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國際傳播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美國學者詹姆斯•凱瑞在其著作《作為文化的傳播》里,將傳播的路徑抽象為兩類——“傳播的傳遞觀(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傳播的儀式觀”(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傳播的傳遞觀”源自地理和運輸方面的引喻,被認為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圍內拓展信息的一種模式,這是傳統傳播研究的一種重要思路;而凱瑞更為認同的傳播路徑是后者,他將“傳播的儀式觀”定義為“以團體或共同身份把人們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禮”,提出傳播實質上是一種通過符號來使現實得以生產、維系、修正和轉變的過程,是一種分享意義的文化儀式。

從本質上講,國際傳播是一種跨文化傳播。跨文化的交流是來自不同文化體系的個人及組織、國家等社會群體之間進行的信息傳播活動。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不同的行為準則和價值判斷,而這一切又會影響傳播方式和傳播對象的接受程度,所以,在國際傳播中,如果缺乏對傳播對象文化背景的了解,用己方的價值尺度去評判他方的行為,常常會引發歧義、曲解,甚至造成沖突。

文化差異制約著文化交流的有效進行。而提高跨文化交流的效果,實際上就是克服文化差異的過程。國際傳播中影響跨文化交流的障礙主要有三個:一是傳者處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對事物的判斷往往表現出不同的價值取向,而這會影響到對新聞事件的取舍和報道中的態度;二是傳播過程中會因為語言、文化習慣不同,帶來表現方式和風格的不同,從而造成認知上的偏差;三是受者接收心理的差異,也會帶來主觀評價的多義性。

要建立一套適合全球的話語體系是十分困難的。任何國際傳播都承擔著弘揚本民族文化和吸收世界優秀文化的雙重責任,同時還要克服傳播的消極因素。目前,國際傳媒通常采取兩種態勢:一方面,加速本民族文化的現代化,以其突出的民族特色和時代感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實行本土化的傳播版圖擴張策略,不但內容本土化,合作伙伴也實行本土化,針對不同地區的受眾特點,提供不同形態、不同面孔、不同包裝的內容產品,以符合接收者的風土人情和文化心理。即以文化的融合來適應跨文化傳播的原則要求,力求在全球化語境下報道世界。

事實上,任何從事跨國界傳播的全球性媒體,都不可能真正超越國家、超越意識形態、超越文化,成為“無國籍”的“世界公民”。任何媒體都不可能脫離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獨立生存,而且傳受雙方均處于不同的文化價值體系,這使得在許多情況下,對國際事務的評價不可能形成統一的標準。因此,跨文化交流中的沖突、溝通與理解將會長期并存。

二、單向度的媒介帝國主義

加拿大經濟史家、傳播學家英尼斯于1950年提出了著名的“傳播偏向論”和“帝國模式論”。在其著作《傳播的偏向》和《帝國與傳播》中,他沒有給“帝國”下定義,而是將概念建立在傳播媒介的性質偏向上,對歷史模式做出了有深度的解釋。這把解釋的鑰匙就是他的“偏向論”——媒介、傳播、時間、空間、政治組織和宗教組織都有各自的偏向。主導媒介的時間偏向表現在它對文化和制度產生的影響上。倚重時間媒介的文明固守傳統,強調連續性,突出社會的黏合力,緊守神圣的信仰和道德傳統。相反,所謂空間偏向的文明是:強調地域擴張,強調中心對邊緣的控制,世俗制度發達,宗教體制薄弱,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社區生活逐漸瓦解,甚至衰亡,個人主義盛行。

國與國之間不能不交往,然而這種交往并不總是平等的關系。以美國學者伊曼努爾•華勒斯坦為代表的“依賴/全球系統論”(Dependency/WorldSystemTheory)認為,在全球系統中,所有國家通過交往而相互依存、聯系,經濟一體化將各種文化、政治整合在一起。然而經濟力量的差異導致了國與國之間交往的不平等。發達國家總是利用自己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優勢,將一些不平等的新聞交流條件強加于發展中國家頭上,并對發展中國家予取予求,使得富者愈富、窮者愈窮,從而造成了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在各方面的依賴。

然而,相互依存的全球系統是一個動態發展的國際網絡。由于國際經濟、政治、軍事力量的此消彼長,導致了國際關系的不斷調整和變化,因此,國際傳播中的信息流動實際上便是國際關系發展、變化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

1971年,美國學者嘎爾滕提出的“中心-邊緣結構”(Center-PeripheryStructure)概念認為,在“中心-邊緣”結構中,發達國家處于中心地位,發展中國家處于邊緣地帶。這種結構實質上是全球帝國主義的表現。

國際傳播領域的帝國主義表現在經濟、政治、軍事、傳播、文化五個方面。其中,傳播作為當今帝國主義的一個重要方面,反映了世界范圍內信息交流過程中不平等的權力話語關系。在信息時代,傳播科技的跨越時空特性使得中心國家能憑借雄厚的財力和科技成果,通過全球性通訊社來操控世界范圍內的新聞傳播,從而達到新的殖民主義。最明顯而直接的形式便是大量向邊緣國家傾銷傳媒產品,形成了以單項流通為特色的媒介帝國主義。

中心國家在國際新聞傳播中充當主角的表現形式有兩種。首先,作為產品形式的國際新聞傳播,絕大多數內容都是關於中心國家的報道;其次,作為國際新聞傳播領域最大的傳播者,在國際新聞輸出和期刊貿易的數量上占據著中心地位。邊緣國家由于沒有占據全球傳播系統的中心地位,任何產生于或關於這些國家的報道都得通過更多關卡的過濾,方能在國際新聞中聊備一格。

按照通常的分類法以及考慮到不斷變化的新聞中心等因素,現在的“中心-邊緣”國家劃分情況是:美國、西歐(特別是英、德、法)、日本、加拿大為中心國家;其他歐洲國家(如瑞典、瑞士、俄羅斯)、亞洲的中國、南韓、新加坡、馬來西亞、拉美的阿根廷、墨西哥,非洲的埃及為半邊緣國家;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包括獨聯體的一些國家)則被劃為邊緣國家(Chang,1998)。

三、重構文明的全球化走向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著作《世界是平的》一書中寫道:“地球是圓的,但世界是平的。世界正在被快速的攤平或鏟平,全球化也正在進入繼國家全球化、公司全球化之后的全球化3.0時代,即個人全球化時代。”

處于全球化時代,媒體將為人類呈現一個無比透明的地球,不同地域的距離將被極大地拉近,人們朝夕相處,不分彼此,合而不同,欣賞和關心著對方的文化和現狀。這時,媒體將很難分清對內、對外,而是要具備人類共通的價值取向。

實際上,自全球化理論出籠之日起,西方學者就沒有停止過對它的質疑。赫茲和湯普森認為,現代社會充其量是一個國際化的社會,某些鼓吹新自由主義的政府巧妙地利用技術進步,在制造貿易和資本流通全球化假象的同時,事實上拉大了區域間的貧富差距,為自身積蓄著統治世界的力量。《金融時報》專欄作家馬丁沃夫尖銳地指出,全球化是人們在興致勃勃地享受技術發展帶來的全球化便利時,面對斑斕世界所產生的錯覺,其實它是政治家宣傳的結果,全球化進程將永遠局限在民族國家范圍之內。

全球化不是單極化、西方化、同質化,不是全球資本主義化。全球化有不同的領域和層次,在每一個層次上,全球化都是一個理想而又不能完全實現的目標。全球化不應該也不可能磨滅民族文化和文明的差異,更不能消解各個國家的。

全球化與多元化既是對立的兩極,也是相反相成的同步歷史進程。只有超越二元對立的僵化思想,尋找兩極之間的平衡,才能創造一種有利于世界各國人民和各種民族文化的全新的全球文化,而不是武斷地以任何一種民族文化作為全球文化的中心或主導。

其實,廣義的全球化是一個貫穿人類歷史的進程。全球化是人類文明重構的過程,各民族必然要重新對自己的文化進行審視、判斷、篩選和定向。由隔膜走向交往,由自給自足走向世界市場,由相爭、相搏走向多元一體,在各種矛盾對立中走向和諧統一,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全人類的唯一選擇。

參考文獻:

[1]張振華.堅持實事求是改進國際傳播.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7,(3).

[2]金初高.當代世界傳播研究.國際廣播出版社,1996.9.

[3]劉繼南.國際傳播與國家形象.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2.86-405.

[4][美]詹姆斯•W•凱瑞.作為文化的傳播.華夏出版社,2005.

[5][加]英尼斯.傳播的偏向.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篇(2)

［關鍵詞］大眾傳播；國際貿易；促進；融合

當前，我們面臨著經濟全球化和傳播全球化的時代。大眾傳播媒介扮演著一個新的能動角色，積極參與塑造當今的國際關系。當今，和平與發展成為國際關系的主題，國際貿易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強，其范圍不斷擴大。而國際貿易中大眾傳播的內容也倍受各方的關注，影視產品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內容，由此引出的知識產權、文化侵略等等成為貿易各方常常爭論不休的問題。此外，由于大眾傳播工具用途的開發，電子商務、網絡貿易等競相成為當代國際貿易的時髦方式。國際貿易與大眾傳播的結合，極大地豐富了國際貿易的內容與手段。可以看出，二者不僅在相互促進，而且也在相互融合中發展。

一、大眾傳播與國際貿易在發展中相互促進

1.每一次大眾傳播媒介的革命，都使國際貿易決策變得更為快捷和準確。

大眾傳播媒介從印刷媒介到電子媒介再到網絡媒介，每一次革命都使國際貿易變得更快捷，這主要體現在貿易信息的傳播速度和技術手段上。

17世紀以前，人類已經掌握了許多通訊工具和手段，其中報紙作為一種有影響力的新式傳播工具也在古羅馬帝國和中國唐朝出現了。這時，報紙主要用于為地中海和尼德蘭地區商人們提供商情、船期和海外其他情況，信息源即是海外或國外，這種狀況一直持續了上百年。這樣，商人們決策時就有了較多的信息，從而使得決策更為準確。所以說，大眾傳播工具一開始就直接和國際貿易有聯系。隨著印刷傳媒的發展，其信息傳播和輿論導向功能對國際貿易起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作用。它可以提供各種國際經濟信息，報道國際經濟領域的最新事態，評述國際經濟新近變動的重大事件，預測國際經濟的未來發展趨勢，從而對各國的對外貿易產生影響，為各國制定對外貿易政策提供依據。

到了20世紀，廣播和電視等電子媒介的出現使得信息的傳播速度更快，傳播量更大，而且不受空間的阻隔、國界的限制，覆蓋面廣，這就為貿易決策提供了更快的信息服務。國際經濟和國際貿易在20世紀發展非常迅速，國際競爭也日益激烈，掌握越多越新的信息在激烈的商戰中就顯得尤為重要。而電子媒介的信息傳播特點恰好滿足了這方面的需要。

20世紀末，網絡的出現使得全球各國、各地區都緊密地聯系了起來。它打破了傳統的地域概念，形成了以信息為中心的跨國界的虛擬空間。網絡使大眾傳播領域又發生了一次根本性變革，也對國際貿易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網上的信息具有極大豐富、多媒體形態、迅速及時、全球傳播、便于檢索、交互等特點，這些特點不僅可以為貿易決策提供大量的信息，更重要的是網絡與貿易的直接結合，如電子商務、網絡貿易等，從而使得貿易過程更為快捷。

2.國際貿易促進大眾傳播的效果。

國際貿易在其自身的發展過程中也在促進著大眾傳播的效果實現。這不僅體現在有形和無形貿易本身所蘊含的商品與服務信息的傳播與交流，而且體現在貿易渠道的通暢也使得大眾傳播的效果更易達到。因為當今世界各國間的力量對比已由過去的主要是政治的對抗，轉變為主要是經濟和科技的較量。經濟實力決定著一國的綜合國力，關系著一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響力，這無疑會對各個國家傳播自己的文化與理念帶來影響。一個國家的外貿實力增強，會提高其在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與談判力量，這對大眾傳播的實踐和效果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二、大眾傳播與國際貿易在相互融合中發展

1.大眾傳播與國際貿易的結合，極大地豐富了國際貿易的內容與手段。

（1）很多大眾傳播產品成為國際貿易的客體（標的）。隨著國際貿易中無形貿易的發展，報紙、期刊、雜志等印刷媒介和廣播、電影、電視等電子媒介不再僅僅扮演為貿易提供信息的角色，而是日漸成為貿易產品的一部分。影視服務貿易的興起與發展就是佐證。

影視服務業，主要包括電影和電視的媒體傳遞及其服務，它帶給人們的是對信息的直接汲取、對藝術的直接欣賞。目前，世界電影服務貿易市場廣闊，交易量大，據統計年進口影片在100部以上的國家達83%。而且，各國對進口影片的依存度高，國內生產量與國內放映總片數之比超過10%的國家也僅有30個，可見，大部分國家嚴重依賴進口電影市場。在國際電影貿易中，美國占據著主導地位。如1992年美國電影占領了英國電影市場的95%，法國的2/3。1996年美國在歐洲聯盟電影市場的總體占有率為70%。1995年到1996年歐洲同美國在電影、電視領域的貿易逆差從48億美元增加到56.5億美元。美國電影在我國進口電影中也占據主導角色。1996—1998年我國共發行進口影片149部，其臺片37部、外國片112部。在外國片中，美國片62部，占55.3%。

另外，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和地區，也都從境外進口電視節目，而且進口的數量占整個電視節目總數的百分比，大部分在20%—50%之間，有的甚至達到83%，可見世界電視服務貿易也廣泛存在于各國之間。從全球來看，進口節目的絕大多數來自美國，以及相當少的一部分來自西歐和日本一些地區，如拉美3/4的進口節目來自美國。我國引進的外國電視節目情況也表明美國節目占主導地位。1994—1998年，我國引進有線節目共478部3593集（其臺53部1062集）。外國節目中，美國占269部1238集，占全部外國部分（425部、2531集）的63.1%和48.9%。1990—1998年，我國引進無線節目共790部10268集（其中包括港臺133部3376集）。外國節目中，美國占266部2348集，占全部外國部分（657部6892集）的40.5%和34%。所以可以說，國際影視貿易十分活躍，市場前景非常廣闊。

（2）大眾傳播媒體（網絡）與國際貿易直接融合成一種新的貿易方式——網絡貿易。網絡這一新興的傳播媒體，正將整個世界聯在一起，改變著一個社會的認知結構，改變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慣，也為網絡貿易敞開了大門，成為國際貿易中的一個亮點。“網絡貿易”、“網絡商務”這些新詞在新聞媒體上也頻頻出現，越來越引人注目。尤其是隨著互聯網的快速崛起及其服務功能的日臻完善，許多經濟學家認為，網絡貿易不僅會從根本上改變傳統貿易的競爭思維和行為，而且會日益成為信息化時代全球商界最有效的競爭手段之一。

網絡貿易是在1994年以后才發展起來的一種新興貿易方式，然而由于其可以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資源、加快商業周期循環、節省時間和費用、降低成本等優勢，其發展速度讓人吃驚。據統計，全球網上貿易交易額1996年只有23億美元，1997年就為250億美元，1998年達500億美元。2001—2002年可能達到3300億美元，2003到2005年可望增長到1萬億美元。另據世界貿易組織（WTO）預計，到2002年，通過網絡進行的國際貿易將會占世界貿易總額的10%—15%。按現在網絡貿易的發展勢頭，未來十年全世界國際貿易將有1/3通過網絡來進行。可見，網絡貿易前景廣闊。

2.國際貿易也是大眾傳播的一個途徑。

世界各國通過國際貿易可以互通有無，從而增進人類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通過國際貿易各國人民在國內市場就能買到世界各地的高質量、多品種以及花樣、規格繁多和性能優良的商品。此外，通過國際貿易各國人民還能得到他國提供的優質服務與文化產品，從而提高文化生活水平，達到共享人類文化的目的。可見，無論是有形的國際貿易還是無形的國際貿易都是人類進行交流和傳播的一種途徑。

在有形國際貿易中，貿易標的是有形的貨物，我們通過貨物的進出口，不僅達到了物質方面的交流，而且能達到精神方面的交流，因為每一商品本身都蘊含著豐富的知識與信息。事實也是這樣，我們正是從麥當勞、肯德基、可口可樂等諸多商品中享受著來自世界各地的飲食文化；外國游人也正是從中國的絲綢、茶葉等商品中享受著中國的古老文明。展望未來的國際貿易，無論在技術水平、人員素質、交易方式等方面都將有很大的提高和改進，這必然會使大眾傳播的途徑更為通暢。

在無形國際貿易中，國際貿易對大眾傳播的作用體現得更為充分。如國際技術貿易，它是傳播科學技術的重要方式，通過這種貿易方式，我們可以了解和享用世界范圍內先進的技術知識。國際電信服務貿易對大眾傳播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很難想象，沒有電信服務業的發展，人類今天的交流與傳播會是什么樣子。國際影視貿易是國際貿易與大眾傳播結合得最緊密的一個領域，我們正是從許多進口的影片、電視節目中了解著國外的風土人情，了解著世界各個角落正在發生的事情。隨著國際影視貿易的日益活躍，必然更好地帶動人類文化藝術的傳播與交流。

為了人類更好地進行文化交流與傳播，WTO及其他國際組織也都在積極尋找方法來規范這種通過國際貿易方式進行的文化交流，如就知識產權的保護問題達成了協議。這不僅是為了保護知識產權，而且是為了人類更好地進行交流，也能促進國際貿易的健康發展，這是文化傳播與國際貿易的共同目標。

可見，大眾傳播對國際貿易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每一次大眾傳播媒介的革命，都使國際貿易變得更為便捷。同時，國際貿易交易對象與范圍的廣泛性不僅豐富了大眾傳播的內容與效果，而且正在逐漸容納大眾傳播媒介為其貿易標的。可見，大眾傳播與國際貿易正在相互滲透、相互促進，二者也必然在此過程中長足發展。

篇(3)

目前還未有較為完善的學術期刊國際影響力評價體系，《中國學術期刊國際引證報告（2012版）》的推出對于定量評估中國學術期刊的國際影響力有開創意義，在此基礎上遴選出的《2012中國最具國際影響力學術期刊》及《2012中國國際影響力優秀學術期刊》對學術期刊走向國際有促進作用。本文分析探討了該評價體系的意義及完善方向，并從辦好中文期刊、重視計量評價工作、客觀對待評價指標、提高學術論文質量、重視編輯力的提升等方面探討了如何辦好學術期刊，使其走向國際。

關鍵詞：

國際影響力 學術期刊 CAJ-IJCR 定量評估 引文數據 編輯力

一、國際影響力學術期刊評選的意義

我國學術論文的產量已排到世界第2位，而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論文數量僅排第9位，國際影響力較低。如何提升中國學術論文的國際影響力是目前急需解決的問題。作為學術論文的載體，學術期刊的國際影響力對學術論文國際影響力的提升有積極影響。如何衡量學術期刊國際影響力？如何使我國學術期刊走向世界，進而走國際化發展路線？這些問題隨著中國最具國際影響力學術期刊評選的開啟帶給我們新的思考。我國學術期刊從關注國際影響力、提升國際影響力已走過十余年歷程。[1]而大家所做工作以及關注點，還停留在定性評估，或者是個別期刊在做定量工作，沒有上升到對整個中國學術期刊界進行定量評估。清華大學圖書館、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志社以及中國科學文獻計量評價研究中心聯合編制的《中國學術期刊國際引證報告（2012版）》（簡稱2012年CAJ-IJCR），通過定量的方式讓期刊界清晰地認識到各自期刊在國際上的傳播情況，有利于了解國際讀者和用戶需求，準確把握國際化發展方向和出版定位，全面提高國際化辦刊能力，更好地走科技強國之路。在其基礎上又評選出了《2012中國最具國際影響力學術期刊》及《2012中國國際影響力優秀學術期刊》。本次CAJ-IJCR對5000余種學術期刊的國家影響力進行了定量評價，這一工作具有開創意義和實際價值，對我國整個學術期刊界來說是非常有意義的大事、實事、要事，有助于定量化深入了解國際讀者和用戶的需求，準確把握國際化發展方向和出版定位，進一步加快我國學術期刊“走出去”步伐。

二、國際影響力學術期刊評選體系進一步完善方向

1. 擴大引文數據庫來源

2012年CAJ-IJCR引文統計源僅采用SCI（科技類）、SSCI和A&H（人文社科類）收錄期刊，EI、SA、CA、JICST、ISTP、ISR等其他世界重要檢索系統收錄期刊則未被納入統計源，而這些檢索系統收錄論文的狀況是評價國家、單位和科研人員的成績、水平以及進行獎勵的重要依據之一。顯然，目前CAJ-IJCR 引文統計源僅采用SCI影響了統計結果的真實性。因此，其他幾家重要檢索系統收錄期刊應當列入引文數據庫來源。

2. 增加計量評價指標

2012年CAJ-IJCR以載文量、可被引文獻量、總被引頻次、影響因子、即年指標等作為計量評價指標，而北大圖書館推出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的評價指標是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他引量、影響因子、被摘率、獲獎或被重要檢索工具收錄、基金論文比、web下載量等，[2]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推出的《中國科技期刊引證報告（核心版）》則采用了多達22項評價指標。[3]盡管評價指標的多少不能說明評價體系的客觀及科學，但在分析研究影響力的時候，選擇的評價指標盡可能囊括對影響力有關的指標進行考量則是必要的。2012年CAJ-IJCR評價體系對“引文”過于偏重，如5個計量評價指標中的可被引文獻量、總被引頻次、影響因子、即年指標等4項內容直接關聯“引文”，顯然這種情況很難客觀反映學術期刊的影響力。其他計量指標如被索量、被摘量、被重要檢索工具收錄、web下載量等也能很好地反映學術期刊的影響力。

3. 合理劃分學科

2012年CAJ-IJCR總共設置了50個學科分類，而《要目總覽》（2011版）則設置了74個，[4]《中國科技期刊引證報告》（2012版）為61個，[5]可見三者之間對學科分類的劃分標準尚存在爭議，而2012年CAJ-IJCR設置50個學科類別確實不能準確描述個別學科交叉期刊的類別，如《體育學報》《管理工程學報》等。而學科劃分不明確，直接影響該學科領域內的學術期刊的定量評價工作，畢竟最具國際影響力學術期刊的評選是按照學科分類來分別遴選的。

三、提升影響力辦刊思考

1. 辦好中文期刊也可以提升國際影響力

2012年CAJ-IJCR評選出的 “2012中國最具國際影響力學術期刊”“2012中國國際影響力優秀學術期刊”中中文科技期刊占70.6%，中文人文社科期刊占95.6%，說明中文期刊已經具有相當大的國際影響力。給我們的啟示就是，國際影響力的大小并非由期刊語種決定的，英文可以，中文也可以，走向國際并非一定走英文化路線，關鍵還是要看期刊論文內涵。好的論文反映了所在領域的研究水平、技術水平。只有整個行業的科學技術水平提升了，研究成果才有參考引用價值，影響力才會得到提升。但也應清醒地看到，做好局部內容英文的處理工作非常重要，如文章標題、摘要、參考文獻的英文處理等等，這些是一個窗口，是提升影響力的便捷途徑之一。

2. 重視計量評價工作

2012年CAJ-IJCR給出了5025家中國學術期刊國家影響力引證報告，而我國學術期刊數量遠不止這些，如此龐大數量的學術期刊要想全部獲得高影響力是不現實的。根據“二八”定律，20%的學術期刊將占80%的影響力份額，而這次CAJ-IJCR給出的影響力評價數據也基本驗證了這一認識。顯然，學術期刊的影響力不會平均到每家期刊。面對這一客觀存在的事實，如何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得優勢地位，如何提升自身期刊的影響力，計量評價工作顯得尤為重要。提升國際影響力應先穩固國內市場地位，再進軍國際市場，其中，計量評價指標和評價方法的選取非常重要。立足國內應從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他引量、影響因子、被摘率、獲獎或被重要檢索工具收錄、基金論文比、web下載量等計量指標入手，提升內涵質量；面向國際應從影響因子、被引頻次等指標入手，提升影響擴散力。評價方法最好采用歸一化方法，并且能夠根據各項指標影響力的大小賦予不一樣的權重，盡量做到客觀、準確、合理。

3. 客觀對待評價指標

影響因子是期刊前兩年在統計當年被引用的總次數與該刊前兩年總數的比，它是一個相對統計量，可以評價各種期刊，同一學科下，影響因子越大該刊的影響力和作用也越大。目前期刊評選的主要評價指標就是影響因子，如中文核心期刊的遴選，這也導致了目前各數據文獻情報系統、讀者，以及期刊本身過于強調影響因子的作用。很多期刊把精力放到影響因子的提高上，濫引、錯引、自引現象日益嚴重。如某石油天然氣工業類老牌雜志，1992年至2004年一直是北大圖書館評選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入選，但該刊把提高影響因子的措施用到加大自引上，自2009年至今他引率低于0.5，于2012年跌出中國科技核心期刊，教訓深刻。中國知網的研發者對影響因子指標做了大量工作，提出了影響因子指標體系，分別從復合類、綜合類、基礎研究類、技術研究類等方面計算影響因子，客觀上促進了業內對影響因子的認識。其他計量評價指標如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他引量、被摘率、獲獎或被重要檢索工具收錄、基金論文比、web下載量等也應辯證對待。學術期刊應當正視各評價指標不同帶來的差距，認真分析總結，尋求解決辦法，把論文質量放到第一位。

4. 提高學術論文質量

計量指標都是外界對學術期刊的評價，而真正影響期刊學術影響力的內在因素是學術論文質量。當然，二者也是對立統一的關系。論文質量高，會促進計量指標的提升；而計量指標的提升，會吸引高質量論文。如何提高學術論文質量？首先吸引、培養一批優秀科技工作者，吸引優秀稿源。一方面加強與研究院所的教授專家溝通聯系，保持約稿；另外一方面挖掘培養有潛力的年輕人，在論文寫作上給予指導，并提供適合成長的平臺。其次，完善論文評議制度。無規矩不成方圓。沒有完善的制度保障，不能保證期刊的正常運轉。通過同行評議，借助同行外腦作用，可以加強對論文質量的監督，并能夠提高論文質量。在同行評議過程中，注意回避原則、匿名原則。第三，借助網絡信息資源。杜絕學術不端行為已為業內人士所認同，在學術不端檢索方面也出現了很多資源，期刊雜志社應用好這些資源，杜絕學術不端行為，一方面凈化學術論文環境，另一方面提升期刊品位，在傳播過程中占據主動。

目前業內對編輯力提升方面的研究探討較多，取得了較多成果，[6-8]在此不再贅述。需要強調的是，編輯力的提升對影響力的加強起到正相關作用。排版精美、策劃精細的期刊更利于傳播。

在2012年“中國百種杰出學術期刊”的名單中，《西安交通大學學報》再次入選，這是其繼2008年來連續3年與“百杰”無緣后的首次入選，與該學報一貫堅持的辦刊理念密不可分。該學報強調編輯力對期刊質量提升所發揮的舉足輕重作用，具體做法是：[9]從初級產品的編輯加工入手，提高期刊論文的層次；通過組織同行評議和編輯的編修指導，將一般性的文章提升為較高水平的論文；努力提高編輯人員的專業素質，借助編輯出版特長來幫助青年學生和教師，將比較粗糙、幼稚的文章提升為嚴謹的學術論文。可見，編輯在科學技術傳播過程中起著樞紐作用，編輯的勞動創造對技術論文的傳播起到增值作用，反映編輯處理能力的編輯力的重要程度毋庸置疑。因此，科技期刊在重視專家作者群的同時，不能忽視編輯隊伍的培養，在“內外兼修”的情況下期刊才會有長足發展。

結 語

事實上，期刊的發展與否取決于期刊本身的質量，期刊的影響力也取決于期刊本身質量，做精品論文、精品期刊，是期刊的責任。在立足國內影響力提升的基礎上，加強國際影響力的提升還有一段較為漫長的路走。當然，我們也希望有一個公平、公正、合理的發展環境，這些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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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unAvanDijk是話語分析的翹楚,也是傳媒語言話語分析的典范。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TeunAvanDijk大量著述涵蓋了多種傳媒話語的諸多類型(教科書、新聞報道、醫患對話乃至旅游宣傳手冊、廣告),對其中所表現出的認知現象、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現象以及意識形態等政治傾向作了全面研究;FaircloughN.自80年代以來陸續出版了幾十種著作,對各種話語類型尤其是政治話語進行了批判的研究。此后,傳媒語言研究作出較大貢獻的當屬奧克蘭理工大學語言與傳播教授的AllanBell:作為一名多產的學者,AllanBell近30年來發表了與傳媒語言研究相關的學術論文64篇、專著5部(截至2008年的統計)。在作者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文獻研究中,AllanBell于1981年以“這不是英國廣播公司:新西蘭的語言殖民主義”為題開始了傳媒語言的語體研究,僅從這一點講,稱AllanBell為世界范圍內首次研究傳媒語言的“鼻祖”并不過分。[2]1983年,GerhardLeitner編著的LanguageandMassMedia論文集首次將語言與大眾傳媒糅合在一起加以研究。[3]此后,Language,image,media論文集討論了新聞廣播語言、東西方新聞差異、廣告以及圖形傳達意義的方式。[4]R.E.Rice于1984年在《MediatedGroupCommunication》一文中首開學界對“電子郵件語言”研究的先河。[5]Fairclough(1985)討論了從話語分析的視角分析傳媒語言有別于從語言學的角度研究傳媒語言的原因。他認為,對傳媒語言進行分析話語有助于詳細了解媒體輸出的本質,而語言分析側重于文本(texts),語篇分析(discourseanalysis)既涉及文本也涉及話語實踐以及社會文化文本,目的在于找出文本,話語實踐和社會文化實踐之間的關系。[6]該論述高瞻遠矚,無論對話語分析還是傳媒語言研究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俄羅斯大眾傳媒語言研究方面,Dobrosklonskaja(2005)聲稱要發展傳媒語言學MediaLinguistics,但是其重點研究仍集中在新聞語篇(現在被稱為傳媒語篇)以及迅速發展的功能和文體研究方面。[7]CharleyRowe和EvaL.Wyss2009年編著的LanguageandNewMedia論文集匯集了學者對多種傳播媒介的分析:博客、電子郵件、傳真、網絡實時聊天系統(IRC)、聊天、即時通訊、短信(SMS)、情書、郵政卡和電子賀卡、電話、廣播、電視,以及諸如網頁文本、維基百科條目和網站超文本網站文化。文集對新媒體萌現、新媒體語境中的語言變化以及相關新、舊媒體之間技術演進背景下語言和文化的變化研究提供了獨特的視角。[8]

社會語言:傳媒語言文化界面的回歸

美國語言學家兼人類學家EdwardSapir及其學生BenjaminLeeWhorf所提出的“語言相對性假說”在戰后廣為傳播,認為語言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文化和思維,認為不同語言里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分類會影響語言使用者對于現實世界的認知,也就是說不同的語言的使用者會因語言差異而產生思考方式、行為方式的不同。DellHymes曾提出言談民俗學(ethnographyofspeaking)來研究言語事件。WilliamLabov1966年出版的《紐約市英語的社會層次》認為語言事實上存在社會性層次的區分,而且社會層次(身份)和語言層次(表現為語言結構的異體)是互相對應的。[9]70-80年代間,英國學者Lesley和JamesMilroy在研究這類交往行為時提出“語言的社會網絡理論”,對語言的維護和切換進行動態描寫,作出了比拉波夫的分層說更細致的分析(李嵬,1995)。[10]70年代以來前蘇聯(俄國)學者提出語言國情學,強調語言有一種文化積累的功能。同時,大眾傳媒對“水門事件”的不斷傳播引發了語言學家在文化背景中對語言構成及其影響的深入研究。加拿大學者HaroldInnis認為,一種新的媒介(包括廣義的語言、文字媒介)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的文明的產生。[11]美國學者PaulLevinson指出:“人類發明的所有信息技術,沒有任何一種技術能夠和我們人類基本要素的語言中心相提并論,除非它是對語言的超越和通過某種方式所進行的替代。但是,這些技術還是在有限的層次上對我們的生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2]結構主義符號——權力學派認為:人的思維和信息傳播受制于傳播的基本符號系統——語言,而每個族群、民族、國家成千上萬年形成的文化意識和傳統,無形地積淀在語言中,通過語言系統的教育而內化為社會成員的集體心智。JiirgenHabermas的三卷本《交往行動理論》揭示了當代傳媒如何被注入商業模式,成為制造品牌輿論的工具。[13]

傳媒與教育:傳媒語言界面的人本回歸

作為世界性的教育文化機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充當著傳媒與教育的聯姻的急先鋒。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UNESCO明確了媒體在社會進步的關鍵作用,制定了參與和利用各種媒體發展目標的具體政策、方案和戰略,設立了“媒介教育項目”(TheMediaEducationProgramme),旨在促進全體社會成員特別是青年通過媒介積極參與社區政治文化活動并發展其批判性賞析能力。教科文組織和聯合國文明聯盟(UNAOC)共同創建了姊妹大學全球媒體和信息素養和跨文化對話講座(UNESCO-UNAOCMILIDUNITWIN),具體內容涉及:批判性分析、大學和大眾媒體之間的跨文化和合作研究交流、參與學校內發展教育和媒體研發、促進全球媒介信息素養行動、創建媒介信息素養學習研發網絡中心、支持全球不同媒體的文化間對話與合作。在語言學學術界,1968年,SusanSontag注意了到傳媒對教育的影響遠遠大于課堂教學[14],英國學者HildeT.Himmelweit等人研究了看電視對兒童語言能力發展的影響[15],美國學者MarieWinn(1977)則得出了相反的結論[16]。MichaelWillie(1979)論述了傳媒通過不同語言(媒介肢體語言與文本語言)的結合增強了感官的刺激,從而加深了對信息的理解[17]。英國英語教師全國委員會和國際閱讀協會全國理事會(NCTE)制定的英語語言藝術教學指導方針之國家標準要求“學生用口頭、書面和視覺語言來實現自己的目標,……,在學習過程中作為知識、反饋、創造活動的積極參與者”[18]。20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國中學課程改革和2003年以來的大學英語教學改革都強調了傳媒特別是多媒體在教學中的作用。

路向融合:傳媒語言界面的東學交融

我國的語言學研究歷史悠久,相對而言傳播學研究起步較晚。1978年,復旦大學主辦的新聞學核心期刊《新聞大學》第一次出現了專門介紹傳播學理論的文章,隨后,包括北京廣播學院在內的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的傳播學者開始譯介、學習和研究國外傳播學的方法和成果,建立與世界傳播學界對話的共同經驗范圍。199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正式將傳播學列入博士、碩士專業目錄,標志著傳播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地位的確立。(一)學術論文:方興未艾在我國,各類期刊上對傳媒語言的研究始自語言學或外語教學領域。以我國最早的外語類期刊《外語教學與研究》為例,該刊早在1959年第5期有3篇文章分別從理論和實踐方面集中介紹了中外高校在外語教學中利用現代技術設備的問題,但是由于歷史的原因,該刊第二次介紹刊登同一類型的問題卻是25年之后的事了。1979年,學術界開始對“電影劇作的語言特色”[19]和“現代俄語報刊語言句法結構的發展趨勢”進行分析研究。[20]1980年出現了“新聞標題英語”[21]、“新聞廣播語言的特點和詞語變化”[22]、“刊物的科技資料翻譯”問題[23]、“對外語(西班牙語)電視語言的分析”[24]以及“廣告英語”等方面的研究論文,遺憾的是6年之后學界才出現了對廣告語言的再次學術探討。1986年,學界開始對“兩篇旅游文章的文體比較”的研究。[25]1987年,陳四益指出“報紙雜志的編輯要負起正確使用語言文字的責任語文建設”,[26]12年后張普在中國科協首屆學術年會中提交了“關于網絡時代語言規劃的思考”的學術論文[27],堪稱國內學術界傳媒語言規范與規劃研究的先驅。2003年,王翰東在《電視通俗文化中的話語活動》通過對菲斯克的《電視文化》簡要介紹,論證了文本結構與社會結構的平行以及文本之間的互文性,對豪車與美女的廣告模式與競猜秀中潛藏的意識形態作了分析。[28]2004年后,傳媒語言話語分析研究乏善可陳的局面發生了變化,傳播新領域的核心期刊《新聞與傳播》、《國際新聞界》、《新聞大學》、《現代傳播》、《新聞與傳播研究》、《當代傳播》等6種期刊中,符號學、話語分析理論論文數量共26篇,占所有論文總數的23%,位居2004年所有議題的榜首。近10年來,國內學者對傳媒語言的研究散見于學術期刊論文,如網絡語言方面,多從修辭的角度研究新詞新語,研究內容和方法集中在字詞和語用、修辭等方面;還有不少論述從語用學的視角對報刊語言、影視語言(新聞、主持人話語風格)、網絡話語(網絡聊天話語、電子郵件等)、手機語言(SMS)、廣告語言、外宣語言交際進行話語對比分析以及研究新聞語言、學術語篇的語用語體。還有的研究專注于傳媒語言的翻譯工作,覆蓋范圍較廣,涉及影視語際互譯、學術語篇、外宣資料公示語及創意產業翻譯研究等方面。(二)專著研究:整合成型2000年,齊滬揚出版了《傳播語言學》一書,在語言學界首開傳播學與語言交叉研究先河,對語言符號、語言信息進行界定,并從心理學的視角探討了語言理解和語言運用的過程,借用傳播學的術語介紹了語言傳播的類型、語言傳播的媒介及其效果;[29]2002年,許嘉璐在姚喜雙、郭龍生編著的《媒體與語言——來自專家與明星的聲音》序言中首次提出了“傳媒語言”的概念及其研究的重要性,社科院姚喜雙、郭龍生提出了傳媒語言研究應該關注的熱點問題,如傳媒語言的定性、內涵、外延分類及規范等[30]。2004年,于根元教授就傳媒語言研究從學術定位、方法、分類、傳承等方面進行了論述。[31]2005年,童之俠出版了《國際傳播語言學》一書,較為詳盡地分析了國際傳播語言學的基本概念、國際傳播語言學的理論來源與相關學科、傳播媒體及其語言特點、報紙期刊及其語言特點、廣播電視及其語言特點等。[32]俞香順(2005)的《傳媒•語言•社會》[33]以及紀秀生、索燕華2010年出版的《傳播語言學》[34]探討了語言在傳播中的特性、語言在傳播中的功能、語言在傳播中的局限、語言在傳播中的發展、文學語言的傳播藝術、新聞眼的傳播形態、廣告語言的傳播功能等。(三)學位建設:引領潮流國內學界對傳媒語言系統研究“集大成者”當屬姚喜雙教授:姚喜雙教授身兼教育部語言研究中心主任,國家語委語用所所長、普通話與文字應用培訓測試中心主任、廣播電視語言研究中心主任等數職,是北京語言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北京印刷學院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國語言學會理事,中央電視臺業務指導委員會委員。近年來,姚喜雙圍繞“媒體與語言”主持完成了一系列國家級項目——“媒體及媒體語言對青少年價值觀的影響研究”(全國教育科學“十五”規劃課題)、“廣播電視等媒體語言研究”(國家語委“十五”科研規劃項目)等,編著了《媒體與語言——來自專家與明星的聲音》(2002)、《媒體語言大家談》(2004)等著述,以廣播電視語言為原點發表了諸多影響深遠的論文,并于2009年在國內首創“媒體語言學”方向博士點。[35]縱觀近年來國家社科基金課題的申報,從1993-2011年共有114項課題涉及傳媒語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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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方向設置較細，細化學科方向的課程體系較完善

威斯敏斯特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個別學科方向設置較細。如本科階段設有醫療新聞學。醫療新聞學包括編輯（醫學）；特寫寫作（醫學）；適用于衛生專家的排版設計；適用于衛生專家的出版法和倫理；適用于衛生專家的專業寫作；新聞的語境；醫療保健工作政治學等課程模塊③。再如，碩士研究生階段設有傳播政策。該專業所包括的必修課程模塊有傳播政策的政治分析（必修）和學位論文專業指導；第一學期的選修課程模塊包括傳播的政治經濟學；技術和傳播政策；傳播理論；傳播學研究方法；學習技能；第二學期的選修課程模塊包括全球化和媒介；政治傳播；媒介受眾；性別，暴力和政治；政治傳播等④。

點評 ：學科細化與學科的深入發展息息相關。與歐美國家相比，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傳播學教育）在中國發展的歷史并不算久。因此，中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總的來說存在學科方向設置線條粗疏的問題。當然，隨著社會需求的發展和學界研究的細化，一些細化學科正逐步被列入教學方案。譬如奧運報道、健康傳播等。但是，由于這些教學方向完整體系的形成還需假以時日，因此，常出現的問題就是在教學過程中這些被細化出來的學科方向往往跟其他早已成型的學科方向難以有明顯的界線，難以突出細化學科方向個性化的東西。不過可以期待的是，不管是從橫向看還是從縱向來看，中國新聞與傳播學教育應該并且會朝學科細化的方向發展，橫向學科細化以媒體類別（報紙、雜志、廣播、電視、網絡等）為維度；縱向的學科細化以傳播內容所屬領域或學科領域（如體育新聞報道、社會新聞報道、經濟新聞報道、健康傳播、傳播政策等）為維度。

體現出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

英國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研究新聞和傳播活動的規律，表現出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此點可由針對新聞學本科生的課程設置略見一斑。

另外，從理論課授課內容也可以看出其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以2006年第一學期傳播學碩士課程《新聞理論》為例，該學習模塊涉及戰爭與新聞、新聞業市場結構與新聞實踐、新聞從業者為誰而工作、新聞與政治、新聞業與互聯網、國際新聞流與通訊社等專題。

點評：與英國相比，中國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新聞學教育表現出較強的人文學科特點。現今中國的新聞學教育最早借鑒于蘇聯。由于當時國際、國內特定的政治背景和社會背景，新聞學更多地“體現出政治與文學雜揉的特點”，“更具人文學科的特點”⑤。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尤其是90年代之前），這種新聞學教育視角與社會對新聞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但是， “當新聞活動越來越表現為一種文化消費活動時，以社會科學的態度對待新聞學已是一種必然選擇。”⑥。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把握新聞傳播活動的規律，可以讓新聞學教育更貼近現實操作。

本科生與碩士研究生教育差別較為明顯

英國大學本科學制3年，碩士研究生學制1年。本科生入學前無需經過統一考試，而是一般要經歷提交申請、面試、錄取等程序。一般可以同時申請6所學校。威斯敏斯特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所提供的本科生教育包括媒介學和醫療新聞學。所提供的碩士研究生教育包括傳播學、傳播政策、針對國際學生的新聞學研究、媒介管理，攝影新聞學、公共關系等。

本科生階段教育理論與實踐并重（甚至更重實踐）。學生一般每學期要修兩門理論課，兩門實踐課。前者包括新聞理論、傳播理論、全球化、媒介消費、傳播法方面的課程。后者包括印刷、在線和廣播新聞、電視制作、廣播制作或公共關系等。學生入校后，即可根據自己的興趣側重某方面的實踐。譬如對電視制作感興趣的學生，可以在實踐課上學會攝影、編輯視頻、制作演播室節目和制作紀錄片等所需的技能。本科階段的理論課在講授時“多結合案例，與實踐緊密相聯，并不注重深入系統地介紹理論”⑦。多以教師講授和小組討論的形式組織課堂。

碩士研究生階段主要是深化學生的理論積累和培養其做研究的能力。實踐課的重要性下降。理論課多以專題形式組織，表現出一定的深度，如2006年第一學期傳播理論這門課涉及大眾傳播與現代化、發展傳播學、意識形態與霸權、傳播與文化、法蘭克福學派、政治經濟學等專題。課堂組織形式除教師講授和小組討論外，還包括一對一與導師面談。在與導師面談時間內，學生可以就自己感興趣的問題與老師深入探討，老師會指導學生論文寫作。

點評：國內新聞與傳播學教育中出現的一個問題是本科階段教育與碩士研究生階段教育之間并未涇渭分明。一些在本科階段學過的內容還會出現在碩士研究生階段。解決此問題的一個途徑也許是更準確地把握不同階段教育的定位，拉開本科生、碩士研究生教育的距離。譬如將本科生教育定位于“怎樣做”，將碩士研究生教育定位于“怎樣對做進行思考”。要教好本科生“怎樣做”，可能會受到一些客觀條件的制約，如硬件設備。硬件設備不僅體現在量上――量不足就不能保證每個學生都能有充足的熟能生巧的機會；而且還體現在質上――媒體技術日新月異，用20世紀80年代的設備來訓練21世紀的學生只能事倍功半。將本科生教育定位于“怎樣做”并不意味著只培養“匠人”，而是說，這是本科生教育的基本使命。將碩士研究生教育定位于“怎樣對做進行思考”，亦即側重于引導學生學會站在理論的高度上描述現實、解釋現實、預測與控制現實。

博士研究生教育程序控制嚴格

博士研究生學制3年。拿到學位之前，一般要經過以下程序：提交研究計劃――面試――注冊――身份轉換――提交論文――論文答辯。入學前無需經過統一考試，但要提交研究計劃。如果學校認為有導師可以指導申請者將來的研究，就會組織面試，以了解其對該研究論題的把握程度及未來的研究潛力。申請者面試通過就會被錄取。正式入學后就要在導師指導下有步驟地開展研究工作。首先要大量閱讀與研究論題相關的文獻資料（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大學圖書館間資源共享，許多政府或社會網站上的信息完全公開，因此可供學生利用的信息資源特別豐富）。一年級第二學期初要經歷注冊程序，學生要準備書面材料，老師以面談形式檢查學生此前的研究成果，并提出意見和建議。二年級末要經歷身份轉換程序，一般需提交字數約為畢業論文1/3的報告，如果順利通過專家小組的面試，身份就可由MPHil (Master of Philosophy ) 轉為PHD候選人(PHD Candidate)，如果未通過，就不能轉換身份，只能修改后重新經歷身份轉換程序。身份轉為PHD候選人后，就可正式進入論文寫作階段，接著是提交畢業論文及論文答辯⑧。由于目標清晰可見，博士研究生從入學的那一刻起就以理論突破為目的，并且有著明確的研究論題。由于導師與學生間的雙向選擇機制能確保學生的研究論題盡可能落在導師的研究領域（研究興趣）范圍內，所以學生在研究過程中可以很充分地得到導師的指導意見。通過環環相扣的程序，一步步地完成始定的研究論題，可謂三年磨一劍。

點評：國內博士研究生階段新聞與傳播學教育所存在的一個問題是有些學生所選定的研究論題與導師的研究領域（研究興趣）出現錯位，以致導師在指導學生做研究時不能那么游刃有余。此問題的主要責任并不在導師，而在于導師與學生之間的雙向選擇機制并未能完全順暢地運轉。

留給學生主動尋求知識的時間與空間

英國高校教育每一學年包括兩個學期，每學期正式上課時間為12周。2006年第一學期始自9月18日。第二學期始自1月15日。威斯敏斯特大學新聞與傳播學只要求本科學生每一學期選4門課。碩士研究生的課程量要求不一，但也不算很多。以傳播學碩士教育為例，要求學生在一年內修完3門核心課程和5門選修課程。公共關系碩士教育要求學生在一年內學完4門必修課和2門選修課。

點評：英國高校教育的工作量是每年24周，比中國少了近1/3。不僅如此，而且由于理論課上小組討論和與導師面談會占去相當多的時間，因此用于講授的時間就更少了（每門理論課每學期約講授十多個小時，當然也有的課會多些）。“老師只是給學生拉出一個知識框架，學生可以利用大量課余時間自己去探索、豐富自己的知識體系。”13

必修課數量不多，選修課豐富

必修課程一般為核心課程，其在學生所修的全部課程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每學期1-2門。以傳播學碩士教育為例，必修課只有3門。可供選擇的選修課則包括13門。

點評：在新聞與傳播學教育中，中國不少高校的必修課所占比重較大。不過此點只能作為一個客觀差異來看待，并不能說明孰優孰劣。

評價學生學習效果的方式靈活

學生修完一門課，老師都會給出評定成績。很多老師評價學生學習效果的方式不是期末考試，而是根據學生的論文（多為理論課）、作品（多為實踐課）等做出綜合評價。譬如對本科階段新聞學方向的學生來講，老師會根據論文和設計方案來評定理論課的成績，根據實際操作，個人和團體設計方案和分析自己工作的日記等評定實踐課的成績，沒有期末考試。

點評：老師到底以何種方式評價學生學習效果，還需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每一種方式要想取得好的效果都是有條件的。

學生反饋全面

威斯敏斯特的學生在學期末會拿到一份學生反饋問卷，以調查每一教學模塊(model)的教學效果。這份問卷設計得相對較為詳細，不僅會涉及授課本身，而且還會涉及到教學設備、教材等。以2006年該校學生拿到的反饋問卷為例，整份問卷共分為9個部分，前6部分為客觀題，后3部分為主觀題。分別為組織；材料與設備；講授（lecture）；小組討論和實踐/設計；評價；綜合評價；你的觀點；背景信息；附加問題。每一客觀題均包含五六個六級量表。

點評：教學本來就是個雙向傳播的過程。傳播效果的好壞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反饋的情況。由于學生反饋意見的根據是自己接受教育的效果，而教學效果不光會受到課堂教學的影響，而且還會受到教學設備、試驗室設備、圖書館資源等諸多外部因素的影響。因此，將這些內容包括在學生反饋問卷中會更符合實際情況。

注釋：

①

②

③wmin.ac.uk/mad/page-400

④wmin.ac.uk/mad/page-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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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醫學期刊概況

數據來源和處理

本文收集2016年在有CN刊號的醫學學術期刊60種作為研究樣本，統計這60種期刊的出版刊期、出版語種、收錄數據庫，有無網站，有無公眾微信號，是否中文核心期刊或科技核心期刊，結果詳見表1。在此基礎上，根據2016年版《中國科技期刊引證報告（核心版）》數據，對被中國科技核心期刊數據庫收錄的39種廣東醫學期刊的影響因子、基金論文比、海外作者、地區機構、綜合排名等指標進行分析。

60種醫學科技期刊描述性分析

60種醫學科技期刊中有39種為科技核心期刊、17種為北大中文核心期刊。60種期刊中有3種英文期刊，其中英文期刊《癌癥》是廣州唯一醫學類中被SCI收錄的期刊。從刊期上看，有5種季刊、28種雙月刊、22種月刊、5種半月刊；從收錄國內外數據來看，60種雜志均被CNKI、萬方、維普等數據庫收錄，30種被國外數據收錄。大部分期刊有獨立的網站，15種期刊未檢索到網站。30種期刊沒有檢索到微信公眾號，詳見表1。39種醫學科技核心期刊平均影響因子為0.499，低于全國科技核心期刊平均影響因子（0.594）。影響因子在1以上，只有《南方醫科大學學報》《中華顯微外科雜志》和《中華胃腸外科雜志》。全國科技期刊基金論文比平均值（0.59），而醫學期刊基金論文比平均值僅為0.499，僅有12種期刊超過平均值。其中，《暨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和《南方醫科大學學報》基金論文比超過0.9和0.84。海外論文比除了《癌癥》為0.3，其余期刊都非常低，基本為國內作者投稿。大部分期刊其作者來自國內各個區域，分布的機構也較廣。分析39種期刊在1985種科技核心期刊綜合評價排名，僅3種在100名內，9種期刊在500名內。以上數據表明，醫學期刊總數不少，但整體水平層次不齊。

2醫學期刊發展的優勢

對醫療投入越來越重視

2016年，召開的全省衛生工作電視電話會議首次提出了建設“衛生強省”的目標，擬投入116億深化醫療改革；醫療衛生資源穩步增加，醫療服務體系建設全面推進，醫療保障體系、制度日益完善。廣東衛生事業的發展，間接促進醫學期刊質量的提高，為廣東醫學期刊的發展和開拓帶來更廣闊的天地。

有高水平大學和醫學重點學科的支撐

目前，5所醫學高校中，中山大學和南方醫科大學均為國家重點醫科大學；有人民醫院、南方醫院、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等十幾家三級甲等醫院；國家級醫學重點學科有30多個。高校和重點學科擁有大量的高層次人才，具備先進科研設備和技術，有利于科研成果的產生，從而有高質量的。本研究結果顯示，《南方醫科大學學報》《中國病理生理雜志》《中華腎臟病雜志》《中華胃腸外科雜志》和《癌癥》等期刊的影響因子、綜合評價指標在醫學期刊中名列前茅，可能與這些期刊的主辦單位如中山大學、南方醫科大學等著名高校所屬的學科為國家重點學科有關。

醫學期刊各有側重點

醫學期刊中高質量的綜合性醫學期刊，如《南方醫科大學學報》《中山大學學報醫學版》和《實用醫學雜志》的地區分布和機構分布都非常廣。雖然某些刊物由于語種的限制，海外論文比并不是很高，但是其國際影響力還是非常高，如2016年《南方醫科大學學報》在入選的175種中國國際影響力優秀期刊中進入TOP5期刊行列，被SCI數據庫引用高達800多次。有的高質量的學科專業性期刊，如《中國病理生理雜志》《中國神經精神疾病雜志》《中華神經醫學雜志》《中華腎臟病雜志》和《中華胃腸外科雜志》其在專業領域內分別名列前茅。《癌癥》為英文版，被SCI收錄，其海外論文比較高，國際影響力較廣。

3醫學期刊發展的劣勢

評審機制導向使高水平稿源流失

優質稿源是科技期刊學術質量的基本保證。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高校和醫院在職稱評審時，將SCI期刊作為重要的評定指標，這種政策導向使很多高質量的稿源投到國外刊物。優質稿件的流失導致期刊的影響力下降。從本研究的39種科技核心醫學期刊被引情況看，影響因子大部分都不高，幾乎很少超過1。另外大部分醫學期刊為雙月刊，甚至季刊，出版周期長。周期長，從投稿到發表常常需要1年時間，使論文信息價值降低，其引用率自然下降，同時導致更多作者不愿投稿，進入惡性循環［6］。3.2國際化程度不高醫學期刊中有30種期刊被國外各種數據庫收錄，包括美國《科學引文索引》（SCI）、《醫學索引》（Medline）、《化學文摘》（CA）、荷蘭《醫學文摘》（EMBASE）、荷蘭《文摘與引文數據庫》（Scopus）、俄羅斯《文摘雜志》（AJ）。SCI和Medline被作為評價期刊影響力重要指標，表1結果顯示，僅《癌癥》被美國《科學引文索引》（SCI）收錄、7種期刊被《醫學索引》（Medline）收錄。從海外論文比中，不難發現除了《癌癥》外，大部分期刊很少有海外作者的投稿，有的幾乎沒有。除了國際稿源的缺乏，有國際編委和審稿專家的醫學期刊也很少，有的雖然聘請國外著名科學家作為編委，但常常是一種擺設，很少發揮真正的用處。醫學期刊除了《癌癥》《嶺南心血管雜志》（英文版）、《眼科》外，其他均為中文刊，由于語言的限制，也成為不能吸引國際稿源的重要原因。應用DOI也是反映數字化出版、國際化程度的一種表現。江霞［7］對67種醫學期刊DOI表注進行分析，發現有DOI號的期刊總數為47種，占70%（47/67），與全國醫學期刊比較，標注比例明顯偏低。

篇(7)

關鍵詞：

中文學術期刊 走出去 國際化 學術評價

2012年9月由新聞出版總署、中國科學院、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和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共同發起召開了精品國際科技期刊建設和發展座談會，這是國內首次就如何打造更多中國人主辦的國際一流學術期刊所舉行的高端學術研討。與會代表認為，應推進中國學術期刊實現高水平的發展，打造一批具有國際學術影響力和競爭力的精品學術期刊，使之進入國際一流期刊行列。

一、“走出去”的經驗

長期以來，我國一直致力于打造具有世界級水平的學術期刊，經過多年的不懈努力，終于開始有期刊躋身于世界一流期刊行列。截至2010年，我國已有138種期刊進入SCI，平均影響因子0.904。[1]那么，我國學術期刊如何才能進入國際頂級行列呢？

1. 語言國際化

目前的國際一流期刊一般都是全英文期刊。首先，英文刊物更利于國際學術界的認可，畢竟目前學術期刊評價機構多為英美國家，使用的語言也多為英語，學術期刊要獲得國際認可，以英文的形式出現，顯然更易于得到國際評價機構的了解和關注。其次，英文期刊更利于國際學術界的關注，目前國際學術界使用最多的還是英文，英文學術期刊自然更便于學術上的交流，也更便于得到國際學術界，特別是國外學者的承認和認可。最后，英文期刊更利于吸引國外學者的高水平文章。之前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雖然國內學者的文章翻譯成英文后，經常在國外期刊發表，但由于語言的差別，我國的學術期刊卻鮮見國外的高水平學術論文，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我國學術期刊向國際頂級水平邁進，而英文期刊通過語言的“國際化”，打破了這種隔膜，因而大大推動了學術期刊的發展。

2. 評審程序國際化

高水平的稿件是學術期刊的生命。我國目前的頂級學術期刊一般實施的都是稿件三審制度，即責任編輯的初審、專家的學術評審和主編的終審，應逐步實行專家匿名審稿制度。這樣，可以對文章的創新性、科學性、實用性、先進性等提出意見。同時聘請一些外籍學者為其英文題目、英文摘要和英文關鍵詞把關，為加入國際著名檢索系統創造了條件。

3. 期刊編委會國際化

學術期刊要成為行業內的一流期刊，須擁有一個國際范圍的編委會，這些國際化的編委不僅可組織國內外的稿件，且可提高學術刊物的國際知名度。如果沒有一支在國際學術界有較強影響力的學者型編委隊伍，刊物很難擁有國際視野。例如，第一家被AHCI收錄的中國內地學術期刊《外國文學研究》，有近1/3的外國編委。這些編委提供咨詢意見、參與審稿工作，也幫期刊約稿、向期刊推薦稿件，對期刊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4. 出版模式國際化

中國學術期刊要走向國際學術界，同國外出版公司合作也十分必要。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主辦的《細胞研究》，其影響因子為9.417，是我國影響因子最高的學術刊物，它的成功與和英國自然出版集團的合作有著密切的關系。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負責期刊的學術審查和國內的出版，外國出版商負責該刊在國外的出版發行以及電子版的出版發行，同時，在正式出版前國外出版商還有專人對期刊的英文進行再次核定。這種國際合作有利于發揮各自的專業優勢，節省成本，占領國際市場。

二、“走出去”的瓶頸

1. 缺乏科學的評價標準

長期以來，我國對于學術期刊實行基于行政級別的分級管理制度，主要根據辦刊部門的行政級別將學術期刊人為地劃分為“國家級刊物”“省級刊物”或“一級刊物（A類）”“二級刊物（B類）”，這實質上只是學術期刊的管理方式，而不具有學術評價的內涵。進入新世紀以后，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實施了“中國期刊方陣”，包括“雙高”期刊、“雙獎”期刊、“雙百”期刊和“雙效”期刊評比工作的開展，這種評獎雖然仍是政府主導，但已有了學術評價的意味，并掀起了學術期刊評價熱潮，各省、市各級主管部門都開始了期刊的評獎活動。但這些評獎水平參差不齊，評價標準高低不一，很難準確地反映期刊的學術面貌，更不可能得到國際學術界的認可。連新聞出版總署報刊司也認為，“期刊無國家級、地方級的區別，目前國家與地方期刊的評比與期刊的學術水平無關，新聞出版管理部門還沒有制訂衡量學術期刊質量的權威標準”。[2]

2. 缺乏在評價體系中的話語權

目前，我國學術期刊比較權威的數據庫包括：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CSCD）、中文社會科學引文數據庫（CSSCI）、中國期刊引證報告（CJCR）等，這些數據庫中收錄的期刊一般都經過權威專家的嚴格評選，一般被認定為是各學科領域中具有權威性和代表性的核心期刊。我國很多機關、高校、研究所也以此為依據作為評審、報獎、職稱評定的重要依據。這些期刊數據庫建立了我國學術評價體系，對我國的學術期刊發展和學術評價體系的科學化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但也應該看到，這些數據庫都是仿效的SCI、EI、AHCI等國外數據庫的評價標準和遴選程序建立起來的。因此，他們在遴選期刊時不可能考慮到中文期刊的特點和情況，而是以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科學標準”，將中文學術期刊裹挾到世界學術期刊評價體系之中，這種標準是否適合中文學術期刊？是否真正有利于中文學術期刊走向世界？是否有利于推動中國學術水平的提升？還都存在著不少疑問。

3. 缺乏高水平的學術論文

近年來，我國科技文化發展突飛猛進，世界學術殿堂里越來越多地響起了中國學者的聲音。2009年，SCI數據庫收錄的中國科技論文為12.75萬篇，占世界份額的8.8%，位列第2位；中國論文為9.79萬篇，占世界論文總數的23.9%，位列第1，超過第二名美國7個百分點，增長率為9.5%。即使不含港澳地區，中國內地也達到9.31萬篇，比2008年增長了9.4%，占世界總數的份額為22.7%，仍排名世界首位。[3]

論文數量的飆升，并未帶動我國學術期刊的興盛，反而因為高水平文章都發在了國外期刊，導致中國學術期刊陷入了“稿荒”。周光召院士曾發出過這樣的感嘆：“近年來，中國的科研評價體系產生了偏頗，片面強調影響因子的作用，對在國外發表的論文給予較高的認可度及高額獎勵，導致國內許多高水平論文外流。”[4]

4. 語言的障礙

語言的多元化是學術多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由、包容、開放的學術研究也必然應該允許并鼓勵多種語言的存在。然而，在實際操作中，SCI、AHCI等國際學術期刊評價機構卻很少接納非英文的期刊。“如今，英語作為主要的國際學術語言的地位不可動搖――事實上，國家性的學術系統熱情地接納英語，以此作為國際化、參與競爭及晉級為‘世界級別’的關鍵手段。然而，英語的統治地位使得世界范圍內的科學日趨成為以使用英語的主要學術系統為主導的霸權統治，且給不使用英語的學者和大學帶來了挑戰。”[5]

三、如何“走出去”

1. “走出去”的姿態

隨著中國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和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升，中文學術期刊必將走向世界，世界也必然會接納來自中國的學術期刊，這是中國實力發展和國力提升的必然。然而，“走出去”時的姿態卻是可選的。

（1）“低著頭走出去”。指完全按照國外的評價標準對中文學術期刊在評審程序、裝幀印刷、版式設計等方面進行改革。目前，國內一些期刊已在著手開始這方面的改變了，并美其名曰“與國際接軌”。然而，以這種姿態走出去，是將國際學術期刊評價的話語權拱手相讓，必然伴隨著中文學術期刊國際地位的旁落，從而淪為國外評價機構的“打工仔”。

（2）“昂著頭走出去”。昂著頭走出去，是指在遵循國際學術期刊發展規律，充分參考國際頂級學術期刊發展經驗的基礎上，結合中文學術期刊特點制訂一套符合中文學術期刊發展和中國學術環境發展的評價體系，從而推動中國學術成果同世界的交流與融合，進而提升中文學術期刊和中國學術研究在國際學術界的影響力。這種姿態的核心是“以我為主”，建立自己的期刊評價體系和學術評價標準，目標是使中國在世界范圍內獲得更多的話語權和掌控力，為中國的學術發展營造一個更為有利的國際環境。

總之，前一種姿態更多的表達的是對“國際規則”的臣服與順從。而后者則是在充分表達國際交流與承認的同時，更主張一種自我的表現。

2. “走出去”的方法

明確了“走出去”的姿態，還應掌握走出去的方法和步驟，合理、恰當的方法可以加速中文學術期刊“走出去”的進程。

（1）評價標準“走出去”。在現行的學術評價標準被國際上的幾大索引機構所壟斷的情況下，中文學術期刊要“走出去”似乎必須得到這幾大檢索的認可。這在無形中消解了學科和文化傳統的差異性，其結果將不可避免地演變為對中國學術特性與傳統的壓制和排斥，對于中國學術發展，特別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學科發展是極為不利的。“對于學術價值的評價，不應該僅僅根據SCI或其他外來機構的排名――也就是說不應該將評價的權力交予外國人。盡管基于本國的評價不容易實現，這樣做卻很有必要。以本國語言發表的研究成果也需要支持。在國內和國際的出版活動之間做到適度的結合，這將有助于形成一個活躍的研究團體。最根本的是，要對本國的科學和知識團體的重要性有正確的認識。創造一種國內和國際的平衡狀態或許并非易事，然而，知識的獨立卻取決于此”。[6]

因此，要建立一套適合于中國學術發展的科學的評價標準，這套標準應獨立于現行的幾大檢索之外，形成一套獨立的評價標準。同時，這套標準還要符合學術研究的一般規律，使其擁有成為國際標準的潛力。

（2）語言、文化“走出去”。中文學術期刊要真正走向世界，必須首先使語言和文化走出國門，畢竟這兩者是中文學術期刊的基本載體。可喜的是，這方面已取得了很大進步，孔子學院的廣泛建立就是很好的例證。自2004年11月全球首家孔子學院在韓國成立以來，已有300家孔子學院遍布全球近百個國家和地區，各國孔子學院先后舉辦了近7000場次的文化活動，參加人數達200多萬。孔子學院已成為推廣漢語教學、傳播中國文化及國學的全球品牌和平臺。

（3）發行出版“走出去”。目前，我國在國際上較有影響的學術期刊大多與國際權威的出版公司有著密切的合作關系，通過國外出版公司將學術期刊境外發行，對于提升中文學術期刊的國際影響將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在保證學術內容獨立自主的前提下，在封面、印刷等方面，可由國外的出版公司對期刊進行適當的“包裝”，以便更好地在國外傳播，讓更多的人看到并喜歡中文學術期刊。

（4）高水平文章“請進來”。文章的水平最終決定一個期刊的學術質量和業界口碑，中文學術期刊要走向世界，得到國際學術界的認可，就必須吸引一批高水平的學術論文。一方面，應加強策劃和組織，緊跟國際學術熱點，并結合我國重大戰略需求，發掘一批國內高水平學術論文。另一方面，還應有計劃、有目的地吸引一批國外學者的高水平文章，這樣才能進一步提升期刊的學術水平，同時也更便于同國外學術界交流，只有將高水平的論文“請進來”，才能使中文學術期刊更好地“走出去”。

結 語

綜上所述，首先，學術期刊是傳播學術思想、介紹學術成果、進行學術爭鳴的重要窗口和媒介，對學術研究和學術思想的傳承和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其次，學術期刊還具有學術評估功能，能在本學科的頂級刊物或高級別刊物上發表文章，是研究者們始終不渝的追求。《Nature》《Science》具有這種功能，SCI、EI、CSSCI同樣具備這種功能。研究者希望能在更高級別的刊物，以獲得學術界更多的認可和關注；學術期刊希望能成為業內的頂級期刊或權威期刊源期刊，以吸引更多高水平的學術論文。最后，學術期刊的影響力也是學術話語權的重要體現。目前、無論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多數高端期刊是英文期刊，中國學者最好的原創論文基本上也是翻譯成英文后投向這些期刊。但這有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學術研究是非常嚴謹的，但中文翻譯成英文后一些表達方式不可避免地出現變化，甚至扭曲，肯定會影響原思想的表達（這一點在社科類論文中尤其突出）。另一方面，在科技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文章首發權對科技成果的占有顯得尤為重要，由于英文期刊幾乎完全掌握著首發話語權，這就使得中國研究者面臨更加艱難的處境，要改變這種情況，就必須擁有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中文學術期刊。

總之，中文學術期刊只有獲得更多的業內關注，掌握更多的學術話語權，才能更好地向世界介紹中國文化、推介中國學術思想、傳播最新的學術成果，讓世界更好地理解和認同中國文化、中國科技、中國思想和中國思維。

參考文獻：

[1] 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中國英文版科技期刊的評價[M]，2010-04-26.

[2] 關鑒航.我國社科期刊評價體系的探索分析[J].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學報，2011（6）.

[3] 李大慶.中國SCI論文統計：突出被引次數，弱化發表數量[N].科技日報，2010-11-28 .

[4] 朱劍.學術評價、學術期刊與學術國際化――對人文社會科學國際化熱潮的冷思考[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