樣的投資機會呢?對此,丁玲表示,部分私募機構認為,經過2016年的調整,目前互聯網板塊估值基本處于正常水平,而互聯網行業的高成長性是其投資價值的根源,高成長的互聯網企業會被私募機構持續關注。“迅速發展的人工智能已處于爆發前的潛伏期,產業整體發展良好,吸引大量的資金、人才流入,具有較大的投資機會。”

在2015年和2016年,眾多互聯網垂直細分領域都經歷了大規模的巨頭收購和并購,剩余的獨角獸企業也都在積極推進上市計劃。張葉霞指出,以商業模式為核心的互聯網投資已經進入一個瓶頸狀態。“從今年開始,互聯網投資會更加關注技術變革、硬件創新、基礎框架等方面。”對普通投資者而言,應當注意甄別互聯網相關概念股和主題基金的具體細分類別,謹慎操作。

今年,整個互聯網領域的投資將繼續保持理性。婁梅靜也建議普通投資者正視風險、量力而行:“據艾媒咨詢對過去市場的觀察,目前移動互聯網各領域中較為受資本關注的,除了人工智能,還有企業服務、虛擬現實等,這些也可能成為本年度在互聯網領域中投資較為理想的選擇。”

篇(3)

廣東海事局局長梁建偉的工作報告,對2013年的總結求真務實,面面俱到,成績成效顯著鼓舞人心;對廣東海事面臨形勢的判斷前瞻到位,抓住了“三化”建設的制高點,提出要以“三化”建設統領海事工作的方方面面,使命責任催人奮進;對2014年的工作安排目標明確、思路清晰,與廣東海事的發展形勢與具體實際深度契合,為凝聚干部職工共識,集中精力解決關鍵問題,指明了方向,堅定了信心。特別是“行動”的部署具體到位,實現“十二五”與“十三五”重點工作銜接,全面推進各單位“三化”建設,具有很強的現勢性、指導性和可操性。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開局之年,也是廣東海事局全面推進“三化”建設的開局之年。形勢如此關鍵,謀篇布局因此顯得愈發重要。在此,我刊將沿循2014年廣東海事局工作會議報告的思路,簡單回顧2013年工作成果,分析當前海事面臨的形勢和挑戰,對廣東海事新一年的工作提出意見和建議,同時對報告中綱領性的“行動”進行深層解析。

成績解讀

2013年廣東轄區水上交通事故指標處歷史低位

梁建偉指出,2013年,全局上下以科學發展為統領,以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為中心,繼續堅持穩中求進的總基調,各項工作任務順利完成。

保護水上交通安全是海事永恒的課題和任務。2013年,廣東海事局扎實開展“百日安全大檢查”、“渡口渡船回頭看”、“防范商漁船碰撞”等專項行動,大力整治砂石船超載、中小海輪配員不足、易流態貨物違規裝載等監管頑疾,全力護航水上工程建設,重點監管水域港珠澳大橋建設水上交通實現“零事故、零污染、零傷害”的階段性成果,霧季期間轄區事故有所減少,臺風期間保持水上交通“零死亡”等。2013年,廣東海事局在保障轄區安全形勢持續穩定,有力促進廣東海洋強生建設和經濟社會轉型升級方面成績顯著。

同時,水上應急救援有力及時,全力挽回人民群眾生命財產損失,得到社會的充分認可。2013年,廣東省海上搜救中心共接報各類海(水)上報警事件,救援海上遇險人員,協調組織派出救助飛機,保證搜救成功及時有效。成功應對“尤特”、“天兔”、“蝴蝶”等12個熱帶氣旋襲擊,尤其在強臺風“尤特”登陸期間,協調粵港兩地救助力量成功救起“夏長”輪遇險船員21人,并積極參與“9·29”廣東籍漁民西沙遇險搜救。

成績來之不易,經驗彌足珍貴。2013年廣東海事還有很多表現可圈可點的方面,比如核編轉制,比如強基創新,比如打擊江匪水盜,比如南進戰略,再比如水上住家船上岸,都為以后工作的開展積累了經驗,樹立了標桿。

形勢解讀

繼續推進廣東海事“三化”建設,總目標是全面建成人民滿意的現代化海事強局

2014年是國家全面深化改革的開局之年,是實現十二五計劃的關鍵之年,也是廣東海事全面推進“三化”建設的開局之年。報告中梁建偉不斷強調,在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集中力量全面推進“三化”建設,努力打造人民滿意的廣東海事,既符合廣東局加快發展的實際,又順應體制改革的需求。

挑戰前所未有,機遇千載難逢。

首先,隨著二元治海管理格局的確立和海事核編轉制的完成,整個海事系統的定位和海事隊伍身份都發生了明顯變化。定位上,楊傳堂部長提出“在服務海洋強國大戰略中找準坐標、重塑定位,構建中國海事大格局”,充分說明海事工作已經成為海洋強國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海事隊伍也成為實施海洋強國戰略的重要執行力量。身份上,“三定”之后,海事隊伍正式完成了從事業編制向公務員身份的轉變。但其實,轉變的不僅是身份,還有形象、社會責任和服務功能,同時也意味著更大的作為空間。

其次,在定位和身份的雙重轉變之下,廣東海事局也面臨著更高挑戰和更大機遇,但從目前來講,挑戰的風險明顯加大。梁建偉在報告中提出,要把廣東海事局建成國內一流的經濟類執法單位。而能不能達到一流,廣東海事不僅要跟系統內兄弟單位比,還要走出去,主動向國內主要的經濟類執法單位學習先進經驗,找到差距彌補不足。同時,海事轉公以后,工作標準要求更高,執行財經紀律和“三公”支出控制更加嚴格,社會監督的渠道更加暢通和開放,面臨的社會輿論、廉政建設、安全管理等風險系數加大。而海事作為新生的公務員隊伍,在公務員管理方面的經驗和認識還有差距,妥善處理好一個單位兩種體制、兩種身份人員的協調發展需要新的智慧,許多帶有時代特色的新生問題需要重視解決。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水監體制改革15后,海事力量已經逐漸強大并在海(水)上力量格局中搶占一席之地。而在系統內處于領先地位的廣東海事局,多年來在科學發展道路上,進行了不懈探索實踐,交出一張張漂亮的成績單。從十五期提出“由大變強”的口號,到十一五期提出爭當科學發展排頭兵,再到十二五期吹響了建設現代化強局的號角,提出了“繼續爭當科學發展排頭兵,建設現代化海事強局,成為提升中國海事國際地位主力局”的奮斗目標。如今,更是在十二五期末的最后兩年,在順應“三化”建設的大旗下,適時提出全面建成人民滿意的現代化海事強局。這不僅是一個目標,一個口號,更是一種期許。

我們有理由相信,廣東海事局具備這個實力。但是,全面推進“三化”過程中,還有不少問題需要正視,還有不少措施需要細化,還有不少步驟需要分解。

南海保障中心黨組書記劉麗揚在討論中提出,要轉變理念。廣東海事“三化”建設的總目標是全面建成人民滿意的現代化海事強局。“人民滿意”的標準是什么?由誰來判定?要真正做到由人民來評價,要多“走出去”,多聽取行政相對人和地方政府的意見建議,與地方的發展目標或發展戰略緊密結合,積極推進社會滿意度第三方評價機制。

劉麗揚強調還要整合相關資源。以理順與深圳海事局管理關系為契機,發揮深圳局現代化海事試驗田、人才培養示范區的作用,在繼續保持廣東局在船員、船檢等領域領先優勢的基礎上,形成“組合拳”,實現廣東海事在國際提案關于搜救、通航、法規等方面“零”的突破,力爭盡快培養出能參與國際規則標準制定的人才。

同時,劉麗揚建議,要推動海事與航保整體發展,加強對航保單位管理關系的進一步理順,積極爭取政策,推動五個通信中心的組建。

廣州海事局黨組書記肖明提出,要明確“三化”建設的時間節點和實現路徑。盡快組織力量,編制廣東局“三化”建設行動計劃,細化“三化”建設的標準,讓各分支局有章可循。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廣東海事局轄區各單位在“基層、基礎、基本功”等方面差異很大,因此要根據實情,反對一口切思想,鼓勵各分支局“三化”建設但求同時起步,不求同步到達。

當然,我們還應該清楚,一個有希望的未來,既取決于高層在改革上的魄力,也取決于整個系統隊伍的積極參與和配合。

因此,梁建偉指出,必須更加注意建設工作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加大力度推進“兩基”建設和“三大戰略”的實施,讓一切有助于推動現代化海事強局目標建設的勞動、知識、技術、管理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有助于提高海事全面履職能力的設想、規劃、舉措充分實施,讓海事管理服務能力的全面提升更好地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為國家實施海洋強國戰略發揮更大的作用。

任務解讀

“行動”確立2014年廣東海事行動指南

梁建偉指出,2014年廣東海事局工作的總體要求是: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認真落實全國交通運輸工作會議和全國海事工作會議部署和要求,以“三化”建設為指引,統一思想,攻堅克難,改革創新,轉變職能,加快“十二五”規劃實施步伐,努力打造人民滿意的廣東海事,為實施海洋強國戰略和服務“四個交通”發展發揮更大作用。

而要做好這些,必須堅持一個“整體推進”, 抓好兩個“從嚴”, 突出三個“高度重視”, 促進四個“新突破”。這四個方面既是今年工作的主線,又承接了前一階段工作目標,兼顧了今后幾年工作重點,保持了工作的連續性。同時,2014年要集中精力開展“八項行動”:平安交通行動、服務創優行動、陽光執法行動、管理提升行動、智慧海事行動、人才開發行動、黨建活力行動、廉潔海事行動。

而其實,無論是八項還是九項,出發點都是為了讓廣東海事更強大。2014年的廣東海事局,將沿著全面推進“三化”建設的道路披荊斬棘,進行一系列改革創新,建成一支讓人民滿意的現代化強局。而強局的衡量標準,不在于人多地盤大,而在于組織內生力量強大,“兩基”建設發展完善,業務能力建設多有突破,服務效能不斷提升,各項管理規范有序,信息化建設走在前列,轉型升級步伐加快,如此等等。

對于各項指標走在國內前列的廣東局來講,和兄弟局之間比較的意義已經不大,在自身基礎上有所突破創新才是目前發展的動力。梁建偉提出,到“十二五”期末,基本實現執法裝備現代化、安全監管立體化、巡航應急一體化、輔助決策智能化、管理運作精細化。而從廣東海事“三化”建設的進度來講,現代化的創新空間大有可為。

開發統一信息化平臺

欲談廣東海事發展的現代化,信息化建設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2014年全國交通會議上提出“四個交通”體系,將智慧交通提到重要位置。梁建偉也在報告中提出要開展智慧海事行動,建設廣東海事二級數據中心。可以說,智慧海事一個重要的指標就是創新科技,加大信息化建設。

佛山海事局局長蔡偉表示,在科技發展方面,信息化的效果要體現在是否能形成先進的海事生產力,體現在管理效能是否得到了提高,要創新安全監管的模式,達到硬件與需求一致、軟件與監管要求吻合。

而我們通過違法行為的發現與海事監管方式之間的關聯分析發現,2013年,整個廣東局有絕大部分的違法行為是通過現場巡查發現,簽證、利用信息化手段和舉報占比極少。這說明什么?說明廣東海事現場監管技術與手段具有明顯的局限性,利用信息化手段發現、查處違法行為的力度還不夠。另外,佛山的“3+1”內河監管模式、指揮中心的VTS系統等在系統內都頗有盛名,但從廣東局來講,沒有一個統一的響當當的信息化平臺。

因此,廣東海事局信息處處長王繼洪建議,建立統一的信息化平臺。結束廣東局和直屬分支局各自為政的狀態,將各個分支局現在和未來要開發的軟件統一到廣東局這里;改善信息化和具體業務脫離的局面,實現信息化和業務的真正對接,讓廣東局各項業務實現規范化記錄、存儲。王繼洪表示,只有數據最多最全,才能實現最好。而廣東局要想在全國海事系統信息化方面走在第一位,不僅要業務多,業務量大,還要數據提取豐富。唯有這樣,才能實現真正的信息化。他同時建議,把信息化和質量體系一起考慮,實現各項業務全覆蓋。

開發海事監管與應急搜救輔助決策系統

水上安全監管是一個老大難問題。廣東海事轄區來往船舶密集,通航環境復雜,船舶碰撞等水上安全事故時有發生。尤其是珠江口水域,事故總量占全局轄區事故總量的一半左右。僅2013年5月份就連續發生了3宗主航道附近水域的大船與小船碰撞事故,造成船沉人亡的嚴重后果。

目前還有一個新的動向是,少數海船受經濟利益驅動偷裝陶土出港,船舶裝載易流態貨物,存在極大的安全隱患。但這些船舶往往逃避監管,執法人員防不勝防。2013年8月,就有一艘“福運226”輪從轄區偷裝陶土駛往江蘇,途經浙江沿海因貨物移位發生船舶嚴重傾斜,引起各方高度關注。

如果動用人工巡航,依靠監管人員每天出動海巡艇、執法車進行巡航,不但人手不足,而且成本高、效率低。而電子巡航則可以很好的解決這個問題,協調目前廣東局執法力量和巡航工作量不平衡的情況,盡量避免因海事監管缺位或不到位而產生的安全事故,可謂一把利器。電子值守和實時搜救也是一樣的道理。

因此,梁建偉在報告中提出,建設廣東海事地理信息平臺(GIS),融合現有AIS、CCTV、VHF、VTS等動態監管數據,導入船舶、船員、船檢等系統靜態數據,建成并推廣集電子巡航、電子值守、實時搜救指揮于一體的海事監管與應急搜救輔助決策系統。

可以預見的2014年,這項工作必將成為“三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抓手。珠海海事局局長黃斯深也表示,2014年珠海局將重點推進進電子巡航,推行智能化監管模式。

同時,梁建偉還提出,完善廣東沿海VTS覆蓋鏈路和網絡,大力推進廣州、深圳、珠海、東莞、惠州各單位VTS聯網整合,開展VTS運行管理效能考核,實現船舶進出珠江口“一次報告制”。如果這項工作得以實現,不僅可以達到海事監管部門和船東兩家雙贏的局面,還可以達到安全系數升級的三贏效果。

鏈接:

2014年廣東海事局重點任務:集中精力開展“行動”

(一)開展平安交通行動。全力保障港珠澳大橋水域交通安全;加快推動廣東省沿海水域定線制;進一步加強珠江口水域和瓊州海峽水上交通安全監管;推動各地市成立水上應急搜救分中心;研究制定涉水突發公共事件應急反應預案,推進珠江航運治安防控體系建設。

(二)開展服務創優行動。繼續推動簡政放權;做好轄區重大涉水工程安全保障;落實《船舶工業加快結構調整促進轉型升級實施方案》;協助解決企業融資難題;提升航海保障服務能力。

(三)開展陽光執法行動。積極推動海事地方立法;規范海事執法自由裁量權,完善海事執法業務流程;編制海事執法相關文本;推廣海事執法學習考試軟件。

(四)開展管理提升行動。全面推行內部綜合管理系統;升級服務質量體系至3.0版;規范財務管理;完善規費征稽;規范后勤和經濟實體管理;深化半軍事化管理。

(五)開展智慧海事行動。建設廣東海事二級數據中心;建設廣東海事地理信息平臺(GIS);完善廣東沿海VTS覆蓋鏈路和網絡;升級改造現有電子政務窗口;探索“一個窗口”業務受理機制。

(六)開展人才開發行動。探索青年職業生涯規劃管理;開展公務員全員培訓;突出高端人才重點培養,探索建立跨單位的“海事履約工作小組”。

篇(4)

關鍵詞:高校;協同創新;應用型人才

在建設創新型國家和實施科技興國戰略的當下,協同創新成為整合多種資源、提高創新成效的重要途徑。為積極推動協同創新,促進高等教育與科技、經濟、文化的有機結合,大力提升高等學校的創新能力,支撐創新型國家和人力資源強國建設,2012年3月15日教育部和財政部聯合出臺了“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計劃”(簡稱“2011計劃”)。該計劃對高校實施協同創新進行了總體部署,明確提出要大力推進與高校、科研院所、行業企業、地方政府以及國外科研機構的深度合作,探索適應不同需求的協同創新模式。高校與企業協同創新,不僅是大學適應時展要求的社會責任,也是推動大學自身發展的內在需求,這是我國高校與企業在人才培養上面臨的又一次挑戰與機遇。[1]開展協同創新是加快高校轉型升級,實現創新發展和跨越式發展的重大發展戰略,是高校加強學科建設、提升社會服務能力,改進人才培養質量的有效路徑。

一、高校協同創新的基本內涵

協同創新是通過不同創新主體之間打破行業、地域和部門界限,建立協同創新體制機制,構建協同創新平臺,有效提高科技資源整合能力和科技活動組織能力;通過不同創新主體間的充分合作以及創新要素的有效聚合,構建完整的創新體系和創新網絡,從而實現地區性、全國性乃至國際性的協同創新,有效提高創新能力、創新效率、創新效果,實現重大突破,滿足重大需求。[2]從高校外部創新主體分析,高校協同創新的形式包括高校與高校、高校與科研院所、高校與企業、高校與政府、高校與國際教育科研機構等之間開展協同創新。從高校內部創新主體分析,高校協同創新也包括高校內部不同學院、不同學科、不同職能部門之間的協同。從協同創新的結合點分析,高校協同創新包括協同科研、協同生產、協同育人、協同服務等。從“人”這一協同創新的核心要素分析,高校協同創新也指高校內部各學科教師之間,高校與高校教師之間以及高校教師與科研院所和企業的研究者、生產者、管理者之間,圍繞國家重大戰略需求、重大科技項目、解決行業關鍵和共性技術以及生產實際中的重大問題,投入各自的優勢資源,在政府、科技服務中介機構、金融機構等相關主體的協同支持下,合作攻關,從而力求在科學研究、技術開發上取得重大進展和突破的創新活動。[3]

概而言之,協同創新就是圍繞創新的目標,多主體、多因素共同協助、相互補充、配合協作的創新行為。高校實施協同創新應以“開放、集成、高效”為目標,引導創新元素匯集整合,突破高校內部與外部的體制機制壁壘,改變“分散、封閉、低效”的現狀,釋放教育、科技、信息、資本、人才、市場等創新資源的活力。

二、高校開展協同創新的主要特征

(一)協同創新功能的多層性

高校的基本職能是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服務社會和文化傳承創新,是多功能的復合體。高校開展協同創新必須緊緊圍繞其基本職能,以人才、學科、科研三位一體的創新能力提升為核心,堅持“高起點、高水準、有特色”,充分利用高校的辦學資源和學科優勢,與社會各界開展全方位多層次的協同創新,使高校的人才培養質量、學術研究水平、社會服務能力得到全面提高。

高校也是多學科的綜合體,具有特殊的學科群優勢。高校不僅能為政府決策提供智力支持,也可為政府關心關注的社會問題開展合作研究;高校不僅能為企業解決生產實際問題,也可與企業開展產品研發和“訂單式”人才培養,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高校不僅能與研究機構開展合作科研,也可開展研究生聯合培養。可見,高校協同創新的功能具有多層性。

(二)協同創新主體的多元性

協同創新改變傳統的一元和二元創新模式,打破高校與其他創新主體間的體制壁壘,構建高校與政府、企業、科研機構等“政、產、學、研、用”多主體間協同的創新模式,在時空上呈現出網狀型、立體化架構。此外,協同創新的要素既包括“人”這一核心要素,也涵蓋資本、信息、技術、制度、組織、管理等若干支撐要素,是多元要素的整合與集成。因此,從協同創新的要素主體分析,也具有多元性特征。

(三)協同創新機制的靈活性

隨著我國政府職能的不斷轉變和高等教育管理體制的深化改革,高校在學科專業設置、教學計劃制定、科學研究、技術開發、社會服務、與境外高等學校交流與合作、內部組織機構設置與人員配備等方面具有辦學自。高校可以與政府、企業、科研機構、境外高校等協同主體開展合作育人、合作培養、合作科研、合作生產、提供決策咨詢等靈活多樣的合作方式。高校職能的多樣性和辦學主體的自主性,為高校與各類創新主體間合作的廣度與深度奠定了堅實基礎,使高校協同創新的機制更具靈活性和多樣性。

三、華南農業大學與廣東溫氏集團協同發展歷程

廣東溫氏食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養雞業和養豬業為主導,兼營生物制藥和食品加工的多元化、跨行業、跨地區發展的農業龍頭企業。自1992年,華南農業大學以技術入股的方式與溫氏集團開展校企合作,至今已有20多年的歷史。1997年,溫氏集團興起養豬業,華南農業大學獸醫學院為其提供豬病防治技術服務。2000年,華南農業大學與溫氏集團先后成立“養豬股份公司”和“大華農生物制品有限公司”。2002年,共同組建“廣東溫氏工程技術研究開發中心”。2006年,雙方簽訂全面合作協議,華南農業大學為溫氏集團提供全方位的技術服務,合作領域涉及畜牧、獸藥、加工、信息、金融管理等,實現由單一學院、單一學科向多學院、多學科融合;2011年,雙方簽訂了第二期全面合作協議,并組建“溫氏班”。2013年,聯合成功申報“國家生豬種業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和“畜禽育種國家地方聯合工程研究中心”兩個國家級研發平臺。

五、校企協同創新的思考

在國家深入實施科教興國和人才強國戰略,實現由教育大國向教育強國轉變的時代背景下,協同創新為高校改革與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也引發了高校實施協同創新的進一步思考。

(一)校企協同創新應成為高校重要的發展理念

當前,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已經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高等教育大眾化正在由初期向中后期過渡。[8]新的發展階段必然迎來大學理念的創新。[9]正確的發展理念對高校改革與發展會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不當的發展定位,高校則難以辦出特色與水平。當下經濟社會正處于轉型升級階段,社會對先進技術的需求和高素質人才的需求日趨急迫。高校是輸出知識、技術和人才的重要載體,并不斷走向社會的中心,成為推動和引領經濟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資金、技術和人才的流動與融合更加頻繁,資源配置的廣度與深度更加突出。然而,高校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與社會需求的不對接、高校辦學資源與社會資源的不融合、高校內部學科專業設置的不協調,嚴重制約了高校的辦學水平和人才培養質量。作為擔負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和文化傳承的高校,應摒棄傳統封閉的辦學模式,積極走出“象牙塔”,融入經濟社會大潮,與行業企業開展深度合作,讓人才培養融入行業、融入市場、融入社會。

(二)校企協同創新應建立雙方共贏機制

建立合作雙贏的體制機制是校企協同創新持續有效開展的前提與基礎,也是高校開展協同創新的重點與難點。據調查,企業認為影響他們參與校企協同育人的最重要因素是校企雙方的利益分配;企業最關注的是經濟收益,特別是直接的經濟效益。[10]就企業而言,招聘到能夠直接上崗的各類專業人才,幫助企業解決生產中遇到的技術難題,為企業轉型升級提供智力支持,提高企業經營效益,是其合作的主要出發點。

協同創新的參與主體是多元的,不同參與主體的利益訴求各不相同,但不論差別有多大,所有參與主體都應從中獲益,都應是協同創新的贏家。[11]高校與企業開展協同創新是兩個創新主體間的聯合,是付出與收益的雙向過程。只收益沒有付出,協同則無法雙贏,難以實現協同創新的常態化與持續化;沒有企業所需的優勢資源,企業也無意與學校協同。簡言之,沒有合作共贏,難以有真正的協同創新,協同創新要從結果上保障參與雙方的共同利益。為此,校企協同創新雙方應找準契合點,將雙方的利益有機聯系起來,建立合作雙贏的協同創新體制機制,滿足雙方的利益訴求。

(三)校企協同創新應緊密圍繞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重大需求

脫離區域經濟發展的需要辦教育,教育則成無源之水;簡單地依附區域經濟發展的需求,無視高等教育自身發展規律,高校則成無本之木。[12]高校實施校企協同創新應緊密圍繞國家發展的大戰略,突出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需求,彰顯高校辦學的價值取向,促進良性發展。

伴隨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高校與經濟社會的關聯度日益加大,校企協同創新將進一步推動產學研用深度融合,提升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水平,促進高校的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更加關注國家和區域發展的需要,更加自覺地深入到經濟社會發展中去。同時,在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需求中,高校的辦學特色、學科優勢和科研平臺得到不斷加強,人才培養模式更加多元,人才培養質量不斷提高。

(四)校企協同創新應建立有力的領導組織

由于體制機制障礙,高校、政府、企業、科研院所等自成體系,彼此間協同融合度不高,資源分散,難以形成合力。校企協同創新需要資源的重新配置與組合,涉及不同主體、不同部門,需要協調校內外多重關系,整合多種資源,平衡多方利益訴求,打破各種體制機制壁壘。沒有強有力的組織領導,人、財、物和制度體系的聚集、融合與協同難以實現。高校開展校企協同創新,應注重頂層設計,建立有力的組織領導,統籌協調校內各種創新資源,解決協同創新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切實有效地推進協同創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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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忠云,鄧秀新.高校協同創新的困境、路徑及政策建議[J].中國高等教育,2011(17):11-13.

[4]顧金峰,程培.校企合作失靈:原因與矯正措施[J].現代教育管理,2013(3):5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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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潘懋元.從“回歸大學的根本”談起[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15,36(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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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別敦榮,胡穎.論大學協同創新理念[J].中國高教研究,2012(10):4-8.

[10]吳御生.高校企協同育人路徑探究[J].黑龍江教育,2014(6):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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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中國制造2025;地方本科院校;轉型;堅守;高素質應用技術人才

中圖分類號 G648.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15)25-0013-05

一、“中國制造2025”需要高素質應用技術人才

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主體。經過幾十年的快速發展,我國制造業規模躍居世界第一,成為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石。然而,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我國制造業仍然大而不強,在自主創新能力、資源利用效率、產業結構水平、信息化程度、質量效益等方面差距明顯,轉型升級和跨越發展的任務緊迫而艱巨。2015年5月,國務院頒布《中國制造2025》,成為實施制造業強國戰略第一個十年的行動綱領。“中國制造2025”提出,堅持“創新驅動、質量為先、綠色發展、結構優化、人才為本”的基本方針,通過“三步走”實現制造強國的戰略目標[1]。

“中國制造2025”戰略規劃的實施,關鍵是要有升級版的勞動力結構與之相適應。人才是實現制造業技術創新的關鍵與支撐,技術創新不僅僅依靠高端學術科研型人才,更要靠廣大一線應用技術人才。這類人才應具有較強的技術理論基礎、實踐技能和應用能力,可以進行理論設計開發并轉化為技術應用直接創造生產力。這就需要我國的高等教育主動適應產業結構升級和制造強國戰略的需要,培養一大批高素質應用技術人才。

事實上,國家經濟轉型發展倒逼教育變革,這在世界范圍內并不鮮見。國際金融危機以后,發達國家的發展政策從后工業社會轉向了再工業社會,并由此引發了全球經濟和教育發展的理念與實踐變革。2010年,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振興美國制造業法案》,旨在通過實施“再工業化”戰略和重振制造業戰略,重塑國家競爭優勢;2011年公布的《美國創新戰略》更進一步提出要打造世界一流勞動力。英國從2009年到2011年的三年間,先后頒布《為增長而提高技能:國家技能戰略》、《新機遇、新挑戰:創建世界一流技能體系》和《為可持續發展而提高技能》等文件,旨在通過培養高層次技術技能人才,支撐實體經濟和現代產業的發展。德國多年來承擔著歐洲經濟領跑者的角色,其原因就在于經濟上有著強大的實體工業支撐,教育上則有著從以“雙元制”為特色的中高職到工業大學多層次的技術技能人才供給體系[2]。發達國家的改革經驗為我國提供了重要借鑒:要實現“中國制造2025”,高等教育的轉型與變革勢在必行。

二、培養高素質應用技術人才:地方本科院校轉型發展的責任與使命

所謂轉型,是指“事物的結構形態、運轉模式和人們觀念的根本性轉變過程”。地方本科院校轉型,是指在高等教育發展趨勢、經濟社會需求以及高校自身特點等基礎上科學定位,并在辦學體制、專業建設、教學模式、人才培養模式、師資隊伍建設、管理服務模式等方面進行改革[3]。地方本科院校轉型發展,既是適應我國經濟轉型升級,實現“中國制造2025”戰略規劃的要求,也是地方本科院校生存發展的現實需要。

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在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新建升格的一大批地方本科院校逐步發展壯大,已經成為我國高等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與老牌本科院校相比,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學術型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以及資源競爭中始終處于劣勢地位。一些高校存在著“辦學定位趨同、學科專業與地方產業結構脫節、人才培養‘重理論、輕實踐’、教師專業實踐能力低”等諸方面問題[4]。這些問題直接導致大學生就業難和行業企業用工荒現象,使地方本科院校發展陷入困境。基于此,部分高校轉而探索轉型之路,謀求培養服務地方經濟產業發展的應用技術人才。國家也逐步明確了應用技術人才培養在人才培養體系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引導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學校向應用技術類型高等學校轉型的發展目標,并寫入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和教育工作重點任務之中。

培養高素質應用技術人才,是地方本科院校轉型發展的責任與使命。在“中國制造2025”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所培養的高素質應用技術人才,既不同于從事理論研究的學術型人才,也不同于單純從事機器操作的技能型人才,其具有如下智能特征。

(一)學歷層次的高移

隨著“中國制造2025”的推進,高新技術在高端制造業中所占比重日益加大,一些技術水平較高的企業和技術崗位將需要更高層次的應用技術人才。既能動手實踐,又具有較高學歷層次,擅長技術攻關和技術革新的高素質技術人才在高端制造業發展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們是社會生產分工中的重要階層,在將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過程中起著銜接紐帶的作用。高端制造業發展的這一需求特征也相應帶來了人才培養層次的高移,本科及以上層次的技術教育成為未來應用技術人才培養的必然趨勢。

(二)技術理論知識占據主導

傳統制造業技術以加工和裝配為主,主要靠經驗知識。我國要實現由制造業大國向制造業強國的根本轉型,就需要不斷提高制造業的智能含量,使制造業由勞動密集型轉變為知識密集型。“中國制造2025”主導下的高端制造業發展,以智能化生產為主,知識密度高且多維集成,因此,需要應用技術人才在掌握理論知識的基礎上進行維護、保養、改進與創新。

(三)體現復合技術特征

高端制造業是多學科知識的集成,對應用技術人才的智能結構提出了綜合化要求。“中國制造2025”要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的深度融合”,要“積極發展服務型制造和生產業”。這些重點任務的實現,體現了高端制造業發展日益復雜化和綜合化的趨勢,使得社會職業群類之間的工作領域出現了大量交叉重疊現象。這就必然要求高素質應用技術人才需要具有多元復合的智能結構特征。

(四)具備技術創新素養

“中國制造2025”把創新擺在制造業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推動跨領域、跨行業的系統創新。數字化制造、網絡化制造以及智能化制造模式無一不是創新的結果。中國制造業的發展,需要一大批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才,才能為“中國制造2025”源源不斷地提供動力。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說,技術創新素養是高素質應用技術人才的重要智能特征。

三、地方本科院校轉型發展的戰略舉措

(一)服務地方經濟發展的辦學定位

長期以來,受傳統精英教育思維慣性、我國高等教育領域資源配置方式以及評價方式的影響,地方本科院校在辦學過程中存在對高水平大學的簡單借鑒與模仿,辦學趨同現象嚴重,大部分學校的發展已經陷入“學院升格為大學,單科性大學轉變為綜合性大學,然后向研究型大學靠攏”的簡單邏輯困境。

英國高等教育學家埃里克?阿什比關于“大學是遺傳和環境的產物”的論斷,對于當前我國地方本科院校轉型發展過程中重構辦學定位具有重要啟示。大學作為一個有機體,其內部各要素之間及其與周圍環境一起構成了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的生態系統。每所大學都有其自身發展的“遺傳”邏輯,同時又都面對著自身發展所需要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環境”因素。每所學校基于自身的“遺傳”和“環境”,確立自己在高等教育生態系統中的角色定位。在高等教育系統中,地方本科院校與學術型院校、研究型大學具有不同的“遺傳”和“環境”特征,只有立足自身特點,積極尋求錯位發展,才能擁有較強的競爭力。

地方本科院校是區域經濟發展催生的產物,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是地方本科院校的職責和使命。這就要求地方本科院校要根據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確定自身的辦學定位和人才培養定位。體現在辦學層次上,地方本科院校應以本科教育為主,兼涉研究生教育;在辦學類型定位上,以教學型和教學研究型為主;在辦學目標上,定位于培養產業一線從事技術應用、技術服務和技術管理,解決實際問題的高素質應用技術人才。

(二)能力本位、突出應用的人才培養體系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推進,培養應用技術人才早已成為高等教育理論研究層面的共識。然而,在高等教育實踐層面,卻始終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學科中心傾向,人才培養模式帶有明顯的學科本位特征,表現為人才培養定位學術化、課程體系趨同、學生實踐能力和專業技能訓練弱化等問題。造成地方本科院校培養的應用技術人才雖然具有較為扎實、系統的專業知識,但解決具體問題的實踐能力不足。

地方本科院校要實現轉型發展,就需要在人才培養領域實現從學科本位到能力本位的變革。在課程體系方面,要打破傳統的學科本位課程體系,以在實踐中應用知識為目的,通過跨學科的邏輯組織課程;積極邀請行業企業專家參與課程體系構建,以密切人才培養與產業需求的對接。在教學內容方面,要適應行業產業升級對人才知識結構的需要,不斷更新教學內容,及時反映技術發展前沿。在教學方法方面,積極推行基于實際應用的案例教學和項目教學,特別是專業課程要運用真實任務、真實案例教學,增強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養的“能力本位”并不等同于高職高專的“崗位導向”。有學者曾就三類院校的人才培養特征進行區分,認為“學術型本科是學科導向的,課程體系是‘大A型’結構,講究厚基礎。高職高專是崗位導向的,課程體系是‘大T型’結構,注重大量專業訓練。而應用型本科應該是技術導向的,課程體系是一個‘大I型’結構,應強化核心課程”[5]。從這一意義上說,如何在傳統本科人才培養的“學術型”與職業院校人才培養的“職業型”之間走出“應用型”的第三條道路,是地方本科院校轉型發展過程中的關鍵問題。

(三)產教融合、協同創新的應用科學研究

科學研究是建成特色鮮明的高水平地方本科院校的重要基礎。地方本科院校的科學研究不同于研究型大學,應當更加注重應用,強調服務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制定R&D統計標準時,把科學研究劃分為三類,即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試驗開發研究[6]。其中,應用研究和開發研究又統稱為技術研究。地方本科院校科學研究的應用特征,就是要主動圍繞地方社會經濟發展要求,面向地方、面向行業與產業開展應用研究和開發研究,重視并努力促進應用研究成果的轉化,以此來解決行業、產業生產中的技術難題和關鍵技術;解決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實際問題。

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加快地方本科院校轉型發展過程中科研變革的關鍵。20世紀末,美國高等教育學者伯頓?克拉克對英國、荷蘭、瑞典和芬蘭處于高等教育邊緣卻成功轉型的五所大學進行了系統性研究,研究發現,建設不斷拓展的發展,是它們轉型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而形成這個拓展的,關鍵就是推進產教融合、校企合作[7]。地方本科院校要建立校企合作,協同創新的科研機制,就需要建立起行業企業參與的治理結構,鼓勵和支持與大中型骨干企業、科研院所的合作,建立多學科融合、多團隊協同、多技術集成的研發與應用平臺,形成開放共享、深度合作的政產學研戰略聯盟和協同創新中心。通過校企合作實現前沿技術創新,為區域社會經濟發展服務,為行業企業提供技術支持。

(四)學術背景與企業經歷并重的師資隊伍保障

師資隊伍是地方本科院校轉型發展的重要資源,是應用技術人才培養的質量保障。在地方本科院校的師資構成中,有相當比例教師來自于傳統的綜合性大學,缺乏實踐能力。而地方本科院校要培養應用技術人才,首先需要一大批具有實踐經驗和應用能力的師資。因此,地方本科院校的轉型發展,應用型師資隊伍的建設迫在眉睫。

地方本科院校的師資隊伍建設要徹底改變重學歷、重理論,忽視專業實踐能力的現象,重視培養和提升教師的學術經歷與企業經歷雙重素養。學校可以有計劃、有組織地安排青年教師到企業鍛煉或掛職工作,豐富教師的實踐經驗和增強其動手能力。還可以通過學校與企業共建合作研究平臺,組織教師到企業生產第一線去進行科技開發,共同完成研究項目。同時,加強對教師專業實踐能力的評價導向,在職稱評定、教師考核等環節,向“雙師型”教師傾斜;學校還可以制定相關規章制度,重獎在企業實踐和科技開發中有突出貢獻和表現突出的教師。

與此同時,地方本科院校還應積極培養專兼結合的高素質實訓教師隊伍。一方面,引進和培養一批高水平專職實訓老師,發揮他們對學校轉型發展的引領、帶動和輻射作用;另一方面,加強校企互動,從行業企業聘請專業素質高、實踐經驗豐富、教學能力強的高級工程技術人員作為兼職教師,構建靈活多樣的彈性用人機制,努力打造一支專兼結合的應用型師資隊伍。

四、地方本科院校轉型發展的信念堅守

雅斯貝爾斯曾指出,當社會發生根本變革時,教育也要隨之而變;而變革的嘗試首先是對教育本質問題的追問[8]。 在適應當前我國經濟社會轉型發展需要,推動實現“中國制造2025”戰略規劃的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的轉型發展尤其需要保持對教育本質的堅守。維其如此,才能保證地方本科院校的轉型發展不偏離正確航向。

(一)關注學生核心素質的養成:對人才培養本質的追問

關于通識教育與專才教育的爭論,是高等教育始終無法回避也繞不過去的主題。相對于研究型大學,地方本科院校在轉型發展過程中的這一矛盾似乎更加突出。因為地方本科院校基于“應用型”的辦學定位,往往更加注重培養學生的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以避免走向培養學術性人才的誤區。然而,對專業教育的強調卻不能以忽視或者弱化通識教育為代價。20世紀以來,國外理工類高校和專業普遍開始重視提高科技人才的人文素質。美國高等工程教育為適應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和急劇變遷的社會,20世紀六七十年代曾有六次大的改革,每次都提出要加強工程技術教育中的人文與社會科學(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H&SS)教育。用美國工程技術認證委員會ABET的話來說,H&SS的學習不僅僅是為了拓寬工科學生的知識,更重要的是借助H&SS教育的整合功能以實現工程教育的目的。這從中已反映出工程教育“非技術化”的趨勢[9]。2001年,美國廢止《從學校到工作機會》法案,其核心教育理念由“從學校到工作”(School To Work)發展為“從學校到生涯”(School To Career)。STC理念超越了狹隘地關注學生適應現實工作需要的職業教育理念,致力于使學生在學校與生涯發展之間靈活轉換與過渡[10]。這無疑對地方本科院校轉型發展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事實上,我國從制造業大國向制造業強國轉變的過程中,不僅需要具有實踐操作技能的應用技術人才,更需要大量具有人文素質、創新精神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高素質應用技術人才。21世紀的技術思想正發生深刻變革,正從一種基本上是圍繞如何掌握制造技藝來進行思考的技術,過渡到一種對“程序設計及使程序盡可能合理化”進行思考的技術。將來的工業設計是更突出個性化的,既滿足實用性,又具有人文價值,并因此對技術人員提出了極高的整體素質要求[11]。這就需要地方本科院校的人才培養定位,不能僅僅停留于面向職場、面向一線,強調學生對于崗位的適應性,還要強調面向未來,培養學生對技術舉一反三的應用能力和創新能力,為學生未來一生的可持續發展打下良好基礎。從這一意義上說,始終關注應用技術人才人文素質的養成,在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之間建立一種相互協調的動態平衡,是地方本科院校轉型發展過程中的永恒堅守。

(二)重視學科建設的重要地位:對高等院校屬性的思考

在推進地方本科高校轉型發展過程中,有學者提出了“強化專業,淡化學科”的說法。筆者認為,這里的淡化學科是指在人才培養過程中,要淡化對學科知識完備性和系統性的追求,更加關注能力本位的專業教育,但這并不意味著地方本科院校學科地位的式微。事實上,學科建設是高等院校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核心競爭力,也是高等院校科學研究水平和社會服務能力的集中體現。《高等教育法》第二十五條明確指出,“設立高等學校,應當具備教育法規定的基本條件:大學或獨立設置的學院還應當具有較強的教學、科學研究力量,較高的教學、科學研究水平和相應規模,能夠實施本科及本科以上教育。大學還必須設有三個以上國家規定的學科門類為主要學科”。可見,學科是本科區別于專科的重要特征。

以應用為特征的地方本科院校同樣需要重視發展學科,因為學科實力不僅是人才培養的有力支持,是服務行業產業和地方經濟的基礎,也是教師評價的重要依據。在地方本科院校的轉型發展過程中,可以加強學科專業一體化建設,即一個學科可以深化、整合幾個專業的資源,發揮引領提升作用,同時,幾個相近專業也可以互相配合,優勢互補,發揮集聚效應,支撐學科的發展[12]。

正如有學者所言,地方本科院校的轉型是一場悄然發生的變革,也是一個系統設計的綜合改革工程。對于走應用型道路的地方本科院校而言,不僅要成為培養應用技術人才的基地,成為培養經濟轉型升級中千千萬萬技術大軍的搖籃。同時,也要成為行業或者區域技術創新體系中的重要一員,成為產業鏈、創新鏈、人才鏈融合發展的重要環節。從這一意義上說,地方本科院校的轉型發展已成為經濟新常態下實現“中國制造2025”戰略規劃的重要人力與智力支撐。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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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and Persistence of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de in China 2025”

Shi Mingzhi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Made in China 2025” put forward urgent demand for high-quality application technology talents.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undertake the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of training this kind of tal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de in China 2025”, the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should realiz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by the measures of “persisting in the school-running orientation of serving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ability-based and application-standing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the production-teaching integrated and combined innovation applie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teaching staff equally having the academic background and enterprise experience. At the same tim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should also adhere to the na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na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re qualities 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subject construction.

篇(6)

已有研究表明,海洋蘊藏著豐富的礦產、生物和空間等資源,以海洋資源為依托的海洋經濟發展具有巨大發展潛力和廣闊前景。[1-4]事實上,20世紀80年代以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聯合國21世紀議程》等一系列有關海洋的國際公約、發展議程或行動計劃相繼出臺。海洋與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密切關系成為全球性共識,沿海國家開始大力推行海洋強國戰略,紛紛推出海洋開發計劃。[5]如1999年,美國即開始實施“國家海洋經濟計劃(NOEP)”;日本也非常重視海洋經濟,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就提出了“以海洋能源保護大海安全”的研發口號,開始對海洋能源加以開發研究;1997年又制訂了《海洋開發推進計劃》,提出運用科技以加速海洋開發。近年來,日本全方位推進海洋開發與建設,形成了海洋產業與海洋科技聯動發展的基本格局。中國也深刻意識到了海洋經濟建設的重要性,并加快融入到海洋經濟發展熱潮中。據統計,近年來全國海洋經濟發展迅速,總產值已從2001年的7234億元上升到2010年的38439億元,10年間增長了4倍多;浙江省海洋經濟發展迅猛,2010年總產值達3500億元,占全省GDP比重從2001年的4.7%遞增到12.8%。繼國務院先后確定山東、廣東、浙江3省為“全國海洋經濟建設試點省”,2011年3月又正式批復《浙江海洋經濟發展示范區規劃》——“示范區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規劃提出:堅持“以海引陸、以陸促海、海陸聯動、協調發展”,注重發揮不同區域的比較優勢,優化形成重要海域基本功能區,推進構建“一核兩翼三圈九區多島”的海洋經濟總體發展格局。①作為全國首批對外開放沿海城市之一,港城寧波集港口優勢和區位優勢于一身,擁有優越的自然、人文及社會經濟條件,在全國海洋經濟發展示范區建設中占據重要的核心位置。目前,全市正積極響應國家及浙江省委、省政府的號召,大力發展海洋經濟,努力向海洋經濟強市躍進。顯然,以“國家海洋經濟發展示范區”寧波市核心區為例,就海洋經濟發展示范區建設中的國際合作問題進行較深入分析研究,為政府決策提供參考,無疑具有重要理論與現實指導意義。

二、示范區建設開展國際合作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海洋經濟是一個完全開放和不斷發展的經濟系統。開展國際合作,不僅是海洋經濟開放性的內在要求,也順應了“和平、發展與合作”的時代潮流。作為“全國海洋經濟發展示范區”核心區,寧波海洋資源比較豐富,海洋產業基礎扎實,港口條件得天獨厚,區位優勢明顯,但也遇到了海洋資源開發利用不盡合理、生態環境污染比較嚴重、產業結構有待優化升級等方面問題,這些問題對海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構成了一定阻礙。建議通過加強“國際合作”這個平臺,充分利用國外充裕的資金、先進的海洋開發技術和管理經驗,促進示范區及全國海洋經濟發展。

(一)必要性與目標分析

1.優化海洋資源與要素配置的需要。由于各國和地區生產要素稟賦的差異,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都不可能具有其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各類資源和生產要素。通過國際經濟合作可以實現生產要素在國際間的互通有無,促進要素在全球范圍內實現最佳配置,為各國產品生產規模的擴大和要素產生更大的經濟效益提供了必要的條件。與此同時,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推進,各國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各國和地區之間不僅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文化領域都有著一定的聯系,各國和地區經濟之間相互依存和相互滲透的程度大為加深。由于歷史、自然條件以及經濟水平等方面的原因,各國和地區海洋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此外,海洋經濟主要是以開發利用海洋資源為主的生產活動,而海洋資源開發是一項風險大、成本高,技術要求高的活動。對此,寧波可以利用海洋經濟發達國家或地區的資金、技術以及管理經驗來為寧波海洋經濟發展服務,而發達國家或地區可以利用自身的技術、資金或者管理經驗方面的優勢來投資寧波的海洋產業以取得豐厚的經濟收益,最終實現雙方的互利共贏。

2.協調海洋資源利用矛盾的需要。如前所述,海洋蘊藏著豐富的資源,誰控制了海洋,誰就掌握著未來。近年來,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以海洋及其空間資源為基礎的海洋經濟成為各國海洋利益角逐的焦點。但由于海水的流動性,海洋天生就是個一體化區域,縱使有《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各國海洋區域權利進行界定,但涉及海洋的爭端仍時有發生。我國南海更是爭端多起的海域,多國覬覦著南海豐富的資源,紛紛提出管轄的要求。這種因爭端引起的資源所有權糾紛,導致開發利用矛盾沖突時有發生,并有激化的可能。春曉油田開發向周邊省市提供了豐富的天然氣,但也引起了日本投來覬覦的眼光——由于油田距離日中中間線只有5公里,日方認為油田開采會帶來吸聚效應,進而損害日本的利益。聲稱如果中國決定在“春曉”油氣田開展生產活動,日方將采取“必要措施”,對中日關系帶來一定挑戰。此外,一些漁民海洋意識缺乏,經常忽視海洋法的規定,去他國海域進行捕撈;海洋環境保護意識薄弱,也造成了他國海域的污染。類似矛盾和沖突,都需要通過“國際合作”這個平臺解決。

3.解決共同性海洋問題的需要。人類開發利用海洋的歷史源遠流長,特別是伴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人們的認識逐漸加深,開發利用的程度不斷深入。但這片遼闊的水域仍有許多不為人所知之處,也存在著眾多不可預見性和不確定性。例如,海洋災害海嘯、地震等此起彼伏,尤其是2011年3月11日日本本州島附近海域發生9.0級強烈地震引起了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泄露使世界大為震驚,也使人們對海洋問題有了一個新的認識。人類開發海洋或者由于意外事故而引起的海洋資源銳減以及環境污染的問題等,也時常發生。顯然,海洋資源環境保護及災害的預報等海洋事務,也需要通過國際合作加以解決。

(二)可行性與潛力分析

寧波是海洋大市,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擁有較豐富的海洋資源,海洋基礎設施日漸完善;同時,寧波已經與許多海洋國家和地區開展了一系列海洋經濟國際合作實踐,加強海洋經濟國際合作具有重要意義和較強可行性。

1.要素資源的互補性。寧波發展海洋經濟資源基礎雄厚,包括漫長的海岸線、遼闊的海域、得天獨厚的港口資源優勢以及富饒的濱海旅游、漁業等資源。其海域總面積達9578平方千米,海岸線約占全省的三分之一,特別是港口優勢明顯,在國內港口排名第一,在世界港口無論是貨物吞吐量抑或是集裝箱吞吐量都位居全球前十。而一些國家或地區由于一些自然因素的制約,資源條件存在一定的局限,雙方合作開發潛力大。近年來,寧波審時度勢,認識到自身海洋資源優勢,加大對海洋科研的投入,并且擁有寧波大學生物學院、寧波海洋開發學院、寧波市海洋與漁業學院等海洋科研機構,擁有9家海洋與漁業領域重點實驗室,在海洋科技方面取得重大的進步。但與海洋經濟發達國家或地區相比,仍不乏存在差距,諸如:深海勘探以及大洋鉆探方面與世界水平仍存在一定的差距。美國的海洋生物技術、海洋熱能轉換技術;日本在海洋圖像與數據處理和地球變化方面在全球范圍內遙遙領先,雙方在要素資源方面具有相當大的互補性。

2.相對完善的基礎設施。環境也是一種生產力,基礎設施的完善與否,關系到港口物流、臨港工業以及一些海岸帶產業的發展水平的高低,進而影響到海洋經濟的規模。由此可見,完善的基礎設施是建設海洋經濟強市的重要基礎。寧波由于自身優勢條件以及國家政策的傾斜,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基礎設施相對完善以及設施間的有效配套銜接為發展海洋經濟提供了良好的環境支撐。杭州灣大橋的建成以及甬臺溫鐵路的通車,使得寧波的交通大為改善,港口集疏運網絡日趨完善。現階段,浙江省以及寧波市正加大對一些海島的基礎設施包括能源、電力、水利等設施建設的投入,進一步提高這些海島的基礎設施水平,以便有效開發當地的海島資源。近年來,寧波市一直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步伐,完成了海岸及市區的防洪工程,海濱地區防御臺風的能力不斷增強。這些設施的不斷完善為寧波開展海洋經濟合作營造了良好的環境以及提供了硬件基礎。

3.雄厚的海洋產業基礎。當前寧波海洋經濟初具規模,海洋產業結構不斷優化,2010年海洋生產總值居全省第一位。現階段,寧波已經形成了以臨港大工業為支柱,海洋漁業、濱海旅游、海洋運輸業等產業全面協調發展的海洋產業體系。其中,臨港工業在寧波工業中的比重已達三分之一,主要以鋼鐵、造紙、機器設備、石化、能源及汽配和修造船為主,并形成了產業群。寧波擁有豐富的海島資源以及濱海旅游資源,濱海旅游業不斷快速發展,日漸成為全市旅游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科技興海”戰略的實施,海洋生物產業、海洋清潔能源業等高技術產業開始起步,目前寧波有寧波超星海洋生物公司、寧波海浦生物公司、綠之源、大紅鷹生物等海洋生物產業。海洋清潔能源主要有海洋風能、潮汐能等。以海洋風能為例,目前慈溪鶴浦風電場、象山檀頭山風電場、高塘島風電場和北侖穿山半島風電場項目正在建設中。這些都為寧波發展海洋經濟,開展海洋經濟合作奠定雄厚的海洋產業基礎。

4.顯著的對外開放優勢。早在1842年,寧波就成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門戶。30年來,沐浴著改革開放的春風,寧波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最為突出的是,寧波與世界其他各國和地區的經濟聯系日益密切,特別是入世以來,寧波加強對外開放的力度,其中利用外資在寧波對外開放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2010年寧波新批外商投資項目495個,合同利用外資40.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8.2%,實際利用外資23.2億美元。寧波是一個外向型經濟發達的地區,2010年寧波外貿進出口躋身全國前十名,實現外貿進出口總額829.04億美元。寧波擁有眾多開發區,包括寧波經濟技術開發區、寧波保稅區、大榭開發區、寧波出口加工區,這些區域外向型高,開發開放較為完整;此外,這些區域還設定不同的優惠政策以滿足不同投資者的需求。目前寧波有眾多外資企業,包括韓國三星重工、美國埃克森公司、日本巖井、印尼金光集團、泰國正大集團。在國家政策的指引下,寧波在引進外資、技術及管理經驗上有眾多招商引資的創新舉措,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三、示范區建設加強國際合作的路徑與策略選擇

開展海洋經濟國際合作,不僅是促進寧波海洋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的必然選擇,而且具備了一系列有利條件。尤其是海洋經濟上升為國家戰略及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更應積極開展國際合作,合理利用國外要素資源和巨大市場,提高海洋經濟國際競爭力,實現海洋經濟振翅騰飛。

(一)引進國外資金及先進技術,促進海洋資源有序開發

資金與技術在海洋經濟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作用。雖然寧波經濟實力雄厚,民間資本充裕,但其海洋經濟投入較海洋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相對不足,更缺少先進的核心技術,海洋資源開發能力不足。對此,可以通過制定優惠的投資政策,包括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如國際信貸合作、國際融資合作以吸收國外資金,充分利用國外風險投資,實現資金與項目的對接,包括無人島的開發利用;同時發揮寧波漁業資源豐富的相對優勢,鼓勵外資企業直接或間接投資,促進海洋經濟與漁業產業化、國際化、現代化進程。技術方面,可以通過開展國際技術合作,包括引進國外海洋科技人才、召開科技專題會、專家互換、交換科技情報、建立聯合科研機構與培訓中心或進行設備進出口等方式,學習國外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提高稀缺資源的開發利用與配置水平。換句話說,加強國際合作不僅在于引進資金、技術以提高資源開發利用能力,更重要的是伴隨著人才與先進裝備的引進,改進管理體制,提高海洋經濟創新能力,促進海洋資源的合理有序開發。

(二)加強海洋高新技術產業的合作,優化海洋產業結構

海洋高新技術產業技術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具有深遠意義。許多海洋經濟發達國家在該領域的投入都很高,并給予了相關政策支持,形成了海洋產業園。如美國的大西洋海洋生物園和夏威夷海洋科技園、澳大利亞的布里斯班海洋產業園以及日本的海洋科技中心。但受技術、資金等方面制約,目前寧波臨港大工業突出,海洋先進裝備制造、海洋生物醫藥、海水綜合利用、海洋清潔能源等海洋高新技術產業所占比重仍然較低。“十二五”期間,國家將重點發展海洋高新技術產業及海洋新興產業并給予戰略支持。寧波可以與國外海洋高新技術產業合作,通過利用國外的科技成果,著力建設海洋高新技術產業園,為寧波轉變海洋經濟發展方式提供途徑,為提升海洋經濟核心競爭力提供支撐;還可以積極引導國外企業加盟,開拓國內外兩個市場,促進產品國際競爭力的提高,促進海洋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升級。

(三)健全相關法規和合作機制,加強海洋生態環境保護

資源和環境是海洋經濟發展的基礎,沒有優良的環境和可持續利用的資源,發展將是無稽之談。沿海各國對海洋開發不斷深入的同時,對公共海域資源與環境也造成了極大污染和破壞,特別是突發性污染事件的應急、防范能力差,生態環境污染得不到有效控制。《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是當今國際社會最具權威的海洋法規,公約明確表示各國有保護海洋環境的義務。為此,各國在發展海洋經濟過程中,必須履行公約義務,同時樹立全球意識,對一些欠發達國家進行海洋環境保護援助。為此,寧波應大力加強海洋生態環境保護的宣傳與治理工作,在制定外商投資優惠政策時,進一步明確海洋環境保護的義務,規范外商的行為,做好減排減污工作。同時充分發揮東盟、上海合作組織、亞太經合組織等區域組織在海洋環境保護的作用,構建海洋環境保護合作機制,包括健全針對海洋環境保護的法律基礎及具體操作程序,設立專門的負責機構,明確海洋環境問題預防及解決措施和方法,促進寧波及全國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

篇(7)

關鍵詞:知識產權;人才;知識產權人才

中圖分類號:F2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723(2013)02-0170-01

雖然在知識產權學界“知識產權人才”是一個相對而言比較新穎的概念,但對知識產權人才的重視卻是政府組織及學術界廣泛關注的焦點。《知識產權人才“十二五”規劃》(2011~2015)的制定,既是更好實施人才強國戰略和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重要部署,也是立足國內外知識產權形勢需要、建立我國知識產權人才優勢的重大舉措,同時也表明了知識產權人才對于我國當前經濟轉型過程中的突出地位。我國學術界的相關知識產權人才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如何培養知識產權人才,但是對于“知識產權人才”這個概念卻并卻是從各自不同研究角度出發,沒有形成科學的系統的知識產權概念觀。對于知識產權人才的定義主要觀點有以下三個:一、知識產權人才是復合型人才,需要通曉經濟、法律、科技等各方面;二、知識產權人才是專業型人才,具有知識產權資格;三、知識產權人才是應用型人才,可以將知識、、技術和理論應用到實際的生產、生活中。知識產權人才作為交叉型、復合型人才,它的定義應具備知識產權定義與人才定義的共同特點,同時也具有自身所獨特的元素。我們根據上述觀點全面概括知識產權人才的基本特征和內在本質來定義知識產權人才:在社會某些方面具有一定能力,通過自身智力創造出的成果,轉化為著作權和工業權,并能夠申請、管理、應用、保護這些權利的復合型人才。

通過上述知識產權人才定義的界定,我們可以看出知識產權人才并非簡單的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人才或者應用、管理、保護知識產權的人才,而是一個有創造性的復合型人才。首先,創造性。發現新事物、提示新規律、創立新理論、發明新技術、創造新作品、研制新產品、解決新問題等的思維過程,都是創造性思維的表現。知識產權人才的最主要特點就是創造出以前未有的事物或者規律,這也是稱之為知識產權人才的前提條件。其次,復合性。知識產權人才并非單一型人才,而是融合了很多領域專業性知識的復合型人才,他們需要懂得知識不光是自己所在領域的專業知識,還包含了除此之外的很多輔助知識。再次,社會性。衡量知識產權人才的標準是其對于社會的貢獻,所創造的成果是否推動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發明創造都有創造性,但是它帶來的是有利于社會發展,還是阻礙社會發展,危害人類社會,決定了它是否被社會接受。知識產權人才所創造出來的事物必須發揮其正面功效,杜絕出現負作用。最后,層次性。根據知識產權人才所創造的成果的社會價值,可以將他們分為普通層次和高層次兩種知識產權人才。高層次知識產權人才的創造成果可以給人類社會的進步帶來巨大的幫助,普通層次知識產權人才的貢獻同樣不可忽視,積少成多同樣可以創造出非常可觀的價值。

知識產權人才可以按照不同分類方法進行分類,主要有以下三種:

第一,按照內容分類可以分成知識產權創造型人才和知識產權管理型人才。知識產權創造型人才是指通過自身智力創造出的成果,并將其進行轉化為著作權和工業權的人才。知識產權管理型人才是指在知識產權產生后通過申請、管理、應用、保護等一系列工作來運行知識產權的人才。

第二,按照層次分類可以分成普通知識產權人才和高層次知識產權人才。普通層次人才是指在社會中創造的成果主要被運用于普通層次領域,對于社會的貢獻較小。高層次知識產權人才是指那些在社會重點領域中創造出巨大成果,對社會貢獻巨大的人才。

第三,按照從事職業分類可以分成研究型知識產權人才和實務型知識產權人才。研究型知識產權人才是指從事知識產權制度研究的人才,他們主要工作就是完善知識產權制度,使之更加適應社會需求和與國際接軌,保護本國利益。實務型知識產權人才是指從事知識產權保護、知識產權轉讓的人才,包括知識產權法律實務人才和知識產權中介服務人才。

知識產權人才已經深受世界各國所重視,一個國家擁有知識產權人才的數量、質量、層次、決定了這個國家的綜合國力。作為知識產權引入較晚的國家,我們已經和別的國家,無論是理論,還是實務,以及人才數量上都存在巨大的差距。我們需要在明確知識產權人才概念的基礎上,抓住知識產權人才的特性,大力培養我國知識產權人才,多從國外引入先進領域的高層次知識產權人才。只有多擁有、多培養、多引進知識產權人才才能讓我們國家的實力永遠保持在世界前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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