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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技術論文:論農業科學技術的發展與運用

1新農村建設中存在的問題

1.1傳統農業生產方式效率低下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工業化進程的不斷推進,我國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機械化程度明顯提高,農業生產取得了可喜可賀的成就。盡管如此,我國的農業生產仍然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家庭為單位,小面積經營。這種一家一戶分散經營生產方式,包括種植業和養殖業均需在單位面積投入大量的勞動力,且以低水平、重復為主,很難形成規模化和集約化,造成資源的極度浪費。既不適應不斷提高的農業生產要素水平和社會化分工的要求,也無法應對日益增加的市場風險,更不利于農業科技進步。盡管農村城鎮化進程促進農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但導致大量農村勞動力轉向城市,造成農戶兼業化和村莊空心化現象。不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傳統農業生產方式效率低下的問題,反而導致城鄉收入差距逐漸拉大,影響“農業、農村、農民”3者共同協調發展。

1.2農產品流通和市場建設有待優化

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不斷深入為現代化農業,尤其是農產品的流通和市場建設提出了新的挑戰。目前我國市場農業還處于發展完善階段,市場信息不能及時、準確地在供需雙方交換,生產不能與市場相適應;產業布局和專業化分工錯亂,不符合現代化市場的需求;儲運加工系統不暢,導致“賣難”問題十分突出。這些問題都大大地抑制了廣大勞動者進行農業生產和農產品結構調整的積極性。

1.3糧食安全與食品安全令人擔憂解決好我國13億人口的吃飯、穿衣問題,始終是黨和政府的頭等大事。作為一個全球性話題,糧食與食品安全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隨著全球氣候變暖的加劇帶來的極端氣候,導致糧食大面積減產及病蟲害問題,始終威脅著我國的農業生產。當前,隨著分子生物學技術的飛速發展,轉基因已走出實驗室,成為動植物育種的常規手段。通過轉基因技術培育的新品種,正逐步侵入和占領傳統的農業國家,我國同樣未能幸免。盡管該技術在提高產量、抗逆及抗病蟲害方面比傳統作物有著巨大的優勢,但是其安全性卻無法準確評估。轉基因作物的大面積推廣,不僅危害食品安全,更不利于我國種質資源和生物多樣性的保護。食品安全問題直接關系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影響到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社會的和諧平穩。當下食品安全問題層出不窮,屢禁不止。這些接連不斷發生的事件,引發了黨和政府對食品安全問題高度關注。

2農業科學技術發展現狀

我國農業科學技術擁有悠久的歷史和曾取得過令人矚目的輝煌成就。18世紀以來,西方以實驗為基礎的現代科技體系引領了科學技術發展的方向,生命科學的發展與創新,尤其是數量與分子遺傳學技術的進步,極大地促進了傳統農業的發展與變革。我國用了近半個世紀,尤其是改革開放后的30年,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斷努力進步與創新,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科技水平和綜合競爭力。盡管我國人口增加了2.4倍多,但糧食產量由1949年的1億t多,增加到5.9億t,其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人口增長。

3農業科學技術在新農村建設中的作用

3.1穩定發展農業生產

農業發展是“三農”建設的基礎,而科技創新更是社會發展的第一推動力。創新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根本特征,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一制度創新,徹底改變了我國農村的產業結構到現代化農業工程——超高產作物選育、現代化的畜禽育種技術、應對各類自然災害的重大工程等,通過高科技手段不僅使得農業生產環境和生產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更提高了對環境的適應和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是古人總結出的一句老話,從中反應出了優良品種的重要性。在生命科學爆發式發展的推動下,尤其是經典數量遺傳學與分子遺傳學相結合促成了現代化的作物、畜禽選育技術。高密度芯片和深度測序技術的出現,不僅使科技工作者更方便地定位疾病和生產相關候選基因,其衍生出的全基因組選擇技術在作物、畜禽育種領域的應用大大縮短了世代間隔、加快遺傳進展,極大地降低了育種成本。而應用現代技術進行抗病、抗逆育種,使得自然環境較惡劣的地區進行農業生產成為可能。被譽為我國農業戰線上的“兩彈一星”——黃淮海平原旱澇鹽堿綜合治理更是應用現代化農業科技手段,在黨和各級政府協同努力下重點針對鹽堿障礙耕地淡水匱乏問題,改善種植結構,改良工程和農藝措施,選育耐鹽抗旱新品種,綜合利用咸水和雨水資源對這一飽受旱澇、鹽堿和風沙危害的地區開展大規模的綜合治理和開發。其產生的經濟、社會和生態效應不可估量,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熱潮中起到了先鋒模范帶頭作用。

3.2推動農業產業化進程

農業現代化發展的核心是農業生產方式,如何充分發揮農業的生態、環境和經濟功能,改變農村生產、生活方式,推動城鎮化進程是黨和政府始終關心的問題。農村傳統的生產方式無法適應現代農業產業化、集約化和規模化經營的需要,而城鎮化的進程使得大量青壯年勞動力離開世代耕作的土地進城務工,而留守農戶身兼數業,無心種田。這些歸根結底是傳統勞作方式生產效率低下,不能為勞動者帶來切實的利益。農業產業化,這一生產方式的轉變應時而生,體現了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不僅能夠推動農村經濟和生活結構的調整,同時也是農民增收和提高我國農業競爭力的重要途徑。產業結構的優化、集約化程度的提高和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都為這一進程提供了有力的條件。用現代化的工業理念來規劃農業生產,通過土地集約經營,不僅可以加速農業科技在實際生產中的應用,更能加速農民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轉變。農業科技園區正是這一理念的體現,作為一種新型的農業發展模式,它以技術密集為主要特征,在農業高新技術開發、試驗和推廣中發揮重要作用。農產品的高效快速流通也是困擾農業產業化進程的一大難題。隨著我國農產品“七區二十三帶”布局的完成,現代化的農產品收儲、加工、運輸技術為“減少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

4結論

我國新農村建設正在進入新的階段,黨和政府不斷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促進農村社會結構轉型和城鄉發展。這一過程中顯現出的傳統農業生產方式效率低下、糧食和食品安全及農產品流通和 市場建設問題亟待解決。借助農業科技的快速發展,不僅可以穩定快速地發展農業,推動農業產業化進程,緩解糧食和食品安全問題,使農業經濟發展,農民致富,“農業、農村、農民”3者共同協調發展,才能縮小城鄉差距,達到共同富裕。

科學技術論文:鐵磁材料在現代科學技術中得到廣泛的應用

【關鍵詞】鐵磁材料,磁導率,磁滯,軟磁材料

鐵磁材料在現代科學技術中得到廣泛的應用,隨著材料科學的發展,它已成為一種重要的智能材料。本文主要介紹鐵磁材料的原理,分類,及其應用;并對三類主要鐵磁材料詳細介紹,包括軟磁材料,硬磁材料,矩磁材料。

隨著工及電訊技術的興起,開始使用低碳鋼制造電機和變壓器,在電話線路中的電感線圈的磁芯中使用了細小的鐵粉。氧化鐵。細鐵絲等。到20世紀初,研制出了硅鋼片代替低碳鋼,提高了變壓器的效率,降低了損耗。直至現在硅鋼片在電力用軟磁材料中仍居首位。到20年代,無線電技術的興起,促進了高導磁材料的發展,出現了坡莫合金及坡莫合金磁粉芯等。從40年代到60年代,是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時期,雷達。廣播。集成電路的發明等,對軟磁材料的要求也更高,生產出了軟磁合金薄帶及軟磁鐵氧體材料。進入70年代,隨著電訊。自動控制。等行業的發展,研制出了磁頭用軟磁合金,除了傳統的晶態軟磁合金外,又興起了另一類材料—非晶態軟磁合金。

鐵磁材料是受到外磁場作用時顯示很強磁性的材料。例如鐵,鈷,鎳和它們的一些合金,稀土族金屬以及一些氧化物都屬于鐵磁材料,具有明顯而特殊的磁性。首先,它們都有很大的磁導率μ;其次,它們都有明顯的磁滯效應。

磁導率(magnetic permeability):表征磁介質磁性的量。常用符號μ表示,μ為介質的磁導率,或稱絕對磁導率。磁滯----鐵磁體在反復磁化的過程中,它的磁感應強度的變化總是滯后于它的磁場強度,這種現象叫磁滯。高磁導率是鐵磁材料應用特別廣泛的主要原因。磁滯特性使永磁體的制造成為可能,但在許多其他應用中卻帶來不利影響。當鐵磁材料處于交變磁場中時將沿磁滯回線反復被磁化。在反復磁化的過程中要消耗額外的能量,以熱的形式從鐵磁材料中釋放,這種能量損耗稱為磁滯損耗,磁滯損耗不僅造成能量的浪費,而且使鐵芯的溫度升高,導致絕緣材料的老化,所以應盡量減少。

軟磁材料(soft magnetic material):具有低矯頑力和高磁導率的磁性材料。軟磁材料易于磁化,也易于退磁,廣泛用于電工設備和設備中。軟磁材料在工業中的應用始于19世紀末。軟磁材料主要有,以金屬軟磁材料(以硅鋼片,坡莫合金等為代表,包括Fe系,FeSiAl系和 FeGo系等)和鐵氧體軟磁材料(如MnZn系,NiZn系和MgZn系等)為代表的晶體材料,非晶態軟磁合金(主要分為Fe基和Go基兩種)以及近年來發展起來的納米晶軟磁合金,如納米粒狀組織軟磁合金,納米結構軟磁薄膜和納米線等等。應用最多的軟磁材料是鐵硅合金(硅鋼片)以及各種軟磁鐵氧體等。

硬磁是指磁化后不易退磁而能長期保留磁性的一種鐵氧體材料,也稱為永磁材料或恒磁材料。硬磁鐵氧體的晶體結構大致是六角晶系磁鉛石型,其典型代表是鋇鐵氧體BaFe12O19。這種材料性能較好,較低,不僅可用作電訊器件如錄音器、電話機及各種儀表的磁鐵,而且在、生物和印刷顯示等方面也得到了應用。硬磁材料常用來制作各種永久磁鐵、揚聲器的磁鋼和電路中的記憶元件等。在電學中硬磁材料的主要作應是產生磁力線,然后讓運動的導線切割磁力線,從而產生電流。

磁帶錄音原理:硬磁性材料被磁化以后,還留有剩磁,剩磁的強弱和方向隨磁化時磁性的強弱和方向而定。錄音磁帶是由帶基、粘合劑和磁粉層組成。帶基一般采用聚碳酸脂或氯乙烯等制成。磁粉是用剩磁強的r-Fe2O3或CrO2細粉。錄音時,是把與聲音變化相對應的電流,經過放大后,送到錄音磁頭的線圈內,使磁頭鐵芯的縫隙中產生集中的磁場。隨著線圈電流的變化,磁場的方向和強度也作相應的變化。當磁帶勻速地通過磁頭縫隙時,磁場就穿過磁帶并使它磁化。由于磁帶離開磁頭后留有相應的剩磁,其極性和強度與原來的聲音相對應。磁帶不斷移動,聲音也就不斷地被記錄在磁帶上。

矩磁材料,這里是指具有矩形磁滯回線的鐵氧體材料。它的特點是,當有較小的外磁場作用時,就能使之磁化,并達到飽和,去掉外磁場后,磁性仍然保持與飽和時一樣。如鎂錳鐵氧體,鋰錳鐵氧體等就是這樣。這種鐵氧體材料主要用于各種電子的存儲器磁芯等方面。應用于計算機磁性存儲設備和作為乘客乘車的憑證和票價結算的磁性卡所用的磁性材科及作用原理,同磁帶所用的磁性材料及作用原理基本相同。但材料是矩磁材料(易磁化不易去磁)。

科學技術論文:科學技術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內容提要】鄧小平科學技術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內容豐富，而且體系完整。鄧小平科學技術思想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思想的機理，集中體現了鄧小平理論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機理，前者是后者的縮影。在鄧小平科學技術思想指導下，我國各族人民科學精神振奮，科技意識不斷增強，在科技人才的培養、科技與教育的協調發展、先進科技的引進、科技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等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這正體現了鄧小平科學技術思想巨大的實踐價值。

【摘 要 題】理論探討

【關 鍵 詞】鄧小平科學技術思想/鄧小平理論/組成部分/發展機理

【 正 文】

鄧小平同志生前十分關心和密切注視世界科學技術發展的情況，具體、直接地指導和大力推動我國科學技術事業的發展，在這一偉大的實踐中孕育和形成了鄧小平的科學技術思想。這一思想不僅在理論上有著重要的意義，而且在實踐中發揮了并繼續發揮著巨大的現實作用，已成為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完整、全面地把握這一思想對于建設四個現代化尤其是科學技術現代化，促進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但是，迄今在鄧小平理論的宣傳和研究工作中，并沒有把鄧小平科學技術思想放在應有的高度。事實上，無論從內容、理論意義和現實作用看，科學技術思想在鄧小平理論的整個系統中都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完整的子系統，它應占有自己的位置，把它分散在鄧小平理論的其他部分中進行研究和闡述是不恰當的，不利于更深刻地揭示它豐富的內涵和精髓。

一、豐富的內容和完整的體系

僅僅從已公開發表的文獻看，鄧小平科學技術思想內容就已是非常豐富、深邃的了，涉及到相當廣泛的領域，主要有下面6個方面的內容：1.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2.科學技術對社會及世界政治斗爭的意義；3.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4.雙管齊下促進科技與經濟相結合；5.國家要發展就要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6.關于科技人員和科研機構管理的指導思想。鄧小平在多種場合、多次對上述6方面作過深刻的說明和論證。例如：1978年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1985年“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88年“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胡薩克的談話”及同年“聽取關于價格和工資改革初步方案匯報時的談話”等文獻，結合當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實踐、科學技術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實踐，具體、系統地闡述和論證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1979年“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1978年“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1985年“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1986年“會見李政道夫婦的談話”、1988年“視察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時的講話”等文獻，深刻闡述了科學技術對社會及世界政治斗爭的深遠影響和重要意義；1977年“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同年“同中央兩位同志的談話”、1978年“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79年“在中央黨、政、軍機關副部長以上干部會上的報告”、1982年“陪同金日成去四川訪問途中的談話”、1985年“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文獻，非常透徹地分析和闡述了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的道理；1977年“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1983年“同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和農業部門負責同志的講話”、1985年“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88年“聽取價格和工資改革初步方案匯報時的談話”等文獻，強調要抓住體制改革這一最根本最核心的問題，用雙管齊下的方法使科技和經濟有機地結合起來、協調發展，并提出了更具體、對現實更有指導意義的理論；1975年“在國務院討論國家計委起草的《關于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時的談話”、1978年“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1985年“會見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副總統姆維尼時的談話”等文獻，結合中外歷史和現實說明國家要發展不引進先進的經驗和科學技術是不可能的，這不是權宜之計，而是一項長遠的國策；在上述眾多文獻中，鄧小平還多次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側面論述過關于科技人員和科研機構管理的指導思想。上述6個方面不僅內容豐富，而且構成一個完整的系統，簡明、精辟地闡述了當代科學技術同經濟和社會各個領域的密切聯系和相互作用，以及科學技術對國家的繁榮、社會的進步、世界的發展所起的作用、所處的地位、所具有的意義。鄧小平科學技術思想就其本身而言，就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有自己結構、自成體系的系統，但在鄧小平理論的整個體系中，它又是一個與其他部分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占有自己獨特位置、不可缺少、不可取代的子系統。在整個鄧小平理論體系中，我們可以看到鄧小平在論述其他領域的問題時，往往都從科學技術的視角加以考慮，有時還從科學技術對所論述問題起的作用和具有的意義加以說明。在論述到科學技術的問題時，往往又聯系到與之有關的其他領域的實際，鄧小平對當代科學技術的特性、作用、意義的認識是非常深邃的。如果我們考察一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鄧小平等留下的理論寶庫，除恩格斯之外，鄧小平對科學技術的認識可以說是最深刻、最全面、最自成體系的。

二、鄧小平理論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一個縮影

鄧小平理論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這種發展首先是實踐的發展，是鄧小平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以過人的智慧和膽略在對當代人類社會發展的實踐進行了準確、深刻的總結和概括的基礎上大力創新而形成的。它是在實踐中產生和形成的，它本身的發展也離不開實踐。這是鄧小平理論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機理。這一機理在鄧小平科學技術思想對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思想的發展中得到充分的體現和反映。因此，鄧小平科學技術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一個縮影。比如鄧小平提出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及其后對此的一系列闡述，清楚地顯示了這一點。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已很明確地指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中一個相對獨立的因素，但他沒有把科學技術放在生產力的首位。在馬克思之后，列寧和斯大林雖然也十分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對科學技術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和意義有深刻的論述，但是他們對科學技術、生產力問題也發表過一些不那么準確、起碼是容易被人誤解的言論。比如列寧講過，人類社會的發展也是由物質力量即生產力的發展所決定的，全人類的首要生產力是工人、勞動者。列寧把生產力定義為物質力量，科學技術不是純粹的物質力量，它就不是生產力要素了。斯大林也講過，用以生產物質資料的生產工具，藉有一定的生產經驗與勞動技能之助發動著生產工具實現著物質資料之生產的人們……構成社會主義生產力。斯大林實際上把生產力要素定義為生產工具和勞動者。在這樣的背景下，前蘇聯有關科學技術與生產力的宣傳和研究中，一直把科學技術摒于生產力要素之外，如果有所謂爭議的話也僅僅局限于勞動對象屬不屬于生產力要素，即二要素還是三要素之爭。新中國成立后，在這方面也承襲了蘇聯的理論，包括都把科學技術摒于生產力要素之外。這樣做在理論上是片面的，在實踐上是非常有害的，它阻礙了科學技術的發展，忽視了科學技術人員的作用，壓抑了他們的積極性。粉碎“”后，鄧小平撥亂反正，在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第一個問題就開宗明義地講：“科學技術是生產力”；10年之后，即1988年又不失時機地提出：“馬克思講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非常正確的，現在看來這樣說可能不夠，恐怕是第一生產力”，“依我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頁。）很明顯這是鄧小平對馬克思科學技術思想的豐富和發展。這種發展首先是實踐的發展，即科學技術實踐的發展，科學技術與社會生產的關系及其推動作用的實踐的發展。在20世紀以前，往往是生產實際的需要刺激了技術的發展，生產和技術的實踐又為科學理論的概括提供了必要的基礎。即生產技術科學的過程。如16、17世紀由于社會生產對動力的需求促成了蒸汽機技術的發明，提高蒸汽機效率的實踐促成了熱力學理論的誕生。對此恩格斯作了十分精辟的概括：“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5頁。）這與當時的實踐是完全一致的。但是，進入20世紀特別是60年代以來，生產、技術、科學這種關系開始逆轉過來了。由于科學迅猛發展，科學理論往往走在技術和生產的前面，并為技術和生產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它們相互促進的時間越來越短，效果越來越大。如20世紀初愛因斯坦提出的質能關系式，后來哈恩的實驗和梅特納的分析，到最后原子能在軍事上和工業上的應用，都表明了科學技術生產的過程，激光和半導體產業也是這樣。實踐表明科學技術的地位較之馬克思、恩格斯時代已有新的飛躍，具有第一位的意義，實踐已凸顯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地位。對此鄧小平作了深刻而準確的總結和概括：“現代科學技術為生產技術的進步開辟了道路，決定了它的發展方向。許多新的生產工具、新的工藝，首先在科學實驗室里被創造出來。一系列新興的工業，如高分子合成工業、原子能工業、電子計算機工業、半導體工業、宇航工業、激光工業等，都是建立在新興科學基礎上的。當然，不論是現在或者今后，還會有許多理論研究，暫時人們還看不到它的應用前景。但是大量的歷史事實已經證明：理論研究一旦獲得重大突破遲早會給技術和生產帶來極其巨大的進步。當代的自然科學正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應用于生產，使社會物質生產的各個領域面貌一新。特別是電子計算機、控制論和自動化技術的發展，正在迅速地提高生產自動化程度。同樣數量的勞動力，在同樣的勞動時間里，可以生產出比過去多幾十倍幾百倍的產品。社會生產力有這樣巨大的發展，勞動生產率有這樣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學的力量、技術的力量。”（注：《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頁。）

此外，從20世紀以來科學技術與生產力其他因素的關系的實際來看，科學技術也凸現了其第一的地位。

從科學技術與勞動力的關系方面看，當今高科技對勞動者知識結構有特殊的、專門的要求，在高科技生產系統中人們用的主要是頭腦而不是靈巧的雙手，拼的是知識而不是體力。現代生產本質上已成為科學技術的物化，一個沒有基本的、起碼的科學技術知識的勞動者，根本發揮不了作用。當今的科學技術決定了勞動者的效率，科學技術帶來的收益幾乎是無限的。從科學技術與勞動資料的關系方面看，高科技使勞動資料從代替人的體力勞動朝著代替人的腦力勞動方向轉化，使生產效率得到極大提高，將科技的新發展迅速融匯到勞動資料中已成為發展生產力的一條重要途徑。在這一關系中，科學技術也凸顯出第一位的作用。從科學技術與勞動對象的關系方面看，當今科學技術已不斷改變著勞動對象的面貌，擴大了勞動對象的范圍、種類，使勞動對象的品質、性能和用途發生明顯的變化。據不完全統計，當代人們借助科學技術已創造出800多萬種新材料，使勞動對象越來越豐富多樣，大大發展了生產力。從科學技術與生產管理的關系方面看，現代管理廣泛地應用最新的科技，使人、財、物得到最合理的利用，取得最大的經濟效益。如果說現代生產管理對生產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的話，那么現代管理又極大地依賴于先進的科學技術，一些巨大的工程離開科學技術根本無法進行管理。

正是這些實踐，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思想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從上述說明可以看到鄧小平“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對馬克思相應思想的發展的機理是非常清晰的。鄧小平科學技術思想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思想，它的機理，與鄧小平理論中的其他部分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機理是一致的。但是，其科學技術思想最清晰、最簡明地凸現了這一機理。因此，在鄧小平理論的宣傳和研究中，把鄧小平科學技術思想作為一完整部分放在應有的位置上，是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的。

三、巨大的現實作用

粉碎“”后不久，我國科學技術與文教事業在鄧小平的直接關心和指導下，在極“左”思潮的桎梏中首先突圍而出。我國科技工作者積極工作，不僅出了很多科技成果，“而且以主人翁的態度，為國家出了許多很好的主意。……科學技術專家這樣廣泛地參加經濟、社會決策活動，是我國幾千年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頁。）鄧小平還高興地指出：“現在連山溝里的農民都知道科學技術能夠使生產發展起來，使生活富裕起來”。（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頁。）當時神州大地學科學、用科學的浪潮澎湃高漲，我國科技事業空前繁榮。

要發展科學技術，首先就要有人才。作為鄧小平科技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強調“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他揭示了當代科學技術與教育的深刻聯系，指出發展科學技術的根本在發展教育，主張將科學技術與教育的發展統一起來，使之構成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機制。鄧小平當時非常明確地指出：“我國科學研究的希望，在于它的隊伍有來源。科研是靠教育輸送人才的，一定要把教育辦好。”（注：《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頁。）“要千方百計，在別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犧牲一點速度，把教育問題解決好。”（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頁。）正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我國教育事業一派繁榮，小學、中學、大學的規模和水平空前大發展，培養了大量的優秀人才。這批人才已成為我國科學技術各個領域的主力和骨干，成為支撐我國科學技術發展的中堅力量。原來令人十分擔憂的人才斷層已得到較好地彌補。為了加快發展科學技術，鄧小平還主張“接受華裔學者回國”、“請外國著名學者來我國講學”、“派人出國留學”（注：《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頁。）等措施。這些舉措付諸實踐后，都產生了很好的效果。正是在鄧小平“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要使科學技術與教育協調發展的思想指導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科技事業和教育事業人才輩出，相得益彰，大大縮短了與先進發達國家的科技差距，有個別領域甚至達到世界領先的地位。

發展科學技術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促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這就要求科學技術與經濟互相結合、協調發展。但是，這是一個比較棘手的問題，不單我國沒有解決好，連西方一些科技發達國家也沒有解決好。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經過幾年撥亂反正、正本清源之后，1985年初鄧小平就明確提出：“在方針問題、認識問題解決之后，還要解決體制問題。”“現在要進一步解決科技與經濟結合的問題。”“新的經濟體制應該是有利于技術進步的體制，新的科技體制，應該是有利于經濟發展的體制。雙管齊下，長期存在的科技與經濟脫節的問題，有可能得到比較好的解決。”（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頁。）鄧小平還主張：“生產部門的科研隊伍恐怕是最大的。科學不是劃分為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嗎？生產部門也會有搞基礎科學的，但要著重搞應用科學；科學院和大學可以多搞一些基礎科學，但也要搞應用科學，特別是工科院校”。（注：《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頁。）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我國的科研機構、大學主動和企業聯系，各級政府及相關部門積極牽線搭橋。大量科研成果轉化為企業產品，企業急需解決的技術難題又大量匯集到科研機構，從根本上扭轉了以前學、研、產脫節的被動局面。隨著技術貿易市場的開發，科技成果更迅速、更直接、更規范地融入企業生產之中，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效益。更可喜的是我國大、中、小企業按照鄧小平的思路，“隨著工業的發展，企業的科技人員應當越來越多，在全部職工中所占的比例應當越來越大。大廠要有自己獨立的科研機構，小廠的科研可以由市里綜合辦，也可以由幾個廠聯合在一起搞”，（注：《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頁。）紛紛辦起了自己的科研機構，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國很多企業沒有自己的科研機構的歷史。這些科研機構一建立就為企業增添了新的活力，到上世紀90年代，已成為支撐企業的中堅力量。由于科學技術研究與生產緊密結合，使我國的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為90年代后乃至21世紀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比如珠江三角洲高技術企業，由于有了自己的科研機構，再加上與國家科研機構和大學的緊密聯系，即使是在最近幾年全球經濟低迷的情況下，高技術新產品產值仍以年均35%的速度增長，由于科技與經濟緊密結合，科技對經濟的貢獻率普遍達到45%，有些地方更達到50%多。

鄧小平關于國家要發展就要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的思想對推動我國科技和經濟的發展也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鄧小平認為：“科學技術是人類共同創造的財富。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科學技術。”（注：《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頁。）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注：《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頁。）“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孤立起來、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強國際交往，不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先進科學技術和資金，是不可能的。”（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頁。）在這一思想的正確指導下，我國在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大規模引進歐美發達國家的先進科技，一下子就把我們建設現代化、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的起點提高了。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出發點鋪墊了一個較高的臺階，改變了我國工業生產技術落后、設備陳舊、產品老化的狀況，為后來跨越式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比如廣東80年代引進價值10萬美元以上的設備100多萬臺，5萬美元到10萬美元的設備60多萬臺，引進完整的生產裝配線1000多條。在此基礎上多渠道、多形式組織科研力量進行技術改革，使企業的綜合技術水平大幅度提高，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上世紀80年代廣東生產總值年均遞增12.3%，國民收入年均遞增11.5%，增幅比全國平均值高4.7和4.2個百分點，更遠遠高于西方發達國家和亞洲四小龍（它們最高也僅有6%）。

當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和社會所取得的跨越發展，不僅僅是鄧小平科技思想指導的結果，而且是在整個鄧小平理論指導下取得的。但現實的問題是我們在鄧小平理論的宣傳和研究中，沒有把鄧小平的科學技術思想擺在應有的高度和恰當的位置上，這不利于全面、完整地領會和把握鄧小平理論的深刻內涵和精髓。為了更好地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我們有必要加強鄧小平科學技術思想的宣傳和研究，這無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有重要的作用和意義。

科學技術論文:試論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對哲學觀念的影響

論文關鍵詞：現代科學　哲學　影響

論文摘 要：回顧人類的文明發展史，大家會驚奇地發現科學和哲學有相同的歷史起源，而且在人類的智慧和文明的最初階段，哲學與科學是不分彼此的一個概念，主要體現在語言層面、邏輯層面、研究的具體方法領域和研究特定對象的一致性。在科學和哲學所有的互相之間的影響和具體聯系當中，研究方法的聯系始終是最重要的和標志性的第一位聯系，還是其他聯系和影響的根基，這也是本文的核心和關鍵論點。

一、科學和哲學歷史上的互相影響

科學與哲學的相互淵源起始于現代科學最初的萌芽期。在牛頓所在的中世紀，主流學界認為物理學從屬于自然哲學，但是在具體的操作方法上他們已經學會尋求運用物理實驗進行實證研究，開始避免盲目運用繁瑣而復雜難懂的經驗論述和純粹的哲學臆想和思辨方法去研究科學。在科學的鼻祖開普勒和牛頓等人的不斷努力和斗爭下，科學方法才能從哲學的重重束縛下自立門戶，為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提供了扎實的基礎和鋪墊。對于任何一門成熟具體的科學理論，一般必須具備有相對比較完整的體系結構和有事實經驗能夠證明之；而哲學在長期的發展和成熟過程當中，哲學辨證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漸漸退出了諸多特殊的學科領域，這就是哲學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次關鍵放入轉向，即轉向認識論，但是這種轉向不是完全把哲學的全部研究的課題放手給科學，只不過是它們各自術業專攻而已，即為拉卡托斯所說的 “研究綱領”意義上的更迭。

實證的研究主要運用與具體應用科學，剩下的邏輯、心理與認識問題現在科技仍舊不能證實，成為思辨方法所固守的領域。盡管類似的更迭和轉向從沒有間斷過，一直在進行，但科學和哲學也慢慢發現它們殊途同歸，無法完全舍棄和離開對方，尤其在理論研究領域更是親密無間。例如優秀的哲學家總會深關注科學技術領域最前沿和重要的理論研究與探討，希望能在其中找到更多的靈感，而相對應的科學家在純理論研究的過程當中，約定俗成的總會不自覺運用哲學工具和方法，而且“研究綱領”的轉向和更迭往往需要哲學的強力進行干預，科學一相情愿是不可能實現的

二、科學哲學分科的創立

創立的科學哲學分科的初衷來源于科學對哲學強大影響的結果。科學哲學的大師卡爾·波普爾清醒的認識到分析哲學的未來正在走中世紀經院化哲學的老路，這是極其危險和錯誤的；他認為，哲學的嚴謹性和絕對性是必須已精簡具體內容為代價的，這樣就不可能構造出相對完整的形式理論系統描述和解釋客觀世界了；這樣一來，哲學要想真正排除悖論，就必須不沾染任何想象和現實當中的實體，只可以探討純粹結構問題。然而完完全全排除理論悖論的哲學辨證語言會顯得空洞毫無用處，繁瑣而又復雜；總是埋頭于詞的意義等無用細節的反復斟酌，而對現實世界的重大問題和事件毫不關注；這也是邏輯實證主學派義和維也納學派分崩離析的最主要原因。

波普爾的理解清楚而明確地指出了分析辨證哲學存在的巨大問題和困境，哲學最應該關心的問題是最能夠影響人類自我的反省領域的問題，而人類終極的自我反省必定會受制于人自身特有的局限性—在體力、智力、和時間上的天然限制，這就必須使哲學深刻認識、承認和接受這種局限性和不完滿，但這并不意味放棄對絕對真理的追求，而是我們必須實事求的研究我們能力可行的領域之內。而且哲學領域，我們既不會采用主觀的隨意想象，又不可能采用紛繁復雜的字句反復糾纏，必需借鑒和研究科學的特有方法技巧，進而構造系統性和綜合性理論去描述、探討和解釋真真正正哲學問題。然而何謂科學的方法是我們必須仔細探討的；事物是不是普遍聯系的是眾所周知的哲學全稱式放的概括命題，而且其聯系囊括萬千往往不會局限于因果的聯系，從某種意義上說在我們檢驗所有能夠指稱個體之前，其命題就無法完全成立。然而，波普爾認為整個世界猶如一個無限大，的黑箱，不論建立何種模型也不可能完全徹底的揭開其內部具體的結構，人類理解和認識它唯一的方式就是綜合運用理論、概念和模型去描述它。如果把理論是當做捕捉無限經驗世界的網，那么科學發展的最終目的不在于運用科學自有的語言構建與自然完完全全一模一樣的描述，而在于使“網眼愈來愈小”，對真理的無限逼近。

思想自由競爭的學說往往被公認為是科學哲學對于知識增長的根基，大家往往接受和理解這種假設，一種理論要想具備一定的公共性必須經歷與同時代的諸多不同理論相互競爭和淘汰的過程，而且我們不能對這種方法的公正與否做出完全準確的價值判斷。波普爾的理論認為愛因斯坦和牛頓都從屬于科學領域，但他們不可能都是真的，缺有可能都是假的，他們的科學理論之所以能夠成為真，并不一定因為他們可以被證實和證偽，其真實性一定都是建立在某種程度的可錯性的特定基礎之上的。而科學哲學重要和關鍵的任務就在于闡述和研究人類目前未知的競爭的模式來確立占主導地位的理論，淘汰從屬地位理論。波普爾邏輯實證主義和分析哲學學派的最顯著區別在于其不苛刻嚴格的分析非自然的科學描述，一定程度接受形而上學，認為人類科學歷史的發展過程就是在增加全宇宙的負熵。對于非自然科學領域的學術探討和研究，反駁和猜想的發展模式一定程度上同樣適用。波普爾學說的目的不在于分析哲學特有的證偽主義，不在于提供具體方法區分新形而上學和科學，其核心在于闡述和解釋特有的知識所謂增長模式—“批判理性主義”。從這方面來說，波普爾可以說是一個相對傳統和保守的哲學家，回答的不是方法論的而是認識論的問題，區分的不是科學與偽科學而是區分人類傳遞和記錄信息公共和私人屬性。

科學哲學對于真理的維護，與分析哲學有異曲同工之妙。同時，二者之間的相似點也是科學對哲學層面上的流派的直接反應。哲學家波普爾發現哲學善于吸收其他學科或是規范的精華，但不會被同化，始終保持自己獨有的特點。哲學無法變成準確的學問，這也是哲學的魅力所在。哲學作為和人的精神支柱最接近的學科，它的概念紛繁復雜，常常混合在一起，讓人準確區分開。在《無盡的探索》這本書的序言中，赫爾穆特·科爾表達出了他對哲學的期望，認為追求真理是不能停止的，同時也要謹防幻覺，不能被某些蒙著真理面紗的假象所蒙騙。

科學技術論文:試析抑制“馬太效應”對科學技術消極影響的對策

論文關鍵詞:馬太效應　科學技術　科學道德　科學精神

論文摘要:美國科學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將科學技術發展過程中的優勢積累效應稱之為“馬太效應”。“馬太效應”是現代科技發展過程中難以避免的客觀現象，對科學技術的發展具有利弊交織的雙重作用。人們應從研究主體自身以及客觀體制等層面采取必要措施，發揮“馬太效應”的積極作用，限制其消極影響，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因此，一是弘揚科學精神，特別是在青年學者中鑄就無私奉獻的良好風氣;二是倡導科學道德，特別是成績卓著者中形成甘當人梯的學術風范;三是完善管理體制，為科研資源的合理配置提供制度保障;四是健全相關法規，對學術不端和腐敗行為予以懲治。

科學技術發展過程中“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現象亦即“馬太效應”，是一種難以避免并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客觀現象。“馬太效應”對科學技術的發展既有積極作用，亦有消極影響。在發揮“馬太效應”積極作用的同時，應通過自律和他律相結合，內在約束與外在控制相結合，從研究主體自身與客觀制度等層面采取多種措施，抑制“馬太效應”的消極作用，促進科學技術健康、持續發展。

一、弘揚科學精神，特別是在青年學者中鑄就無私奉獻的良好風氣

應該承認，在當今大科學時代，引導人們從事科學技術研究活動的動機經常是復合的，既有崇高的精神探索，也不乏一定的功利目的，科學技術活動與個人或公眾利益的關系越來越直接而且緊密。處于各種社會關系之中的科學技術工作者往往扮演著多種角色，脫不開多種利益關系。在科學技術研究日趨職業化的今天，必須在滿足國家、公眾利益的同時滿足科技工作者的個人利益，使科技工作者自身的生存需求得到保障。但同時應該認識到，在科學技術共同體內部，大多數人注定要處于金字塔結構的中下層，取得輝煌成就的只能是少數人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科學研究的艱巨性，同時也要求在科學技術共同體內部鑄就無私奉獻的良好風氣，大力提倡以“求實、創新、獻身、協作”為核心的科學精神。居里夫人說過:“人類需要善于實踐的人，這種人能由他們的工作取得最大利益;他們雖不忘記大眾的福利，仍能保障自己的利益。但是人類也需要夢想者，這種人醉心于一種事業的大公無私的發展，因而不能注意自身的物質利益”。在今天，這種無私奉獻的科學精神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當代科學家一直在以自己的行動踐行著這種精神。已故著名科學家王選先生曾說過，“一個好的科學家或企業家首先應該是一個好人，才能帶領隊伍”。王選先生面對塵世庸俗和種種誘惑始終保持著一種清醒和冷靜，面對浮躁和急功近利始終堅守著一種求真務實的科學精神。他曾說過，“一個科學家如果經常在電視上出現，那么他的科學生命也就結束了”。但當前少數青年科研人員心態浮躁，耐不住清貧，在其眼中科研已經不是為了揭示真理和造福社會，而是追求名利的途徑。少數人貪欲膨脹，為了獲得聲名地位，甚至不擇手段，學術不端行為時有發生。

理論與實踐均表明倡導科學精神的重要意義。應通過各種渠道的滲透，使科學精神被廣大科技工作者特別是青年學者所掌握，并體現在其長期的科研實踐中，摒棄急功近利和浮躁情緒，發揚團隊精神，牢記自己的社會責任，即便身處底層或逆境之中，仍努力做到力戒浮躁，淡泊名利，求真務實，樂于奉獻，通過自己的努力和實踐，在團結協作的過程中實現個人價值的升華。

二、倡導科學道德，特別是在成績卓著者中形成甘當人梯的學術風范

形成梯次結構合理、充滿競爭意識又富于團隊精神、充滿活力的人才隊伍，是實現科學技術事業持續發展的必備條件。“馬太效應”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學術權威的形成，某一學科領域形成權威則是其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之一。科學技術共同體中的權威一旦形成之后，可以帶領和指導廣大研究者繼續向這一領域的深度和廣度進行探索，不但以其卓越的學識素養更以其高尚的人格力量，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正如愛因斯坦在追悼居里夫人時指出的:“第一流人物對于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即使是后者，他們取決于品格的程度，也遠遠超過通常所認為的那樣”。但如果學術權威本身道德失衡，缺乏學術民主，壓制不同學術觀點，則可能造成科學技術共同體內部多數默默無聞者特別是年輕人才難以順利成長，甚至造成科學蒙難現象。減少這種現象出現的措施之一是在科學技術共同體內倡導科學道德。

科學技術共同體成員除了要在最基本的層面上格守其職業道德之外，還要不斷強化其科學道德意識，以此約束科學技術共同體內部成員之間及其與公眾和社會之間的相互關系。特別是學術前輩應率先垂范，虛懷若谷，應如《中國工程院院士科學道德行為準則的若干自律規定》所倡導的那樣:“發揚學術民主，努力培育新人。要甘為人梯，為新人的成長創造條件并支持新人超過自己。”應善于培養人才、舉薦人才，帶動和吸引更多的優秀人才，擔負起培養新一代優秀人才的重要使命。在科技史上，巴羅推薦牛頓，愛因斯坦提攜英菲爾德，熊慶來發現并栽培華羅庚等已為后人樹立了榜樣。

三、完善管理體制，為科研資源的合理配置提供制度保障

有關資料顯示，我國研發經費逐年增加，2020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提高到2. 5%左右。如何保證科研資源的合理配置，實現科技投人效益最大化的問題應引起足夠重視。為了改變由于多種原因包括“馬太效應”造成的科研資源浪費狀況，國家近年來已從政策體制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如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實行限項申請規定;各類科研經費已經在向年輕科技人才傾斜，設立了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青年科學基金”和“杰出青年科學基金”、中國科學院的“百人計劃”、教育部的“跨世紀人才計劃”等，各地區亦有相應措施。但應看到，這些措施的受益者也常常是一些業績卓著者，仍有“馬太效應”的痕跡。目前我國科技投人管理和調控尚缺乏有效的資源整合機制，投人不足和浪費低效并存;注重資歷和項目，輕視對科技成果質量與數量的“科研能效比”評價;績效考評和問責機制薄弱。這種狀況會使得過量占有科研資源的少數人全無擔心之意，科研資源浪費的情況難以根本扭轉，事實上在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如何既保證集中優勢兵力，又給默默無聞者的創新以雪中送炭的支持，遏制“馬太效應”的消極影響，保證科研資源的最佳利用，仍是需要深人研究的問題。

政府科技管理部門應建立嚴格規范的監管制度，適度控制優勢累積，處理好優勢累積與創新的關系。如應建立并不斷完善對科研產出成果的系統量化評價及效益分析指標體系，對科研項目完成的質量、數量和真實社會效應等產出要素進行科學評價，使那些低投人而高產出的能力型科技人才能夠占有科研資源并充分發揮其作用。國務院準備建立財政科技經費的績效評價體系，明確設立政府科技計劃和應用型科技項目的績效目標，建立面向結果的追蹤問效機制，對科研項目所取得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進行考核和評價，提高項目管理水平和資金使用效益。

高等學校應改革重量不重質的“量化式”科研評價體系。近年來高等學校承擔的科研項目和籌措的科研經費均呈現大幅增長的趨勢，為保證高等學校科研順利進行提供了必要保證。但某些不正常的情況亦相伴而生，部分高等學校以科研項目來“圈錢”的做法已成為比較嚴重的現實。此種現象的出現與高等學校內部普遍采用的“量化式”科研評價體系的負面導向具有一定關系。相當一部分高效的科研評價體系類似于地方經濟發展的GDP指標式考核，科研項目、論文等經折算后量化為教學科研人員晉升職稱、受聘崗位的主要評判依據。這種評價體系曾對促進高等學校科研產生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其最大弊端為重量不重質。為了通過考評，許多人不得不花費大量精力尋求各種關系跑項目、發論文，卻又往往難以奏效，而某些人則利用其學術權威地位甚至官本位來申請科研經費，得以占有大量科研資源。有鑒于此，高等學校應既重視數量更重視質量，應逐步建立科研經費使用的績效考核制度，改革完善高等學校科研評價體系。

特別要引起重視的是，應形成鼓勵創新、允許失敗的寬松環境，建立學術平等機制，良好的交流機制等，為默默無聞者創造良好的成長氛圍，建設數量充足、結構合理、富有創新能力的高層次人才隊伍，堅持以提高學術水平和創新能力為導向，通過學術梯隊建設、團隊吸納、項目資助或鼓勵自由探索等方式，加大對年輕科技人才成長發展的支持力度，合理配置科研資源，為年輕科技人才占有科研資源提供制度的保證。

四、健全相關法規，對學術不端和腐敗行為予以懲治

由于各種原因包括“馬太效應”造成的學術不端和腐敗行為之所以屢禁不止，原因之一在于人們慣于用批評或道德譴責代替行政或法律的懲處，缺乏懲罰學術不端行為的法規條例。誘惑和利益相當可觀，而損失與懲罰并不嚴重，那么有人心存僥幸、違規操作則在所難免。因此在強調科技工作者自身加強學術修養的同時，還需通過建立健全相應管理機制及法規對少數人利用自身所取得的聲望，在課題申報、成果評審等諸多方面表現出學術不端和腐敗行為予以約束及懲治。

科技界已形成較為完善的一系列規范、程序和工作體系，在此基礎上應進一步加強科技評價工作基礎建設，建立一套更為科學公正的科研基金、技獎勵評價體系和規范有效的評審制度、規則和程序，進一步完善專家評價資格的認證、公開專家信譽度、嚴格對評審專家和被評審人建立信用檔案、組織評價監督委員會、建立評價中介機構監督管理體系等制度，完善監督機構和機制。如日前發表的由國內人文社科界的109位知名學者聯合簽名的《關于抵制學術腐敗與學術不端行為的公開信》中所建議的那樣:為促使主管機構認真嚴肅地處理學術不端與腐敗行為，盡可能地使中國學術在一種健康和良性的環境中發展，建議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與教育部牽頭成立由品行與學術成績俱佳的學者組成的“學術紀律仲裁委員會”，并制定有關學術紀律仲裁的行業規范。定期公開通報批評違紀者，并責成有關高等學校或研究單位給予相應紀律處分等。

現代科學技術活動牽涉到復雜的社會關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體現出深刻的利益背景和復雜的利益關系，僅僅依靠行政措施和政策不能完全奏效，需要借助于體現國家意志的法律解決問題。因此在完善管理機制的基礎上還應健全學術懲戒機制，進一步加強科學技術法制建設，以法律形式約束“馬太效應”可能引起的消極影響特別是學術不端行為，促進科學技術不斷發展。

通過全體科技工作者的嚴格自律，通過科學技術共同體管理機制的日益完善，通過國家政府乃至整個社會良好氛圍的逐漸形成，一定能夠最大程度地限制“馬太效應”可能引起的消極影響，促進科學技術不斷發展。

科學技術論文:淺析論科學技術在現代社會管理科學與工程中的功能

論文關鍵詞：科學技術;管理科學與工程;社會功能

論文摘要：本文從認知、生產力、社會變革、生態調節和經濟五個不同的方面描述了科學技術在現代社會管理科學與工程中的功能，對科學技術在現代社會管理科學與工程中發揮的有利作用加以闡述，說明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對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更新人們的思想觀念等具有重要意義。

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的動因之——科學技術，己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科學是人類在長期認識和改造世界的歷史過程中所積累起來的認識世界事物的知識體系;技術是指人類根據生產實踐經驗和應用科學原理而發展成的各種工藝操作方法和技能以及物化的各種生產手段和物質裝備。科學技術，包含著科學和技術兩個概念，它們雖屬于不同的范疇，但兩者之間相互滲透，相輔相成，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科學是技術的理論指導，結合生產實際進行開發研究，得出新的方法;技術是科學的理論基礎，是科學的實際運用，是科學和生產的中介，沒有技術，科學對生產就沒有實際意義。然而技術對科學也有巨大的反作用，在技術開發過程中所出現的新的現象和提出新問題，可以擴展科學研究的領域，技術能為科學研究提供必要的儀器設備。

近代科學技術的進步，有力地促進了資本主義的機器工業和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馬克思明確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觀點，科學技術就其生產和發展過程而言，是一種社會活動，是由生產決定的;就其內容屬性而言，科學技術是一種生產實踐經驗和社會意識的結晶，就其實際的功能而言，科學技術是以知識形態為特征的“一般社會生產力”和“直接生產力”。科學技術在現代社會管理科學與工程中的功能，主要表現在提高人類的認知能力、推動經濟發展、促進社會變革和協調人與自然界的關系等方面。其主要功能包括:

(一)認知功能

科學技術對人類戰勝迷信、愚昧，對文化教育的發展，對改變人的精神和道德面貌，都能起到促進作用，這些就是科學技術在現代社會管理科學與工程中認知功能的體現。

首先，科學是自然界本來面目的反映，它揭示了自然界的客觀現律。成為了人們批判宗教迷信和舊的習慣勢力，宏揚理性、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其次，科學技術的發展改變著文化教育的內容，并且往往決定著教育改革的方向，為全面提高人類智能狀況，開發人類的智力資源創造條件;再次，在科學研究的歷史過程中形成了尊重實踐、實事求是、追求真理、勇于創新的科學精神，大大推進了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的發展進程。

(二)生產力功能

近代資本主義制度確立后，資產階級依靠科學技術進步，使社會生產力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進入20世紀后，科學技術逐步成為了生產力諸要素的主導要素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科學技術已成為現代經濟發展中最主要的驅動力。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鄧小平繼承馬克思的思想，在現代社會管理科學與工程中極其深刻地指出了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的地位和作用，進一步闡明了科學技術在現代社會管理科學與工程中的生產力功能。

(三)社會變革功能

馬克思“把科學首先看成是歷史的有力杠桿，看成是最高意義上的革命力量”，在歷史上首次揭示了科學技術的社會變革功能。科學技術變革社會的作用首先表現在對生產力的促進。生產力的大發展本身就是社會變革表現的一個方面，而且它還是其他社會變革的前提和基礎;其次，科學技術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結果，或遲或早會引起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的變革。當然，社會制度的變革不可能僅僅依靠科學技術的力量，在這里，科學技術的作用就在于給新的社會制度的產生奠定物質技術基礎;再次，在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科學技術的社會變革功能進一步得到發揮。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科學技術在現代社會管理科學與工程中創造了空前巨大的社會生產力，經濟得以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改善，社會主義政治和經濟制度日益鞏固。

(四)生態調節功能

科學技術的發展大大提高了人類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但同時也出現了盲目使用這些能力，造成生態環境迅速惡化的趨勢。科學技術在現代社會管理科學與工程中的生態調節功能，就是在掌握自然規律、正確認識人類對自然過程干預不當所引起后果的基礎上，有計劃、有目的地調節和控制人類改造自然的活動，創造一個適合人類生存和可持續發展的自然環境。當然，生態環境問題必須在充分發揮科學技術在現代社會管理科學與工程中的生態調節功能的同時，加強社會的改造和管理、嚴格立法、執法，實行綜合治理，才可能有效地解決。

(五)經濟功能

在當代，科學技術作為復雜社會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以自身的功能為社會服務并影響社會，最主要的就是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帶來了經濟結構的深刻調整，科技進步不僅導致了生產力的發展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且改變了整個經濟生產的產品結構、勞動力結構及資源和資金的配置，從而導致經濟結構中最主要部分—產業結構的不斷變革和日益高級化。人類歷史上無論是由農業經濟到工業經濟再到知識經濟，還是由勞動力密集型到資本密集型、技術和知識密集型，或者由粗放式到集約式經濟形態及其結構的轉變，都是由科技的巨大推動作用所促成的。

基于上述問題，科學技術與社會逐漸成為一個新興的、獨立的研究方向，通常簡稱為STS。科學(Science)、技術(Technology),社會((Society)的研究簡稱為STS研究，它探討和揭示科學、技術和社會三者之間的復雜關系，研究科學、技術對社會產生的正負效應。其目的是要改變科學和技術分離，防止科學、技術和社會脫節的狀態，使科學、技術更好地造福于人類。

可以說，科學技術在現代管理科學與工程中的功能具有廣泛性，現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會受科學技術發展的影響、制約和促進。不同的歷史時期，雖然科學技術帶來的影響深度和廣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勿庸置疑，每個時代的科學技術都深刻的影響到了那個時代的生活。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放眼古今中外，人類社會的每一項進步，都伴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尤其是現代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為社會生產力發展和人類的文明開辟了更為廣闊的空間，為人類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科學技術永無止境的發展及其無限的創造力，必定還會繼續為人類文明作出更加巨大的貢獻。

科學技術論文:試論科學技術對身體倫理學的影響

論文關鍵詞：科學技術　身體倫理學　生命倫理學

論文摘要：生命科學與生物科技的飛速發展，造成了身體的不確定性。建立在傳統主客二分基礎上的生命倫理學，卻依然在尋求相對普適的生命倫理原則。身體的缺席，使得生命倫理學的主要原則變成了追求普適價值的抽象概念，在具體的倫理實踐中失去了它的有效性。身體倫理學批判地審視生命倫理學的困境，將具有不確定性的身體納入自己的研究范圍，在變動的實踐中開拓自己的生長點。可以說，科學技術的發展凸顯了生命倫理學的困境，也為身體倫理學的提出和發展提供了機遇和土壤。

一、高新生物技術應用引起的傳統生命倫理學困境

隨著生命科學與生物科技的飛速發展，倫理學在實踐方面的有效性正逐漸減弱，越來越多的倫理學難題挑戰著生命倫理學。生命倫理學所面臨的實踐有效性的困境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個人身份變得含糊不清。生命倫理學建立于自我和他者，思維和身體，主觀和客觀，正確和錯誤，真理和假象，人類和動物，人工和自然等明確的二元劃分的基礎之上。在這樣一個美麗、清潔、有序的現代世界中，世界往往被感知為確定的、可控的和安全的，在它理想的模式中，不允許一點不確定性、易變性或者暫時性。顯而易見，在這樣的一個對任何事物都實行簡單的二元劃分的世界中，與主流不一樣的個體卻被邊緣化、被打壓，被迫在"無盡的、正確的話語"下審視自身、改造自身，重塑著個人的生活。正如福柯所認證過的："從古希臘以來，西方各種知識一直都是同西方人看待和總結其自身基本生活經驗密切相關。因此，在西方的知識結構中，包含著西方人對自身、對他人、對社會生活和對世界的基本態度。"①那么，身心二元論基礎上的生命倫理學，就深切關系人的生活本身。于是，當生命倫理學成為一種固化的、確定性的知識的時候，就成為了大多數人遵從的準則和道德的評判標準。例如：男人和女人的分野，在兒童時代，自他/她出生以后就已經被社會納入固化的道德范式之中。無論是從著裝、發式，還是行為教導方面都遵從著社會的道德范式，這種道德范式來自于現代醫學、倫理學以及社會的意識形態。其中行為規訓著兒童的身體行為，夾雜著意識形態的學習規訓著兒童的心靈，這種分野是粗糙的，是建立在現代哲學的主客二元論基礎之上的。

其次，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倫理邊界消融，是非難以判斷。"自由是倫理道德的本體論條件，而倫理道德是自由所采用的反思形式。"②生命倫理學所遵從的自由原則，伴隨著一種對意識自由的預設，這種預設又根源于心身的分離的預設。也就是說忽視身體的維度的根源在于對心身關系的認識。這種預設的懸置使得在生物醫學中，生命倫理學對身體的態度是機械的、冷漠的，只要維持生命的存活的效果，以保證意識的自由可能性，哪怕這種意識的存活并非病人的意愿。這種追求目的性和效果性的愿望是如此的強烈，以至于形成一種強迫式的拒斥"死亡"。而這種強迫式的拒斥本身就是一種對自由的束縛，就像波德里亞所言："只有被征服的、服從法則的死亡才是'好的'死亡，這就是自然死亡的理想。"③現代醫學技術發展到現在，依靠呼吸機、心臟起搏器維持生命特征已經不是一件難事，植物人的出現使得生與死的界限變得不確定。而這種傳統"貴生"的觀念又使得"安樂死"成為一個觸及法律和道德底線的問題而保守爭議，至今經過法律授權能實施安樂死的國家也只有荷蘭，而我國第一例為病人實行安樂死的醫生甚至被拘禁493天，即便是病人家屬不忍親人遭受極端痛苦，而主動要求該醫生對其實行安樂死的情況下。④

二、科技發展帶來的身體的不確定性

20世紀60年代后，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飛速發展，器官移植、輔助生殖技術、假肢、安樂死等雨后春筍般涌現，人類在掌控自己的生命和死亡方面擁有了更大的自由。

輔助生殖技術讓未婚女子有了通過高科技手段生育子女的可能，這也造成了一些倫理上的爭議：計劃外懷孕，這是否是對傳統家庭構成方式的挑戰？是否影響家庭的穩定，繼而波及社會的和諧？亦或這是一種造福于人類的技術，幫一些想生育卻因為某種疾病而無法生育的家庭實現了生育孩子的愿望？而且這種通過輔助生殖技術產生的孩子們的家庭社會地位又如何定位呢？呼吸機和心臟起搏器的使用，維持一個植物人的正常心跳已經成為現實，這又引起了關于死亡標準和生命價值的大討論，一個沒有感知能力長期處于植物狀態的人是否還可以稱之為人？以心臟跳動與否、呼吸是否停止來判定生與死的標準遭遇了挑戰，無限期的維持一個失去感知能力生活的毫無尊嚴的"人"是否符合生命倫理學的原則？這樣是否尊重了病人的自主選擇權？又保障了誰的利益？是否傷害了病人的生命尊嚴？是否傷害了那些因醫療資料有限而無法得到及時救治的病人的權益？在腦死亡標準判定人的生死占據主流后，對長期處于植物狀態的"人"實行安樂死是否符合道義？在腦已經死亡而還有心跳的"人"身上取走一些器官，救治其他病人是否可以？

三、身體倫理學在實踐中不斷拓展著自己的生長點

這些問題或從道德角度，或從實踐角度挑戰著傳統的生命倫理學，讓生命倫理學在倫理實踐中陷入日益尷尬的局面。一方面是日益豐富的倫理實踐也不斷挑戰著生命倫理學中身體的界限，而另一方面，隨著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的發展，許多已經被解決的問題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人的生命開始于何時，又結束于何時？是從脫離母體第一聲啼哭開始，還是從受精卵開始？如果是后者，是否處于胚胎時期的"人"就應該享受到人的權利？那么胚胎干細胞療法是否允許？遺傳物質與個人的身份特征是什么關系？隨著對基因的研究，基因決定論者甚至認為基因不僅決定一個人的外形，還決定人的行為，如果這樣的話，我們靠理性建立起來的整個人類文化社會，又何以立足呢？什么是健康，什么是疾病？康尼島的短指家族，矮人族是否應該被列為疾病的行列，被規約，被診治，甚至被冠以道德上的不潔？擁有XY染色體的女人，想做男人的女人或者想做女人的男人，是否因為異于常人，就要驚恐地壓抑地生活在他們異樣的目光中，在他人的評頭論足中隱藏了自我？這些被邊緣化被壓迫被忽視的人，他們的利益如何保障？隨著生物技術迅猛的發展，克隆甚至可以構造出新人類的情況下，這些有問題的身體越來越多的時候，什么才是一個正常的身體呢？

因此，科技發展所帶來身體的不確定性問題，表現在上述的兩個方面：一個是高新生物技術應用帶來的身份認同上的不確定性，另一個則是生命科學的發展所帶來的對于身體的重新認識與倫理反思的滯后性之間的矛盾。這兩方面的問題，在豐富了倫理實踐的同時，也挑戰著生命倫理學的規范和界限。于是，這些與涉身直接相關的問題，也讓身體問題成為生命倫理學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由此科技發展使傳統醫學倫理學的困境呈現出來，并讓身體重新的回到了倫理學的視閾之內，可以說科技發展是倫理學革命的導火索，是身體倫理學得以生發的重要因素。

科學技術論文:從科學技術影響的雙重性看“微技術”

摘 要 由于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人類在自然界面前獲得空前的主動地位，人類的生產、經濟、軍事等實踐活動對自然生態環境產生著越來越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科學技術會積極推動人類社會的發展，但它也有另一面，會給社會帶來潛在的不良影響。科學技術本身是中性的，應該全面認識科技的影響，正確認識微技術。

關鍵詞 科學技術 影響 微技術

1 科學技術對人類的積極影響

由于科學技術在社會生產及其他領域中的廣泛應用，人類在自然界面前獲得空前的主動地位，人類的生產、經濟、軍事等實踐活動對自然生態環境產生著越來越巨大而深遠的影響。腦科學、神經病理學、認知心理學的迅速發展為進一步揭開大腦秘密積累了許多新的實驗材料，也提出了種種腦工作模型。生命科學、遺傳學的發展，特別是生物工程技術(基因工程、細胞工程、酶工程、微生物工程)的產業化，在不斷地揭示生物遺傳和變異規律的基礎上為人類創造著新的生產力，給人類帶來了顯著的經濟和社會效益。現代科學技術和人類生活緊密地結合在—起，社會的科學化技術化速度不斷加快，規模也不斷擴大。

目前，信息技術已成為世界各國實現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目標最重要的技術。由于計算機互聯網的產生與普及，使得全球經濟一體化，貨物、技術、服務等各種信息都在全球范圍內流動。政府信息化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推動政府機構的改革，使政府依據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進行機構改革，建立辦事高效、運轉協調、行為規范的行政管理體系，能為公眾提供更有效的服務，并開啟了一扇公眾參政議政的窗口。由于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和廣泛應用，教育將呈現出現代化的特征和發展趨勢。多媒體教學正在走向普及，教育方式個性化、遠程化。隨著信息高速公路計劃的實施，人們廣泛地利用信息網絡，自覺或不自覺地使日常生活便捷化，居家上班、網上購物、遠程醫療、網上交友等。總之，信息技術的巨大進步是人類在科學上取得的最具有歷史意義的成就之一，人類文明將越來越多地通過信息技術被創造和發展。

2 科學技術對人類的消極影響

科學技術會積極推動人類社會的發展，但它也有另一面，會給社會帶來潛在的不良影響。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首先，科技異化的問題。科技成果應用不當，會異化為一種破壞人類生活，違背人的本意，制約人壓迫人的“異己”力量。目前人類掌握的核武器可以毀滅地球幾十次，“克隆人”會不會成為一支可怕的異己力量也很難斷言。其次，科學技術的發展，尤其是科技在綜合國力競爭中地位突顯，知識經濟初露端倪，掌握科學技術者會不會逐步集中，形成其自身特定的利益范疇，上升為一個階級？若果如其然，那么社會又一次趨向于階級的簡單化——技術階級與非技術階級，那么就會出現一系列問題。第三，科技的進步帶動全球性問題的出現。因特網的建立，電子計算機的普及使網絡安全、高技術犯罪成為不可不防的問題。經濟發展造成的生態環境的破壞已然嚴峻。宇航技術的發展，移民月球并非遙不可及，人們對月球甚至太空的開發是否會造成許多太空生態災難亦未可知。

生物工程技術也向人的傳統形象、傳統價值和社會倫理觀念提出了重大挑戰，提出了急待解決的社會倫理問題。如基因工程會不會對人類帶來危險，遺傳重組的生物雜種會不會引起生物公害、破壞生態平衡；人工授精、胚胎移植、體外孕育也提出了夫婦雙方生育權問題、血緣關系問題、父母親的確定問題、“母親”的社會合理性問題、對待胚胎的道德問題、無性繁殖是否可以應用于人的問題等。

信息商品化也有負面影響。第一，它可以削弱社會的凝聚力。由于信息商品化促進了社會的分工專業化，因此它使得社會成員越來越成為一個一個的“經濟人”，變成只顧自己利益，不顧他人和社會利益的自私自利者，從而大大削弱了社會的凝聚力。信息的多樣化或分散化導致了不同社會成員的思想觀念、價值觀和行為方式的多樣化，也不利于社會內部的整合和團結。第二，使社會的許多犯罪和腐敗現象更加隱蔽。當信息成為商品，成為社會財富后，有人就可能利用自身的有利地位或采用非法手段非常容易地攫取他人或社會信息，并用來進行交換，而把所得占為己有。還有人可能通過炮制假信息來非法謀利。由于信息的非物質性和非有形性，因而利用信息進行犯罪和非法占有屬于他人或社會的信息就具有極大的隱蔽性，不易被察覺，懲治起來也較困難。

3 全面認識科技的影響，正確認識微技術

科學技術本身是中性的。許多事實表明，同一種科學技術的同一種用法在一些條件下起著正面的積極影響，而在另一些條件下則起著負面的消極影響。科學、技術、社會的關系問題已成為科學技術專家和哲學家共同關心的熱點問題，出現了諸如唯科學主義、技術決定論和反科學主義、悲觀論等不同觀點。人們特別嚴肅地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即人類應該以什么態度和價值目標來從事科學技術活動，科學家在“求真”的過程中應不應該承擔道德義務和責任。科學技術是在人類社會漫長的發展過程中長期積累而成，既有其自身的不以人類意志為轉移的發展規律，也會受到社會力量、社會條件的制約。先進的科學技術也可能造成災難性后果，關鍵看它為誰所用和怎么用。

科技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動力，給科技一點人文關懷，讓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這是每一個人追求的現代科技生活理想。同時，在經濟發展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每個人有權利、有義務去了解科技發展的新動態，從而能夠估量它們對于人類有什么利害。原因很簡單，今天科技發展與每個人息息相關。

不能否認，科技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并將進一步改變我們的生活。就拿微技術來說吧。現在，有些人在談論“培育人類”，有些人在設計機器人的“進化”步驟，使它們能與人腦相當，甚至超過人腦。在這一潮流中，人們把微技術當做革命先鋒。美國科學家雷恩在給美國國會的一封信里說，與信息和生物技術相比，微技術將對21世紀的人類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它正式向我們宣告“微技術時代”已經到來。美國科學家麥克爾是推動微技術發展的一個重要人物，他說再過十幾年我們就能生產出微型電腦，生產出比細胞還要小的微機器人用于醫療，這些小機器人能穿過人的身體，為我們清理血液，清除影響我們長壽的不利因子。他還說，非常便宜的微太陽能設備將代替煤炭、石油和核能。他介紹說，不久將制造出一種材料，糖塊大的面積就可以把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全部信息存進去，饑餓、營養缺乏這些問題將成為過去。這是一個夢想，但按科學家們的說法，這種夢想有可能在今后十幾年內變為現實。我國的科學家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這件事不僅涉及微技術，也涉及電腦學、遺傳技術、人腦和人工智能研究，還涉及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等學科與技術。它也涉及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法學、經濟學等學科。我們要全面地看待這一現象，從整體上看待這一過程，在更大的范圍內討論這一問題。這種討論還不夠多，人們對技術的了解和技術的發展之間還不成比例。為此，德國總統也不得不呼吁，要加大這一工作的透明度。

另一方面，微技術也可能帶來害處。而估量微技術的害處不只是一個技術問題，它還與人文學科密切相關，至少要考慮到“生活世界”這個問題。微技術可以生產出微武器，這種武器具有前所未有的殺傷力。誰擁有這種武器就等于擁有一種不尋常的優勢。防備這種武器是否意味著另一種軍備競賽呢？更大的問題恐怕是在于這種武器被哪種國家和組織所掌握。誰也不能擔保這種國家不會出現。根據銷毀核武器的經驗，即使要銷毀這種武器，也可能會遇到難以想象的麻煩。在預防種種可能爆發的瘟疫時，要防止因此帶來的前所未有的細菌與病毒，引出新的危險。要有未雨綢繆的思想準備，而且要堅持不懈。其實，微技術和其他新技術一樣，即使防護和免疫系統也可能是利害雙全。這是一個怪圈，仿佛是新科技的天生特性似的。微技術最大的危險不是它本身，而是人用這種技術來反對人。從歷史經驗看，不能把新技術簡單地看作新福音。20世紀人類在這方面已有了慘痛的經驗，我們無權說新技術帶來的未來總是美好的。何況新科技理論家中的確有一些讓人不放心的東西，有些東西現在就不能接受。今天，我們首先需要學習，比如學習分辨利害，因為一般說來，人在盲目地追求幸福與成功時而犯了重大的錯誤，但很少清醒地估量它帶來的艱險與痛苦。《易經》中提倡明辨好壞，要有憂患意識。它不僅僅給我們設計好，而是同時也提示壞。如果要說什么是智慧的話，這就是一種智慧。這也關系到直接參與研究、試驗和生產的人。他們也是人，也處在這個由他們設計的為“自己復制自己”的系統之內。他們不可能逃脫這一系統。誠然，我們必須避免731細菌部隊的暴行再發生，避免德國科學家在納粹時期所犯的那種難以想象的罪行重演。但也不能接受像冰島德考得生物技術公司這樣的研究所這幾年來的行為，事先不加說明和不經國際社會同意，就把幾乎人類的遺傳體與資料收集起來，進行分析試驗，還把這些作為自己的專有財產，在國外上市，在全球進行交易。如果對這類做法聽之任之，無異于把我們的命運交給一些缺乏社會責任感的人。

在基因上沒有一個人是單單的個人，我們都要重視并正確把握科技發展的方向，使科技真正為人類服務。

科學技術論文:試論理工科大學生科學技術觀教育的建構

論文關鍵詞：科學技術觀　理工科大學生　建構

論文摘要：理工科大學生是參與工程實踐、科學研究、科技創新的主力軍。目前理工科大學生普遍缺乏科技技術觀的素養，重視并加強理工科大學生科學技術觀教育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構建高效、系統的科學技術觀教育更是迫在眉睫。

科學技術觀是關于科學技術本質、發展規律及其與社會關系的總理論，對技術實踐活動起著科學指導的作用。科學技術在推動生產力快速發展，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給人類社會帶來高度文明的同時，自然災難、戰爭危害、環境污染、經濟危機等問題也給人類造成巨大了的損失，促使人們對科學技術發展不斷反思，并有越來越多的聲音將這些問題都歸罪于科學技術。事實上科學技術只是中介性的客體，而人類才是主體，科學技術能否為人類造福取決于我們如何利用它。理工科大學生是工程實踐、科學研究、科技創新的中堅力量，對科技健康、科學、有序發展起著關鍵性作用。所以，對理工科大學生進行科學技術觀教育就顯得尤為重要，也迫在眉睫。

1理工科大學生的科學技術觀現狀

隨著人們對科學技術觀的深入研究，以及對科學技術負面效應的不斷反思，已逐步認識到理工科大學生科學技術觀教育的重要性及存在的問題。首先，社會對理工科大學生的科學技術觀教育的重視程度不夠。由于應試教育的影響根深蒂固，趨使初等教育重心偏向于社會關注的升學率，只強調學生智力發展，造成高校將大量時間和精力投入到德育工作中，進而無暇顧及理工科大學生的科學技術觀教育。其次，理工科大學生的科學技術觀教育還屬一片空白。無論是從理工科大學生的培養方案、教學計劃、課程設置層面，還是從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層面來說，理工科大學生的科學技術觀教育都未被列上日程，而只是到研究生的課程學習階段才有所涉及。

2科學技術觀的重要性

2.1正視科學技術觀對促進人和自然和諧發展的深層次意義

科學技術在推動社會生產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也造成了生態環境過度開發和破壞，正常生態系統被打破，人類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斷惡化，人類自身繁衍受到威脅等種種問題。科學技術的工具性特征是靠人的意志介入生態過程，而產生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的目標和人對自然的態度，所以我們要使人和自然和諧發展，只有通過完善人類自身，確立以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為核心的科學技術觀，并依靠科學、合理的社會體制，促進人與自然互利共生、協調發展。

2.2正視科學技術觀對科學技術發展的指導作用

理論對實踐具有反作用。正確的理論指導實踐，行動則會成功；反之則會失敗。科學技術觀不僅是對實踐經驗的概括和總結，更是對實踐活動、經驗和成果的批判性反思、規范性矯正和理性引導，能預見科技發展的方向，指導人們提出正確的實踐活動方案，因而對科學技術發展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在社會體制尚不健全，文化差異難以消除的情況下，充分認識科學技術應用的二重性，用正確的科學技術價值觀來武裝自己就顯得尤為重要了。

2.3正視科學技術觀對國民經濟發展的深遠影響

我國GDP迅猛增長的背后是靠廉價的勞動力、土地，科技進步對中國經濟的貢獻還不是很大，而解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結構問題和增長方式問題，科學技術觀就成了指導科技發展的根本。

3理工科大學生的科學技術觀教育

3.1依托思想政治理論課程，加強科學技術觀的理論教育

思想政治理論課程承擔著傳播科學理論知識的重任，不僅能為理工科大學生奠定扎實的理論基礎，還能不斷提高理工科大學生對科學技術發展規律的認識力，從而引導其深刻理解科學技術觀的內涵，幫助理工科大學生樹立正確的科學技術觀，使其在多元化的復雜社會環境中，正確處理科技、自然、人、社會之間的關系。

3.1.1不斷充實和完善課程內容。增加理工科大學生科學技術觀教育的內容，并針對理工科大學生的特點，精心安排，與時俱進，緊跟時代步伐，提高課堂教育的吸引力、說服力。

3.1.2采用靈活的教學方式。不能光靠簡單刻板的說教，還要利用網絡多媒體教學，采用理工科大學生樂于接受的主題討論，以及實踐調研等方式，使教學方式現代化、科學化、人性化，充分發揮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課程的主渠道作用。

3.2發揮第二課堂作用，積極開展科學技術觀教育活動

第二課堂是科學技術觀課堂教學的重要補充，可以幫助理工科大學生將理論知識不斷精煉、升華，上升到更為理性的層面，進而形成科學、系統、完整的理念。

3.2.1構建具有濃厚專業特色的學生社團，為理工科大學生提供有力的組織保障。我們要根據理工科大學生的專業特點，成立相應的學生社團，讓理工科大學生有組織可依靠、有活動可參與、有平臺可展現，有更多深化理論機會的平臺。

3.2.2增加與科學技術觀教育內容相關的活動，為理工科大學生提供更多的教育機會。我們既要對不同階段、層次的理工科大學生開展以科學技術觀教育為主題的活動，以保證基本的教育效果，也要開展集科學性、專業性、思想性、多樣性于一體的第二課堂活動，以滿足不同專業的理工科大學生的活動需求，進一步提高活動成效。

3.3利用德育優勢，深化科學技術觀教育

德育是科學技術觀教育的基礎，與科學技術觀教育相互聯系、相互促進，對科學技術觀教育起到引領和提升作用。德育有助于提高科學技術觀教育的成效，科學技術觀教育則有助于推動道德觀念變革和新道德規范的形成。德育不僅能全面提高理工科大學生的素質，為科學技術觀教育的順利開展提供基礎平臺，還能改變人們盲目應用科學技術，只求私利而忽視社會基本道德原則和人類社會總體長遠利益的錯誤思想，從根本上消除或減少科技應用的負面效應。

3.3.1進一步重視和加強理工科大學生的德育工作。我們要針對理工科大學生的特點，利用各種教育資源，通過各種科學有效的途徑，不斷加強理工科大學生的德育工作，全面提高理工科大學生的素質，為科學技術觀教育打好堅實的基礎。

3.3.2充分利用德育載體積極開展科學技術觀教育。我們要在德育所提供的良好物質條件和思想基礎之上，發揮德育優勢，對理工科大學生進行科技道德、環境道德、倫理道德、職業道德等主題教育，并使科學技術觀教育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3.4發揮輔導員教育功能，科學技術觀教育

高校輔導員是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學生成人成才的指導者和引路人，直接影響著理工科大學生科學觀念的形成，決定著理工科大學生的科學技術觀教育的成效。

3.4.1建設高素質的輔導員隊伍。我們要狠抓輔導員選聘、培訓、管理、考核，以建設一支素質過硬隊伍，從而幫助輔導員用人格魅力去感染和影響理工科大學生，保證科學技術觀教育的成效。

3.4.2開展針對性的主題教育。針對理工科大學生的特點和科學技術觀教育的要求，發揮輔導員獨特的工作優勢，開展主題鮮明的教育活動，提高理工科大學生科學技術觀教育的成效。

科學技術論文:淺析論科學技術在現代社會管理科學與工程中的功能

論文關鍵詞：科學技術;管理科學與工程;社會功能

論文摘要：本文從認知、生產力、社會變革、生態調節和經濟五個不同的方面描述了科學技術在現代社會管理科學與工程中的功能，對科學技術在現代社會管理科學與工程中發揮的有利作用加以闡述，說明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對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更新人們的思想觀念等具有重要意義。

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的動因之——科學技術，己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科學是人類在長期認識和改造世界的歷史過程中所積累起來的認識世界事物的知識體系;技術是指人類根據生產實踐經驗和應用科學原理而發展成的各種工藝操作方法和技能以及物化的各種生產手段和物質裝備。科學技術，包含著科學和技術兩個概念，它們雖屬于不同的范疇，但兩者之間相互滲透，相輔相成，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科學是技術的理論指導，結合生產實際進行開發研究，得出新的方法;技術是科學的理論基礎，是科學的實際運用，是科學和生產的中介，沒有技術，科學對生產就沒有實際意義。然而技術對科學也有巨大的反作用，在技術開發過程中所出現的新的現象和提出新問題，可以擴展科學研究的領域，技術能為科學研究提供必要的儀器設備。

近代科學技術的進步，有力地促進了資本主義的機器工業和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馬克思明確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觀點，科學技術就其生產和發展過程而言，是一種社會活動，是由生產決定的;就其內容屬性而言，科學技術是一種生產實踐經驗和社會意識的結晶，就其實際的功能而言，科學技術是以知識形態為特征的“一般社會生產力”和“直接生產力”。科學技術在現代社會管理科學與工程中的功能，主要表現在提高人類的認知能力、推動經濟發展、促進社會變革和協調人與自然界的關系等方面。其主要功能包括:

(一)認知功能

科學技術對人類戰勝迷信、愚昧，對文化教育的發展，對改變人的精神和道德面貌，都能起到促進作用，這些就是科學技術在現代社會管理科學與工程中認知功能的體現。

首先，科學是自然界本來面目的反映，它揭示了自然界的客觀現律。成為了人們批判宗教迷信和舊的習慣勢力，宏揚理性、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其次，科學技術的發展改變著文化教育的內容，并且往往決定著教育改革的方向，為全面提高人類智能狀況，開發人類的智力資源創造條件;再次，在科學研究的歷史過程中形成了尊重實踐、實事求是、追求真理、勇于創新的科學精神，大大推進了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的發展進程。

(二)生產力功能

近代資本主義制度確立后，資產階級依靠科學技術進步，使社會生產力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進入20世紀后，科學技術逐步成為了生產力諸要素的主導要素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科學技術已成為現代經濟發展中最主要的驅動力。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鄧小平繼承馬克思的思想，在現代社會管理科學與工程中極其深刻地指出了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的地位和作用，進一步闡明了科學技術在現代社會管理科學與工程中的生產力功能。

(三)社會變革功能

馬克思“把科學首先看成是歷史的有力杠桿，看成是最高意義上的革命力量”，在歷史上首次揭示了科學技術的社會變革功能。科學技術變革社會的作用首先表現在對生產力的促進。生產力的大發展本身就是社會變革表現的一個方面，而且它還是其他社會變革的前提和基礎;其次，科學技術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結果，或遲或早會引起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的變革。當然，社會制度的變革不可能僅僅依靠科學技術的力量，在這里，科學技術的作用就在于給新的社會制度的產生奠定物質技術基礎;再次，在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科學技術的社會變革功能進一步得到發揮。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科學技術在現代社會管理科學與工程中創造了空前巨大的社會生產力，經濟得以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改善，社會主義政治和經濟制度日益鞏固。

(四)生態調節功能

科學技術的發展大大提高了人類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但同時也出現了盲目使用這些能力，造成生態環境迅速惡化的趨勢。科學技術在現代社會管理科學與工程中的生態調節功能，就是在掌握自然規律、正確認識人類對自然過程干預不當所引起后果的基礎上，有計劃、有目的地調節和控制人類改造自然的活動，創造一個適合人類生存和可持續發展的自然環境。當然，生態環境問題必須在充分發揮科學技術在現代社會管理科學與工程中的生態調節功能的同時，加強社會的改造和管理、嚴格立法、執法，實行綜合治理，才可能有效地解決。

(五)經濟功能

在當代，科學技術作為復雜社會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以自身的功能為社會服務并影響社會，最主要的就是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帶來了經濟結構的深刻調整，科技進步不僅導致了生產力的發展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且改變了整個經濟生產的產品結構、勞動力結構及資源和資金的配置，從而導致經濟結構中最主要部分—產業結構的不斷變革和日益高級化。人類歷史上無論是由農業經濟到工業經濟再到知識經濟，還是由勞動力密集型到資本密集型、技術和知識密集型，或者由粗放式到集約式經濟形態及其結構的轉變，都是由科技的巨大推動作用所促成的。

基于上述問題，科學技術與社會逐漸成為一個新興的、獨立的研究方向，通常簡稱為STS。科學(Science)、技術(Technology),社會((Society)的研究簡稱為STS研究，它探討和揭示科學、技術和社會三者之間的復雜關系，研究科學、技術對社會產生的正負效應。其目的是要改變科學和技術分離，防止科學、技術和社會脫節的狀態，使科學、技術更好地造福于人類。

可以說，科學技術在現代管理科學與工程中的功能具有廣泛性，現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會受科學技術發展的影響、制約和促進。不同的歷史時期，雖然科學技術帶來的影響深度和廣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勿庸置疑，每個時代的科學技術都深刻的影響到了那個時代的生活。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放眼古今中外，人類社會的每一項進步，都伴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尤其是現代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為社會生產力發展和人類的文明開辟了更為廣闊的空間，為人類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科學技術永無止境的發展及其無限的創造力，必定還會繼續為人類文明作出更加巨大的貢獻。

科學技術論文:現階段科學技術哲學研究述要

［摘要］科學技術哲學是近年來發展較快的學科，目前學界對其研究方興未艾。本文就近年來有關科學技術哲學的產生淵源、學科定位、發展歷程、學科板快、當前關注問題、未來趨勢以及科學技術哲學發展面臨問題的研究情況作一概述。

［關鍵詞］ 現階段；科學技術哲學研究；概述

進入新世紀以來，科學技術哲學的發展呈現強勁勢頭。每年都有大量的文獻發表以及一些重要的學術研討會召開，使得科學技術哲學的一些專題得到了深入地探討。文章就近年來有關科學技術哲學的研究情況作一概述。

一、科學技術哲學的產生淵源。科學技術哲學并非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科學技術哲學的產生有著深厚的學術淵源和歷史背景，學界從不同視角闡述了科學技術哲學產生的淵源。如學者任元彪從學術淵源上指出20世紀中國科學技術哲學主要來自三個方面：（1）現代西方科學哲學及其學術傳統；（2）馬克思主義哲學自然辯證法傳統；（3）中國傳統哲學中的自然哲學傳統［1］。而學者郭貴春、成素梅、邢如萍則認為“科學技術哲學”的根源在“自然辯證法”，他們比較突出“科學技術哲學”與“自然辯證法”的演變關系，認為“科學技術哲學”是從傳統的“自然辯證法”的基礎上演變過來的，是對“自然辯證法”學科的繼承和發展［2］。學者吳國盛則認為中國的科學技術哲學實際上有三種構成因素、三重歷史來源，即：（1）德國古典自然哲學；（2）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3）改革開放以來“大口袋”式的整合新學科［3］。關于科學技術哲學的產生淵源，筆者認同郭貴春等人的觀點。科學技術哲學和自然辯證法關系密切，科學技術哲學是“自然辯證法”在新時期的時代體現，是對自然辯證法的繼承和發展。

二、科學技術哲學的學科定位。學界對科學技術哲學的學科定位富有爭議，學者有各自不同的見解。如學者黃順基、黃天授和劉大椿在1991年編寫的《科學技術哲學引論——科技革命時代的自然辯證法》一書中對科學技術哲學作出了明確的定位。他們把科學技術哲學定位為以現代科學技術革命提出的新問題為依據，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為指導，是自然辯證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發展，是科技革命條件下的一門新學科。學者劉大椿在2001年出版的《科學技術哲學導論》一書中又進一步把科學技術哲學定位為“對科技時代提出的科技及其相關問題、要求和挑戰的哲學回應”［4］。而著名學者于光遠先生也曾指出，“自然辯證法”是一個科學群或科學部門體系，它是具有馬克思主義的特色和色彩的諸多科學部門的總稱，其中包括許多不屬于哲學的科學部門。學者于棋明據此認為，在自然辯證法旗幟下匯集或孕育、成長以至分化出了許多分支學科，其中包括科學技術哲學、科學技術歷史、科學方法論、科學認識論、科學學、科學技術社會學等［5］，也就是說，科學技術哲學是自然辯證法的分支學科。學者陳其榮則認為，科學技術哲學是當代自然辯證法的新范式［6］，這意味著自然辯證法的范式在當生了改變。學者鄭毓信則認為，要考慮科學技術哲學的定位問題，就應該認真考慮以下幾個問題：（1）由于現代的科學技術哲學的研究已經極大地擴展了自己的研究領域，就要認真考慮對包括諸多現實問題進來的種種研究是否能被看成真正的哲學研究？（2）科學技術哲學的現代研究與科學技術活動的距離究竟是變近還是變遠？（3）在強調中國科學技術哲學應當立足于國內的同時，還應當認真考慮如何走向世界的問題［7］。學者吳國盛則深刻地指出，中國科學技術哲學的學科定位實際上存在“名實沖突”的問題，科學技術哲學雖然定位在哲學的分支學科，科學技術哲學專業的實際研究內容卻遠遠大于哲學領域［8］。學者賈北樹、陳北寧認為，在定位科學技術哲學時應該強調以下四個方面：（1）繼續強調必須在哲學的層面上來建設科學技術哲學；（2）強調在科學的基礎上建構科學技術哲學；（3）科學技術哲學必須有自己獨立的文化意識；（4）科學技術哲學必須關注現實。從以上眾多學者對科學技術哲學學科定位的不同見解中，我們可以看出，現在要想對科學技術哲學進行學科定位，至少應該考慮這樣幾個問題：第一是否從“哲學”的范圍內界定科學技術哲學研究內容，第二是科學技術哲學的內涵和外延的問題，第三是科學技術哲學的現實性問題。

三、科學技術哲學的發展歷程。學界對科學技術哲學在中國的發展歷程方面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一般都趨向認同科學技術哲學在中國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如學者張培富從歷史的視角指出了中國20世紀科學技術哲學的發展大致經歷四個階段：（1）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國開始傳播；（2）新中國成立之后，科學技術哲學及其教育步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3）十年動亂，中國科技哲學慘遭厄運，科技哲學工作受到任意摧殘和踐踏；（4）結束，中國科技哲學及其教育事業開始復蘇，并迅速發展起來［9］。學者任元彪同樣認為20世紀中國科學技術哲學的發展歷程分為四個階段：（1）1930年以前的“科學為本”階段；（2）30到40年代的多種流派競爭階段；（3）50至80年代初中國自然辯證法學派成型和發展階段；（4）80年代中期以后的國際化開始階段［10］。從以上對中國科技哲學的發展歷程的研究，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科學技術哲學在中國是一門嶄新的學科，存在巨大的發展空間。特別是在進入新世紀以來，科學技術哲學的發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條件，科學技術哲學發展充滿生機和活力。

四、科學技術哲學的學科板塊。科學技術哲學的“學科板塊”是指科學技術哲學的核心研究領域。當前，學界在科學技術哲學的學科板塊的研究上爭議較大，不同的學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學者吳國盛在1993年撰寫《試論自然辯證法》一文中就明確表達了他對這個問題的觀點，主張把自然哲學、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史和科學史作為自然辯證法事業大力發展的四大學科［11］。而學者陳其榮則指出，隨著20世紀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特別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自然科學的高度分化和綜合的發展，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匯流發展，以及科學技術的社會化與社會的科學技術化，為馬克思主義自然辯證法的發展提供了新鮮的經驗材料和理論思想，使它拓展成為包括自然哲學、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等在內的綜合性的交叉學科——科學技術哲學［12］，也就是說，科學技術哲學應該包括“自然哲學、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科學技術與社會”幾個方面。而從學者張明國、崔偉奇、蔡永海撰寫的《科學技術哲學學科發展的歷史與展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們把“自然哲學、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科學技術方法論”作為科學技術哲學的主要板塊［13］。學者劉大椿指出，上個世紀70年代以后，自然辯證法在中國再度發展時，采取的是一個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針，比較有共識的內容可歸納為下述幾大塊：自然觀研究、科學方法論研究、科學思想史和科學技術社會研究。他還指出，近20年來，自然辯證法在中國演變成科學技術哲學，是科學技術與哲學相連結的橋梁。同時他又指出，近10年來，科學技術哲學的研究框架有了重大突破，研究內容有了新的拓展，陸續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專門的學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學學、未來學、科學哲學、科學方法論、科學技術思想史、技術哲學、科學社會學等等［14］。從以上各位學者的研究可以發現，盡管他們在這個問題上分歧較大，但是一般比較認同科學技術哲學至少包括“自然哲學、科學哲學、技術哲學”三個方面的內容。新世紀以來，隨著“科學——技術——工程——產業”知識鏈條的進展和理論聯系實際的緊密需要，科學技術哲學出現了新的研究領域——工程哲學。在工程哲學的研究上，中國走在了世界的前列。2007年7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殷瑞鈺、汪應洛、李伯聰等人編著的《工程哲學》成為中國工程哲學研究建立的標志。

五、現階段科學技術哲學關注的主要問題。盡管科學技術哲學關注的問題與時代主題緊密相關，但學界關于現階段科學技術哲學關注的主要問題的研究也有所差異。例如學者趙景來對近年來關于科學技術哲學研究的主要問題進行了梳理，他認為科學技術哲學關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1）關于科學與技術的劃界問題；（2）關于技術的本質；（3）關于科學、技術與社會（sts）；（4）關于科技發展與人文關懷；（5）建構科技倫理何以可能［15］。學者安維復從科學哲學的視域指出了科學哲學主要圍繞以下幾個問題展開研究：科學與非科學的劃界、科學認識的方法論、科學發現的本質、科學發展的判據、科學的社會監制等問題［16］。學者郭貴春、成素梅、邢如萍指出，就科學技術哲學的研究而言，90年代以來學術界一方面繼承和發揚自然辯證法的研究傳統，另一方面出現了更加專業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他們特別還從技術哲學的視域展現了當前科學技術哲學研究的熱點問題。他們認為，對技術哲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問題：技術本質、技術認識論、技術價值論、技術倫理學、科學哲學與技術哲學之間的異同關系、科學與技術之間的異同關系、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科技戰略與政策研究等［17］。學者張明國、崔偉奇、蔡永海分別從自然哲學、技術哲學、科學哲學、科學技術方法論、科學技術與社會五個方面總結了當前科學技術哲學研究的熱點問題，并且還著重指出了他們在技術哲學方面主要研究技術與文化的關系問題；在科學哲學方面主要研究科學與價值的關系問題；在自然哲學方面主要研究環境問題的文化成因問題；在科學技術方法論方面主要研究創造力開發中的心理學問題；在科學技術與社會方面主要研究技術與文化的現實問題和sts教育問題［18］。可以看出，學者對現階段科學技術哲學所關注問題的研究與他們對科學技術哲學的學科板塊界定緊密相關。但是有一點比較明顯，那就是學界一般認為“科學與技術的劃界問題”、“科學與技術的本質問題”、“科學與技術的價值問題”以及“科學技術的人文關懷和文化問題”成為現階段關注的熱點。

六、科學技術哲學的走向趨勢。隨著社會的發展，科學技術哲學也呈現一些新的變化。學界對這個問題尤為關注，爭議較大。例如學者黃瑞雄對學界近年對中國科學技術哲學的走向研究進行梳理，認為國內關于科學技術哲學走向研究分為5種類型：（1）以曾國屏和張明國為主要代表的認為從自然辯證法走向科學技術學；（2）以吳國盛為代表的認為從自然辯證法走向科學哲學；（3）以吳彤為代表的認為走向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4）以郭貴春和成素梅為代表的主張保持科學技術哲學的多元性研究；（5）主張繼承發揚自然辯證法傳統［19］。波士頓大學的華裔學者曹天予對21世紀的科學哲學的趨勢作出了預測，他認為科學哲學的趨勢大體上有兩點：（1）分析哲學的邏輯語言方法要淡出，歷史、社會、文化、人類學方法興起，科學哲學要進一步融入科學學；（2）特殊科學的哲學會有很大的發展，物理學上，特別是有關復雜性問題，在生物學上，有關還原、突現、層次等概念的探討會大大加強。在認知科學上，計算機科學哲學和神經科學哲學都將對語言哲學與心靈哲學產生重大影響［20］。學者趙躍紅通過研究表明，科學哲學有三個方面的自我超越和三個路向，即：一是超越科學共同體這種社會建制的更大范圍的社會建制——機制視域下的元理論建構；二是超越科學(技術)文化這種文化范型的更大規模的文化范式——機制視域下的(哲學)理性建構；三是超越了語言學、修辭學、解釋學的語言學路向,以至超越了整個西方(語言-邏輯的)哲學傳統，對于 (形式)邏輯范式予以徹底改造的“科學語言”的科學哲學。第一種路向是“科學社會學”的，第二種路向是“科學文化哲學”的，第三種路向似乎更多地承繼了西方的哲學傳統,并且還將是科學哲學的主流［21］。學者田鵬穎認為，“社會技術哲學”是科學技術哲學的新視域。他提出，確立社會技術范疇并對社會技術進行哲學反思，開拓了21世紀科學技術哲學研究的新視域。特別是隨著工程哲學初步建立，社會工程哲學大有作為，社會工程哲學將成為工程哲學關注的重要內容［22］。

七、新時期科學技術哲學發展面臨的問題。21世紀科技發展的機遇與挑戰并存，科技哲學的發展也面臨相同的境遇。國內一些學者通過研究認為，21世紀中國科學技術哲學的發展面臨一些潛在的問題。中國科學技術哲學要想抓住機遇，迎接挑戰，實現其未來發展，必須解決這些問題。那么科學技術哲學究竟面臨什么樣的問題？不同的學者給出了不同的答案。如學者程倩春、崔偉奇指出，21世紀科學技術哲學的發展面臨三個問題：（1）對科學技術發展的總體性哲學反思；（2）對科技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關系重新反思；（3）確立知識創新的哲學基礎［23］。而學者龐躍輝則認為，以現代科技變化發展規律和特征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科技哲學，無論是從推進現代科技良性運行和創新發展的迫切需要，還是從科學技術哲學自身學科體系建設的迫切需要來看，科學技術哲學都必須下功夫解決面臨的三大前沿問題：（1）如何認識現代科技和科學倫理的內在關系；（2）如何認識虛擬時空與現實時空的內政關系；（3）如何認識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的內政關系問題［24］。

從上文我們可以看出，目前學界在科學技術哲學的產生、發展歷程以及未來發展面臨的問題方面的意見基本相同，但是對科學技術哲學的學科定位、板塊內容、關注熱點和走向趨勢方面的研究分歧較大。這也正好說明我國學界對科學技術哲學的研究進入了新的階段。

科學技術論文:現代科學技術社會價值的異化

[論文關鍵詞]：科學技術； 異化； 社會價值異化

[論文摘要]：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文章在肯定科學技術進步作用的前提下，著重從三個方面分析了現代科學技術社會價值的異化問題，即現代科學技術社會價值異化的表現、對科學技術社會價值的不同立場和現代科學技術社會價值的異化的產生根源。

科學技術本來是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積極成果，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造福于人類的事業、服務和滿足人的各種需要的手段，然而，在一定的條件下，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可能貽害自然、社會和人自身，從而使文明遭受破壞，這就是現代科學技術社會價值的異化。

一、現代科學技術社會價值異化的表現

科學技術異化不僅表現在對物質文明的破壞，同時也發生在對精神文明的侵蝕。一方面，科學技術異化對物質文明的破壞是伴隨著科技發展及其對自然界改造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時產生的。隨著二戰以后工業的突飛猛進，人們像自然環境中排放的有害物質和噪音越來越多，使人類賴以生存環境受到極度的污染，使自然界的生態平衡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導致全球性的生態危機。在物質文明領域，現代科學技術異化造成環境污染、生態平衡失調、能源危機和人口膨脹等嚴重問題，造成了人類物質生產條件和生活環境的惡化，使人類的生活質量下降，在相當程度上阻礙了社會物質文明的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異化對精神文明帶來的危害，主要表現在伴隨著科技發展可能出現某些消極道德現象，造成人的心理失衡和個性扭曲。

二、對現代科學技術社會價值的不同觀點

伴隨科技進步而出現的全球問題、不同的學者對新的科技革命的挑戰，對人類的未來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主要有“科技樂觀派”和“科技悲觀派”。

1. 悲觀主義

科技悲觀派的主要代表是羅馬俱樂部。以羅馬俱樂部學者及其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為代表。認為人口、資源消耗、糧食生產、工業發展和環境污染是按指數增長的，無限的增長與有限的環境（地球）構成的矛盾必然導致“增長的極限”；如果維持現在的人口增長率與資源消耗速度不變，那么，很可能會導致世界人口和工業生產能力發生崩潰。他們提出“零增長”，即停止增長。認為只有改變人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改變社會運行的方向，向均衡的目標前進，才能擺脫危機。否則，如果人類沒有意識到改變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也沒有為這種改變做出實際的努力，仍按照“慣性”思考和生存，將加劇危機，把人類拖向滅亡。他們在預測人類社會未來狀況時，對科技的作用持消極否定的態度。

2. 樂觀主義

科技樂觀派的主要代表是美國的康恩、托夫勒、貝爾等人。他們批評羅馬俱樂部“悲觀派”的觀點，從所謂“樂觀派”的立場出發，得出一系列同《增長的極限》相反的結論。康恩在《今后二百年》等著作中，堅決反對限制增長的辦法，主張用發展新技術和保持經濟不斷增長的辦法使當前的“失調性問題”得到控制。托夫勒在《未來的沖擊》一書中，認為技術的發展是最根本的決定因素，甚至是決定全局的因素，他堅信科學技術能夠促進生產力和社會發展。貝爾在《后工業社會的到來》這本書，也表達了這樣的觀點。科技樂觀主義認為科技決定一切，科技發展使人類社會能夠和克服由于科技進步而造成的問題，他們在面臨新科技挑戰的時候，表現出樂觀的情緒。

科技悲觀主義和科技樂觀主義是對科學技術的兩種極端的看法。二者的不足之處恰恰在于他們對本來是正確的東西作了片面地夸大。除此之外，還有處在兩個極端之間的很多不同派別和觀點。

三、現代科學技術社會價值異化的根源

1. 科學的應用過程中本身存在著科學異化的可能性

科學技術本身是人類活動的精神產品，如果不進入應用過程，它就永遠無法實現其滿足人類物質和精神需要的功利價值，但是科學技術一旦進入應用過程，情況就很不相同了。科學技術作為人的工具，即能夠以建設性的方式被利用，也能夠以破壞性的方式被利用；既可以為創造性的目的服務，也可以為毀滅性的目的服務；既可以從善，也可以從惡。科學技術成果一旦同實踐要素結合起來，就直接延伸了人的能力。正如愛因斯坦所說：“科學是一種強有力的工具。怎樣用它，究竟是給人帶來幸福還是帶來災難，全取決于人自己，而不取決于工具。刀子在人類生活中是有用的，但也能用來殺人。”[1]貝爾納撰文說：“我們對于徹底毀滅的威脅，絕不能漠然視之”，“以裂變以及而今又以氫彈為代表的毀滅性武器，威脅著全人類。”[2]托夫勒指出：“我們的技術能力在增強，但是它所產生的副作用和潛在的公害也在不斷增加。”[3]一言蔽之，科學技術到底能夠給人類帶來什么，關鍵在于掌握在什么人手里以及人們為什么和怎樣利用它。有人把科學技術比作一把雙刃劍，一刃對著自然界，一刃對著人類自己。正是科學技術利用的這種雙重效應，為科學技術應用過程中異化的產生提供了可能。

2. 人們認識上的不完善為科學技術異化的產生提供了條件

科學的應用作為人類實際利用和改造自然的一種社會實踐活動，總是在一定認識的指導下進行的。長期以來，人們用以指導科學應用的認識卻是極為片面和短視的，它往往過分看重了人類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不斷從自然界索取自己所需要的東西的一面，片面地以為人類是自然界的主宰，卻忽略了人類社會對于自然界的依賴以及這種索取活動受自然規律限制的一面；它往往只矚目于科學應用能夠帶來的各種眼前的直接功利價值，而對科學技術應用的長遠后果缺乏自覺意識；只看到本地區、本民族、本國家的局部利益，看不到全人類存在著共同的利益。正是這種“人類中心主義”，使得科學技術應用過程中的異化不斷由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

3. 社會制度方面的缺陷加劇了科學技術應用過程中的異化

雖然科學技術本身沒有階級性，但如何應用科學技術的成果，使其服務于什么樣的目的，總是與一定的階級和社會集團的利益相聯系的。在一些國家和地區，由于缺乏健全的道德監督和法律控制，濫用科技成果的行為往往不能受到應有的譴責和制裁。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科學應用過程中的科學異化。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最終一定能夠克服各種科學技術異化現象，使被科學技術異化嚴重分裂了的科學技術價值體統一起來，使科學技術真正成為真、善、美的完整統一體。

科學技術論文:試論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對哲學觀念的影響

論文關鍵詞：現代科學　哲學　影響

論文摘 要：回顧人類的文明發展史，大家會驚奇地發現科學和哲學有相同的歷史起源，而且在人類的智慧和文明的最初階段，哲學與科學是不分彼此的一個概念，主要體現在語言層面、邏輯層面、研究的具體方法領域和研究特定對象的一致性。在科學和哲學所有的互相之間的影響和具體聯系當中，研究方法的聯系始終是最重要的和標志性的第一位聯系，還是其他聯系和影響的根基，這也是本文的核心和關鍵論點。

一、科學和哲學歷史上的互相影響

科學與哲學的相互淵源起始于現代科學最初的萌芽期。在牛頓所在的中世紀，主流學界認為物理學從屬于自然哲學，但是在具體的操作方法上他們已經學會尋求運用物理實驗進行實證研究，開始避免盲目運用繁瑣而復雜難懂的經驗論述和純粹的哲學臆想和思辨方法去研究科學。在科學的鼻祖開普勒和牛頓等人的不斷努力和斗爭下，科學方法才能從哲學的重重束縛下自立門戶，為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提供了扎實的基礎和鋪墊。對于任何一門成熟具體的科學理論，一般必須具備有相對比較完整的體系結構和有事實經驗能夠證明之；而哲學在長期的發展和成熟過程當中，哲學辨證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漸漸退出了諸多特殊的學科領域，這就是哲學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次關鍵放入轉向，即轉向認識論，但是這種轉向不是完全把哲學的全部研究的課題放手給科學，只不過是它們各自術業專攻而已，即為拉卡托斯所說的 “研究綱領”意義上的更迭。

實證的研究主要運用與具體應用科學，剩下的邏輯、心理與認識問題現在科技仍舊不能證實，成為思辨方法所固守的領域。盡管類似的更迭和轉向從沒有間斷過，一直在進行，但科學和哲學也慢慢發現它們殊途同歸，無法完全舍棄和離開對方，尤其在理論研究領域更是親密無間。例如優秀的哲學家總會深關注科學技術領域最前沿和重要的理論研究與探討，希望能在其中找到更多的靈感，而相對應的科學家在純理論研究的過程當中，約定俗成的總會不自覺運用哲學工具和方法，而且“研究綱領”的轉向和更迭往往需要哲學的強力進行干預，科學一相情愿是不可能實現的

二、科學哲學分科的創立

創立的科學哲學分科的初衷來源于科學對哲學強大影響的結果。科學哲學的大師卡爾·波普爾清醒的認識到分析哲學的未來正在走中世紀經院化哲學的老路，這是極其危險和錯誤的；他認為，哲學的嚴謹性和絕對性是必須已精簡具體內容為代價的，這樣就不可能構造出相對完整的形式理論系統描述和解釋客觀世界了；這樣一來，哲學要想真正排除悖論，就必須不沾染任何想象和現實當中的實體，只可以探討純粹結構問題。然而完完全全排除理論悖論的哲學辨證語言會顯得空洞毫無用處，繁瑣而又復雜；總是埋頭于詞的意義等無用細節的反復斟酌，而對現實世界的重大問題和事件毫不關注；這也是邏輯實證主學派義和維也納學派分崩離析的最主要原因。

波普爾的理解清楚而明確地指出了分析辨證哲學存在的巨大問題和困境，哲學最應該關心的問題是最能夠影響人類自我的反省領域的問題，而人類終極的自我反省必定會受制于人自身特有的局限性—在體力、智力、和時間上的天然限制，這就必須使哲學深刻認識、承認和接受這種局限性和不完滿，但這并不意味放棄對絕對真理的追求，而是我們必須實事求的研究我們能力可行的領域之內。而且哲學領域，我們既不會采用主觀的隨意想象，又不可能采用紛繁復雜的字句反復糾纏，必需借鑒和研究科學的特有方法技巧，進而構造系統性和綜合性理論去描述、探討和解釋真真正正哲學問題。然而何謂科學的方法是我們必須仔細探討的；事物是不是普遍聯系的是眾所周知的哲學全稱式放的概括命題，而且其聯系囊括萬千往往不會局限于因果的聯系，從某種意義上說在我們檢驗所有能夠指稱個體之前，其命題就無法完全成立。然而，波普爾認為整個世界猶如一個無限大，的黑箱，不論建立何種模型也不可能完全徹底的揭開其內部具體的結構，人類理解和認識它唯一的方式就是綜合運用理論、概念和模型去描述它。如果把理論是當做捕捉無限經驗世界的網，那么科學發展的最終目的不在于運用科學自有的語言構建與自然完完全全一模一樣的描述，而在于使“網眼愈來愈小”，對真理的無限逼近。

思想自由競爭的學說往往被公認為是科學哲學對于知識增長的根基，大家往往接受和理解這種假設，一種理論要想具備一定的公共性必須經歷與同時代的諸多不同理論相互競爭和淘汰的過程，而且我們不能對這種方法的公正與否做出完全準確的價值判斷。波普爾的理論認為愛因斯坦和牛頓都從屬于科學領域，但他們不可能都是真的，缺有可能都是假的，他們的科學理論之所以能夠成為真，并不一定因為他們可以被證實和證偽，其真實性一定都是建立在某種程度的可錯性的特定基礎之上的。而科學哲學重要和關鍵的任務就在于闡述和研究人類目前未知的競爭的模式來確立占主導地位的理論，淘汰從屬地位理論。波普爾邏輯實證主義和分析哲學學派的最顯著區別在于其不苛刻嚴格的分析非自然的科學描述，一定程度接受形而上學，認為人類科學歷史的發展過程就是在增加全宇宙的負熵。對于非自然科學領域的學術探討和研究，反駁和猜想的發展模式一定程度上同樣適用。波普爾學說的目的不在于分析哲學特有的證偽主義，不在于提供具體方法區分新形而上學和科學，其核心在于闡述和解釋特有的知識所謂增長模式—“批判理性主義”。從這方面來說，波普爾可以說是一個相對傳統和保守的哲學家，回答的不是方法論的而是認識論的問題，區分的不是科學與偽科學而是區分人類傳遞和記錄信息公共和私人屬性。

科學哲學對于真理的維護，與分析哲學有異曲同工之妙。同時，二者之間的相似點也是科學對哲學層面上的流派的直接反應。哲學家波普爾發現哲學善于吸收其他學科或是規范的精華，但不會被同化，始終保持自己獨有的特點。哲學無法變成準確的學問，這也是哲學的魅力所在。哲學作為和人的精神支柱最接近的學科，它的概念紛繁復雜，常常混合在一起，讓人準確區分開。在《無盡的探索》這本書的序言中，赫爾穆特·科爾表達出了他對哲學的期望，認為追求真理是不能停止的，同時也要謹防幻覺，不能被某些蒙著真理面紗的假象所蒙騙。

科學技術論文:科學概念的認知進路與轉向——科學技術論視野

摘要：在科學技術論視野中，視點（內部視點和外部視點）與方法（規范方法和描述方法）是對科學概念的不同認知進路和認知方式，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四種不同的科學認知腳本，并組成一個關于科學的認知矩陣。認知矩陣刻畫了科學概念的四種認知進路與三次轉向，隨著科學概念的延伸，現代科學及其知識與權力有內在相關性，并且是一個社會協商和妥協的過程。

關鍵詞：科學概念；視點；方法；認知轉向

現代科學越來越呈現出了兩種相互背離的發展趨勢。一種是擴展的趨勢，即科學在發展中不斷地融入技術，使科學-技術成為難以拆分的整體。更進一步說，通過技術，科學融入到了經濟、乃至社會生活的每一個家角落。另一種趨勢是，隨著學科分化的加速，科學研究的分工越來越細，逐漸被收縮到了一個十分狹窄的領域。有時除了少數同行外，人們甚至根本弄不懂這些科學家們在做什么，在說什么。[1]令人困惑的是，這兩種趨向盡管表現得十分清晰，現實中卻還是被扭結在一起的。根本原因在于社會因素介入了人們對“科學”的認知活動中，起到了一個良好的緩沖和轉譯作用。現代科學因此從神壇上走下來，成為一項公共性事業；現代科學概念發生了變遷，從自然科學領域擴展到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即科學包含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科學的普適性受到了強有力的挑戰，現代科學不得不在普適性和地方性之間謀求平衡。也就是說，對科學概念的認知已經發生巨大的變遷。

1 認知進路和方式之爭：視點與方法

既往的科學認知研究中，對科學概念的爭議最為紛雜。以庫恩為界，考察庫恩前后關于科學概念的認知過程，爭議的主要集中在考察科學知識的視點（內部視點和外部視點）與考察科學的方法（規范方法和描述方法）之間。視點，借用幾何學的透視概念，指的是基于某個立場來看待對象的整體。基于知識看待科學的整體，是內部視點；反之，基于社會文化環境看待科學的整體，是外部視點。

正統科學的代表邏輯實證主義和批判理性主義雖然在很多觀點上針鋒相對，但它們共享著一些基本的前提，尤其是它們都是站在科學及其知識的角度來透視整座科學大廈，并竭力維護正統科學的形象。它們都認為，在觀察與理論之間存在相當深刻的差別，知識的增長大體上是積累性的，科學是一個相當緊密的演繹結構并且具有整體性，發現的情景（the context of discovery）與辯護的情景（the context of justification）之間存在根本性的區別。[2]邏輯實證主義和波普爾的批判理性主義非常關注“科學邏輯”，命題、邏輯、理性和方法論等視主題，科學僅僅與經驗、方法、邏輯有關；而權力、利益、心理、社會、經濟和政治等“外部”因素被排除在外。

科學史研究在科學認知研究中十分重要，但是占傳統主導地位的內史（專門史）研究在科學史中日益衰落，外史（社會文化史）開始盛行。早在20世紀30年代默頓的《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就出現了內史向外史的視點轉換：從社會文化視考察科學的社會建制。

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考察了科學史，但他并不是從傳統意義上的科學內史，而是從科學的社會文化史（即外史）角度進行考察，并且附帶著對科學知識的生成和辯護的考察。庫恩把對科學考察的視點完整地從內部切換到外部，力圖表明科學（知識內容）就是科學的歷史（社會文化史），科學史就是科學社會學，也是認識論。也就是說科學哲學、科學史與科學社會學是一回事。[3]

科學的社會研究在庫恩之后相繼發生了兩次視點轉換，連同默頓的研究一共三次。[4]20世紀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社會建構論大力發揚了庫恩的觀點，它批判了傳統科學觀不對稱之癥結，并提出了“強綱領”的解決方案，“強綱領”直接面對科學知識的內容，認為科學事實是由社會因素建構而成的，這是一種純外部視點的策略。20世紀80年代末，社會研究出現了新的轉向，它以“反身性”為特征，認為“強綱領”由于不具有“反身性”，因而無法證明用“社會”的因素來解釋科學知識究竟是否充分。這個階段的社會研究無論對“科學”還是“社會”均采取了相對主義的立場，巴黎學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研究完成了第三次視點轉換，拉圖爾等人的研究促使“內部”和“外部”相互連接起來，并進入了技術-工程研究領域，如電動車案例。[5]

規范性認知方法一直都是西方哲學的主旋律。本體論思想，從古希臘開始延續兩千多年，不停地追問事物“（應該）是什么”。其特征是本質主義、基礎主義，追求真理、追求先驗、追求實在，并力圖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問題。即便是轉向認識論后，規范認識論仍然是西方認識論的主旋律。近代科學以降，笛卡爾、弗雷格、羅素、邏輯實證主義者和波普爾，無一不是在確定的理性預設基礎上開始規范性的認識論考察。邏輯實證主義者和波普爾把科學看作是一組抽象的命題集合，一堆既成的理論教條，科學是既成的知識。默頓的功能主義科學社會學也同樣堅守自然科學的知識內容和社會文化環境相分離的原則。因此，傳統規范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主張是一種“預設主義”和“去情景化”（decontextualization）的研究圖式，它們實際上是在本質主義、基礎主義、理性主義、實在主義等問題上對科學進行規范性認知方法，強調科學“應該是什么”，強調科學真理與規范，并力圖在科學與非科學之間劃出界限。

這種帶有理想化的規范性認知方法主要研究“既成的科學”，是一種“事后辯護”的策略；然而對于“創制中的科學”[6]，即正在進行中的科學活動，規范性認知方法除了給予人們誤導之外是無能為力的。此外，當人們試著打開科學生成的“黑箱”時，規范性認知方法再也無法對科學史和科學實踐做出恰當的解釋，科學的合理性危機出現了。因此，庫恩認為發現的情景與辯護的情景相分離是不恰當的，[7]因為要想歷史地、動態地考察科學，就必須考查科學的實際活動方式，在同一情景中考察科學的生成和辯護。只要發現的情景與辯護的情景統一，對科學的考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情景化和地方化，規范性認知方法圖式必然被拋棄，取而代之是“描述”的認知方法。

庫恩之后幾十年的科學的社會研究和科學的文化研究表明，科學認知的方法論立場超越了傳統科學哲學方法論的束縛，從“內部”走向“外部”，從“規范”走向“描述”，從“狹義的科學認知研究”走向“廣義的科學認知研究”。

2 認知矩陣：科學認知的二維結構

基于視點和方法兩個維度，我們可以構建出科學論不同時期的各種認知腳本*，如表1所示。

認知腳本ⅰ：內部視點與規范方法。這是正統科學的認知方式，包括邏輯原子主義、邏輯實證主義和批判理性主義在內。在20世紀中早期，內部視點與規范性方法的結合，使得實證主義者和批判理性主義者基于科學及其知識有其自身發展邏輯，而不受社會和文化的影響，給出了一種規范性的科學概念。從近代科學的生成與發展來看，人們使用實驗和邏輯理性等更能理解的認知方式，逐步取代了上帝和神等信仰的認知方式，重新對自然世界做出解釋。這種思想影響了哲學的發展，使得邏輯實證主義繼承實證傳統，并輔以數理邏輯，替換了晦澀而神秘的黑格爾思辨哲學進路。批判理性主義盡管與邏輯實證主義在觀點上針鋒相對，但是借用庫恩的“不可通約性”原則，正是兩者具有“可通約”基礎，才會有那么多的爭議。兩者事實上都是在維護正統科學的形象，并認為社會和文化等外部因素不會影響科學本身的發展，即發現的情景不同于辯護的情景。兩者在觀察和理論之間存在的明顯的差異，但它們都認為知識大體上是增長性的，邏輯實證主義關注正面的積累，而批判理性主義關注反面的“不斷改良式積累”；它們堅持科學發展有一貫的邏輯，或是歸納或是演繹，且科學具有嚴密的、整體的結構；它們注重科學與非科學的劃分。這種以科學的方式解讀哲學的認知方式在20世紀初獲得了巨大成功，它在正反兩面所刻畫的科學形象，一度成為正統科學的形象，影響深遠。即使在今日，政府和科普的宣傳、公眾對科學的理解、眾多科學家的信念仍然屬于腳本ⅰ類型。

腳本ⅱ：外部視點與描述方法。庫恩之后，尤其是在20世紀70-80年代，隨著科學論的興起，在以愛丁堡學派為代表的社會建構論以及各種形式的科學的社會/文化研究方案中，外部視點與描述性方法取代了內部視點與規范性方法。社會建構論集庫恩、維特根斯坦、科學社會學和知識社會學于一身，尤其是發揚了庫恩的相對主義和解釋學立場。幾乎是與正統科學和默頓學派截然相反，社會建構論把“科學”理解為處于“現場制作”的知識內容而不是既成的知識體系；更為重要的是，它極為強調科學知識是在社會磋商和權力斗爭中得以生成并獲得合理性辯護的。它把科學生成的情景和辯護的情景統一，認為科學不可能獨立與社會情景而存在，知識沒有自身發展的邏輯而是社會與文化等因素“磋商”后構造的。此外，它們強調社會/文化因素決定了知識的客觀性與合理性，使得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之間，科學活動與其它各種活動之間的邊界變得模糊起來，客觀性為各種社會的競爭與磋商機制所取代；它們注重科學活動的現場，注重對實踐合理性與地方性知識的細節描述。

腳本ⅲ：外部視點與規范方法。默頓主義堅持知識的內容不受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并從社會文化史角度考察英格蘭在十六、七世紀的科學建制活動，后來更是基于近代科學的發展歷史而形成功能主義的科學社會學，認為科學是獨立的社會系統或制度，這是典型的外部視點與規范方法結合的認知方式。默頓亦提出了具有“范式”意義的科學規范：公有主義、普遍主義、無私利性和有條理的懷疑主義。默頓使用這四條帶有理想色彩和情感色彩的規范，剔除外部政治權力或社會文化的干預并力圖拯救科學的自主性。正是這個制度化得到的框架使得默頓完成了沒有明說卻是實質性的科學劃界。默頓反對科學的權威被用來達到私人目的，強調當政治進入科學大門時，自主和規范的規訓力量就會遭到破壞，由此導致的主張就是非科學的，[8]同時也是科學氣質所不能容忍的。默頓在外部再一次刻畫了正統科學的形象，尤其是四條規范和科學家氣質構成了理想而神圣的科學形象。

腳本ⅳ：內部視點與描述方法。傳統的科學史（內史）與巴黎學派的實驗室研究和行動者網絡研究都采用了內部視點與描述方法的結合方式對科學技術及其知識的生成和辯護等歷史作詳細考察。但是兩者在具體研究方式上是有所不同的，傳統的科學史研究更像宮廷書記員，記錄點點滴滴的事實，如儀器、數據，科學家們行事方式，他們怎樣獲得課題，怎樣討論方案，怎樣登錄數據，怎樣寫作論文，甚至包括他們平常的穿著，言語禁忌，以及他們的精明與笨拙；實驗室研究是一種“介入”研究，參與性的觀察者與分析者成了實驗室的一部分，在親身經歷日常科學研究的詳細過程的同時，在研究科學這種“文化”中，作為連接“內部的”外部觀察者的探示器，對科學家在做什么，以及他們如何思考作出詳盡的探究。[9]行動者網絡研究也是“介入”研究，略有不同的是它還力圖將“外部”和“內部”貫通。行動者網絡研究認為科學技術活動是情景性的實踐，同時具有技術的和非技術的、人的和非人的內容，這些實踐相互結合，共同構成具有概念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網絡；所有科學、技術或工程都是異質性要素及其相關內容的產物，技術中所有的設計活動都是工程的某種形式；科學家、技術專家和工程師同時也是社會活動家，不僅設計機器，還從事“社會活動”——設計社會或社會制度，使之適用于機器。[10]

3 科學概念認知的三次轉向

考察科學哲學的發展歷程，關于科學的認知方式已知有三次轉向，如圖2所示，分別以三支標有阿拉伯數字的箭頭表示。

第一次轉向是默頓的科學社會學研究，他完成了從傳統科學（內）史的內部視點和描述方法到科學社會學的外部視點和規范方法的研究轉變。由于默頓對科學的社會建制的強調，我們也可以把科學的社會研究的第一次轉向看作“建制轉向”。默頓借鑒了馬克思和韋伯的研究，把宗教意識形態等社會文化因素納入對科學的考察，如清教思想對當時英格蘭科學技術發展的影響；但是，默頓否認科學知識內容受社會文化的影響，提出了科學的四條社會規范，把科學確認為一種社會和文化結構。因此，在包含經驗證據和邏輯一致性的技術規范和四條帶有感情色彩的道德規范基礎上，默頓用科學的制度化性質劃分出科學與非科學的界限。與認知ⅰ區中的邏輯實證主義和批判理性主義，默頓刻畫的是正統科學的形象。

第二次轉向是由庫恩開始，至科學知識社會學（ssk）完成的。這是一次近乎徹底的科學觀念轉變，經常說到的“社會轉向”就是指著一次，它把人們的視點從自然-社會的一維空間上的自然一面一下子拽到社會一面。ssk的“強綱領”確實轉變了科學的概念，但正是由于太“強”，自出世以來不斷受到內部和外部的質疑。勞丹認為，“因果性”原則似乎是能被明證的，“公平性”與“自反性”原則只不過是些從屬性的因素，完全可以從其他原則中引申出來，因此不能作為獨立的原則來考慮；最后，在“強綱領”中具有獨立性并擁有實質內容的只剩下“對稱性”這樣一條原則。但這一原則帶來的無非是“認知相對主義”（cognitive relativism）。[11]社會建構論僅僅用“社會因素”來解釋一切，人們懷疑這種“社會學主義”的一維思維方式解釋力，就像對“科學主義”的懷疑一樣。因此，強綱領開始弱化，巴黎學派拉圖爾等人的行動者網絡研究就是“弱綱領”的代表。

第三次轉向明顯的特征是強綱領的弱化調整，對科學的考察首先從宏觀研究轉向微觀研究，從外部視點轉向內部視點；但最后調整到內/外視點與微/宏觀研究有機結合的研究方法。第一步調整主要體現在《實驗室生活》中，拉圖爾所尋找到的“田野”和知識的制作現場都是一個個“小社會”。這種“微觀社會學”不在考察科學的社會建制，而注重考察技術的實驗室構造。第二步調整主要體現在行動者網絡研究上，拉圖爾與卡龍給出了一種方案與進路，從注重實驗室的“內部視點”擴展到“外部視點”，從微觀研究擴展為“科學、技術與社會”（sts）水平上的宏觀研究，在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之間建構出一條自由出入的“轉譯”通道，構造了概念的和政治權力的、技術的和非技術的、人的和非人的異質性要素網絡——具有工程意義的“社會制度”。第一步調整是科學論的技術轉向，[12]第二步調整是科學技術論的工程轉向，因此，第三次轉向可以理解為“技術-工程轉向”。轉向后的科學概念具備了“實踐”意義，科學不是研究者進行觀察的對象，而是他們必須介入并參與其中的實踐領域，科學的文化研究（css）思潮在實踐的意義上開始崛起。

經過科學認知研究的三次轉向，與正統科學概念相比，轉向后的科學概念顯得有點“面目全非”，尤其在思維系統上有了巨大的變化。正統科學內部，邏輯實證主義與批判理性主義的爭論是歸納-演繹的一維思維上的爭論；正統科學和社會建構論的爭論是科學-社會一維思維上的爭論；還有斯諾的科學文化-人文文化也是一維思維上的爭論。人們似乎習慣于一維的思維方式，自然與社會都認為是給定的，人們別無選擇地在這樣一個“自己設定的陷阱”徘徊。拉圖爾看到了這一點，并提出最好的解決方案不是在這樣的問題上爭論，而是直接建構出“自然”或“社會”。他稱之為“轉向之后再轉向”，[13]這也就是他在行動者網絡研究所做的工作，用一種工程方式設計出“社會制度”，不僅實現了對社會的“反身性”，還構造了新的“對稱性”原則：自然-社會的二維結構，見圖2的90度角的粗實線（nat-soc）。

4 結語

現代科學不僅要求科學家/技術專家、科學儀器等參與，還要求公眾等社會要素參與進來。人們已經關注到，在科學實踐中，人與物，科學理論與儀器等不可避免地被攪拌在一起。攪拌（mangle）不僅包含著相互交錯混合，也包含著一種破壞性地重組整合。在實踐期間（對現實中發生的活動的理解），如建造一個新的科學儀器（例如，氣泡室），或者一種新技術（例如，數控機床），人類主體和物質主體纏結在一起。人類主體，以目標為形式，受到非人類主體形式的物質世界的抵抗。為了在現實實踐中是因為這種抵抗，人類主體和物質主體相互“攪拌”。[14]這種攪拌的直接后果就是現代科學成為一項異質工程。科學不僅是表象，更是介入實踐的活動，[15]也就是說，科學活動是情景性的實踐，同時具有技術的和非技術的、人類的和非人類的內容，這些實踐相互攪拌，形成了囊括概念和政治雙重力量的異質性要素的網絡——具有工程意義的“社會制度”。

現代科學，已經是既不具有純粹的科學性質，也不具有純粹的社會性質，而是兩者的結合。事實上現代科學越來越像一項工程事業，它是一個充斥著不同個體、不同的理解目標的方式，但這些個體又不得不聯合進行創作、想象、連接、設計、演繹、分析、測試并根據一定要求和目標而生產出一種新產品的社會協商和妥協的過程。[16]在拉圖爾那里已經可以清晰的看到，經過“技術-工程轉向”，現代科學及其知識與權力(force)有內在相關性。[17]科學研究項目的設計、科學爭議的診斷以及科學成果的評判都有一個社會協商和妥協的過程。科學、技術和工程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三者事實上是同一回事，卻有不同的表現形式，誠如人在少年、青年和壯年三個不同時期的不同表現一樣。

科學技術論文:中國近百年科學技術史的分期及其劃時代事件

內容提要　本文討論了科學技術史分期的一般規律和標準，進而將中國20世紀科學技術史劃分為8個時期， 并分析了其中每一個時期的劃時代事件。

（一）

任何一部科學技術史，都應是科學技術發展曲線連續和間斷、平滑和曲折、仰或緩慢漸進和急速推進依次呈現或交替呈現的歷史。但是，歷史軌跡的這些對立狀態，又無不統一于一定的歷史坐標上。

在眾多的歷史坐標中，重大歷史事件占據重要歷史地位，它相當于坐標原點，起著劃時代的作用。世界科技史上，如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的醞釀和發表就屬這類事件。事件發生過程中，科學技術以間斷、曲折、急速推進的形式發展著；事件發生前或后，則以相對連續、平滑和緩慢漸進的形式增長著，并且發生前和發生后又有所不一樣，表現在科學技術的性質上，在此之前可能屬古代科學，之后則是近代科學了。

科學技術史上的劃時代事件可以是內在的，也即是以改變科技發展軌跡的科技思想的產生或科技成果的建立。這種事件由于表現為科學技術本身，所以其劃時代的作用和性質比較直觀，容易為人們所接受。以此作為分期的依據或標準的作法，往往用于內史體系中。科學技術史上的劃時代事件，也可以是完全外在的，也即在事件的科技性質不顯著，或者不考慮科技成果的情況下，把足以結束科技運動的已有軌跡或可能導致科技發展的新趨勢的環境性事件，如政治、經濟、思想等，作為分期標準或依據。這種事件由于表面上看來與科技無關，所以其劃時代的作用和性質是隱蔽的，有時甚至不易被科技人員接受。然而在一定意義上，這是對科技史深層次的分期。這種作法往往在典型的科技外史中使用。由于上兩類事件，在科技史的分期中，各具有特殊的有利之處，也各具有局限性，這就導致了以科技成果和環境性事件的合作用作為劃時代的事件。這又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在一科技史的每一時期的劃分中，始終貫徹重大科技成果的產生與環境性事件統一的原則；一是各個時期不同，兩方面的判據間或運用，如第一、二階段間，以科技成果劃界，二、三階段間則以環境性事件分期。一般情況下，以前者為主，因為環境性事件畢竟是關于科學技術發展環境方面的事件，環境對科技的影響不僅存在，而且或遲或早會表現出來，也即一定的環境對應于科技的一定運動。人為地隔離或間或使用兩方面判據，由于二者的不同步，會導致分期失準，進而不科學。這種兩重標準統一使用的作法，常出現在內、外結合史中。

統一運用科技成果性和環境性的事件作為劃時代的標準，比單純使用某一方面，對于描述科技史，要有利些。科技成果的產出與環境性事件的發生，在不同的時候，互為因果關系。這樣，就要求既陳述科技成果的產出情況；又交待與之相應的環境材料；還分析二者之間的關系，于是全分位、立體式地展示了科技的發展。

環境因素方面的重大事件對科技發展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但最本質的影響還是科技體制的變更。科技體制不僅決定對科技人員的政策、反映政府對科技的重視程度，還決定對科研的投入、國際科技交流、科技成果的轉化等。因此，對科技史分期時，選取的重大事件應是直接影響科技體制方面的重大事件。

嚴格地說，相對于科技成果的產生、環境有內環境、外環境之分。政治、經濟、思想等方面的環境屬外環境或大環境，科技政策、投入、體制、國際交流等屬于內環境或小環境。后者直接決定科技的發展；前者間接影響科技的發展，并一般通過后者起作用。所以，內、外環境方面的重大事件，作為科技史的劃時代事件，選取時，可以同時并用。

（二）

中國近百年科學技術史，也即20世紀中國科學技術史，在時間跨度上，敘述的是中華民族史上的一百年。首先是政治上極為動蕩。從辛亥革命到軍閥混戰，再到國民政府，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即使后半葉，政治上的動蕩也依然存在。其次，經濟上基本處于貧窮狀態，多無進展。經濟落后的巨大慣性，經濟發展的非良性環境，使經濟體制的變動成為頻繁之事。這種變動，由于科技與經濟的內在關系，使得科技的發展受到很大波動。第三是思想上，不同體系之間激烈碰撞。這一方面是傳統與新思想之間、另方面是中學與西學之間，以至于外來思想之間碰撞激烈，致使主導思想的確立如履薄冰，表現在不同時段，情況迥異。這些不穩定的外環境，直接影響甚至決定了內環境。民眾的科技意識在整體不強之時，還顯出時漲時落，或此起彼落。科技體制時而趨良性循環，時而是不利科技發展。科技政策也飄忽不定，由此，科技人員的整體積極性不能不受此波動；和國際間的科技往來，未能形成合理水平上的持續行為，在完全封閉和不設國門之間搖擺；科技投入一直很低，但在不同科技領域卻表現出極大反差。科技組織和機構，有時數量少，并形同虛設，有時相對繁榮、有效。內、外環境的交錯，直接影響到了科技成果的產出。成果數量上，多寡相差很大，又如30年代與第二個十年；成果水平上，高低十分不同，又如50、60年代的大科學成果與20、30年代。

上述構成了外環境——內環境——科技成果這三個層次的分期標準體系。然而這三個方面既是相互密切聯系的，又是在不同時段有主有次的。在不同層次的密切聯系中，考慮到主導事件的重要作用，20世紀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可選取如下事件作為分期依據，相應，分為八個時期。

從20世紀的鐘聲敲響到1914年，是本世紀科技發展的第一個時期，〔1〕科技的特殊性，決定了其運動的承前滯后性，故應向前追溯。 這一時期，決定科技發展的重要事件是對西方科技的引進。中國引進西學，開始于17世紀。但是最初的引進是生搬硬套似的引進；引進的東西是古代與近代、科學與糟粕并存；而且引進后的科技游離地存在著，未能融進中國已有的科技。19世紀60年代興起的洋務運動，經，直到辛亥革命后的1914年，其間的引進一反以往的狀態：立足于實用，立足于先進科學技術，立足于和中國的傳統融合。在完成先技術，再技術基礎，后基礎理論的過程中，部分人對科學技術的重要性已有較為清醒的認識，中國的傳統科技受到了沖擊和改造，是西方近代科技重要成果進入國門，進入教材的結果。這標志中國近代科學技術的誕生。所以，世紀初的十余年，再溯至洋務運動，總體上為第一個時期，以從技術到科學的真正引進為重大事件，結果是誕生了中國的近代科學技術。

經過1914年的準備和醞釀，1915年正式成立了中國科學社。從這時直到1927年為第二個時期。從西方近代科學的一般情況看，學會是近代科學技術產生并延伸的組織基礎，也是近代科技的基本象征。在中國，上一世紀7—80年代就有不少維新人士倡導過學會。科技方面，據查， 1907年成立了中國藥學會，1909年又成立了中國地學會和護理學會，但這還只是一般的號召和最初的模仿，而且已有的三個學會制度上并不健全，活動也不經常，介入的人數也極少，因而影響不大。中國科學社則不一樣，仿英國皇家學會建立，它不僅建制全、會員多、范圍廣、有刊物，而且從一成立起，就不受政府的操縱，立志于宣揚科技的功能，傳播先進的科學技術，培養可貴的科技人才，其功績正如1930年青島年會上蔡元培所總結的“做了五個方面的工作。”〔2〕其影響是巨大的。 “”的肇始，不能說與科學社的活動、《科學》的刊行無關；此后到1927年全國性學會新成立近10個，〔3〕科學社團的廣泛興起， 科學社就起了表率作用；由于每年的年會、會刊的大力宣傳，國民的科技意識正在增強；尤其近代科技成果得到了有力的傳播。所以，1915年至1927年是第二個時期，以中國科學社的成立與活動為標志，其結果是中國近代科學的傳播。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這可以認為是開中國全國統一研究機構之先河。此前，學會已達成熟地步，但這畢竟屬于一般的學術團體；從上世紀中葉開始，盡管設立局、所甚多，但多限于附屬于生產的應用性研制；也引進傳播了西方技術和科學，但在此基礎上的深入和發展幾近于零；雖然有人曾萌生過設立全國最高學術研究機構的設想，〔4 〕但畢竟遲遲未成為現實。“中研院”成立后，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帶動了大批科研院所的問世；聚集、培養了一大批科研人才；產出了較豐碩的、即使后來看來也有一定影響的成果；推進了高校科技教育。如果說20、30年代交替之際是科研院所成立的活躍時期，那么，30年代，尤其前8年是科學研究的活躍時期。抗戰開始后，直到1949年， 盡管戰亂的干擾和破壞，仍有少數研究院所誕生，研究氣氛仍濃，并不時有成果產出，“中研院”的影響仍然存在。可見，1928年至1949年為第三個時期，“中研院”的成立和活動是重大事件，其結果是中國近代科學技術在研究中獲得了很大發展。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本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非科技事件，但對科技發展的影響并不亞于重大的、純粹的科技事件。〔5 〕首先是科技體制的結構性、權力性變化。中科院最初是一級權力機構，后來雖有變化，但取而代之的是國家科委，使全國五路科技大軍都置于其統轄之下，形成了較以往任何時期都更為集中統一的科技體制。其次是科技政策尤其知識分子政策的變化。以往知識分子有“自由民”之嫌，很難歸于任何其他政治板塊。1949年后，隨著團結、教育、改造政策的確立，知識分子成為完全的“依附”者。這無疑是科技力量、科技思想、科技戰略的高度集中。其三是科技發展楷模的根本變化。本世紀開始以來，一直是以歐美模式為樣板。1953年以后，這一模式遭到完全否定，為蘇聯模式所取代。應該說，這一變化是綜合性的變化，包含有十分豐富的內容。其四是科技發展戰略的變化。這主要表現為科技為什么服務的問題。本來，世紀上半葉，科技的政治功能，尤其軍事功能就得到體現，而1949年后，這一功能受到了更高度的注視并達強化的地步。這表明從1949年起，直到1966年屬第四個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這一時期的劃時代事件，其結果是科技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并產出了一批大科技成果，奠定了現代科技的必要基礎。

一般認為，“”十年是前17年的延伸，是前有極左路線和政策發展的頂峰時期。可是從科學技術情況看，其發展一方面受到了極大的干擾甚至破壞，教學、研究秩序呈現出空前的有計劃的動亂動態，另一方面核試驗、空間技術、計算機、生物技術等〔6 〕大科學或非民用科技成果得以產生和發展。這表明1966年至1976年這十年是一個十分特殊的時期，以“文化革命”的發生和持續為特征，其結果是科學技術在整體上受到摧殘的同時，某些方面得到了畸型發展。

從1977年開始，科學技術發展的環境（主要是外環境）在經歷了“文化革命”這一谷底之后。開始緩慢回升，始發性事件是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的召開，由此拉開了十年改革的序幕。〔7 〕改革的中心是理順科技體制，完善科技運行機制，目的旨在促進科技的全面發展和科技長入經濟。在實際推進中，科技成果的產出呈現如下特點：成果數整體上逐漸上升，1986年達到高峰；各學科發展比較均衡，無17年中一花獨秀的現象；基礎研究得到加強的同時，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問題也提出來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國際合作項目、國際合作成果明顯增多。這些表明：1977—1988年是第六個時期，是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時期，其特點和標志是科技發展環境和運動機制的改革開放。

1988年底，“治理整頓”方針提出來了。雖然這并不是僅指科技領域，但表明科技本身和科技發展的環境出現了始料未及的問題和困難，預示從1989年開始，科技發展的軌跡大體仍保持改革開放的趨勢外，會出現新的特征。果然1989年及其后幾年，在克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新的困難的同時，又復蘇了舊有的思想障礙，如“姓資姓社”問題。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講話再次肯定科學技術的生產力功能和科技知識分子、高科技的作用，〔8〕于是出現了1992年至1994年快速發展的局面， 基礎研究、高新技術以及“主戰場”均呈現出良性、快速發展的態勢。這表明1989年至1995年雖與前12年有諸多相似之處，但其特殊性不能忽視，故是獨立的一個時期，其特點是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其結果是現代科學技術向國際先進水平的靠近。

到2000年還有幾年的時間，一方面若無意外，中國科技發展的大致趨勢已定，另方面還存在諸如投入過低、政策欠穩、體制仍僵和與經濟建設聯系欠緊等問題，因而和世界先進科技相距仍大。趨勢的實現、問題的解決、距離的縮小，均還未成為現實，故只能當作未來的一個時期，在預測和展望中加以描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