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傳播學課程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一方面，文學語言是新聞傳播的基礎，文字運用能力的高低直接決定了信息表達的準確性、真實性與客觀性，避免出現文字上的傳播歧義是對新聞傳播“術”的初級要求。反之，新聞傳播報道方式的變革也融合了大量的文學寫作手法，穆青先生就曾提倡過用散文的筆法來寫新聞，蕭乾先生也曾經在與他人的談話中自嘲為“介于文藝與新聞之間的兩棲動物”。而今天，用文學的手法運用到新聞創作中，早已不是稀罕事，像穆青先生、蕭乾先生一樣，大膽創新，用散文化的、小說化的形式來進行新聞創作已經屢見不鮮；另一方面，傳播者文學素養的高低是其判斷事件價值的倫理依據。文學中所蘊含的中國傳統思想，是民族文化倫理價值的核心要素，具有較高人文素養的記者在對新聞的選擇、報道的角度以及價值的引導上都會顯現出固有的情懷與博大的氣度，這些傳統精髓的文化品質需要有文學的形而上的指導，才能在實際的新聞傳播操作中得以實現。因此，提升新聞傳播類專業的文學課程教學效果，既是新聞實踐基本技能的需要，也是新聞倫理價值實現的依托。

二、新聞傳播類文學課程教學的不足

目前在我國的新聞傳播類文學課程教學中，存在教學方式傳統，教學途徑單一、教學手段固化等問題，尚未達到理想教學效果。主要表現為：

（1）以“教——學——背”的傳統灌輸性教學方式為主。

1941年，清華大學梅貽琦校長在《大學一解》中認為人格可以分“知、情、志”三個方面，但如今的教育偏重“知”的灌輸，不重視“情”與“志”的培養，導致“習藝愈勤去修養愈遠”的狀況。文學課程效果的最大化價值在于學生得到情與志的培養，而當下新聞傳播類文學課程卻將重心放在對“知”的傳授，由于本身的年代感，特別是古代文學中對文字生澀的理解，使得知識的傳授略顯枯燥，加之傳統的“老師教學—學生學習——課文背誦”的傳統灌輸型教學方式，讓讀圖時代的快信息輸入方式與傳統的文學教學方式格格不入，連基本的文學知識都是填鴨式、應試型的學習，局限于人文知識的宣講和介紹，缺乏師生間的充分溝通和廣泛對話，課堂教學無法觸及學生的內心，深入持久地塑造、影響學生的心理、人格和品行，更無法達到梅先生所期望的情志合一的狀態。

（2）以文學史和作品賞析的硬知識教學內容為主。

以中文專業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的慣例，文學課程講授的主要內容常常將文學發展史和作品賞析作為重點，有些高校將這兩部分合為一門課程。如同溫儒敏曾談及現在中文系的情況：“比較突出的是理論和歷史講得多，上文學課實際上是跟著文學史讀作品，容易造成觀念先行，難得培養起文學感覺和想象力，壓抑了創造性思維。而文學課程內容在新聞傳播專業的意義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要訓練學生基本的寫作能力，通過文學課程，達到文字基本的語意暢通，描述準確。其二要具有一定的藝術審美能力，從美中體悟中華民族傳承的思想精髓，積淀新聞人的社會和人倫價值。最后要有對文學精神的感知上升為普世性的人文情懷，從而在新聞工作中引導社會發展的方向，發揮新聞工作燈塔的指引作用。而過多的文學史和生硬的作品賞析顯然無法完整的實現文學課程的意義。

（3）以“PPT、影視作品”的二元結構教學途徑為主。

從文學課程的教學內容研究中不難發現，在多元化表現手段的當下，文學類課程的教學途徑依然集中在PPT和影視作品的二元結構中，并以整段時間為節點，比如一節課講PPT，一節課賞析影視作品，尚未將課程的內容與影視的內容進行細化精講，往往使影視的賞析只停留在賞析的表層，文學與影視的結合沒有深入和匹配，因此課堂的整體效率不高，知識點的講解呈現的碎片化趨勢，缺乏系統性。另外，多媒體時代的到來，讓學生對文字的理解和專注度大大下降，而圖片與視頻的吸引力遠遠高于文字，如何在PPT講解這一主導性教學途徑中創新出更多適合學生接受習慣，協助文學知識傳播的渠道，是我們值得思考與探究的問題。

三、提升課堂教學效果的策略

（1）創造“體驗式”教學方法。

文化的實質不是物質形態的表征，而是讓人為之向往的精神體悟。文學課程要達到文化教學的實質成果，就要轉變傳統的填鴨式、灌輸式的教學方法，轉變“老師教、學生背、考完全忘記”的教學狀態，創造“體驗式”教學方法，通過不同類型的互動途徑，將體驗轉化成對文學知識的懂和文學意境的悟。比如以定期的作品誦讀會、故事會為主題，增加師生的溝通機會，以主題互動的方式將文學知識內化到學生的心中，也可以在課堂教學中增加實景教學，讓學生在適當的時間和相似的場景中感受中國文學的意境，通過角色扮演、場景再現的方式用體驗式教學感受文化內涵。教師從傳授者向解說者、意境的創造者等角色轉化，讓學生成為教學的主角，主動去感受文學，接近文學，而非任務型的死記硬背，反而讓學生對知識產生排斥心理，更無從談對文學美的感知。

（2）尋求新聞專業與文學知識的交叉內容。

在新聞傳播類文學課程的內容設置上體現專業特點，摒棄中文專業中以文學史和作品賞析為主的理論內容，以文學與新聞傳播的源頭上看，兩個專業的相似性頗多，在現實的運用中也有諸多交集。因此在新聞傳播類的文學課程中充分利用學生對于專業的熱愛和興趣，結合新聞作品中的優秀作品和負面案例，來進行知識點的講解，特別是影視傳播與文學有著密切的聯系，在實際教學設計中，還可以充分利用影視的資源，例如通過分析一些同名中國現當代文學改編的代表性電影，再回到紙質的文學作品，進行一系列的比較，更為容易顯現我們所講解文學作品的時代特質與藝術追求。

（3）充分利用音樂、美術等多樣化藝術形態手段。

篇(2)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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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雙語實例 傳播學教學 教學組織

一、雙語教學的概念

所謂“雙語教學”(bilingual teaching),是指在專業學科課程的教學中,采用國外原版教材(通常是英文教材),而在授課中采用中(漢語)、外(英語)兩種語言交叉進行,作業、實驗、考試均采用外文(英語)的一種教學方法。隨著高校教學改革的不斷深入,教高(2001)4號文件提出本科教育要創造條件積極推動使用英語等外語進行雙語教學,各高等院校紛紛加緊雙語教學的進程。目前國內的雙語模式主要有雙語教學模式主要有“沉浸型”模式(Immersion Model)、“維持母語”(Maintenance Model)模式和“雙語過渡”模式(Transitional Bilingual Model)這三種目前,在我國,雙語教學只是在試行階段,各院校對雙語教學都處于起步探索階段,專業主要集中在理、工、農、醫及經濟等學科,文科涉及較少。在社會學科的部分學科,尤其是上世紀80年代自歐美發達國家傳入我國的新聞傳播學科推行雙語教學是非常必要的。

傳播學概論課程采用《傳播學教程》作為教材,在本文中,主要探討如何在傳播學教學改革的摸索中,嘗試添加雙語案例,逐步將其構建為雙語課程。

二、傳播學教學中雙語教學的定位

沉浸型模式要求有很好的外語交流環境,從目前我國大多數高校的語言環境和語言能力狀況來看,“維持母語”模式和“雙語過渡”模式是比較現實的雙語教學模式。在此前提下,對較淺顯的內容及專業術語,可用外語教授;對于較深的專業理論知識,則可用中文詳細講解,不盲目追求外語使用量。學生外語水平的提高主要依靠課后閱讀原版教材和使用外語完成作業等環節實現。

隨著我國與國際的逐步接軌,國際交流日趨增多,這就對新聞傳播學從業人員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精通漢語和漢語文化又能利用英語解決實際問題的雙語人才成為必需。因此,實施雙語教學的目標就是培養適應新時期新聞傳播業工作中實際所需要的高素質人才。

實施雙語教學目前還處于探索階段,雙語教學方法和模式還未形成系統化和理論化,在什么層次上實施雙語教學就顯得尤為重要。筆者認為,應該從培養人才和具體的客觀實際出發,使學生在掌握漢語的同時,較好地掌握英語,能夠自如地進行資料查閱、理解,并在工作中熟練地使用英語解決現實問題。

三、雙語教學的組織

1.教學方案的撰寫

由兩大部分組成,一是文字部分,主要是傳播學理論的概述、傳播學主要觀點、傳播現象的解讀;還有學生所做的優秀作品(優秀論文、讀書報告、調研報告等)。二是與文字相關的影像、圖片、圖表,將教師的教學搜集與學生實踐所得結合起來,旨在調動學生的積極性,豐富延伸課堂和擴展教學領域,在直觀、互動、動態的層面上達到良好的學習效果。

2.教學語言的編排

對上一節內容的回顧,一般使用如“In previous chapter,we focused on (or looked at)...”等結構簡單、通俗易懂的英語語句開始。而對于本節要學習的內容,則通過如“In this chapter,we will explore (or examine)...”來引入。對于已經講完的部分的概括,則使用“So far,we have seen(can conclude)...”,當銜接到下一部分內容時,可以使用“We are ready to look at (or move to,take up) sth.”等引導句。

3.教學案例的組織

傳播學屬于專業基礎課,主要以講授為主,并輔以案例教學、課后作業和課堂討論的教學方法。在課堂講授的過程中,通過多媒體課件對理論框架進行系統梳理。首先采用文獻法對傳播學的學科歷史和發展進行歸納和介紹,接下來以拉斯韋爾的“5W模式”為基本框架。該框架符合所采用教材的結構和講解順序,從控制研究、內容研究、媒介研究、受眾研究、傳播效果研究等五個方面對傳播學展開具體講授。在此部分,主要采用案例教學的方法,其間多有雙語的教學案例,使得學生對傳播理論和傳播現象有更清晰透徹的理解,達到觸類旁通、以點帶面、學以致用的學習效果。如:在傳播類型部分,結合電影《畫皮》的主題曲《畫心》MV,講解群體傳播中的集合行為,其出現原因、呈現形態等傳播機制;結合好萊塢動畫電影《花木蘭》的主題曲MV “Reflection”(雙語)解讀庫利的“鏡中我”和米德的“主我客我”概念。在媒介控制研究部分,采用二戰時期羅斯福對日宣戰演講音頻(雙語)、羅斯福“爐邊談話”(雙語)進行解讀,涉及國家和政府對傳播內容的政治控制,考查了學生搜集和整合信息的能力,在此環節達到了學以致用的目的。在傳播效果研究部分,涉及使用與滿足理論,結合電影《勇敢者的游戲》片段(雙語)和邁克爾杰克遜MV “Black or White”(雙語)對該理論的合理部分進行求證,同時調查了解了學生對于各種媒介的使用情況,以及如何滿足每個學生的特定需求。

4.案例資料庫的建立

建立雙語研究案例資料庫,使教學中的討論與交流更為便捷。現有的案例資料庫已經初具雛形,共含教學音頻視頻100余個,教學圖片數百張、教學文字資料3種(論文、書籍、新聞),共計100余個。建立傳播學案例資料庫,有相當一部分案例是歷久彌新,而其中一些時效性強的案例則需要定時定期進行調整、更換甚至刪減。如1998年世界十大傳媒集團的相關數據就顯陳舊,需要添加新世紀以來傳媒業的變化情況和最新的排名情況,因此,資料庫的建立不是一勞永逸的工作,而是一項長效工程。

四、存在的問題及解決方案

1.雙語教學資源的匱乏

基于現有的網絡資源、圖書館館藏等信息渠道,學習資源已然相當豐富,但有效資源,尤其是適合用于雙語的教學資源十分匱乏,去粗取精、去偽存真顯得尤為重要。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可以通過圖書館、互聯網、業界學界同行搜集到英文原版圖書、英文書籍、英文論文及其它英文資料,但真正將之梳理、分析與歸納成為系統化、科學化、實用化的知識體系尚需時日。通觀全國的傳播學雙語教學,僅有武漢大學形成了一定的教學體系,尚無十分成熟的先期經驗供直接借鑒,因此,建立適合本校、本院系、本專業的雙語教學體系主要靠授課教師及其它相關科研力量的協助和長期不懈的建設。

2.專業教師英語水平有待提高

進行傳播學的雙語教學,教師需要接觸大量英文原版書籍和文字資料,不僅需要熟練使用常規英語,還需要對其中的專業術語提前進行學習、記憶,避免在理解時出現不暢。在實際教學過程中,教師還存在表達不夠流暢和用英語解析專業知識不夠準確透徹的問題,亟待教師做大量細致入微的備課工作,不然,雙語教學只能停留在形式,難以達到既定目標。因此,教師的課外再學習、再進修、再培訓成為了建設合理、可操作性強雙語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樣才能真正達到雙語教學為傳播學教學體系服務的作用。

參考文獻:

[1]王旭東.關于“雙語教學”的思考[EB/OL].雙語教學/關于“雙語教學”的思考,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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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識教育與傳播學

通識教育是英文“generaleducation”的譯名，也有學者把它譯為“普通教育”、“一般教育”、“通才教育”等等。美國博德學院的帕卡德教授在19世紀初第一次將它與大學教育聯系起來，實踐和理論研究雖然很多，可是至今通識教育還沒有一個公認的實踐和理論模式。哈佛大學校長理查德•雷文對通識教育有這樣的說法：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職業教育有著根本性的區別。通識教育不是為了培養你們掌握特定的技能，也不是為你們謀求某種職業做準備。通識教育的教導內容更具有普遍性，看上去似乎不那么“有用”。①

從對通識教育的一般看法而言，傳播學在高職院校的講授具有看上去似乎不那么“有用”的特征，因為其理論、模式都是一般性的概括，但如果了解了傳播學的歷史及其理論、模式的來源的話，就會清楚這些一般性的概括都來自對僅僅上世紀的事件分析的結果，可上個世紀距離現在并不遙遠，兩次世界大戰的電影、書籍等目前依然擁有大量的受眾、科學技術和市場經濟的全球化影響也是始于那個時代，尤其是對中國來說，20世紀是中國發展最動蕩、最激烈、最輝煌的世紀，這種記憶將會持續十分久遠，這樣傳播學理論背后的故事依然能夠引起青年學生的好奇心和興趣。作為高職院校的專業課程，傳播學不能像在新聞傳播學院那樣提供全面的理論和技能訓練，但作為通識教育，傳播學課程在高職院校教育體系中又應該是“有用的”，才會符合高職院校實用性、應用型人才的培養目標。這種有用性，體現在現今信息時代里，大學生運用傳播學理論，如何面對和處理自我傳播、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和大眾傳播等幾個基本的傳播形式。

當今世界，影響政治、經濟、社會等最深遠、最激烈、最徹底的是科學、市場經濟和大眾傳播三個方面。（彼得•沃森《20世紀思想史》），雖然科學和市場經濟與傳播學沒有表面或概念上的關系，但是，科學傳播、地方性知識、女性主義等與傳播學聯系緊密。市場經濟中的廣告、公關都可以涵蓋在傳播學的理論背景下。因此，了解傳播學的基本知識，不僅是能夠對媒體的事件具有一定的概念和分析能力，更加重要的是可以把握全局，知道哪些是傳播的，而哪些是沒有被傳播的，這樣，才能夠在日新月異的社會發展中理解和迅速掌握最基本的理論原則和行動方法。因為傳播學課程所分析的案例都是當前縈繞在人們心頭的熱點話題、存續于人們胸中的經典話題，所以傳播學具有貼近性，這種貼近性的熟悉感，可以充分調動起受眾參與思考和行動的熱情，有利于對事件、故事、經歷的理性分析和判斷。

傳播學的學科基礎和背景提示我們，傳播學需要十分寬泛的多學科知識準備，然而，反過來思考，這也使得選修傳播學課程的學生可以通過廣泛的閱讀來拓展知識面，而且這些知識通過傳播學的紐帶聯系起來后，具有了一個可以應用的平臺，對于應用型、實踐性的高職教育來說，傳播學課程的通識教育目的就可以具有實現的基礎。以傳播學概論課程作為高職通識教育的開端，可以借用媒介事件的傳播學視角，在教學分析中，把通識教育串聯成學科群的網狀結構。因為傳播學概論就是從應用理論來分析解讀當前的媒介事件開始的，興趣和現實結合的特點會吸引學生的眼球，引發他們的理論思考。

傳播學應用性強、學科覆蓋范圍廣、實際案例俯首皆是在當今大眾媒介產生著巨大影響的時代，傳播學對全球化、網絡化、信息化社會的規律的解讀、負面效應的批判和未來前景的把握都具有精辟的主張和見解。由于傳播學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結合得十分緊密的原因，也由于傳播學從一開始就是多學科的探索之地，所以傳播學不僅有綜合各類學科資源、匯聚當前世界上任何媒體事件的能力，而且，在傳播學理論的統攝下，當前的各類事件和多種學科，都可以用傳播學的理論或模型進行分析和運用。

二、傳播學課程建設要解決的問題

問題是課程建設的出發點，而不是知識體系的建構與傳播，但知識體系的建構與傳播確實是問題解決的途徑與結果。傳播學概論面臨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在信息社會中，科學、市場經濟、大眾傳媒作為控制的領域，是怎樣通過媒介事件傳播的。學生要學會運用合理的參考機制和參考背景，彈性思維，綜合表達。在知識領域表現為對知識理解后的聯想、遷移和覆蓋的能力，在方法上表現為計算機式的記憶、存貯、思想和輸出的圓形思維，在語言表達上表現為思路流暢、邏輯清晰、隱喻和故事運用得當。

問題的參考背景是與傳統相對的現代性社會的特征：（1）民主化；（2）法治化；（3）工業化；（4）都市化；（5）均富化；（6）福利化；（7）社會階層流動化；（8）宗教世俗化；（9）教育普及化；（10）知識科學化；（11）信息傳播化；（12）人口控制化，等等。②這個參考背景對于一門通識課程設計來說，范圍太大了，但是，如果將這些背景所涉及的領域通過媒介事件的分析，以隱喻和故事的編排綜合起來的話，就能夠在教師的授課過程中逐步實現和完善。

課程設計的部分只是在規劃和技術層面上的第一步，人文社會學科更加強調的是對于人的效果。人文社會學科的理論與實踐必須是本人來理解和解決，別人是替代不了的。“自然似乎沒有把他鑄成就將其放到世界中：自然沒有做出關于他的最后決定，而是在某種程度上讓他成為不確定的東西。因此，人必須獨自地完善他自己……必須試圖依靠自己的努力解決他那專屬他自己的問題”。③確定性和好奇心的滿足必須在課程設計中同時得到顯現。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問題的解決涉及到兩方面：一方面是教育理論的研究和實踐，另一方面是承認課程設計的不完善性。

媒介事件在課程設計中是傳播學課程理論的載體，傳播學理論是媒介事件分析中起到穿針引線的作用。在新聞寫作中，根據一件新聞事件來展開歷史事件的敘述是常用的手法，事件的聯系性可以全面充分地揭示主題，鮮活人物。媒介事件的案例分析遵循歷史的解析、個人化的解析、理論的解析、傳播模式的解析等原則，貼近高職院校應用型、實踐性的教育目標。

比如：拉斯維爾提出的“誰、說什么、對誰說、通過什么渠道、產生什么效果”的線性傳播模式，不僅具有傳播學上的實踐應用價值，在其他領域內應用也同樣具有效果。只要去思考，就會發現一個理論、一種模式可以在許多不同的情況下使用。學生在信息利用方面，其實就是這個傳播模式的具體應用。當然，理論和模式的簡單程度和普遍性、穿透力也是其能夠產生學科覆蓋和知識遷移的因素之一。只要去實踐，理論的實際應用效果就會自然顯現。麥奎爾在中國的講演，僅僅總結了四句話：確定目標、收集資料、馬上開始、永不停歇。正是這個簡單的方法使美國國家地理雜志在找到號稱“金手指”的麥奎爾咨詢公司的服務標志時，麥奎爾拿著國家地理雜志說：“你們已經有了，雜志封面上的黃色邊框就是你們的無形資產，它已經在雜志社的多年堅持下悄悄形成了”。

在信息社會中，拉斯維爾的傳播模式雖然在傳播學理論上有值的探討和商榷的地方，但作為分析事件、認清問題的簡單實用的方法，拉斯維爾的傳播模式是入門的一把金鑰匙，興趣的培養也應該從簡單的選擇性開始。在準備論文、匯報、報告、演講時，背景資料的檢索和查找時不可或缺的一項工作，任何創新性的言論和做法，都是基于對歷史狀況和簡單模式的翔實把握的，拉斯維爾模式可以說是知識的出發點，因為這一模式的每一部分還分別對應了“控制分析、內容（話語）分析、受眾分析、媒介分析和效果分析”，由此開始的知識和社會領域的探秘層次和復雜性是具有拓展的潛質的，也就是說，拉斯維爾模式的簡單性并不代表其深度的缺失，而是具備了深度探索的理論屬性。

我們通常思考的是拉斯維爾模式在傳播學或新聞學中的應用，從沒有思考過教育能用這個模式做哪些事情。有時候變化角度產生的效果恰恰應該是問題的癥結所在。這樣，我們就可以在教育傳統中融進新的關鍵詞了。從信息的吸收程度角度講，學科的自引率越高，這個學科的發展就越來越成為封閉的系統，教育學與傳播學都不是這樣的學科，他們還有許多需要吸收的營養。

三、傳播學課程建設原則

學生一方面要求課程的系統性，另一方面又要求趣味性、互動性和貼近實際，雖然案例分析、小組研討、理論講授、作業等形式在課程建設中必不可少，但通識教育更重要的是教師與學生的充分互動和交流，應該是一種嵌入式的教育形式。在課堂之外，利用博客、微博、電子郵件和QQ群的討論，使這種嵌入式的教育更加充分地實現。教學案例應該具有鮮明的時代性表征，利用新聞的五個特點的原則來選取適合的案例，這樣精選出來的例子的代表性和解釋力才能更加清晰和獨特，具有典型性和持久性。由于是在新聞背景下的案例分析，容易引發學生的共鳴。案例、資料應貼近理論，但由于理論與實踐由于抽象程度不同，在案例和資料中人們很難看到理論的背影和力量，這就要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透過現象將理論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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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網絡、手機等新媒體發展迅速，越來越多的人喜歡從新媒體上獲取信息。新媒體是未來媒體發展的重點，是傳媒市場發展的趨勢和必然方向。因此，加強新媒體的研究和教學對推進新聞傳播學學科進步、人才培養、產業升級乃至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國內外新媒體教育還處在發展初期，在教學體系、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上還存在諸多問題。本文從惠州學院《新媒體概論》課程的教學定位、教師隊伍建設、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建設、學習環境的改善等幾個方面進行描述、分析、總結，試圖找到適合《新媒體概論》課程建設的優秀方案，為網絡與新媒體專業建設提供現實指導。

一、《新媒體概論》課程教學定位

（一）課程教學目的及要求

《新媒體概論》是因新媒體新聞傳播事業的勃然興起而產生的一門新興學科，是屬于新聞傳播學的分支學科。《新媒體概論》主要研究以網絡和手機為代表的各類新媒體的信息傳播規律。在惠州學院，《新媒體概論》是廣播電視新聞專業的一門專業基礎課程，也是專業主干課程之一。通過本課程的教學使學習者了解各種新媒體的基本概念，把握各種新媒體的傳播現狀、效果和發展趨勢，掌握各種新媒體的技術特征、信息流程以及盈利模式。

本課程是一門實踐性非常強的學科，教師必須在教學中貫徹理論聯系實踐的原則，在實踐中理解、掌握、深化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因此本課程除了進行理論課的教學之外，還有實踐教學環節。為《網絡新聞學原理與應用》、《新聞網頁設計與制作》等后續相關課程打好基礎，為將來在新媒體傳播領域中工作奠定基礎。

（二）《新媒體概論》課程建設的指導思想

《新媒體概論》課程建設以提高教學質量、優化教學效果、增強學習興趣、改善教學環境、促進學科發展為指導思想和根本出發點。在加強師資隊伍建設基礎之上，加強課程內容建設，爭取把惠州學院《新媒體概論》課程建設成為廣東省級精品資源共享課程。

二、《新媒體概論》課程建設的具體內容

為了全面提高課程教學質量，惠州學院的《新媒體概論》課程建設主要從教師隊伍、課程內容、教學方法與教學手段和學習環境等方面展開。

（一）教師隊伍建設。國家級精品資源共享課程應該由學術造詣深厚、教學經驗豐富、教學特色鮮明、具有高級專業技術職稱的教師主持建設，教學團隊應結構合理。惠州學院《新媒體概論》課程的教學隊伍由5人組成，其中教授2名，高級記者1名，副教授1名，講師1名，學歷均在碩士以上，年齡在35歲至45歲之間，且都是從事新聞傳播學教學與科研的一線專業教師，是一支具備較高學術水平和教學水平，符合教學要求的教學團隊。在課程建設過程中，惠州學院制訂了課程團隊發展規劃、青年教師結對培養計劃、人才引進與培養計劃等，優化了課程團隊。

1.引進高層次、高水平人才，優化教學團隊。惠州學院建立高級人才引進機制。在課程建設過程中，引進一名具有碩士學位的教授擔任課程負責人。課題負責人近十多年從事新媒體與網絡新聞學教學與科研。擔任《新媒體概論》、《傳播學》、《網絡新聞學原理與應用》、《新聞網頁設計與制作》等課程的教學，主持2013廣東省高等學校人才引進項目《突發公共事件中的微博輿論研究》。還引進一名具有博士學位的傳播學教授擔任課程第一主講，該主講教師擔任省級精品課程《傳播學》的負責人，主持廣東省高等學校人才引進項目《網絡非理性輿論的社會風險研究》，對新媒體課程教學有豐富的經驗。

2.促進青年教師博士化。在課程建設過程中，一名主講教師在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攻讀新聞學博士學位，選修了與《新媒體概論》密切相關的課程。該主講教師2011年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項目《網絡公共領域的理論與實踐研究》、2012年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國家—社會關系視角下網絡公共事件的輿論引導與治理研究》等都是關于新媒體的研究。通過教學結合、教研結合，深化教學內容，提高教學水平。

3.鼓勵教師參加學習交流和學術考察。課程主講教師先后參加過中國新聞傳播學年會、中國網絡傳播年會等學術會議，了解學科、專業的發展趨勢，與新媒體、網絡新聞學等課程教師探討交流教學經驗。教學團隊反復研究中國傳媒大學、人民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等多所高校新媒體與網絡新聞傳播專業課程的教學體系，完善《新媒體概論》課程體系設置。

（二）教學內容建設

1.更新課程體系，增加實踐環節。惠州學院通過對國內外院校相關課程的比較分析，結合本校的教學情況，按照整體優化課程體系、有利于學習者能力培養的原則，增設了一系列增強學習者實際操作能力的課程教學環節。改革前的課程總學時為36學時，沒有實踐教學環節。改革后增加了12個實踐教學學時，總學時為42學時（見表1）。

2.調整優化課程內容，保證教學效果。關注最前沿的新媒體動態，使教學內容緊跟學科發展的前沿，保證學習者能及時獲得最新、最有用的新媒體知識和技能，是《新媒體概論》教學改革的目標之一。首先，惠州學院調整了教學大綱，在原有內容的基礎上增加了“視頻網站”、“社會化媒體”、“手機之外的移動信息傳播”等內容。其次，主講教師通過參加學術會議，把新媒體發展最新成果及行業發展動態與趨勢，整理、歸納、整合為教學資源，提高課程的科學性。通過改革，《新媒體概論》的教學內容具有清晰的邏輯性、系統性，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同時還具有豐富的知識點和信息量，在教學過程中，取得了良好效果，深受學習者歡迎。

（三）教學方法與手段建設

1.“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理念，提高學習者的學習興趣。本課程經過近五年的建設，教學方法已從最早的老師單向授課模式，變為教師授課、學習者討論、個人和小組報告、師生互動、社會調查等多種形式有機結合的多元化模式，成功地將過去“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方式轉變成“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方式，極大地提高了學 習者學習的熱情和興趣，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因材施教的教育教學理念。

2.“案例工作坊”的教學模式，強化實踐能力。《新媒體概論》課程在教學改革中引入“案例工作坊”教學模式，該教學模式是以主講人為核心，15名左右的成員組成的小團體。結合市場需求與行業發展，主講教師把傳播學的基本理論知識與各種新媒體實際應用范例結合起來，讓學習者圍繞某個話題、案例進行討論或實踐操作，引導學習者對問題實質進行思考，培養他們的創新意識、探索精神與動手能力。由于該教學模式強調面對面交流、參與者的互動學習以及實踐操作，所以，學習者可以獲得更多通過普通講課無法獲得的思考和成長體驗，可以把課堂上的體驗內化成專業素養和行為態度。課程組在教學實踐中發現，大部分學習者在“案例工作坊”教學過程中積極性很高，并認為自己從中獲得了很大的收獲。

3.使用現代化教學手段，優化教學效果。在教學中積極使用現代化教學手段，開發完善了多種網絡資源和PowerPoint的演示教材，充分利用教學互動平臺進行師生的互動。值得一提的是，《新媒體概論》課程利用魔燈教學平臺，建立了具有多媒體特性的網絡課堂，開展網絡教學。利用魔燈教學平臺提供的論壇、測驗、資源、投票、問卷調查、作業、聊天室、Blog和Wiki等豐富的課程活動，在教學過程中開展在線自主學習、在線作業、在線答疑、在線自測/考試、在線實時交流等教學活動。使教學理念從傳統的教案設計向課程設計轉型，內容設計向“資源+活動”設計轉型，教學方法從傳統的傳授型向傳授型、研究型、社區型相結合的多樣化的教與學方式轉型。比如主講教師和學習者可以通過新媒體網絡課堂的課程管理中的資源上傳、 下載教學資源， 以達到教師與教師、學習者與教師、學習者與學習者多方位資源共享的目的。再比如，通過新媒體概論的論壇或博客，學習者可以在線提問，教師可以在線答疑，在虛擬的網絡空間，突破空間的阻隔進行實時的同步交流，也可以自由選擇不同的時間進行異步交流。

（四）教學條件建設

1.教材的使用與建設。本課程早期采用中科院新媒體研究專家閔大洪研究員編寫的《數字媒體概要》作為教材，該教材在編寫中強調學理性、實用性、工具性、前沿性、延展性、交互性的統一。但是，隨著新媒體日新月異的發展，該教材部分內容難免過時。目前，該課程使用本課程主持人周海英教授著《數字新媒體論》（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出版）作為課程的主教材，并選用了如下書籍作為參考教材（見表2）：

2.課程相關資料建設。課程組成員密切跟蹤，及時購買與本課程相關的國內外最新出版的圖書、資料，并向學生推薦閱讀。比如《網絡社會的崛起》（紐曼爾卡斯特著，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網眾傳播—— 一種關于數字媒體、網絡化用戶和中國社會的新范式》（何威著，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微博—— 一種新傳播形態的考察影響力模型和社會性應用》（喻國明、歐亞、張佰明、王斌著，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新媒體概論》（宮承波著，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7年出版）等研究新媒體的著作。本課程組還收集了大量文獻資料，目前已有國內外新媒體傳播類圖書約100多種，與本學科相關期刊論文數百篇，光盤數據庫文獻資料也非常豐富。

課程團隊積極引導學生充分利用網絡資源，跟蹤和吸收國內外有關本課程研究的最新成果。如教會學生熟練使用中國學術期刊網、中國碩博士論文庫、傳媒學術網、傳播學論壇、中華傳媒網、美國哥倫比亞新聞評論網等，增強了學生自主獲取學術信息的能力。

3.網絡教學環境建設。教學改革重點之一是學習環境的改革。當前，課程學習環境的改革主要體現為學習者自主學習和終身學習環境的建設。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課程團隊在惠州學院的網絡教學平臺上搭建了《新媒體概論》的課程網站。在課程網站中，根據《新媒體概論》的教學定位、教學內容，建設了課程介紹、教學大綱、師資隊伍、教學日志、電子教材、教學課件、練習與習題、參考資料目錄和教學錄像等基本資源，并且隨著教學活動的開展進行及時的更新。在基本資源的建設中力求涵蓋新媒體相應領域的基本知識、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系統介紹《新媒體概論》的相關知識，既實用又易用，能共享，為《新媒體概論》的教與學提供平臺。

除了建設《新媒體概論》課程的基本資源之外，還建立了課程的立體化拓展資源。拓展資源包括：圖書資源庫、多媒體素材庫、視頻講座庫、案例庫等。在多媒體素材庫中收集了中華傳媒網、人民網傳媒頻道、新浪傳媒、紫金網、中國新聞學評論等傳媒學術網和傳媒體資訊網，每一個條目設有網站名稱、網站截圖、網站鏈接、網站介紹。學習者可以通過這些網站了解傳媒體資訊、學術動態以及前沿的學術觀點，豐富自己的傳媒知識。視頻講座庫收集了新媒體領域的專家學者的學術報告共20場，便于學習者領略傳媒領域專家學者的風采，了解傳媒熱點話題。圖書資源庫收集了40多本傳媒書籍，每一條目設有書名、網絡購書鏈接、內容簡介、內容目錄、作者介紹等關鍵信息，為學習者拓展知識面提供參考。

三、課程建設成效

從2008年以來，惠州學院在廣播電視學專業開設了《新媒體概論》課程。經過五年的探索，課程建設取得了一些成效：明確了課程定位，完善了教學體系，改進了教學方法，改善了學習環境，培養了一支教學水平較高的師資隊伍。2012年5月在“提高高等教育質量、深化教學改革與創新人才培養模式”系列專題研討會上，惠州學院的《新媒體概論》課程獲同行專家、學校、學習者、社會等方面的高度贊譽，提交的教學改革論文《新媒體課程建設的探索與實踐》被評為優秀論文。2012年《新媒體概論》被評為院級重點課程，2013年被評為精品資源共享課程，被學院推薦為廣東省精品資源共享課程。

課程建設是一個長期的系統工程，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教學機構、教學團隊、學習者堅持不懈、共同努力，才能造就真正的優秀學習者以及惠及相關的教師和社會人士，從而提高高校的教學質量和教學水平。

[ 參 考 文 獻 ]

[1] 教育部關于啟動高 等學校教學質量與教學改革工程精品課程建設工作的通知[Z].教高[2003]1號.

[2] 教育部關于國家精品資源共享課建設工作實施辦法[Z].教高[2012]2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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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變遷與融合之道

對當今新聞傳播教育所處時代和媒介化社會的解讀是與會院長發言的普遍起點。外部世界的變遷,特別是媒介融合背景下新聞業的“危”與“機”,傳統新聞傳播教育的困境,成為新聞傳播教育者必需直面的問題。而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國家與地區的教育者所面臨的困境既有共同性又有地方性。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宋超在演講中提出,當代中國社會以及媒介生態的深刻轉型向今天的新聞傳播教育提出了空前挑戰,他提出了四個“融合”加以應對:傳承與創新的融合,本土與世界的融合,通識與專業的融合,教與學的融合。長期分管教學的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常務副院長倪寧認為,經過多年討論,中國新聞學院院長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共識,即打好基礎平臺。在新技術媒介融合的態勢下,新聞教育應在知識融合和技能融合方面加強培養。中國傳媒大學副校長胡正榮則強調了“特色化”的新聞傳播教育需要注意的關鍵點。

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院長Dean Mills在題為《新聞業與新聞教育中的失望與希望》的主題發言中首先檢視了美國的情況,認為從今天美國的一些報道來看,現在既是新聞學歷史上最糟糕的時刻,也是新聞界最糟糕的時刻,其表現是以報業為代表的傳統媒體大幅削減崗位,新一代的受眾逐漸拋棄傳統媒體轉而投向互聯網的懷抱。“就業”成為很多人對新聞學的擔憂。他駁斥了“新聞業已死”的論斷,認為教育者要開發創新性的課程,要有更多的教材,不僅更好地服務于新聞學生,也讓市民成為更好的新聞業消費者。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媒介系主任Charlie H. Beckett在《網絡媒體下的新聞教育》的主題發言中認為,我們處于新聞業歷史上一個至關重要的時刻,首先有必要把新聞的生產和它的傳播分開來看。新興新聞業有兩大特色:一是公眾參與(public participation);二是“連接性”(connectivity)。網狀的新型媒體結構改變媒體的消費和制作,而且影響深遠。就歐美的情況而言,目前媒體的改變不僅是內容的改變,也是商業模式的改變,同時也是在公眾領域,新聞從業狀態的一種改變。所有的公司,所有的組織,他們很多公眾職能都變成了媒體公司。我們新一輪教育是要不斷地挑戰新聞業者所扮演的角色、他們的價值以及新媒體的本質。

東京大學情報學環學環長石田英敬回應了新聞和傳播研究的四個課題。第一,21世紀是一個新的百科全書時代,要構架出新的百科全書式的組織,匯集多種不同的知識,建立一種跨學科的百科全書研究網絡。第二,面對技術革新,尤其是通信技術的發展,要與技術專家積極合作,應對技術革新的挑戰。第三,對于大學以及知識與社會關系的重新定義,與各類機構合作,他認為新聞和媒體研究是社會的一個接點或者說是“契合點”,現有大學與社會存在一定的脫節,而在媒介化社會下,大學與社會的融合成為一種需要。第四,在全球化視野中亞洲新世紀已經到來,教育要用國際化的視野積極進行教育交流。

臺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院長鐘蔚文在主題發言《尋找未來的傳播教育》中認為,我們可能正面臨著古登堡革命之后400年來的最大挑戰,進入了后Google時代。對臺灣新聞教育而言,不僅有來自全球化、媒體匯流的挑戰,還有來自商業化的挑戰。他認為我們今天傳播教育者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將資訊轉化為解決實際問題的知識。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蘇鑰機把媒介化社會背景下新聞傳播教育多年討論的最基本問題總結為三對概念:教學與研究、理論與實務、新聞與非新聞。從“面向”而非“矛盾”的視角去理解這三對概念更有助于我們擺脫當前新聞教育的困境。他還構筑了一個由三對概念構成雷達圖,并給出了橫向(院校間)和縱向(歷時)比照的標準和建議。他認為各院校應該根據規模、需要、歷史傳統等建立平衡和協調的標準。

二、技術爭議與專業本質

“技術”是眾多與會代表關心的問題,同時也集中了較多的討論。莫斯科國立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Evgeny Zaytsev認為要把新技術當成工具而不是被其控制,好奇心和知識才是新聞教育的兩翼。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范以錦認為理念比技能的培育更費功夫,技能要貫穿于理念之下。上海大學影視學院副院長戴元光等認為,把學習現代技術作為新聞教育的主要任務是應當受質疑的,過分的技術化取向對新聞教育是一種傷害。持同樣觀點的還有香港珠海學院新聞傳播系主任皇甫河旺、香港電臺訓練及發展總監張圭陽等。張圭陽認為,這種迎合市場即時需求的教育實踐被證明存在極大問題,畢業生們越來越擅長于播報即時短信息,而在分析性報道和深度報道方面頗為欠缺,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成為值得思考的問題。

臺灣傳播管理研究協會理事長楊志弘對媒介融合做了細致深入的介紹,他認為面臨數字科技的這場革命,新聞傳播學科首先要思考這場產業變革的本質,分析行業的關鍵技能何在,不能僅僅停留在擔心的層面。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院長嚴三九做了《上海市新媒體專業人才培養情況調查》的報告,他認為不能泛泛而談新媒體與新技術,提供有說服力的事實可能更有利于問題解決。在他看來,技術是一種應該具有的基本素質。

對新聞傳播學學科“專業”的討論是本次論壇的另一個熱點。對專業性的挑戰來自各個方面,既有與其他學科的比較,又有來自新媒介生態下諸如“公民記者”的挑戰。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副院長吳飛以重新審視新聞學教育的合法性為起點,對新聞教育的“專業性”何在進行了思考。他認為新聞是一個非常廣泛的領域而不是一個專門的知識領域,新聞實踐所處理的是變化無常的復雜世界,沒有任何一種專業體系能提供一種完整的理論知識及支持這種視角的理論分析。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新聞學的專業程度又嚴重不足,與其他專業相比,新聞專業的人才缺乏專業獨有的精神氣質。

威斯敏斯特大學中國傳媒中心主任Hugo de Burgh討論了數字化時代新聞業所面臨的一個悖論:既然人人都可以是記者,那么專業的記者和采編機構還有沒有存在的必要性?他認為:數字化時代不僅需要新聞教育,而且需要一種與傳統新聞學截然不同的,能夠將研究和傳播技術同知識與對公共世界的認識結合起來的新型新聞教育,這將為許多職業提供堅實的基礎。在他看來,新聞學比其他學科更適合作為一種基礎教育,新聞學是屬于21世紀的學問。南加州大學安尼伯格傳播學院院長Ernest J.Wilson III在他的主題發言中也強調了向本學科外推廣新聞傳播教育的必要性,認為所有的學生都應該有一些必要的新聞學常識。

美國富樂敦加州州立大學傳播學院院長Rick Pullen和Jeffrey Brody教授回顧了美國新聞專業教育的發源正是在煽情主義泛濫的年代,作為這場黃色新聞的教訓,新聞學專業創立出專業化的課程計劃。準確性不夠和煽情主義是當時的一個很大困擾,而今天這些問題依然存在并威脅著新聞專業主義的生存發展。同時,現在“專業”與“非專業”的壁壘在技術提供的可能性之下岌岌可危,很多博主跳出來聲稱自己是記者,他們沒有經過專業訓練,不可能增加內容的附加值。在這種背景下,他們認為新聞學更適應于作為一種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加以推廣,培養新一代的公民記者,以負責任的傳統新聞價值理念培養更多的公民記者、更多優秀的博主。

同樣面對公民記者的挑戰,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新聞暨傳播學院院長葉明德認為與公民記者相比,新聞學院培養的記者更要著重于:第一,要更熟悉數字技術,成為更好的“講故事的人”;第二,要有觀點,有立場,大多數人要的是有意義的信息,只有這樣才能與成千上萬的網民競爭;第三,要重新界定媒體的公共性,在培養人才時要格外注意這一點,否則對社會文明的提高沒有幫助。

三、培養層次與教育創新

正如本次論壇中多位院長指出的,中國的新聞傳播學自從被定為一級學科,已經建立起多層次的培養體系。在體系日趨健全的背后揮之不去的是各層次到底培養什么樣人才的疑問。

深圳大學傳播學院院長吳予敏介紹了深圳大學實踐教學理念變革和實踐教學體系創新所取得的一些經驗,在廣告學專業實行實戰性畢業設計代替本科畢業論文的做法取得了較好的效果,這一做法搭建起從大學到業界的過渡橋梁。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蔣曉麗對新聞教育和傳播教育進行了區分,并針對網絡熱炒的四川大學擬取消本科畢業論文的事情進行了澄清說明。其本意并不是要取消畢業論文,而是想給畢業論文找出多種方式。她認為以往的畢業論文形式已經不大適應業界對新聞學科的需要。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徐泓在《新聞與傳播碩士專業學位培養方案研究》中談到在研究生層面計劃從明年開始實行“3+2”模式,面向除新聞與傳播學院之外全部的文理科院系,三年本科加上兩年新聞傳播碩士,從本科碩士跨學科的交叉來培養復合型的人才。中國傳媒大學電視與新聞學院院長高曉紅則對高層次應用型國際新聞傳播專門人才培養提出了她的觀點。自2009年起,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復旦大學5所高校,試點培養國際新聞傳播碩士研究生。這一舉措是當前加強國際新聞傳播后備人才培養的重要步驟。

日本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政治學研究科主任瀨川至朗介紹了日本在2008年才設立第一個新聞學碩士學位的背景。地處東京的早稻田大學創建于1882年,它以培養記者而聲名卓著,但一直沒有設置新聞學的系統課程。此前的日本新聞界一直堅持在崗培訓(OJT,on-the-job training)的人才培養方式,新進人員像白紙一樣直接被各個媒體涂上自己的“顏色”,已經帶有“顏色”的記者并不受媒體的歡迎。而2008年早稻田大學政治學研究生院開始設立新聞學碩士學位,這也是日本第一個新聞學研究生院。這一轉變與大眾媒體自身不斷變化有關:24小時新聞播報使時限更為緊迫,記者們不再能從容地書寫故事,也不再有時間來訓練新手。另一方面,媒介生態環境的變化也讓人沮喪,媒體間的混戰、媒介入侵私人空間和錯誤報道導致一般民眾對大眾傳媒失去了信心。就在此時,新來者憑借對新聞業使命的認知、對法律知識的熟識,及實踐經驗為新聞界帶了一股新風。

悉尼大學媒介與傳播系主任Steven Maras對博士層面的教育提出思考。他首先對英國和澳大利亞關于專業博士學位(PD, Professional Doctorates)、專業實踐型博士(Practice Based PhDs)及傳統的博士學位(PhD, Philosophy Doctorates)的討論進行了介紹,并集中介紹了國外對前兩者的爭議。與傳統的以學術研究為旨趣的博士學位(PhD)不同,專業博士學位(PD)的誕生較晚,在英國誕生于20世紀80年代,它是以市場為驅動滿足于特定領域的需要,如工程博士、教育學博士等。PD與PhD的區分較為明顯。而專業實踐型博士的出現則是近十年的事,主要針對與藝術、創意等相關專業,它的出現引起了很大的爭議。關于這類專業實踐型博士的討論集中了五種類型的話語:隔離主義的(Segregationist);PhD學位的墮落(Degradation of the PhD);包含主義的(Inclusive);(后)殖民主義的(Post-colonial);矯正或重整學術的(Disabusing/Reclaiming the Scholarly)。Steven Maras認同第五種話語,認為專業實踐型博士的出現是一個反思學術何為的契機,也是反思大學傳統的契機。

本次論壇中多位來自英美的院長都強調了新的教育中要包含創新性與企業家精神(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弗吉尼亞聯邦大學大眾傳播學院主任Judy Turk認為大眾傳媒生態的變化將帶來大量的外包業務,催生出個人工作者的職業模式,誕生不為任何一個雇主而為多個客戶工作的技巧嫻熟的自由職業工作者。這就意味著新聞傳播教育者要主動探討出新的教育培養模式,為新的現實環境、新的職業市場和新的職業途徑做準備。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更加強調新聞傳播基本的價值,但也要更加強調創新性與企業家精神。畢業生們不僅把自己描述成一個求職者,更要把自己當成一個獨立的策劃人,為一個企業問題提供創新性的解決方案,成為跨媒介和產業平臺的獨立工作者。

繼續教育和培訓成為新聞教育的新領域。新加坡傳媒學院副院長Jackson Yip以新加坡的個案為例,介紹了《創意產業能力培養體系和碩士計劃》。Jackson Yip認為如今的媒體和創意產業正發生著結構調整,為就業準備的傳統教育框架再也不能滿足傳媒業的需求,迫切需要一套具有靈活性的全新的創意產業能力培養體系與解決方案來滿足不斷演變的技術發展。而整合多種資源的繼續教育和培訓則幫助媒體與創意人士的實踐工作更專業化。

篇(7)

關鍵詞:新聞教育;改革;現實選擇

近幾年國內關于高校新聞教育改革的討論，其實質是在探尋新聞教育如何適應社會發展需要，培養符合媒體和社會需要的新、聞傳播人才這一新聞教育的本質問題。目前，在我國新聞傳播教育中存在的問題的確很多，既有宏觀層面的體制性問題、學科內在矛盾問題、教育學術化導向問題，也有微觀層面的課程體系問題、師資隊伍問題、實踐教學問題，教學方法問題等。當前的討論圍繞宏觀層面問題的居多，如招生規模、辦學體制、新聞學和傳播學的關系等，而對微觀層面問題關注的較少。這樣做的結果就是新聞學教育改革的大方向基本明確了，但新聞學教育改革的小方向依然不清，改革路線不具備現實性，改革內容不具有操作性，改革沒有近期目標。教育改革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個實踐問題。因此，本文試圖從微觀層面探析我國新聞學本科教育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并就改革新聞學實踐教學體系的重要一環——畢業論文(設計)提出基本構想和改革方法。

一、人才培養目標：教育靈魂的迷失

人才培養是教育的首要目標。從人才培養的角度審視新聞教育中存在的種種問題，或許能夠讓我們更加深刻的看到我國新聞教育的迷失和困境。

1對人才培養目標的內涵認識模糊。

國內高校對新聞學教育人才培養目標認識模糊由來已久。教育的第一要務是培養人才。確立明確的人才培養目標是學校教學工作的出發點。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卻成為掣肘新聞教育改革的關鍵。新聞教育的人才培養目標是什么?一個簡潔明了的答案是：培養合格的新聞工作者。可是翻開國內高校新聞學專業人才培養方案看，很少有高校能夠明確提出是為新聞媒體培養一線的記者、編輯的。新聞工作者這一稱謂往往被“新聞從業人員”、“新聞傳播人才”、“應用型人才”、“復合型人才”取代。這里反映出的問題不是簡單的概念變換，而是新聞學教育自身定位的基本問題。

現代新聞學教育自誕生以來，一直把培養職業記者作為自己的唯一目標。不同時期爭論的主要問題是培養什么樣的記者，如何使學校培養出來的記者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包括在當今美國對新聞學教育的爭論，依然是圍繞培養“專家型記者”還是培養“融合型記者”展開。無論怎樣改革，培養職業記者的目標沒有改變。反觀國內，新聞學教育在人才培養目標上語焉不詳、籠統模糊，方向迷失。這與沒有認清新聞學教育和傳播學教育的聯系有關。恰恰由于這種對新聞學教育_和傳播學教育相勾連的認識誤區，導致新聞學教育發展中出現了“培養記者編輯的新聞教育被培養非記者編輯的新聞教育和傳播學取代”的局面。在當下學界對新聞學和傳播學的界限差異都沒有理出頭緒的前提下，盲目用傳播取代新聞是弊大于利的，用籠統的傳播人才完全代替新聞人才也是不可取的。這樣做的后果就是社會、業界和學生都怨聲裁道。

2課程體系與人才培養目標有著較大的差距

如果就本科層次的新聞學教育而言，不管是研究性大學的新聞院系，還是教學型大學的新聞院系，其人才培養目標應當是一致的，那就是培養合格的抑或是優秀的新聞工作者。其差別可以是應用型人才和復合型人才的區別等。依托人才培養目標建立起來的課程體系必然是能夠培養出高質量的人才的。在代表美國最高水平的新聞院系里，密蘇里新聞學院本科教育中“只有25％的課程是新聞、專業課程，75％是其他課程，包括歷史、政治學、科學等等”，南加利福尼亞大學“新聞專業的128個學分中，新聞學課程最多只占44個學分，剩余的80多個學分中，65個學分必須修完人文、社科、自然科學和藝術課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教育的特點是“課程設置完全以新聞業務為核心，正如他們自己宣稱的不講理論，只講實踐。”

反觀國內高校新聞專業的課程設置基本上是“一個在新聞言新聞的、相對自我封閉、自我運作的課程構架”，即使像人大、復旦這樣一流的新聞學院里，依然是過度強化新聞類課程，新聞類課程占60％左右。通識教育中除掉政治類的兩課、外語、體育、計算機外，真正屬于文、史、哲、藝術類的課程鳳毛麟角。新聞類課程中又以理論講授為主，最優秀的教師不是講授實務型課程的，而是講授理論的。課程設計多年一貫制，沒有課程更新，課程建設跟不上時展的步伐，新課程中講授概論的多，講授實務的少。所以，媒體人士反映“很多新聞學院設置了各種課程，但這些課程培養的人90％不實用”。課程體系的種種缺陷不足以支持人才培養目標的實現。而要對現有的的課程體系進行傷筋動骨的梳理和調整，恐怕又會遇到許多現實的阻礙，比如一些地方高校在設置課程體系中，不分學科、專業，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建立全校所有專業的大一統的通識教育課程，各個專業很難依據專業特點進行合理的課程安排；再如新聞學專業教師自身對新聞類課程難以割舍，既不愿面對無課可帶的局面，也不愿讓把自家“山頭”拱手相讓他人等。這些都導致課程體系的改革大多停留在研討階段，付諸實施者少之又少。

3實踐教學脫離實踐，人才培養紙上談兵

“中國新聞教育重視實踐卻脫離實踐”，“是學界和業界比較公認的新聞教育的核心問題。”一方面，高校新聞院系的人才培養方案中都有系統、嚴密的實踐教學體系，不可謂不重視實踐教學；另一方面，實踐教學在執行過程中卻走了樣，達不到人才培養的目標。比如一些高校實施的小實習(學年實習)、大實習(畢業實習)方案，盡管在教學時間上保證了學生要有足夠多的時間到媒體實習。但是這些實習的質量究竟如何?是否能夠達到實習的目標和任務?恐怕新聞院校的管理者和教師心里都沒底。這是因為在現階段，媒體在市場化、企業化過程中，不愿承擔高校學生的實習任務，多數高校實施的，各種實習都是依靠教師私人關系聯系的，難以從制度上確保實習的規范化；媒體的指導教師也不愿承擔指導實習生的義務和責任，如有的實習生在媒體實習過程中發生了人生意外事故，或采寫稿件出了問題，而給媒體和記者本人帶來了麻煩。更主要的是高校在這些實習過程中，高職稱高水平的教師忙于科研，不屑于指導學生實習，這些實習的任務往往由年輕教師或輔導員擔當，實習效果自然可想而知。再如，高校新聞專業的實驗室教學、業務課程教學中，教師只滿足于課內教學任務的完成，疏于指導學生在實驗室開放、第二課堂中的實踐。這和美國新聞院校“希望教師能夠非常努力的工作，花很多時間同學生見面交流，閱讀而且一行一行地修改他們的作品。教師是否會專心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這才是最重要的”，“新聞學院對教師的要求也很特別，教師每周都要給學生改很多作業，改作業花的時間往往是上課時問的若干倍”的教育理念和教學行為相比有較大的差距。

此外，我國新聞教育的一些好的傳統也被丟棄，如教師高校和新聞媒體之間的有序流動等等。導致實踐教學的邊緣化和非中心化的原因很多，既有體制的客觀原因，也要人事人力的主觀原因。究其根本原因，這與目前國內普遍流行的以學科建設和科研導向的人事評價制度有直接的關系，教師普遍埋頭于科研學術工作，缺乏教學創新的動力和積極性。一所以，無論從何方面看，只要高校現行的唯科研學術是瞻的體制不變革，重視實踐教學就永遠是侈談，搭建校園一體化新聞實踐平臺也只具有形式的意義。

4學術型的師資隊伍難以適應人才培養的要求

目前，中國高等教育在急功近利的目標驅動下，各個高校人事選拔制度的門檻普遍提高，非博士者無法進入高校的師資隊列中。儼然，高等教育打造的是一支學術型的師資隊伍。針對這種現象，新聞教育界早有有識之士對此提出批評：“在我國很多高校中流行的招聘教師必須要有博士學位的‘一刀切’的選拔標準和只以純學術成果評價教師水平的管理思路，其實并不利于新聞業務課程的教學改革。”。這是因為：學術型教師的辛要精力在“學術文章”上，不愿在教學上面花費時間精力，不愿把很多時間花在一字一句批改學生寫作的報道文章上，也不愿把大量時間花在對學生的各種實踐活動的指導上；學術型教師沒有媒體實踐經驗，就像沒有上過戰場的軍事教官在指導學員如何打仗一樣，這樣如何能培養出高質量的新聞工作者，從國際新聞學教育發展趨勢看，建立一支由“實務型教師”和“學術型教師”組成的融合編隊是符合人才培養目標的要求的。這種既有學術高度又有專業高度的師資隊伍，能夠充分滿足學生對“學”和“術”等各類知識的需要，能夠擔當起培養富有深厚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富于崇高職業理想、掌握各種媒體技術能力的新聞工作者的重任。

但是，限于國內高校不具有辦學自、院系沒有人事權、從媒體到高校的人事流動渠道不暢等各種因素，充實部分優秀的“實務型”媒體人士到高校的師資隊伍中來還只能是一種設想。即使這些“實務型教師”被聘請進來，如果相關的教師評價機制不發生改變，這些“實務型教師”也會無法立足、會被早早淘汰出局。

總之，只要中國高等教育中存在的體制性因素不發生根本的變革，新聞教育要想在微觀層面上的師資隊伍建設、課程體系改革、突出實踐教學等方面有所創新和變革，來保證人才培養目標的實現，都是不切實際的理想和空談。當然，這些問題在不遠的將來或許會有所改變，但在短時間內不會發生根本性變革。

二、現實選擇：以改革畢業論文(設計)為突破口

通過以上對新聞學教育微觀層面問題的盤點。我們看到新聞學基本教育教學工作中存在的各種難以克服的因素，似乎新聞學教育改革進入了死胡同。其實不盡然。從表面上看，新聞學教育的改革遇到的宏觀和微觀上的種種問題，矛盾處處存在，改革的掣肘和障礙重重。但是，新聞教育改革的現實性選擇完全掌握在新聞院校的管理者和廣大教師手里。只要我們有勇氣面對現實，承認不足，積極創新，完全可以做新聞教育改革的實踐者，從局部的微觀層面改變新聞教育中存在的硬傷和漏洞。新聞教育改革有不少現實的路徑(如教學方法的改革)，其中最先改革的應當是作為高校教學實踐重要一環的畢業論文(設計)。

1以畢業設計(新聞作品)取代畢業論文

畢業論文長期以來都被視為考察學生實踐能力的重要環節。但是在新聞學等同于一般人文社會科學的背景下，新聞學專業的學生卻要以寫學術論文的這種方式來結束其職業訓練，似乎有些滑稽。畢業論文美其名曰是考察學生的科學研究能力，檢驗學生大學四年的學習成效。但是這種考察的方式卻背離了新聞學的人才培養目標。一新聞學教育教學的人才培養目標，不管是應用型人才，還是復合型人才，他們都是新聞工作者。當然，如果一些大學認為其新聞學人才培養目標是學術型人才則另當別論。我們衡量一個合格的新聞工作者的標準是什么?顯然不會是新聞工作者學術研究的能力和水平，而是作為新聞工作者的職業理想、人文精神和職業能力。既然如此，新聞學教育為什么會把畢業論文作為考察學生學習成效的最后一道關口呢?這個悖論卻長期存在于新聞教育之中。恐怕這筆賬就不能賴在教育體制上面了。我想，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我們教育工作者的新聞教育思想和教學理念出了問題。

用新聞作品取代畢業論文在國際上已經成為新聞教育界常規的做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出的《新聞學院課程模板》中就要求新聞專業的碩士畢業生可以用新聞作品替代畢業論文。新聞學作為應用性很強的專業以畢業設計(新聞作品)取代學術論文符合專業發展的基本邏輯和人才培養的目標要求。新聞學專業畢業的學生走出校門進入媒體，就應該能夠勝任媒體的實際工作需要，是一個標準的記者編輯。媒體檢驗其是否合格，主要看其是否能夠擔當起各種新聞采寫任務，是否能夠熟練運用各種新聞報道的技術手段完成新聞作品。表面上看，這是對學生是否掌握新聞工作所需要的“術”的檢驗，實質也包括了對學生是否有“學”的檢驗。一個合格的甚至是優秀的新聞作品包含了“學”和“術”兩個方面的水準。因此，是否能夠采寫出合格乃至優秀的新聞作品自然應該成為新聞學專業檢驗學生的標準尺度。

以往的畢業論文只是考察了學生是否有“學”，帶有一定的片面性。對于新聞學專業的學生而言，這種“學”的水平和素養，不應該通過學術論文得以表現和張揚，而應該通過他所創造的新聞作品來實現和反映。因為新聞記者的終身職責就是通過大量的新聞報道來實現自身的人生價值。大學畢業時的新聞作品就是其人生價值自我實現的起點。一個好的新聞作品往往是“學”和“術”的集合體，它滲透了記者的人生智慧、社會敏感、學養學識。“術”依托“學”而存在，“學”憑借“術”而表現。二者相互依存、相輔相成。畢業論文考察不了學生“學”和“術”結合的水平，只能看到學生掌握的“學”，看不到學生掌握的“術”。更何況，此“學”非彼“學”。學術論文考察的是學術之學，新聞作品考察的是智慧之學、人生之學。就新聞工作者的社會角色看，其擁有智慧之學、人生之學的意義要遠遠大于其擁有的學術之學。

2畢業設計(新聞作品)的評價體系

以畢業設計(新聞作品)取代畢業論文，必然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畢業設計(新聞作品)的評價指標體系。這樣才能把握好對畢業設計(新聞作品)評審的客觀性、公正性。

畢業設計(新聞作品)評價體系的核心應該是媒體的而非學院的。也就是畢業設計(新聞作品)的指導教師和評審委員會在考察學生的畢業設計(新間作品)時的標準應該是媒體的標準，而不能是學院的標準。一言以蔽之，就是看被評審的新聞作品是否達到了媒體刊播的標準和要求。這項評價原則不能說太高，也沒有超出人才培養方案中對本科學生的能力‘要求。對于新聞學專業來說，人才培養的目標就是要和社會需要、媒體需要實現“零距離”對接，新聞學專業的學生在校內是準記者，走出校門就是記者。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即將從高校畢業的新聞學專業的大學生的能力和學識都應該也必須達到媒體的要求，即使不是對優秀記者的要求，起碼也是對合格記者的要求。因此，對畢業設計(新聞作品)的評價原則不僅包括各種新聞要素，還應當包括政治要素、受眾要素、市場要素等。

對新聞作品的評價難以建立一個統一的標準。在新聞實踐中對同一個新聞作品見仁見智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對畢業設計(新聞作品)的評價不同于以往教學過程中教師對作業的評價。對畢業設計(新聞作品)的評價既要從新聞作品的基本規范著手，比如新聞真實性、新聞趣味性、新聞五要素、寫作技巧、內容完整等；還要把選題意義、內容深度、新鮮新穎、新聞時效、標題引人矚目、細節豐富、采訪過程等因素作為評價指標。

新聞因媒體的差異分為報紙新聞、電視新聞、廣播新聞。對這三種形態的畢業設計(新聞作品)要分別建立各自不同的評價體系。既要考慮不同形態，的畢業設計(新聞作品)在內容、形式、表達等方面的共同之處，還要考慮它們各自的差別。如電視新聞還要把拍攝技巧、畫面質量、編輯技巧等作為評價指標。

3指導教師在畢業設計(新聞作品)制作過程中的作用

可以預見的是，指導教師指導畢業設計(新聞作品)的工作量和責任心要遠遠大于指導畢業論文的工作量和責任心。比如，指導教師幫助學生確定畢業論文選題要比幫助學生確定畢業設計(新聞作品)選題容易的多。一般指導教師在閱讀一遍學生寫的論文后，很快就能發現指出論文中存在。的問題；而一般指導教師要反復觀看、反復閱讀后，才能發現作品的各種細節的失誤和表達缺陷。因此，不要簡單的認為指導教師指導畢業設計(新聞作品)要比指導畢業論文簡單容易。指導教師在幫助學生完成畢業設計(新聞作品)過程中，要注意抓好以下幾個問題：(1)幫助學生選好報道題材，提煉新聞主題。新聞報道的對象是整個社會，報道內容會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方方面面。學生完全是在象牙塔里完成大學學業的。盡管經歷的各種校內外實習和媒體實習，對社會生活有了一定認識，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工作經驗，但學生對社會的認知、觀察社會的角度還是不夠成熟。再加上學生本身的工作學習尚未完全融入社會生活，與社會生活總是有一定的距離。如何從社會生活中獨立的找到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