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人口流動帶來的好處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2005年年底，沈陽市公安局向外界透露：按照省政府《關于切實做好改善農民進城就業環境工作的通知》要求，沈陽市有關部門已經起草了相關規定，待相關規定、法規出臺后，“暫住證”制度將可能恢復。一石激起千層浪，這一消息一時間引起質疑聲一片。讓人不解的是，就在兩年多以前，2003年7月22日，沈陽市取；肖暫住證，成為當時我國戶籍管理中率先取消暫住證的城市。

沈陽市當時的做法得到很多外來工認同，然而，時隔短短兩年之后，沈陽為何又要恢復暫住證制度?沈陽市的戶籍改革在倒退嗎?

暫住證能否控制犯罪

對于即將恢復暫住證，沈陽某派出所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副所長解釋，暫住證取消之后，許多外來人口并沒有來辦理暫住證明卡，這導致公安機關在偵破一些犯罪案件時，破案難度增加。他說：“暫住證對治安管理和案件偵破有著一定的幫助，這是一個事實。”據其介紹，如果某個案件有了潛在線索又沒有實質性的證據，懷疑對象是一個外來人口，警方可以利用檢查暫住證和強制辦理暫住證的辦法獲得一些對偵破案件有用的資料。

但是他也提到，對于治安管理，外來農民工的情緒問題和城鄉差距所產生的自卑感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外來農民工在城市里掙不到錢，容易產生仇富心理，變得偏激，做出一些違害公眾安全的事情。遼寧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心理研究室主任張思寧也認為簡單的暫住證會導致外來農民工的責任感不足，認為自己不是城市中的一員，而強制流動人口辦理暫住證往往會導致外來民工的心理不平衡。就這個意義而言，暫住證反而是社會不穩定的一個導火索。

農民――要交多少錢

當外來農民工聽說要恢復暫住證時，立即出現了不滿的情緒。一些長期在沈陽市打工的外地農民工反應最強烈，他們懷疑：暫住證恢復后，原來自愿的“暫住登記證明”會不會變成強制執行的暫住證，會不會給不良警察提供新的謀財機會?”我們不怕暫住登記，只對收費反感，因為收費了而沒有給我們辦什么事情。對于我們來說沒作用。”這是記者在沈陽魯園勞務市場聽到外來農民工說的最多的一句話。

在沈陽市公安局的網站上，記者找到2003年7月之前關于暫住證收費的規定：“收費標準：流動人口暫住證工本費5元。”而實際情況是這樣嗎?記者在調查中遇到了一位來自江西、已經在沈陽經商十余年的黃女士。她介紹，1993年，她除了被要求辦理暫住證外，還要求交600元錢辦就業證。

據有關部門統計，截至2005年11月底，沈陽市共登記流動人口394342人，但警方人士表示真正在沈陽這個城市“流動”的人口遠不止這個數字。僅以這個數據為例，暫住證的毛收入便是接近200萬元。2000年，內蒙古來沈陽務工的于永軍夫婦辦理了第一個暫住證，當時他們每人交納了一年449元的費用，其中包括每月37元的管理費和5元的工本費。如果按照2005年的數據計算，因暫住證而帶來的毛收入是2個億。2002年1月開始，沈陽暫住證收費大幅減少，、降為經商的每年交納65元，打工人員交納25元。如果還是以2005年的數據計算，毛收入在1000萬元以上。

2006年2月24日，在沈陽市戶政系統基層基礎工作建設會議上，沈陽市公安局社區警務支隊支隊長董斌表示：新暫住證制度正在積極醞釀中。新暫住證將實現外來人口在沈陽辦理招工、駕照、工商營業執照、子女就學等相關手續時的”一證通”。一位接近沈陽市公安局的社會學者介紹，根據新的暫住證一證管理政策，公安部門承擔外來人口的登記和審驗職責，物價局將參與制定暫住證的價格。即將恢復的暫住證的具體價格現在還未公開，這筆辦證費用農民工是否負擔得起依然是個未知數。

新暫住證不是“恢復”而是“嘗試”

2003年，沈陽宣布取消暫住證制度時，實行了零收費的免費申報暫住登記制度。沈陽市流動人口可以自愿到當地派出所進行免費暫住登記，從而取得暫住證明卡，外來人員如果想在沈陽經商、從業、工商辦照、防疫、保險、子女入學以及申領駕照，就必須出示暫住證明卡。當時取消暫住證有幾個原因：一是隨著社會發展人口流動頻率加快，管理機關不可能僅僅依照暫住證來界定一個人的長期居住情況；其次暫住證是對弱勢群體的一種歧視，容易成為一些單位巧立名目違規收費的借口，三是暫住證嚴重損害了流動人口的人格與自尊。很顯然，這項舉措對外來農民工益處最大，不僅減輕了他們辦理暫住證的經濟負擔，還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流動人口的自卑感。而面對人們對恢復暫住證的質疑，有關人員表示，這并不是暫住證的復辟，而是創新。

沈陽市公安局宣傳處工作人員陳先生在接受《小康》電話采訪時說，恢復暫住證“不是恢復而是一種新的嘗試”。他說，恢復的”暫住證”是一種新的形式，將以”一證通”的形式出現，集進城工作和保險等為一體，新的“暫住證”不是公安部門一家的事情，而是由幾個部門一起來做，現在具體方案還沒有出臺，所以不方便接受更深入的采訪。

沈陽市就業局外來勞動力管理部部長王道平曾向當地媒體表示，沈陽擬恢復的流動人口《暫住證》主要體現在”一證多能”上。“一證”指《暫住證》，流動人口到沈陽后，由社區暫住人口管理服務站登門或預約，登記、照相、辦證一站完成。暫住人口持證可享受招工、保險、住房貸款、購車掛牌、汽車駕照、子女義務教育等多項市民待遇和服務。

篇(2)

關鍵詞：成都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管理

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是指不具備城市戶籍，但又在城市居住并從事各種經濟、文化活動的少數民族人口。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長期生活在內地和西部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人民受到外界信息的影響，逐步走向開放，通過務工、經商、學習、旅游等方式向城市流動，這樣就形成了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成都市是四川省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成都市少數民族人口為126939人，占0.9%，比重較上一次人口普查增加了0.36%。成都市區共有55個少數民族，其中萬人以上的有回族、藏族，人口在萬人以下、千人以上的有滿、羌、蒙古、土家、彝、苗、壯、朝鮮等8個民族，每年有近400萬人次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從總體看，今后仍會有。

隨著大量少數民族人口進入成都，成都市的人口民族多樣性越來越復雜，與此同時相應的服務管理工作也要跟上。因為遠離牧區或者農村的這些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進入城市，在給城市帶來活力的同時，也會給城市管理帶來新的挑戰。

一、成都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對社會管理與服務帶來的挑戰

1、居住管理的分散性。成都市少數民族居住格局經調查分析，主要有四種情況：一是單位集體購房。這是各個少數民族地區的單位、機構、企業團體紛在成都設立機構分配住房然后形成以單位為中心的居住格局形式，這種是由單位出面管理的模式。二是分散購房定居。這種商品房式的社區模式形成了多元化社區類型的居住格局，這種是社區管理的模式。三是以經商為主租住房屋的模式。其典代表是成都市漿洗街及武侯橫街，這里主要是經營少數民族用品的商戶，這些商家和服務人員大部分租住當地房屋。四是無業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非定居的聚居。這些無暫住證、無合法職業、無固定住所的流動人口他們主要聚集在天府立交橋和火車南站一帶，這些人自發聚居成群，對于成都市的社會治安、城市管理、民族關系和工作都產生了很大影響。

2、民族文化和的差異性。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適應城市生活經歷著從少數民族文化到向主體民族主流文化的適應，以及從少數民族語言文化到漢語言文化的適應。在這樣的文化跨越中，各個民族交往時，會自然感覺到自己的民族屬性和民族意識，這種文化之間的差異性激發的矛盾容易引發。

少數民族群眾很多都有自己的，他們通常會通過定期的宗教儀式來寄托情感、表達虔誠。但是在漢族聚居區，一般是非主流文化部分，所以對于為少數民族提供固定場所過宗教生活的部分有所欠缺。少數民族中，有很多觀念與城市文化有相悖的部分。在城市社會中，這些很容易導致民族流動人口的心理抵觸，和排斥，甚至會厭棄城市化生活，這樣不利于群體穩定。因此如何實現傳統向現代城市文明的轉變，即有其本身的文化意義同時也具有現實的社會意義。

3、心理上的不適應性。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比一般性的流動人口還面臨著異族評判標準的問題，異樣生存環境檢驗的難題。這需要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正確認識自身民族屬性特點這樣才能在新環境下獲得真正的內心基點。此外，跨文化的心理適應容易產生歸屬感缺失。經過排斥、學習、吸收與整合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會最終實現對城市的心理適應和文化認同，一旦出現文化沖突、文化震撼就容易導致心理歸屬感缺失。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心理歸屬感的缺失，既是個體心理層面不適應的結果與表現，而且帶有整體社會結構與社會文化變遷的痕跡。

二、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管理與服務的策略

1、依托社區進行管理，將防范式管理轉變為服務式管理。根據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居住格局，和城市社區的規劃格局，無論是單位集體購房居住、分散的購買商品房、或者經商租房現在都會隸屬于某一管轄社區，所以社區成了成都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管理的直接實施單位。社區是共同生活的鄰里空間，社區化的好處是既能夠保留地域共同體的生活性特征，又同時可以落實城市社會的規則。利用社區對成都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進行管理需要，一方面要強化社區內居民的民族平等意識，認真宣傳和落實我國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面，要宣傳城市管理的基本規定，通過對社區內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教育、培訓、保障等項目的服務，引導和規范他們的行為，同時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增強各民族群眾的包容度的同時也強化法制觀念增強了他們的法律意識。這樣可以逐步幫助他們的心理適應增加他們對城市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此外，社區本身要強化自己的管理能力，要嚴格規范社區內的衛生治安人口等方面的管理。因此，依托社區進行管理比依靠行政力量進行管理更加具備親和力和可操作性，有利于加強，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與城市社區的聯系，也有利于不同民族之間的相互交往，使民族關系更加的和諧。

2、完善民族工作的法律，妥善處理沖突和矛盾。由于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大量持續的進入城市，民族的多樣性勢必引發許多矛盾和沖突，這就需要國家制定詳備的法律法規來指導城市民族的管理工作。1993年頒布的《城市民族工作條例》是我國已有的一套城市民族工作實施法規，我們應該以此作為處理民族工作的依據，同時結合成都市自身的實際情況制定相應的政策，來維護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合法權益。同時對于民族間的各種沖突與矛盾，要相關部門負責人要第一時間妥善處理，既不能因為少數民族的“政策優惠”而實息事寧人也不能因為其是少數民族而粗暴執法，要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說服教育為主懲罰為輔，促進民族團結。

3、加強宣傳教育，轉變市民的民族性觀念。利用媒體和網絡的導向，對社會市民宣傳正確的民族政策、民族知識和民族理論，樹立正確的民族觀，尊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和他們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以及。營造社會成員之間互幫互助，和睦相處的氛圍，讓少數民族的相關知識教育滲透到每個階層每個社區和每個居民，從思想上到行動上不再盲目排斥少數民族流動人口。

4、加強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文化教育，提高其綜合素質。文化水平的高低差異性會影響他們的社會化融入和社會的管理的難易。多數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都是處于經濟方面的考慮或是對知識和技能的向往，才走出民族原住地來到大城市生活就業。他們不僅希望在大城市里能夠學到更多的知識和技能，也期望在大城市里子女能獲得更多更好教育機會。然而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由于原來知識水平的限制就業渠道較窄，除了自己經商大多從事基層勞動崗位。所以政府部門應該大力發展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教育事業，開放城市的教育資源，這樣不僅可以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和綜合素質，增加對城市新生活的理解和民族多樣性以及民族文化的理解與認同，而且可以增加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就業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

參考文獻：

[1] 劉毅.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融入與社會管理創新[J].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1，（5）.

[2] 秦文鵬.試論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管理的社區策略[J].黑龍江民族叢刊，2012，（5）.

[3] 張曉穎.廣州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融入與社會管理創新[J].廣州技術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2013，（2）.

篇(3)

關鍵詞：城鄉；收入差距；農村；農業

“十二五”時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要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城鄉收入差距問題一再被政府重視，這一問題已不僅僅是一個民生問題或經濟問題了，而是事關我國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

一、建立健全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制度

在我國，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呈現增大的態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深層次的原因還是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黨和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通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來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但是目前還需要加大力度。要根本上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問題，政府要在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的情況下起主導作用，應采取各種可能的手段和工具發揮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并始終堅持“保護合法收入，取締非法收入，調整過高收入”的原則立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面對的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局面，涉及國家、企業和個人的利益分配問題，牽一發而動全身，加之多年來形成的勞資利益格局，部分行業贏利有限，如果急速大幅度調整，必然引起動蕩，因此政府對初次分配不能急于求成。政府要在確立收入分配基本目標的情況下，上下結合、標本兼治、多管齊下，在深化體制改革，調整宏觀政策，注重初次分配、優先再分配等方面同時發力，這樣才能做到收入分配的制度化和合理化。

二、建立健全農民增收保障制度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糧食、農產品收入成為農民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糧食、農產品價格的高低直接關系著農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前些年，因為農村糧食價格過低，農業生產資料投入高，導致很多農民在農用耕地上種樹。這一方面改變了土地性質，導致農業用地的急劇減少，另一方面也使糧食生產大幅減少，影響了農業基礎地位的穩固，甚至威脅國家糧食安全，不利于我國經濟社會穩定、健康、持續快速地發展。由于農民生產的糧食和農產品大都處在產業鏈條的最低端，它們的價格往往很容易被企業操縱，企業總想盡量壓低糧食和農產品的價格以獲取最大利潤，這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不利于農民增收和農業生產，甚至會擾亂市場秩序。政府除了要對糧食實施最低收購價保護政策、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外，市場監管部門更應加大對糧食、農產品市場的調查、監督力度，嚴厲打擊不正當競爭行為，保護農民合法權益，從而確保農民經濟利益不受損失，使他們真正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

堅持以為基礎、充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搞活農村集體經濟。中國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傳統，農民思想意識比較狹隘，經營單一，自組織意識比較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少之又少，一直以來，大多數的農村并沒有感受過集體經濟給農村發展帶來的好處。加大農村土地承包使用權流轉力度，賦予農民長期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有利于農村發展規模經濟。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村民的積極參與，村委會應鼓勵村民發展集體經濟，并且允許村民以土地作為入股份額，享受集體經濟分紅。另外，村委會還可以拓寬有利于發展農村經濟的各種渠道來促進農民增收，提高農民收入水平。政府要完善農業補貼制度，擴大農業資金投入來源，建立農業投資穩定的增長機制，適時調整農業補貼領域和重點等。

三、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

城鄉社會保障體系的差異是造成城鄉收入差距的一個重要原因。受歷史傳統文化影響，農村具有家庭供養、自我保障、家族互助的長期傳統。根據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特點，國家在農村實行與城鎮有別的社會保障辦法。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分為城市和農村兩個板塊，保障重心放在城市，一般不包括農村。農村看病難、養老等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在我們看來，建立健全農村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體系仍然需要國家和政府的積極行為。目前，我國城市的社會保障體系相對完善，城市居民享有社會保險、社會救助、住房保障等較為全面系統的保障。在農村，農民卻成為邊緣群體游離于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之外，他們的保障主要以土地和家庭保障為主，目前的養老及合作醫療等制度遠遠滯后于現實需要，達不到農民的要求。無論是在承擔的社會保障費用方面，還是在自身承擔能力方面，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都存在著巨大的差距，這種不平衡又進一步阻礙了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進而加劇了二者之間的不公平性。隨著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農村養老保險的試點，我國正在朝著建立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前進。

政府應特別關注城鄉貧困人口和弱勢群體，盡快幫助他們實現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加大對他們的扶持力度。逐步完善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有利于社會資源向農村流動，逐步縮小城鄉間社會保障的差異，促進財富在全社會范圍內流動，而不僅僅是在城鎮內部，這有助于城鄉收入差距的不斷縮小，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

篇(4)

關鍵詞：人口增長；經濟增長；關系；對策

作者簡介：楊儀青（1982-），女，河南光山人，中州大學經濟貿易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區域經濟與戰略管理。

中圖分類號：F124.7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8.69 文章編號：1672-3309（2013）08-153-03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增長迅猛，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人口也迅速增長，2012年已達到135404萬人。總體來看，一個社會經濟的發展與其人口增長情況有著密切的聯系，過快或者過慢的人口增長都將對人口質量的提高形成重要影響，導致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進而阻礙經濟的增長。因此，處理好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速度二者的關系十分重要。要搞好我國經濟以及保持我國經濟發展的穩定增長，加強城鎮化建設，適度發展城鎮人口是重要手段，而不斷提高人口素質、保持我國人口整體的適度增長是基本政策。

一、我國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的基本關系

人口的增長相對于經濟發展來說存在一個“度”的問題。一方面，人口靜止不變或者增長得很慢，社會經濟發展就不能從人口增長的好處中得到實惠。在歷史上，沒有一個人口靜止不變而經濟增長迅速的先例，經濟獲得快速發展總伴隨著人口的增長。另一方面，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的快速增長會給社會帶來巨大的負擔，技術上和政治上的因素解決不了人口增長帶來的負擔。因為某些部門的遲鈍反映，龐大的資源和充足的資金有時也往往解決不了人口快速增長給社會帶來的問題和負擔。一個社會就如同一種植物或動物機體有其本身生長發展的速度。

因此，人口增長相對于經濟增長來說有一個適度增長的數值。所謂適度人口，就是獲得最佳經濟增長的人口規模。在適度人口的條件下，人口的增長與經濟增長實現良性循環，經濟得以發展，人口素質也得以提高。適度人口包括合適的人口規模與合理的人口構成兩個方面。一般來說，適度人口并不是靜止到一個點，而是為一個區間。在這個區間內，經濟增長的速度較快；而在這個區間之外，高于或者是低于適度人口的增長，經濟增長相對就要緩慢。如圖1所示，人口的增長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呈現倒“U”字形狀。在圖1中，曲線S上適度的人口增長水平就是點M所對應的N點，最優的經濟發展水平就是點M所對應的P點。點N和點P是我們最為關注的。一直以來，各國經濟學家始終關注如何根據一些數據資料估算曲線S上的轉折點M，并進一步推算出點N和P的具體數值。

圖1 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基于人口經濟學的分析視角，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關系密切。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認為，近代經濟發展的特征是國民人均生產值的持續穩定增長與人口的持續適度增長相結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總人口以及國民人均生產值持續增長。從每個時期經濟發展的變化來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確立了發展經濟的方針政策，借鑒世界先進的技術和設備，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經濟獲得快速發展，1978年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11.7%。1979年和1980年的經濟增長率較為顯著，分別為7.6%和7.8%，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年均增長率為3.5%。這個時期，由于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我國的人口增長呈緩慢上升的趨勢。同時，初出生率下降，人口的年均增長率下落到1.3%的低水平。

二、我國經濟增長中的人口因素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我國經濟迅速增長，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30多倍，年均增長率達到9.6%的高水平。在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人口結構顯著變化。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初以后，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和晚婚晚育的推行，生育率大幅度降低，少年兒童人口的比率顯著下降，而勞動年齡人口則急速上升。這樣人口結構的變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是巨大的。下面主要從經濟發展過程中來考察作為基本要素的勞動力數量的變化、素質的改善以及流動性等人口因素。

改革開放以來，就業人口的數量在上個世紀80年代處于急速增長的狀態，勞動力的增長作為積極因素促進了經濟發展。到90年代上半葉，就業勞動者的增長依然呈強勁趨勢，每年大約有1130萬人進入新的勞動市場。到90年代后半葉，就業勞動者則有下降趨勢，但仍然以年均640萬人的速度增長。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作為重要的生產要素促進了經濟的迅速發展。

勞動彈性是指勞動力的增長率和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的比值，它能測量人力資本的增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1978-1980年勞動彈性顯示了0.278的數值，到了上個世紀80年代后半葉達到0.354的水平。這樣在技術裝備陳舊、產業結構不均衡以及資本不足的時代，就業勞動力數量的急劇增加作為經濟增長的基本要素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隨著技術設備的進步、勞動力素質的提高、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資本集約度的提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逐漸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

勞動力素質的改善也是不容忽視的。1984年以后，隨著教育體制改革的實施，政府對就業勞動者增加了教育投資，有計劃地對職工進行各種文化教育和科學技術教育，并提出了提高廣大職員和工人的政策水平、文化水平、技術水平和經營管理水平的方針。不久，國有企業內部對工人進行各種各樣的職業技術教育的培訓，以適應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的需要。而且，政府采用多種教育形式強化成人教育，使接受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人口的比重逐漸增大。這樣隨著人力資本投資帶來的勞動力素質的改善，促進了經濟的快速增長。

此外，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產業結構的變化主要是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的勞動力流動。據統計，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產業間收入差距的擴大，大約有1.2億萬人的農業部門流向非農業部門，大多數轉變為農村的手工業、運輸業、建筑業以及服務業。其他的一部分農業勞動力為了尋求好的就業機會則轉向都市的建筑業、運輸業等服務業。

三、人口因素下實現經濟增長的對策建議

新經濟增長理論認為，人力資本是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和重要因素。人力資本的特點之一是其具有效用的遞增性，這一特性不僅使其自身的收益遞增，而且使其他生產要素收益遞增，從而推動經濟的增長。

（一）推進人口流動，加大吸收人才的力度

俗話說：流水不腐，戶樞不蠹。適當的人口流動是搞過經濟的必要條件。人類社會獲得發展的重要特征就是人口的遷移流動。同時，人口的流動受到社會經濟發展中一些因素的影響。在我國，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經濟取得巨大發展。城市經濟的迅速發展使得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流向城市，人口結構改變，產業發展轉型升級，加快了城鎮化進程。人口的流出，緩解了就業的壓力，有利于社會的穩定；提升了人口素質，收入也隨之提高；開闊了眼界，特別是使得廣大農村勞動者改變觀念，帶動廣大農村經濟的發展。當然，人口的流入意義也很重大，能直接帶動當地經濟的繁榮。因此，吸收人才非常關鍵。培育有利于人才成長的環境非常重要。市場經濟表明，應營造寬松和諧的工作環境，建立公平、公開、公正的競爭機制，進行職業規劃和有效的激勵機制，做到人盡其才，進而帶動企業經營效益的提高。

（二）加強城鎮化建設，適度發展城鎮人口

世界各國的發展歷程表明，一個國家的發展是需要由若干城鎮發揮中心作用來帶動的。特別是在現代社會中，經濟要實現正常、有序、穩健、快速的發展必須以城鎮為依托。我國雖然人口城鎮化取得了重大進展，但與發達國家相比，與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相比，人口城鎮化進程還存在較大的差距。2012年，中國的城鎮化率達到了52.57%，但統計中包含了大量流入城市中但戶籍還在農村的農民工，真正的戶籍城鎮化率不到35%，半城市化、偽城市化現象嚴重。推動城鄉一體化的新型城鎮化發展，應打破城鄉的二元體制，打破戶籍的限制，建立居民自由遷徙的人口管理制度，促進城市與農村人口的相互流動，實現人口向城鎮的集中。在新型城鎮化的建設過程中，應統一規劃、統一布局，在交通、電力、能源等基礎設施方面與發展成熟的城市相互對接，使基礎設施網絡和管理體制覆蓋城鄉。同時，在教育、公共衛生、基本醫療、公共文化和社會保障體系等方面，讓農村社區的居民能享受到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

（三）不斷提高人口素質

經濟發展需要提高人口的素質，提高人口素質的途徑主要有：一是各級政府要更新觀念，重視人力資源的開發、培育，甚至可以提升為一項基本的政策。二是加快改革教育制度，推行素質教育，實施城鄉一體化的教育措施，重視農村教育和農民素質的提高。在農村的教育中，應充分發揮農村基層干部和農業科技人員的帶動作用，注重對這類人員的培訓工作。推廣科技培訓，讓農村勞動者掌握科學技術，加快科技轉化為生產力。另外，對培訓工作應注重塑造一種輿論氛圍，爭取讓人人都重視這個工作，讓農村勞動者認識到提高自身素質對推動農業發展、提高農民收入以及對改變自身命運的重要性，在農村掀起一股學習風。三是加大現有人才的培養力度，提高現有人才的素質。在培養方式上應靈活高效，理論與項目相結合，探索適合廣大勞動者的培養方式和機制。

（四）保持人口整體的適度增長

人口整體的適度增長有利于經濟的增長。從歷史發展的進程來看，人是推動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巨大動力和重要因素。科技成果的推動和共享需要人來完成。人是推動社會進步和文明發達的重要因素。在社會發展中，人類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僅是消費者還是生產者，最大限度地開發和利用著自然賦予的資源。因此，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應保持人口整體的適度增長。當然，并不是說要無限制地發展壯大人口，也應該有個度，過快增長容易造成人口的膨脹，過多的人口會給社會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和負擔，反而不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

四、結論

在我國，總人口數、農業人口數、城鎮人口比重與國內生產總值之間存在著顯著的相關關系。總人口數的適度增長、農業人口數的減少、城鎮人口比重的增加會促進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同時，經濟的增長，又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總人口數適度增長、農業人口數逐漸減少、城鎮人口占比穩步提高。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與其各自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之間也存在著很顯著的相關關系。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同時，經濟的發展會帶來人口的不斷流入，有利于形成人才的集聚效應，帶動人口素質的提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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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家現代化過程中，選擇在農村居住而在城市打工賺錢，是一種頗有吸引力的生產生活模式，而且這種生產生活模式的“費效比”，要好于在城市打工賺錢并在城市定居的模式。

我們不妨去作個調查，在城市打工賺錢的農民朋友，有多少愿意在城市定居，又有多少賺了錢后仍會回到農村老家去。每年春節，農民工幾乎全部都要返鄉過節，這幾年，返鄉后不再回到城市的年輕農民工越來越多了，因為在城市打工雖然收入多一些甚至多許多，但生活費用也要貴一些，甚至貴許多，只有犧牲生活質量，才能有節余積攢。但要買下房子在城市定居，對多數人來說，這些積攢的錢又太少了；若能在家鄉找到事做，即使收入少些，由于可常回家，便免去了住房等費用，還可享受天倫之樂。

很多人認為，是戶籍制度阻礙了農民向城市的流動。這是個原因，但不是重要原因。農民如果沒有錢在城市買房子，就只能是城市過客。有人提出，如果國家制定政策把農民老家的“小產權房”變成可交易的“大產權房”，農民賣掉農村房子在城市買套房，問題就解決了。但有賣必定有買，買賣只是產權易手，住在農村的人口并不會因此而減少，并不符合城鎮化的要求。從購房的情況看，能在城市買房的是農村的“有錢人”，是少數人，其中許多是“投資性購房”。所以，參與到城鎮化過程的農民人數一定不像人們看到的那樣，實際上要少很多。

能否考慮通過大幅提高農民工收入來解決城鎮化問題呢？根據“替代原理”，勞動力工資成本上漲，替代的方法便會出現。比如把產業轉移到勞動工資低的地區和國家，比如提高自動化水平以減少勞動力使用等等。勞動工資上漲是必然趨勢，“替代原理”發揮作用也是必然趨勢。現在的情況是，產業不僅流向勞動力成本低的相對落后的國家和地區，同時也開始撤回到當初轉移出來的發達國家。產業回撤自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以來開始發生，歐債危機后擴大，本國的就業壓力使政府促使轉移出去的產業重回本土，我國沿海城市的“農民工”因此開始回家尋找機會。這告訴我們，通過大幅度提高農民工工資來促進城鎮化，至少在目前階段是很難做到的。

城鎮化的本質是農民由分散走向聚居。人口聚居為國家現代化提供了諸多便利，像產業集群所帶來的好處一樣，城鎮化會演化出新的工作崗位，社會分工由此而深化，許多改善生活和方便生活的組織和設施由于聚居帶來的成本分擔而變得可行，生活會由此更為便利和豐富多彩。城鎮化是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必然趨勢。不過，由于大量涌入城市打工賺錢的農民無法改變高生活成本與收入不足的差距，“大聚居”對許多進城農民來說，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越是大的城市，越是不可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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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現在,郭子祥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樣一家家地跑,他打開電腦,就能實時掌握全市2100家大大小小的旅館情況,即可了解每家賓館的入住率、入住旅客的姓名、身份證號碼以及照片等信息。而這些信息,全部出自榆林市公安局建設的旅館治安管理信息系統。

盡管有相關的法律文件作為實施的依據,但這套系統的建設并非一帆風順。推廣安裝之初,甚至有旅館業主抵制安裝,他們聚集在一起,試圖到市政府門前上訪。而如今,系統已經成為業主們日常管理住宿的重要手段,系統一旦出現問題,業主會主動給技術支持人員打電話,要求立即解決問題。

是什么原因讓榆林市的這些旅館業主的思想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這套系統的安裝到底對榆林市的經濟建設起到了怎樣的保駕護航的作用?日前,《計算機世界》記者遠赴榆林進行了實地采訪,了解到了榆林市旅館治安管理信息系統安裝前后方方面面的故事。

要用信息化把流動人員管起來

榆林市位于陜西省東北角,北接鄂爾多斯,東連山西省呂梁,是中國能源大市。

榆林有一區11縣,其中3個縣――神木、綏德和米脂隸屬全國百強縣,這在全國也是罕見的,神木縣更是以煤田和醫療改革聞名全國。

“榆林市資源豐富,有煤、天然氣、石油和鹽等多種資源,是國家級能源化工基地。近年來榆林加大了對地下資源的開發利用,全市的GDP每年以50%的速度增長,是全省GDP的排頭兵。”榆林市公安局常務副局長白玉功介紹說,但是隨著榆林市經濟發展,前來旅游觀光、務工的人員也越來越多。

白玉功認為,一個地區的經濟實力決定著當地的文化和生活,也和當地的社會治安情況有一定關系。“經濟上去了,外來流動人口自然就多了。”

榆林全市有360萬人口,大大小小的旅館有2100家,每天流動的人口在2萬〜3萬,如果不能管理好這些流動人口,很容易給當地的治安帶來隱患。

過去榆林公安局對旅社行業的管理流程是,業主們將住宿旅客的相關信息登記在專用的記錄本上,包括他們的姓名、身份證號碼、家庭住址等。每天晚上,業主要捧著厚厚的登記冊送到管轄區內的派出所,換回前一天送的登記冊。這種方式不僅落后,而且極其不方便。如果登記薄上的字跡潦草、信息登記不完全,派出所還要給業主打電話,效率很低。

據了解,按照公安部相關的文件,無論旅館規模大小,必須要安裝旅館管理信息系統。相關文件出臺于2000年左右,但由于客觀原因,2006年前后,全國旅館安裝管理信息系統的覆蓋率不到50%。

榆林縣于2006年開始正式安裝旅館業管理信息系統,由白玉功負責,后來由副局長薛治安接管,具體執行落實在治安支隊長李希鴻和同事身上,郭子祥被任命為專管員來執行該系統的建設工作。

2006年剛開始時,登記注冊的旅館有900家,就算一天安裝一家,全部算下來,至少要用3年時間。更何況,這還沒有包括尚未注冊的小旅館,這讓郭子祥等人心頭一緊。

但是,榆林市公安局考察了其他城市的旅館信息化管理之后,感到還是要靠信息化的手段來管理,必須要推廣這套系統。

“依靠人管人是行不通的,要向科技要警力,借助信息化的力量,來提高治安管理的戰斗力。”薛治安認為,在經濟水平不差的情況下,更要利用信息化來實現社會治安管理創新,擴大信息化的覆蓋面積就顯得尤為重要。另外從大的方面說,良好的社會治安是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的基石。有了良好的治安環境,公安執法部門就能隨時掌握社會情況,也能更好地服務于當地居民。

2006年,榆林市公安局在公安部審核批準的10家系統供應商中選擇了一家,準備建設方案。但他們萬萬沒想到,在此后將近1年時間的建設期間,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這讓郭子祥心頭又緊了緊。

從抵制到百分之百安裝

榆林市公安局采用的旅館信息系統很簡單,包括一套電腦設備、專用軟件以及特種掃描儀。系統供應商北京博雅英杰公司在公安部的標準之上,增加了無線傳輸、自動識別、人臉比對等功能。如此一來,入住旅客的基本信息包括照片自動納入到系統之中,上傳到公安局的后臺服務器。

從操作上來說,系統操作簡單,業主操作人員將旅客身份證放入特種掃描儀內,點擊軟件的掃描按鈕,30秒內即可掃描完身份證并完成信息上傳。在后臺,30秒內就能完成一次信息比對,幫助執法部門迅速找到“符合要求”的人員。

那為什么操作如此簡單的系統會遭到業主們的拒絕?

此次安裝的旅館系統分為高、中、低三檔。一套高檔設備的價格是9800元,中檔設備的價格是8600元,低檔設備的價格是6800元。這些設備均包括一套電腦、特種掃描儀和無線傳輸設備。價格差距表現在設備的配置上,高檔設備,電腦的配置高,均是當時的主流配置。

旅館是營利單位,要讓它們出錢購買電腦,又要培訓使用,還要實時將數據傳輸到后臺,這對很多旅館業主而言,仿佛沒有帶來任何直接的好處。所以,在推廣時期,業主們的抵觸情緒很大。

“歸根結底,還是意識問題,而不僅僅是費用問題。”薛治安說,以9800元的高檔電腦為例,通常安裝在150張床位的旅館中。這些旅館大多是高檔酒店,一晚上的住宿費用是200~500元不等。一臺近萬元的電腦對它們來說,不算什么難題。

那么,6800元的設備,對于小旅館而言是否是負擔呢?

酒店行業的特點是高檔和低檔的入住率高,可達到80%。榆林市安裝系統的旅社最少床位是20張,星羅棋布布置在火車站、汽車站等流動人口密集區域。由于本地經濟好,小旅社一張床位一晚上的價格大概是80元左右。如此算來,小旅社每天的收入在千元左右,購買一套6800元的設備也并不存在太多的難題。

但是一些旅館的老板認為,哪怕是1000元一套設備也不值。“我們看不到安裝設備的好處。安裝設備后又要浪費我們的人力成本去維護,又要擔心使用問題,所以我們為什么要裝?”這代表了當時絕大多數業主的心態。

榆林市公安局在部分區域的旅社強制安裝了系統,不過,強制安裝之后的負面效果很快顯現出來。有一些業主聚集起來,打算到市政府門前上訪。薛治安說:“大清早6點鐘,我們知道消息之后趕緊趕過去,苦口婆心地勸說,把所有的業主請到一塊,分析利弊。”

但是即使安裝完成,最初的使用效果也不很理想。要么業主不裝,要么安裝了不用,要么用了之后,上傳的信息殘缺,利用率不高。

郭子祥是最清楚系統安裝細節的人,他告訴記者,剛開始安裝時,系統商帶著調試好的設備,在旅社當場培訓好了操作人員后,以為大功告成。可過了一段時間后,感覺就是用不起來。他只好天天去到基層轉,詢問為什么不用。他得到的答案很簡單,“系統價值不大。”

對于業主們“系統價值不大”的回答,白玉功分析了背后的原因。他認為,以當地的人文環境說,榆林是個革命老區。盡管這些年人民富裕了,可觀念還停留在過去的想法上,沒有認識到“安裝這套系統是為了當地的治安,是為了旅館業的發展,而不是從中獲利,給旅館業帶來麻煩。”

“舉例說,以前旅館業有不良分子入住之后,極有可能發生賭博盜竊、喝酒鬧事、等行為。真實的案例也確實發生過,由于旅館并不知道入住的是被通緝的殺人犯,結果導致該地區又發生惡性案件,旅館也遭受了損失,當地經濟和生活也受到影響。”白玉功說,“更重要的是,為了維護一個安定的環境,過去,公安系統經常要挨個排查旅館。如果旅館的信譽不好,公安機關也許會‘三天兩頭’去檢查,這樣也會影響旅館的正常營業,生意大打折扣。如果安裝系統之后,公安人員知道旅社入住了什么人,隨時掌握了流動人口的信息,為旅館業主、為當地經濟發展保駕護航。”

所以,白玉功認為,強制推行系統的同時,最重要的是把宣傳工作做好。如果做不好,就會有諸如上訪這類事情發生。

之后,榆林公安局加大了培訓工作。郭子祥和同事組織酒店老板,集中培訓60場,培訓人數達到1600人次。郭子祥說:“培訓是從旅館的管理者抓起,不能前臺操作人員走了,系統就癱瘓了。‘老板’這樣的管理者也要求會操作,這樣自然帶動了員工培訓的積極性。”

經過數次培訓,榆林市公安局終于做通了業主們的思想工作,系統得以順利安裝。榆林市公安局還在系統供應商的配合下,建立了完善的服務體系。如果基層旅店碰到不會操作的問題或者系統發生故障,工作人員隨時可以給服務公司打電話求助。榆林公安局規定,市區必須在20分鐘內解決,而區縣必須在24小時內解決。

為此,北京博雅英杰公司專門在榆林市區配備了近20人的售后服務隊伍。

經過使用之后,有旅店的老板向郭子祥表示,他對自己酒店的治安更放心了。“有這套治安管理信息系統在背后作為支撐,旅館治安狀況好轉,也會無形中提高我們客房入住率,提高我們的經濟效益。”

打造數字化的平安城市

薛治安認為,系統的安裝,在多個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第一就是安裝系統的覆蓋率達到100%,并且摸清了市區旅館的數量。系統的使用率達到90%,每天接受的信息量在5萬條。旅館治安環境明顯好轉,犯罪率下降,利用賓館酒店從事不法活動的行為減少,提高了整個行業的美譽度。

其次,建立起一套成熟的防御體系。如果有“符合條件”的人員入住,系統將自動發短信給公安局、轄區派出所以及相關工作人員,可迅速派人員到現場。同時,業主們接受之后,主動配合,形成了良好的協調機制。

再次就是,成效顯現之后,這套系統可推廣到煤礦、重要工作場所以及網吧。榆林由于是能源大市,近年來煤礦務工人員增多,多是流動性人口。有些煤礦小老板出于利益的考慮,對這些人員不登記、不上報。如果一旦發生事故,人員信息很難掌握。煤礦安裝流動人口登記信息系統之后,除了維護社會治安,也對煤礦行業的用工務工起到了規范作用。

薛治安說:“我們已經在局部地區安裝了這套系統,使用效果良好。一些網吧看到系統發揮的效果之后,也紛紛要求安裝系統,這就是從被動到主動的一個轉變。”

這套系統為什么能在榆林市達到100%的安裝率?白玉功認為,除了宣傳教育之外,更關鍵的是系統的確發揮了某些作用,例如讓住宿行業的某些管理方式發生變化。如果旅客入住時,旅館不登記信息,那么,旅客可舉報給轄區派出所。派出所將返還給旅客住宿費,而嚴懲旅館。如果公安局抽查到了不登記信息,旅館也會受到嚴懲。當然,除了獎懲之外,榆林市公安局也為那些使用系統好的旅館授牌。旅館業主們也高興把“治安良好”的獎牌掛在大堂中,顯示自己的良好治安環境,旅客住得安心。

篇(7)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 資本市場 基本養老保險基金

加速的人口老齡化給國民經濟帶來巨大壓力

2011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我國0至14歲人口占16.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個百分點；60歲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個百分點，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個百分點。聯合國預測中國人口總量將在2030年達到最高峰約14.15億，之后開始出現負增長，但老年人口數量仍將持續增長。波士頓咨詢公司（BCG）和瑞士再保險聯合的最新報告預測，中國15歲至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預計將在2015年之后開始減少。到2050年，被稱為“銀發人群”的60歲及以上人口將從2010年的約1.65億人激增至近4.4億人，屆時將占中國人口總數的34%左右，比屆時的總人口第一大國印度，仍多近1億老年人。加速的人口老齡化將給財政、金融等國民經濟各方面帶來壓力。

（一）不斷上升的退休成本帶來嚴峻的財政挑戰

從1997年全國各級財政開始對養老保險轉移支付算起，補貼規模不斷擴大。2011年新增財政補貼高達2272億，三分之二的養老保險累計結余來自于財政轉移支付。《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11》指出，在人口老齡化的壓力下，我國養老金的統籌賬戶將給財政造成巨大負擔；從2017年起，養老金要求的財政補貼將不斷上升，到2050年，當年的養老金缺口將達到當年財政支出的20%以上。與GDP的規模相比，到2050年養老金的缺口現值將達到目前GDP的75%。

（二）人口老齡化將改變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

與人口老齡化息息相關的人口規模變化是勞動力人口數量的變化。目前中國是第一人口大國，也是勞動力資源第一大國。而聯合國預測數據顯示，如果生育率繼續維持在1.8左右，中國勞動力人口的增長趨勢還會維持5年左右的時間。到2016年，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人口）將增加到10.1億的高峰，其后將出現負增長，但在2028年之前，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仍將保持在70%以上。在勞動年齡人口總量增長的同時，新增勞動年齡人口呈現減少趨勢。15-64歲人口會在2014年達到9.97億的峰值。因此，從勞動供給的角度來看，如果能延長退休年齡到65歲，中國勞動力供給最為豐富的時間還會維持5年左右的時間，之后勞動力人口絕對數量將不再增長，其規模會逐漸縮小。

（三）人口老齡化將給經濟增長帶來挑戰

人口老齡化加速將中國經濟長期增長帶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勞動年齡人口的負增長、勞動參與率下降及其帶來的勞動供給減少，以及儲蓄率下降帶來的物質資本積累低增長，這些因素將共同導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在總要素生產率保持每年3%的增長速度前提下，人口老齡化將使得2010年到2020年期間的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將比本世紀的頭十年下降2.4個百分點，本世紀中葉的經濟增長速度不到目前經濟增長速度的一半。中國如何迎接人口老齡化的挑戰，保持經濟持續增長，很大程度取決于能否通過改革措施迅速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從長期來看，今后提高人均資本積累和勞動生產率主要來自就業結構轉換、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等渠道。

（四）人口老齡化將帶來資產貶值和國際資本流動等金融挑戰

雖然退休人群的遺產動機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拋售資產的動機，當進入退休高峰的人群開始兌現資產時，人口老齡化預示著更加動蕩的世界金融市場時代的到來。同時，發達國家的公共養老金在21世紀30年代將積欠足夠數額的赤字，以至于消費掉發達世界的儲蓄，債務累累的西方政府借款為退休保險金籌措資金，可能使信用遭到更嚴重破壞。人口老齡化的發達國家的資本可能因為資本收益下降，而大規模流向人口年輕化的發展中國家，也可能引發全球資本流動的大規模變動和金融市場的巨幅動蕩。

中國資本市場需要穩定的機構投資者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資本市場的規模日趨擴大，成為亞太地區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資本市場。大規模民營化、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金融業重組、科技產業的興起，特別是過去30多年的經濟增長大趨勢都有力地推動資本市場的發展。中國是世界上擁有高儲蓄率的國家之一，但是在計劃經濟制度遺留的行政手段作用下，資本收益率卻始終保持在一個相當低的水平上。隨著改革的深入，管理層和理論界都清醒地意識到：完善的資本市場對改善投資效率、提高生產率及維持經濟的繁榮至關重要。完善資本市場在中國的經濟轉型過程中必將發揮更大的資本市場配置功能。完善資本市場功能的措施之一就是增加機構投資者比例。

歷史證明發展以證券投資基金為代表的機構投資者改善了資本市場的投資者結構，促進了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推動了理財市場和各類理財產品的發展，促進了社會保障資金運作管理的市場化改革和保值增值目標的實現，推動了居民儲蓄向投資的轉化和直接融資比重的提高。機構投資者正面臨進一步發展的良好機遇，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和國民財富的積累，為機構投資者帶來巨大發展空間。將儲蓄轉化為投資，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需要機構投資者發揮更大作用，資本市場基礎制度改革的深化和進一步對外開放，將為機構投資者的發展搭建更為廣闊的平臺。

但是，相對于海外成熟的資本市場，我國資本市場不僅機構投資者的比例不高，而且養老保險基金的入市比例相對偏小。在歐洲股市里，養老基金占比達70%，而且歐洲國家性質的公共基金有稅收優惠；美國的養老基金占比也有50%。我國社保基金作為養老保險三大支柱之一，是入市的先行者，在資本市場的投資取得了良好收益。據統計，2001年到2010年這10年間，社保基金的平均投資收益率為9.8%，遠高于同期的通貨膨脹水平和銀行存款利率水平，很好地實現了基金的保值增值。

基于養老保險基金進入資本市場投資將為各方帶來好處的預期；特別是社保基金在資本市場成功投資的歷史，也增加了各界對養老保險基金進入資本市場投資的期望。但是業界和理論界都忽略了一個基本問題：在人口老齡化的背景下，資本市場一定能給養老保險基金這樣的機構投資者帶來穩定的收益嗎？

人口老齡化和資本市場的理論分析

人口老齡化如何影響未來的資本市場問題，可以通過財富積累與消費的生命周期理論得到部分答案。該理論假定：個體在工作年限內儲蓄，目的是為了在退休后利用之前積累的財富。進而可以推論：人口老齡化將會導致老年人大量銷售資產，進而使股票和債券資產的供給大于需求。一些學者因此認為，隨著人口老齡化時代的到來，將會導致資本市場“崩盤”。另外有學者認為，由于資本市場的國際化水平越來越高，國際資本流動將偏好流入老齡化問題不嚴重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本文試圖回顧經濟學和金融領域的理論文獻和實證研究，來評估上述假定的真實性和重要性。雖然這方面的理論研究不是結論性的，而且關于人口老齡化對資本市場績效表現的影響的研究也沒有完全一致的發現；但仍然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人口老齡化將會影響資本市場的表現，但影響效果并不十分顯著。其原因可能是資本市場已經消化和反映了人口老齡化的信息，預期因素發揮了作用。因此，除非存在急劇的和超出目前預期范圍內的人口變動，持續的人口老齡化只會對國際資本市場產生溫和、中性的影響。

Poterba（2001）提出了一個建立資本價格和人口年齡結構關系的模型。該模型假定存在“年輕”和“退休”兩類人群；年輕人群的數量為Ny，年輕人群在特定期間工作并獲得正常的工資收入，儲蓄率為s。資本的供給假定為K。而單位資本的價格p不斷調整，以滿足資本需求。

p*K=Ny*s

當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處于工作年齡時，資產價格就會上漲；當生育高峰人群進入退休年齡時段，資產價格就會下跌。雖然模型得出的結論和一般的“崩盤”推測是一致的，Poterba指出該模型并沒有考慮若干重要條件：不同人群儲蓄率的差異，資本的供給率不是固定的，生產率的提高也可能抵消人口老齡化對資產收益率的負面影響等。

Abel（2001）提出了一個更復雜的理論框架，以解決Poterba模型的缺陷。Abel認為，即使老齡人口的資產需求不下降，資本供給的變化也會導致資本價格的下降。Abel構建的二代交疊模型包括了可變的資本供應和遺產動機變量；假定工作人群能從將資產遺傳給下一代而獲得效用；同時將資本供應和上一期的資本價格聯系在一起。Abel的模型意味著，在假設資本價格存在長期無條件的均值時，資本價格的動態行為遵循自回歸過程。這個模型預測，美國生育高峰一代進入工作年齡后，首先導致了資本價格的上漲，然后回歸到長期無條件均值附近。Abel進一步得出結論：即使引入資本供給變量，遺產動機的存在并不能阻止資本價格的下跌。

Brooks（2002）提出了一個復雜的世代交疊模型，這個模型使用了四代模型以確定美國生育高峰一代對股票和債券收益率的定量影響。Brooks最重要的創新在于：假定這些隨著被研究對象人群的老齡化，他們可以將持有的股票資產轉換為債券；退休人群相對于工作年齡段的人群而言，面臨更多消費風險，所以退休人群更傾向于持有無風險資產。這個模型包含了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而且假定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進入退休年齡后，會將資本傳給之后出生的一代。Brooks的模型預測，資本-勞工比率將在2020年時高于長期均值15%以上，因此拉低了資本收益率；美國人口結構的變化將會導致2000-2020年美國股票和債券的收益率下跌92個基點和82個基點。這個模型還預測在整個生命周期內，美國生育高峰一代出生的人比之前一代人的資產收益率少100個基點。

Geanakoplos，Magill and Quinzii（2002）提出一個更復雜的代際交疊模型。該模型包括了資本供給、遺產、年輕和退休人員的贍養，以及由財政支持的社會保障系統等變量。他們指出，美國股票市場經歷了1945-1964年的牛市、1970年代的熊市，以及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早期的牛市，這三個牛熊交替的20年與生育高峰、低谷一致：大蕭條時期、1950年代生育高峰、1970年代的生育低谷。根據這個模型，個體生命周期可分為三個階段：青年、中年和退休；在整個生命周期內，個體都可以投資股票和債券以實現效用最大化。當較小人群（生育低谷出生的人群）進入中年時，股票價格將會下降；相反，當較大人群（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進入中年后，股票價格將會上漲兩倍以上；而隨后當較大人群進入退休年齡，需要將股票賣給較小人群，從而推低了股票價格。他們將這種現象稱為“偏好的世代效應”：就整個生命周期的消費流而言，較小人群會比較大人群得到的效用更多。雖然在這個模型中引入遺產動機變量，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但沒有完全消除）當較大人群進入退休年齡后導致的股票價格下跌影響。他們還指出，相對于其它因變量，人口周期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解釋股票市場高峰和低谷之間的振幅。

Brooks（2006）提出的模型強調了資本市場的國際化。該模型模擬了在國際化背景下，國際資本自由流動將導致資本收益率的平均化，從而緩解了人口老齡化對資本市場的影響。Brooks認為：隨著人口老齡化，儲蓄會超過投資，進而帶來資本收益率的下跌；人口老齡化的國家會成為資本流出國，向人口年輕化國家輸出資本，以追求更高的資本收益率；所以人口老齡化的開放經濟體的資本收益率不會大幅下降。Siegel（2005）也認為國際資本流動會減弱股票市場收益率下降的趨勢。他據此提出了“全球解決方案”：人口老齡化國家通過資本輸出以換取發展中國家的商品和服務。Siegel利用聯合國的人口數據預測，到2050年發展中國家的勞動生產率提高6%，就足以使老齡化國家的退休年齡只需稍微延遲兩年，就可以支持老齡化國家退休人員的生活水平。但是，如果發展中國家勞動生產率沒有增長，將導致發達國家的退休年齡延長到76歲。Siegel還提出了其他建議：比如提高征稅率和放松移民政策，但是這些政策建議還需要政治考量。這些發現和Geanakoplos，Magill and Quinzii（2004）的發現非常類似。

關于人口老齡化與資本市場的實證研究

許多探討人口老齡化對資本市場影響的實證研究都是以美國數據為基礎的。但是由于并不存人口老齡化國家面臨的大規模人口變遷的歷史數據，樣本數據充分性都還需要論證。

Poterba（2001，2004）的兩項實證研究探討了美國人口老齡化和美國股票、債券和國庫券之間的數量關系。研究使用了美聯儲的消費者財務狀況調查數據，這個調查是定期對美國資產所有權的橫斷面調查。Poterba建立了如下回歸模型，從而確定不同年齡和時代對資產持有的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股票資產的持有確實展現了年齡模式。55-59歲美國人持有的權益資產達到最高的32500美元，然后到75歲時，下跌到25000美元；金融資產的持有高峰期是65-69歲，之后老齡人持有的金融資產幾乎沒有變化，一直保持穩定直到75歲以上。Poterba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當美國生育高峰一代接近退休年齡時，不會急于出售金融資產。換句話說，2020-2030年不存在金融市場崩盤的可能性。Poterba還在回歸模型中測試了人口統計變量和資本收益率變量之間的聯系。他使用了兩個資本收益指標：資產收益率R和價格紅利比率（P/D）。

（1）

（2）

Poterba的研究測試了幾個人口統計學變量：大于20歲的人口數量、40-64歲之間的的人口比例和兩者之間的比率。結果表明，沒有證據顯示大部分人口統計變量和資產收益率之間的相關關系。在公式（2）里，價格紅利比率只是與部分人口統計變量有關，但是當區分時間模式后，這些變量與價格紅利比率之間的相關系數在統計學上的意義變得不顯著。Poterba使用同樣的分析方法，分析了英國和加拿大的數據，結果也是一致的。

最后，Poterba從消費者財務狀況調查數據推導出了影射（預計）的資產需求變量，將其作為資產匯報和價格紅利比率模型的解釋變量（自變量）。

（3）

（4）

結果也僅顯示了資產收益與影射（預計）資產需求的微弱關系。Poterba最終得出這樣的推論：因為退休人員不會變現和消費掉一生積累的財富；隨著生育高峰一代的人群進入退休年齡，資產的價格不會顯著下降。

Geanakoplos，Magill and Quinzii（2002）開展了另一項研究，他們構建了一個MY變量（將中年人群對年輕人群的比率作為測量人口結構的指標），然后將其與市盈率建立回歸模型：

（5）

利用美國市場的數據，這項研究發現：股票價格與MY比率存在正相關關系。他們因此預測，與MY比例下降一致，股票價格在2020年前將下跌。他們同時假定權益收益率受到資本損益的影響，而資本損益將受到股票價格的影響；將權益收益率與不同的MY比率進行回歸分析，得出如下公式：

（6）

研究發現，差分化的MY比率與權益收益率正相關，能解釋14%的權益收益率的變異。而MY比率與權益的風險補償成負相關關系，與利率不存在相關關系。他們對德國、法國、英國和日本的股票市場指數與MY比率進行了相關分析，得出了如下公式：

雖然日本的數據表明了股票價格與MY比率的強正相關關系，而其它國家的數據只顯示了MY和股票價格的弱相關關系。即使在這個模型中引入移民變量，上述發現也是一致的。

總之，已有的證據顯示，隨著生育高峰一代的人群進入退休年齡，且將資產銷售給生育低谷出生的人群，權益（股票）價格會在一定程度上下跌。但另一方面，遺產動機能緩解這種影響，而國際資本流動會在更大程度上中和人口老齡化對資本市場的壓力。相關研究主要利用了美國數據，而且只表明了人口老齡化與股票價格以及收益率的弱相關關系。

結論

我國即將進入老齡化時代，養老基金的資金缺口越來越大，養老基金特別是基本養老保險基金保值增值的壓力十分巨大；另一方面，長期穩定的機構投資者的缺失是我國資本市場重要制度缺陷之一，資本市場需要像基本養老保險基金這樣能緩和市場波動的投資者。但是，基于西方發達國家數據的研究結果表明：人口老齡化與股票價格及其收益率之間存在弱的負相關關系。也就是說，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在資本市場投資，并不一定會給其帶來保值增值的預期效果。雖然有學者認為可以通過專業化的投資管理來確保養老基金的增值保值；然而，根據有效市場假定理論，從長期來看，任何一個投資者都不可能獲得高于市場平均收益率的收益。基于本文討論，筆者認為，管理層在作出基本養老保險基金進入資本市場的決策前，需要做進一步廣泛的研究，并提出相關支持政策，才能確保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在保值增值的同時，成為穩定資本市場的長期投資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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