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一篇國外經濟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國外經濟論文:國外經濟的對比及啟發

一、相關文獻的綜述

從2002年開始，國內出現大量關于循環經濟的研究。現在，循環經濟不僅進入了決策層的視野，也成為國內理論界的研究重點，受到高度重視。這些研究主要是理論上的探討，實踐研究比較少，特別是專門針對循環經濟模式的研究并不多。

而已有的關于循環經濟模式的研究，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

1、把循環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

曲格平認為循環經濟是一種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以“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為原則，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經濟增長模式。

馬凱認為循環經濟是按照自然生態系統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規律重構經濟系統，使經濟系統和諧地納入到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過程中，建立起一種新形態的經濟。

以上是對一個經濟現象的內部經濟結構的系統化描述，認為循環經濟主要是區別于傳統經濟發展的模式。

2、把循環經濟在企業、區域和社會層面上的一些具體做法定義為循環經濟的模式

丁樂群等在《循環經濟的基礎理論及運行模式研究》中認為，循環經濟的發展模式有三種，即清潔生產模式、生態工業園區模式和循環經濟總體模式。

任勇等在《我國循環經濟的發展模式》一文中，主要論述了我國循環經濟探索實踐中的主要模式，包括江蘇的循環型產業和循環型社會模式、山東的“點、線、面”和“八創建活動”模式、遼寧的“3+1”循環經濟模式以及貴陽市循環經濟型生態城市建設模式等。

這些實際上只能定義為循環經濟的實現形式，只是微觀上的具體做法。

發展模式是指在宏觀層面上具有指導意義，在特定的地域和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具有特色的發展經濟的方法。本文所論述的循環經濟發展模式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發展循環經濟過程中，結合本國自身經濟發展的特點，在領域選擇、制度完善和主體實施等方面所建立起來的適合本國國情、具有本國經濟特色的發展循環經濟的方法。

二、日本、德國循環經濟的發展模式

日本和德國提出循環經濟的概念，主要是為了適應本國固體廢棄物管理戰略轉變的需要。由于日本和德國的具體國情不同，二者在推進循環經濟的發展過程中采取了不同的發展模式。

1、路徑的選擇

發達國家的后工業化或消費型社會結構帶來了大量廢棄物，逐漸成為其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主要障礙，由此以廢棄物的減量化、再利用及再循環為核心的循環經濟逐漸發展起來。但是在具體發展路徑上，日本和德國存在著差異。

日本發展循環經濟的路徑是社會—企業（家庭），以“靜脈產業”為切入點，以廢舊物資的回收和利用為重點，以循環型社會為目標。靜脈產業是日本建設循環型社會的重點，包括垃圾的收集、搬運、燃燒再資源化、填埋處理，以及再資源化到新產品的制作技術等。

德國發展循環經濟的路徑是企業—社會，消費—生產，以“綠點系統”為載體，以物質流管理為核心，重在探索區域性的循環經濟模式。綠點系統充分體現了“擴大生產者責任原則”和“污染者付費原則”，它將企業組成網絡，在需要回收的包裝物上打上綠點標記，然后由綠點公司（DSD）委托企業進行處理。

2、制度的構建

日本和德國都是以法律制度作為循環經濟發展的有力保障，通過法律制度的誘致性或強制性力量讓經濟活動當事人在比較成本和收益后，按照循環經濟的要求來調整自己的行為。但是，在制度構建的層次上，二者略有不同。

日本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比較健全，在立法體系上采取了基本法統率綜合法和專項法的模式。

德國循環經濟的法制建設走在世界的前列，在制度構建上，主要是制定具體領域的法規，對生活和生產的廢棄物進行管理。其立法體系共三個層次：法律、條例和指南。

3、實施的動力

社會力的源泉有三：一是經濟杠桿——資金；二是社會杠桿——權力，三是文化杠桿——精神。在動力機制上，日本主要依靠社會杠桿，而德國主要是利用經濟杠桿。

日本循環型社會的構建依賴于社會杠桿，主要表現為“控制和命令”的調整方式，為發展循環經濟制定了各種法規。這些法規構成了日本循環經濟發展的直接管制規范和間接調控規范，成為推動循環經濟發展的權力杠桿。

德國循環經濟的發展動力主要來自經濟杠桿。德國人把可行性論證和投入產出分析作為成功與否的標準。循環產業有市場、有利潤，有研發新產品、新技術的動力，有后續發展能力，這樣，生產企業盡量讓產品包裝簡化，使包裝材料便于回收和循環再生，而不是把綠點標志的使用費轉嫁給消費者。對經濟利益的追求使德國循環經濟的發展成為企業的自主行為。

三、我國循環經濟發展模式的構建

雖然日本和德國在發展循環經濟時采取了不同的模式，但都取得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日本成功地建設成為循環型社會，而德國在廢棄物處理上處于世界最高水平。日本和德國采取不同的循環經濟發展模式是與各自的國情密切相關的。在領域的選擇上，日本國土面積小，資源緊缺，環境污染嚴重，資源的減量化就自然成為其循環經濟的切入點和核心內容；而德國作為發達國家，在資源和能源的高效利用方面已經世界領先，擁有先進的資源綜合利用技術，因此將發展循環經濟的重點放在了廢舊資源的回收利用和開發可再生能源等方面，領域選擇的差異使得二者在制度的構建上各具特色。在動力的選擇上，日本和德國分別選擇了政府和市場作為循環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這是由二者市場經濟發達程度的不同和東西方文化背景的差異造成的。

我國發展循環經濟的現實背景與日本和德國存在相似之處，但是我國的社會文化背景以及經濟技術條件與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存在很大的差異。因此，我國在探索循環經濟發展模式的過程中，要充分借鑒日本和德國的成功經驗，同時還要結合我國的國情，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循環經濟發展模式。

1、領域的選擇

我國的技術條件比德國落后，不可能像德國一樣在廢棄物的資源化上有很大的作為。因此，我國循環經濟的發展中首先要減量化，從源頭上降低資源的使用量，減少廢棄物的產生。在具體的領域上，鑒于我國逐步進入消費型社會，并且我國制造產業發展相對滯后，我國循環經濟的發展要以廢舊家電的回收利用為重點，大力發展靜脈產業。

2、制度的構建

由于文化背景的相似性，我們可以借鑒日本的做法，先從整體上制定循環經濟的法律法規，統領循環經濟的發展，再向具體領域推進，制定專項法規。循環經濟發展的調控體系包括三個方面，即法律牽制——直接管制規范、利益驅動——間接調控規范和道德約束——自我約束規范。所以我國在循環經濟的制度構建上要健全法律法規、完善經濟政策、加強環境教育。

3、推進的動力

政府推動、市場驅動、公眾行動可以說是推動循環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三者缺一不可；而中介組織作為政府和企業、企業和公眾之間發展循環經濟的橋梁，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我國在發展循環經濟的動力上，要以政府為主導，市場為推動主體，企業和家庭為實施、責任主體，通過中介組織，聯結宏觀和微觀的主體，推動循環經濟的發展。

國外經濟論文:國外經濟危機原因及影響

自2007年初美國爆發以“次貸危機”為契機的金融與經濟危機以來，“次貸危機”發生的原因及其影響就成為理論界關注的焦點，對它的解釋更是林林總總。這些解釋各有道理，大多是“次貸”風波的直接原因，如過度的貨幣供給、寬松的貨幣監管、過高的消費率等;其中有嚴謹的理論基礎、且邏輯分析與歷史進程能夠做到一致的成果則難以見到。

實際上，如果從一個較長的時間和更廣闊的空間看，就會發現這一切都是極其自然的，是美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必然結果。這個過程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開始了二戰后的第二次長波跋涉，為應付巨大有效需求產生的巨額貨幣供給要求，美國進行了以金融創新為主要內容的金融體系重構;巨大貨幣供給推動資本收益和資產價格的不斷提高，從而將世界性的資源吸收到美國經濟體系中，正是這種長波擴張與貨幣供給的相互加強，促使美國經濟實現了20多年的繁榮，增強了美國的國際地位。但隨著長波轉換的逐漸完成，內部的有效需求動力逐漸衰竭，外部的競爭壓力則逐漸加強，以金融創新為代表的金融體系所創造的巨量貨幣供給，在資產價格的不斷上升中，就只能轉向以“次貸”為主的領域。隨著實體經濟相對萎縮及其利潤率的下降，各種以利潤為基礎的高杠桿的資產價格必然會快速下降，由此導致以金融危機為導火線的經濟危機也就不可避免。這是美國經濟運行到長波頂峰后的一種間隙性調整，也是美國經濟告別快速增長而進入一個動蕩性波動時期的標志，由此美國作為世界經濟火車頭的作用將逐漸弱化，歐洲、日本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作用則會不斷加強。但因為以“次貸危機”為借鑒的金融體系的重建會極大弱化金融創新活動，貨幣供給將進入一個低速增長時期，所以動力機制會減弱，世界經濟將進入一個至少10多年的相對低速增長時期。

一、從長波運動看美國經濟危機

1長波轉換機制

所謂長波，是指時間約為5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這種周期，是由基礎性產業或主導性產業與非主導性產業之間的非均衡性運動所引起的。在長波下降期，隨著非主導性產業的增長，原來推動長波上升的基礎性和主導性產業會出現供給短缺和技術性質滿足不了經濟發展要求的情況，同時這些產業投資回收形成的貨幣沉淀，使得非主導性產業陷入一種日益不利的境地。但這種對非主導性產業不利的宏觀經濟形勢，對基礎性產業來說卻是極其有利的。因為產品短缺產生的高價格和投入品相對過剩出現的低價格，使它們處在高收入與低成本帶來的高利潤率這種極其有利的地位，進而會誘使社會在這方面進行技術創新，以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一旦技術創新取得突破，基于基礎性和主導性產業更新和創新所進行的巨大投資，就會推動整個經濟不斷擴張。作為技術創新國來說，這種有效需求更加強大。因為它不僅要滿足國內產業及其消費對這些創新產品的需求，同時還要滿足國外市場的有效需求。在這個期間，供給不足成為整個社會的主要矛盾。正是這種巨大的有效需求成為長波上升階段的主要推動力量。在此過程中，雖然會發生因投資轉換而出現短暫的有效需求不足和因結構失衡而產生的衰退，但因有巨大和持續的有效需求推動，因此衰退的幅度較輕，時間也較短，所以該期間的朱格拉周期時間長。

當基礎性或主導性產業更新完成后，有效需求相對下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相對衰竭，但它也為非主導性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動力。因為市場經濟的投資都是矯枉過正的，當基礎性和主導性產業的投資完成后，其產品的供求關系就會發生逆轉，即會由原來的供不應求轉變為供過于求，產品價格會不斷下降，而投入品價格則會因短缺而上升，所以利潤率會在價格下降與成本上升的不利夾擊中下降。但這種對它們來說不利的局面，卻會為非主導性產業的發展提供良好的機會，因為主導產品價格的下降，會明顯降低非主導產品的成本，非主導產品利潤率會因此提高。在利潤率提高的作用下，它們會在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下進行擴張性投資。這種投資，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抵消前者投資下降產生的對宏觀經濟的抑制作用，使宏觀經濟仍然能夠保持一定的增長。這是經濟長波在到達頂點后能夠維持約10年的主要原因。

同樣，這種投資也是矯枉過正的，即會超過基礎性和主導性產業的供給，由此使它們之間的供求關系發生逆轉，因此后者的利潤率又會開始上升。然而，基礎性產業的特點，卻決定了在相當時間內它們并不會進行相應的以擴大供給為目的的投資。因為，這些產業的技術這時已顯的陳舊，舊技術上的更新或擴張難以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即使技術取得一定突破，巨大存量資本的貶值風險也會阻止新技術的有效利用，該產業的壟斷性質更是會強化這種作用。所以，盡管利潤率不斷提高，但卻不會進行大規模的投資。這時，整個宏觀經濟就會在高利潤的基礎性和主導性產業受技術和壟斷限制無法進行投資、非主導性產業在成本提高與收入減少下發生衰退的共同作用下走上衰退之路。

隨著基礎性和主導性產業技術的日益落后和供給的短缺，這方面技術創新的利益誘惑也就越大，為此會促使各方進行旨在更新原有產業或者是替代原有產業的技術創新活動的競爭，這些行業的高利潤也為此提供了必要的條件。一旦創新技術完成并趨成熟，基礎性產業的更新或替代也就開始，新的一輪長波也就出現了。

2美國的長波運動

從長波過程看，當前發生的經濟危機，不過是美國經濟在長波過程中到達高峰時的一種調整，是基礎性和主導性產業更新完成后有效需求下降的一種自然過程。

20世紀60年代末，隨著基礎性產業和非主導性產業更新的完成，美國經濟進入長期投資的回收過程。在長波機制的作用下，大量產業和資本向外轉移，整個經濟由此陷入相對衰退狀態，國際競爭力不斷下降。在內外交困的壓力下，美國進行了以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等為主導的技術創新，經歷10多年的努力，在20世紀80年代取得突破并進入大規模運用階段。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約1983年前后)開始，美國經濟進入了二戰后的又一次長波。

為完成基礎性和主導性產業的更新，美國開始了大規模的產業更新和創新投資。同時，作為技術創新國，美國的創新產業不僅要滿足本國的需要，而且還要滿足其他國家基于同樣目標的需要。巨大的需求使得美國經濟保持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長，期間還出現了歷史上持續增長時間最長的朱格拉周期，并吸收了世界上近70%以上的新增儲蓄，美國由原來最大的資本輸出國和債權國變為最大的資本輸入國和債務國，美國自然也由此成為該期間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

經過約20年的持續增長，美國以高新技術為主導的基礎性和主導性產業大致在21世紀初(具體時間約在2001年前后)基本完成新長波中的更新，由此來自這方面的需求不斷減少，經濟增長的動力開始減弱。但如上面指出的那樣，主導性產業更新完成產生的投資規模減少并不會立即導致經濟的持續衰退。這是因為基礎性和主導產業的超前發展為非主導性產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舊長波中制約它們發展的瓶頸被徹底打破，由此它們會在成本下降和社會需求增長的有利環境下進行競爭性的投資。這種投資，在一定范圍內甚至能夠抵消前者因投資下降而對宏觀經濟造成的不利影響，繼續推動宏觀經濟增長。這是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經濟仍然保持較快增長的原因。目前美國正處在這個過程的中后期。

不過，隨著非主導性產業投資的進行及其完成，尤其是隨著新技術在世界范圍內的不斷擴散，美國面臨的內外部條件會向著日益惡化的方向轉變。如在內部，隨著產業更新的逐漸完成，有效需求在不斷減少;外部i隨技術的日漸成熟和擴散，國外創新產業的競爭力不斷提高，它們會因為更低的成本而取得相對競爭優勢，因此不僅侵蝕原來由美國壟斷的海外市場，而且會反過來蠶食美國的國內市場，由此產生不斷擴大的貿易逆差。只是在金融創新活動日益深化而創造的巨大貨幣供給的慣性作用下，資產價格不斷上升，由此產生的財富效應和對海外資金的巨大吸引而得以維持一定的經濟增長，但這種情況是不能長期持續的。隨著實體經濟利潤率的下降，以其為基礎的各種資產價格會受到強力抑制。美國發生的“次貸危機”，就是因為實體經濟利潤率的下降而使得以房地產等為主的各種資產價格變化發生逆轉，許多人因此無法償還貸款的結果。

如果將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現在的整個經濟表現，與二戰后到60年代的經濟情況作一對比，就會發現兩者非常相似(高峰，2002)。上一次長波，即時間約在20世紀30年代開始到80年代初結束的這次長周期，長波的快速爬升期應該在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但由于二戰影響，這個爬升期延遲到60年代，除了1954年與1958年兩次短暫的絕對衰退外，大部分時間保持了較快的增長速度，其中在1961年2月至1969年12月，曾出現了106個月的繁榮期。如果以絕對增長率小于零為標準，那么該周期是從1958年開始到1970年結束，時間跨度為12年。進入70年代后，美國經濟開始進入長波衰退期，周期頻率加大，這個時期也就是人們熟知的“滯脹期”。經過10多年的調整，美國經濟從1983年前后開始進入以信息、生物和新材料等技術革命為主的新長波，為完成長波轉換所需的基礎性和主導性產業的更新及實現由此產生的巨大社會需求，美國經濟在20多年的時間里實現了快速增長，如除了在1991年出現短暫而輕微的衰退外，從1981年到2001年實現了穩定快速的增長，在1992年至2001年，美國出現了歷史上最長的持續120個月的繁榮期，這在整個西方世界是獨樹一幟的，由此使美國在滯脹階段衰落的地位和競爭力重新得到恢復和加強。

從美國經濟的運行狀況看，最近發生的這次經濟危機，不過是美國經濟在長波運行中到達頂點而發生轉折的一種自然過程。它表示美國經濟已經完成了在新長波中的基礎性和主導性產業的更新，并且非主導性產業在長波中的技術更新也進行了多年，因此已進人長波平穩階段的中后期。目前發生的以金融危機為先導的經濟危機，是該過程進行重大調整的一種先兆，它表示美國經濟在完成一個新的朱格拉周期后，將進入長波的衰退期，因此美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會不斷減緩。

二、貨幣供給角度下的美國經濟危機

市場經濟是貨幣經濟，這是造成危機總以貨幣或金融危機形式表現出來的主要原因。所以，市場經濟的變動要得到說明，就必須從貨幣供給角度得到證明。從某種角度看，一個社會的經濟增長和新增利潤等于貨幣供給的增長(柳欣，2003)。因此，保持貨幣供給量的較快增長，不僅能夠給資本帶來更多的利潤，而且能夠推動經濟較快增長。

1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貨幣供給機制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貨幣供給主要是內生的。這是因為，貨幣作為財富的一般代表，它的數量必然會隨著財富價值的變動而改變，這種關系在實物貨幣時代，如黃金貨幣時期是非常清楚的。在現代，雖然信用貨幣取代了實物貨幣，但貨幣供給與財富之間的關系并沒有改變。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財富與貨幣的界限是極其模糊的，其中的差異僅僅是流動性的大小。

正因為實際財富與貨幣供給之間的這種關系，所以當信用貨幣取代商品貨幣后并不改變這種關系。如當今貨幣發行主體的商業銀行，是以資產抵押來發行貨幣的，這必然使得貨幣的發行量與社會財富的變化保持較高程度的一致。這種以資產抵押為基礎的貨幣供給系統，使得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與企業和個人的資產負債表是聯系在一起的：銀行的負債，主要是來自于家庭和企業的金融資產;銀行的資產，則主要對應企業和家庭的負債;而企業和家庭負債，在資產抵押的貨幣供給關系中，對應的必然是實際的資產。這種內在聯系，使它們之間構成了一種相互制約的關系。如銀行為追求自身利益而多發行了貨幣(可以獲得更多的借貸利息差收益)。假設這些新增貨幣都以貸款的形式投放給了企業，那么就會導致企業資產負債率的提高(還會增加企業的財務成本)，同時也會提高銀行自身的資產負債率，或者說會降低銀行的(自有)資本充足率。我們知道，前者的提高，也就是銀行資產風險的放大;后者的提高，則是銀行債權人即銀行儲戶資產風險的增加。儲戶為降低風險，會從高資產負債率的銀行轉移資金;銀行為降低風險，則會從高資產負債率的企業回收資金。所以，這種關系會使市場經濟的貨幣供給保持與社會儲蓄(經濟增長)、企業資產(利潤)相適應的比例關系。如果貨幣供給的增長低于個人儲蓄和企業資產的增加，銀行的風險就會降低，在收益與風險的相互關系作用下，會促使銀行擴張信貸;如果貨幣供給的增長快于個人儲蓄與企業資產的增加，銀行的風險就會放大，在同樣的機制作用下，會促使銀行收縮信貸，因此減少貨幣供給。

然而，這里的一個矛盾是：不追加貨幣供給，就不能保證企業還本付息，企業也不可能得到凈利潤，經濟增長也就沒有可能;追加貨幣供給，則會不斷提高企業的資產負債率，放大信貸風險，最終會導致銀行體系的瓦解。這種機制，使得銀行體系總是處在擴張信貸與收縮信貸的矛盾之中。

不過，盡管有這種關系，但在市場經濟的競爭機制和資產價格的基礎上，貨幣供給仍然會出現不以人們意志決定的周期性波動。如在經濟周期的復蘇階段，隨著利潤率的提高，資產價格大幅度上升，由此明顯降低企業和個人的資產負債率，促使銀行大量增加貨幣供給。貨幣供給的增長，會進一步提高平均利潤率和資產價格，由此反過來會促進貨幣供給量的增加。所以在一定范圍內，貨幣供給、利潤率與資產價格之間具有一種相互促進和加強的機制。在這種機制及銀行之間的競爭關系下，為爭奪其中的利益，各商業銀行會競相進行擴大貨幣供給的競爭。隨著貨幣供給規模的不斷擴大，市場經濟中抑制機制的力量會不斷加強，如企業與銀行的資產負債率會不斷提高，由此放大金融風險;同時實體經濟中的利潤率會隨著宏觀經濟擴張到一定階段而下降(消費傾向會下降、凈出口會減少、財政凈支出也會下降等，由此使企業的總收入相對于總支出而下降)，由此抑制資產價格的上升。一旦利潤率開始下降以及資產價格上升的速度減緩或下降，信用風險就會顯現。這時，各銀行為避免損失進行的回籠信貸的競爭，會演變成整個行業系統的極端無理性行為。因為如上面指出的那樣，整個銀行體系要保證信貸的還本付息，就必須追加貨幣供給，如果銀行減少貨幣供給或回收信貸，那么不僅達不到預期目標，而且最終的結果一定是整個銀行體系的虧損甚至崩潰。但在競爭性的體系中，這種結果卻是不可避免的。這也就是為什么信用風險一旦發生，市場上原有的大量貨幣供給會立刻消失得無影無蹤的原因。貨幣供給一旦減少，利潤率與資產價格就會進一步下降，宏觀經濟也會因此步入衰退。這反過來會進一步減少貨幣供給。所以此時，如同擴張性相互加強一樣，它們之間的衰退也會相互加強。

2貨幣供給體系性質因經濟需要而不同

雖說市場經濟中的貨幣供給與實體經濟之間存在著一種相互制約的平衡關系，但貨幣供給體系的性質卻是由社會經濟發展對它的需要決定的，經濟發展的不同需要，對貨幣供給體系性質的要求是不同的。貨幣供給體系的性質，是指對于一個社會的貨幣供給體系(其中主要是銀行體系)，法律對它的管制是否嚴格，銀行體系是否由政府經營或由政府控制，政府是否對銀行的資金投向進行干預，是否對銀行的負債進行擔保，當銀行出現危機時是否進行援救并且承擔虧損等。銀行體系的健全程度，主要指銀行體系的制度建設是否完善，政府對銀行的監管是否嚴格，銀行的自有資本是否充足，對風險的管理是否嚴格和敏感，從而預算約束的程度是大是小等內容，其中對風險的管理是否嚴格和敏感，是銀行制度是否健全的最主要標志。

一般而論，貨幣供給體系的性質與貨幣供給量密切相關，即貨幣供給體系越不健全，貨幣供給量越多;貨幣供給體系越健全，貨幣供給量越少。因為，銀行體系不健全，為追求更大的個別利益，銀行就會突破道德風險和制度的約束而發行更多的貨幣供給;較為健全的銀行體系，由于有較嚴格的制度和道德風險約束，因此貨幣供給量會受到較大限制。所以說，貨幣供給量與銀行體系性質密切相關。由此可以看到，除非有較大規模的國外資本的輸入或輸出，一般地說，貨幣供給增長較快的社會，都是那些貨幣供給體系較不健全的國家，如我國、東南亞金融風暴發生前的東南亞各國、泡沫經濟破滅前的日本、新長波以來的美國等;而那些貨幣供給體系較為健全的社會，如泡沫經濟后的日本等，貨幣供給量則較小。

令人嘆為觀止的是，經濟體系會創造出與自身需要相一致的貨幣供給。即當經濟發展需要較多的貨幣供給時，往往會出現較不健全的貨幣供給體系;而當經濟不需要太多的貨幣供給時，則會出現更加健全的貨幣供給體系。如日本，從二戰后到泡沫經濟破滅時，由于要完成工業化和超越歐美發達國家的任務，需要較多的貨幣供給來滿足經濟的快速發展需要，因此出現了預算約束極其寬松的銀行體系;當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經濟增長缺乏有效的社會支持，從而不需要太多的貨幣供給量，它的貨幣供給體系也就趨向健全，這是日本在“次貸風波”中受沖擊影響較小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種情況說明，健全的金融體系與快速的經濟增長，是一個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兩難選擇(楊文進，2006)。健全的金融體系，雖然能夠防止經濟的大起大落，但卻會阻礙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國家競爭力的提高;較不健全的金融體系，雖然有可能促使經濟較快增長和提高國家競爭力，但卻會帶來經濟的劇烈波動，金融體系本身也會遭受周期性的繁榮與崩潰。如何協調兩者間的關系，是對人類智慧的重大考驗。市場經濟的實踐證明，人類智慧在這方面還遠沒有成熟。

3美國的長波轉換與貨幣供給體系的重新構建

上面講到，市場經濟基礎上的經濟增長，如果不能從貨幣供給方面得到說明，就不具有理論上的完整性。美國經濟的持續增長與經濟危機的發生，同樣必須從貨幣供給方面得到證明。

美國經濟進入新的長波后，需要大量的貨幣供給來滿足經濟發展需要，因此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進行了以“金融創新”為主要內容的金融體系改革。我們知道，“金融創新”的實質就是規避法律管制而創造更多貨幣供給，或者說，金融創新就是創造更多貨幣供給的行為。正是在不斷深化的金融創新活動中，大量的貨幣供給或流動性被創造出來，滿足了美國經濟長期擴張的需要，使得美國經濟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里保持了持續的增長。這種情況與西歐、日本等形成明顯對比。正是這種能夠創造更多貨幣供給的金融體系，保證了美國在與其他國家的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為美國獲取了巨大的國家利益。

貨幣供給不僅與經濟增長相聯系，而且與資本利潤相聯系;資本利潤則與資產價格密切相關，資產價格又與內生性的貨幣供給相聯系。所以，貨幣供給、經濟增長、收益增加和資產價格之間存在著相互加強的作用(反過來也存在著相互收縮的作用)。這種情況說明，只要貨幣供給體系的性質允許，經濟一旦增長，它就會內生出自身所需要的更多的貨幣供給。

較高的資產收益和快速的資產增殖，不僅會內生出更多的貨幣供給，而且會將那些資產收益較低國家的資金吸入美國，進一步強化貨幣供給的力量，同時也保證了美國資本的高收益。如在20世紀90年代，除美國外的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利潤率都處在下降階段，而美國的資本收益率卻在不斷增長(羅伯特·布倫納，2003)，由此成為吸引那些增長較慢國家資金的蓄水池。如進入長波以來，美國吸收了同期世界新增儲蓄的70%多，由此使得美國從20世紀80年代前的資本凈輸出國變為資本凈輸入國。如到2007年，美國在國外的凈資產為-24420億美元。如果沒有世界各地持續涌入的大量資本，美國經濟要保持長達20多年的持續增長是不可能的。顯然，如此巨大的資金輸入，必然會進一步推動美國經濟的擴張和資產價格的上漲，這種擴張又會帶來更多的資本輸入，從而帶來更大的貨幣供給。這種情況，可以解釋為什么貨幣供給增長較快國家的匯率是上升而不是下降的現象(楊文進，2006)。因為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貨幣不僅是交易手段，更是資本。資本的價值是由它所能帶來的收益決定的，較快的貨幣供給，意味著較大的資本收益，所以該貨幣的相對價值也就較大。如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的貨幣供給增長速度慢于美國，因此日元對美元的相對價值也在不斷下降。

4超量貨幣供給的結果一定是金融危機

金融創新活動增加的貨幣供給，雖然推動了美國經濟的長期增長，但如上面講到的那樣，它不可避免地會帶來金融危機。一旦經濟體系提供的新增利潤不能滿足日益增多的貨幣供給獲得一定量利潤的需要，貨幣供給增加的過程就會停止。由此，貨幣供給減少、利潤下降、資產貶值、經濟衰退的相互作用過程就會開始。

隨著主導性和基礎性產業更新在經濟長波中的逐漸完成，實體經濟對貨幣供給的需求會逐漸下降，但在資產價格上升和國外資金涌入的背景下，貨幣供給卻以更大的規模創造出來，為使這些資金得到利用以維持金融體系的利益，金融創新過程的深化也就不可避免。

根據銀行與企業之間對應的資產負債關系，新增的貨幣供給形成企業對銀行的負債，因此，一個社會新增的貨幣供給越多，則企業對銀行的負債規模也越大(資產負債率也越高)。因此需要向銀行支付的利息也就越多。如果有效需求的增長速度慢于貨幣供給增長量的話，那么必然會出現企業收入的增長慢于利息支出的情況，這是造成經濟繁榮階段企業效益下降與銀行效益上升的矛盾現象、并最終引發貨幣危機和經濟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

顯然，在金融資本侵蝕實體經濟利潤的情況下，要保證貨幣供給的規模不減少并維持金融資本的利益，提高貨幣資本的利用效率就必不可少，除了不斷提高金融資產的杠桿率之外，信貸資本配置的高風險化，或者說低劣化也就不可避免。如在資金供給相對短缺時，資金供給的對象必然是那些資信質量最好的客戶;隨著貨幣供給的寬松，資金供給會向中等的客戶擴張;當這些客戶的資金需求得到充分的滿足而仍然有大量需要被利用的資金時，在競爭性的銀行體系作用下，金融機構會身不由己地將大量的過剩資金投放到低質量客戶身上。這種做法也是金融機構取得更大利潤的一種手段。因為，借貸者的質量越低，所需支付的利率就越高，所以，金融機構一定量信貸獲得的利潤就越多。自然，對低等級借貸者的放貸，除了追求更多的利潤與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需要外，還與金融機構對資產價格持續上升的良好預期有關。實際上，對那些資信質量差的客戶發放信貸，并不是因為銀行相信他們能夠以自身的收入來償還貸款，而是來自于銀行相信這些貸款抵押品的價格會不斷上升，由此能夠通過金融創新的方式將風險轉嫁出去。只要資產價格處于上升通道中，即使銀行知道一些劣質客戶最終會因信用違約而不能償還信貸，但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也會迫使所有的金融機構向他們發放信貸，否則就會出現效益下降而競爭力降低的現象。

然而，以資產價格上升為基礎的貨幣供給是不可能無限擴大的。隨著實體經濟有效需求的下降和金融利潤對實體經濟利潤的侵蝕，各種資產價格必然會在實體經濟的利潤下降中貶值，貨幣供給就會因此而減少;同時，在貨幣供給的持續增長中，銀行、企業和個人的資產負債率會不斷上升，信用風險不斷積累，當其超過一定程度時，避免風險所產生的信貸收縮會進一步加強利潤的減少和資產的貶值。這時，貨幣供給減少、資產價格貶值、資本收益下降、經濟衰退之間就會相互加強，原來市場上泛濫的貨幣供給就會在一夜之間消失，由此信用危機發生并進而轉化為全面的經濟危機。

三、國際競爭關系下的美國經濟危機

美國經濟危機不僅是經濟長波運行到一定階段和金融創新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國際經濟競爭的必然結果。

1長波位置與國際相對競爭力

長波運行不僅決定一國經濟運行狀況及趨勢，而且決定了各國之間的相對競爭力及其變化。由于各國在經濟發展和技術水平等方面存在不同，因此它們之間同一時期所處的長波位置也是不同的，甚至可能處在不同技術水平的長波之間。各國之間在長波中的不同位置，反映了它們之間的相對發展水平和在同一時期的相對經濟地位，但在長波的運動過程中，這種相對關系會不斷改變。

一般地說，在同一長波中，技術領先國在后進國還沒有全面掌握和使用這些技術的上升時期，其在國際上的絕對和相對經濟地位都會不斷提高。與此相比，后進或較后進國家的傳統產業，因受到需求結構變動和更后進國家具有相對優勢的競爭而會相對衰落，先進產業則因技術相對落后而競爭不過技術領先國(如美國)而萎靡不振，因此經濟增長速度要慢于技術領先國。但隨著這些先進技術的成熟和普及，由此較后進國家逐漸掌握而全面進入新長波后，技術領先國的相對甚至絕對地位就會因此不斷下降，經濟擴張的勢頭就會不斷地被削弱。這說明，如果一國在新長波中越早取得相對與絕對的競爭優勢，那么它同樣會最早進入衰退過程;與此相反，進入新長波越遲的國家，則會在長波的衰退期中取得日益明顯的競爭優勢。因為在同樣的技術基礎上，相對競爭力的大小由成本的高低決定，成本高低則與絕對發展水平成正比，所以相對競爭優勢與國家的絕對發展水平成反比。這說明，隨著長波的演進，處在同一長波，發展水平越低的國家其相對競爭力越高。使發達國家處于不利地位的另一個因素是發達國家較早完成了以新技術為基礎的轉換，存量資本巨大，這使得許多在此過程中取得的最新技術，由于它們的使用會導致存量資本的巨大損失而被排斥，必須轉移到不存在這種損失或損失很小的后進國家使用，這正如美國在20世紀60-70年明的許多新技術首先被日本使用一樣。這樣，在與后進國家的競爭中，先進國家既不存在技術上的優勢，生產成本又比后者高，所以在競爭中會處于日益不利的地位。與此對應，也就是它們在世界經濟中絕對與相對地位在不斷下降。

一些國家地位的下降，意味著另一些國家地位的上升。當技術創新國在上面所講原因的作用下衰退時，那些技術上比其后進一些的國家，會因相同甚至更優越的技術和更低的成本、從而更強的競爭力而取代它們原來的地位，這正如20世紀70-80年代日本與美國的經濟關系一樣。但如同被后者取代的技術創新國的情況一樣，它們也不會長期處在這個位置。因為隨著經濟擴張，生產成本會不斷上升，它們對先進國家的相對優勢會不斷喪失;更主要的是，經濟發展水平比其落后一些的國家，會如同它當年取代技術創新國的競爭力領先地位一樣取代它的領先地位——這些國家在成本和技術方面都更具有競爭力，這正如20世紀80-90年代日本、西歐等發達國家與新興的東南亞工業化國家之間的關系一樣。所以到一定階段，這些比技術創新國落后而比其他國家先進的國家，會在后進國家崛起的過程中相對衰退。只要新的長波沒有出現，這個過程會不斷地在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間轉換。

這個過程說明，在同一長波的不同階段，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之間的絕對與相對競爭力，從而國家間的相對地位是不同的。一般地說，在長波不同階段的競爭優勢與經濟發展的絕對水平成正比，即發展水平越高的國家會在長波的初期甚至中期處于絕對領先地位，中后期這種優勢會不斷消失，后進國家的競爭優勢則會不斷加強。

2長波相對位置與美國的經濟危機

美國當前爆發的經濟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長波關系決定的美國國際競爭力相對下降決定的，或者說是國際競爭及其利益分配變化的結果。眾所周知，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中期，世界主要國家之間的經濟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美國經濟相對衰退，西歐相對加強，日本經濟則強勢崛起，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80年代。然而，進入80年代中后期，情況發生逆轉，美國經濟強勢崛起，西歐經濟不溫不火，日本經濟持續衰退，這種情況直到進入新千年后才逐漸改觀。西歐經濟持續增長，日本經濟的增長強度雖然不是很猛烈，但持續增長的時間卻是戰后以來最長的，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80-90年代以來它們與美國之間的非對稱現象。

西歐和日本與美國之間經濟力量或競爭力相對變化的情況，從它們之間匯率的變化中也可以反映出來。如從1999年歐元開始使用到2002年，處于持續貶值之中(由發行時的l歐元兌1.174美元，貶值到2002年1月的0.8115美元)，此后持續升值，并在2008年8月達到最高時的1歐元兌1.6美元，升值率接近100%;日元兌美元的情況與此類似，也是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持續貶值，到2002年1月100日元兌0.74美元，然后持續升值，到2008底已升值到兌1.1美元，升值率達48.6%。在此過程中，美元對其他國家如“金磚四國”和海灣國家貨幣的匯率也處在持續下降之中，由此反映美國與這些國家之間的相對競爭力的變化。

匯率的這種變化，反映的不僅是相對競爭力的變化，而且是經濟利益關系的變化。也就是說，原來長期向美國傾斜的利益分配關系，逐漸向其他國家，尤其是西歐、日本、包括“金磚四國”在內的新興工業化國家、上游原材料和能源生產國等傾斜。如前面講到的，20世紀80-90年代，在美國平均利潤率上升時期，西歐和日本的平均利潤率則處在下降過程;進入21世紀以來，這種情況發生明顯變化，西歐和日本的資本利潤率明顯提高，而美國的資本平均利潤率則呈下降趨勢。正是這種競爭力和利益分配關系的變化，使得進入新千年以來的美國貿易逆差不斷擴大。

在美國經濟與其他長波追隨者之間相對競爭力此消彼長及其引起的利益分配調整過程中，還伴隨著另一種重大的國際利益分配關系的改變。也就是20世紀80年代初級產品價格大幅度下降后，隨著世界經濟的擴張，尤其是發達國家和“金磚四國”經濟的強勢擴張，初級產品已由原來的相對過剩變為嚴重短缺，價格不斷上升，如石油價格由20世紀80年代的每桶20多美元，上漲到2008年最高時的147美元，其他各種有色金屬、鐵礦石的價格，近幾年都上漲了數倍，由此世界經濟利益分配的重心日益向資源國轉移。由于初級產品的供給難以在短期內調整，因此它們的短缺，會像瓶頸那樣制約世界經濟的發展，價格的持續上升則會從動力機制方面抑制世界經濟增長。所以，當初級產品的供給短缺到一定程度，或者說價格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后，世界經濟的增長也就達到了頂點。這種情況對美國來說必然更加突出。因為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初級產品和能源的消耗國與進口國，這些產品價格的大幅度上升，不僅極大地增加美國的貿易逆差，而且極大地降低美國經濟的相對競爭力。

顯然，在以上因素的作用下，美國的相對競爭力必然會不斷減弱。這種減弱所產生的利潤率下降以及資本價格上升速度的減緩，不僅會阻礙國際資本的輸入，而且會促使資本外流;資本外流產生的貨幣供給減少，迫使銀行收縮信貸，由此貨幣供給減少、利潤下降、經濟衰退、資產價格下降等就會相互加強而引發經濟危機。

四、金融危機到經濟危機

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到一定階段，以金融危機為先導的經濟危機也就不可避免。

每次經濟危機為何總是以金融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是因為市場經濟是貨幣經濟，貨幣供給的變化則是建立在資產價格變化的基礎上，而資產價格又以(實體經濟的)資本的收益率為基礎，資本收益率則又建立在貨幣供給基礎上，所以市場經濟體中的經濟危機必然要以貨幣危機或金融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

在競爭性市場經濟基礎上，資本收益率的變化是先于宏觀經濟變化的，也就是隨著經濟高漲，在成本推進(要素和上游產品供給短缺而使價格上升)和收益相對減少(收入增加導致消費傾向下降、財政盈余增加、外貿逆差增加等)的情況下，資本利潤率會由升轉降，而宏觀經濟總量則會在資本之間的相互競爭中繼續擴張(楊文進，2006)。一定范圍內，利潤率下降速度越快，各資本之間的競爭就越激烈，就越需要通過擴張來應對競爭，所以，宏觀經濟會在微觀效益下降中繼續擴張。但市場經濟的宏觀經濟運行是由微觀機制決定的，隨著資本收益的下降，各項資產的價格會下降，由此引起貨幣供給減少。正是這種機制，決定了股市要先于宏觀經濟衰退。貨幣供給一旦減少，如上面指出的那樣，會強化資本收益的減少而促使資產價格的進一步下降，由此導致以資產為抵押的信貸出現違約而引發金融危機。所以說，經濟危機雖然總是以金融危機的形式出現，但核心內容則是實體經濟出現了問題，是其中的利益分配重心向要素所有者和上游產品供給者傾斜，導致有效需求和資本利潤率下降的結果。

顯然，金融危機一旦發生，它就會反過來對實體經濟造成重大傷害。這種傷害，除通過財富效應產生的消費需求減少和(托賓)“q效應”導致的投資減少外，最嚴重的還是來自貨幣供給突然大幅度減少所引起的整個經濟體系的紊亂。這時，貨幣成為“唯一”的財富，然而在這個最需要貨幣的時候，大量的貨幣供給卻因信用體系的崩潰而在一夜之間消失，如銀行因巨大的壞賬損失而處在頭寸極端緊張甚至倒閉的風險中，回籠貨幣成為它們維持生存的唯一手段;商業信用和企業信用同樣會因為銀行信用的收縮和日趨緊張的市場環境而萎縮。顯然，有效需求的萎縮和信用的緊縮，必然會迫使大量企業縮減生產與投資，甚至促使大量企業倒閉。企業倒閉引起的不斷擴大的銀行壞賬和資產貶值等，則會強化整個信用的收縮，從而進一步損害實體經濟。由此，局部的金融危機也就轉化為全面的經濟危機。

五、美國危機到世界危機——各國經濟周期的同步性振蕩

在“次貸危機”發生初期，人們曾設想，該危機僅僅局限于美國和金融領域;到2008年中期，危機甚至有緩解的跡象，有人認為，危機已告一段落;然而2008年9月以來，危機卻以星火燎原之勢蔓延開來，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被卷入其中，不僅金融體系面臨崩潰，實體經濟更如自由落體般墜落。這種情況，是1929年大危機后未曾見到過的。如二戰后，美國也曾經發生過多次比較嚴重的金融危機以及經濟衰退，但并沒有轉化成像今天這樣的世界性經濟危機，這是什么原因呢?

美國經濟占世界經濟的比重較大，顯然是其中原因之一。世界經濟的變化方向，就是由其中占絕對比重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運動方向支配的，而美國又在其中占有相當的比重，所以美國經濟的衰退必然會對世界經濟產生重要影響。但如上面指出的那樣，二戰以來，美國也曾經發生多次嚴重的衰退，但卻沒有引發世界性的嚴重經濟衰退;更主要的是，美國雖然是金融危機的發源地，但實體經濟的衰退時間卻是后于西歐和日本，程度也更輕，說明當前發生的世界性經濟衰退并不完全是由美國經濟的變化所引起的。

美國金融危機而使其他國家的金融體系受到重大沖擊，也是其中原因之一。上面講到，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吸收了同期70%以上的世界新增儲蓄，其中的大部分是通過私人金融體系實現的，金融危機后，致使其中的相當部分成為壞賬，由此必然會對其他國家的金融體系造成重大沖擊，進而產生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這種情況說明，美國對世界儲蓄無節制的吸納與高度開放的世界金融體系，是美國的金融危機轉化為世界性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但金融危機卻并不一定轉化為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如20世紀90年生的日本金融危機、東南亞金融危機和墨西哥金融危機，都曾引發全球性的金融動蕩，但卻沒有轉化成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所以最主要的原因，一定是其他方面。

我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世界各主要國家之間的朱格拉周期出現了高度的同步性。這次危機之前，世界經濟之所以沒有再出現二戰前那種世界l生的大蕭條，緣于二戰對各國破壞程度的不同，從而打亂了原來相對同步性的周期活動，使它們之間的朱格拉周期出現了反向運動，即當美國經濟高漲時，西歐和日本的經濟相對疲軟;而西歐和日本經濟相對強勢時，美國經濟相對乏力，由此它們之間能夠進行互補調劑而相互熨平周期，如衰退的國家能夠向擴張的國家出口過剩商品而減輕衰退的程度，擴張國家則能得到所需的資源而保證擴張的順利進行，這是二戰后各國經濟運行相對平穩、世界經濟沒有出現大蕭條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進入新千年后，世界各主要國家之間的經濟周期出現了明顯的同步性，如在美國的實體經濟陷入衰退之際，西歐和日本的實體經濟反而先于美國進入衰退，這種同步性會使它們之間的經濟波動相互疊加，產生世界性的劇烈波動。如前幾年各國之間同步性的擴張，導致世界初級產品和資本供給的嚴重短缺，價格不斷上升，使世界利益分配重心向初級產品和資源供應國方向傾斜，由此引發世界性的經濟衰退。當各國經濟出現衰退時，相互性的疊加會極大地加劇衰退的力度，由此使得初級產品價格在一夜之間發生180度的供求轉換。這種變化，使得美國經濟發生衰退時，不僅缺少其他國家的協助，反而要承受這些國家更加激烈的競爭，由此引發世界性的經濟衰退。

世界經濟利益分配格局的重大變化，即利益分配的重心向資源型生產國傾斜，這也是世界經濟危機發生的重要原因。如近幾年，石油和各種礦產品價格大幅度上升，這種上升，不僅提高了使用者的生產成本，從動力機制上制約它們的增長，而且會像瓶頸那樣從數量上制約它們。因為這些產品的供給，在短期內是無法調整的，所以當這些產品的供給出現嚴重短缺時，世界經濟的增長就走到了盡頭，必然會通過衰退來調整。

六、未來經濟展望

在經過巨大衰退和各國政府采取積極性擴張政策之后，世界經濟目前進入一個相對穩定時期，但未來趨勢仍不明朗。雖然美國經濟重新進入增長過程，但要徹底擺脫危機的影響，則還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因為，如上面講到的那樣，較不健全的銀行體系及一國經濟，雖然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會因創造出更多的貨幣供給而具有更大的競爭力，但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它們最終要承受經濟泡沫破滅而帶來的巨大損失。所以，美國經濟因此享受的持續20多年的快速增長，不可能通過短期的衰退就得到償還，經濟的不穩定性將會持續較長時間。考慮到美國經濟即將步入長波的下降期，各主要國家之間的經濟周期又出現高度的同步性趨勢，這種情況會更加明顯。如其金融體系仍不穩定，失業率也居高不下，財政赤字不斷增加等，都表明美國經濟運動的不穩定性和方向的不明確性。更主要的是，各主要國家之間的經濟周期出現了高度的同步性，由此會放大世界經濟周期衰退的程度。在此過程中，為轉嫁經濟危機而進行的貿易保護措施，都會嚴重阻礙世界經濟復蘇的力量。

不過要看到的是，雖然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會下降，但其經濟畢竟尚處在長波的中后期，還存在一個平穩的增長時期。最主要的是，美元還是不可替代的國際儲備貨幣，可以通過這種地位來轉嫁部分危機。因此在短期內，對美國經濟及其在國際上的相對地位并不會造成太大傷害，如美國盡管是危機的發源地，但衰退的程度在西方世界中卻仍然是最輕的。實際上，美國是本次世界經濟危機中的最大贏家。因為，美國通過金融創新等活動，吸納了同期世界上的絕大部分新增儲蓄，使本國經濟保持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長，擴大了與西方其他國家的經濟差距，由此得到了其中的絕大部分好處;當危機來臨時，卻是美國吃藥，全球買單，而且在危機發生后，尋找避風港的行為，反而促使更多的資金流入美國。所以，美國經濟雖然會在衰退中持續較長時間，但相對其他國家來說，美國已最早進入復蘇過程，西歐和日本次之，發展中國家則會受到最嚴重的傷害。

“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的最大影響，將是世界金融體系的重建。汲取本次危機的教訓，各國政府會加強對金融體系的監管，金融體系會變得更加穩健，金融創新活動則會受到極大的抑制。在這種背景下，在今后相當一段時間，世界經濟的增長速度會明顯下降。這對那些依賴外部資金、自身金融體系缺乏獨立性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來說會更加明顯。

國外經濟論文:國外經濟學的反思與影響

新奧地利經濟學派是當代西方經濟理論譜系中重要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這一學派從其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方法論出發，強調生產過程的時間因素，提出了自己獨特的以資本結構為特征的宏觀經濟理論，強調貨幣因素在經濟周期中的作用，與以凱恩斯主義為代表的主流宏觀經濟理論相互對立，在經濟危機與蕭條等問題上有獨到見解。當前世界經濟陷入衰退與蕭條，研究與反思新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經濟周期理論，對于探討經濟危機形成的原因以及制定推動經濟復蘇的政策等方面有深遠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傳統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周期理論

哈耶克在《物價與生產》（1931）中闡述了他的經濟周期理論。哈耶克是從某種均衡狀態出發來分析經濟周期的。哈耶克的均衡，是指在充分就業條件下，貨幣數量一定、整個社會的消費—儲蓄比例一定，從而生產的縱向結構一定時，人們用于購買消費品的貨幣和用于購買資本品的貨幣之間的比例，等于消費品產量與資本品產量之間的比例，即兩類產品的需求之比等于供給之比，這個比例稱作均衡比例。

（一）關于生產結構的論述

哈耶克的生產結構，就是生產的迂回程度或資本化程度。迂回的生產包括若干順次相繼的生產階段，其中每一階段都以上一階段的產出為投入，又以自己的產出為下一階段的投入。除最后一個階段之外，其它階段生產的都是中間產品。這種具有縱向順序的諸生產階段全體，就是哈耶克所說的生產結構。當生產的迂回程度變化時，意味著生產結構的變化。他強調這種變化對于經濟周期的出現有重大關系。而生產結構是穩定還是變化，取決于各生產階段上的企業贏利狀況，而這又取決于各階段產品的成本和相對價格。因此相對價格是決定生產結構的最重要的因素。

哈耶克認為，生產結構的變化會由于兩種原因，一是貨幣數量一定時社會的消費和儲蓄之間的比例發生自愿的變化；二是消費與儲蓄之間意愿的比例不變，但貨幣數量有了變化。當生產結構由于自愿儲蓄增加而變化時，只要貨幣數量一定，經濟就會經過一個平穩的自發過程而建立起新的均衡。從某一均衡狀態出發，若消費者的自愿儲蓄增加了，則增加的儲蓄將全部轉化為投資。因此自愿儲蓄增加的結果是減少消費需求，增加資本品需求，從而引起消費品相對價格下降和資本品相對價格上升。較晚的接近于消費品生產階段的那些階段中，其產出的資本品的價格由于受消費品價格下降的影響也可能下降，但幅度將小于消費品價格的下降幅度。而較早階段產出的資本品的相對價格則肯定上升。相對價格的這種變化，導致較晚階段所用資金的利潤相對下降，而較早階段所用資金的利潤則相對上升；從而使資金及非專門性貨物由較晚階段向較早階段轉移，甚至導致新生產階段的出現。生產的迂回程度加深的結果，是消費品產量相對減少，而資本品產量則相對增加。與此同時，用于消費品生產階段和接近消費品生產的其它較晚階段上的貨幣量將減少，用于較早生產階段上的貨幣量將增加。結果，隨著自愿儲蓄的增加，消費品的需求和供給都趨于相對減少，用于購買消費品的貨幣也趨于相對減少。因此，只要自愿儲蓄的增加是穩定的，最終將建立新的均衡，消費品需求和資本品需求之間的比例將再次等于它們之間在供給方面的比例，但這一比例將小于自愿儲蓄未增加時的比例。

當自愿儲蓄減少時，將出現相反的結局，新的均衡比例將大于儲蓄未變動時的比例。生產結構除了由自愿儲蓄的變化而引起變化之外，還會由于貨幣數量的變化而引起變化。一旦貨幣數量發生變動而消費—儲蓄之比不變，且貨幣流通速度也不變時，舊的均衡將被打破，而新的均衡只有在經歷了波動之后才能出現。

（二）新增貨幣用于購買資本品的情況

哈耶克認為，貨幣數量變動對均衡的擾動，會因為新增貨幣首先用于購買資本品還是首先用于購買消費品而有所不同，由舊均衡走向新均衡的途徑會有所不同。

如果是以銀行向生產者發放貸款的形式增加貨幣數量，為此必須使貨幣利率低于均衡利率。貨幣利率降低使原有各生產階段的企業實行要素替代，即用資本品替代原始生產要素。這種行為導致兩種結果，一是在初始的充分就業狀態中釋放出一部分原始生產要素，并投入更早的生產階段，使生產階段增加，迂回程度加深；二是引起資本品生產，尤其是較早生產階段的利潤相對增加，非專門貨物從消費品生產階段和其它較晚生產階段向較早生產階段流動，在經歷一段耗盡消費品原有儲備所需要的時間后，非專門貨物的這種流動將引起消費品減少。

如果這種消費品減少伴隨著消費者自愿儲蓄的相應增加，那么貨幣數量變動引起的經濟擾動將平穩地過渡到新的均衡。但現在的問題是消費者并不打算改變原有的消費水平和原有的消費儲蓄比例，即消費需求并沒有減少。消費需求維持原狀，消費品供給卻減少了，結果便是消費品價格上漲。

如果這種價格上漲沒有被消費者貨幣收入的相應提高所抵消，消費者將被迫減少消費水平。這就是出現了強迫儲蓄。但消費者貨幣收入最終將由于貨幣量增加而提高，這是因為經濟始終保持充分就業狀態，即原始生產要素的使用量并沒有減少，只是改變了使用方向；所以企業用新增貨幣進行投資的結果將使新增貨幣逐漸轉移到原始要素所有者（同時也是消費者）手中。這就使消費者們有可能用更多貨幣購買消費品，結果消費品價格相對于資本品將更快上漲。

如果這種消費品相對價格上升的勢頭被銀行對企業的進一步放款所抵消。那么，經拉長的生產過程將繼續保持。但是由于法律或營業習慣的限制，銀行不可能持續地擴張信用，于是出現貨幣資本供給的短缺。

如果企業在銀行供給的貨幣資本出現短缺之前，借助于新增加的貨幣，已經勝利完成了為時較長的新的生產過程，那么就可以生產出較多產品以供消費，于是消費者增加貨幣收入后恢復原先消費水平的行為，也不會改變已經加深的生產迂回程度，如果企業尚沒有完成為時較長的迂回生產，而貨幣資本已告短缺，那么，只要自愿儲蓄不增加，銀行增加貨幣貸款給企業將引起資本品相對價格的一度提高，生產迂回程度的一度加深；但最終將由于貨幣資本供給的短缺而出現消費品相對價格上升，非專門性貨物又從較早生產階段流回消費品生產階段和較晚的資本品生產階段，剩下的那部分非專門性貨物不夠完成較長生產過程之用，曾經一度拉長的生產過程將出現縱向收縮。在生產過程收縮之后，較早生產階段將出現專門性貨物，尤其是專用設備的閑置，這正是蕭條的特征。哈耶克認為，正是生產過程這種一伸一縮的情況，使經濟出現繁榮與蕭條的周期性波動。

（三）新增貨幣用于購買消費品的情況

以上是新增貨幣首先用于購買資本品時的情況。如果從某種均衡狀態出發，新增貨幣首先用于購買消費品，那將出現相反的過程。這時消費品價格以及較晚階段中生產出的資本品價格將相對提高，在短期中甚至超過最后將達到的均衡水平。于是大量非專門性貨物由較早生產階段流向較晚和最終的生產階段，生產過程將縮短，在短期中甚至有過分縮短的傾向，即實際生產過程在短期中甚至比新的均衡比例出現后會有的生產過程還要短。原先一些較早階段中的專門性貨物將由于與之配合的非專門性貨物的不足而閑置。不僅專門性貨物會閑置，在原先較迂回的生產方式已無法維持，而新的較短的生產方式又沒有充分完成到足以吸取全部非專門性貨物的程度時，連非專門性貨物也會出現一定的閑置。于是整個經濟出現蕭條現象。哈耶克認為，專門性貨物的閑置，并不能證明消費不足。在哈耶克看來，蕭條或者說資本品的閑置，并不是因為消費品生產部門因生產過剩而減少其對資本品的需求，而是因為消費相對說來太多，消費品生產抽光了使較早階段的專用資本品得以發揮作用的非專門性貨物。所以哈耶克的周期理論被人稱作消費過多論。而消費品生產之所以能夠抽去大量的非專門性要素，又源于銀行不肯充分供應貨幣資本以支持企業的投資，所以他的周期理論又被人稱作資本短缺理論。

新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周期理論

（一）新奧地利學派認為經濟周期是由貨幣因素引起的

在貨幣經濟中，由于銀行系統可以自行創造出流通手段，從而可能引起貨幣的緊縮和膨脹。另外，在生產部門，資本化的生產方法是普遍的形式，即大部分原始的生產資料（勞動和土地）不是用來直接生產消費品，而是用來生產未來消費品。采用這種生產方法的目的是為了用同量的原始生產資料獲得更多的消費品。如果以貨幣表示的生產資料需求總量相對于消費品的需求總量增加時，就會發生資本化程度較低的生產方法向資本化程度較高的生產方法的過渡；如果前者相對于后者減少，就會發生向資本化程度較低的生產方法的過渡。由于貨幣經濟中，以貨幣表示的生產資料和消費品的相對需求總量受到信用擴張和收縮的影響而時常變動，這樣就會導致經濟體系的不平衡，甚至引起經濟危機。可見，經濟危機的原因在于貨幣的擴張和收縮。據此，新奧地利學派主張，保持貨幣中性，就是使貨幣對價格形成和資本化程度不發生影響。

（二）新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經濟周期理論概述

新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經濟周期理論是從消費品、資本品的供給需求的非比例關系出發進行探討的，著重分析時間（即資本與生產的時間結構）、貨幣因素，而且將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綜合起來。新奧地利經濟學派在貨幣對真實經濟部門的影響方面持貨幣非中性的觀點，他們認為，不僅貨幣供給量的變化會影響真實變量和最終市場結果，而且貨幣進入經濟的途徑，以及貨幣在經濟中發揮作用的方式都會影響真實變量。遵循坎蒂隆的分配效應觀點，奧地利經濟學派認為貨幣的擾動會影響收入和財富的分配，通過價格和生產的時間結構使得經濟中的真實部門發生變化，使資本等稀缺手段由離消費點較近的生產過程向離消費點較遠的生產過程轉移，從而使資源重新配置。這種時間上的重新配置沒有消費者未來偏好的變化的支持，故而最終會導致經濟危機，使得消費者的偏好與生產的時間結構不相適應。

新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經濟周期理論可以由羅杰?加里森在《時間與貨幣》等著作中發展的模型來闡明。在圖1的經濟周期圖示中，S曲線為儲蓄曲線，I曲線為投資曲線。當宏觀經濟處于均衡狀態時，可貸資金市場中的儲蓄等于投資，I0＝S0，資本品與消費品的生產不會出現非均衡。這在圖中為E點，這時的市場利率（mr，也就是資本收益）等于自然利率（nr），這時的產出為YF，因此消費者的消費數量就為YF－I0。只有當這兩種利率不相等時，才會產生生產的非均衡狀態。當銀行系統進行貨幣擴張時，增加的貨幣供給量使得自然利率高于市場利率，總的投資水平I1大于自愿儲蓄水平，這樣，按照上一節所分析的機理，就產生了強制儲蓄，投資超出自愿儲蓄的部分就由強制儲蓄來提供。按照哈耶克的觀點，強制儲蓄就意味著消費被迫減少，由YF－I0降低到YF－I1。在這種情況下，生產的時間結構由C延長到C''''。

如果消費者儲蓄是自愿的，那么儲蓄曲線將向右移動，這時所產生的生產時期的延長就是持久的，投資的增加有消費的自愿儲蓄相支持。然而，在銀行貨幣擴張的情況下，雖然消費者被迫進行儲蓄，減少消費，但經濟主體會努力恢復其初始消費水平，哈耶克指出：“這種犧牲并不是自愿的，而且不是由那些將要從新投資中獲得收益的人做出的，它一般由消費者作出，由于那些得到了額外貨幣的企業家的不斷加劇的競爭，他們被迫放棄了部分過去常常消費的東西。這種情況的產生不是因為他們想消費得少一點，而是因為他們用自己的貨幣收入只買到較少的商品。無可懷疑，如果他們的貨幣收入再次上升，那么他們將會立即努力把消費擴展到通常的水平”。這必將導致生產結構的收縮，使經濟產生危機。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奧地利經濟學派經濟周期理論的核心論點是，人為創造的繁榮必將導致蕭條，而且人為的繁榮持續時間越長，隨后出現的蕭條持續時間也越長，對經濟運行的影響也就越嚴重。從圖2的貨幣擾動曲線可以看出，當自然利率大于市場利率時，出現了強制儲蓄Ifs，自然利率偏離市場利率越多，強制儲蓄規模就越大；當自然利率小于市場利率時，出現了資本消費Icc，自然利率偏離市場利率越多，資本消費（即資本向生產時期較短的階段轉移）就越大。由于貨幣的擾動，企業家作為一個群體同時在方向上犯了錯誤，對更加迂回的生產過程的盈利性產生了錯誤的預期。由于人們要求恢復以前的真實消費水平，為維持人為的繁榮，必須向生產者注入更多的信用貨幣，這樣，要么出現惡性通貨膨脹，要么開始衰退，但信用的擴張不可能是無限的，因而，在每一次人為的繁榮之后，伴隨而來的必然是衰退。

（三）通貨膨脹不可能無限持續下去的原因

奧地利經濟學派認為通貨膨脹不可能無限期地持續下去有三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即使對銀行準備金沒有制度性的限制，每一銀行也必須限制其創造的信用貨幣的數量，以保持其償債能力。第二，在面對不斷上漲的通貨膨脹的時候，生產者的預期會發生變化，即使他們相信通貨膨脹會持續下去，他們也會懷疑收益是否能夠抵補不斷上漲的生產成本。在這個時候，他們的預期開始變得悲觀，對可貸資金的需求也就開始下降了。第三，不斷上漲的通貨膨脹最終會使貨幣體系崩潰。

貨幣擴張的突然停止標志著危機的來臨，衰退階段開始。即使假定貨幣數量并不是驟然下降，而只是停止擴張，利息率也會開始上升。這時由于生產手段成本的穩定上升也會提高對資本的需求。因此，原來在利率較低的情況下有利可圖的投資項目現卻不能繼續實施。最終，大量的資本品被浪費，或者被用在邊際產品不能彌補邊際成本的部門中。在迂回程度較高的生產過程中，失業率上升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經濟績效的下降并不僅僅出現在那些遠離消費點迂回程度較高的生產過程中，而是必將擴展到所有的生產階段之中。迂回程度高的生產過程中出現的失業會導致收入的降低和對消費品需求的減少，這些產品的生產者的利潤也隨之下降。所以，危機會擴展到經濟中的所有部門。在經濟運行過程中，銀行往往不只是停止擴張信用貨幣的數量，而且實際上還會降低其數量。因而衰退的強度會因此得到加強。這就產生了哈伯勒所說的第二級的通貨緊縮，其根源在于銀行為了保持其償債能力必須減少信用貨幣的投放。所以，衰退會持續擴展，整個經濟陷入失業率高漲和生產能力閑置的困境。

當然，這種衰退過程最終會逆轉，出現經濟復蘇。因為在衰退的后期，受生產者悲觀預期的影響，對可貸資金的需求較低，而銀行的償債能力也得以恢復。這樣，利率就歸于均衡水平，使投資活動再次升溫。然而，新投資會流入到那些接近消費點的生產過程中，因為衰退過后需求的上升首先是從消費品需求開始的，生產結構又向未受到貨幣沖擊時的情形復歸。因此，經濟就再一次達到充分就業均衡，只要銀行體系不改變貨幣供給的穩定性，這種狀態就會持續下去。從本質上說，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經濟周期理論，是其主觀主義方法論在經濟周期問題上的應用。按照主觀主義的方法論，這一派經濟學者將資本與生產看作是一種時間結構，這種縱向的時間過程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學缺少時間因素的橫斷面一般均衡體系。由于生產結構具有明顯的時間維度，那么在每一個階段上，生產資源的供求關系對利率變化的反應是不同的。

新奧地利經濟學派對二戰前大蕭條的反思

新奧地利經濟學派運用米塞斯、哈耶克等人的經濟理論，對1929年到1933年世紀范圍的經濟危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代表性觀點在默里?羅斯巴德的《美國大蕭條》一書中全面闡述：

（一）中央銀行的設立增大了國家發生通貨膨脹的可能性

在《通貨膨脹真相》中，羅斯巴德遵循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基本分析范式和經濟理論，剖析了中央銀行制度和固定匯率制度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揭示了通貨膨脹的實質。羅斯巴德指出，政府的深入并不是來自于服務，因而政府面臨的經濟問題與其他經濟阻止不一樣。政府可以通過制造通貨膨脹來獲取更多的收入，政府的手段有獨占貨幣發行權、中央銀行制度等，而中央銀行制度是政府制造通貨膨脹最重要的方式。“中央銀行承載了公眾的無限信心，民眾不了解中央銀行被允許隨心所欲地偽造貨幣，而當它的誠信受到質疑時，又可免于任何責任。民眾將中央銀行視為偉大的國立銀行，提供公共服務，并以政府虛擬助手的角色幫助政府避免失敗”。中央銀行名義上由私人所有，但中央銀行永遠聽命于政府任命的官員，并充當政府的左右手，其獲利前景提高了政府對通貨膨脹的欲望，這樣就取消了對通貨膨脹的限制。中央銀行可以將準備金諸如銀行體系并降低法定準備金率，使得全國的銀行信用擴張，以刺激通貨膨脹，如果中央銀行直接從銀行買進資產，銀行的準備金必然會提高，信用成倍擴張的基礎由此建立。因此，成立中央銀行增大了國家發生通貨膨脹的可能性。

（二）政府干預經濟的通貨膨脹政策導致了經濟危機

新凱恩斯主義都認為危機是政府監管不力才導致了風險擴大，如果政府能對產生風險的各個環節嚴加管制，危機可能就不會出現，或者說不會有這么大的危害。這一觀點支持政府積極干預經濟，通過各種手段救市，提升經濟。羅斯巴德認為這是由于政府不斷擴張信貸，通過通貨膨脹的方式來刺激經濟增長，產生了虛妄的繁榮假象，一旦假象被戳破，經濟就會衰退進入蕭條。這并不是因為政府管制太少，而是因為干預過多所造成的。因為政府的管制和干預扭曲了市場的價格機制，并且擴張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使得經濟動蕩的風險加劇。

（三）擺脫危機的方法

按照新奧地利經濟學派對經濟周期的根源的解釋，羅斯巴德認為擺脫經濟危機的最根本的做法不在于政府采取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而是“禁止聯儲利用權力擴大貨幣和信貸”，這樣就可以從根本上阻止通貨膨脹了。如果積極陷入蕭條，惟一采取的合理措施是避免政府對蕭條進行干預，使蕭條的調整過程盡快自行完成，然后重建一套健康、繁榮的經濟體系。羅斯巴德認為，在20世紀30年代政府大規模干預經濟之前，所有的經濟衰退都是很短暫的。“在任何蕭條的經濟危機中，自由放任主義—政府嚴格遵守不干預政策—是惟一可以確保經濟快速復蘇的方式”。

結論

新奧地利經濟學派按照貨幣在經濟中所發揮的作用，指出貨幣擴張會導致生產利率與自然利率間的差異，從而使得生產的迂回程度改變，最終產生了經濟周期，按照哈耶克等人的經濟周期理論，任何一種人為的繁榮都不可避免地會帶來衰退與危機，因此，他們強烈反對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極端放任的觀點，在20世紀30年代與凱恩斯等爭論經濟周期問題時，在經濟界迫切需要新的政策工具時，卻沒有提出自己的政策方案，因而變得不合時宜，但有人認為，如果哈耶克等奧地利經濟學家的體系對戰前通貨緊縮式的衰退不適用的話，那么對戰后通貨膨脹式的繁榮來說，則是相當有效的。

面對世界性經濟危機，各國政府頻繁出臺各種救市措施，在對政府干預經濟的效果盲目推崇的形勢下，新奧地利學派的羅斯巴德等經濟學家提出了自己的主張。他認為，通過增發貨幣，人為制造通貨膨脹來制造繁榮擺脫衰退是不可取的，因為這種政策即使能夠帶來繁榮，繁榮也是暫時的、不可持續的，泡沫之后經濟會大幅下跌，最后蕭條的程度可能會更深。而政府的干預行為使得經濟波動更加劇烈，而且成為經濟的常態。這些觀點對于政府積極干預經濟政策的制定有借鑒意義。

國外經濟論文:小議經濟衰退對我國外經貿的影響

美國次貸危機導致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又引發了全球性的經濟衰退，這既是對世界經濟長期增長的一個大調整，也是對美國經濟增長模式敲的警鐘。全球經濟衰退影響到每個國家經濟領域的諸多方面，各國要化大力氣才能渡過這場危機，中國也不例外。IMF和世界銀行均預計，2009年，中國經濟增長率為8.5%，明顯低于2007年和2008年。其中，出口增長將呈弱勢，實際出口增長率僅為3.5%、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為負1個百分點，這將是多年來的第一次。2009年中國外貿發展無疑將繼續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局面。

一、全球經濟步入衰退期

世界經濟增長低于3%、單個國家連續兩個季度負增長以及股市呈現熊市特征，僅憑這些指標足以表明，主要發達國家已在2008年下半年、全球經濟將于2009年步入衰退。數據顯示，2008年第三季度，美國GDP增長率下降0.5%，歐元區第二、三季度GDP連續下降0.2%；日本第二、三季度經濟增長分別下降0.9%和0.1%。初步判斷，第四季度上述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仍將繼續呈現負增長，且態勢將延續到2009年。11月6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計，2009年全球經濟增長率將為2.2%。其中，美國、歐元區和日本的經濟均為負增長，下降幅度分別為0.7%、0.5%和0.2%。11月25日，經合組織（OECD）預計，2009年經合組織成員30國（約占世界經濟總量的60%）GDP將下降0.4%。其中，美國下降0.9%，日本下降0.1%，歐元區下降0.6%。聯合國12月1日的預測報告顯示，2009年全球經濟將出現1%的微弱增長，而發達國家將出現0.5%的負增長。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這次危機中也不能幸免，IMF預計2008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6.6%，較上年下降1.4個百分點，2009年進一步降至5.1%。

在中國前10大出口市場美國、香港、日本、韓國、德國、荷蘭、英國、新加破、俄羅斯和印度（合計占比61%）中，除個別國家外，2009年經濟均將呈現負增長。其中，印度經濟已從2008年第四季度開始大幅下滑，最近孟買遭遇的連環襲擊亦有可能“加重經濟的下滑態勢”。韓國將出現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最低經濟增長紀錄。俄羅斯將要告別“黃金十年”；在主要發達國家中，經濟形勢最差的將是英國，2009年經濟將大降1.1%。

二、危機影響蔓延到實體經濟

金融危機起因于房地產業，首先受到沖擊的自然是房地產業，如今美國、歐洲、日本房地產均已大大萎縮。據IMF和OECD的統計分析，截止2007年底，英國、澳大利亞和挪威的房價與真實價格差距較大，意大利和美國的較小。從今年3月份的統計數據看，美國、丹麥和愛爾蘭的房價出現下跌；到6月底，經合組織成員半數成員的房價出現下跌；到10月底所有發達國家的住宅價格均已下跌。盡管如此，IMF認為，愛爾蘭的房價背離率仍然高達32%；英國和澳大利亞超出20%；早就開始下跌的美國房價高出正常價格7%。OECD的計算結果則顯示。西班牙的房價背離正常價格的比率高達98%，加拿大、澳大利亞和英國則分別以90%、77%和72%緊隨其后；美國的背離率也達到28%。由此可見，發達國家房地產泡沫的擠壓尚不完全，房地產下跌尚未見底。據統計，14個發達國家中家庭住房資產總額按時價計算為60萬億美元，相當于這些國家GDP的2.2倍，全球GDP總額的1.1倍。據OECD估計，其中20萬億美元依然屬于被過高估計了。

據美國全國地產經紀商協會（NAR）公布的最新統計數據，9月份全美成屋簽約銷售指數繼續下滑。該協會預計，2008年全美成屋銷量為502萬套，較上年下降11%。由于美國國內累積的可供出售房屋較多，需要一定時期釋放和消化才能恢復正常水平；與此同時，美國經濟處于衰退邊緣，居民預期購買力將減弱，多數機構預計，美國樓市將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持續低迷，房價和成交量最早要到2009年－2010年才有復蘇的可能。

房地產業的持續低迷無疑會拖累與其相關的鋼鐵、建筑材料等制造業。最新統計數據顯示，美國11月份制造業指數降幅創26年來新高；中國、歐元區與英國制造業指數均大幅下降。其中，中國與英國的制造業指標均降至歷史低點。歐元區制造業指數下跌至35.6，是自該機構1998年開始編纂該指數以來的最低水平。日本10月份工礦業生產指數下降3.1%，在統計的16個行業中，多數行業生產出現下降。其中，運輸機械、電子產品和一般機械等行業的生產降幅較大。企業信心下降導致投資設備不積極，拉低日本國內的生產總值；日本幾大經濟支柱產業——汽車業、電器業的大幅減產，進一步迅速加劇了日本經濟的衰退。

由于經濟衰退，經合組織預計，2008-2009年發達國家的失業人口將增加800萬。2010年其成員國失業人口將從今年的3400萬增至4200萬。明年其成員國的總體失業率將由今年的5.9%升至6.9%，到2010年則將飆升至7.2%。其中，歐元區的失業率將大幅升至9%，美國和日本的失業率則將分別升至7.5%和4.4%。

三、期待救市措施早日見效

為了救市，減輕或避免經濟衰退的沖擊，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和地區都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特別是財政政策方面的力度、規模和實施期都是以往所少見的。在危機發生的初期，美國政府就曾直接注資給金融機構，而后又采取了買入金融機構股權或直接接管金融機構等手段來穩定市場，可見其決心。美國現任總統布什在年初還曾簽署了總額約為1680億美元的一攬子經濟刺激法案。主要目的美國居民個人和小企業的稅負。當選總統奧巴馬除支持布什政府救市計劃外，還推出自己的金融救援計劃，包括承諾未來兩年內向創造就業機會的美國公司提供臨時稅收優惠，公司每提供一個新的崗位就能獲得3000美元的稅收減免；允許美國家庭提前從養老金賬戶提取總額不超過1萬美元的資金；對陷入困境但仍努力還貸的購房者，將其喪失住房抵押贖回權的期限寬限90天；呼吁美聯儲和財政部向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經濟援助。在稅收政策方面，為年收入在25萬美元以下的家庭保持布什政府提供的減稅政策，但將增加年收入超過25萬美元富裕家庭的稅收。另外，奧巴馬最先提出挽救美國汽車業的計劃；還提出在未來10年內，計劃投資1500億美元用于清潔能源開發，并計劃提高燃料經濟標準，爭取到2025年美國25%的電力消耗都來自于清潔的可再生能源。國會有望在明年1月20日奧巴馬就任美國總統前通過奧巴馬的經濟刺激計劃，該計劃規模可能高達5000億－7000億美元。

歐盟方面的救市措施不僅著眼于當下，還關注長遠。自從金融危機深化、將歐盟區經濟推入衰退之后，歐盟已經多次表示，要利用經濟危機的機會加大經濟的結構性改革，轉危為機。因此，歐盟的刺激計劃就不僅僅要解決眼前的問題，還想借經濟恢復計劃大規模支出的機會，增強歐盟長期競爭力。特別是在未來技術和科技上。10月份歐元區15國通過了協調救市措施行動計劃，各國政府將通過為銀行發行債券提供擔保或直接購買銀行股權的形式，幫助銀行拓寬融資渠道。11月，歐盟委員會批準了一項涵蓋歐盟27個成員國的經濟激勵計劃，總額達2000億歐元(約合2600億美元)，相當于歐盟GDP的1.5%。

這份經濟恢復計劃由兩大支柱構成，一是向市場注入購買力，解決當下的需求和信心危機；二是引導目前的短期行動朝著增強歐盟長期競爭力的方向發展。而長期的競爭力主要就集中在低碳經濟和環保技術方面。如①通過投資于能源效率領域，既可以創造就業，也可以節省能源；②投資于清潔技術，振興建筑和汽車行業；③投資在基礎設施及其相互聯系上，以促進效率和創新。經濟恢復計劃中還提出了10項具體的措施，其中有3項與節能環保直接有關：改善建筑的能源效率；推動綠色產品的快速發展；發展汽車和建筑的清潔技術。此計劃中對建筑能源效率的投資被認為不僅有利于提攜房地產市場，還可增強歐盟長期的可持續發展。另外，該經濟恢復計劃還發起了一項名為“歐洲綠色汽車”的行動。在這項行動中，歐洲投資銀行將為汽車生產商和零配件提供商提供貸款，資助研發所用，特別是在安全和環保方面的研發；在增加需求方面，歐盟委員會建議成員國削減低排放車輛的登記稅和流通稅，同時加大淘汰老舊車輛的努力。

日本方面，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日本首相10月底公布了總額26.9萬億日元的一攬子經濟刺激方案。這是日本政府今年公布的第二個經濟刺激方案。根據該方案，日本政府將在明年3月底之前向日本所以家庭發放現金補助，總額為2萬億日元。日本政府還將為陷入困境的中小企業提供信貸擔保，并降低失業保險費用繳納標準和削減高速公路通行費。此外，該方案還包括為日本農民提供補貼、減稅和鼓勵企業增加雇員等內容。

對于上述政策措施的正面效果，到目前為止，官方或民間基本給予了肯定。但人們也擔心，美國國會10月初通過7000億美元救助計劃的實施對象并不涵蓋實體經濟，這說明美國政府仍然將維護金融體系穩定作為目前的首要任務，與歐盟相比有些短視；而美聯儲新出臺的8000億美元信貸市場解凍方案中的一部分將用于幫助房貸者、消費者及小企業的計劃，能否及時顯效具有不確定性。另外，規模巨大的財政支出無疑增加美國財政預算赤字，其后果有可能再次轉嫁給購買美國國債的。歐盟一些國家對歐盟計劃的資金來源也表示懷疑。2000億歐元的資金估計大部分還將來自于各國自己的計劃。而各國采取的一些政策對短期內避免衰退不會起到什么作用。同時，歐盟委員會不得不相應地允許增加各成員國政府的財政赤字空間。即各國政府背負的公共債務將被允許超過該國GDP數值3個百分點。日本政府雖然已擬定一份以定額補貼為核心的追加救市措施，但不少人仍認為，“補貼未必會流向消費，提振經濟基本無望。”

四、危機對中國外經貿的影響

（一）出口增幅將降至兩位數以下

剔除價格因素后，2008年前三季度中國實際出口增速分別為11.2%、11%、13.2%，低于上年同期水平10個百分點左右；第四季度的出口訂單已經下降，預計2008年中國進出口實際增速可能低于10%，大大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在出口市場方面，美國、歐盟等國家和地區受金融危機影響，經濟低迷、失業率上升、居民收入減少、消費水平下降，導致中國對主要貿易伙伴出口增速回落。前三季度，中國對美出口增長11.2%，同比下降4.6個百分點；對歐盟出口增長25.6%，同比下降5.3個百分點。隨著金融危機在全球范圍蔓延，新興經濟體發展也受到拖累。前三季度，中國對俄羅斯出口增長14.7%，同比下降69.8個百分點；對印度出口增長43.1%，同比下降24.4個百分點；對東盟出口增長28.4%，同比下降3.3個百分點。中國對新興經濟體主要國家出口放緩，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今年中國出口下滑趨勢。

人民銀行的調查顯示，第四季度外貿出口訂單繼續下降，已跌至2005年7月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的最低值。從第104屆廣交會訂單看，出口成交額上年秋季下降18.7%，比春季下降15.8%。其中，機電產品成交比上屆下滑13%，紡織品服裝訂單數繼續大幅減少，玩具行業訂單僅為上年同期的13。作為中國規模最大的對外貿易交易會，廣交會五年來首次出現成交額下降，預示中國未來出口形勢將更為嚴峻，出口企業面臨的市場環境更趨惡化。2009年中國實際出口將降至兩位數以下。

外部需求減少，出口增速放緩，貿易順差下降，使中國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降低。根據國家統計局測算，前三季度貨物和服務的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12.5%，比去年同期下降8.9個百分點，拉動經濟增長1.2個百分點，同比下降1.2個百分點。2009年凈出口對GDP的貢獻或將出現負值。

（二）利用外資增速放緩

受到金融危機的拖累，2008年以來，全球FDI流量明顯減少。據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的統計，上半年跨國并購交易額較2007年下半年下降29%。預計2008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量將下降10%。中國的利用外資方面也面臨考驗，一方面，由于發達經濟體經濟放緩，包括中國出口增長乏力，加工貿易受到較大影響，外資從加工貿易型企業撤出。另一方面，受信貸緊縮影響，在華投資的外商企業可能將資金轉回國內。據商務部統計，今年前10個月，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金額811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35%。同期，外商投資新設立企業22736家，同比下降26%。10月當月，實際利用外資金額67億美元，同比下降2%，為今年以來首次出現單月負增長。同期，外商投資新設立企業1935家，同比下降26%。其中，來自發達國家的投資放緩。前三季度，美國在華新設企業數和合同外資額分別下降30.6%和22.8%；英國分別下降22.1%和43.5%，德國分別下降32.6%和55.4%。另外，制造業吸收外資降幅明顯，前三季度，全國外商投資制造業新設企業同比下降43.2%，實際利用外資增幅低于全國平均水平6.17個百分點。

（三）對外投資面臨機遇

近年來，中國實施“走出去”戰略，企業對外投資規模不斷增加，但也時常面對投資國的種種壁壘和戒心，他們從意識形態或戰略考慮，經常對中國企業投資并購活動加以阻撓。這次金融危機導致美國等國金融市場流動性緊張，部分企業陷入了暫時的困境，增強了原股東出售的意愿，降低了美國企業的估值，更削弱了美國國民和政府對外資并購可能存在的排斥心態，從而降低了收購的政治性風險，一些歐洲企業也存在相似的情況。這給我國企業提供了很好的并購機會，同時，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也為我國企業海外擴張提供了有利條件。一些國外知名企業擁有知名品牌和成熟強大的國際營銷網絡，具備較強的研發能力，而這恰恰是中國企業所缺乏的，如果我國出口企業能夠選擇美國歐洲同行成功地并購，整合優質資源為我們所用，會極大地促進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升。

五、應對金融危機應注意的問題

為了應對金融危機的沖擊，防止經濟增速過快下滑，國務院近期已出臺一系列旨在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措施，對保證增長、穩定預期將發揮重要作用。在外貿政策方面，應繼續運用出口退稅、外貿發展基金、財政貼息等政策措施，支持擁有自主品牌、核心技術的產品和大型機械設備以及農輕紡等有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支持企業開展營銷、研發和并購，加快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與此同時，積極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到境外投資，進一步完善促進境外投資的政策措施和協調機制。在實施或完善上述措施的條件下，還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一）應繼續重點關注美國市場

由于最初對形勢估計不足，從美國次貸危機的發生直到2007年下半年，不少人樂觀地認為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影響不大。受這種觀點的影響，一些出口企業未能未雨綢繆，及早采取措施應對。以至于在進入2008年以后，面臨日趨惡化的出口環境和不利的經濟形勢，束手無策，損失慘重；有些出口企業就此破產倒閉。但是，對未來的世界經濟形勢，尤其是美國經濟的發展也不應過度悲觀。新興市場固然應成為我國具有出口增長潛力的未來大市場，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依然是我國的最大出口市場，對美出口仍然是我們的主攻市場。金融危機對美國經濟增長產生重大沖擊，但美國的霸權地位尚不會產生根本性的動搖，以美國的實力和新總統上臺的機遇，或許會最先走出衰退，且美國經濟恢復的速度將超出我們想象。即使美國經濟兩年后才得以恢復，也不至于使其實力急劇下滑。我們可以從美歐發達國家的救市措施中，對于新能源產業、環保產業的支持的機會，尋找機會。

（二）產品質量和知識產權等問題依然不可忽視

在關注擴大出口的同時，中國出口產品質量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依然不可忽視。美國方面的調查顯示，近年來，中國產品質量暴露出來的問題，慢慢損耗著中國產品的魅力。據分析，美國制造商在縮減源自中國的貨物，質量問題是最主要的原因。美國企業正在努力開拓墨西哥等周邊區域的市場以替代中國產品。另外，美歐市場對知識產權侵權問題也表現出極大的擔憂。在遵守法規、商品價格波動、供應鏈的安全漏洞，信息技術等問題上，中國政府也應給予足夠的關注和重視。

（三）穩定人民幣匯率幣值

人民幣實際匯率保持升值趨勢也對外貿出口產生不利影響。一方面，美國經濟低迷，金融形勢嚴峻，巨額救市計劃使財政赤字快速上升，可能導致美元幣值走軟。另一方面，盡管中國經濟增長也在快速下滑，但是金融體系相對穩健、政策調整空間較大、經濟運行情況好于其他主要經濟體。因此，預計未來一段時間，人民幣兌美元、歐元等主要貨幣仍存在升值壓力。匯率上升，將使許多處于微利狀態的中國外貿企業出口更加困難，抑制中國出口增長。建議穩定人民幣匯率，減弱人民幣升值預期，消除次貸危機對我國出口的匯率傳導機制，避免匯率成為美國轉嫁危機的政策工具。

（四）繼續警惕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金融危機使美歐經濟陷入衰退，進而將影響全球貿易的穩定發展。世界銀行預計，2008年全球進口貿易增長將從2007年的7.4%降至2008年的5.2%，2009年將出現自1982年以來的首次負增長，下降幅度為2.5%。國際貿易萎縮，必將加劇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許多國家和地區經濟步入衰退、企業銷售下降、利潤下降、開工不足、失業率上升，可能將采取更為保守的貿易政策和措施，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風險加大。預計未來一段時間美國對華反傾銷、技術性、標準性、綠色的貿易保護手段會更加頻繁出現。如有必要，可聯合其他相關國家，在WTO框架下聯合抵制發達國家可能出現的通過貿易保護向國際社會轉嫁危機的做法。

國外經濟論文:國外經濟與生態關系的演進論文

摘要：經濟與生態的關系是可持續發展觀的中心問題，對此西方學者給予了持續關注，并且形成了多種影響深遠的理論學說，分辨有羅馬俱樂部的經濟零增長論、戴利的穩態經濟論、環境庫茲尼茨曲線說和協同發展觀，對經濟與生態關系的總體認識由對峙走向統一，由沖突走向協同。從一定意義上說，經濟與生態協同發展觀更接近于可持續發展的本質。

關鍵詞：可持續發展；經濟；生態；協同發展

自工業文明以來，人類不僅積累了宏大的物質財富，更為重要的是掌握了日益精進的認識、改革、駕馭、奴役自然的技巧與能力，在此基礎上，顯見的結果是由此而伴生的人類蔑視自然的野心及欲望，正在不受任何約束地膨脹。對于仍然徘徊在自由王國之外的人類來說，這種無知的欲望加上強大的技巧力量將招致災難性后果。1962年，美國生物學家卡遜的環境科普著作——《安靜的春天》已經將這一后果昭示于全體人類面前，這一警世之作的全部意義集中于它啟迪了人們對自身行為的反思，這一反思催生了可持續發展觀的孕育及發展。從一開始，可持續發展觀就把生態與經濟的關系作為中心問題加以研究，這在其不同發展階段的具體理論學說中逐一得以浮現。

一、羅馬俱樂部的經濟零增長論

成立于1968年的羅馬俱樂部以研究“世界性的問題”而聞名于世，以麻省理工學院米都斯(DennisL.Meadows)教授為首的研究小組于1972年頒布了第一份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羅馬俱樂部關于人類困境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引起了世界范疇內的廣泛關注。

《報告》考察了世界人口、工業化、污染、糧食生產和資源耗費等五個方面的發展趨勢，指出世界經濟與人口的指數增長必然會遭遇一個“極限”，“我們可以有信心說，在現有系統沒有重大變化的假定下，人口和工業的增長，最遲在下一個世紀內一定會停止。”隨之而來的是不可避免的全面的衰退和崩潰。與《安靜的春天》不同的是，《報告》雖得出了令人悲觀的結論，但卻拒絕放任悲劇性前景的降臨，“無論如何，我們的態度是一種很嚴肅的憂慮，而不是絕望的害怕。”對此，《報告》提出了保持“全球均衡狀態”的設想，以此作為應對危機的根本思路，其核心觀點是“工廠資本和人口在規模上不變。出生率等于死亡率，資本的投資率等于折舊率。所有投入和產出的速率；包含出生、死亡、投資和折舊保持最小。”他們認為只要“自覺把持增長，促使增長結束”就會實現“更好的”結果，即“可以保持，沒有突然的和不可把持的崩潰；可以滿足全體國民的基礎物質需要”。

《報告》主張經濟零增長，但這并不意味著對發展與進步的拋棄與否定，“在均衡狀態中，需要不變的量只有人口和資本。而那些不需要大量不可代替的資源，或不產生嚴重的環境退化的人類活動，可以無限地繼續增長。”為避免可能發生的誤解與偏見，《報告》在總結部分進一步闡明這一原則性認識：“我們毫不含混地支持這種論點，給世界人口和經濟增長強加上一個制動器，而絕不是導致凍結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現狀。”“這份報告的悲觀主義結論，已經而且無疑將繼續是一個爭論的問題。”正如《報告》所預言的那樣，經濟零增長論一經提出就引發了廣泛的爭議，對它的主要非議集中于《報告》把經濟與生態的關系簡單對峙起來，宣揚一種抑此揚彼的機械主義論調，無疑是過于消極、片面的。顯然，《報告》所主張的經濟零增長論并非是解決經濟與生態抵觸的一劑良方，而只是在現有技巧、理論學說、社會政治框架、國際合作體系等都存有不足與缺陷的前提下，為完成“一場思想上的哥白尼革命”而贏得時間。

《報告》在可持續發展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它引導人們理智地透析出生態問題的本質即經濟與生態關系的抵觸。這份報告，盡管“僅僅是第一步”，但卻是具有深遠意義的開創性的第一步，正如波托馬克協會主席威廉?瓦特在《報告》前言中所說：“我們希望，《增長的極限》會在所有社會中博得批判性的注意，并激發爭論。我們希望，它將鼓勵每一個讀者思考增長與進步的等同關系及其結果。而且，我們希望，它會導致一切領域里有思想的先生們和女士們明白：如果我們要保護這個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孩子們居住的星球，現在就需要一致行動。”從這一意義上說，《報告》更像是一份劃時代的“行動宣言”，啟迪人們在解析生態與經濟關系的世界性難題上不斷尋求理論與實踐上的答案。

二、戴利的穩態經濟論

美國生態經濟學家赫爾曼·E·戴利(HermanE.Daly)1971年出版了《走向穩態的經濟學》，開始提出穩態經濟學概念。1996年出版的《超越增長：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學》一書，進一步全面系統地論述穩態經濟論，被視為“對于每一個關心可持續發展的人必讀的著作”，他本人也被譽為“對傳統經濟學發起哥白尼式革命的最卓越的倡導者”。

戴利認為經濟子系統是被生態母系統包圍的，二者之間不斷進行物質與能量的交換。由于人類活動(尤其是經濟活動)的加劇，使得經濟子系統的空間區域日益膨脹，逐漸壓縮生態系統，乃至有擴展至生態邊界、導致生態系統崩潰的危險，即由“空的世界”日益走向“滿的世界”，這是人類目前面臨著的生態危機的本質。為緩解這一危機，消除生態問題，就需要對經濟系統的擴張施加一定的約束和限制，為此戴利提出了“穩態經濟”——在必要時應該不惜放棄短期經濟增長和資源耗費以保持整個社會長期生存和穩定的一種經濟，也就是說，“經濟流量的恒定水平必須是生態可持續的，能在長久的未來保持人類生活在一個足以有優越生活的標準的或人均資源使用水平。”

穩態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是斷定經濟規模。戴利認為“宏觀環境經濟學的主要任務是設計出一個與裝載線相類似的制度，用以斷定重量即經濟的絕對規模，使經濟之船不在生物圈中沉沒。”提出要用“經濟的裝載線”——這種“目前還未存在的政策手段”來限制經濟產量的規模，確保生態安全。戴利還提出了最大規模與最佳規模的區別，并且把最佳規模與可持續發展聯系起來，使其對可持續發展的分析具有了全新的意義，“可持續發展是經濟規模增長沒有超越生物環境承載能力的發展。”“可持續發展的整個理念就是經濟子系統的增長規模絕對不能超出生態系統可以永久持續或支撐的容納范疇。”

穩態經濟論所主張的可持續發展不同于丹尼斯在《增長的極限》中所提出的對于經濟增長所施加的簡單的、粗暴的甚至是危險的方法，這就是“用質量性改良(發展)的經濟范式來代替數量性擴展(增長)的經濟范式作為未來進步的道路。”因此，穩態經濟論成功地將人們對于經濟與生態關系的關注，由過去對經濟增長速度的追求轉移到對經濟發展質量的追求上來，這符合經濟與社會現實發展的需求，在對經濟與生態關系的研究上邁出了重要一步。然而不可否定的是，穩態經濟論在處理經濟與生態關系上的基礎策略是對經濟增長實施一定程度的自覺的約束與限制，這與《增長的極限》的基礎主張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因此，穩態經濟論只能是立論于經濟與生態關系抵觸對峙基礎上的改良方案，而對于經濟與生態二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尤其是二者之間的協同發展的認識明顯不足，這注定了穩態經濟論只能限于理論研究層面，而很難應用于具體實踐活動。

三、環境庫茲尼茨曲線說

20世紀末一批環境經濟學家，包含卡蒙納(Commoner，1991)、戴斯卡布塔和米勒(Dasgupta，Maler，1994)等人在分析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的關系時，經過大量實證研究得出結論，認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環境惡化程度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逐步加深，達到一定嚴重程度后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得以改良，環境狀態隨經濟發展水平呈“倒U型”態勢，這是一種類似庫茲尼茨(Kuznets)曲線的動態關系，因此稱為環境庫茲尼茨曲線。環境庫茲尼茨曲線說似乎印證了這樣一種客觀聯系，即在經濟發展的較低階段，人類的經濟活動規模不大，生產方法自發地遵循生態規律，因而經濟活動對于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并不危機自然界的生態修復功效；但工業革命以來，由于技巧進步速度加快，經濟活動對自然生態資源的耗費開始超出資源更新與生態修復能力；進入后工業化時代，知識經濟成為主流經濟形式，環境保護與治理的制度、技巧、意識取得長足進步，經濟活動與生態環境實現良性互動。環境庫茲尼茨曲線的存在，表明在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初期不可避免地將出現一定程度的環境惡化，并隨著人均國民收入的提高，經濟增長將有助于環境的改良。

環境庫茲尼茨曲線說論證了生態與經濟的復雜關系，即在一定條件下的對峙關系可以成功轉向為統一關系，實現共生共進的良性互動。這為進一步改變經濟增長模式，通過經濟發展的積極的能動作用，實現經濟與生態共同發展供給了理論根據，為可持續發展模式的創新開辟了一條新道路。環境庫茲尼茨曲線說的提出是可持續發展思想史的一個重大轉折點，在對經濟與生態關系的處理上，不再是對經濟活動的單純的約束與限制，而轉向積極有效地引導與規范，使經濟發展成為促進環境質量改良的有效手段。

然而，環境庫茲尼茨曲線說作為可持續發展思想史上的一個階段性理論成果，仍然有其難以克服的理論缺陷與不足。首先，環境庫茲尼茨曲線說是以發達國家的發展實踐為例，顯然并不具有令人信服的廣泛性。大部分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環境成本已通過不公平的國際分工和貿易體系轉嫁到發展中國家。如果發展中國家遵循并且按照環境庫茲尼茨曲線說所指明的所謂的“發展規律”進行經濟活動，通過追求高速度來實現經濟發展階段的跨越，那勢必會削弱其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結果可能是不僅不能成功實現發達狀態，相反卻會出現生態與經濟的同步衰退與崩潰。其次，環境庫茲尼茨曲線說只是一個實證性研究的成果，只是注意到了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客觀聯系，但卻沒能給這種聯系以內在邏輯自洽的理論解析，也就是說它不可能對經濟與生態關系如何實現共同發展給出明確的回答。最后。環境庫茲尼茨曲線說在處理經濟與生態關系問題，本質上是一種不作為的消極態度。它認為只要人們自覺遵循經濟與生態關系變動的發展規律，通過經濟發展由低級階段上升到高級階段，生態與經濟關系會自動進入一個良性互動狀態，這一認識的根本性危險在于它放任了生態危機可能在經濟發展的低級階段就會爆發，造成不可逆轉的后果，從而危及人類的整體性生存。公務員之家:

四、協同發展觀

1986年由德國科學家赫爾曼·哈肯(HermannHaken)撰寫的《協同學——大自然構成的機密》一書出版，“協同”一詞成為被各門學科廣泛引用的重要概念。哈肯的協同觀主要集中于對事物結構的自組織特性——由無序到有序的認識上，這對傳統的物理學認識發起了挑戰。哈肯協同學的研究目標是“在千差萬別的各科學領域中斷定系統自組織賴以進行的自然規律”，在此意義上，他把協同學定義為“一門在廣泛規律安排下的有序的、自組織的集體行為的科學”。哈肯的協同學對可持續發展思想的發展與演化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按照事物的協同發展規律斷定，經濟與生態是完全可以由對峙走向統一，由沖突走向協同，實現良性互動的。

與前三種理論學說相比，經濟與生態協同發展觀尚未形成系統、完善的理論形態，也并未得到世界各國廣泛一致的認可，其基礎觀點與認識僅僅折射于各種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具體實踐活動。目前根據世界各國對可持續發展的整體認知水平，可以將它們分成三個層次：第一層次包含芬蘭、瑞典、挪威、德國、新西蘭等少數發達國家，它們將可持續發展定位于經濟、社會以及生態的全面可持續發展。第二層次包含大部分工業化國家和少數準工業化國家，它們將可持續發展定位于在環境保護的基礎上的經濟發展。第三層次包含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它們將可持續發展定位于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注意環境保護。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有第一層次的認知水平才真正反響了經濟與生態協同發展觀的本質要求。在經濟與生態協同發展方面，歐洲國家，尤其是北歐國家的認識與實踐走在了世界前列。例如芬蘭把可持續發展規定為具有可操作性的三個領域：生態可持續性(包含而且與經濟可持續性緊密相關)、社會可持續性、文化可持續性；瑞典強調要從片面地保護環境轉入同兼顧資源、環境、經濟、社會諸方面和諧的可持續發展；德國則以經濟、社會和生態三位一體和諧發展作為可持續發展模式。歐洲國家對于經濟與生態協同發展實踐的探索是積極的，但遠未達到理論認識的澄明狀態。從熊彼特前分析觀點②的角度，經濟與生態協同發展的預設目標，或者說，經濟與生態協同發展至少應具有以下幾個基礎特征：(1)經濟與生態關系由對峙狀態轉向統一狀態，互為對方發展的條件。(2)經濟活動在生態資源成為其限制性因素之后，通過適應能力的提高，在創造經濟效益的同時，必然伴生一定的生態效益(至少以不損害生態和環境為底線)。(3)經濟活動并不會因附加伴生生態效益的義務與責任而導致成本大幅度提高，最終扼殺經濟活力。經濟活動在全新的成本一效益機制的約束與鼓勵下，成功地培育起與條件變化相適應的可持續發展能力。(4)極有可能的是，整個社會對經濟活動的需求會以有一個根本性轉變作為必要前提，也就是說，社會對經濟活動績效的評價決不是目前的指標體系，而是通過全新的指標體系傳達更明確的社會需求。

國外經濟論文:國外經濟生態關系理論演進研究論文

自工業文明以來，人類不僅積累了龐大的物質財富，更為重要的是掌握了日益精進的認識、改造、駕馭、奴役自然的技術與能力，在此基礎上，顯見的結果是由此而伴生的人類蔑視自然的野心及欲望，正在不受任何約束地膨脹。對于仍然徘徊在自由王國之外的人類來說，這種無知的欲望加上強大的技術力量將招致災難性后果。1962年，美國生物學家卡遜的環境科普著作——《寂靜的春天》已經將這一后果昭示于全體人類面前，這一警世之作的全部意義集中于它啟迪了人們對自身行為的反思，這一反思催生了可持續發展觀的孕育及發展。從一開始，可持續發展觀就把生態與經濟的關系作為中心問題加以研究，這在其不同發展階段的具體理論學說中逐一得以呈現。

一、羅馬俱樂部的經濟零增長論

成立于1968年的羅馬俱樂部以研究“世界性的問題”而聞名于世，以麻省理工學院米都斯(DennisL.Meadows)教授為首的研究小組于1972年公布了第一份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羅馬俱樂部關于人類困境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引起了世界范圍內的廣泛關注。

《報告》考察了世界人口、工業化、污染、糧食生產和資源消耗等五個方面的發展趨勢，指出世界經濟與人口的指數增長必然會遭遇一個“極限”，“我們可以有信心說，在現有系統沒有重大變化的假定下，人口和工業的增長，最遲在下一個世紀內一定會停止。”隨之而來的是不可避免的全面的衰退和崩潰。與《寂靜的春天》不同的是，《報告》雖得出了令人悲觀的結論，但卻拒絕放任悲劇性前景的降臨，“無論如何，我們的態度是一種很嚴肅的憂慮，而不是絕望的恐懼。”對此，《報告》提出了維持“全球均衡狀態”的設想，以此作為應對危機的根本思路，其核心觀點是“工廠資本和人口在規模上不變。出生率等于死亡率，資本的投資率等于折舊率。所有投入和產出的速率；包括出生、死亡、投資和折舊保持最小。”他們認為只要“自覺控制增長，促使增長結束”就會實現“更好的”結果，即“可以維持，沒有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崩潰；可以滿足全體人民的基本物質需要”。

《報告》主張經濟零增長，但這并不意味著對發展與進步的拋棄與否定，“在均衡狀態中，需要不變的量只有人口和資本。而那些不需要大量不可代替的資源，或不產生嚴重的環境退化的人類活動，可以無限地繼續增長。”為避免可能發生的誤解與偏見，《報告》在總結部分進一步闡明這一原則性認識：“我們毫不含糊地支持這種論點，給世界人口和經濟增長強加上一個制動器，而絕不是導致凍結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現狀。”

“這份報告的悲觀主義結論，已經而且無疑將繼續是一個爭論的問題。”正如《報告》所預言的那樣，經濟零增長論一經提出就引發了廣泛的爭議，對它的主要非議集中于《報告》把經濟與生態的關系簡單對立起來，宣揚一種抑此揚彼的機械主義論調，無疑是過于消極、片面的。顯然，《報告》所主張的經濟零增長論并非是解決經濟與生態矛盾的一劑良方，而只是在現有技術、理論學說、社會政治框架、國際合作體系等都存有不足與缺陷的前提下，為完成“一場思想上的哥白尼革命”而贏得時間。來源于/

《報告》在可持續發展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它引導人們理智地透析出生態問題的本質即經濟與生態關系的矛盾。這份報告，盡管“僅僅是第一步”，但卻是具有深遠意義的開創性的第一步，正如波托馬克協會主席威廉?瓦特在《報告》前言中所說：“我們希望，《增長的極限》會在所有社會中博得批判性的注意，并激發爭論。我們希望，它將鼓勵每一個讀者思考增長與進步的等同關系及其結果。而且，我們希望，它會導致一切領域里有思想的先生們和女士們明白：如果我們要維護這個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孩子們居住的星球，現在就需要一致行動。”從這一意義上說，《報告》更像是一份劃時代的“行動宣言”，啟迪人們在解析生態與經濟關系的世界性難題上不斷尋求理論與實踐上的答案。

二、戴利的穩態經濟論

美國生態經濟學家赫爾曼·E·戴利(HermanE.Daly)1971年出版了《走向穩態的經濟學》，開始提出穩態經濟學概念。1996年出版的《超越增長：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學》一書，進一步全面系統地論述穩態經濟論，被視為“對于每一個關心可持續發展的人必讀的著作”，他本人也被譽為“對傳統經濟學發起哥白尼式革命的最卓越的倡導者”。

戴利認為經濟子系統是被生態母系統包圍的，二者之間不斷進行物質與能量的交換。由于人類活動(尤其是經濟活動)的加劇，使得經濟子系統的空間區域日益膨脹，逐漸壓縮生態系統，乃至有擴展至生態邊界、導致生態系統崩潰的危險，即由“空的世界”日益走向“滿的世界”，這是人類目前面臨著的生態危機的實質。為緩解這一危機，消除生態問題，就需要對經濟系統的擴張施加一定的約束和限制，為此戴利提出了“穩態經濟”——在必要時應該不惜放棄短期經濟增長和資源消耗以維持整個社會長期生存和穩定的一種經濟，也就是說，“經濟流量的恒定水平必須是生態可持續的，能在長久的未來保持人類生活在一個足以有優越生活的標準的或人均資源使用水平。”

穩態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是確定經濟規模。戴利認為“宏觀環境經濟學的主要任務是設計出一個與裝載線相類似的制度，用以確定重量即經濟的絕對規模，使經濟之船不在生物圈中沉沒。”提出要用“經濟的裝載線”——這種“目前還未存在的政策手段”來限制經濟產量的規模，確保生態安全。戴利還提出了最大規模與最佳規模的區別，并且把最佳規模與可持續發展聯系起來，使其對可持續發展的分析具有了全新的意義，“可持續發展是經濟規模增長沒有超越生物環境承載能力的發展。”“可持續發展的整個理念就是經濟子系統的增長規模絕對不能超出生態系統可以永久持續或支撐的容納范圍。”來源于/

穩態經濟論所主張的可持續發展不同于丹尼斯在《增長的極限》中所提出的對于經濟增長所施加的簡單的、粗暴的甚至是危險的方法，這就是“用質量性改進(發展)的經濟范式來代替數量性擴展(增長)的經濟范式作為未來進步的道路。”因此，穩態經濟論成功地將人們對于經濟與生態關系的關注，由過去對經濟增長速度的追求轉移到對經濟發展質量的追求上來，這符合經濟與社會現實發展的需求，在對經濟與生態關系的研究上邁出了重要一步。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穩態經濟論在處理經濟與生態關系上的基本策略是對經濟增長實施一定程度的自覺的約束與限制，這與《增長的極限》的基本主張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因此，穩態經濟論只能是立論于經濟與生態關系矛盾對立基礎上的改進方案，而對于經濟與生態二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尤其是二者之間的協同發展的認識明顯不足，這注定了穩態經濟論只能限于理論研究層面，而很難應用于具體實踐活動。三、環境庫茲尼茨曲線說

20世紀末一批環境經濟學家，包括卡蒙納(Commoner，1991)、戴斯卡布塔和米勒(Dasgupta，Maler，1994)等人在分析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的關系時，經過大量實證研究得出結論，認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環境惡化程度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逐步加深，達到一定嚴重程度后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得以改善，環境狀態隨經濟發展水平呈“倒U型”態勢，這是一種類似庫茲尼茨(Kuznets)曲線的動態關系，因此稱為環境庫茲尼茨曲線。環境庫茲尼茨曲線說似乎印證了這樣一種客觀聯系，即在經濟發展的較低階段，人類的經濟活動規模不大，生產方式自發地遵循生態規律，因而經濟活動對于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并不危機自然界的生態修復功能；但工業革命以來，由于技術進步速度加快，經濟活動對自然生態資源的消耗開始超出資源更新與生態修復能力；進入后工業化時代，知識經濟成為主流經濟形式，環境保護與治理的制度、技術、意識取得長足進步，經濟活動與生態環境實現良性互動。環境庫茲尼茨曲線的存在，表明在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初期不可避免地將出現一定程度的環境惡化，并隨著人均國民收入的提高，經濟增長將有助于環境的改善。

環境庫茲尼茨曲線說論證了生態與經濟的復雜關系，即在一定條件下的對立關系可以成功轉向為統一關系，實現共生共進的良性互動。這為進一步改變經濟增長模式，通過經濟發展的積極的能動作用，實現經濟與生態共同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為可持續發展模式的創新開辟了一條新道路。環境庫茲尼茨曲線說的提出是可持續發展思想史的一個重大轉折點，在對經濟與生態關系的處理上，不再是對經濟活動的單純的約束與限制，而轉向積極有效地引導與規范，使經濟發展成為促進環境質量改善的有效手段。

然而，環境庫茲尼茨曲線說作為可持續發展思想史上的一個階段性理論成果，仍然有其難以克服的理論缺陷與不足。首先，環境庫茲尼茨曲線說是以發達國家的發展實踐為例，顯然并不具有令人信服的普遍性。大部分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環境成本已通過不公正的國際分工和貿易體系轉嫁到發展中國家。如果發展中國家遵循并且按照環境庫茲尼茨曲線說所指明的所謂的“發展規律”進行經濟活動，通過追求高速度來實現經濟發展階段的跨越，那勢必會削弱其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結果可能是不僅不能成功實現發達狀態，相反卻會出現生態與經濟的同步衰退與崩潰。其次，環境庫茲尼茨曲線說只是一個實證性研究的成果，只是注意到了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客觀聯系，但卻沒能給這種聯系以內在邏輯自洽的理論解析，也就是說它不可能對經濟與生態關系如何實現共同發展給出明確的回答。最后。環境庫茲尼茨曲線說在處理經濟與生態關系問題，實質上是一種不作為的消極態度。它認為只要人們自覺遵循經濟與生態關系變動的發展規律，通過經濟發展由低級階段上升到高級階段，生態與經濟關系會自動進入一個良性互動狀態，這一認識的根本性危險在于它放任了生態危機可能在經濟發展的低級階段就會爆發，造成不可逆轉的后果，從而危及人類的整體性生存。

四、協同發展觀

1986年由德國科學家赫爾曼·哈肯(HermannHaken)撰寫的《協同學——大自然構成的秘密》一書出版，“協同”一詞成為被各門學科廣泛引用的重要概念。哈肯的協同觀主要集中于對事物結構的自組織特性——由無序到有序的認識上，這對傳統的物理學認識發起了挑戰。哈肯協同學的研究目標是“在千差萬別的各科學領域中確定系統自組織賴以進行的自然規律”，在此意義上，他把協同學定義為“一門在普遍規律支配下的有序的、自組織的集體行為的科學”。哈肯的協同學對可持續發展思想的發展與演化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按照事物的協同發展規律判斷，經濟與生態是完全可以由對立走向統一，由沖突走向協同，實現良性互動的。

與前三種理論學說相比，經濟與生態協同發展觀尚未形成系統、完善的理論形態，也并未得到世界各國廣泛一致的認可，其基本觀點與認識僅僅折射于各種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具體實踐活動。目前依據世界各國對可持續發展的整體認知水平，可以將它們分成三個層次：第一層次包括芬蘭、瑞典、挪威、德國、新西蘭等少數發達國家，它們將可持續發展定位于經濟、社會以及生態的全面可持續發展。第二層次包括大部分工業化國家和少數準工業化國家，它們將可持續發展定位于在環境保護的基礎上的經濟發展。第三層次包括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它們將可持續發展定位于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注意環境保護。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有第一層次的認知水平才真正反映了經濟與生態協同發展觀的本質要求。

在經濟與生態協同發展方面，歐洲國家，尤其是北歐國家的認識與實踐走在了世界前列。例如芬蘭把可持續發展規定為具有可操作性的三個領域：生態可持續性(包括而且與經濟可持續性緊密相關)、社會可持續性、文化可持續性；瑞典強調要從片面地保護環境轉入同兼顧資源、環境、經濟、社會諸方面協調的可持續發展；德國則以經濟、社會和生態三位一體協調發展作為可持續發展模式。歐洲國家對于經濟與生態協同發展實踐的探索是積極的，但遠未達到理論認識的澄明狀態。從熊彼特前分析觀點②的角度，經濟與生態協同發展的預設目標，或者說，經濟與生態協同發展至少應具有以下幾個基本特征：(1)經濟與生態關系由對立狀態轉向統一狀態，互為對方發展的條件。(2)經濟活動在生態資源成為其限制性因素之后，通過適應能力的提高，在創造經濟效益的同時，必然伴生一定的生態效益(至少以不損害生態和環境為底線)。(3)經濟活動并不會因附加伴生生態效益的義務與責任而導致成本大幅度提高，最終扼殺經濟活力。經濟活動在全新的成本一效益機制的約束與激勵下，成功地培育起與條件變化相適應的可持續發展能力。(4)極有可能的是，整個社會對經濟活動的需求會以有一個根本性轉變作為必要前提，也就是說，社會對經濟活動績效的評價決不是目前的指標體系，而是通過全新的指標體系傳達更明確的社會需求。

總結：經濟與生態的關系是可持續發展觀的中心問題，對此西方學者給予了持續關注，并且形成了多種影響深遠的理論學說，分別有羅馬俱樂部的經濟零增長論、戴利的穩態經濟論、環境庫茲尼茨曲線說和協同發展觀，對經濟與生態關系的總體認識由對立走向統一，由沖突走向協同。從一定意義上說，經濟與生態協同發展觀更接近于可持續發展的本質。

國外經濟論文:國外經濟法理論演進研究論文

摘要：經濟法理論研究是我國法學研究重要領域，在我國已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繼續深入的情況下，經濟法理論研究亟需轉型，應由一貫的功能論擺脫出來。考察德國和日本經濟法理論學說之演變，無疑有助于這一進程。筆者通過德、日經濟法理論學說之演進，說明當前經濟法理論已趨于實務化，特別是德國的經濟憲法和經濟行政法角度對經濟法研究，是十分值得我國借鑒和發展的。

關鍵詞：經濟法；學說；演進；啟示

1.問題的提出

以美國1890年《謝爾曼反托拉斯法》為標志，作為國家干預之法的經濟法已有百年歷史，相應經濟法理論研究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也有80多年的進程。特別是德國和日本，其經濟立法之豐富，經濟法理論之研究之興盛，實為西方他國難能所及。許多學者認為，經濟立法和經濟法理論為德國和日本從后進國成為先進國，從戰敗國一躍成為世界經濟大國，做出了應有的貢獻。但是從現有掌握的資料來看，德國經濟法理論研究新見解在進入90年代后已甚少見①，日本經濟法理論研究顯然也不如80年代紅火。這是為什么？我們知道，現在日本經濟出現了大問題，從80年代以來一直處于停滯狀態，而德國經濟并沒有出現這樣的經濟結構問題。這與兩個國家不同經濟法認識是否有關系？

我國已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進一步深入發展。在這樣的經濟背景下，我國經濟法理論研究應向何處發展，是經濟法理論界必須直面的課題。他山之玉，可以攻，現我們將外國特別是德國和日本經濟法理論演進作一簡單介紹，也許有助于我國經濟法理論之研究，特別是有助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

2.德日經濟法理論之演進

學界公認，現代經濟法產生的標志是美國1890年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但經濟法理論的產生并發展卻在德國，日本繼承并進一步發展了經濟法理論。根據德、日經濟法理論和學說產生、發展的軌跡，我們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即現代經濟法產生初期至二戰結束前的經濟法理論學說（1890—1945）、二戰后至80年代的經濟法理論學說、90年代以來的經濟法理論和學說。

2.1.現代經濟法產生后至二戰期間現代經濟法理論學說

德國在學術上開始使用“經濟法”一詞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一戰結束后，Hedemann教授在1917年于耶那大學建立的“大經濟法律考察研究所”改名為“經濟法研究所”。他經年開設經濟法課程，編著經濟法通迅半年刊，并撰寫學術著作②。日本學者孫田秀春1924年的著作《勞動法總論》中專門有《勞動法與經濟法的關系》一文，對德國經濟法研究作了介紹，日本經濟法理論研究從此開始③。這個時期德國和日本的經濟法學說主要有以下幾種④：

（1）德國

A.世界觀說：這是Hedemann的學說，他認為，以具有現代法特征，并滲透于現代法的經濟精神為基調之法為經濟法。他自稱此說為世界觀說。正如18世紀中以“自然”為該時代的基調一樣，在現代則以“經濟性”作為時代的基調，而以此經濟性為特征的法為經濟法。這種學說較為抽象，它強調現代經濟法是具有現代法特征的法，而所謂現代法是以經濟性為基調的。作為最早研究經濟法理論的學者之一，Hedemann以極為抽象但十分準確的“經濟性”緊緊把握住了現代經濟法的精神。

B.集成說：該學說的代表是Nussbaum，他認為，凡是以直接影響國民經濟為目的規范的總體就是經濟法。因而，間接影響到國民經濟的法律，如財政法，以及只以個人生活為對象的法律，如民法，則應排除于經濟法之外。這一學說其實是把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戰后出現的新法律現象，用“經濟法”的綜合概念來對待的。但它也正確地認識到了現代經濟法中國家對國民經濟的干預性，試圖將這些新的法律現象加以組合。

C.組織經濟說：這是Goldschmidt所倡導的學說。他認為，經濟法是“組織經濟固有之法”，而所謂“組織經濟”是以改進生產為目的而規制的交易經濟和共同經濟。這種學說影響甚大。顯然，Goldschmidt真正把握住了現代經濟法的真諦-由國家通過法律來組織社會經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還主張把社會學方法和經濟政策的觀點加以結合起來把握經濟法，這種認識將對經濟法的認識向前推進了一步，使得經濟法與傳統民商法區分開來。

D.企業法說：這是Kaskel的學說。他認為，經濟法是關于經濟企業者的法，但關于經濟企業者的法并不全是經濟法，只有規制“企業管理或完成經濟企業者的事業而產生的關系，才是經濟法的對象，所以，勞動法和商法不是經濟法。他的這一見解，由Haussmann作了進一步的發展。后者認為，正如商業活動領域限定傳統商法的特定素材一樣，今日的經濟活動力的重點不僅限于商業，而且也表現在生產、加工、銀行和金融等各個方面，這種企業活動的法律，要求與商業企業活動的法律具有同等的資格。企業法說強調了國家對社會經濟基本主體的企業活動的規制，這是符合社會經濟現狀的，特別是符合現代經濟中企業發展現狀，因而看到了國家與企業的現代經濟關系。

E.方法論說：該學說是以社會學方法來研究經濟法的，如Rumpf認為，以對法律領域中經濟的客觀實際部分所作的法學上的全面探討，理解為經濟法的研究，企圖從這一論點出發，來建立綜合民法和商法的經濟法的基礎，并使這樣的私人經濟法與公共甚至國家經濟法既對立，又在整個法學體系中使二者處于統一綜合的地位。Geiler也認為，經濟法無非是在有關經濟生活的法律領域中，適用法學研究的社會學方法而已。方法論說盡管只是從法學方法上來看待新興的經濟法的，但這種學說無疑以一種高屋建瓴之勢剖析了新興之經濟法為什么以及如何注重社會目的、作用和效果，以實現社會不同利益的整合，達到社會利益之協調的。它使得人們能夠首先從社會之意義上把握經濟法，而非部門意義中尋求經濟法之要義。

F.機能說：該學說是基于法律的機能，并以經濟統制為經濟法中心概念的認識。如F·Bohm主張作為經濟法的中心概念，必須考慮到國家統制經濟和特定經濟政策意義上的經濟秩序以及有關的經濟制度。Heamerle主張以國家統制經濟特有的法律為經濟法。他認為經濟法是國家有計劃地對經濟加以組織和管理之法，并認為經濟活動因受國家決策方針的拘束，而逐漸失去自主性。機能說強調了國家通過經濟法對經濟的統制功能，看到了經濟法在現代社會中以國家之強力進行新的利益分配的工具性價值，雖然它過于注重了經濟法中國家的力量，但也無疑準確認識到了經濟法特有的經濟統制作用。

G.協調公私法沖突說：這是Klaussing提出的學說。他指出，經濟法是涉及受企業組織及其經營活動影響的有關企業經營的法律規范總和。這些企業早在19世紀就受商法調整了，現在理論家則試圖確定一種新的經濟規范來撞擊舊的規范。這兩種體系正在你爭我奪，但至今不僅沒有人承認新的規范體系占有統治地位，而且新舊兩者的結合也沒有出現。因此經濟法的任務在于試圖找到自治規則和國家調控規則這兩者沖突的協調和結合。這種學說基于公私法理論而認為經濟法試圖調和二者圍繞企業組織和經營活動發生的沖突，其實質是認識到了經濟法與傳統私法的緊密聯系，因而如何通過二者的協調達到企業經營在公與私上都更好的效果。

（2）日本

日本學者將德國經濟法理論引進日本以后到二戰結束，基本上是照搬德國的學說和認識，自己的獨特看法基本上還沒有⑤。

2.2.二戰后至80年代的經濟法理論學說

二戰后到80年代是世界各國經濟立法大發展和成熟的時期。所謂大發展是指這個時期各個國家的經濟立法特別是德、日、法等在經濟調控和微觀規制上全面展開，并因此帶動廣大發展中國家相繼仿效；所謂成熟是指這個時期的經濟立法逐步走向理性，而不是簡單地越多越好，即由量變轉為質變。相應地，經濟法理論的研究也逐步走向成熟和理性。

（1）德國

A.沖突法說⑥：ErnstRudolfHuber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活動主體，即企業家與勞工，在經濟活動中的自由與受拘束之間的沖突的特別法。其特征為個人自由與團體或國家對其所為拘束間的沖突。他將經濟法的內容體系分為：①經濟私法，其內容涉及企業法及私法自治原則；②經濟行政法，內容涉及國家機關對私經濟秩序的管理、干預和引導，以及國家自為經濟活動的公營事業；③經濟刑法，關系對違反經濟法的刑事懲罰；④經濟基本體制法，關系對經濟秩序與經濟體系（市場經濟、管理與引導之經濟、國家直接支配之經濟或混合體系等），所作的基本決定。

GerhardRauschenbach也認為，經濟法是一種沖突法，它以國家行政措施之干預，追求公共的整體利益和社會協和為目標。他強調了經濟法與民商法及勞工法的區別，但認為同憲法及行政法有密切關系。他認為經濟法的內容包括四部分：①經濟基本體制形態，經濟法中的基本權利及國家經濟活動；②國家經濟機關的組織，各種職業公會和私法上的經濟團體；③卡特爾法；④經濟引導與經濟監督。

這種學說是對二戰結束前協調公私法沖突說的發展，其發展表現在它們認為經濟法協調公私沖突已不限于企業，還包括勞工。而且更重要的，他們開始將經濟法與民商法和勞動法區分開來，認識到了經濟法與憲法和行政法的緊密聯系，因而比較好地處理了經濟法與現行法律體系和法律實踐相銜接的問題。

B.機能說：Nipperdey認為，經濟法系以保障和促進經濟發揮其適當機能為目的的公法和私法。其體系安排應顧及傳統的法學分類，因此他將經濟法的內容分為：①經濟基本體制法；②經濟私法，規定私人企業的組織形態、私人企業財產法、企業與企業及其顧客之間的關系；③經濟行政法，規定國家監督、保護、引導、管理和影響經濟的法律措施，以及國家自為經濟活動的公營事業；④經濟刑法；⑤經濟訴訟法，規定對有關經濟法上爭端的訴訟問題；⑥國際經濟法。這種學說是一種綜合經濟法說，但其強調了通過公私法的協同和整體性，以促進國家經濟的共同發展，因此該學說把握住了現代經濟法的“經濟性”精神。

C.經濟總體關系說：WelterSchmidt-Rimpler認為，經濟法的任務在于探求總體經濟的運行，在怎樣的范圍內經由自治自決還是公權決定，能達成一正確合理的秩序，以實現法追求正義的價值。所以，凡對經濟的形成具有作用的法律規范，不論其系自治自決或公權決定的規定，皆為經濟法。但這些法律規范應涉及總體經濟的運行，不能僅是個人經濟關系的規范，借此以同民商法相區別。他認為經濟形成的形態分為競爭秩序與國家引導管理兩種。因此經濟法的內容有：①競爭秩序的法規；②國家引導與管理的法規，包括經濟機構組織與措施方法的規定。其中引導與管理措施又可分為對企業等的直接管理和通過關稅與捐稅、公開市場操作等由其它國家機關調節市場供需、金融貨幣經濟輔助等措施間接引導和影響經濟活動。經濟總體關系說一方面準確認識到了經濟法的任務，即如何解決私法自治和公權規制以形成合理經濟秩序；一方面則為經濟法的內容作了合理界定。該學說可謂在現代經濟法的精神和實體上都十分成熟。

D.經濟協調法說：這是WalterRSchluep的看法，他認為，經濟法是經濟協調法。它將政治所決定的經濟協調模式（自由競爭、國家統籌管理的計劃經濟或兩者的混合）予以法律規范化。他認為經濟法體系包括經濟基本體制法和協調法，并認為經濟基本體制法是制定經濟協調體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憲法中規定有使一定協調模式制度化的任務，經濟法應使此任務得以具體實現。此外還有一些在憲法中未明確規定的協調模式。

該經濟協調法說緊緊抓住了經濟法是“政治所決定的經濟協調模式的法律規范化”這一關鍵點。這一看法是以前觀點所沒有的，以前的觀點雖然都看到了經濟法的國家對經濟促進、協調、組織等作用，但它們都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經濟法從整體上講其實更是一種政治行為的法律化，因而經濟法是和憲法、行政法所不能截然分開的。

E.經濟指導管理法說：GerdRinck認為，經濟法系以追求總體經濟的正確性及社會的正義為目的，而對獨立的營業活動加以引導、輔助或限制的法律及國家措施的體系。簡言之，經濟法是經濟指導與管理法。他強調不宜將企業法納入經濟法體系。具體來說，經濟法內容體系包括：①經濟基本體制法；②經濟指導與管理措施；③各個別經濟行業之秩序；④職業公會及經濟團體；⑤反不正當競爭法；⑥反限制競爭法。

F.經濟政策工具說：ErnstSteindorff認為，經濟法系追求正義，并為實現總體經濟的公共目的而作為調整經濟活動的工具的公法與私法。經濟法以其作為經濟政策的工具，并且是一種帶有調整作用的工具為特色。他將經濟法的內容分為：①經濟與憲法；②國際間的聯系；③企業；④卡特爾法；⑤不正當競爭；⑥公營企業；⑦社會保護與經濟監督；⑧勞工法與經濟法；⑨經濟之調整；⑩具有特定目的之調整以及能源法。

Wiethoelter也從政策角度表述了經濟法。他認為，經濟法是立足于解決大量沒有解決的問題的一個出發點，而解決這些問題是共同經濟本身所應承擔的義務。經濟法是一種缺少政治本性的政策性法律，它的存在不得不考慮社會和經濟政策的措施。⑦

G.FritzRittner之說：他認為，規定經濟運行的法律規范，不論其系公法還是私法性質，皆同其他已存在的法域有不可分離的關聯，因此不可能給經濟法下一個明確的定義。經濟法概念僅可簡單描述為所有對經濟加以形成及對經濟的運行加以規定的法律規范的關聯結合。他不懷疑經濟法是一個獨立法領域。他強調經濟法不僅僅具有經濟政策的工具性質，也不能使經濟法成為行政法的特別領域，而淪為經濟行政法。認為經濟與社會關系的形成主要依靠個人和私法自治，因此，維持和保障此種形成作用的法律規范，即卡特爾法，才是經濟法的基本和主要內容；而國家以行政措施對經濟所為之引導與管理，僅扮演補充角色而已。

（2）日本⑧

A.與市民法對比來理解經濟法的見解：這種學說由福光家慶所提。他認為，“近代所有權法”（市民法）的體系和品格是針對近代法而言，其妥當性雖然應給予肯定，但適應社會經濟的變遷，作為其反省形態的“社會所有權法”的體系和品格，業已超出近代法的體系，累積成為新的“經濟的法”。⑨

B.將約束和統制列為經濟法中心概念的見解：如高田認為經濟法是從國民經濟整體立場來約束經濟之法；而丹宗昭信則認為經濟法是“國家統制或規制市場支配之法”。這里所說的“市場支配”是指限制自由競爭的狀況，并認為，國家為了維持競爭秩序而介入市場的法就是本來意義的經濟法。

C.“作為維持壟斷階段中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經濟政策立法”的見解：這是今村成和教授的看法。他認為，經濟法是“以依靠政府的力量支持因壟斷發展而失去自主性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為目的的法律之整體”。另外宮坂富之付教授也認為，經濟法是“反映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以國家介入經濟，維護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為目的的經濟政策的法律之整體”。

D.經濟法是以“經濟性從屬關系”為前提的見解：如正田認為，經濟法是“規制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固有的壟斷為中心的經濟從屬關系的法”。并認為，經濟法是由“通過規制經濟支配者的活動，在經濟的從屬關系上，限制其進行恣意的活動，或處于支配地位的經濟主體任意進行交易”的經濟規制法，和“以反映允許經濟從屬者為了提高經濟地位而結成的經濟關系為中心的法制”的經濟關系法這兩個部分組成的。

E.國家干預與協調的見解：這是金澤良雄的觀點。他認為，“經濟法不外是適應經濟性即社會協調性要求的法律。也就是主要為了以社會協調的方式來解決有關經濟循環所產生的矛盾和困難（通過市民法進行的自動調節作用的局限）的法律。換句話說，經濟法也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為了以‘國家之手’（代替‘無形之手’來滿足各種經濟性的，即社會協調性要求而制定之法。”

2.3.20世紀90年代以來德日經濟法理論發展

20世紀90年代是經濟法理論研究的一個分水嶺，這時的經濟法研究已經明顯地少了過去那種學說繽彩紛呈的局面，代之而起的是更多研究經濟法實務和經濟部門法的理論。從筆者所掌握的資料來看，進入90年代以來，德國學者更多的是從經濟憲法和經濟行政法角度或者經濟政策角度研究經濟法問題.人們不再試圖突破傳統公私法劃分而創造一種至少與公私法并列的“經濟法”，而是力爭在現有法學體系內和司法體系中去論證經濟法的地位和性質。對此，有學者認為這是由于德國加入歐盟和世貿，而使更多學者關注歐洲經濟法和國際經濟法之緣故。這種看法是值得商榷的。顯然，人們不可能僅僅因為出現新的經濟法現象而拋棄仍然起到重大作用的舊經濟法現象。筆者認為，這是由經濟法的性格使然，而非其他原因。

日本進入90年代以來，其經濟法理論之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反壟斷為核心來論證經濟法的范圍，如根岸哲、杉浦市郎編的《經濟法》（法律文化社1996年版）、江上熏的《經濟法·反壟斷法概論》（稅務經理協會1992年第7版）等著作。有的學者還從經濟行政法角度對經濟法重新認識，如佐藤英善的《經濟行政法-經濟政策形成及政府介入的方法》（成文堂1990年版）。可以說，這時日本的經濟法研究同90年代以前已發生重大變化，特別是金澤良雄說已逐漸失去其存在根基。

3.德日經濟法理論演進評述及啟示

從以上德、日經濟法理論演進史可以看出，它們的經濟法理論學說研究經過了一個萌芽、產生、發展、興盛和平靜的過程，這個過程也是西方經濟特別是崇尚國家主義的德國和日本由趕超經濟到戰爭經濟，從復興經濟到興盛成熟經濟（德國）甚至停滯經濟（日本）的過程。在現代經濟法產生至二戰期間，德、日經濟法理論還處于探索階段，因而顯得還不成熟，還顯得有些感性，如集成說、還只是看到了經濟法中國家對經濟生活的直接影響；即使是機能說也只是看到了經濟法的表面現象-經濟管制。但盡管如此，這時它們的經濟法理論探討仍然是極為豐富的，并已基本上把握住了經濟法的方法、功能等。

在二戰結束后至20世紀80年代期間，德國經濟法理論的發展已突破了以前經濟法研究的感性認識而愈加理性化并趨于成熟和穩定。這主要體現為以下幾點：第一，已明確將經濟法與民商法和勞動法加以區分開來，從而使經濟法能夠擺脫同樣涉及經濟活動的民商法和勞動法的影響，而成為自為的一極。第二，看到了經濟法與經濟體制與政治的密切關系，認識到了經濟法中政治的因素和影響，如政策說、經濟指導管理說等。第三，確立了競爭法在經濟法中的核心地位，由此使得經濟法與傳統民商法有了一個十分恰當的銜接點，而且使得經濟法對經濟的干預或者說管理有了一個張縮基點。因此經濟法成為了既與政治具有緊密聯系，又是一個法律性十分強的東西，它必須遵守法律的基本原理和構成。而在日本的這個時期，其經濟法理論研究的成績也是巨大的，顯然這和日本通過大量經濟立法推動了日本經濟奇跡的出現有關。但可以看到，日本經濟法理論的研究視角主要集中在國家對經濟的規制和協調、干預方面，也就是說，日本經濟法理論這時特別強調的是國家力量的巨大，但在它與民商法的關系上并沒有真知酌見。特別是，這個時期金澤良雄說在日本基本上占據主導地位.而金澤良雄說的核心思想是強化國家主義，強化國家對國民經濟的全面干預，以“代替‘無形之手’”。這種觀點一方面強化了國家的權威，一方面則弱化了企業和個體的創造力和自由精神，以至于市場經濟中應有的自由企業體制沒能真正建立起來。

進入90年代，德國經濟法研究更加成熟，經濟法學界基本上圍繞國家與經濟的關系來研究認識經濟法，從而將經濟法的研究引入到經濟憲法和經濟行政法上。將經濟法研究引入到經濟憲法和經濟行政法并非意味著經濟法理論的消滅，而是經濟法理論的自然升華。這是因為，經濟法作為國家經濟干預之法，首先必然要求國家通過相應憲法確立國家經濟干預權限，確立國家和政府能不能干預及干預的度，憲法中所規定的公民基本經濟權利，如財產權、營業自由權等都成為經濟憲法基本內容，而國家和政府必須尊重這些公民最基本的權利。其次，經濟法作為國家經濟干預之法，就必然意味著國家和政府的力量對經濟和市場凡體的管理，這顯然要求經濟法必須遵守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和要求。現代行政法所確立的依法行政原則，是經濟法基本的原則和原理。德國法學界如此之探討經濟法，有效地解決了經濟法能不能干預和如何干預的量，事實上也就是自由競爭和國家調控的關系，并因此真正實現了國家與個體的互功。事實上，德國經濟法理論研究特別是二戰后，一直沒有忽視作為國家干預之法的經濟法與個體自由之法的民商法的關系，正是在此理論指導下，其經濟立法和實踐特別注意在發揮國家的力量，充分尊重和發揮企業、個人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國家只是為企業和個人提供一個自由而合理又合理發展的空間。

日本經濟法理論研究在這個時期也開始充分重視經濟法中國家與個體自由的關系，金澤良雄說不再有市場，反壟斷法成為經濟法的研究中心，行政程度成為經濟法研究的重要內容。這表明，日本經濟法研究業已走出以法論法的研究時代，經濟法的研究必須同時研究國家與個體經濟的關系，確立基礎與補充的關系。

總之，我們要看到，在德、日經濟法理論學說演進過程中，恐怕沒人否認經濟法的作用—國家通過經濟法有力地推動了其經濟的復蘇和前進。但是，經濟法畢竟是國家經濟干預的工具，而工具則意味著運用得當與否。從德國經濟法發達史中可以看到，德國經濟法之運用是比較恰當的，相應之經濟法理論之研究一再強調了經濟法與民商法的關系，民商法為基礎法，經濟法則為補充法。為保證或實現經濟法之補充作用，其經濟法研究最終框架在經濟憲法和經濟行政法之內—以憲政約束政府經濟行為，以嚴格依法行政來保證政府經濟行為之合法性與合理性。日本經濟法也曾十分成功地運用了經濟法，相應之經濟法理論也確實為日本經濟之復興起到了應有的指導作用—全面干預、整體推進、迅速拔高、政府參做的盡量做。但是當進入80年代中后期，日本經濟就開始出現了長期的停滯，日本經濟法理論界也由此開始反思其以往的全面經濟干預的理論，開始理性地對待經濟法中的競爭法和經濟行政法，以期能夠在現有法學體系和司法框架內解決經濟法到底應該做什么，能夠做什么以及怎樣做這些的問題。也許，這是日本經濟終究要再次復蘇的前兆。

4.我國經濟法理論研究展望—代結語

我國經濟法理論研究自80年代改革以來取得了巨大的成績，特別是90年度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經濟法理論研究可謂更上一層樓。但綜觀林林立立的眾經濟學說，無一不是從功能角度論述經濟法如何如何的。從功能角度看，經濟法顯然國家干預之法，是國家調節經濟之法或管理經濟之法等，但功能論只能看到研究對象—經濟法在干什么，而如何很好發揮其功能并避免其負面作用，則是功能論難以解決的。日本經濟法學說研究演進史告訴我們，一味強調國家經濟干預、組織、管理，是一種政治學研究經濟法方法，而并非真正法學研究方法。法學研究方法的出發點首先是相應權利、義務體系的建立。當涉及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關系時，首先必須考慮到相應憲法確立相關關系，以達到權利與權力的平衡；其次是如何規范國家和政府的行為，這顯然是行政法原理的涵蓋之下。德國經濟法理論所確立的經濟憲法和經濟行政法理論，是十分值得我國經濟法理論界借鑒的。如果說，日本經濟法研究為我們提供了反面教訓，德國經濟法演進則為我們提供了正面的經驗。

國外經濟論文:國外經濟模式研討論文

【摘要】本文主要針對中國文化與舶來品，利益集團、市場經濟與公有制兼容、國有企業改革等問題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利益集團全民基金國企改革

一、關于利益集團的問題

作為至今仍存在的唯一的古文明，中華文化所散發的魅力及其曾經造就的輝煌是不容質疑的。但近代以來，西方國家用大炮打開國門，西方文明開始在中華大地上大行其道，國人對中華文化的自信降到了歷史最低點，無奈仁人志士也只能試圖靠抓住舶來品來當救命稻草。改革開放以來，傷痕累累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得以不斷的修繕和發揚。但在與強大的以高科技高質量商品為依托的西方文化的激烈競爭中，中華文化仍未表現出人們寄予很大希望的足夠的自信。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人們對外來文化的迷信或者說薄弱的抵御力。這也是為什么現在一有談到經濟模式，不論是以前的蘇聯模式，現在的美國模式、瑞典模式等等都有一些人對之奉若神明，恨不得中國一夜之間變成他們的副本，似乎只有那樣，中國才有出路。但我們對蘇聯模式的盲目照搬，給我們帶來的卻并非通往繁榮之路。最終還是要靠我們自己獨立自主地實事求是地探索。

不可否認，某些模式在一定時期一定環境中展現出較強的生命力，但每個模式都有其特定生長、發展及益于優越性發揮的社會、歷史、文化土壤，也都有其特定無法規避的限制因素。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早就告訴我們不存在什么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適的、永恒的真理。因此，對任何舶來品都不應盲目照搬甚或頂禮膜拜。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絕不能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也應善于有選擇地借鑒舶來品的長處，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辨證取舍、擇善而從。此外，借鑒利用舶來品不應超出中華文化的包容性和消化吸收能力。中華文化就像一個框子，對任何舶來品都應首先大體地“框”一下，符合規格或接近規格的就可以堅持，不合規格的那就需要根據中華文化進行轉化、整合，然后才可以輸出發展具有一定指導意義的理論。這點也適用于馬克思主義理論，任何對其固化與教條都可能導致理論與實踐的脫節。

這里還涉及到一個問題，即如何保證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扭曲的？目前似乎還沒有統一確定的標準。有人可能會問是否可以套用“三個有利于”標準，假如可以，那俄國及東歐諸國如果在今后的某個時期實現了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綜合國力的增強，那么它的那種轉型是不是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呢？顯然不是。所以，這方面的標準還有待在實踐中不斷完善與發展。我們雖然無法做到用未來的實踐確定現在的理論是否正確，但我們可以用歷史的方法通過過去實踐對理論的檢驗來總結經驗和教訓，作為我們現在對理論堅持和發展的參考。我國革命與建設的實踐已經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必須與中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才能基業長青，才能造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因此，實踐中我們要高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偉大旗幟，更要高舉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偉大旗幟，因為它們真正地把馬克思主義大旗插到了中華優秀文化的沃土上，更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總而言之，任何一個經濟模式、制度、機制和文化等舶來品，不論其有多么先進多么優越，都只是我們在實踐中學習或利用的對象，都應該根據中華文化以及具體國情加以轉化。二、關于中國文化與舶來品問題

在資本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是社會的兩大基本階級。這兩大階級都高度組織化，全國絕大多數受雇傭的職工都參加了總工會（LO），而全國絕大多數企業主都參加了雇主協會（SAF）。兩大階級性組織，各自都有從中央到地方的組織系統，兩大階級既對峙又合作。兩大全國性組織定期談判和簽訂工資及勞保協議，政府只是在雙方有重大爭議時才介入。從斯德哥爾摩高處看，全國總工會（LO）和全國雇主協議以及國會三座大廈，彼此近距離地鼎足而立，似三根柱子支撐著這個資本主義框架下的“福利國家”。從以上描述可以看出有理性的、尋求自我利益的個體為尋求更大的利益而組織聯合成較大利益團體在利益斗爭中所表現出來的巨大力量。瑞典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是與工人階級聯合斗爭所表現的強大力量分不開的。在單個工人與單個企業主談判的過程中，工人往往處于劣勢，難以維護自身利益，更不用說擴大利益了。在一個無法實現民主的國家里，普遍的現象是強勢集團總是不斷“剝削”弱勢集團。在民主國度里，政府從公共利益出發采取有效措施可以降低剝削的程度，但對弱勢群體而言，關鍵還是要實現自身的更大更有效的聯合，從而不斷增加在爭取自身利益的斗爭中獲取勝利的可能性。瑞典的實例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借鑒：工人與企業主兩大階級都實現了高度組織化，兩方可以在勢均力敵的情況下進行利益談判，避免了利益在分配中的一頭獨大、過分傾斜的局面。而在有重大爭議時，政府會介入進行調節，盡量避免矛盾激化。這種政府調節下的二元力量的均衡既保證了工人的利益不受損害而努力工作的積極性，又使企業主的利益不被過分剝奪而保證了企業主的積極性，從而使國民經濟的蛋糕越做越大，不斷實現帕累托改進。

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各種利益集團的利益爭奪是難以避免的。矛盾是普遍的客觀的，有矛盾就會有斗爭。一個強勢公正的政府可以采取措施避免出現斗爭雙方任一方的過分強大。但隨著民主意識的深入與建設服務型政府呼聲的日益高漲，政府力量不斷削弱。這種情況下，政府可以借鑒瑞典政府的做法，對斗爭雙方或者博弈雙方，尤其是其中的弱勢群體組織，進行恰當地引導與培育，不斷實現斗爭雙方力量均衡，避免因力量差距懸殊而導致社會利益分配的極端不公等。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達到社會主義高級階段時，各階層實現共同富裕而利益不斷趨同，利益集團也將完成歷史使命而趨于不斷消亡。

三、關于市場經濟與公有制兼容問題

市場經濟與公有制兼容問題本質應該是產權制度的構造和要素市場的形成問題。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久而有之。榮格模式、布魯斯的分權模式、錫克的宏觀收入計劃指導下的自由市場理論、斯卡的“個人社會所有制”等都對二者的兼容性進行了探索，但并沒有多大的進展。經濟史學中，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共同信奉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決不相容。例如1875年，馬克思在著名的《哥達綱領批判》中指出：“在一個集體的，以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為基礎的社會里，生產者并不交換自己的產品；耗費在產品生產上的勞動，在這里也不表現為這些產品的價值，不表現為它們所具有某種物的屬性，因為這時和資本主義社會相反，個人的勞動不再經過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為總勞動的構成部分存在著。”1876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也指出：“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又指出：“社會一旦占有生產資料并且以直接社會化形式把它們應用于生產，每個人的勞動無論其特殊用途如何的不同，從一開始就成為直接的社會勞動。”西方學者以米塞斯為例，在他題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計算》的文章中提到，合理的經濟行為，必須有合理的成本計算和利潤計算，合理的經濟計算需要一個競爭性貨幣價格體系，只有私有制的競爭性市場經濟，才有表現資源稀缺程度的價格體系，在此基礎上才有資源配置的合理計算，而社會主義公有制取消了競爭性市場，就不可能產生均衡的價格體系，因而不可能有合理的經濟計算。市場價格體系與社會主義兩者互不相容，“市場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是資本主義的本質，只有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它才是可行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它是不能被人為地仿制的”，要么是社會主義，要么是市場經濟，兩者必居其一。

國外經濟論文:國外經濟模式再分析論文

【摘要】本文主要針對中國文化與舶來品，利益集團、市場經濟與公有制兼容、國有企業改革等問題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利益集團全民基金國企改革

一、關于利益集團的問題

作為至今仍存在的唯一的古文明，中華文化所散發的魅力及其曾經造就的輝煌是不容質疑的。但近代以來，西方國家用大炮打開國門，西方文明開始在中華大地上大行其道，國人對中華文化的自信降到了歷史最低點，無奈仁人志士也只能試圖靠抓住舶來品來當救命稻草。改革開放以來，傷痕累累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得以不斷的修繕和發揚。但在與強大的以高科技高質量商品為依托的西方文化的激烈競爭中，中華文化仍未表現出人們寄予很大希望的足夠的自信。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人們對外來文化的迷信或者說薄弱的抵御力。這也是為什么現在一有談到經濟模式，不論是以前的蘇聯模式，現在的美國模式、瑞典模式等等都有一些人對之奉若神明，恨不得中國一夜之間變成他們的副本，似乎只有那樣，中國才有出路。但我們對蘇聯模式的盲目照搬，給我們帶來的卻并非通往繁榮之路。最終還是要靠我們自己獨立自主地實事求是地探索。

不可否認，某些模式在一定時期一定環境中展現出較強的生命力，但每個模式都有其特定生長、發展及益于優越性發揮的社會、歷史、文化土壤，也都有其特定無法規避的限制因素。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早就告訴我們不存在什么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適的、永恒的真理。因此，對任何舶來品都不應盲目照搬甚或頂禮膜拜。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絕不能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也應善于有選擇地借鑒舶來品的長處，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辨證取舍、擇善而從。此外，借鑒利用舶來品不應超出中華文化的包容性和消化吸收能力。中華文化就像一個框子，對任何舶來品都應首先大體地“框”一下，符合規格或接近規格的就可以堅持，不合規格的那就需要根據中華文化進行轉化、整合，然后才可以輸出發展具有一定指導意義的理論。這點也適用于馬克思主義理論，任何對其固化與教條都可能導致理論與實踐的脫節。

這里還涉及到一個問題，即如何保證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扭曲的？目前似乎還沒有統一確定的標準。有人可能會問是否可以套用“三個有利于”標準，假如可以，那俄國及東歐諸國如果在今后的某個時期實現了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綜合國力的增強，那么它的那種轉型是不是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呢？顯然不是。所以，這方面的標準還有待在實踐中不斷完善與發展。我們雖然無法做到用未來的實踐確定現在的理論是否正確，但我們可以用歷史的方法通過過去實踐對理論的檢驗來總結經驗和教訓，作為我們現在對理論堅持和發展的參考。我國革命與建設的實踐已經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必須與中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才能基業長青，才能造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因此，實踐中我們要高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偉大旗幟，更要高舉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偉大旗幟，因為它們真正地把馬克思主義大旗插到了中華優秀文化的沃土上，更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總而言之，任何一個經濟模式、制度、機制和文化等舶來品，不論其有多么先進多么優越，都只是我們在實踐中學習或利用的對象，都應該根據中華文化以及具體國情加以轉化。轉二、關于中國文化與舶來品問題

在資本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是社會的兩大基本階級。這兩大階級都高度組織化，全國絕大多數受雇傭的職工都參加了總工會（LO），而全國絕大多數企業主都參加了雇主協會（SAF）。兩大階級性組織，各自都有從中央到地方的組織系統，兩大階級既對峙又合作。兩大全國性組織定期談判和簽訂工資及勞保協議，政府只是在雙方有重大爭議時才介入。從斯德哥爾摩高處看，全國總工會（LO）和全國雇主協議以及國會三座大廈，彼此近距離地鼎足而立，似三根柱子支撐著這個資本主義框架下的“福利國家”。從以上描述可以看出有理性的、尋求自我利益的個體為尋求更大的利益而組織聯合成較大利益團體在利益斗爭中所表現出來的巨大力量。瑞典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是與工人階級聯合斗爭所表現的強大力量分不開的。在單個工人與單個企業主談判的過程中，工人往往處于劣勢，難以維護自身利益，更不用說擴大利益了。在一個無法實現民主的國家里，普遍的現象是強勢集團總是不斷“剝削”弱勢集團。在民主國度里，政府從公共利益出發采取有效措施可以降低剝削的程度，但對弱勢群體而言，關鍵還是要實現自身的更大更有效的聯合，從而不斷增加在爭取自身利益的斗爭中獲取勝利的可能性。瑞典的實例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借鑒：工人與企業主兩大階級都實現了高度組織化，兩方可以在勢均力敵的情況下進行利益談判，避免了利益在分配中的一頭獨大、過分傾斜的局面。而在有重大爭議時，政府會介入進行調節，盡量避免矛盾激化。這種政府調節下的二元力量的均衡既保證了工人的利益不受損害而努力工作的積極性，又使企業主的利益不被過分剝奪而保證了企業主的積極性，從而使國民經濟的蛋糕越做越大，不斷實現帕累托改進。

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各種利益集團的利益爭奪是難以避免的。矛盾是普遍的客觀的，有矛盾就會有斗爭。一個強勢公正的政府可以采取措施避免出現斗爭雙方任一方的過分強大。但隨著民主意識的深入與建設服務型政府呼聲的日益高漲，政府力量不斷削弱。這種情況下，政府可以借鑒瑞典政府的做法，對斗爭雙方或者博弈雙方，尤其是其中的弱勢群體組織，進行恰當地引導與培育，不斷實現斗爭雙方力量均衡，避免因力量差距懸殊而導致社會利益分配的極端不公等。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達到社會主義高級階段時，各階層實現共同富裕而利益不斷趨同，利益集團也將完成歷史使命而趨于不斷消亡。

三、關于市場經濟與公有制兼容問題

市場經濟與公有制兼容問題本質應該是產權制度的構造和要素市場的形成問題。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久而有之。榮格模式、布魯斯的分權模式、錫克的宏觀收入計劃指導下的自由市場理論、斯卡的“個人社會所有制”等都對二者的兼容性進行了探索，但并沒有多大的進展。經濟史學中，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共同信奉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決不相容。例如1875年，馬克思在著名的《哥達綱領批判》中指出：“在一個集體的，以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為基礎的社會里，生產者并不交換自己的產品；耗費在產品生產上的勞動，在這里也不表現為這些產品的價值，不表現為它們所具有某種物的屬性，因為這時和資本主義社會相反，個人的勞動不再經過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為總勞動的構成部分存在著。”1876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也指出：“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又指出：“社會一旦占有生產資料并且以直接社會化形式把它們應用于生產，每個人的勞動無論其特殊用途如何的不同，從一開始就成為直接的社會勞動。”西方學者以米塞斯為例，在他題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計算》的文章中提到，合理的經濟行為，必須有合理的成本計算和利潤計算，合理的經濟計算需要一個競爭性貨幣價格體系，只有私有制的競爭性市場經濟，才有表現資源稀缺程度的價格體系，在此基礎上才有資源配置的合理計算，而社會主義公有制取消了競爭性市場，就不可能產生均衡的價格體系，因而不可能有合理的經濟計算。市場價格體系與社會主義兩者互不相容，“市場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是資本主義的本質，只有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它才是可行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它是不能被人為地仿制的”，要么是社會主義，要么是市場經濟，兩者必居其一。

國外經濟論文:國外經濟轉軌模式研究論文

【內容提要】俄經濟轉軌的基本內涵是私有化、自由化、西向化和休克化，基本特點是官僚性、強制性和政治性，它是由西方國家策動，少數人出于政治動機，打著改革旗號，利用政權強制推行的官僚買辦壟斷經濟模式。休克療法造成4大惡性循環，成為金融危機的重要根源。私有化使國有資產大流失，其破壞程度遠遠超過了希特勒侵蘇戰爭所造成的損失。西向化造成資金大量外流、企業破產、對西方國家的嚴重依賴。這種模式禍國殃民，使國力衰竭。擺脫這種模式，尋求經濟振興新途徑，是俄新政府的迫切任務。

【關鍵詞】俄羅斯經濟轉軌金融危機西向化休克療法

俄羅斯金融危機引發了更為全面、激烈的經濟、政治、社會危機，同時也引起了俄羅斯國內對其社會經濟轉軌道路和模式合理性的反思。本文擬就這種模式的基本特點、主要矛盾及其與金融危機的關系做些概略分析，以就教于讀者。

(一)俄羅斯經濟轉軌模式的基本特征

1992年初，由激進民主派代表人物蓋達爾等人主持的俄羅斯新政府在其西方顧問的協助下，提出了內容龐雜而激進的經濟轉軌規劃，其基本內涵大體可概括如下幾個方面：

(1)私有化。它是整個經濟轉軌的核心和基礎，其基本內涵是出售和處理國有企業及國有資產。當時政府規定，私有化從小型國有企業的所謂“小私有化”入手，繼之推行大中型國有企業的“大私有化”，整個私有化預定到1995年末基本完成，屆時70%左右的國有企業轉為私有。其目標是，建立起以私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結構，同時形成一個廣泛而強大的有產者和企業家階層，作為新政權的社會經濟基礎。

(2)自由化。其基本內涵是：全面放開價格，而且力爭一步到位；徹底拋棄物資計劃調撥制，同時全面廢除國家計劃和國家計劃管理機構；給企業以充分自由，同時斷絕國家對企業的投資和一切其他資助，讓企業在市場上自謀生路。如果說私有化的目標是徹底改變所有制關系的話，那么自由化的目標則是徹底改變經濟體制和經營思想，力求盡快地和徹底地鏟除計劃制度，盡可能迅速地形成自由市場體制。

(3)西向化或全盤西化。這種西向化不同于通常的對外開放，具有特殊內涵：第一，轉軌方針制訂者認為，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是世界上最先進、最合理的社會經濟制度，俄羅斯必須全面引入和效法；第二，沒有西方國家的援助，俄羅斯社會經濟轉軌是不可能的，俄羅斯的社會經濟轉軌符合西方國家的戰略利益，因而西方國家也會愿意提供援助；第三，向外國首先是西方國家的商品和資本全面開放國內市場，向外資首先是西方國家的資本廉價出售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盡可能多地爭取西方國家的投資和貸款。總之，西向化方針的實質是：投靠西方、依賴西方、模仿西方，全盤西化首先是美國化，這乃是激進民主派提出并堅持的俄羅斯社會經濟轉軌模式的主導思想。

(4)休克療法。如果說以上3個特點反映了俄羅斯經濟轉軌的方向和目標的話，那么休克療法則體現了激進民主派實現這種目標的基本方法和手段。其基本內涵是：在實行全面的自由化，特別是全面放開價格的同時，實行嚴格的貨幣緊縮政策，把穩定盧布、控制通貨膨脹、減少政府預算赤字作為政府經濟政策的重中之重，生產發展、產業政策、結構政策、科技政策均應讓位于或服務于貨幣緊縮政策，處于次要地位。在這種方法的炮制和推行者看來，這是俄羅斯盡快擺脫經濟危機、實現經濟穩定的惟一有效途徑。從表面來看，休克療法只是一種方法問題，只是一種局部的貨幣政策，實際上它是激進民主派整個社會經濟轉軌指導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基本思想是通過“休克”這種極端手段，盡快和盡可能徹底地打碎舊制度，盡快建立起他們所向往的資本主義制度。總之，它集中體現了激進民主派社會經濟轉軌的政治目的和意圖，是其整個經濟轉軌模式的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一點我們還要單獨加以說明。

激進民主派的上述經濟轉軌模式雖然是在美國顧問幫助下，按照美國樣板設計的，但在推行過程中卻走了樣，形成了一種嚴重扭曲、極其畸形、俄羅斯特有的轉軌經濟形態，其基本特點大體可概括為如下幾點。

(1)官僚性。民主派力圖通過經濟轉軌特別是私有化形成一個廣泛、強大的有產階級和企業家階層。實際上，這個階層并未形成，在廣大居民相當普遍地貧困化的同時，卻出現了一個官僚壟斷集團。這突出地表現為少數金融寡頭的經濟乃至政治勢力急劇膨脹。據透露，現在俄羅斯九大金融-工業集團控制了大部分最有實力和發展潛力的工業部門、大部分商品進出口業務、金融證券業務、近50%的基建投資。這些集團的領導人絕大多數都是原蘇聯的黨政官員，現在則成了民主派的重要支柱和依托力量，他們與政府官員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是所謂上了“克里姆林宮電話簿”、持有“克里姆林宮、白宮出入證”的人。他們靠私有化和金融投機發家的同時，又把巨額利潤通過各種途徑移到國外。

(2)強制性。激進民主派高喊自由化、民主化，實際上這種經濟轉軌模式既不是市場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也不是廣大人民群眾的愿望和要求，而基本上是少數人依靠政權的力量強制推行的。事實表明，這種模式嚴重脫離俄羅斯國情，既缺乏經濟基礎，也缺乏群眾基礎，它一開始就受到絕大多數政黨、派別、社會輿論、企業界、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反對和抵制，在整個社會，支持和認同這種經濟政策、方針、模式的人是極少數。而且，隨著這種模式矛盾的暴露和加深，反對者日益強大、增多，支持者日益減少、衰落。

(3)政治性。這首先表現為，激進民主派之所以制訂和強制推行這種經濟轉軌方針，主要是服務于政治目的，即盡快和盡可能徹底地摧毀舊計劃體制和舊所有制關系，以消除舊制度復活的社會經濟基礎；盡快形成一種以私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結構和一個強大的有產者階層，以增強其統治的社會經濟基礎。至于它在經濟方面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則是第二位的，次要的。此外，堅持和反對這種經濟轉軌方針和模式，從社會經濟轉軌伊始就成為俄羅斯政治斗爭和對抗的核心和焦點，并且貫徹始終、愈演愈烈。總之，不僅這種模式本身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而且由于它的強制推行，使俄羅斯整個社會生活政治化了。

綜上所述，俄羅斯這種經濟轉軌模式，可以說是一種由西方國家策動的，少數人為了政治目的，打著自由化、民主化旗號，利用政權、通過休克療法強制推行的極其特殊的官僚壟斷性經濟模式。這種模式既不符合俄羅斯國情和廣大人民的愿望，更不符合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其失敗、消亡是不可避免的。下面就這種模式的主要矛盾及其后果做些分析。

(二)休克療法的主要矛盾和后果

休克療法不僅是俄羅斯經濟轉軌最重要的方法，而且作為一種金融貨幣政策與金融危機的聯系最直接，因此，我們首先加以分析。眾所周知，這種辦法并非俄羅斯首創，在俄之先，拉美、東歐一些國家已經采用過，其中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應該承認，在經濟轉軌之初，在驟然開放市場、放開價格的情況下，為遏制通貨膨脹，適當緊縮銀根是必要的。也就是說，在俄羅斯確實存在著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采用這種辦法的客觀需要。問題在于，俄政府將這種緊縮政策長期化，政治化，變成了一項基本國策，將其視為是否堅持改革的重要標志。俄羅斯實行貨幣緊縮長達7年之久，而且緊縮到了極其荒謬的程度，創造了世界紀錄。一般說來，貨幣發行量(M2)應與GDP規模相適應，西方國家一般為GDP的80%～100%，蘇聯時期為了保持盧布的穩定，大體控制在社會總產值的70%左右，這已經是偏低了。而俄羅斯自經濟轉軌以來，在休克療法支配下，貨幣發行量平均不到GDP的20%，最高年份也未超過60%，現在還不到15%。從實踐來看，這種極端的貨幣緊縮政策，使得俄羅斯經濟休克長期化，帶來了嚴重后果，是政府最不得人心的經濟政策之一。其矛盾和弊端造成了如下幾個明顯的惡性循環。

第一，它造成了企業支付危機，破壞了生產運行的正常條件。由于缺乏支付手段，各企業近一半的產品供銷不得不用易貨方式，相當多的企業不得不用產品發工資。這是企業之間三角債和工資拖欠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生產大滑坡的重要原因之一。生產萎縮使國家稅源枯竭，為滿足政府必不可少的開支，不得不增加稅種、提高稅率，這使企業稅賦如毛，稅負超重，這又使生產進一步下降，稅源更加枯竭，造成稅收危機。這是第一個惡性循環。

第二，它造成了政府債務危機。稅源枯竭，稅收不足，必然造成國家預算赤字。為彌補預算赤字，大體有兩種途徑：一是增發貨幣，向銀行透支；二是舉借國債，發行國庫券。在休克療法、貨幣緊縮方針指導下，俄政府選擇了后者。結果是政府的國內外債務越積越多。到1998年中，俄政府外債約1400億美元，內債近800億美元，兩項合計已達GDP的50%以上，加上政府的各種拖欠已近GDP的100%，俄羅斯經濟成了名副其實的負債經濟，每年的償債支出約占預算支出的1/3，這又成了增加預算赤字的重要因素。現在，俄政府只能依靠舉新債還舊債過日子，借債越多支出越多，預算赤字越大；預算赤字越大越要靠借債彌補。這是第二個惡性循環。

第三，俄羅斯政府長期推行貨幣緊縮政策的一個重要理由是治理通貨膨脹，實現經濟穩定。實踐證明，這一目標并未實現。長期貨幣緊縮在造成生產滑坡、預算赤字、債務超重的同時，也就從根本上破壞了經濟穩定特別是貨幣穩定的基礎，為貨幣貶值、通貨膨脹埋下了禍根。貨幣越緊縮，生產越滑坡，貨幣的根基越不穩，通貨膨脹可能性越增大；通貨膨脹壓力越大又越要緊縮。這是第三個惡性循環。199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盧布的再次惡性貶值，通貨膨脹率再次大幅度攀升就是這種惡性循環的明證。自1998年5月金融危機以來，盧布匯率下降近2/3，通貨膨脹率劇升為200%以上。多年的緊縮“成果”頃刻間化為泡影。

人們不禁要問，既然這種休克療法給俄羅斯經濟帶來了上述種種惡果，并且在推行過程中受到政府反對派以及為數眾多的著名經濟學家強烈反對和批評，政府為什么還要長期堅持這種方針呢?原因是復雜的、多方面的。

首先，蓋達爾等人當年之所以接受這種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國家流行的自由主義和貨幣主義經濟理論的影響。根據這種理論，對經濟活動干預最少的政府是最有效率的政府，貨幣政策是政府調節經濟的最合理、最有效的手段。這可以說是俄羅斯推行以貨幣緊縮為核心的休克療法的理論基礎。

其次，蓋達爾等人之所以極力鼓吹休克療法還具有深刻的政治目的。這表現為，他們力圖通過自由化政策以及全面放開價格等措施，盡可能快和徹底地鏟除舊體制，盡快地建立起自由市場經濟。因此，所謂休克可以說首先是讓舊的計劃經濟體制休克。此外，休克療法也是讓一部分國有企業休克，首先是軍工企業休克。在休克療法推出之前，它的泡制者們就曾聲言，在開放市場、放開價格、形成競爭的過程中，那些經營不善、產品沒有銷路、缺乏競爭力的企業破產、倒閉是不可避免的。它們的倒閉對于國民經濟健康發展來說不是壞事，而是好事。在他們看來，這類企業不僅是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絆腳石，而且是舊體制、舊制度的重要經濟基礎和維護者。總之，休克療法不僅僅是一種經濟調節方法，它具有強烈的政治內涵。對于西方國家來說，通過休克療法削弱俄羅斯龐大的軍工綜合體更是其重要的戰略目標之一。

再次，俄羅斯政府之所以長期推行這種貨幣緊縮政策也有西方國家迫使的成分。與蓋達爾等人不同，葉利欽總統和前總理切爾諾梅爾金在蓋達爾等人下臺之后，都曾明確指出，“今后不再推行這種不得人心的休克療法”。但實際上，在切爾諾梅爾金當政的時期，人們普遍認為是推行了“沒有蓋達爾的蓋達爾政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由于推行休克療法，使俄羅斯經濟已經難以擺脫西方國家的援助，具有很強的依賴性。生產大滑坡，稅源枯竭，政府財政困難，使俄政府不得不向西方國家不間斷地申請貸款，以解燃眉之急。而西方向俄羅斯提供援助是有條件的。這就是，俄羅斯的經濟政策必須符合西方國家的要求和利益。這除了“堅持改革”，加速私有化、自由化這些基本要求之外，堅持貨幣緊縮政策是提供每筆貸款都要提出的前提條件。因此，多年來，俄羅斯政府在編制國家預算之前，總要與國際貨幣基金協商、談判，其中貨幣政策，貨幣發行量，通貨膨脹率則是談判的重要內容。這就形成了另一個惡性循環，即貨幣越緊縮政府財政困難越難解決，越需要依靠西方的貸款來維持，而要獲得西方貸款又必須堅持緊縮政策。長期以來，俄羅斯政府已經深深地陷入了這種種惡性循環而不能自拔。

以上四個方面的惡性循環，使得俄羅斯經濟特別是貨幣金融體系極其脆弱，經不起些許風吹草動。這乃是俄羅斯這次金融危機深層次的經濟政策根源。從實踐來看，這次金融危機雖然有東亞國家金融危機沖擊、石油國際價格下跌以及政府更迭等客觀因素的作用，但從根本上來說還是俄羅斯財政金融體系深刻矛盾積累的結果，尤其是休克療法造成的負債經濟崩潰的結果。首先，外資撤離，拋售他們購買的政府債券是1998年5月下旬俄羅斯證券、股票和匯率暴跌的直接原因；其次，8月份基里延科政府宣布延期償還政府的短期債券引發了股市、匯市更加激烈的下跌。所有這些都是與政府債務超重緊密相聯的，而休克療法和貨幣緊縮政策則是形成負債經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俄羅斯私有化的特殊破壞性

經濟轉軌以來俄羅斯社會經濟危機加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休克療法之外，俄政府私有化政策的破壞性也是重要因素。應該指出，在經濟轉軌前，蘇聯長期以來形成的全盤國有化格局是十分不合理的，適當出售一些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縮小國有經濟的比重，發展多種經濟成分是必要的。正因如此，即使俄政府的反對派也沒有籠統地否定非國有化或私有化的必要性。早在社會劇變前，蘇共和蘇聯政府已相繼制訂了非國有化和私有化綱領和法令，當年蘇聯政府提出的穩定經濟的“500天計劃”，一個重要措施就是，向企業職工和居民出售國有資產。根據該計劃的制訂者們的構想，當時蘇聯居民手中的現金達5000多億盧布，如果這筆巨資用于購買國有資產就可能一舉數得：第一，大大減輕市場壓力，避免惡性通貨膨脹；第二，使企業獲得急需的新投資，擴大生產，增加市場供應和政府的稅收，減輕政府財政壓力；第三，職工和居民成為企業的新所有者，給企業輸入新活力，有助于改變企業的經營思想，提高經營效率。盡管這種辦法還有待實踐檢驗，但就當時的條件而言不能不說是一種擺脫危機的出路。

但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激進民主派推行的上述經濟轉軌方針，使這種改造國有企業的計劃完全失去了實施的可能。這是因為，俄政府在休克療法指導下，不顧條件地全面放開了價格，立即引發了惡性通貨膨脹，盧布大幅度貶值，使居民多年的積蓄幾乎是在一夜間變成了廢紙，使絕大多數居民驟然間全都陷入貧困的深淵，不要說購買國有資產，即使填飽肚子也十分困難。

在廣大居民普遍貧困化的情況下，民主派政府為了實現其私有化計劃，加速私有化進程，只有無償贈送和廉價拋售國有資產。這就是俄羅斯無償性大眾私有化出籠的條件和背景。其結果是，俄羅斯的私有化具有了特殊的破壞性，如果與西方國家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加以比較，這一點就尤為突出。

第一，西方國家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總體上是一個動員社會投資的過程，是社會總資本增量的過程。這表現為：私人購買國有資產會增加政府的預算收入，為政府再投資提供了可能，從這種意義上說私有化是國有資本存量和結構調整及優化的過程。這突出地表現為，政府將那些經營不善、已失去了政府占有和直接經營必要性的企業出售的同時，增加那些對整個國民經濟持續發展具有更大意義部門或領域的投入，如文教和高新科技開發等；此外，私人購買了國有企業之后，大多還要追加投資，對企業進行改造。

俄羅斯的私有化特別是那種大眾私有化則不同，它直接變成了一個國有資產大流失的過程。據俄羅斯國家杜馬私有化結果分析委員會委員弗·利西奇金透露，俄羅斯已出售的12.5萬家國有企業，平均售價僅為1300美元，其價格之低廉創世界記錄。例如，擁有34000多名職工的大型國有機器制造企業烏拉爾機械制造廠僅賣了372萬美元，擁有35000多名職工的車里亞賓斯克鋼鐵廠僅賣了373萬美元，擁有10500多名職工的科夫羅夫軍工廠只賣了270萬美元，擁有54300多名職工的車里亞賓斯克拖拉機廠只賣了220萬美元，而歐洲國家一個中型面包廠價值就達200萬美元。至于向居民無償贈送的“私有化券”，政府更是分文未得。據利西奇金援引政府財政部門提供的數字，從1992年到1996年期間，每年上繳預算的私有化收入僅約占預算收入總額的0.15%，僅1996年一年，因國有企業私有化造成的損失就比希特勒侵蘇戰爭使國家財產遭到的損失還要多[1]。

第二，在西方國家，私有化也有向外國投資者出售國有股份的情況，而在俄羅斯，由于國內缺乏私人企業，居民貧困，無力購買企業特別是大型國有企業。因此，大型國有企業資產的相當大一部分是廉價賣給了外國人。更為嚴重的是，在西方國家，向外商出售國有資產是一個吸收外國投資的途徑，而在俄羅斯則變成了一個國有資本大量外流的途徑。這是因為，外國購買者相當多的是投機者，他們用廉價購買國有資產或股票，與本國的投機者相勾結，從事金融證券投機活動，并通過各種途徑把投機利潤和收入移到國外。據利西奇金估計，經濟轉軌以來，俄羅斯流到國外的資金最少也有3000億美元，其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是由國有資產轉化而成的。如果說國有資產流失是流入本國人手里，企業的資產仍在，仍然繼續運轉，那還是一種財產分配不公的問題，對企業和國民經濟發展為害還不太大的話，那么國有資產流失是流入外國和本國的投機者手里，他們又設法將獲得的資金移到國外，那就不簡單是國有資產流失，而是國家的經濟實力和生產能力流失和破壞了。

第三，在西方國家，出售國有企業，由國有變為私有并非惟一的目的，甚至不是主要目的。在這些國家，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根本目的是轉變企業的經營思想和經營方式，由官營體制轉為民營體制或商業體制，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率。正因如此，在這些國家，除了私有化這個一般術語之外還有“財產私有化”或“產權私有化”和“管理私有化”或“經營私有化”之分，而財產或產權私有化即出售國有資產只是手段，管理或經營私有化即轉變企業經營思想和經營方式，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率則是根本目的。

在俄羅斯則不同，私有化變成了單純地出售和處理國有資產和消除國有企業，至于企業私有化后的經營管理和經營效率如何，那是購買者的事，私有化方針的制訂者們似乎并未將此放在心上。事實上，俄羅斯大多數大型國有企業通過私有化產權關系雖然改變了，形式上都變成了股份公司之類的新企業，建立了董事會之類的新機構，但管理方法并沒有多大變化，大多仍然是由原班人馬用老辦法來管理和經營。從實踐來看，大多數私有化了的大企業，其經營效率還不如原來國有時期，甚至不如現在尚保留著的國有企業。

俄羅斯政府的反對派乃至政府系統中相當多的人士對丘拜斯等人的私有化政策早已提出了不少批評，說他們是“為了私有化而私有化”，是“完全不顧經濟效果和社會后果”。實際上，激進民主派之所以不顧人們強烈的反對、不顧條件地強制推行這種方針和政策，有其深刻的政治動機和目的，那就是力圖盡快地鏟除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盡快培植起一個新興的資產階級，以增強其政權的社會經濟基礎，消除舊制度復活的社會經濟條件。對于他們要想達到的這一最重要的政治目的來說，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經濟上的損失都是次要的。

第四，與西方國家相比，俄羅斯私有化的進程、速度是創記錄的。只提出這一點就夠了：積極帶頭推行私有化的英國，盡管存在著俄羅斯無法比擬的強大的私人資本，將其僅占國民經濟10%左右的國有經濟減少5個百分點，就用了10多年的時間，而俄羅斯在幾乎還不存在什么私人資本的情況下，將其占國民經濟90%以上的國有經濟，在短短5年里削去了60多個百分點。俄羅斯私有化的這種超速度，是與它的目的和方法緊密相連的，也正是這種特有的目的、方法和速度，使之區別于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正在進行中的私有化過程，決定了其特殊的破壞性。

(四)經濟轉軌西向化方針的得與失

從封閉性的計劃經濟向開放性的市場經濟過渡，是所有原計劃經濟國家經濟轉軌的一個共同方向，但正如第一節已經提到的，俄羅斯對外開放的一個突出的特點是西向化或全盤西化。這除了照搬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之外，另一個突出的內涵是，激進民主派把經濟轉軌順利進行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國家的援助上。在經濟轉軌之初，激進民主派的一些代表人物聲言，鑒于俄羅斯現實的經濟形勢和經濟轉軌任務的復雜性，沒有西方國家政治上的支持和經濟上的援助，俄羅斯經濟轉軌，建立起新型的市場經濟是不可能的。一些頭面人物估算，為了使俄羅斯經濟比較順利地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和克服面臨的社會經濟危機，西方國家至少要在轉軌期間提供3000億美元的各種形式援助。在他們看來，俄羅斯經濟轉軌的計劃和方法是在西方國家的專家幫助下按照西方國家的模式制訂的，其社會經濟轉軌目標和方向又符合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戰略利益，因而西方國家的援助必將是慷慨的。

結果如何呢?的確，為了推動和確保俄羅斯的經濟轉軌沿著西方國家所希望的方向堅持下去，這些國家以及由這些國家支撐的國際經濟組織向俄羅斯提供了相當多的貸款和援助。據法國《世界報》報道，在從1992年至1997年末這一時期，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等以各種形式向俄羅斯提供了495.8億美元的貸款[2]。另據日本工業新聞報道，在此期間，包括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在內的國際金融機構通過雙邊關系向俄羅斯提供的信用貸款為700多億美元[3]。根據俄官方數字，現在俄羅斯外債為1400億美元，扣除蘇聯時期約800億美元的舊債，經濟轉軌以來俄羅斯的新債余額大體為600億美元，與上述數據大體吻合。據估算，如果把各國政府和企業向俄羅斯政府和企業提供的各種貸款和援助加在一起，大約共1000億美元左右。這的確是一筆不小的資金，即使如此，也只為激進民主派在經濟轉軌之初預想的3000億美元的1/3左右。這說明，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援助并不像激進民主派設想的那么慷慨。

此外，激進民主派還曾設想，由于政府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和西向化政策，就會為外國投資創造良好條件，西方國家的投資就會滾滾而來。但令人失望的是，西方國家的資本家比他們的政府更謹慎，他們對俄羅斯的投資更是少得可憐。據俄羅斯國家統計委員會的資料，自1992年初到1998年1月1日，外國投資累計額只為218億美元，其中直接投資只為99億美元，其余大多是投機性的債務投資[4]。

且不說西方國家的貸款、投資對俄羅斯的經濟發展起了什么樣的作用，更為重要的是，經濟轉軌以來，西方國家注入俄羅斯的資金遠遠少于俄羅斯流向西方國家的資金。從以上的數據我們可以看到，在此期間，西方國家向俄羅斯提供的貸款、援助、投資加(下轉第56頁)在一起最多不過1200億美元，而據估計俄羅斯通過各種途徑流向西方國家的資金至少也有3000億美元。總之，僅僅從資金流入和流出角度來看，俄羅斯經濟轉軌這種西向化方針也是得不償失。其實質是，俄羅斯用自己極其稀缺的資金換來的是不堪承受的沉重債務和對西方國家難以擺脫的依賴。

還應看到，激進民主派這種西向化方針對俄羅斯經濟的損害不僅僅表現為資金流入和流出的巨大逆差，更為重要的是，機械模仿西方國家經濟模式給俄羅斯造成的政治、經濟損失難以估量。此外，激進民主派的經濟自由化政策，對西方國家的商品和投機性金融資本全面開放本國商品和金融市場，給本國企業的生產和國家貨幣金融秩序造成了嚴重危害。到目前為止，俄羅斯市場銷售的日用品和食品約50-60%是外國產品。這使相當多的本國企業喪失了競爭力和生存能力而處于倒閉邊緣。投機性金融資本自由出入不僅為資金外流大開方便之門，而且成了金融危機的重要引發因素。

綜上所述，俄羅斯的金融危機歸根到底是其經濟轉軌模式種種弊端綜合作用的結果，金融危機實質上是其經濟轉軌模式的危機，是其全面、徹底失敗的標志。因此，擺脫這場危機的根本途徑是，甩開這種模式的束縛，尋求經濟復興的新道路。現在，俄羅斯新政府和人民正在這方面進行積極探索，恰恰是這種新探索蘊育著俄羅斯經濟復興的希望。

國外經濟論文:國外經濟型酒店的經營攻略

美國：價格低廉分布廣

美國經濟型旅館大都建在高速公路的出口處、機場和車站附近、城市邊緣地區，或其他交通便利的地方，往往是幾家甚至十幾家旅館匯集在一起組成經濟旅館群，各種品牌的連鎖旅館都有自己獨特醒目的標志，外形建筑風格及顏色基本一致，客人找店住很方便。經濟型旅館的周圍一般都有餐館、商店、加油站等服務設施。

美國經濟型旅館大都采用連鎖經營或特許經營模式。據了解，美國圣達特集團目前下屬有天天、速8、拉馬達等8大旅館品牌，在世界各地擁有6400多家旅館，平均每家旅館客房數只有80多間，是典型的經濟型連鎖旅館。圣達特集團向獲得特許經營的旅館提供個性化的特許經營支持、戰略性營銷與廣告計劃、房間預訂服務、員工持續培訓、旅館用品統一采購供應等多項服務。為確保加盟的旅館保持基本的經營標準和質量水平，集團建立了嚴格的質量保障檢查系統，每年對每家加盟旅館進行4次質量檢查，并且對需要改進的旅館提出相關建議。

奧地利：遍布鄉間近民俗

經濟型旅館的存在很符合奧地利以中、小城鎮為主的國情，而聯邦和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寬松政策環境則促進了經濟型旅館在奧地利各地，特別是鄉鎮地區的發展。對于奧地利各個城鎮的居民，只要房主本人愿意，家里又有空余房間，就可以向當地政府申請開設經濟型旅館，申請的費用也很便宜。按照奧地利政府的規定，客房不滿10間的經濟型旅館不交稅，即便規模較大需要交稅的旅館也可按照客源的流量享受稅收優惠。因此，不少鄉鎮，特別是旅游景點的居民都選擇把自己的空余房間用做客房，開設這種經濟型旅館。此外，奧地利政策還允許經濟型旅館的經營者出于收益或其他原因，自由申請停辦或終止經營。如果旅館在經營期間收益很少或者虧損，不必繳納手續費。由于旅館的經營者都是當地人，使用的也是自家住宅，因此整體投入少，經營風險低，再加上政府的靈活政策，可保證市場需求與供給的平衡。許多經濟型旅館在旅游旺季時作為旅館開張，收入頗豐，而在淡季時則退出市場，又變成普通的自家住宅。

匈牙利：定位準確細打算

匈牙利是歐洲中部地區的旅游強國，旅游業的快速增長推動著酒店業的不斷發展，并且形成了高、中、低檔較為合理的布局。匈牙利早在經濟轉軌前，就在巴拉頓湖周圍、黑維茲等旅游勝地建造了大量的“度假房”，并鼓勵公務員等中等收入者購買。隨著到匈度假游客的增多及家庭自助式旅游人數的增長，在旅游旺季，巴拉頓湖、黑維茲等地的旅館往往不夠用，“度假房”便逐漸被“租用”起來，并形成了規模、大小不等的“度假房住宿協會”。各個“度假房住宿協會”之間既存在競爭又保持合作，基本上采用自助式、低價位、家庭式旅館的連鎖經營方式。“度假房住宿協會”提供的“住宿服務”越來越受到匈牙利及周邊國家中低收入者的歡迎，其知名度、服務質量主要依靠在顧客中建立良好口碑，“口口相傳”。目前規模較大的“度假房住宿協會”已在因特網上建立了自己的主頁，以方便客人提前預訂。

韓國：適應市場求發展

韓國經濟型酒店大多搞連鎖經營，無論高檔，還是中、低檔酒店，在服務上均統一規格和要求，并且嚴格培訓員工，重視加強管理，所以能夠做到價位低而服務不差。各檔飯店一般房間雖小，但必要設施和用品齊全，房間干凈整潔，舒適溫馨。不用說首都和大城市里的高檔店，就是較為偏遠地區的中低檔店，從設施、用品到服務也是無可挑剔。記者有一次受韓方邀請，與中國駐韓外交官們一起到外地參觀游覽，晚上被告知要住進一家遠離城市的“汽車旅館”，不少人感到掃興，多有怨言，但入住之后，抱怨聲沒有了。因為房間裝修考究，設備相當現代，不但能調節溫度，而且裝有電腦和寬屏彩電，除了房間小一些外，絲毫不比大飯店遜色。經濟型酒店與高級豪華型酒店的最大區別就在于它適應了這一市場需求，因而也就具有了特級酒店搶奪不去的優勢。

目前，韓國不少掛著“Motel”牌子的汽車旅館從設施和服務上都具備了經濟型酒店的檔次，其中有的已經名正言順地改換了“Motel”名號，這標志著韓國經濟型酒店的隊伍正在逐步擴大，并且酒店業的格局將發生變化。（曹世功）

英國：管理也要上星級

英國經濟型旅館為數眾多，對于游客和學子出行住宿十分方便。在經濟型旅館中，“床位和早餐”旅館(BedandBreakfast，B＆B)居多。可以說，B＆B旅館遍布城鄉，在英國家喻戶曉，名聲也遠揚海外。

英國大多數“B＆B”旅館管理良好，并逐漸成為英國文化的一部分。不久前，英國政府出臺了新的規定，對所有“B＆B”旅館實行星級管理，即每家“B＆B”旅館也要評定星級，以此加強“B＆B”旅館的行業監管和自我約束，提高服務質量。

海外游客來英國之前，只要上網查詢，就可以找到“B＆B”旅館，網站為：www.bedandbreakfasts-uk.co.uk。進入網站后，客人可從網上預訂房間，也可以打電話預訂。管理正規一點的“B＆B”旅館都有自己的網站，備有旅館介紹、客房圖片、住宿價格、床位數量，以及地址、郵編、電話和電郵。為了方便客人找到入住地點，可將郵編輸入定位儀，即便是位于鄉間的“B＆B”，定位儀也會引導客人找到它。英國大部分經濟型旅館都是私家住宅，主人是房東，又是旅館的經營者。（張芝年）

法國：總有一款適合您

法國是世界旅游大國。由于要接待眾多的海內外游客，法國的旅館業十分發達，各種檔次的旅館遍布全國各地，其中旅客較為歡迎的經濟型旅館居多。在法國既有高檔的酒店，如豪華型的索菲特(SOFITEL)酒店，高級型的諾富特(NOVOTEL)和美居(MERCURE)酒店，也有適合一般工薪階層的經濟型的宜必思(IBIS)旅店、大眾型的埃塔普(ETAP)和一級方程式(FORMULE)旅館。法國各種規格、檔次的旅店，基本可以滿足海內外不同顧客的需求。

宜必思在法國，特別是在巴黎更是隨處可見，大多設在出行方便的地方。走進宜必思，住客可以自取一本小冊子，小冊子中介紹了宜必思在世界各地的連鎖旅館和住宿費。

埃塔普比宜必思檔次低，大多設在法國的高速公路邊上，價格也相對便宜，住宿一夜約50歐元左右。比埃塔普再低一個檔次就是一級方程式旅館，大多設在法國公共交通不太方便的地區，但很適合駕車旅游者居住。

此外，法國還有滿足普通大眾需求的旅館。比如青年旅館，其規模較小，價格十分低廉，有一人間、兩人間和多人間，但常常供不應求。

國外經濟論文:供給側改革與經濟增長:理論闡釋、穩態預測及國外經驗

摘 要 無論從理論分析還是從經驗證據上看，通過供給側改革，我國經濟會有很大的增長空間且具有持續性，直至達到穩態增長。我國所要實施的供給側改革與西方供給學派主張及西方實踐雖有不同之處，不能照搬照抄，但有必要借鑒國外成功經驗，尤其在制造業、農業與房地產業等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以提高改革成效。

關鍵詞 供給側改革；穩態增長預測；國外經驗

在我國經濟發展進程中，隨著勞動力價格不斷上升、資源日益短缺、生B環境約束達到臨界狀態，過去依靠低成本要素、高資源投入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幾乎走到盡頭，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是長期性、結構性的，必須通過供給側改革加以應對與化解。201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要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增長動力。在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形勢下，實施供給側改革是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將“創新、協調、綠色、開放與共享”五大發展理念貫穿到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必然要求。當然，供給側改革在短期內也許不會對經濟增長帶來明顯變化，但可以肯定的是，將對經濟增長的韌性和可持續性產生不斷積累的積極效果，從而逐步實現轉型升級的預期目標。

一、供給側改革推動經濟增長的理論闡釋

（一）馬克思價值創造理論

當凱恩斯主義和貨幣主義都無力了的時候，中國經濟的增長就真的陷入困境或失去方向了嗎？當然不是。因為凱恩斯主義所信奉的投資、消費和出口需求，都不是價值源泉，也不是經濟增長的真正驅動力。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解，“三駕馬車”只是價值實現環節，價值創造的源頭在生產或供給領域。貨幣主義所看重的貨幣因素，更不是經濟增長的源動力，只是間接影響需求的因素，或是為價值實現創造條件而已。凱恩斯主義或貨幣主義在有效刺激需求的時候，結果也僅僅是推動供給數量的反復，與供給質量無關。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觀點，勞動創造財富，復雜勞動能夠推動供給質量提高和結構優化升級，這需要技術創新與人力資本提升。當我們沿著總需求路線走到死胡同的時候，如果從供給側看中國經濟增長前景，中國經濟增長空間依然很大，因為我國經濟增長下行的深層原因并非需求總量約束而是供需結構不匹配，通過供給側改革，能夠使供給有效匹配需求，同時能夠實現供給升級從而不斷創造新需求，獲得新的增長空間。

（二）內生經濟增長理論

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影響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為生產要素和全要素生產率，其中生產要素主要是資本和勞動力，全要素生產率主要由技術進步所決定[1]。內生增長理論是羅默、盧卡斯等經濟學家通過分析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缺陷和吸取前人經濟增長思想而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提出的，該理論認為經濟能夠不依賴外力實現持續增長，內生的技術進步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供給側改革思想基礎是，經濟增長源于生產能力提高，生產能力可用生產函數表達為：Y=F（A，K，L），其中Y代表總產出，K代表資本存量，L代表勞動投入，A是全要素生產率（TFP）。TFP數值越大意味著相同的資本和勞動投入可以有更大的產出，它包含了除資本和勞動以外的其他全部要素，其主要影響因素有技術、制度等。產出水平提高可以通過增加要素投入，以及提高技術進步實現，不過，增加勞動不會提高人均產出，增加資本的結果是邊際貢獻遞減直至沒有貢獻。所以，從長期看，以技術進步這種內生因素為標志的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是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目前，我國供給側改革關鍵就是通過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推動產業轉型升級。

（三）新供給經濟周期理論

從供給側結構演化升級來看，一個完整的供給經濟周期可以劃分為新供給形成、供給擴張、供給成熟與供給老化4個階段（見圖1）[2]。新供給能夠帶來新需求，比如從微觀層面上看，在喬布斯創造出iPhone手機之前，世界不存在對它的需求，而當它問世之后，新需求被不斷創造出來。在新供給形成階段，新供給隨著技術進步孕育產生，舊供給仍在延續，經濟處在新周期的導入期，經濟潛在增長率逐步回升；在供給擴張階段，新供給被普遍接受，新需求也被新供給創造出來，新供給與新需求會形成良性互動，經濟進入快速增長時期；在供給成熟階段，生產技術進一步普及，社會資源紛紛流向新供給領域，而這一階段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能力下降，需求趨向穩定，資源配置效率開始降低，經濟增速回落；在供給老化階段，由于成熟階段形成的過剩供給在短期內難以消化，老化供給不能創造新的需求，新供給尚未產生，經濟整體將進入蕭條期。由此可見，從供給側著手，通過改革創新形成新技術、新供給與新經濟，能夠推動中國經濟保持螺旋式升級態勢與持續發展。

二、供給側改革推動經濟增長的測算――以追趕美國直至穩態增長為例

（一）達到穩態增長的經驗證據

我國在1978～2011年間，經濟呈現高速增長態勢，但從2012年開始，經濟增長速度下行明顯，這表明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從高速向中高速轉變，也進入了經濟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依據經濟增長理論，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的持續時間是可以測算的。穩態經濟增長理論表明，一個落后的國家可以追趕上發達國家，結果兩個國家人均產值趨同。如果能夠順利實施供給側改革，那么中國經濟可以按照生產潛能實現全速增長，直至達到穩態增長狀態[3]。以中國經濟增長追趕美國為例，如果中國的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積累的速度能趕上美國，則中國經濟會保持較快速度增長并持續相當長時間，直至人均GDP趕上美國時，增長速度才會降下來。

德國、日本、新加坡和韓國等國家都曾經以更快的增長速度追趕美國，從而出現穩態趨同的結果，這充分表明中國長期持續的中高速增長是完全有可能實現的。在二戰中，德國和日本國民經濟都曾遭受重大打擊，但它們的作為長期增長基礎的儲蓄率、教育水平等一直保持較高水平，沒有落后于發達國家，這是決定它們長期增長趨同的重要因素。二戰前的西德地區，人均收入大概占到美國的75%，而在二戰結束時，西德地區人均收入大概只有美國的25%左右。在此之后，經過長達20年年均超過7%的高速增長，1966年，西德人均收入再次達到美國的75%左右水平。日本在戰后同樣經歷了經濟的飛速發展，僅僅利用10年左右的時間就恢復到了戰前水平，人均GDP于1982年超越德國，并迅速縮小了與美國之間的差距。亞洲四小龍同樣于20世紀60年代迅速崛起，一躍成為亞洲最富裕的國家和地區，躋身發達國家和地區行列。

國外經濟論文:國外經濟管理實踐對我國企業發展的啟示與借鑒

摘 要：我國高校的經濟管理專業人才培養時間教學體系當前的缺陷主要是定位較為模糊、教學資源缺乏、不具備完整的制度等，但是國外的，尤其是美國的經濟管理在人才培育上已經實現了逐漸形成項目實踐和技能培養、案例教學與名人講座和職業規劃同項目管理等多種逐漸成熟的實踐教學體系，這對我國建立和完善實踐教學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示及借鑒價值。

關鍵詞：美國高校；經濟管理；實踐教學；啟示

教育部頒布的一項文件――《關于進一步深化本科教學改革全面提高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中提出了，要特別注重學生在學習中的實踐環節，切實提升學生的實踐能力。基于這一背景，我國的高校經濟管理實踐教學雖然獲得了一定的建設和發展，但是距離人們的預期目標還十分元。為了進一步推進高校經濟管理的時間教學建設和發展，真正實現高校經濟管理實踐教學的建設，并達成預期的發展目標，必須要深刻的剖析和理性借鑒國外高校經濟管理實踐教學內的優秀教學經驗和教學建設措施。

1、國外經濟管理實踐教學的思想

德國高校，雙元制乃至三元系統教育思想在高等經濟管理實踐教學內是主導思想。雙元制教育思想的核心為企業實踐技能的培訓和高校理論知識教育的相互結合，重視學生生產實踐的鍛煉，重視對學生實踐技能的培養，注重學生實現就業目標。美國高校的辦學理念中很注重做也就是重視社會實踐，因此在美國的高等經濟管理教育中很重視經濟管理的時間教學，對追求更好的培養學生的經濟管理實踐能力，并且引導學生走上社會后更好的生存。

加拿大的高校，主要是由能力本位教育理念對其高等經濟管理教育進行指導，一再強調了培養學生的經濟管理實踐能力。能力本為教育理念其實就是以能力為本的教育理念，也就是要使得受教育者在學校學習期間就獲得某一種職業需要的能力，并且將是否具備該種職業需要的能力當做評價師生，甚至學校辦學質量的重要標準。

2、我國高校經濟管理專業實踐教學現狀

2.1目標定位模糊，不重視理念

近幾年，經濟管理在我國獲得了長足發展，更多的高校已經獲得了經濟管理學科的學位授予資格。為了更好的對我國市場經濟的適應和滿足信息技術發展的需要，我國高校已經在培育創新型、應用型和復合型的高質量人才目標上存在著一致性的認識。但是雖然對這一目標進行了重要的強調，但是目標定位不夠精準導致了在具體的執行中存在一定的偏差，多數高校的經濟管理教學仍舊是十分注重學術教育，將教學的重點放在了課堂教授與研討中，走進社區和深入實踐的職業性教育十分的薄弱。理論也僅僅在空談的層面上，對于實踐教學的不夠重視在高校經濟管理教學中依然存在。

2.2缺乏教學資源，難以保證效果

實踐教學的學時占總學時的比重比較低，實習的基地比較少，并且各項經費投入明顯不足，教學設施比較落實是當前我國經濟管理專業人才培養內普遍存在的情況。課堂理論教學居于主導地位，對實踐教學的學習造成了嚴重的擠壓，造成實踐教學的學習時間不能得到保證。實習單位由于其工作具有的嚴肅性，在接受實習學生時會變得更加謹慎，通常不輕易接受實習生或是只是將非實質性及可代替性較強的任務交給實習生，實訓平臺的缺乏同樣也造成了實踐教學無法受到空間保障。

2.3制度不完整，且沒有形成良好的實踐教學體系

筆者發線，我國幾乎不存在高校制定的經濟管理實踐教學體系規范文件，普遍是針對學生的專業實習、暑期社會實踐等多個方面做出零散性的規定。系統制度整理對建立及規范實踐教學體系存在著根本性的作用，其具有重要的基本前提和基礎的價值。制度能夠有效的對事件發生的隨機性、不連續性和偶然性進行避免，對此要在頂層設計的角度制定系統文件來對經濟管理實踐教學實行規范存在重要的意義。

3、國外經濟管理實踐教學對我國實踐教學的啟示

3.1加強實踐教學體系建設，建設人才培養的堅實結構基礎

經濟管理是比較典型的將理論和時間進行密切結合的學科，很多高校都具有這一專業，但是多以理論教學為重，缺乏對實踐教學體系的支持，很容易產生專業學生長短腿的的狀況，在將來的工作崗位上難以快速入手。實踐教學體系要包含課堂教學和課外時間兩方面。在課堂上，對經濟管理的政策和相關課程的理論學習，學科的理論基礎可以被奠定。課外時間可以讓學生獲得實踐機會并且在實踐內檢驗自身的學識，動手動腦來解決現實問題，獲得反饋并且查漏補缺。實踐教學體系緊密集合了知識和時間，多次鞏固，為經濟管理事業提供具有實際解決能力的人才。

3.2完善課堂體系，為學生提供知識平臺

大學課堂最有特色的是，提供了專業對口并且可以啟發思維，同時還可以不斷的更新知識。這需要學校對課程體系設置進行完善，加大課程深度和廣度，方便學生將來可以應對更加靈活多變的公共事務。當前我國經濟管理教學體系內，課程內容大多是以課本為主，缺乏對實時案例的討論和分析，對學生的評價也多線制在試卷和分數上，這就不知覺的削弱了教師引導下討論熱點經濟問題、獨立思考的機會和積極性，此外課程設置上多數都和經濟管理相關課程，對于歷史、心理學和社會學等的關注比較少。將來經濟管理的環境將會變得更加復雜，雖然理論是必備的技能，但是掌握跨學科的知識才可以讓學生對問題進行更為宏觀的把握。

3.3重視評價反饋體系建設，提升實習活動質量

實踐平臺包含了實習、社會實踐活動，有著導師指導和成果反饋體系。實踐的最終目的是要保證，學生能夠將課本中的理論知識運用在時間內。一邊學生可以體會自身學習的知識和為學習做出的努力是值得的，更好的激勵學生學習；一邊可以在實踐中不斷的對知識進行更新和鞏固，從而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國家和社會要重點支持經濟管理學科，為學生參與經濟管理實踐提供途徑；學校還要加強對師資力量的建設，支持和指導學生實習及社會實踐；學生自身也要保持不斷學習的心態，將自己的所學運用在工作中。

4、小結

綜上可知，本文對國外高校經濟管理實踐教學展開了詳細的分析和研究，當前其不僅僅局限在上述幾個方面，此次研究希望對國外高校經濟管理實踐教學的相關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和分析，為我國高校實踐經濟管理教學的建設發展提供積極的參考和建議。

國外經濟論文:越南對外經濟合作上演“大國外交”

6月19日～21日應中國國家主席邀請，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對中國進行了國事訪問，兩國簽署了《中越聯合聲明》。在聲明中，兩國領導人除了就深化中越全面戰略合作和共同關心的國際地區問題達成共識外，還同意加強兩國經濟發展戰略協調，抓緊落實《中越2012～2016年經貿合作五年發展規劃》。這足見雙方都不希望因為南海爭端影響雙邊的合作。對于越南來說，在2012年經濟增速降至13年來最低點的的情況下，其更是目光緊盯中國——希望中國的市場和資金能夠幫助其重振經濟。

進入21世紀以來，越南以更加積極的姿態應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諸多挑戰。從加入東盟開始，越南先后加入亞太經合組織、亞歐會議和世界貿易組織，這有效提升了越南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爭取到了大量的外資、援助、游客和巨大的出口市場，為其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更為重要的是，越南已擺脫其邊緣國家的地位，成功地融入世界體系。

在越南的經濟外交中，與大國、特別是與經濟大國的經濟外交被置于優先地位。越南要繼續革新開放，推進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就必須要融入國際社會，以獲得資金、技術、市場等方面的支持。其中，中國、美國、日本和歐盟等是越南經濟外交戰略中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和經濟技術合作伙伴。2010年越南的重要貿易伙伴排序依次為中國、東盟、美國、歐盟和日本。其中，在單個國家中，中美日三國近年來一直位列越南最大貿易伙伴前三甲。

中 越

自1999年中越結成戰略伙伴關系以來，中越兩國的經濟關系也在快速、穩定地向前發展。2000年中越雙邊貿易額不足25億美元，但2009年一舉突破210億美元，2012年更達到412億美元。從2004年至今，中國一直是越南第一大貿易伙伴。而隨著中國—東盟自貿區的順利建成，在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中越“兩廊一圈” （即“昆明—河內—海防”、“南寧—河內—海防”兩個經濟走廊和“環北部灣經濟圈”建設）、“一軸兩翼”（ 南寧—新加坡經濟走廊一個中軸和泛北部灣區域合作、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兩翼）等戰略合作下，中越經貿合作日益緊密，中國對越直接投資（FDI）也取得了很大進展。從1991年中越關系正常化至2013年3月，中國對越投資項目共有899個，注冊資金總額達47億多美元，在對越投資的94個國家和地區排行榜上排名13位。

中國對越投資早期主要集中在加工、裝配等制造業，而今中國對越的直接投資領域日益廣泛，涉及制造業、采礦業、商務服務業、建筑業、農林牧漁業、房地產業等。近幾年來，中國對越提供的優惠信貸資金也不斷增加，至今，中國已向越南提供16億美元的優惠信貸資金，主要集中于工業、礦業、鐵路、能源、紡織、化工等。此外，中國政府還向越南提供無償援助資金。

越 美

發展與美國的雙邊關系是越南推行其平衡大國策略的一個重要方面。隨著美國重返亞太，美國對深化美越雙邊關系也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濃厚興趣。從2000年越美簽訂《越美貿易協定》以來，雙邊經濟合作逐漸增速。2006年美國給予越南永久正常貿易關系地位， 越美雙邊關系實現“全面正常化”。2007年，越南正式成為WTO第150個成員，越美雙邊經貿合作由此邁入新階段，這一年兩國雙邊貿易突破百億美元大關，超過120億美元。此外， 越南積極同美國就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進行協商，終于在2010年加入TPP談判進程，此后，兩國經濟聯系更為緊密，僅2010～2012兩年，雙邊貿易額便增長約27%，2012年達到246億美元。

目前，美國已成為越南第一大出口市場、貿易順差的最大來源地，大量的貿易順差為越南實現國際收支平衡和拉動國內經濟增長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促進作用。1988～2010年間，美國對越直接投資（FDI）累計金額為174億美元。美國對越投資的主要領域是工業、服務業和農業領域，目前，美國正大力推動向越南的基礎設施建設、醫療、生物學技術和銀行服務等領域進行投資。

在越南的經濟外交中，與大國、特別是與經濟大國的經濟外交被置于優先地位。

越 日

一直以來，日本都是越南對外貿易、投資、政府開發援助（ODA）方面的最重要伙伴之一。日本企業看中越南在東南亞地區相對便宜的工資成本及地理位置靠近中國的區位優勢，其對越直接投資一直處于外國對越南投資的前列，1988～2010年期間，日本對越直接投資累計達194億美元。日本對越投資領域從原來集中于基礎設施、房地產、旅游為主轉向以城市開發、工業園區建設、電力開發為主。越日兩國在稀土開發、核電站建設和高鐵建設計劃中的合作，也成為越日兩國“戰略關系的象征”。

此外，在日本與越南雙邊關系中，政府開發援助（ODA）扮演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在日本外務省2004年的《日本對越南國家援助計劃》的“理念與目標”部分有如此直白的表述：“日本對越援助，不僅有利于日越雙邊關系的發展，也有利于日本與東盟的區域關系”、“與中國接壤的越南，在日本對華外交的各種關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截至2011年底，日本向越南提供的ODA總額累計達105億美元，其中優惠貸款占總額的98%，其余是無償援助和技術合作。越南將日本提供的ODA資金用于展開多方面、多領域的項目，尤其是改善基礎設施，使越南經濟社會面貌煥然一新。在多次的會談中，越日兩國領導人都多次表示要進一步擴大、強化兩國關系。事實上，以物質為基礎的經濟關系使越日兩國的政治關系也更趨緊密發展。

經濟“大國外交”的瓶頸

正是得益于與中、美、日等大國關系的不斷改善和深化，越南目前已成為東盟國家中經濟增長速度最快、最具活力的國家。近年來，越南國民經濟保持了良好的增長勢頭，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年平均增長率超過7%，在亞洲僅次于中國。2001年，越南GDP為329億美元，人均GDP為415美元。2012年GDP高達1361億美元，人均GDP也達到1540美元。

盡管越南在經濟外交中實行“大國外交”取得了驕人成績，但不可否認的是，其以西方大國為主要對象的經濟外交仍然面臨一些問題。越南總體經濟實力薄弱，導致貿易商品結構層次低，高附加值產品少，和大國相比缺乏競爭優勢。加之，越南市場經濟體制的不完善和國內基礎設施的落后，極大地制約了其對外經濟合作的順利開展。此外，在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西方國家“政治多元化、經濟私有化”的價值觀念不可避免地涌入越南。這對有別于西方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的越南來說，潛藏了無法估量的政治風險。

相比之下，越南更加亟需來自中國的實質支持和幫助。6月張晉創訪華期間，雙方同意加強兩國經濟發展戰略協調，抓緊落實《中越2012～2016年經貿合作五年發展規劃》，并達成采取有效措施，推動雙邊貿易平衡穩定增長，爭取提前實現2015年雙邊貿易額600億美元的目標。越南歡迎中國有代表性的大規模投資項目、現代技術和先進設備進入其基礎設施、工業制造等領域。同時，其也希望加大對中國農產品和水產品等的出口。張晉創此行尋求中國加大對越南的經濟合作以振興越南經濟的意味甚濃。

國外經濟論文:近期國外經濟周期研究文獻綜述

摘　要：近些年來，國外對于經濟周期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領域：一是傳統經濟周期問題的研究，包括經濟周期的測定與預測、經濟周期階段與轉折點、經濟周期波動特征、經濟周期的影響因素、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以及經濟周期的成本與影響等六個方面；二是國際經濟周期問題的研究，包括國家間經濟周期同步性、國際經濟周期的形成與傳導等方面。通過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構建新的理論框架以及提出新的理論觀點，國外對經濟周期研究取得了新進展。本文旨在對最新研完成果進行歸納評述。

關鍵詞：經濟周期；周期階段；國際經濟周期

19世紀初葉以來，西方學者提出了很多種經濟周期波動理論假說。最近幾十年，隨著經濟的發展，經濟周期涌現出不少新的特點，學者們從各個角度對經濟周期波動進行了分析。

一、經濟周期的測定與預測

經濟周期的測定與預測，歷來是以計量分析方法為主的一個領域，如何找到最科學的周期劃分方式、得到最精確的預測結果，一直是這個領域的研究方向，近年來它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新的測算方法的引用以及預測模型的構建上。

Haldun通過經濟周期轉折點的頻譜時間表，分析美國經濟周期的強度與持續時間的變化。他分析了兩個時間表：一是NBER測算的經濟周期年表，二是以宏觀經濟增長率為指標，用馬爾可夫狀態轉換模型測算的時間表。結果表明，這兩種方法測定的經濟周期均有主周期與次周期之分，一個NBER測定的周期循環中，每10年中平均包含兩個5年期的周期循環，每個5年期的周期循環中還有2個小循環。以馬爾可夫狀態轉換模型測算的周期循環中，10年期內平均有3個3.5年期的經濟周期，每個周期內又有1個1.5年期的小循環。他指出，由于過去幾十年中經濟條件的改善，傳統經濟周期的影響正在逐漸減弱，而現代商業周期似乎在主周期與次周期之間游走。Comln＆Gertier定義了一個新的頻譜波動以測定經濟周期，并給出了中期周期的定義。他們用包含循環項的高頻波動反映周期，并將中期周期定義為高頻與中頻波動之和。研究發現這種波動比常規方法測量的波動更不穩定，波動的時間更長。通過建立中期經濟周期的模型，他們發現生產力運動可能是高頻與中頻波動持續的主要原因。他們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統一的方法去解釋數據中的高頻與中頻波動。Giannone＆Reichlint比較分析了以下兩種方法對周期波動估計的效果：一是基于VARM的脈沖響應系數，二是為解釋因素結構而提出明確模型限制條件的結構脈沖響應模型。他們提出在短期樣本下，結構脈沖響應模型比VAR模型估算的脈沖反應方程要精確，但是在中期與長期樣本下，兩種方法得到的結論幾乎是一致的。

非線性模型是經濟周期預測的常用模型，Engel等通過對多種模型的比較，研究了非線性模型預測的實際效果。他們發現，如果經濟出現大的負增長，非線性模型將在進行預測時遇到困難。Bengoechea et al提出一個新的擴展的多元馬爾可夫轉換模型，并利用它分析歐元地區國家目前的經濟條件和預測未來的經濟走勢。他們認為歐洲委員會編制的工業信心指數對實時的預測是非常有益的。他們的貢獻在于提出了一個有用的預測工具。smerts＆Woutem根據貝葉斯似然法，采用美國的宏觀經濟數據建立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該模型納入了多種類型的實際和名義摩擦以及多種結構性沖擊，在超出樣本期的預測方面可以與貝葉斯向量自回歸模型媲美。

二、經濟周期階段與轉折點

對經濟周期階段與轉折點的分析，實際上就是對經濟周期測定與預測的一種延伸性研究，它比經濟周期測定與預測更具體，得到的結論更具有指導意義。Krolzig對過去幾十年美國、日本以及歐洲經濟增長隨機過程中的階段轉換進行了研究。通過建立新的MS向量均衡修正模型，對美國與日本GDP增長率的擴張性結構轉變進行了實證研究，并分析了歐洲經濟周期的結構轉變。其研究結果表明，美國近幾年的長期擴張階段已經明顯改變了美國經濟周期的模式；日本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前經歷了一段高速擴張階段，而在90年代卻處于長時間的衰退階段；歐洲在20世紀70年代實現了技術趕超之后，經濟周期呈現出收斂的特征。該模型可以很好地判斷經濟周期的現狀，并提供全面的分析框架。Sen-sier等以德國、法國、意大利以及英國1970-2001年的數據，檢驗了國內與國際變量在預測古典經濟周期階段中的作用。研究發現，這些變量雖然能很好地預測德國的經濟周期階段，特別是利用國際模型還準確地預測到了德國2001年處于經濟衰退階段，但是，這些變量在對其它國家進行預測時卻不能取得一致的效果，即便如此，他們認為，研究結果表明國際波動對這些歐洲國家經濟周期波動產生了重要影響。ChenL采用經過修正的馬爾可夫轉換異方差模型，對美國、加拿大、英國的實際GDP增長率數據特征進行計量分析，并對其經濟周期轉折點進行判斷。計量結果顯示，該模型不僅在模擬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的波動方面表現得非常良好，而且在確定商業周期波峰波谷的日期時表現精準。其后，他又運用馬爾可夫轉換面板模型對日本的經濟周期轉折點進行了測算。他發現這個模型與馬爾可夫轉換自回歸模型一樣有很好的預測效果，運用該模型可以精確地測算出日本經濟衰退的時間點。

三、經濟周期波動特征及影響因素

Keynes在1936年曾指出，在經濟周期出現階段轉換時，有一個顯著特點：當向下的波動趨勢取代向上的波動趨勢時，往往會出現尖銳的轉折點，而當向上的波動趨勢取代向下的波動趨勢時，則不會出現那種尖銳的轉折點。Nieuweburgh＆Veldkamp對真實經濟周期波動的這種非對稱性進行研究，以期找出蕭條來臨得過于迅速、繁榮出現得又過于緩慢的原因。他們指出，人們對未來能否準確預測是這種非對稱性產生的主要原因，因為當經濟處于高位時，高生產力可以產生更多的信息，豐富的信息使得生產者可以對即將到來的衰退進行準確預測，所以當他們預測到衰退即將到來時，資本與勞動力投入都將大幅下跌，出現經濟快速衰退的現象；而當經濟再度復蘇的時候，因為較低的生產力影響生產者對經濟發展狀況的預測與判斷，因此減緩了復蘇的速度，使得繁榮期到來的時間較為緩慢。他們根據這一理論，制定了校準的宏觀經濟模型，并重新編制了經濟增長率，發現該增長率的不對稱性與宏觀經濟總量是相似的。Valderramat提出一個新方法對周期的波動特征進行研究。他發現美國宏觀經濟時間序列的循環成份有明顯的非線性，但是一般均衡商業周期模型并不能擬合非線性的數據，由于參數空間能夠很好地反映數據的

所有統計特性，于是他們運用有效的力矩方法，提出了研究模型參數空間的運算方法。結果表明，在這些參數條件下，模型能夠體現投資的非線性，但卻不能解釋已觀測到的消費的非線性。不過他們的研究依舊是對傳統真實經濟周期模型的有力挑戰。

理論界對經濟周期理論研究的深入，我們可以從對經濟周期影響因素的研究中略見一斑。近年來，學者們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對經濟周期進行研究，以分析各種因素對經濟周期波動產生的影響，這一部分的研究也是目前學術界在傳統經濟周期領域的研究中成果最豐碩的一塊。我們可以將這些影響因素大體分為經濟體系內部因素與經濟體系外部因素。經濟體系內部因素主要是指金融、價格、產出等領域的因素，而經濟體系外部因素則主要包括技術進步、人們預期以及信息等外部沖擊的因素。

Kose研究世界資產、中間產品以及初級產品價格波動對小規模開放性國家經濟周期產生與傳播的影響。結果顯示，對發展中國家而言，世界價格的沖擊對他們的經濟周期變異產生了很大影響。Duourt運用標準隨機增長模型對產出分解的理論約束，研究產出沖擊是否在經濟周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美國數據為樣本，他得到以下結論：(1)生產力沖擊可以導致經濟出現波動，并且生產力沖擊也可用于解釋美國戰后的經濟衰退，但是只有20％的波動可以被這些沖擊所解釋。(2)大部分的波動似乎反而是因為“名義需求”的沖擊導致的，但其對產出的影響最終都是暫時性的。Khan&Thomas(2007)對當前幾種關于存貨投資的理論提出了挑戰，其中包括被廣泛認同的存貨將放大總量波動的說法。他們根據企業依據非凸交易成本實施存貨策略這一現象，建立了一組均衡經濟周期模型，通過對美國的實證研究，發現盡管存貨投資與最終銷售之間存在波動一致性，但是GDP波動實質上還是沒有受存貨積累的影響，而這其中原因就在于基于非凸交易成本的策略使得最終銷售的風險有了一部分轉移，從而撫平了銷售中的波動因素。Cerda＆Vergara研究了智利的失業保險對商業周期所能起到的穩定性作用。他們用動態一般均衡模型校準了智利1960～2000年的經濟數據，并假定經濟受到外生技術沖擊且勞動力不完全流動，得到的主要結論是：失業保險對商業周期，尤其是對消費有一定的穩定作用，但它對商業周期的穩定作用并不是第一位的；勞動力流動性越弱，福利越有可能得到改進。

Rotemberg(2003)研究了技術進步與經濟周期之間的關系。他采用了自己創造的趨勢平滑方法對GDP序列進行趨勢項去除，該方法在某種程度上要優于HP濾波法。在對基于緩慢傳播的隨機技術進步模型的檢驗中，他發現去除了趨勢項的GDP序列與技術進步沒有聯系。Francis＆Ramey也研究了技術沖擊對經濟周期的影響。他們對近段時間提出的“正的技術沖擊會導致短期波動的平緩”重新進行了檢驗。通過在DGE模型中引人多種可能的沖擊，他們發現除了在一種特殊情況下技術沖擊不能導致短期波動平緩外，其余結論均說明技術沖擊可以導致短期波動平緩。Beaudry＆Pottier對預期可以導致商業周期波動的理論提出了質疑，并對新古典模型中預期對經濟周期的影響進行了分析。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只有允許對生產技術進行很多假定之后，在新古典模型中，預期才能夠引起商業周期的波動，但是這種模型幾乎是不切實際的。Vddkamp＆Wofers研究了信息對于經濟周期的影響。他們對宏觀經濟各部門間同步的擴張與收縮產生了質疑，因為各部門的生產力聯系其實十分微弱。根據其研究結果，他們認為部門間的同步性并不是源于生產的協動性，而是在于所獲信息的一致性，整體的信息使得他們做出高度一致的生產決策，因此信息放大了經濟周期的共性。

四、經濟周期的成本與影響

盧卡斯認為，由于總體消費波動而導致的福利減少是可以忽略的，根據這樣一個理念，他認為經濟周期并不會給社會福利帶來影響(Lucas，1987)。但是Gadi(2004)對此提出了相反的意見，他指出波動因素會通過影響消費增長率來影響福利。他的實證結果表明波動對福利效應的影響是實質性的，他估算出的福利損失比盧卡斯估計的要大兩倍。Krebs分析了當工人面臨無保障的工作轉換風險時商業周期的福利成本。他用一個簡單的宏觀模型證明，周期性波動導致的工人下崗現象可以創造無限大的周期成本。通過對工人長期收入損失的實證研究，他定量地分析了經濟周期的成本，結果顯示工作轉換的風險產生了可觀的經濟周期成本，即使這是被二階矩陣理論認同的可忽略的成本。Mukoyama＆Sahin(2006)從就業角度衡量經濟周期產生的影響。通過對工人收入與失業風險的測算，他們發現當經濟周期處于衰退期時，沒有技術的工人受到的沖擊和影響比技術工人要大，這種沖擊不僅使他們面臨失業的風險加大，而且還會使非技術工人收入減少，從而影響其自我保護的能力。Massi-miliano(2007)在消費波動模型中引入了不完全消費保障因素，測算了在消除消費總量波動中獲得的福利。研究結果表明，總量波動每減少10％，我們就可從中獲得大量的福利收益。

五、國際經濟周期的研究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各國的商品、服務乃至資本的流動均在逐步加強，貿易與金融領域的密切聯系也使得國與國之間的經濟關系越來越緊密。在這種開放的經濟體系下，一國的經濟波動就會通過全球化的途徑向其他國家傳播，因此，國家間經濟周期波動的同步性就越來越強，并逐步形成國際范圍的周期性波動。當前對國際經濟周期的研究是學者們在經濟周期領域研究得最多的一個問題，相信隨著這次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會使理論界對這個問題更加關注。目前這方面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對國家間經濟周期的同步性、國際經濟周期的形成與測定、國際經濟周期的傳導等方面的研究上。

1　國家間經濟周期的同步性及影響因素

Clark＆Wincoopb(2001)將美國區域經濟周期與歐盟經濟周期進行對比研究。他們發現，美國地區內經濟周期的同步性要遠遠大于歐盟國家之間經濟周期的同步性。研究結果表明，歐盟各國國內的邊界效應要遠遠大于國家之間的邊界效應。當他們加入一些外生變量(如國家距離、國家大小)進行研究時，這個結論依然成立，而歐洲國家間較低的貿易水平是造成邊界效應的主要原因之一。Duartea＆Holden(2003)使用HP濾波法對G-7各國的真實GDP進行分解，對分解出的循環序列進行分析以研究各國經濟周期的同步性。他們使用相關系數與圖表分析其靜態關系，用自回歸分布的滯后模型分析其長期關系，用誤差修正模型分析其短期關系。他們的主要結論是：20世紀70年代初石油價格沖擊以

后，周期行為模式發生了改變；1980年后，因為G-7各國經濟周期同步性降低，周期波動幅度也開始減小；1990年以后，G-7內部似乎出現了兩組不同的周期，一組是德國、意大利與法國，另一組是美國、英國與加拿大。根據GDP波動數據，每組國家內部之間均存在長期與短期的聯系。Ambler et al(2004)使用廣義矩估計法，以20個工業化國家的季度數據，探討國家間兩兩宏觀經濟總量相關的假說。他們對當前的主流BKK模型認定的國家間經濟總量是高度相關的觀點提出了質疑。他們的結論表明，國家間經濟總量的相關系數雖然大多數是正面的，但是相關系數不高，只是非常相似。實證與理論最大的差異是國家間在消費上的相關程度很低。

最近的實證檢驗表明那些有較高貿易聯系的國家之間有著高度相似的經濟周期，Kose＆yi對標準經濟周期模型是否能夠解釋這一結論進行討論。他們運用一個包含運輸費用的三國模型進行分析，發現模型中有較多貿易往來的國家，它們之間的聯系明顯增強，但是這種聯系與實證結果比起來要低得多。盡管他們盡量控制這些國家經濟總量的大小，使其相對于整個世界而言是很小的，但是模型結果依舊不理想。他們的估算填補了在該領域理論與實證之間的空白。Calder6n et al(2007)也就貿易強度對國家間經濟周期同步性的影響進行了研究，只是他們側重的是發展中國家間的周期同步性。通過對147個國家1960--1999年的年度數據進行實證研究，他們發現對發展中國家而言，貿易強度的增長對它們經濟周期同步性的增強也能產生正面的顯著影響，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這種影響相對而言要小一些，而造成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這種區別的主要原因在于這些國家間雙邊貿易與專業化的模式不同。Faia(2007)的研究表明金融結構相似的國家，經濟周期也更相關。他指出，當兩國實施盯住一個可信任匯率并開放貿易時，產出的協同性增強，而當它們的金融開放度提高時，產出的協同性降低。Chou et al(2007)用兩國模型對臺灣與美國rr行業的國際經濟周期聯系進行分析。通過使用面板拉格朗日乘法單位根檢驗與面板協整檢驗，他們發現臺灣IT行業的產出主要由供應方面的因素決定，如來自美國的rr供應。他們的發現為研究國際經濟周期在產業方面的聯系提供了新的視野。

2　國際經濟周期形成及影響因素

對于國際經濟周期的研究實際上還是建立在對于國與國之間經濟周期的緊密聯系的基礎之上的，只是這一領域側重的是由各國間同步調的經濟周期波動而形成的區域范圍的同一經濟周期。在國家間經濟周期的趨同性被廣泛認同的今天，這個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國際經濟周期的測定與國際經濟周期形成的影響因素上。

Heathcote＆Peri研究了國際金融市場對國際經濟周期的影響，并證明了國際借款和借貸機會對國際經濟周期形成的重要性。Kose et al(2003)也重點關注了貿易與金融在國際經濟周期形成中的影響。他們對一組發達國家與一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經濟周期進行了研究，發現貿易與金融一體化的趨勢極大地強化了國家之間經濟周期的同步性，且這一現象在發達國家中更為明顯。而他們的另一個引人注目的觀點是：20世紀90年代，國際間的消費聯系并不緊密，而金融一體化是更好的分擔風險的方式，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更是如此。同年，在Kose et al的另一篇文章里，他們研究了國家、地區乃至世界的經濟周期的共同的動態屬性。他們選用世界7個地區中60多個國家作為研究樣本，采用貝葉斯動態潛在因素模型，估計宏觀經濟中主要變量(包括產出、消費和投資)的同步波動成份。結果顯示世界范圍內的共同因素是造成大多數國家經濟周期波動趨同的主要因素，也是世界經濟周期產生的證據。他們發現地區內特殊的因素在解釋經濟周期波動中只扮演了很小的角色。但是，世界與區域因素對于各國產出波動的影響大于對消費波動的影響，而一國自身的因素對于解釋投資波動效果明顯。

Baxter＆Fair(2005)研究了變動資本利用率對國際經濟周期的影響。他們構建了一個包含變動資本利用率的兩國國際經濟周期模型。研究結果表明，變動資本利用率顯著減少了20％～40％的生產波動規模。通過這個模型，他們發現國家間的工資、工作時間與投資均呈現出同步波動的特征。Kose et al(2008)對世界經濟周期在1960--2003年以來的變化加以研究。他們運用貝葉斯動態潛在因素模型對G-7的主要宏觀經濟變量(包括產出、消費和投資)的共同組成因素與特殊組成因素進行估算，并對這些經濟變量的共性與特性在3個不同時期對宏觀經濟總量同步性產生的影響進行量化，分別是布雷頓森林時代、共同沖擊時代、全球化時代，結果顯示G-7的產出、消費與投資波動在全球化時代產生的沖擊比布雷頓森林時代大得多。

3　國際經濟周期的傳導機制

國際經濟周期傳導機制的研究對于研究國際經濟周期問題是至關重要的，不論是研究國家間的經濟周期同步性，還是研究國際經濟周期形成都離不開傳導機制。鑒于國際經濟周期的形成是全球化的產物，理論界對于傳統的兩種傳導途徑――金融一體化與貿易一體化早已有了共識，如今這個領域則主要側重于國家間其他的聯系導致的經濟周期同步性的研究。

Cook(2002)認為市場準入行為是國際經濟周期傳導的途徑之一。他指出在一個不完美的競爭動態均衡模型中，開放經濟體系的擴大可以通過需求外溢效應導致在一個開放的經濟體系中出現額外的商業體系，而該商業體系會引起漲價幅度的下降，從而導致經濟體系中就業、產出、投資的擴張。在該模型中，市場準入規則的制定是至關重要的，據此，他提出市場準入規則是國際經濟周期傳導的重要途徑。Iaeoviello＆Minet-ti研究經濟周期在兩個不強制執行信貸合同的國家間的國際傳導。因為國外貸款者與國內貸款者相比，處于明顯弱勢，畢竟他們不能很好地了解借款人的信用與資產水平，因此也就不能在面臨非強制執行的契約時很好地保護自己。他們指出，這種國內與國外的信用沖突關系改變了經濟周期波動，因為這種沖突使得企業家可以通過調整其在國內和國外放款人之間的債務分配和抵押品分配戰略，抵御外生生產力的沖擊。他們證明了這種理論可以解釋跨國間產出波動的協同性。Eiekmeier對美國經濟沖擊如何影響德國經濟進行了研究。他對美國經濟波動的多個傳導渠道進行探討，包括一些新的傳導渠道，如股票市場、外國直接投資、銀行貸款和信心渠道，研究發現，美國的經濟沖擊對美國經濟與德國經濟產生的影響十分對稱。貿易渠道是其中最重要的傳導渠道，貨幣政策由于可以對價格變動產生影響，因此也是重要的傳導渠道。但是，沒有明顯的證據顯示金融市場與信心渠道可以對經濟沖擊進行傳導。Onozaki et al(2007)提出了一個新說法：即使沒有實際的貿易，區域經濟周期也可以通過生產者的期望變得同步，因此生產者期望是國際經濟周期傳導的途徑之一。

六、簡評

通過以上對國外前沿文獻的綜述，我們發現國外學術界對經濟周期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又有了很大的進展，不論是在傳統的經濟周期研究領域，還是在國際經濟周期研究領域，目前的研究成果均主要集中在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或者構建新的數理模型來解釋經濟現象上，此外還有一部分成果來源于從新的視角來解釋經濟問題。目前我國對于經濟周期問題的研究也在不斷發展中，國外這些成果對于我國學者進行經濟周期研究具有很強的借鑒作用，尤其是在一些復雜經濟模型的數理論證上，更是值得我們學習。雖然我國學者在經濟周期研究這一領域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真正將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數學論證卻不多，一些見解雖然獨到，但卻缺少自然科學的論證，這極大地削弱了這些研究成果的影響力。而今我們正面臨由全球金融危機引發的新的一輪經濟收縮，相信這些新的研究成果對于我們更好地研究當前經濟周期問題提供更多的理論依據與技術支持。

國外經濟論文:國外經濟暖和增長

摘要：2007年上半年日本經濟增速比上年同期有所降低。日本經濟增速下降的重要原因是企業投資下降，但由于占經濟總量60%的消費有增強趨勢，會彌補一部分投資放緩留下的需求缺口，所以整體經濟運行依然穩定。預計2007年日本經濟增長率為1.9%，與潛在經濟增長水平大體相當。2008年，日本央行將維持低利率政策，加之世界經濟繼續保持快速增長的可能性較高，從而日本國內外經濟環境都較為穩定，有利于經濟的暖和增長，預計2008年日本經濟增長率將在1.8%左右。

日本經濟暖和增長消費不足

一2007年經濟運行的基本特點

2007年日本經濟保持了可持續的低速增長。第一季度GDP比上一季度增長了0.7%，經濟形勢較為平穩。第二季度，由于消費、投資和出口的增幅同時回落，GDP出現了負增長，不過整體經濟并沒有明顯的放緩跡象。總的看來，日本經濟依然在“一進一退”的徘徊前進。

（一）投資增速放緩

2007年第一季度，日本的投資雖然小幅下降，但尚能維持穩定。可到了第二季度，住宅投資環比下降了3.4%，企業設備投資環比下降了1.2%，降幅較大。企業設備投資減少的主要原因是非制造業設備投資大幅下降，其中房地產和服務業的降幅最大；住宅投資減少，主要是由于租金較低，出租性房屋的建設熱情降低。

在經濟不景氣時期，日本企業普遍采取了“減量經營”的策略，生產規模受到限制，加之企業負債沉重無力籌措資金，所以設備投資不足。近年來日本企業經營狀況好轉，利潤率上升，在這樣的條件下加速了設備更新，投資大幅增長，拉動了經濟復蘇。2007年的投資增速下降有可能反映出日本企業設備更新的高潮已經過去。不過，日本企業國內機械設備訂單數在經歷了連續4個月的下滑后，在7、8兩個月比上年同期分別增長了5%和1%，表明設備投資有恢復增長的可能。從日本銀行的短期經濟景氣調查的結果來看，也沒有明顯的跡象表明企業對未來經營狀況的預期惡化，所以目前還不能認定日本企業投資會繼續下降。

本輪經濟景氣中，對日本經濟貢獻最大的不是信息通訊等高新技術產業，而是重新煥發活力的造船和機械等“重厚長大”產業。這些行業的崛起，不僅得益于日元貶值和海外需求增長等原因，更是因為日本擁有大量熟練的技術工人和精雕細刻的質量意識。由于發展中國家對這些產業的需求仍然旺盛，因此會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相關行業的設備投資大幅下滑。

（二）居民消費對經濟的貢獻逐步增大

2007年第一和第二季度，私人消費分別增長了0.8%和0.3%，成為拉動日本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近年來占日本國內生產總值60%的消費遲遲不見起色，限制了經濟的增長步伐。但從2006年下半年起，日本私人消費出現了上升趨勢，家庭支出逐步增長。進入2007年后月度家庭消費支出基本保持了正增長，到2007年8月日本兩人以上家庭的實際消費支出比上年同期增長了1.6%，增幅較大。

在2007年日本投資放緩的情況下，居民消費增長能夠彌補投資增速下降留下的需求缺口，從而保證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所以家庭消費支出的恢復性增長對于日本經濟的持續發展有著關鍵性意義。當前日本消費的改善主要得益于就業形勢良好。由于企業用人需求旺盛、雇傭條件改善和大學畢業生就業機會增多，在2007年6、7月間，日本的失業率已經降到3.6%，是9年來的最低水平。在勞動力需求增加的背景下，預計居民消費支出將會繼續小幅增長。

（三）進出口同步快速增長

由于外部需求旺盛，日本的出口在2007年第一和第二季度分別增長了3.4%和0.8%，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很大。在出口快速增長的同時，由于日本國內經濟形勢穩定，內需增長，也拉動進口不斷增加。

由于日本經濟對海外市場依靠較高，輕易受到外部沖擊的影響，所以人們普遍認為在2007年里美國經濟放緩會對日本經濟產生不利影響。但從現有數據分析，日本出口所受的影響較小。之所以2007年日本的出口能夠抵御美國經濟降溫的影響，主要有以下兩點原因。首先，美國房地產市場降溫對消費的影響尚不強烈。雖然房價下跌造成的財富損失會影響居民的消費傾向，而且次級債危機爆發后信貸成本上升也抑制了美國的消費融資，但目前美國失業率保持低位，工人工資繼續提高，表明美國經濟雖然減速，但沒有出現“硬著陸”，防止了消費大幅下滑。其次，“新興國特需”彌補了發達國家需求下降的缺口。由于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等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出現了世界經濟增長引擎多極化和需求市場分散化，“新興國特需”成為日本出口增長的新動力。

以日本對中、美兩國的出口為例（見圖2），可以看出“新興國特需”對日本的重要性。近年來，日本對圖2日本出口額變動情況資料來源：日本統計局。中國出口迅猛增長，且對中國出口的變動與總出口的變動高度相關；日本對美國出口增長緩慢，且對美出口的增長速度已經遠遠落后于日本總出口和對華出口的增長速度。非凡是從2006年11月之后，日本對美國出口的增速逐步下降，而總出口和對中國出口卻在繼續加速增長。在2007年7、8兩個月里，日本總出口比上年同期分別增長了13.8%和16.4%，對中國出口增長了20.6%和23.7%，對美國出口則僅增長了1.3%和4.7%。

（四）通縮有所緩解

2007年，日本的通縮問題并沒有如人們預期的那樣得到徹底解決，但由于國際能源和原材料價格持續上漲，加之日本國內勞動力市場偏緊，迫使物價水平小幅攀升，通縮已經接近尾聲。

2007年，日本CPI指數變化幅度極小，假如僅僅參照這一指標，無疑可以得出通縮問題沒有改善的結論。但假如以企業物價指數和出口價格指數（見圖4）作為參照，則可以看出日本的整體物價水平在持續上漲。9月份日本的企業物價指數為103.6，與上年同期相比上升1.7%，這是日本企業物價指數連續第43個月同比上升。從商品類別看，9月份，鋼鐵和化工產品價格同比分別上升10.2%和3.3%，紙和紙漿價格同比上升3.3%，紡織品價格同比上升3.4%，廢鐵價格同比上升27.4%。在日本銀行公布的905種產品價格中，有51.9%的產品價格上升。日本企業物價指數反映的是企業間交易的商品價格水平，它與消費物價指數CPI一樣都是衡量通貨膨脹水平的重要指標。參照

一指標，可以看出日本的價格水平變化基本和經濟增長率相當。而參照出口價格指數，則會發現日本出口產品價格上升得非常快，已經快于國內經濟增長速度。

之所以日本出口商品價格可以較快上漲，是因為目前全球通脹率較高，出口到國際市場的商品有較大的漲價空間，日本企業可以根據成本的變化而調價。企業物價指數的上漲也主要反映了原材料、能源和勞動力成本的上升。而CPI上漲乏力是因為消費市場不活躍，上游企業成本上升不能有效的傳導到終端消費市場。今后一段時間里，一方面，企業成本上升會形成持續的消費品價格上漲壓力，推動CPI走高，另一方面，由于勞動力需求旺盛，家庭支出不斷上升，消費市場有更加活躍的可能，也有助于CPI走高。所以預計2008年日本通縮現象可能會逐步消除。

（五）維持超低利率

2007年2月，日本銀行將基準利率從0.25%提高到0.50%，這是日本2006年7月后唯一的一次加息。經濟長期增長以及日本同其他國家的利差過大是日本銀行決定加息的主要原因。從加息的效果看，由于加息后的日本利率水平依然超低，所以對投資和消費的影響不明顯。

2月份后，由于擔心美國經濟放緩可能危及日本經濟的復蘇前景，加上日本CPI指數仍然萎靡不振，所以日本銀行維持0.50%的利率水平不變。預計在2007年里這一利率不會發生變化。未來全球金融市場的走勢、日本CPI的走勢以及美國經濟的走勢都將影響日本利率變化的時間表。

低利率客觀上有利于企業融資，到2007年9月，日本商業銀行的貸款余額已經連續20個月保持增長。但是，日本超低的利率卻影響了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由于日本的利率是西方發達國家中最低的，日元和美元、歐元等其他主要貨幣存在巨大利差，給投機者留下了可乘之機。投機者以低利率借入日元，然后再將日元兌換成美元或其他擁有更高收益率的貨幣，可以從中獲利。這種套利交易提高了全球的資產需求量，導致資產價格膨脹，加劇了市場動蕩。日本央行數據顯示，僅僅2007年3月外資銀行就通過其在日本設立的分行輸出21.9萬億日元（約合1800億美元）到海外，該數據比上年同期上升31%。日本投信協會的數據顯示，在截至2007年4月30日的一年里，日本共同基金所擁有的海外資產增長了47%，達到32.2萬億日元，占總資產的比例高達43%。除了銀行和基金之外，日本許多家庭投資者也開始將投資注重力轉移到海外，借貸日元用以追求海外高風險投資。

（六）日元先貶后升

在2007年上半年，日元對美元、歐元及亞洲其他主要貨幣均出現較大幅度的貶值。在日本經濟基本穩定的背景下，日元疲軟的主要誘因是巨大的利差。2007年初，日本的基準利率為0.25%，而美國的基準利率為5.25%，相差了5個百分點，從而造成投資者持續拋出日元，換取美元等高收益貨幣，對日元匯率形成壓力。2007年初，在德國召開的西方七國（G7）部長級會議上，就日元匯率問題出現嚴重分歧。歐洲認為日元疲軟是全球經濟面臨的重要問題，但日本卻認為本國經濟仍無法承受日元升值的沖擊，因此不應當干預日元的低匯率。G7會議最終沒有就日元問題達成共識，受此影響，投資者預期日元將維持疲軟的態勢。因此即使在日本銀行上調利率后，日元也沒有走強，反而兌歐元觸及歷史新低，兌美元不斷貶值。可以看出，2007年上半年日元走弱是日本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和有意放縱造成的。

但進入下半年后，非凡是8月份美國次級債危機爆發后，日元迅速走強。日元匯率的這種變化和金融市場的波動有密切關系。美國次級債危機引發金融市場震蕩，高收益地區的金融資產失去了吸引力，投資者紛紛拋售公司債等信用型高收益債券和歐美及發展中國家市場的股票，大量結清日元利差交易頭寸，使得日元在持續買盤的推動下大幅走強，突破了對美元1∶115的心理關口。

日元這種先降后升的走勢對于實體經濟產生了先揚后抑的影響。2007年上半年，日元貶值使日本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更具競爭力，有利于出口。另外，在海外投資的日本企業把收益換算成日元時由于匯率低于預期會出現業績增長。在制定年度計劃時，多數日本出口企業都將本財年的匯率預期定在1美元兌換115日元、1歐元兌換150日元左右，但上半年日元已貶至1美元兌換120日元以上和1歐元兌換160日元以上的水平，這使得日本跨國公司的利潤高于預期。但到了2007年下半年，日元兌美元升至115水平線上，不僅不利于出口，而且也不利于跨國公司賬面上的業績增長，影響日本股市。但總的看來，升值后的日元匯率水平能夠更好地反映其實際比價，加之升值幅度不大，所以對經濟的負面影響有限。

二2008年日本經濟展望

次級債危機的爆發給世界經濟前景蒙上了陰影，美國經濟出現衰退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這一背景下2007年第二季度日本經濟出現了負增長率，不能不引起了人們的非凡關注。目前猜測日本經濟走勢的關鍵在于：第二季度的負增長是不是日本經濟增長的轉折點，是否預示著日本經濟將隨同美國經濟一同走軟？依照目前情況看，雖然2007年日本經濟出現放緩跡象，但2008年里支撐日本經濟增長的有利因素仍將和不利于日本經濟增長的負面因素大體持平，因此日本經濟形勢能夠得以穩定，預計經濟增長率大約為1.8%。

（一）2008年日本經濟運行中的主要負面因素

1.全球貿易增長放緩降低外部需求

受房地產市場降溫以及次級債危機的影響，美國經濟出現衰退的風險加大。由于美國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一旦陷入衰退必然會影響其他國家，有可能拖累全球經濟放緩。雖然目前次級債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還不顯著，但是一旦蔓延到發達國家的家庭，居民消費就可能放緩，對進口商品的需求降低。WTO猜測2007全球貨物貿易增長率將由2006年的8%減速到6%左右，預計2008年世界貿易增速不會顯著恢復。在世界貿易增長放緩的大趨勢下，日本對外貿易將受到影響。

2.產業間發展不平衡抑制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以鋼鐵為首的傳統產業在海外需求的拉動下逐步復蘇是日本經濟景氣的重要支柱，但是本應支撐日本未來經濟增長的電子產業卻顯得疲軟，而附加價值高的軟件行業更是弱小。這種產業之間的不均衡不利于日本經濟增長的后勁，因為傳統產業將來難免要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只有高附加值的產業才是發達國家的競爭優勢所在。雖然預計鋼鐵及造船等行業在2008年里依然

需求旺盛，但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競爭比較激烈，即使在2008年供求發生稍微的變化，那么能源、原材料和勞動力成本負擔就變得難以轉嫁到產品價格上，從而影響企業的盈利能力。目前日本經濟復蘇是以企業盈利增長為核心的，假如企業盈利狀況趨壞，則投資和消費也會惡化。

3.消費增長困難

日本經濟短期內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前期拉動經濟復蘇的企業投資增長動力減弱，而消費增長緩慢，不足以馬上彌補投資減少留下的缺口，從而使經濟增長失去支撐。

日本私人消費不足的問題由來已久，這和日本社會的分配結構與政策導向有關。在日本經濟復蘇的過程中，企業利潤逐步提高，帶動設備投資增長，拉動了內需恢復，從而在投資和出口兩個火車頭的牽引下，日本經濟走出了困境。但是，經濟的欣欣向榮沒能迅速向家庭和消費領域擴散，主要表現在家庭可支配收入沒有實質性提高，從而私人消費增長緩慢。從國民收入分配的角度上看，這說明經濟復蘇的果實主要被企業所占有，沒有流入工薪階層的手中，這種收入分配格局對于消費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都極為不利。

日本的經濟政策導向也不利于私人消費增長。經濟蕭條后，日本政府主要通過增加政府消費來刺激經濟復蘇，結果造成國庫日漸空虛，債務日益沉重。為了解決嚴重的赤字問題，1996年前首相橋本龍太郎將消費稅率從3%提高到5%以增加政府收入。但是，增加消費稅的措施不僅沒有扭轉日本政府債務負擔不斷增加的頹勢，反而遏制了私人消費，使得日本經濟喪失了活力，限于停滯和通縮的泥潭之中不能自拔。

日本的政府債務負擔比率在世界各國中是最高的，歷屆政府都希望通過增加稅收來減少債務。但是日本老齡化問題突出，就業人口不斷遞減，政府無法靠增加所得稅收入來充實國庫。而提高企業稅負的話，又可能導致國內資本大量流出以及企業利潤下降。所以，目前日本政府仍希望通過提高消費稅來減少債務。因為自民黨在2007年眾議院選舉中失利，造成反對黨占有眾議院多數席位的尷尬局面，使日本政府短期內無法推進上調消費稅的進程，不過據媒體報道，上調消費稅已被列入將于12月公布的2008財年稅收改革指導方針之中。假如在2008年推出提高消費稅的政策，會影響未來的消費和經濟增長。

（二）2008年日本經濟運行中的主要有利因素

1.美國次級債危機沒有對日本金融系統產生明顯影響

不同于歐美，日本的金融系統沒有受到美國次級債危機的直接沖擊，實體經濟也沒有出現流動性匱乏的情況。

美國次級債危機后，投資者拋售股票和債券，套現后從市場上抽走資金，加之銀行“惜貸”，造成流動性泛濫在一夜間變成了流動性不足。對美國而言，流動性不足限制了企業和消費者融資，還會造成信貸資金不足和房價下跌的惡性循環，進一步加劇房地產市場和經濟降溫。但是，由于經營相對保守，日本的銀行系統沒有受到美國次級債危機的太大影響。據日本銀行統計，日本各銀行持有的有價證券中，組合債和國際投機基金等高風險產品所占比例只有3%到4%。雖然一些銀行在美國次級債的相關產品上有投資，但投資規模在總資產中所占比例較小。由于日本銀行系統在次級債危機中損失較小，加之自有資金比率較高，使實體經濟的流動性供給得以保證，房價也仍在上漲。

2.新興市場國家將保持經濟的高增長

不同于以往幾次金融動蕩，新興市場經濟體在次級債危機中沒有受到明顯波及，經濟運行較為穩定，預計在2008年里將會繼續保持高速增長，從而有利于日本出口的穩定。

據IMF統計，2005年和2006年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分別為2.5%和3.1%，而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分別為7.5%和7.9%。這顯示出“南北關系”當中較弱一方的經濟實力正在逐步提升。隨著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實力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其對日本商品的需求也在增長。以日本建筑機械行業為例，隨著房地產市場降溫，其在美國市場的銷量下滑，但中東、中國、俄羅斯和澳大利亞的建設熱使日本建筑機械在這些地方熱銷，抵消了來自美國市場的負面沖擊。

在截至2007年3月的日本2006財政年度里，中國取代美國，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日本對華貿易額大幅增長，其中出口增長21%，幾乎是對美出口增幅的兩倍。創紀錄的對華貿易數據，反映出中國對日本制造業產品的巨大需求。預計2008年里，中國經濟仍然會高速增長，對日本商品的需求依然旺盛。

3.貨幣政策偏松

由于世界經濟持續快速增長、能源和原材料價格大幅攀升以及勞動力需求旺盛等原因，全球通貨膨脹壓力增大，資產泡沫有所顯現。在這樣的背景下，美聯儲從2004年6月開始了加息進程，通過17次調息把利率從1%升到5.25%。歐洲、日本以及其他主要國家也隨之進入了加息周期。雖然流動性泛濫的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但總體上看來這段時間是一個全球貨幣政策收縮期。

但在次級債危機爆發后，恢復金融市場穩定和防止經濟蕭條成為美聯儲優先關注的問題，加之通脹壓力受次級債危機的影響而緩解，美聯儲獲得一定的降息空間。在向市場連續注入流動性的同時，美聯儲先后將貼現率和基準利率都調低了半個百分點，標志著其貨幣政策從適度偏緊變為中性偏松。由于美聯儲的政策傾向是各國中心銀行的風向標，受美聯儲降息影響，全球的貨幣政策可能再次朝偏松的方向發展。預計2008年里日本銀行不大可能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目前超低的利率水平有望繼續維持，從而有利于國內的投資和消費。

4.日元難以走強

預計2008年日元仍然難以走強，有利于日本的出口。首先，即使美聯儲在2008年繼續降息，日元和美元之間的利差仍將非常巨大。而歐洲央行一貫將通貨膨脹視為貨幣政策的主要關注點，2008年存在為了抑制物價上漲而再次調高利率的可能，這會進一步打壓日元匯率。

其次，日本居民的資產需求也會影響日元走勢。隨著日本老齡化的加劇，養老基金的獲利壓力不斷增加，但是日本國內利率很低，所以日本機構投資者不得不購買高收益國家的金融資產，這導致越來越多的資金投向海外，使得日元在中期內面臨拋壓。此外，日本退休潮的來臨可能還會加快資金外流的速度。在日本第一批“嬰兒潮”中所誕生的人已經接近60歲的退休年齡，這將產生總額約50萬億日元的一次性退休補償金，其中會有很大部分流入高資產收益國家，加

劇資金流出。

再次，套利交易將繼續盛行。雖然次級債危機引發國際金融市場劇烈震蕩，但沒有撼動其根基。全球金融制度不會因為這場危機而進行重新安排，這就保證了國際金融市場的長期穩定。預計2008年里次級債危機的負面影響將逐步減弱，雖然股市、債市很難繼續近年來的火熱局面，卻也不會大幅惡化。在國際金融市場基本穩定的前提下，日元套利交易作為一種盈利模式將會長期存在，投資者依然會不斷地把借入的日元換成其他貨幣，造成日元長期供大于需的格局。

最后，日本政府放任日元疲軟，希望借此來刺激出口進而拉動經濟增長，也會成為2008年日元難以走強的重要原因。

國外經濟論文:國外經濟明年復蘇

摘要：作為全球經濟的火車頭，美國經濟正面臨著次貸危機蔓延、經濟增速放緩、美元持續貶值、石油價格突破120美元并連創新高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困擾，而目前美國經濟走勢的不確定性及其對全球經濟發展的影響也在不斷地被人們評估和判定。作者認為，隨著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金融風險在2008年下半年較為充分地得到釋放，美元也將改變2006年以來持續貶值的態勢。而金融和房地產市場的逐漸穩定，將使美國有望在2009年下半年迎來經濟復蘇的曙光。

全球經濟，美國經濟，次貸危機，美元貶值，金融風險，房地產市場

作為全球經濟的火車頭，美國經濟正面臨著次貸危機蔓延、經濟增速放緩、美元持續貶值、石油價格突破120美元并連創新高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困擾，而目前美國經濟走勢的不確定性及其對全球經濟發展的影響也在不斷地被人們評估和判定。作者認為，隨著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金融風險在2008年下半年較為充分地得到釋放，美元也將改變2006年以來持續貶值的態勢。而金融和房地產市場的逐漸穩定，將使美國有望在2009年下半年迎來經濟復蘇的曙光。

一、次貸風險下半年將充分釋放

對次貸危機充分釋放的時間判定，首先是基于次級貸以及相關衍生產品的非凡結構的安排。次級貸違約出現主要是利率的提升，次貸利率一般有一個兩年后浮動的安排，次貸利率上升會加大違約率。

次貸以及相關的衍生產品發展已十年有余。今年3月22日美國眾院銀行委員會針對“抵押貸款危機原因和結果”議題舉行的聽證會，暫停美國第二大房貸公司新世紀金融公司的交易業務，在174億美元壞賬的壓力下，新世紀金融公司申請破產保護。假如以此為次級貸危機爆發蔓延開始，2007年新的次級貸及其衍生品應該已經減少或停止，存量的次級貸及其衍生品應該主要是2006年發出的。非凡是美國房地產價格2006年二季度已經開始調整，2006年以后的次貸產品的增量應該比較有限。假如按照兩年后次貸的利率浮動安排會引發違約風險判定，2008年中期或第三季度，比較大規模的次貸風險就會基本顯現。

其次，次貸危機在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爆發，穩定房地產和金融市場是最基本的危機應對措施。美國政府關于房地產貸款利率維持不變的相關規定，美聯儲連續大幅降息的行動，可能有助于次貸市場較快地穩定。非凡是美聯儲聯手全球五大銀行2000億美元的90天而不是隔夜的注資行動，答應銀行用與次貸相關的衍生產品作為抵押從中心銀行貸款，使許多金融機構避免陷于大規模流動性風險，為嚴重虧損的機構融資自救提供了充分的時間和市場流動的資金，對迅速穩定債券市場和證券市場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資本市場總會超前反應，華爾街說不定會更快地反應次貸危機充分釋放的信息。

不過，次貸危機的衍生產品鏈太長，同時已經影響到信用卡市場和其他信貸類市場，包括債券保險公司。假如這些更深層次的影響，不能在次貸風險釋放過程中和政策拯救性行動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那么，次貸危機風險本身的釋放還不足以穩定整個信貸市場。

二、美元貶值下半年出現拐點

美元態勢的分析主要有四點依據：

第一，美元從2006年持續貶值以來，美國貿易逆差已從2005年占GDP7%的水平下降到5%以下。今年第一季度，美元貶值幅度達到5%，到今年下半年貿易赤字可能有進一步下降，導致美國經濟失衡的兩大赤字有了很大的改善，有利于美元走強。

第二，假如下半年次貸危機得到比較充分的釋放，美國政府的各項政策達到穩定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的目的，降息預期下降，華爾街的投資功能逐漸恢復，美元以及美元資產的價值逐漸恢復吸引力，資本會流入美國和華爾街。非凡是華爾街一定是超前反映的，我們估計華爾街可能要提前半年吸收經濟復蘇的信息。

第三，歐元和英鎊相對美元升值幅度過大，影響整體歐洲的經濟。英國，非凡是德國的消費者信心指數下降到歷史的低點，英國的房地產泡沫非常危險。所有指標顯示，歐洲經濟可能不會支持歐元對美元的更大的升值。

第四，亞洲部分貨幣開始出現對美元貶值的態勢。韓元、泰銖、盧比、比索在連續多年升值之后，2008年開始分別對美元貶值6.04%、5.58%、1.55%、1.89%。這種請況有別于過去亞洲貨幣對美元整體升值的情況。這一方面是因為美元貶值、石油價格上升，這些國家的貿易逆差明顯。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這一輪新興市場資本流入以證券資本為主，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引發風險資產在這些國家的變現拋售。非凡是當國際資本發現這些國家經濟基本面出現問題，貿易出現逆差，靠資本流入來平衡國際收支時，就會從這個國家撤出。比如韓國最近就有300多億美元的流出。

綜合以上情況，我們判定，美元可能隨著次貸風險的相對充分釋放和金融市場的穩定而改變貶值的態勢。

三、經濟恢復有望明年見到曙光

對美國經濟復蘇時間的判定是基于實證研究的結論。當年“新經濟”的硬著陸，通過納斯達克的大跌顯示了經濟嚴重衰退的跡象。在美聯儲20余次降息之后，美國經濟2003年開始復蘇，這經過了兩年的時間。次貸危機帶來的經濟衰退可能比“新經濟”的調整更嚴重。美國經濟要重新恢復，恐怕也不會短于一年半到兩年的時間。

這一輪經濟危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由于經濟周期調整引發的危機，而是一次典型的資產價格泡沫破滅引發的危機。過度的“創新”把兩大資產市場緊密地捆綁在一起，并迅速蔓延到全球市場。許多權威判定認為這是二次大戰后最大的一次經濟危機。由于金融和房地產這美國經濟的兩大支柱產業同時深陷危機，而且美國人的消費支出是與房地產價值的上升和金融市場的投資收益密切相連的，所以這次危機不僅直接影響美國經濟，美國人的消費需求也受到嚴重影響。所以談美國經濟恢復，不論是從這次危機爆發的始作俑者的角度，還是與消費需求從對經濟舉足輕重的角度，都要看房地產市場的調整和恢復。

根據歷史數據分析，美國房地產市場調整一般需要3－5年的時間。這一輪美國房地產的上漲，不論從漲幅還是時間，都超過歷史上任何

一次，所以其出現調整也不可能是短期能夠完成的。事實上，美國房地產的調整從2006年第一季度達到這一輪上漲的頂峰后就已經開始。假如這一輪調整像上一輪房地產市場50%的調整幅度一樣，假如以2006年第二季度美國房地產調整的速度為基準，2009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美國房地產可能調整到位。當然美國政府聯手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行政規定三管齊下，可能有助于現在經濟的穩定，也有利于縮短房地產市場的恢復時間。所以，我們認為，到2009年下半年，有希望看到美國經濟恢復的曙光。

當然假如2008年次貸風險出現新的變數，帶來對房地產市場和經濟更大的影響，美國經濟恢復的不確定性就進一步增大了，恢復時間就要重新預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