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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銀行監管精品(七篇)

時間:2023-09-15 17:12:00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商業銀行監管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商業銀行監管

篇(1)

主體。商業銀行會計監管主體是指行使對商業銀行進行會計監管這一職能的機構或人員。我國目前主要有銀監會、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門、審計機關、銀行業協會、會計師事務所、商業銀行內部會計控制等機構、組織及各自的監管人員。根據監管主體的不同,商業銀行會計監管可分為政府監管、內部監管和社會監管三個層次。其中以銀監會為代表的政府監管是主體和核心,以內部會計控制和內部會計監控來實現的內部會計監管是基礎,以民間審計和銀行業自律為主的社會監管是重要補充和環境保障。它們共同構成了商業銀行會計監管體系,是一有機的整體。

客體(對象)。傳統的觀念認為包括商業銀行會計監管在內的會計監管的客體是被監管單位的會計信息,具體又表現為各種會計憑證、會計賬薄、會計報告等資料和信息。但這一觀點并不全面。商業銀行會計監管的客體還應包括被監管銀行的經濟活動、會計活動、會計工作、會計人員、單位負責人,甚至還有會計監管者本身。

制度。所謂商業銀行會計監管制度就是指對商業銀行實行會計監管的準則、內容、方法、程序、工具等的總稱,它是商業銀行會計監管主體和會計監管客體中介,前者需借助這一中介實施對后者的監管。

由此看來,以上三個要素有機地組成了商業銀行會計監管這一整體,缺一不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

商業銀行會計監管的內容

會計機構設置和會計人員監管?!渡虡I銀行法(修正案)》第十二條明確提出設立商業銀行,應當“有具備任職專業知識和業務工作經驗的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有健全的組織機構和管理制度”?!躲y監法》第二十條也規定“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對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實行任職資格管理?!鄙虡I銀行監管機構應對商業銀行申請、設立時和經營過程中會計機構的設置、運行,會計人員的配備、組成以及會計人員的工作情況等進行監督管理。

會計基礎工作監管。包括商業銀行機構執行統一會計法規制度的情況,如:會計科目使用的正確性和規范性、開戶與結算工作的合規性等;本行財務、會計制度的建立、健全與執行,如:會計憑證制度、財務記錄與核對制度、重要空白憑證保管制度、會計崗位牽制制度及相關崗位責任制等。《商業銀行法(修正案)》中的第五十四條就對此做出了相關規定。當然,各商業銀行的內部控制制度的建立與運行情況也屬于會計基礎工作監管的范疇,但由于其在商業銀行會計監管中具有較特殊且較獨立、較重要的作用,因此將其單列為商業銀行會計監管的一項內容。

會計信息質量及披露監管。即一方面,要對商業銀行所提供的會計信息是否真實、準確、完整進行檢查、監督,堅決杜絕“三假”(假賬、假表、假信息)行為,以保證監管資料的全面性、系統性、權威性。另一方面,還要對商業銀行會計信息披露的時間、方式、途徑等進行監督檢查?!躲y監法》的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六條,《中國人民銀行法(修正案)》的第三十五條,《商業銀行法(修正案)》的第五十五條、第五十六條、第六十一條等均對此有所要求。

風險監管。風險監管為商業銀行會計監管的核心內容。《銀監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中國人民銀行法(修正案)》第三十四條,《商業銀行法(修正案)》第六十二條分別對此做出了規定。風險監管包括三個主要內容:一是資本充足率監管,二是資產質量監管,三是流動性監管。

效益監管。即通過各商業銀行機構報送的會計報表,特別是損益表,分析其經營效益及盈利情況,并檢查是否存在效益管理混亂現象,要求商業銀行具備正常的盈利能力也是保障其正常經營抵御風險并進一步提高競爭力的重要條件。但考核這一內容不能完全以盈利率的高低作為標準,而應同時考慮安全性和流動性等因素。商業銀行內部會計控制監管。商業銀行內部會計控制本身就是商業銀行會計監管的一個方面,但站在外部監管主體尤其是政府監管機構的立場上看,對商業銀行內部監管的再監管也是其監管的主要內容之一,并且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要調查商業銀行內控制度的現狀進行正確的分析和評價,督促各商業銀行建立起有效的、完善的內部控制制度。重點檢查是否建立了會計內部控制領導責任制、職責分離機制、會計管理系統、風險測量與監控系統、信息和安全管理系統等。另一方面,要實時監控其內部控制運行狀況,測試其運行有效性,并指導和促進各商業銀行改進和加強會計內部控制管理,在提高會計信息質量的同時發揮內部控制對風險的預測和防范作用。

商業銀行會計監管的方式

(一)政府會計監管的方式

1.現場監管。也稱現場檢查,是指由監管當局指派具備相應專業知識和監管水平的人員組成檢查組,深入被監管對象,按照統一規范的程序,帶著明確的檢查目標和任務,通過實地審核、查看、取證、談話等具體方法,對其會計活動和行為進行實地檢查的形式?,F場監管的內容一般包括合規性檢查和風險性檢查兩個大的方面?,F場監管必須與非現場監管結合使用,并應積極利用其他外部監管成果。

2.非現場監管。非現場監管是指被監管單位按監管當局的要求定期或不定期報送各種報表資料,監管部門通過對這些報表資料的整理、審查和分析,對商業銀行會計活動進行監管的方式。報表資料應包括商業銀行的會計報表(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及附表、現金流量表)、管理報告、業務報告和統計報表等。非現場監管通過對數據資料的分析與審查能及時反映商業銀行的會計風險,并對重要情況做出信息反饋,也為現場監管提供了依據和重點。但非現場監管不能有效實現內控監管,還受到被監管機構報送資料真實性、完整性與否的限制。因此,非現場監管的局限性要求應加強現場監管和非現場監管的協調配合。二者在整個監管過程中應相互調節相互補充,非現場監管為現場監管提供向導,現場監管為非現場監管提供具體證據,最后共同形成結論或建議,實現監管的連續性、統一性和有效性。

需要特別補充的是,審計部門對商業銀行的會計監管是通過金融審計來實現的,主要是運用一些專門的審計技術與方法,包括內部控制的了解和測試、實質性測試、計算機審計技術和多種審計取證方法等。

(二)內部會計監管的方式

商業銀行內部會計監管主要由內部會計控制和內部會計監控兩個內容組成,內部會計監管機制作用的發揮主要是通過制度控制、崗位設置控制、財產控制、賬務組織與處理控制、內部會計檢查制度、風險責任制度等若干制度的制訂、執行、檢查與改進來實現的。

(三)社會會計監管的方式

1.銀行業協會是銀行業自律組織,它主要通過自律公約、從業人員道德和行為準則、業務規范等行規行約的制定、組織遵守和實施處罰等來履行其監管職能。

2.會計師事務所對商業銀行的會計監管主要體現在對商業銀行會計報表及其他業務的審計上,尤以會計報表審計為主要方面,在執行會計報表審計中,注冊會計師要實施內部控制測試和實質性測試,運用分析、監盤、檢查、查詢及函證等方法。

3.新聞媒體等社會公眾機構和人民群眾對商業銀行的監管不是直接施行監督的“硬權力”,而是“軟權力”,通過輿論導向、信息報道和信號傳遞等方式實現。

篇(2)

關鍵詞:商業銀行 國庫集中支付 監管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的財政國庫管理制度也不斷進行著改革。在商業銀行國庫集中支付業務現象越來越廣泛的背景下,國庫集中支付業務的效率不斷提高,伴隨業務發展所產生的風險和問題也不斷增多,人民銀行的監督職能的重要性不斷增強。

一、對商業銀行國庫集中支付業務進行監督管理的重要性

目前,各商業銀行在國庫集中支付業務時缺乏統一的制度標準,業務的監督也往往游離于銀行內部的監督體系之外,資金劃撥渠道繁雜,導致國庫集中支付業務常常出現問題。因此,人民銀行必須加強對商業銀行國庫集中業務的監管力度,促使商業銀行合法、有效地辦理集中支付業務,提高商業銀行國庫集中支付業務的規范性和有效性,進而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平穩運行。

二、商業銀行國庫集中支付業務監督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當前,商業銀行自身以及外部存在的諸多監督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國庫集中支付業務效率的快速提高,以下淺談了幾項有關商業銀行國庫集中支付業務的監督管理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一)商業銀行國庫集中支付業務存在操作風險,整體規范程度相對較低

商業銀行在對集中支付業務進行管理的過程中,實質上是代替人民銀行來實行其管理職能的,因此其處于人地位。大量信息表明,當前許多商業銀行在對國庫集中支付業務進行性質的管理時,缺乏人民銀行詳細有效的授權證明、客戶詳細的開戶證明,以及授權書上簽章不符等事項,種種現象導致商業銀行在國庫集中支付業務時大量風險的產生,極不利于國庫支付業務質量的提高。

(二)商業銀行對財政資金的劃撥流程繁瑣,導致資金使用效率降低

商業銀行對財政資金的劃撥流程繁瑣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業務處理流程繁瑣。事業預算單位收到財政部門下達的預算支出額度時,需要向支付的銀行發出支付令,支付的銀行針對預算單位發出的支付令,先將墊付的資金放在零余額賬戶,最后將預算資金從零余額賬戶劃撥到申請人賬戶。這種劃撥資金的形式比較復雜,延長了資金流動的時間,從而使資金到達使用人賬戶的時間比較晚,資金的利用效率降低。二是資金結算過程復雜。支付的銀行運用的清算方式依據的是統一的國庫單一賬戶體系,該賬戶體系是國庫集中支付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先墊付的資金需要在與人民銀行進行清算的同時,與人民銀行預算執行單位和財政進行有效對賬。這種國庫支付業務管理方式,需要事先墊付的資金,事后還要進行對賬和清算,這在一定程度上拉長了資金的流通鏈條,使得人的主觀不良行為在其中有了可乘之機,加大了商業銀行國庫集中支付業務管理的風險。三是清算方式效率偏低。小額支付是商業銀行進行資金劃撥的重要方式,該方式運用于商業銀行與人民銀行之間的倒清算。小額支付業務具有集中性、業務量大的特點,其常常發生在每天下午,由于時間有限,小額支付業務又具有業務大量性,導致W絡運行緩慢的情況時常發生。以上三個方面綜合導致了劃撥資金在途時間的延長,使得資金的利用率降低,最終導致國有經濟發展緩慢。

(三)商業銀行、財政部門對資金的控制相對較為寬松,運營存在較大風險

由商業銀行集中支付業務,人民銀行由業務的直接參與者變成了間接參與者,國庫資金沒有直達預算單位,人民銀行只負責商業銀行墊付資金的最終清算。財政部門、預算單位和銀行形成了集中支付業務的實際交易主體。人民銀行對財政部門撥付資金的合規性失去有效監督,對銀行的行為也難以實現有效監管。由于制度設計和監督管理上存在缺陷,預算單位在進行財政直接支付時可能會采用和提供偽造虛假收款人的賬戶或是經過變造、偽造重要信息的虛假申請和合同,一旦沒有被察覺,資金將通過國庫單一賬戶體系到達虛假收款人的賬戶,造成財政資金的流失。在進行財政授權支付時,不僅預算單位可能會通過偽造、變造虛假的收款人賬戶非法騙取資金,銀行也會因為支付系統缺乏監督而與預算單位進行合謀,最終導致大量國家資金向外流出,這時造成的風險就會更大。因此,人民銀行如果不能夠對預算單位和銀行進行有效的監督和控制,財政資金將會被非法移出,最終導致國家經濟利益受到嚴重損害。

(四)商業銀行國庫集中支付業務經驗不太成熟,監督管理缺乏科學的體系

商業銀行作為人受理人民銀行委托的國庫集中支付業務,其經驗還不太成熟,商業銀行內部缺乏有效、科學的監督管理體系。

1.銀行的監督管理體制制約著監督管理體系的有效性提高

銀行的監督管理體制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監督管理體系的有效性提高又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人民銀行對銀行缺乏有效的監督控制體系。比如說在財政直接支付活動之中,預算單位可能會偽造虛假收款人并且提供虛假收款人賬戶,對于合同進行偽造或者變更,所以資金就很容易通過國庫單一賬戶體系直接劃出或者轉移到非法收款人賬下,而人民銀行卻不能有效地對其進行監管。另外,法律以及監督制度對違規行為的處罰規定不充分。現有的法律以及監督制度雖然對監督內容、職責和范圍的規定不斷進行完善,但很少完善針對具體的違法行為進行處罰的規定,導致沒有有效的依據對違規、違法現象涉及的單位和人員進行處罰,違法、違規分子行為猖獗。最后,不能夠對財政資金使用的合規性和合法性進行有效的監督。

2.監督措施、考評機制與監督工作要求之間存在差距

監督措施、考評機制與監督工作要求之間存在的差距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財政單位內部缺乏科學、合理的考評機制。目前,財政單位內部對考評機制采取的措施依賴于科學性較低的考評機制體系,導致監管不能夠得到有效實施。另外,優勝劣汰機制不完善。優勝劣汰機制是激發部門內部人員積極性和防止違法、違規現象發生的重要途徑。然而,人民銀行一直沒有實行嚴格的年檢制度,導致銀行壓力較小,內部違規現象頻繁發生,監督效率不斷降低。

三、應對商業銀行國庫集中支付業務監督管理中存在問題的措施

(一)加強業務處理規范性,提高監督效率

人民銀行是管理國庫的主體,而國庫會計是進行國庫管理的具體實施者,其在進行業務處理時應嚴格遵守《中國人民銀行法》、《國庫會計核算業務操作規程》等一系列法律、行政法規和規章。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的不斷進步,國庫會計的綜合素質不斷提高,國庫核算的技術越來越先進,形式也越來越豐富,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商業銀行國庫集中支付業務監督管理的效率。作為人民銀行日常業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庫集中支付業務的內控制度越來越完善。規范、科學的國庫會計操作技術和流程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商業銀行國庫集中支付業務的弊端,從而為國庫集中支付業務的監督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進而為國民經濟的平穩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二)建構科學、合理的國庫監督管理體系

建科學、合理的國庫監督管理體系應盡快完善相關制度。首先,應針對商業銀行國庫集中支付業務監督管理中的制度問題,根據現實需要對法律法規進行完善。有效的法律法規是約束銀行進行非法操作的關鍵手段,對提高監督管理的效率具有重大意義。人民銀行應依據完善的法律法規對國庫的監督管理職能進行強化,建立科學、完善的監督管理制度,對監督管理中的懲罰問題進行詳細劃分,從而提高監督管理的效率,進而提高商業銀行國庫集中支付業務的規范程度。

(三)加強商業銀行國庫集中支付網絡信息化建設

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世界經濟鏈接為一個整體。信息的便利性、快速性和共享性運用到商業銀行的國庫管理中將極大地提高商業銀行國庫集中支付業務的效率,并提高人民銀行的監督效率。建立國庫集中支付網絡信息化平臺,進一步建立先進的財政管理信息系統,人民銀行、財政部門、預算單位和銀行可以在有效的國庫集中支付網絡信息化建設中互聯互通、相互分享信息,進而快速、準確地對預算資金進行劃撥和清算,提高國庫資金運用的安全性。

四、結語

篇(3)

關鍵詞:商業銀行;會計制度;資本監管;影響渠道

一、引言

“會計準則是否助推了2008金融危機的升級和擴散”是G20華盛頓、倫敦、匹茲堡3次峰會持續關注的議題。它緣起于銀行會計制度與資本監管的捆綁實施問題,即現行金融監管制度要求商業銀行資本充足水平核算以其財務報告數據為基礎。會計制度與資本監管目標不同,前者致力于市場信息透明、后者聚焦于金融系統穩定;金融危機期間,當金融穩定成為監管機構優先目標時,市場信息透明度常常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破壞?;谕该鞫饶繕耍攧請蟾嬉从澄C中資產價格持續下跌的情況,但卻引發商業銀行核減資本潮,動搖了銀行系統根基,引起G20高度關注。本文聚焦G20議題的基礎性問題,即銀行會計制度是如何影響資本充足水平核算的?全面認識這一問題對G20議題的解決有借鑒意義。在比較巴塞爾資本框架與銀行資產負債構成基礎上,本文鎖定金融資產計量、分類、減值和SPE并表等4個會計制度影響資本充足率核算的渠道。本文分析基于國際制度和市場背景,我國會計監管和資本監管制度與國際趨同,因而研究結論對我國監管機構有參考價值。

二、監管資本要素與財務報表項目比較

BaselII(2006)①核心內容是資本要求、監督檢查和市場紀律三個支柱。本文重點分析BaselII資本要求(第一支柱)與財務報表數據的關聯度。BaselII資本要求的核心是最低資本充足率,計算該比率分數式的分子是各類符合條件的資本要素,分母是依據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調整確定的風險加權資產。資本要素是依據財務報表數據調整確定的,與財務報表數據直接相關;而風險加權資產是依據BaselII的專門調整比率或方法確定的,與財務報表數據關聯度不大。資本監管主要目的是要求商業銀行保持一定損失吸收能力。一級資本應具有在持續經營情況吸收損失的能力,二級資本應具有在破產清算情況下吸收損失的能力。BaselII(2006)所界定的一級資本要素有:普通股本、股本溢價、永久性非累積優先股、留存收益、一般儲備、法定儲備和少數股權,這些資本要素對應的財務報表項目分別是:實收資本(普通股)、股本溢價、優先股、留存收益、未分配利潤、一般風險準備、盈余公積和少數股權[1]。除優先股外①,BaselII的一級資本內含與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所有者權益”內容一致,見表1。BaselII(2006)所界定的二級資本有資產重估增值(包括確認和未確認的)、一般準備或儲備(包括公開和未公開的)、混合資本工具(債務和權益)以及長期次級債等4類,對應的財務報表項目是:資產賬戶(如資產重估增值)、資產備抵賬戶(如一般準備)和負債賬戶(如混合工具和次級債),也包括一些財務報表未列示的項目。不同于集中在財務報表“所有者權益”部分的一級資本要素,BaselII界定的二級資本分散于財務報表資產與負債之中,有一些還游離于財務報表之外③。BaselII(2006)界定的一級資本要素對應財務報表中的“所有者權益”項目,二級資本要素對應財務報表中的部分資產項目、部分資產備抵項目和部分負債項目①。這些財務報表項目可劃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基本穩定項目”,包括:普通股、優先股、股本溢價、少數股權、混合工具和長期次級債等6項,它們屬于長期持有項目,按歷史成本計量,在財務報表上列示的金額保持基本穩定不變,對監管資本的貢獻也穩定不變;第二類是“受損益影響的波動項目”,包括留存收益、未分配利潤、一般風險準備等3項,它們與利潤直接關聯、受其直接影響,在發生虧損時最先被用于吸收損失,短期看損益既受經濟周期、宏觀政策、經營管理能力等因素影響也受會計制度影響;第三類是“受市場影響的波動項目”,包括資產重估增值和貸款損失準備,這些項目既受市場影響又受會計處理方法影響。在這樣分析之后,我們認為可能對商業銀行資本監管產生重要影響、又可能受到會計制度影響的財務報表項目主要集中在“損益”和“資產增減值”兩方面,對這些項目產生直接影響的會計制度包括金融資產計量、分類、減值等相關會計規范。

三、商業銀行會計制度對資本監管影響渠道

(一)金融資產計量會計規范對資本監管的影響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所載的資產和負債項目大多為各類金融工具。統計發現,美國所有銀行控股公司資產負債表上金融資產占總資產比例為90.44%[2],我國上市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上金融資產占比也超過90%[3]。因此金融工具計量規范成為銀行會計制度對資本監管產生影響的重要方面。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公允價值在金融工具計量使用的范圍不斷拓展,分析會計計量規范對資本監管的影響實質上就是分析公允價值計量對資本監管的潛在影響。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統計結果表明,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上平均有45%的金融資產和15%的金融負債按公允價值計量[4]。畢馬威(KPMG)針對歐洲大型商業銀行的統計結果是,按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占所有金融資產和所有金融負債的比率最高超過70%、最低約為20%[5]。上述統計數據說明,按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在商業銀行總資產中普遍占有較大比重。表2整理各類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計量結果確認位置及對監管資本影響渠道。按照現行會計制度,在每一報告日均需要按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工具項目主要有: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衍生金融工具、指定為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實施公允價值選擇權)。依據計量結果確認位置的差異,這些項目可進一步劃分為兩組,第一組是計量結果計入損益的項目,第二組是計量結果計入權益的項目。按照當前的資本監管規范,在計算資本充足率時要將計入權益的金融工具未實現利得或損失予以剔除,因此這些項目的公允價值計量結果對監管資本核算沒有直接影響。

對監管資本核算產生直接影響的僅限于公允價值計量結果計入損益的項目,具體包括:交易性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非套期衍生金融工具、部分套期工具、指定為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Song(2011)參照美國十大商業銀行各項資產和負債占比以及相關財務比率編制了一份簡化的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假設該銀行本期收益為1,350,000元并直接向股東分配該收益且假設沒有稅收負擔[6]。這份資料符合本研究需要,本文稍加調整后予以采用,見表3。從表3可知,該銀行按公允價值計量并將變動計入損益、從而對監管資本核算產生直接影響的金融資產金額為2500萬元,在所有資產中占比為25%。出于簡化分析和突出影響程度考慮,假設該銀行其他資產和負債數據保持不變,僅對“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金融工具”項目設定增值20%和貶值20%兩種情況,觀察這兩種情況下商業銀行會計制度對監管資本核算的影響方式和程度。首先依據該銀行資產、負債和收益的“期初數據”對其盈利能力和監管資本充足狀況進行分析評價,然后依據相同標準分析在金融資產升值和貶值情況下公允價值計量結果的潛在影響。美國商業銀行最低資本充足要求主要關注“全部風險資本充足率”、“核心資本/風險資本比率”和“核心資本/杠桿比率”三項指標,據此將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狀況劃分為五檔:資本十分充足、資本適當充足、資本不足、資本顯著不足和資本嚴重不足。①計算上述三項指標還需要了解該銀行風險加權資產數據,它是各項資產乘以各自風險權重后的總和,本文假設該數據為7500萬元。這樣可依據表3的數據計算“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金融工具”項目升值和貶值20%情況下該銀行盈利能力和資本充足水平變化,見表4。從表4可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金融資產的會計處理結果對商業銀行獲利能力和監管資本充足水平的影響是十分顯著的。

從獲利能力角度看,按期初數和常規盈利水平,該銀行的獲利能力為15%;在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金融資產市值上升20%情況下,這些變動計入損益后該銀行獲利能力為45.36%,上升幅度大于200%;在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金融資產市值下降20%情況下,這些變動計入損益后該銀行獲利能力為-91.25%,下降幅度大于700%。從監管資本充足水平角度看,按期初數和常規盈利水平,該銀行“全部風險資本充足率”是8.6%,“核心資本/風險資本比率”是8%,“核心資本/杠桿比率”是6.19%,屬于“資本適當充足”;在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金融資產市值上升20%情況下,這些變動計入損益后該銀行“全部風險資本充足率”是15.3%,“核心資本/風險資本比率”是14.7%,“核心資本/杠桿比率”是11.3%,屬于“資本十分充足”;在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金融資產市值下降20%情況下,這些變動計入損益后該銀行“全部風險資本充足率”是2%、“核心資本/風險資本比率”是1.3%,“核心資本/杠桿比率”是1.03%,屬于“資本嚴重不足”,該銀行將被接管,面臨破產清算或兼并的命運。SEC(2008)統計表明,25%資產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是美國商業銀行普遍情況,歐盟大型商業銀行2007年也有20%以上資產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表3確定的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規模并非脫離實際。以上分析的金融資產計量規范對商業銀行監管資本影響可總結為三點:(1)使收益大幅度波動;(2)使資本充足水平大幅度波動從而引發監管風險;(3)負面影響遠遠大于正面影響,即在經濟下行、金融資產市值下跌時盈利能力和資本充足水平下降的幅度,遠遠大于經濟上行、金融資產市值上升時盈利能力和資本充足水平上升的幅度。這一結論解釋了為什么銀行家們一直對拓展公允價值應用強烈抵制,因為盈利水平大幅度波動預示風險的存在,會增加資本成本,而由此引發的監管資本違規風險更難以應對。因此,歐洲中央銀行(2004)將拓展公允價值應用所衍生的“收益波動性”問題列為公允價值六大罪狀之首[7]。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金融危機期間公允價值會計會備受關注,因為經濟下行期間其負面影響遠遠高于經濟上行期間其正面影響。

(二)金融資產分類會計規范對資本監管的影響金融資產分類規范對資本監管的影響是通過影響計量規范選擇以及計量結果確認位置而實現的,也是通過影響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金融資產的規模而實現的。如果商業銀行劃歸為交易性金融資產數量大,則對資本監管影響大,反之則小。從這個角度看,計量規范對資本監管的影響與金融資產分類規范對監管資本的影響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但金融資產分類規范對資本監管的影響具有獨特性,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商業銀行在金融資產初始分類時具有一定選擇空間,二是在金融資產持有期間可行使重分類選擇權。這里有一個說明在金融資產分類時商業銀行非常關注劃分結果對監管資本影響的客觀證據[8]。在SFAS115頒布之前,美國商業銀行金融資產投資組合的未實現利得和損失是納入監管資本核算的。①據此,按照SFAS115劃歸為“交易性”和“可供出售”證券投資的未實現利得和損失都要計入監管資本。但在SFAS115生效9個月后,銀行監管機構突然宣布調整監管資本核算制度,將劃歸為“可供出售”證券投資的未實現利得和損失排除在監管資本核算之外。之后在1995年11月,會計準則制定機構允許商業銀行在1995年12月31日前將前期分類的金融資產投資進行一次性集中調整。這一事件充分說明了金融資產分類會計制度對監管資本核算具有重大影響。在金融危機期間,歐洲商業銀行強烈要求金融資產重分類的案例進一步佐證了金融資產分類對監管資本的重大影響。SFAS115的金融資產重分類規范比IAS39寬松,前者允許對所有類別金融資產進行重分類,后者禁止對劃歸為“交易性”金融資產進行重分類。交易性金融資產在危機期間的價值下跌直接計入損益,對監管資本的侵蝕性最強。在2008全球金融危機期間,金融資產市值大幅度下跌,歐洲商業銀行監管資本面臨很大壓力,它們游說金融監管機構向IASB施加壓力,要求歐盟商業銀行也能向美國銀行一樣可以通過金融資產重分類的方式將未實現損失排除在監管資本核算之外,從而降低監管干預風險。Fiechter(2011)發現,在重分類限制放松后約有1/3歐盟商業銀行實施了對原歸類為“交易性”金融資產進行重分類處理,重分類資產金額約占商業銀行總資產3.9%,占權益賬面價值的131%[9]。這說明金融資產重分類會計規范對監管資本核算的影響是非常顯著的。

(三)金融資產減值會計規范對資本監管的影響金融資產減值會計規范要求商業銀行將所確認的減值損失計入損益,因而對監管資本核算產生直接影響。金融資產減值對資本監管影響可劃分為兩類,一是貸款減值的影響,二是其他金融資產減值的影響。貸款是商業銀行主要資產,該類資產占銀行總資產比例高,減值金額對監管資本充足水平影響大。當商業銀行計提貸款減值準備時,在資產負債表上該準備沖減貸款資產總額,在損益表上該準備沖減稅前利潤,它既影響資產又影響收益。貸款減值準備對監管資本核算影響體現在兩方面,一是會削弱一級資本,是監管資本的扣減項;二是可能計入二級資本,是監管資本的增加項。但由于稅收的存在,扣減項與增加項的金額并不相同。假定某一商業銀行在一個會計年度中新計提貸款減值準備100美元(適用所得稅率是40%),其稅后利潤減少60美元,即100*(1—40%),致使所有者權益和一級資本均減少60美元;但因貸款減值準備可計入二級資產,使二級資本增加100美元。此次計提貸款減值準備,不僅沒有侵蝕監管資本總額,反而使其增加40美元。這一例子說明,在沒有其他限制情況下,銀行計提貸款減值準備會提升其監管資本充足水平。但BaselII(2006)限制計入二級資本的貸款減值準備金額,要求不超過加權風險資產的1.25%。在這一限制條件下,貸款減值準備對監管資本影響會出現三種情形:(1)如前期累計貸款減值準備遠低于限制標準、新計提貸款減值準備可全額計入二級資本,則一級資本會受到負面影響,二級資本會受到正面影響,總資本會受到正面影響;(2)如前期累計貸款減值準備接近限制標準、新計提貸款減值準備部分計入二級資本,則一級資本受到負面影響,二級資本受到正面影響,總資本受影響的方向取決于計入二級資本金額是否超過計入一級資本金額;(3)如前期累計貸款減值準備已超過限制標準、新計提貸款減值準備無法計入二級資本,則一級資本受到負面影響,二級資本不受影響,總資本受到負面影響,程度與一級資本相同。

這說明,貸款減值準備對監管資本影響不是開放式的,監管機構為鼓勵商業銀行多計提貸款減值準備而允許部分計入二級資本的政策使兩者關系復雜化,但由于金融資產減值處理涉及估計和判斷,商業銀行利用這種關系操縱監管資本可能性仍存在。這種監管資本操縱的基本規律是,在面臨監管資本壓力情況下,如果新計提的貸款減值準備可全額計入二級資本,則商業銀行會利用超額計提貸款減值準備方式增強資本充足水平,因為這種會計處理對監管資本總額有增量貢獻;如果新計提貸款減值準備無法計入二級資本,則商業銀行會不提或少提貸款減值準備,即使預示貸款減值的事件已發生,以防這類會計處理進一步加劇監管資本壓力。Ng(2014)對金融危機期間美國商業銀行新計提貸款減值準備情況研究發現,前期累計貸款減值準備接近或超過監管限制標準的銀行計提貸款減值準備動機遠低于其他銀行[10]。這一證據說明,商業銀行了解和重視貸款減值準備對監管資本的影響并將其作為應對監管風險問題的重要工具。從表5可知,貸款資產占商業銀行總資產比重很高,美國2008~2010年三年均值是55.06%,歐盟2008~2010年三年均值是43.55%;美國商業銀行計提的貸款減值準備三年均值為1961.6億美元,占貸款總額的2.96%;歐盟商業銀行計提的貸款減值準備三年均值為2137.4億歐元,占貸款總額的1.5%。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美國占貸款總額2.96%的貸款減值準備可能計入監管資本核算,對監管資本產生直接影響;歐盟占貸款總額1.5%的貸款減值準備可能計入監管資本核算,對監管資本產生直接影響;美國商業銀所行計提貸款減值準備對監管資本影響程度較大,約是歐盟商業銀行計提貸款減值準備對監管資本影響的兩倍。Sanders(2010)將金融危機期間美國主要商業銀行支付股利數據與計提貸款減值準備數據對監管資本影響進行比較研究,發現貸款減值準備對監管資本的負面影響是-15.36%,支付股利對監管資本的負面影響是-6.15%[11]。貸款減值準備的負面影響超過支付股利影響的兩倍。

這進一步說明貸款減值準備會計規范對監管資本核算影響是非常大的。除貸款之外,其他涉及減值問題的金融資產有: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投資和無報價權益工具投資等。在這些金融資產中,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按公允價值計量,其價值變動計入權益,由于審慎過濾器作用,這些變動不影響監管資本核算;但如果商業銀行確認這些金融資產發生了減值(在美國這些減值還要是“非暫時性的”),相關減值損失要從權益中轉入損益,對監管資本核算產生負面影響。持有至到期投資和無報價權益工具按攤余成本計量、不確認價值變動,但如確認減值則要將其計入損益,也對監管資本核算產生直接負面影響。與貸款減值不同的是,上述三類金融資產投資如確認發生減值,均直接將該減值計入損益,只會對監管資本產生負面影響,而不會對其產生正面影響。與貸款減值相同的是,這些金融資產減值的會計處理也主要依據估計和判斷,因此商業銀行也可能利用相關減值操作影響監管資本充足水平。表6是2008~2010年歐盟商業銀行合并報表中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投資和無報價權益工具投資的金額及其減值數據。在這三年中歐洲所有商業銀行平均每年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投資和無報價權益工具投資的平均金額分別為16428.5、2601.8、1732億歐元,所確認減值損失平均金額分別為125.4、2.8、4.8億歐元,減值損失所占比率平均值分別為0.77%、0.1%、0.28%。從這三年數據看,歐盟商業銀行在2008年對這三類金融資產確認的減值損失較多,其后在2009和2010年逐漸減少,這與歐洲金融市場在2008年步入深度危機,其后逐步恢復的基本經濟形勢一致。三類金融資產每年合計的減值金額分別為248、110.3、41.2億歐元,遠遠小于對應三年的貸款減值準備金額;三類資產每年計提減值比率平均為0.67%、0.35%、0.13%,也遠低于對應三年的貸款減值比率1.37%、1.56%、1.57%。這說明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投資和無報價權益工具投資三類金融資產合計減值金額對監管資本的影響遠低于貸款減值準備的影響。隨著經濟形勢趨好,三類金融資產減值對監管資本影響還有進一步減小的趨勢,但貸款減值的這種趨勢并不明顯。

(四)SPE并表會計規范對資本監管的影響除了金融資產會計處理規范之外,另外一些對資本監管產生重要影響的會計規范是與“特殊目的主體”(SPE)并表相關的會計規范。這些規范界定商業銀行的某些表外業務是否應并表列報,進而確定它們是否應納入監管資本核算之中。在商業銀行各類表外業務中,資產證券化業務對資本監管核算的影響是最大的,在某些時期,這種影響還可能是持續性的,因而受到廣泛關注,焦點是商業銀行為資產證券化之目的而創設的SPE是否應并表。BaselII(2006)要求的最低資本充足率是8%。通過使用SPE進行資產證券化操作,商業銀行能夠將一些風險資產出售給名義上的獨立主體,從而將風險資產轉化為無風險資產。在會計規范允許上述業務表外處理情況下,這一操作會大幅度提高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水平。Jack等(2010)在分析美國相關會計規范變更對商業銀行監管資本管理影響時所列舉的例子生動地描述了上述情況,本文予以引用[12]。表7是樣本商業銀行資產證券化操作之前的財務狀況,下面是該銀行利用SPE進行資產證券化操作的步驟以及完成后資本充足水平變化情況。第一步,該銀行設立一家SPE。在本例中,該銀行向SPE注入37億美元資金,其中:0.5億美元以權益投資方式出資,36.5億美元以短期借款方式提供;這些資金的來源是:15億來源于自有資金、22億來源于聯邦基金借款;另外,依據2008全球金融危機之前的美國相關會計準則,如果權益資本的10%來源于非發起銀行的投資方,則在財務報告日發起銀行不需對SPE并表操作;為此目的該銀行為SPE融得第三方權益資本800萬美元(第三方權益投資為權益資本總額的13.7%),使其成為了“符合條件的SPE”,無需并表操作。第二步,該銀行將36.5億美元貸款出售給SPE,對方以自有資金支付相關款項。第三步,SPE以貸款資產為基礎發行過手型債務抵押證券,完成整個資產證券化過程。第四步,SPE用發行證券獲得收入償還該銀行的短期借款,該銀行在收到該筆資金后償還聯邦基金借款(22億美元)并新發放貸款(36.5億美元)。

在創設SPE之前,樣本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為8%①,達到資本監管的最低資本充足率指標要求。在創設SPE之后,該銀行資本充足率下降為5.8%,因為對SPE進行權益投資和發行短期貸款,增加了風險加權資產總額(增加的金額為37億美元)。但當該銀行完成向SPE出售36.5億貸款交易之后,其資本充足率又上升至7.9%,基本恢復至最初的水平,因為這一操作使加權風險資產總額減少了36.5億美元。在完成貸款出售交易之后,SPE可發行基于貸款資產現金流量支持的債務抵押證券,完成資產證券化的最后一個環節,回籠資金,有能力償還創設銀行的短期借款。樣板商業銀行因出售貸款現金資產大幅度增加情況,可以償還聯邦基金借款并再次放貸,假設此次放貸量為36.5億美元,現金余額再次下降為11.74億美元。在二次放貸之后,樣本商業銀行因風險資產增加而導致資本充足率下降至5.8%。但這種資本充足水平惡化的情況在樣本商業銀行再次向SPE出售貸款資產(假定金額與二次放貸量相同)后恢復正常,見圖1。理論上講,在商業銀行創設SPE之后,通過“出售貸款資產回籠資金發放貸款出售貸款資產”的循環無限制地擴充社會信用,而由于相關會計規范允許某些符合條件的SPE進行表外處理,使商業銀行的上述行為不會因資本充足水平監管限制而受到影響。這一情況說明,會計制度通過影響資本監管核算間接地影響著商業銀行的決策行為。 已有研究文獻(JalalandJack,2004)在分析商業銀行創設SPE的目的時,重點關注隔離風險資產和獲取流動性兩個方面[13]。事實上,對于商業銀行而言,隔離風險和獲取流動是緊密相關的。通過創設SPE并出售貸款資產,商業銀行在剝離風險資產的同時回籠了資金,為進一步放貸提供了資金保障,但如果會計制度不允許對SPE進行表外操作,則商業銀行會因資本充足水平限制而無法進一步放貸,獲得額外流動性的意義也大打折扣。因而,在2008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如何通過完善企業合并財務報告相關會計規范以限制商業銀行資產剝離行為,進而約束商業銀行肆意擴充社會信用,成為金融監管與會計制度關注的焦點。

四、結論

在現行監管制度框架內,商業銀行受會計制度與資本監管雙重約束。會計制度能夠通過金融資產計量、分類、減值和SPE并表等渠道對資本監管產生實質性影響,這種影響在金融危機期間演變成市場順周期性的一種推動力量,因而成為備受關注的熱點議題。理解和認識會計制度影響資本監管的渠道不僅能幫助我們厘清這些熱點議題的實質,而且也能為監管機構設計有效應對策略提供借鑒。2008金融危機以來會計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針對金融資產計量、分類、減值和SPE并表等方面,如FASB放松公允價值計量標準、封殺符合條件SPE(QSPE)的表外操作;再如IASB放松金融工具重分類標準、基于未來預期損失的貸款減值操作準則等。這些會計制度改革背后的推動力,除了某些會計規范存在的缺陷在危機期間充分暴露急需調整之外(如允許SPE表外操作),主要源于危機期間這些會計制度對銀行資本的負面影響遭到銀行業和銀行監管機構詬病,它們游說政治家強迫會計準則制定機構做出一些應急反應,從而減輕或終止這一負面影響。但政治家們把會計制度視為金融市場救助工具的做法是否恰當值得深思。雖然銀行資本充足率核算基于財務報告數據,但銀行監管機構有許多靈活手段對這些數據進行篩選,如使用審慎過濾器等。為什么監管機構不在監管資本規范方面做出應急調整而將矛頭對準會計制度呢?另外,會計制度有廣泛的應用價值和多重經濟后果性,監管機構僅為穩定銀行資本之考慮而推動會計制度調整是否會傷害其他財務報告信息使用者,從而影響市場資源配置功能的有效發揮?這些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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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經濟危機銀行監管

一、經濟危機下加強銀行內部監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首先,銀行經營面臨各種各樣的風險。

銀行風險是指銀行在經營過程中,由于各種不確定因素的影響,而使其資產和預期收益蒙受損失的可能性。

銀行風險主要包括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流動性風險、國家風險、聲譽風險、法律風險、戰略風險類。

信用風險,信用風險又稱為違約風險,是指債務人或交易對手未能履行合同所規定的義務或信用質量發生變化,從而給銀行帶來損失的可能性。對大多數銀行來說,信用風險幾乎存在于銀行的所有業務中。信用風險是銀行最為復雜的風險種類,也是銀行面臨的最主要的風險。

市場風險,市場風險是指因市場價格(包括利率、匯率、股票價格和商品價格)的不利變動而使銀行表內和表外業務發生損失的風險。

流動性風險,流動性風險是指無法在不增加成本或資產價值不發生損失的條件下及時滿足客戶的流動性需求,從而使銀行遭受損失的可能性。流動性風險包括資產流動性風險和負債流動性風險。資產流動性風險是指資產到期不能如期足額收回,不能滿足到期負債的償還和新的合理貸款及其他融資需要,從而給銀行帶來損失的可能性。負債流動性風險是指銀行過去籌集的資金特別是存款資金由于內外因素的變化而發生不規則波動,受到沖擊并引發相關損失的可能性。

聲譽風險,聲譽風險是指由于意外事件、銀行的政策調整、市場表現或日常經營活動所產生的負面結果,可能對銀行的這種無形資產造成損失的風險。

法律風險,法律風險是指銀行在日常經營活動中,因為無法滿足或違反相關的商業準則和法律要求,導致不能履行合同、發生爭議/訴訟或其他法律糾紛,而可能給銀行造成經濟損失的風險。

戰略風險,戰略風險是指銀行在追求短期商業目的和長期發展目標的系統化管理過程中,不適當的未來發展規劃和戰略決策可能威脅銀行未來發展的潛在風險。主要來自四個方面:銀行戰略目標的整體兼容性;為實現這些目標而制定的經營戰略;為這些目標而動用的資源;戰略實施過程的質量。

其次,經濟危機進一步加劇了銀行風險。

由美國次貸引發的經濟危機,在全球范圍內殃及各行各業,而金融行業—尤其是銀行業,是受到經濟危機影響最為嚴重的行業之一,經濟危機使銀行在經營過程中面臨的各種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和風險的影響程度均加大,如銀行面臨的主要風險之一—信用風險,在經濟危機中會加劇,經濟危機使借款企業經營停滯甚至破產,而借款人經營財務狀況惡化,會使銀行產生大量呆壞帳,加劇了銀行的信用風險;另外,經濟危機使國際金融環境發生惡化,造成匯率、股市大副波動、投資企業經營停滯甚至破產,加劇了銀行的市場風險;由于外部環境的變化,可能使銀行內部工作人員受到影響,可能會加劇銀行的操作風險。

最后,商業銀行內部監管比外部監管有優勢。

一般來說,我國商業銀行受到的監管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外部監管和內部監管,外部監管主要指銀監會、人民銀行、審計署、外部審計機構等監督檢查部門的監管;內部監管主要指銀行管理層、內部審計部門等的監督檢查。因此其監管具有及時性、全面性,這也是內部監管有別于外部監管的重要特點之一。另外,內部監管來自銀行內部,監督檢查人員一般對銀行風險、銀行業務流程比較了解,一般能夠提出對銀行的經營具有增值作用意見和建議,商業銀行內部監管比外部監管具有無法替代的優勢。

綜上,經濟危機下銀行不能僅依靠外部監管防范銀行風險,而應該加強內部監管,銀行內部監管不僅是重要的也是必要。

二、經濟危機下我國商業銀行加強銀行內部監管的應對措施

在經濟危機下,我國商業銀行該如何切實有效的應對經濟危機帶來的影響,如何有效的防范銀行風險,筆者認為,以下幾點供參考。

1.重視銀行內部監管

銀行經營管理層必須正確認識銀行內部監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經營管理中,必須始終貫穿科學健全的內部監管制度是商業銀行安全穩健運營的前提和基礎的思想,把加強銀行內部監管作為促進業務發展的寶劍,而不是認為銀行加強了業務發展會阻礙業務發展,只有這樣,才能使內部監管真正起到為業務發展保駕護航的作用。

2.了解你的員工

銀行操作風險來自銀行內部員工,在經濟危機帶來外部環境惡化的情況下,近期,各家銀行發生案件的勢頭有所上升,分析這些案件的發案原因,大部分都是有銀行員工參與的內外勾結的案件,這類案件在內部審計監管中很難發現,如何應對這類銀行風險,筆者認為,目前銀行類金融機構在為客戶提供各類金融服務時,一般遵循“了解你的客戶”的風險控制原則,此條原則同樣適用于銀行各層管理者對下屬的日常管理中,即“了解你的員工”,一名合格的銀行管理者,在日常的內部控制中除了通過加強培訓學習,提高員工職業道德素質外,對員工的了解不應僅限于八小時內,應該對員工八小時外的情況也做到合理的掌握,即如員工是否參與賭博、其消費是否明顯與其收入不匹配等。

3.提高銀行內部監管從業人員專業素質教育

隨著金融環境的變化,我國商業銀行經營的業務品種、業務范圍也不斷的有所創新;隨著高科技的應用,商業銀行業務流程也不斷發生變化,銀行面臨的銀行風險發生的原因也多種多樣,無形中加大了銀行內部監管的難度,一名合格的銀行內部監管從業人員,只有不斷的學習提高,學習先進的內部審計理念,學習銀行業務專業知識,只有這樣,其在日常的檢查中才能提出具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才能真正體現其增值的作用。

篇(5)

【關鍵詞】審慎監管 系統性風險 時間維度 行業維度 逆周期

一、宏觀審慎監管的概念

要定義宏觀審慎監管,就不得不先說明與之對應的微觀審慎監管。微觀審慎監管是銀行監管者為了保證每一家銀行機構的穩健運行,而設計了一系列監管指標,這些監管指標包括資本充足率、撥備覆蓋率、大額風險暴露以及不良貸款率等,通過監管這些指標來發現對應銀行存在的風險,從而保證該銀行機構的穩健進行。微觀審慎監管主要考慮單體機構是否健康、穩定,認為只要每一家銀行機構都是穩定的,整個銀行體系乃至金融體系就是穩建的,然而個體與個體的相互影響以及個體機構對整個金融體系的影響較少被考慮。宏觀審慎監管是相對微觀審慎監管來說的,是金融當局以防范系統性風險為目標從整個金融體系出發實施的監管。不同于微觀審慎監管,宏觀審慎監管更加著眼于金融體系而不是單體結構。

二、金融系統性風險的相關理論

(一)金融系統性風險的含義

目前在學術范圍內關于金融系統性風險的定量和定性研究仍然非常有限,有關金融系統性風險的定義還沒有統一的標準。筆者認為金融系統性風險可分為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金融系統性風險指整個金融系統面臨風險,喪失其基本功能的可能性。狹義的系統性風險是指一個或者多個金融機構的不理性沖擊,給其他金融機構帶來負的外部性風險,從而對整個金融機構產生影響。本文介紹的系統性風險是狹義層面的系統性風險,即銀行系統性風險。

(二)系統性風險的源泉

系統性風險的源泉可以從時間維度、集體維度、行業維度三個維度來進行考察。

所謂時間維度的總體風險主要由于金融機構間存在著順周期性。商業銀行的順周期性主要表現在經濟繁榮時期增加銀行的信貸總量和債券的發行量。造成經濟實體虛度擴張,產生金融危機;所謂行業維度的總體風險主要是銀行體系內部之間的傳染。由于銀行之間通過彼此的資產負債表高度關聯,形成一張“多米諾骨牌”。一家銀行機構發生風險通過“多米諾骨牌效應”傳遞給另一家銀行,最終導致整個銀行系統發生系統性風險。所謂集體維度的總體風險,是指在銀行業系統內,單體金融機構之間由于風險管理的方法雷同和對經濟走勢判斷趨同而導致的系統性風險。例如:當受到外部沖擊發生損失時,為了防止損失的擴大,銀行都采取緊縮的措施,拋售資產,當大多數銀行都采取相同的措施時,資產的價格就會暴跌,從而又會促使更多的銀行采取相同的緊縮措施。最終反作用于金融體系并導致系統性風險的爆發。

三、商業銀行宏觀審慎監管理論推演

宏觀審慎監管的根本目的就是防范系統性風險,宏觀審慎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通過宏觀審慎分析識別系統性風險,二是宏觀審慎政策工具運用,三是宏觀審慎政策選擇。

(一)宏觀審慎分析——識別與評估系統性風險

只有有效地監測評估銀行體系及其風險程度,才能準確地制定和實施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從而能有效預防和化解系統性風險。

1.商業銀行系統性風險的識別——監測指標

要準確監測商業銀行的系統性風險需要建立一個監測指標體系。金融體系監管指標可以分為兩部分:一是整體金融系統監管指標。主要包括:金融市場融資總量/GDP、貨幣額/央行貨幣儲備、信貸總量/GDP、貸款/存款、流動性、實際利率以及貸款結構比率等。二是金融機構的指標。主要包括:不良貸款率、資本充足率、盈利能力、管理質量以及市場風險的靈敏度指標。此外,非金融系統的監管指標在市場上的變動,也會通過傳染體系對商業銀行的系統性風險產生影響。

2.系統性風險的評估

針對商業銀行的監管指標分為金融系統監管指標和金融機構的指標,系統性風險的評估相應分為宏觀層面的系統性風險評估和微觀層面的系統性風險評估。

宏觀層面系統性風險評估,主要是通過對金融基礎設施、金融市場以及宏觀經濟等方面的評估,考察因金融部門間的內在聯系和宏觀經濟的變化而產生的系統性風險,以及系統性風險的發展趨勢。

微觀層面系統性風險評估主要包括三個方面:首先,應對系統重要性機構、市場、工具進行有效識別,強化這些要素的微觀審慎監管。其次,監管評估框架中應加入影子銀行體系。最后,應對金融機構間的相互依存度進行定期評估。

(二)宏觀審慎監管工具

宏觀審慎監管工具應該結合各國的經濟環境和具體國情進行設計和選擇。最新的銀行審慎監管工具是學術界和監管界從時間維度和行業維度兩個維度提出的。

1.時間維度——逆周期監管政策工具

(1)根據巴塞爾Ⅲ提出的逆周期資本緩沖建立的逆周期資本緩沖機制。所謂逆周期資本緩沖機制就是要求商業銀行在經濟繁榮時期,增加資本的充足率,在經濟衰落時期,適當減少資本的充足率。

(2)提高撥備計提的前瞻性,采用跨周期的計提撥備的方法。所謂撥備是進行財政預算時,估計投資出現虧損時所預留的準備資金。撥備計提與資本計提的原理相同,在經濟上行時期,商業銀行不僅要多計提資本也要增加撥備的計提。這樣,當經濟下行違約率上升時,就可以用多提的撥備來沖抵增加的信貸損失,而不必因經濟下行而緊縮信貸,加劇實體經濟的下滑。

(3)重視公允價值會計準則在宏觀審慎監管中的應用。首先,應合理、恰當地使用公允價值。其次,完善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上運用公允價值準則進行估值的方法,尤其是針對流動性相對不足的復雜金融產品。最后,增強信息披露和透明度。

2.行業維度——建立針對“大而不能倒”金融機構的監管政策

在行業維度,FSB提出了對“大而不能倒“金融機構的監管政策。主要包括 :

(1)提高銀行機構的附加流動性和附加資本等要求,加強銀行機構的法律結構以及運營方面的監管,降低銀行等“大而不能倒”金融機構倒閉的可能性。

(2)完善事前危機應急計劃,改進危機應對機制,強化信息共享安排,加強金融監管合作,提高金融機構處置危機的能力。

(3)加強對金融基礎設施的管理,設立中央交易對手,實現場外衍生品交易的集中清算和處理,以降低場外衍生交易產品發生損失的風險,降低金融危機爆發的可能性。

(三)宏觀審慎監管政策運用

宏觀審慎政策安排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

1.根據宏觀審慎分析結論與風險預警機制及時對監管政策和宏觀調控政策進行相應的調整,并進行統一協調安排,維護金融系統的長期穩定。

2.宏觀調控部門應當與金融監管當局及時共享宏觀經濟運行信息和金融監管信息,協調政策的制定和施行,兩者之間應建立良好的信息溝通機制。

3.宏觀審慎政策應與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外匯政策等宏觀經濟政策進行有效的配合,而不是僅指金融監管政策。

四、構建我國商業銀行宏觀審慎框架的建議

(一)推進微觀審慎與宏觀審慎監管的有機結合

想要更好地實施宏觀審慎監管,必須要有良好的微觀審慎監管基礎,否則只能成為空談。因此,微觀審慎監管和宏觀審慎監管是密不可分的,是維護金融系統穩定必不可少的兩部分,綜合實施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既能防范個別金融機構的風險又能防范整個金融機構的系統性風險,維護金融系統的穩定。

(二)完善銀行內部控制體系

商業銀行的經營管理過程中會產生各種各樣的風險,比如流動性風險、利率風險、信用風險以及外匯風險等,由于引發這些風險的機理不同,想要有效地控制好這些不同種類的風險,必須采用不同的控制措施,這就需要商業銀行有一個堅實的內在基礎,也就是所謂的銀行內部控制體系。商業銀行在其內部建立合理的制度及控制風險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會有效地防止風險的產生。

(三)推進全面監管國際合作

伴隨著經濟全球化,越來越多的外資銀行涌入了我國,使得國際金融市場與國內的金融市場聯為一體,這就有可能將國外的金融風險傳入我國的金融市場,為金融監管提出更高的要求。為了有效防范此類潛在的危機,金融監管當局應當加強與其他國家銀行監管當局、國際性及區域性金融組織的合作。加強國際交流、政策間的相互協調,建立信息共享機制,共同減少和防范監管套利的出現,從整體上提高我國銀行業的監管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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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銀行監管;監管體制;監管不足;監管完善

一、 引言

銀行是吸收存款、發放貸款、辦理票據貼現等業務的金融機構,是現代金融的核心。金融深化的不斷發展必然決定對于銀行的監管是金融系統監管的重中之重。銀行監管是指政府機構利用法律和行政等手段對銀行進行監督管理,保證銀行業的健康發展,穩定金融秩序。King和Levine(1993)指出金融自由化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也影響了銀行業的穩定經營,增加了銀行發生危機的概率,因此完善的監管體系是保證銀行業健康發展的基礎。

美國在1913年頒布了《聯邦儲備法》提出了有效監管的概念,此后關于銀行監管問題的研究就再也沒有停止過。Grossman和Stigliz(1976)提出政府監管有利于提高公眾的福利;Minsky(1992)指出由于銀行業的內在脆弱性,才需要外部的監管;Chant(2003)認為外部的監管有利于保障銀行體系的穩定性;2010年《巴塞爾協議Ⅲ》通過,標志著銀行監管新框架的建立。李金澤(2001)反思了我國現有銀行監管法制的現狀,提出重視立法規劃的系統化;尚靜(2005)從金融可持續角度對銀行監管進行研究;孟艷(2007)設計了一套衡量銀行監管有效性的指標體系;劉曉勇(2007)提出建立有效銀行監管的基本框架;閻慶民(2010)研究了審慎監管等現代銀行業監管的前沿問題等。

近年來中國銀行業得到迅速發展,但先后出現的“錢荒”、“房貸荒”等也暴露了銀行監管的問題。由于我國監管工作起步晚、經驗不足,在理論和實踐上仍存在著一些漏洞,這為金融體系的健康發展帶來長期隱患。本文通過對國內外銀行監管體系以及發展趨勢進行比較分析,系統總結我國銀行監管體制中存在的缺陷,在總結發達國家改革經驗以及結合中國的實際的基礎上提出我國銀行業監管合理的改進建議。

二、 銀行業監管——我國與發達國家的比較

由于各國的歷史、政治以及經濟條件的不同,因而在銀行監管方面各有特色、各有利弊,但是各國銀行監管具有共同的出發點和歸宿,通過比較分析可以發現我國商業銀行監管體系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1. 監管體制、監管類型的比較。

(1)監管體制。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金融創新的不斷發展,新的金融產品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加上信息技術的發展以及金融機構之間競爭的加劇,金融控股集團越來越多,銀行開始突破傳統業務,向保險市場和證券市場滲透,從而出現了許多交叉業務,各國都紛紛向混業監管體制過渡:1997年,英國成立金融監管服務局,統一負責對銀行、證券、保險以及其他非金融機構的監管;美國1999年通過《金融服務現代化法》開始了混業監管。中國目前仍采取的是分業監管,雖然監管機構分工明確,專業化強,但是這種“三足鼎立”的現狀導致了缺少管理的"黑色區域"的存在,同時缺少統一金融監管的約束,故在決策時不能從全局利益考慮,不利于市場的長期發展。當前金融環境下我們需要監管機構采取混業監管有針對性地進行監督管理。

(2)監管類型。目前我國銀行監管的政府機構監管的主要是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銀監會),中國人民銀行保留部分監管權力,國家審計署和財政部對銀行財務等方面進行監督。相比于其他國家的監管機構,我國人民銀行和銀監會會有一些職能分工不明確,造成監管重疊,甚至沖突,而各監管部門之間又暫時還沒有建立好有效的溝通、協調機制,信息不能及時傳遞,使得各個部門“各自為政”,造成監管效率低下。較發達國家監管主體,銀監會獨立性不足,在實施監管時容易受到政府影響,行政權力可能會受到很大制約。

行業自律可以防患于未然,起到事前防范的作用,極大地減少違規事件的發生。美國銀行家協會是美國銀行業自律機構,它的宗旨是通過建立銀行家之間的聯系,提高商業銀行的工作效率,加強銀行間的合作,促進銀行的發展。我國行業自律組織主要是中國銀行業協會,但由于它起步晚,發展并不健全,資金來源不足,缺少相應法律法規的保障,因此在實際中難以起到有效監管的效力。

社會監管主要是由會計或審計事務所按照一定的會計準則對銀行的財務報表進行真實性、公正性地審核。發達國家具有較為嚴格的外部審計,經常舉行“三方會議”。中國社會監管體系發展滯后,社會監管的意識薄弱,審計制度并不完善,中介機構缺乏取得審計師、注冊會計師等人員,大大削弱了社會監管在銀行監管中的地位。

針對內部控制監管,美國建立了強大的內部控制系統,主要包括三大目標和五大組成部分;英國具有專門的報告會計師定期報告銀行的經營狀況,保證經濟效率,控制經營風險。我國近年來越加重視內部控制和公司治理,但目前仍面臨銀行內部控制制度不完善、不合理,內部審計部門缺少獨立性、缺乏綜合素質較高的審計人員和規范化的應用技術。

2. 監管內容、監管方式以及監管手段的比較。

(1)監管內容。市場準入監管是指銀行監管部門對商業銀行進入金融市場、提供金融服務以及經營金融產品等活動進行審查和批準,以保障銀行業安全、穩健地運行。我國對于市場準入監管相對于其他國較為嚴格,雖然這樣可以有效地控制銀行的部分風險,但是也會降低銀行的競爭力、創造力,造成銀行效率低下、服務水平偏低。

銀行業務運營監管是指以安全和維護穩定為目標,對銀行的經營情況、風險狀況、內部控制環境及必要的糾正措施做出評估。近年來我國銀行業不良貸款率不斷下降,低于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資本充足率和核心資本充足率均高于《巴塞爾協議Ⅲ》要求。但償債能力、運營能力、盈利能力等依然處于較低水平,尚未落實流動性監管工具。在我國總分行制度下,銀行的各個分支機構的指標數據很不平衡,西部地區的不良貸款率可能達到15%以上,這些隱形的風險難以在并表制度下顯現出來。

市場退出監管金融監管當局對銀行退出市場、破產倒閉或合(兼)并、變更等實施監管,也包括對違規銀行終止經營的監管。市場退出機制是一種優勝劣汰的機制,有助于提高銀行經營的效率和競爭意識,建立風險分散、轉移和補償機制,提高投資者的風險識別能力。發達國家早已實施規范的市場退出機制,并建立了完善的法制環境。我國銀行業中政府是風險的隱形擔保人,市場退出機制相對弱化,更缺乏完善的破產法律法規問題。一旦銀行破產而沒有采取及時、合理的措施,金融市場的傳染效應會連續放大風險,國家信用將受到挑戰。

(2)監管方式。美國具有較完善的現場檢查體系,具有明確的現場檢查內容與評級,非現場監管具有先進的監管信息系統、數據分析指標和分析模型。而我國在對商業銀行監管方式上,無論是現場監管還是非現場監管與世界上發達國家相比,都存在一定的差距,監管方式主要以現場監管為主,沒有很好結合非現場監管,同時現場檢查力量分散、力度不夠,非現場監管沒有實現信息化和規范化,沒有統一的數據庫網絡,很難進行有效的數據處理和分析,不能很好地發揮監督作用。

(3)監管手段。國外監管機構卻非常重視風險性監管,他們大都建立了銀行風險預警機制,采用壓力測試方法分析風險狀況,重視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結合,快速地對銀行風險進行處置,將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作為銀行業監管當前的緊迫任務和銀行業發展全局的重大問題,并紛紛建立獨立的機構對銀行體系的系統性風險進行專門的監管,提出宏觀審慎原則,加入逆周期操作,消除負外部性。但是我國在監管手段上是“重合規,輕風險”,大型商業銀行僅僅做到利用壓力測試監督風險,沒有專門針對系統性風險設立的機構,而一些中小商業銀行連《巴塞爾協議Ⅱ》針對銀行風險控制的規則都還沒有實行。

3. 監管法制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存款保險制度比較。

(1)監管法制制度。要實現銀行監管的合法性、規范性、嚴肅性、權威性以及持續性,必須要建立相關的法律法規作為依據的基礎,做到依法監管,沒有法律的保障,很難建立完善的銀行監管體系。英、美、德、日等發達國家隨著金融業不斷的發展,基本上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嚴謹周密的銀行業監管的法律框架,通過法律明確監管主體的權利和責任,有效避免責任不明和行政不作為等問題。

我國銀行監管的法制建設較晚,雖然我國銀行監管逐步走上了法制化軌道,但是相對于發達國家,仍然存在許多不足之處:①法律法規缺乏系統性。許多法律法規之間存在一些重疊或是矛盾的地方,不同條文規定不能很好相互協調,而且各個法律在對各金融監管主體監管范圍的規定上,存著許多不明確的規定或者監管主體不一致,引起過度監管或是無人監管;②沒有針對退出機制進行立法。我國銀行監管不重視市場退出監管,所以至今還沒有適用于銀行的破產處置法規;③法律法規未能與時俱進。由于金融創新,金融產品不斷發展,當前的法律條文已經不能滿足銀行監管的新要求,網上銀行、手機銀行的出現徹底顛覆了傳統的銀行業務,但是對電子銀行業務、外資銀行和影子銀行的監管尚處于起步階段,沒有相對應的法律規定,可能為銀行危機埋下隱患。

(2)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可以有效地解決市場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諸多問題,保護存款人、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可以有助于社會監管、行業自律監管。我國的披露機制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著披露制度的不完善和監管的不得當,商業銀行披露格式、內容不統一,缺少規范性,內容可能失真,同時又沒有很好地重視會計、審計事務所等中介機構在信息披露中所起的作用。信息披露制度的不透明會造成市場中沒有及時、準確的信息,影響公眾的信心,一旦出現危機,很容易發生擠兌事件,加快危機的傳染。

(3)存款保險制度。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了維護金融的穩定,保護存款者的利益,各國相繼建立了存款保險制度,這一制度是對銀行市場退出機制的補充,完善危機預警機制和緊急處理系統,同時也能增強存款人的信心,減少擠兌事件的發生。但我國至今還沒有建立存款保險機制,隨著銀行的股份制改革,利率市場化進程推進(2013年7月19日正式取消貸款利率下限),銀行可能破產,所以迫切需要推行存款保險制度。

三、 我國銀行業監管的改進建議

通過上述比較研究發現,我國目前的銀行監管狀況有其歷史和國情的原因。在發達國家監管工作的啟示下,結合我國目前金融市場發展的指導方針,本文給出以下改革建議:

1. 完善監管體制。我國金融市場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為混業經營創造了條件,所以為了逐漸適應金融控股集團的業務涉及多個金融領域,應該逐步建立統一的金融混業監管機制,同時建立具有權威性和獨立性的監管主體,保證監管機構可以自動采取相應的干預和處罰措施,避免受到政治影響,減少監管偏差。

加強政府機構監管,明確各個部門各自的職能,加強機構之間合作,行動上保持一致性,建立良好的協調、溝通機制,確保信息、資源共享,建立監管人才培養機制,組織監管人員再培訓,打造一支創新能力強、業務水平高、知識面廣的監管隊伍。重視行業自律監管,提高中國銀行業協會權威性;不斷普及社會監管意識,發揮中介機構在銀行監管中的重要作用,培養審計師、注冊會計師等專業人才;強化內部控制監管,要將銀行監管理論與公司治理理論相結合,提高銀行審計部門的電子信息技術水平等。

2. 加強監管理念、監管方式以及監管手段。轉變監管理念,從傳統的微觀審慎原則轉向新的宏觀審慎原則;監管手段要做到突出合規性監管,強化風險性監管;現場檢查與非現場檢查齊頭并進,建立統一的金融數據庫,及時收集和更新數據,把監管的重點放在持續性監管上來;在不斷完善市場準入監管和銀行業務運營監管的同時,加強對市場退出的監管,明確監管主體在破產銀行處置中的程序和權限,防止風險溢出,特別是當前推行利率市場化的大環境下。

引入杠桿率監管標準,彌補資本充足率的缺陷,考察銀行經營風險時,不僅僅注重對特定金融機構風險的防范和控制,還要對銀行內部傳染機制加以關注,將系統性風險運用實際操作之中,并與壓力測試相結合,客觀地評價、識別銀行體系的整體風險,以動態評價和風險預警為核心建立早期干預框架,及時地制定銀行處置計劃。

3. 改善監管法律體系。在吸收發達國家監管立法的經驗教訓基礎上,把握監管體制改革的動態,有針對性的加快法律法規和相關制度的建設,加強我國銀行監管法律法制條文協調性。制定與市場退出監管相符合的法律條文,填補電子銀行、影子銀行以及外資銀行監管方面的法律空白,加強與國外監管機構的國際合作,在相關法律制定的時候既要借鑒《巴塞爾協議Ⅲ》,又要結合中國自身的情況。

4. 積極建立存款保險機制。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當前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各方面條件已經具備,內部已達成共識,要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存款保險制度是這一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建立符合我國具體國情的存款保險制度。首先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保監會和銀監會等機構合作共同建立一個專門的存款保險公司,全權負責銀行的存款保險;其次,出臺一系列與存款保險制度相關的法律法規;建立完善的銀行風險評估體系,存款保險的保費不僅要與銀行的存款大小相適應,還要與銀行償債能力、運營能力、盈利能力相一致,與銀行的系統性風險相符合。

5. 加強信息披露機制。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是建立存款保險機制的基礎,所以要必須提高監管資本透明度、加強市場約束,各大商業銀行應該做到充分對社會公眾披露信息,監管機構應該加大對銀行數據的審查力度,并要求各個銀行都必須公布財務報表、統計信息等內容。對外公布的信息要做到及時、準確、清晰、客觀、全面,同時加強對銀行業信息披露機制立法力度,建立媒體監管督促體系,設立網絡監管系統等方便公眾參與監督。最后加強對監管部門進行再監督的意識,防止,影響到監管的有效實施。

四、 結論

本文全面地研究了中國銀行業監管目前所存在的問題或與當前金融環境不適應的地方,從與其他發達國家監管比較入手分析,也強調了有效監管體制的重大意義,最后結合中國的基本情況提出一些切實可行的建設意見。

由于我國自身發展的原因,監管制度起步晚,市場經濟不像歐美國家經歷了上百年的變革,因此構建成熟完善的銀行監管體系仍然任重而道遠。本文認為可以根據監管的重要程度以及所具備的條件來逐步完善,例如可以先建立切實可行的存款保險制度,完善的銀行風險評估體系,完整和精確的金融數據庫等。

同時,國家各監管部門之間以及監管部門和金融機構之間應當建立有效的溝通機制,創新監管理念,做到科學監管,及時控制風險。然而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循序漸進、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使我國的銀行監管工作走向成熟,不斷取得新的成績,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穩定、快速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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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內銀行業監管政策新進展

1.擴大銀行業對內對外開放,推進政策性銀行改革

一是優化完善行政許可事項管理,統一中外資銀行市場準入標準。推動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清理、減少和調整行政審批事項,進一步優化和完善對中資商業銀行、外資銀行、農村中小金融機構行政許可事項的管理,在許可條件和程序上最大限度實現中外資銀行監管標準一致性。二是積極推進機構主體市場化,穩步開展民營銀行試點。首批獲準籌建5家試點銀行,分別是前海微眾銀行、天津金城銀行、溫州民商銀行、浙江網商銀行、上海華瑞銀行。三是加快推進政策性銀行改革,強化其政策性職能定位。堅持以政策性業務為主體,審慎發展自營性業務。四是《存款保險條例》開始征求意見,存款保險制度破冰。

2.借鑒國際金融監管改革措施和穩健標準,持續加強和改進銀行業監管

一是創新資本工具,拓寬商業銀行資本補充渠道。開展優先股試點,推動直接融資發展和企業兼并重組,支持和指導商業銀行開展資本工具創新,拓寬資本補充渠道。二是開展定量影響測算,完善商業銀行流動性管理框架。規范商業銀行建立健全流動性風險管理體系,對法人和集團層面、各附屬機構、各分支機構、各業務條線的流動性風險進行有效識別、計量、監測和控制,確保其流動性需求能夠及時以合理成本得到滿足,規定我國商業銀行的流動性覆蓋率達標要求時限;進一步明確存貸比計算口徑,以適應資產負債結構多元化發展趨勢,完善存貸比監管考核。三是加強市場約束,規范商業銀行全球系統重要性評估指標信息披露的最低要求。四是實施《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原則》,統一部署開展國內金融市場基礎設施自評估和外部評估工作。

3.加強小微企業金融服務,支持實體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

一是加強小微企業金融服務。著力解決小微企業倒貸(借助外部高成本搭橋資金續借貸款)問題,完善和創新小微企業貸款服務,降低小微企業融資成本。二是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指導商業銀行改進績效考評制度,設立存款偏離度指標,約束存款“沖時點”行為,多措并舉著力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問題,更好地發揮金融對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支持作用。三是支持區域發展。先后出臺多項政策、方案支持上海自貿區金融發展以及云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建設沿邊金融綜合改革試驗,促進沿邊金融、跨境金融、地方金融改革先行先試,促進人民幣國際化,提升對外開放和貿易投資便利化水平。

4.推動銀行業公司治理體系改革,建立制衡有效、激勵兼容的運行機制

一是促進商業銀行建立健全內部控制,有效防范風險。二是加強銀行業金融機構董事(理事)和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管理。三是強化上市公司監管,保護投資者權益。改革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規范上市公司現金分工,增強現金分紅透明度;規范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股東、關聯方、收購人以及上市公司的承諾及履行承諾行為;修訂完善上市公司章程和股東大會規則指引;加強規范公開發行證券并上市的公司(包括銀行)信息披露;在上市公司中開展員工持股計劃實施試點。

5.規范銀行業務管理和業務創新,加強銀行業務風險防控

一是加強同業業務管理和規范。增加同業業務透明度,限制發展不合理的同業業務,推動開展規范的資產負債業務創新。二是規范銀行理財業務發展,督促銀行開展理財業務事業部制改革。三是規范商業銀行保險業務管理。要求根據客戶需求和風險承受能力評估結果推薦保險產品,加大力度發展風險保障型和長期儲蓄型保險產品。四是規范商業銀行保理業務經營行為,督促商業銀行妥善處理業務發展與風險管理的關系。五是規范銀行卡收單業務管理,保障各參與方合法權益,防范支付風險,維護市場秩序。六是規范銀行辦理結售匯業務,明確銀行辦理即期結售匯業務和人民幣與外匯衍生產品業務的市場準入與退出、監督管理等要求。

6.規范商業銀行服務價格管理,加強消費者合法權益保護

一是規范商業銀行服務價格管理。要求商業銀行建立科學有效的服務價格管理體系,加強內部控制,充分披露服務價格信息,保障客戶獲得服務價格信息和自主選擇服務的權利。對商業銀行基礎金融服務實行政府指導價、政府定價管理,公布具體的收費項目和收費標準。二是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遵循依法合規和內部自律原則,構建落實銀行業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的體制機制,履行保護銀行業消費者合法權益的義務。

7.持續完善相關會計標準,保持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一致性

一是修訂和完善會計財務制度。整合原先分布在各項會計準則中關于產品成本要素的內容,進一步規范企業會計信息化;規范金融負債與權益工具的區分及優先股、永續債等金融工具的相關會計處理。二是修訂企業會計準則通用分類標準編報規則,適應石油和天然氣行業、銀行業擴展分類標準的實施要求。三是進一步完善企業會計準則體系。修訂一系列細則并解釋,提高企業財務報表質量和會計信息透明度,保持我國企業會計準則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持續趨同。

二、監管政策變化新趨勢及對商業銀行的影響

1.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持續深入,商業銀行市場競爭日趨激烈

一是放寬金融業準入,互聯網金融企業的進入使商業銀行的信用中介、支付結算等方面面臨新的沖擊;統一中外資銀行市場準入標準和開展民營銀行試點,也使商業銀行同業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二是,健全資本市場體系,改革股票發行注冊制度、推動股權融資、發展債券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對商業銀行傳統的間接融資模式產生沖擊。三是,人民幣利率市場化、資本項目可兌換持續推進和即將落地的存款保險制度的必將使我國金融環境和生態發生巨大變化,將對商業銀行主要依靠利差和規模擴張獲得盈利高速增長的傳統模式產生嚴重沖擊。

2.銀行業監管規則接軌國際標準,商業銀行經營管理能力要求不斷提高

監管機構參與國際銀行業監管改革,構建與國際標準接軌的銀行業審慎監管框架,對商業銀行尤其是系統重要性銀行在資本管理、流動性管理、信息披露、風險管理和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提出更高的監管要求,商業銀行各方面經營管理能力要求不斷提高。

3.經濟結構調整轉型升級,商業銀行風險防控壓力上升

在經濟增速放緩、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大背景下,商業銀行盈利增速明顯下降、生息資產增速放緩、凈息差有所下降、資產質量壓力上升。問題突出行業的企業短期內較難擺脫經營困境,這些企業不良貸款的增長將導致商業銀行資產質量慣性下滑、信貸成本有所上升;房地產價格下行壓力增大,房地產貸款信用風險增加;平臺融資集中到期,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違約風險有可能明顯上升,商業銀行撥備壓力和風險控制壓力進一步增加。

4.金融機構改革持續深化,商業銀行公司治理水平和透明度穩步提升

監管機構繼續推動銀行業公司治理體系改革、強化上市公司監管和信息披露,推動商業銀行完善治理結構,探索建立規范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構建現代化金融企業制度。

5.監管壓力和市場競爭推動銀行轉型,商業銀行業務創新風險加大

銀行業所面臨的市場機制和經營環境正在發生顯著變化,監管標準的提高和競爭壓力的增大加快了商業銀行金融創新和發展轉型的步伐。在利潤壓力、監管套利等因素作用下,商業銀行大力發展同業業務和中間業務,尤其是理財、信托等融資性表外業務,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社會投融資需求,但也蘊藏一定風險。一些商業銀行存在表內資產表外化問題,將資金投向宏觀調控限制行業和領域,或將不良資產從表內轉移至表外,導致信貸風險透明度降低;一些商業銀行利用同業、理財等業務短借長貸,在一定程度上繞開了貸款規模限制,規避宏觀調控和金融監管。

6.銀行基礎金融服務價格標準透明化,商業銀行市場化產品和服務定價難度增大

根據服務的性質、特點和市場競爭狀況,商業銀行服務價格分別實行政府指導價、政府定價和市場調節價。銀行基礎金融服務具有一定的普惠性質,其政府指導和定價標準趨于透明;但在利率市場化條件下,銀行其它產品和服務價格不再由監管部門統一設定,銀行間的產品和服務價格競爭將更加激烈,為客戶提供了更多的可選擇權。如何對金融產品和服務進行精準定價,以在爭奪客戶資源的同時保持良好的收益,成為商業銀行業務持續健康發展面臨的重要問題。

三、商業銀行的應對建議

1.以客戶為中心,加快經營模式轉型和發展戰略轉變

金融脫媒和利率市場化將從根本上改變商業銀行盈利主要依靠發放貸款的模式,加快商業銀行由傳統商業信貸銀行向綜合服務的現代化金融企業轉變。商業銀行需“以客戶為中心”,加快業務經營轉型,通過強化架構建設、客戶分層管理、營銷服務體系、結構調整等措施,依托信息化、集約化和差異化管理,打造特色核心競爭優勢,實現效益、質量、規模協調發展,成為資本集約型的跨地域和多種金融領域的專業綜合金融提供商。

2.持續加強完善內部治理,提升精細化管理水平和信息透明度

商業銀行需持續加強內部治理和風險管控,建立科學高效的決策、執行、制衡和激勵機制,把公司治理的要求落實于日常經營管理和風險控制之中,通過精細化管理,提高創新發展能力和市場競爭力。如提升資源配置與考核評價體系;強化全面預算管理和精細化成本核算;強化多層面、多維度的關鍵績效的綜合評估;建立與價值管理導向相符合的長效考核評價機制等。另外,還需遵循新的會計標準,按規定披露信息,提高信息透明度,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

3.建立更加有效的全面風險管理體系,構建與自身風險管控能力相適應的業務發展規劃和運營模式

商業銀行需根據業務管理辦法和自身經營管理實際,建立健全相關內控制度和操作流程,嚴格審查資金去向和風控措施,建立風險“防火墻”和代償機制,完善應急預案,建立更加有效的全面風險管理體系,以先進的風險管理量化技術為支撐,通過強化經濟資本管理、內部資金管理定價等手段,實現從管理風險到經營風險的轉變。

4.依法合規進行業務創新,嚴防風險傳染和蔓延

為應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商業銀行紛紛加大業務創新的力度和速度,以提升服務效率和用戶體驗、擴大市場占有率。創新是發展的原動力,但也可能成為滋生風險的溫床。商業銀行需把握住法律或政策的紅線,加強業務創新的風險控制和防范,防止風險傳染和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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