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0-23 14:46:26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社會化管理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1)關于客戶關系管理(CRM)。
近年來,國內外的學者對客戶關系管理理論、方法和實施做了多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針對客戶關系管理的重要性、客戶關系管理的基本功能和技術要求以及如何實現客戶關系管理等。從信息的角度,客戶關系管理的代表性的研究有:HurwitzGroup提出的CRM的六個主要的功能和技術要求;余軍合,吳昭同(2000)提出的客戶關系管理的三大基本功能;江波(2002)提出的客戶關系管理的技術架構和典型功能以及技術實現;AMT網站客戶關系管理研究小組提出的CRM系統具有的五大功能模塊;以及中國人民大學統計學系數據挖掘中心提出的“建立數據挖掘為基礎的客戶關系管理體系”等。
國外有些學者已經從不同的角度關注到SocialCRM在企業運營和營銷中的顯著作用:Cha和Hajli研究了基于TAM的社會化電子商務用戶購買意愿研究;Harris和Dennis通過實驗研究發現,來自朋友的推薦會對改變用戶網絡習慣有影響,并且呈現出層級結構,他們的研究以基于人際關系的社會化媒體的用戶購買意愿為方向;Olbrich和Holsing基于數據挖掘的社會化媒體對用戶的購買行為進行了研究。毋庸置疑的是,社會化媒體正成為企業與客戶之間互動交流的捷徑和平臺。傳統的客戶關系管理研究只側重于企業溝通手段、呼叫中心、客服管理等被動和相對靜態的客戶管理模式,而作為客戶關系管理的最新產物,社會化媒體客戶關系管理(SocialCRM)強調發掘客戶本身的潛在需求及營銷意識,每一個社會化的個體都能獨立的影響和改變社交圈內的用戶購買行為,使之成為擁有控制權的營銷個體,這種基于大數據時代的社會化客戶管理模式應運而生,其對企業及組織內客戶關系的處理及營銷方式的改變將帶來巨大變革。
二、社會化媒體客戶關系管理應用建議
面對越來越多、形式多樣的社會化媒體溝通方式,企業及組織內部在進行客戶管理的實踐中,一定要把握營銷的要點及客戶培育的關鍵。把只注重利潤數字轉化為能力培養的長遠建設;把各自為政的靜態管理方式變為協調合作的動態一體化開發策略;把短期營銷效果變為長期和持續改進的綜合回報項目。具體而言,企業在實現社會化媒體客戶關系管理建設中一定要把握清以下幾個問題:
(1)實施以產權明晰、問責制為主的CRM系統化建設。
在開展SocialCRM管理中,大部分企業組織能夠清楚地認識到任務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也確實儲備了大量數據處理分析、媒體公關設計、企業互動平臺建設等多媒體,網絡化新型人才。但在接觸具體的CRM開發項目時常常出現各部門各自為政,不能形成系統化、一體化的分工責任體系等問題。
(2)注重長期商業能力的培養。
SocialCRM的建設絕不僅僅是短期商業價值的體現,它注重的企業的生命力培育和長期能力培養。例如,在社交論壇和交流軟件中出現的企業產品信息及品牌的討論時,企業應該盡快收集這些資料,分類整理。面對客戶的抱怨或投訴行為有針對性的解決和營銷,面對產品和服務滿意的客戶應挖掘其營銷潛力,精準策劃。這種口碑傳播的途徑是SocialCRM的優勢,但一旦疏于指導和糾正也有可能成為劣勢,而負面作用的影響往往產生無法挽回的危害性。
(3)注重支持、改進和配套的綜合改進化項目措施。
論文關鍵詞: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必要性,路徑
一、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內涵
培育壯大城市增長極,對于區域經濟的振興,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佩魯(1955)從技術創新與示范效應、資本的集中和輸出及聚集經濟三個方面分析了增長極對區域經濟增長產生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如果把發生支配效應的經濟空間看作力場,那么位于這個力場中推進性單元就可以描述為增長極。增長極是圍繞推進性的主導工業部門而組織的有活力的高度聯合的一組產業,它不僅能迅速增長,而且能通過乘數效應推動其他部門的增長。因此,增長并非出現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強度首先出現在一些增長點或增長極上,這些增長點或增長極通過不同的渠道向外擴散,并對整個經濟產生不同的最終影響
在此基礎上,布代維爾(1955,1972)又從兩個方面豐富了增長極的內涵:一是作為經濟空間上的某種推動型產業;二是作為地理空間上產生集聚的城鎮,即增長中心。并尤其強調推動型產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因此,他定義:增長極是指在城市配置不斷擴大的工業綜合體,并在影響范圍內引導經濟活動的進一步發展。他認為,經濟空間是經濟變量在地理空間之中或之上的運用,增長極在擁有推進型產業的復合體——城鎮中出現。主張通過“最有效地規劃配置增長極并通過其推進工業的機制”,來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
此外項目管理論文,繆爾達爾(G.Myrdal)、赫爾希曼(A.0.Hirschman)等經濟學家對增長極理論都進行了不斷的補充與完善論文怎么寫。在繁榮區域發展理論的同時,也為全球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支持。然而,隨著國際發展格局的演變,現有的相關理論在適應當前日益復雜多變的經濟發展形勢,并對之提供相關的指導與借鑒等方面,出現了欠缺。基于此背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課題提出創新性概念: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
當前形勢下,就產業的發展方向而言,世界各國在不同程度遭受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之后,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已經成為各國走向經濟復興的選擇和重點。對我國而言,在綜合考慮當前世界區域經濟發展格局以及我國當前發展所面臨的國內外形勢的基礎上,加快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既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需要,更是我國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節能減排、應對氣候變化,實現科學發展的需要。在此背景下,從區域發展的角度出發,促進區域協調共進、可持續發展的方向則是依托新興戰略性產業,培育壯大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
作為本課題提出的創新性概念,“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城市增長極,它主要指:城市發展的源動力來自于關鍵核心技術,通過充分利用現有和潛在的優勢,實現產學研的結合,科技與經濟的結合,創新驅動與產業發展的結合,并且能夠有效推動產業結構合理化與高度化進程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能夠統籌規劃產業布局、城鎮發展規模和建設時序的、具有廣闊發展前景的新型城市、城市群或城市帶。它以經濟實力雄厚、產業聚集水平高、城市之間的協作度強、產業結構優化、基礎設施完善、科技實力強、對外開放程度高、經濟與社會和諧共進等為基本特征;它著眼于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矚目于城市內生增長潛力的培育。它是推動重點項目建設的載體、是利用外資的平臺、是對外貿易的窗口、是加大經濟技術合作的橋頭堡。因此,通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以此來成為撬動區域經濟崛起的支點,進而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社會和諧度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二、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對于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性分析
2009年,是我國區域發展史上不平凡的一年。從年初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并原則通過《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開始,接連有近20個區域發展規劃獲得國務院或國家發改委的批準。具體規劃主要有:《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支持福建加快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江蘇沿海地區發展規劃》、《關中―天水經濟區發展規劃》、《遼寧沿海經濟帶發展規劃》、.《橫琴總體發展規劃》、《中國圖們江區域合作開發規劃綱要》、《促進中部地區崛起規劃》、《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規劃》、《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發展規劃》、《甘肅省循環經濟總體規劃》、《推進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發展的若干意見》、《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規劃》、《青海省柴達木循環經濟試驗區總體規劃》、沈陽經濟區獲批為國家新型工業化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等。上述這些規劃,在地區分布上,遍布了全國的東、中、西、東北等各大區域板塊;在產業發展格局上,著眼于產業的前瞻性和可持續性;在經濟發展模式上,著眼于科學發展與和諧發展。事實上項目管理論文,這一系列規劃,無論是基于產業發展,還是基于區域競爭力的提升,其實施進程以及預期效果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賴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這一區域發展平臺的培育與發展。通過打造新興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對于集聚區域力量,改變產業同構性嚴重、重復建設、過度競爭、資源配置效率低等惡性循環,摒棄各自為政、盲目發展、“諸侯割據”的區域混戰局面,提高產業實力與區域競爭力,實現國民經濟的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有利于提升產業競爭力
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離不開產業的實體支撐。而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新型性”與“戰略性”決定了其主導產業需要摒棄過去“三高四低”——高資源消耗度、高污染、高投入、低產出、低附加值、低要素回報率、低競爭力的粗放式城市發展模式,轉為以擁有關鍵核心技術為城市發展的源動力,以關鍵核心產業的發展為載體,以產學研的結合、科技與經濟的結合、創新驅動與產業升級的結合為途徑,充分利用現有的和潛在的優勢,推動傳統產業的高新化、高新技術的產業化、優勢產業的集群化發展,通過產業布局的科學統籌規劃、產業鏈的延伸、主導產業的增長、優勢產業集群的形成、企業實力的增強,發展壯大一系列科技含量高、產品附加值高、產業關聯度高、市場前景廣的產業項目,推動產業的規模化發展。并且在項目的實施過程中注重推進節能降耗,推行清潔生產,促進資源利用的循環化,以此來有效推動產業結構的合理化與高度化進程,進而在實現城市的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的同時,實現產業核心競爭力的提升。
此外,通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石化、鋼鐵、電子信息等戰略性產業,制造業、紡織輕工和旅游等傳統優勢產業,金融、航運、物流等現代服務業和生物醫藥、新型材料等新興產業在區域經濟的振興過程中可以得到科學的發展規劃,實現合理的空間布局,進而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從而在區域增長極的新型化帶動產業發展的高端化的同時,提升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論文怎么寫。
2,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有利于增強城市發展的可持續力
當前我國的區域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之一,就是在行政區劃經濟的大環境下,一味追求GDP增長而導致的空間開發無序現象嚴重。區域經濟的數字增長以過度占用土地、礦產、水等資源和環境損害為代價,眾多區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忽視資源環境承載力的盲目開發現象,致使資源更加匱乏項目管理論文,生態環境更加惡化,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面臨嚴重威脅。目前由于過度開采、粗放發展已經形成了一批資源枯竭型城市,其正面臨的經濟與社會轉型發展的諸多難題,就是有力的證明。同時在區域體內部,省與省之間、市與市之間甚至縣與縣之間都存在著“諸侯割據”,重復建設、惡性競爭的現象。上述問題的存在,既制約著區域經濟發展的一體化進程,也成為提高城市發展綜合承載能力的掣肘。
而培育發展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通過合理規劃城鎮發展規模和建設時序,以創新與科技的蓬勃發展為核心,以中心城市為依托,以各類別的城鎮、產業園區、經濟協作區為載體,以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繁榮、經濟活動聯系的日益緊密,產業關聯度的日益增強為媒介,以點帶線,以線帶面,由局部到整體,依次推進的破除行政區劃壁壘,提高城市之間的協作度和對內、對外的開放度,強化科技與創新對城市的承載力。進而有效彌補現有行政區規劃的不足,以差異化、互補化、協作化的競合發展,破解諸如區域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分工與合作度低、基礎設施共享度差、資源等要素自由合理流動不足、環境保護協作度弱,等難題,弱化產業同構、重復建設等導致的投入產出率低,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等外部性問題。以區域發展的新型化、戰略化以及科學化發展路徑模式,提高城市發展的可持續力。
3,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有利于增強區域發展的生命力
無論是佩魯,還是布代維爾,亦或其他的經濟學者,在增長極相關理論中,都矚目于主導產業的發展,強調產業的關聯效應,對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社會事業、公共事業,給予的關注度較少。當前我國的區域發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側重于經濟的增長,對于社會事業、環保事業等公共事業則重視不足,從而導致我國形成了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尷尬局面。社會事業的發展滯后于經濟的發展,對經濟發展的制約作用正在日益顯現,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不和諧”音符。
而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項目管理論文,它既著眼于經濟的快速發展,也著眼于社會的和諧發展;既著眼于產業競爭力的提升,也著眼于對資源的保護和環境承載力的提升;既著眼于城市實力的提高,也著眼于城鄉之間統籌力的提升;既著眼于區域物質文明的建設,也著眼于精神文明與文化軟實力的提升。總之,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是一個融合了城市競爭力、產業支撐力、城鄉統籌力、環境承載力、文化軟實力等多元因素的有機體系。因此,通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一方面,可以有效加快城市周邊的中小城鎮、縣域經濟以及新農村的建設步伐,增強城市對周邊區域的輻射力與帶動力,擴大城市發展的外溢效應,縮小城鄉差距。另一方面,還可以推進城鄉社會公共服務網絡體系的建設,加快形成和諧、平等的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新格局;同時,還有利于開發、弘揚當地的文化資源,通過相關文化產業的發展彰顯地域民俗風情,突出城市發展的個性化與特色化,增強文化對城市發展的影響力;此外,也有利于生態功能區的建設,完善生態涵養,保障生態安全,通過對重點領域關鍵技術的研發,達到對資源的合理開發、有效治理、科學利用,實現自然生態系統、社會發展系統與經濟運行系統,三大體系的良性循環,進而增強城市發展的生命力和可持續力。
總之,通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有利于提升產業的競爭力、提高城市發展的可持續力,增強區域發展的生命力,對于加快建設發達城市、生態城市、和諧城市具有重要意義。
三、加快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發展的建議
正是基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對于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因此,加快其發展建設步伐,就顯得尤為重要。結合我國當前的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現狀,綜合考慮國際與國內日益變幻復雜的形勢,建議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1、改變“唯GDP是上”的政績考核體系,建立科學完善的區域發展評價指標系統
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是一個長期的、系統的歷史過程,不可能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甚至在一定的發展歷史階段項目管理論文,受財政預算、產業成長歷程、治理成本等因素約束,財政收入、稅收等凸顯地方政府政績的一些指標還會出現增長放緩甚至停滯。而地方政府作為中央政府在一定轄區的者,二者之間的委托——關系使得地方政府官員既面臨政績考核壓力又面臨一定的財政壓力;地方政府作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和具有自身獨立利益的主體者,還面臨著同層級的地方政府之間激烈的競爭博弈關系。積累足夠政治資本的愿望,競爭的壓力、政治晉升的動力以及實現增長的執行力,這些都強化了任期有限的地方政府在一定時期內實現轄區發展的各種政策與行為的期限性、時效性和功利性論文怎么寫。而這些政策和行為與培育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政策和行為并非總是呈一致性,甚至在一定的情況下,還會呈現相逆性,從而不利于城市戰略性增長極的培育與可持續發展。例如:培育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需要不斷完善創新體系建設,加快科技與研發進程,推動城市發展向創新驅動型、科技驅動型轉變。而這是件耗時、耗財、耗力、風險大、見效慢的長期工程。一屆政府任期最多只有五年,地方政府官員作為“理性人”,不會去從事“自己耕耘,他人收獲”的行為。這是直接導致目前我國諸多城市創新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再如,培育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就需要對現有產業結構進行調整與優化,培育一批具有科技含量高、產業關聯度強、高附加值、低污染、低資源消耗等特征的主導產業。這種情形下,一方面,這些產業的發展需要一個長期過程,見效緩慢;另一方面,需要對現有產業發展格局進行有進有退、有保有控的調整。在“退與控”的過程中就會有財政的損失、就業的下降。在“指標決定政績”、“提拔干部看數字”的習慣思維影響下,地方政府缺乏主動“退”、甘心“控”的積極性,也缺乏積極“進”、盡心“保”的主動性。因此,在過多突出城市經濟運行的規模,而忽略城市運行的內涵與質量的地方政府政績評估指標體系和考核制度帶來的弊端日益突出的情況下,構建全面的、科學的、系統的區域發展評價指標系統,迫在眉睫。
鑒于此,就需要改革當前地方政府績效考核過程中對地方年度國內增加值和增長幅度、財政收入和增長幅度、吸引內外資額和增長幅度、外貿出口完成額和增長幅度等一系列剛性指標的過度重視,建立并完善科學、客觀、合理的地方政府績效考核機制。例如,考核地方政府官員,既要看GDP和增速等經濟指標,也要看城鎮失業率、人均收入水平、產業附加值、投入產出回報率、資源利用效率、科技創新成果、品牌數量、集群效益、市場秩序、環境保護力度、企業污染度、社會保障事業的支出等反映國計民生、社會進步、生態建設的指標。并且還要“善于用全面、歷史、客觀的眼光評價政府的工作成果。不僅要肯定政府的“顯績”,也要考察政府的“潛績”。評估政府工作得失,不僅要觀察當前的效益,也要分析長遠的影響……淡化預期性指標,強化約束性指標,為地方政府推進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樹立正確航標。”[②]從而為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營造寬松、寬容、寬廣的發展環境。
2,調整產業結構項目管理論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夯實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產業基礎
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一系列特點決定了其要以內生型集約化的經濟發展方式,日漸完善的現代產業體系為重要內容。過去那種粗放的、高污染、高資源消耗、低投入—產出比率、低產業附加值的外延型經濟發展方式,以及三次產業比例失調的產業結構,對當前城市發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已經日益凸顯。例如:過高的第二產業比重,占用了大量的土地,消耗了大量的資源、能源與原材料,排放的廢水、廢氣、廢渣等污染物造成嚴重的生態壓力,使得城市環境不堪重負;而第三產業比重偏低,既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水平與就業量的增加,也制約著生產與消費的協調發展,產能的過剩與消費的不足,將直接影響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國際金融危機表面上是對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沖擊,實質上是對舊有經濟發展方式和落后產業結構的沖擊。因此,舊有的經濟模式與產業結構已經不適合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需要論文怎么寫。這就使得加快經濟發展方式向資源集約型、環境友好型的內涵式轉變,推進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合理化調整,積極培育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低資源投入的創新驅動型新興產業的發展,成為必然。
鑒于此,就需要充分發揮地方的各種優勢,變資源優勢為發展優勢,變比較優勢為后發優勢,變專項優勢為綜合優勢,變潛在優勢為現實優勢,以創新引領產業鏈升級,強化研發設計和品牌營銷等高端附加值環節,加快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以此來推動園區經濟、集群經濟的規模化、集約化運行以及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進程。同時,還要大力發展社會公共事業,調整收入分配格局,還要擴大居民消費,突出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縮小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差距、地區發展之間的差距以及城鄉發展之間的差距。總之,要以科學化、信息化、高端化、服務化、品牌化、集約化、內生化、社會化為指導,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的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以此來夯實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基礎。
3,破除行政壁壘,創新城市之間的合作體制與機制
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不是一個孤立的系統。其發展歷程離不開其他城市的協調與合作。然而,在我國項目管理論文,無論是長三角、珠三角,還是京津冀都市圈,亦或其他區域板塊內,省與省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行政分割導致的各自為政,甚至“以鄰為壑”的現象都非常突出。各個行政體都保持著自身經濟活動的相對獨立性和完整性,從而既導致了區域合作機制的缺乏和產業分工的不明晰,也造成了信息、資源的流通不暢和能源的浪費,從而影響了資源的優化組合和區域整體效益的發揮。有些省區之間原本具有優越的分工互補基礎,但是由于行政界線的分割,使產業聚集與擴散受阻。過度的競爭,低度的合作,不僅造成要素配置效率的低下,也造成了區域發展的“兩敗俱傷”。
鑒于此,培育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就要破除省與省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的行政壁壘,細化城市之間的一體化發展規劃,推進各城市科技創新服務平臺的協調與整合,逐步建立并完善一體化的商品要素市場。而這其中的關鍵則在于,創新地方政府的資源分配機制、利益共享機制、政績考核機制和利益協調機制等相關的利益統籌分配體系,解決好合作中增長的GDP分享、財政分配、投資分擔等重大問題。以開放的區域運行環境,一體化的產業運行體系,日益密切的城市間的經濟社會聯系,來搭建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有效平臺。
參考文獻
[1]弗朗索瓦·佩魯,經濟空間:理論與運用[N],《經濟學季刊》,1950(1)
論文摘要: 經濟法與行政法是獨立的兩法律部門已經是一個公認的事實.本文從經濟法與行政法產生背景和本質差異的角度來比較兩部門法中國家主體的不同,認為在經濟法中國家主體是積極主動、創造性的;而在行政法中,國家主體地位是被動的、消極的,并從社會法之角度指出行政法與經濟法在邊緣上的融合是不可避免的。
經濟法的概念提出已經有200多年的歷史了。但經濟法作為獨立的部門法與行政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其中一些觀點至今仍有紛爭。具有代表性的理論是“經濟行政論”,這一理論認為“凡是基于國家公權力作用所形成的社會關系本質上皆屬行政關系”,所以經濟法是“作為行政法的一個分支學科來研究[1]”。該理論的形成基礎就是我們要探討的問題。但兩部門法中國家權力介入的角度是不同的,通過分析經濟法、行政法產生背景和本質差異,可以比較出國家主體在兩部門法中的不同地位及發揮作用的截然不同。
一、國家、國家主體
國家究竟是什么?從古希臘的柏拉圖在其著作《法律篇》中對國家的描述到古典自然法學派的“社會契約論”,法學家們一直在試圖尋找清晰的答案。但直到19世紀馬克思才在他的著作中揭示出國家的真實本質,他指出:“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相互沖突的階級,不至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架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突出,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2]。”
可見,國家首先是社會發展的產物,其次,國家是為緩和沖突而產生的。國家主體指當國家在行使上述概念中所體現的職能時,在法律上所承擔的義務和享受的權利,即職權和職責。國家作為法律關系的主體也是具有法律性和社會性兩大特性的。主體的法律性指法律關系的主體是由法律規范所規定的,行為若不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不得任意加入到法律關系中,成為法律關系的主體。主體的社會性是指雖然法律主體是由法律規范所規定的,但是法律規范確定什么人和社會組織能夠成為法律關系主體不是任意的,法律規范不是確定法律主體資格的最終根源。立法者不能任意規定法律主體的范圍,而要由一定社會的經濟發展狀況,即物質生活條件決定[3]。國家作為法律關系的主體不僅僅是由法律規范規定的,其最終決定原因是經濟發展狀況。所以雖然國家的職能是與生俱來的,但是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不同的法律部門內,國家主體的地位是與具體的法律部門產生的社會背景和其所體現的本質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經濟法與行政法中雖然均有國家作為實質主體出現即國家授權其代表機構行使國家職能。但由于兩部門法的產生的社會背景和其所體現的本質不同,國家主體在兩部門法中的地位是顯著不同的。
二、從產生的社會背景比較
經濟法的概念1755年即提出,當時國家和經濟之間關系的論斷,以亞當斯密的思想為代表,即“每一個人,在他不違反正義的法律時,都應任其完全自由,在自己的方法下追求他的利益,而以其勤勞及資本,加入對任何人或其他階級的競爭。監督私人產業,指導私人產業的義務,君主們應當完全解除[4]。”這種國家完全不干預經濟狀態,一直持續到19世紀下半葉自由競爭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階段。這一階段生產力發展迅猛,社會經濟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方面是經濟個體對經濟整體與經濟環境的依賴性增強了,社會日益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沒有任何一種經濟行為可以避免外部性,也沒有任何一個個體可以不受其他經濟個體及經濟大環境的影響[5]。另一方面,經濟個體在整個市場大環境中是盲目的,他們不能也沒有能力預見到其個體行為對整個社會經濟環境的影響,個體逐利行為的總和已經成為對社會整體經濟秩序的破壞。此時市場的自發調節機制在社會大生產的面前已經無能為力了。于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國家放棄了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守夜人”角色主動干預社會經濟運行,可以說國家對經濟的介入是適應經濟發展的需求,對歷史發展規律的回應。
下面讓我們分析行政法的產生背景。行政法最早的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1799年,法國共和八年拿破侖一世時期。當時由于普通法院對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行政改革心懷不滿,存在著對立。所以拿破侖一世設立獨立的行政審判制度,此制度日后逐漸發展成為今天的法國行政法院[6]。而獨立的行政法部門的出現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隨著“行政國”的產生而產生的。關于行政國,韋德談到“現代國家不再限制于防御、公共命令、刑事法律以及其他總的事務,而是提供細致的社會服務和承擔很多人們日常商業事務的管理。國家控制了主要命脈,也給自己增加了各種新義務,和這些新義務相關聯的必然產生新的權力[7]。”可見社會經濟生活發生的重大變化,使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也涌現出來。為了解決這些層出不窮的矛盾和問題,國家增設了大量的行政機構和行政人員,以便對國家社會經濟生活所必需的秩序進行確立和保障。但另一方面,由于行政權力的擴張,其被濫用的危險增加了,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可能受到侵害的威脅增大了,這是由權力的本性決定的。所以,基于行政權力擴張的本性,以及當時的實際情形。社會必須創立一種機制,在擴大行政權的同時,加強對行政權的控制和制約,使之正當行使而不致被濫用,這種控制和制約的重要環節就是行政法。
從以上兩法的產生,我們可以看出是經濟的發展使國家職能的觸角延伸了。但畢竟經濟法與行政法的產生的具體歷史背景、原因是不同的。因為經濟法是應個體經濟與社會化大生產的矛盾所引發的市場調節機制的失靈而產生的。而行政法無論其萌芽和獨立部門法產生,其原因都是出于對經濟發展所導致的行政權之擴張的認識和防范,出于對行政權之限制、控制而產生的。所以必然地兩法之中,國家主體是不同的。首先在經濟法中,國家主體的出現,國家權力對經濟的介入是應經濟的需求,是積極主動的。國家主體的出現創造了各經濟要素良好互動所需的自然秩序。而在行政法中,國家主體地位是被動的、消極的。雖然在經濟生活中行政權力的擴張是為了維護經濟的秩序,但實際上由于人們對權力本質的認識,在行政法中,為了防止行政權力對個體權利的侵害,防止其對已產生的自然秩序造成破壞,行政權力是被控制的。所以國家主體雖均在兩法中出現,但它們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
三、從法的本質比較
法的本質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指法律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另一方面指一法律部門區別于其它法律部門的內在規定性。經濟法與行政法是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故兩法律部門所優先保護的利益以及追求的均衡秩序的狀態是不同的,所以它們的本質也是不同的。從經濟法的產生可以看出,經濟法的最初目的是為防止市場失靈,應國家干預經濟的現實需求而產生的。但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假如市場的確是造成浪費、無效率和不公正的根源,那么我們拿什么來擔保國家行動的結果確實符合它進行干涉的目的呢[8]?”事實證明,政府失靈是同樣存在的。隨著經濟與科技的發展,不可避免地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加深了,而經濟生活對國家干預的依賴也強了。這些無疑暴露出了國家干預的局限,首先是政府獲取信息和傳遞信息機制的局限;其次是政府面對如此紛繁龐雜的市場是判斷能力的局限。這些局限性使政府發生決策失誤,并且作為具有特殊地位的資源中心,其許多決策行為受到不同利益集團的影響,產生了“尋租”現象。因此經濟法的本質被重新定位為協調“市場之手”與“國家之手”的法律。經濟法被界定為“市場機制的缺陷和有時失靈為政府干預留下了作用空間,其存在和發生作用的價值需要經濟法加以確認,而政府干預的缺陷和有時失靈也不容忽視,也需要經濟法予以糾正、限制及至禁止[9]。”
關于行政法的本質的探討,從18世紀提出的“控權論”到20世紀初的“管理論”再到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占主導地位的“平衡論”,是一個隨著經濟的發展而不斷變遷的歷史過程,在“控權論”里行政法的本質被界定為:“其最初的目的就是要保證政府權力在法律范圍內行使,防止政府濫用權力,以保護公民[10]。”這種理論由于和資本主義的早期經濟發展相適應,而在行政法理論領域占統治地位,達兩個世紀之久。直到20世紀初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理論界才興起了強調行政權力優越性忽視個人權力的“管理論”。但隨著社會進步,忽視個人權力的論述沒有了社會基礎,“管理論”也很快就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平衡論”,它強調行政法的本質是應盡可能“在總體上平衡行政主體與相對方的權利義務關系,兼顧公共利益和社會利益”以建立和維護民主與效率有機統一和協調發展的法的秩序[11]。 轉貼于
由上述經濟法與行政法的本質理論的變遷,可見人們對兩部門法的本質的認識在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發生著變化,但無可否認在經濟法中,國家主體與市場主體此時成為平衡杠上的兩個端點,平衡支點便是經濟法,是經濟法一方面利用國家力量為市場調節機制創造最好的自由競爭秩序環境;另一方面又防止國家之手的失靈,使國家調節市場有度與量的限制。主要表現為:政府對經濟的介入旨在提供良好秩序,以保證各經濟要素能自由地在市場機制中各司其職、各盡其能、各得其所,其調節手段必須限于間接的、普遍的、宏觀整體的方式而不是直接的干預市場個體的活動,以最大限度地保證市場個體的獨立自由的地位。
而行政法作為關于國家行政權的法,其獨特性是顯而易見得。與其他國家權力相比,行政權是最現實,最常行使的權力。行政權可以直接地、具體地介入影響具體個體的生活,并且行政管理的效率要求使行政權本質上是自由裁量權。可見行政權作為以國家為后盾,以自由裁量權以本質,直接影響社會個體的權力,其一旦不受約束或僅僅是約束有一些疏忽,危害是巨大的。所以無論行政法理論如何變遷,有效的但必須是節制的行政權是構建整個行政法體系的邏輯起點。雖然平衡論是尋求行政機關權力與相對人權利的平衡但實質上由于雙方地位的懸殊,其平衡狀態也必然以限制行政機關權力為前提。故行政法中國家主體的地位始終是消極的、被動的。
四、結束語
上面的論述,只是試圖從國家主體之角度來區分經濟法與行政法,以界定經濟法是獨立于行政法的獨立的法律,并以此來回應“經濟行政論”。同時也要看到兩部門法的天然聯系,例如:二者在經濟生活牽涉面上的重合,調整方式上的相互配合等。另外20世紀以來,強調社會本位的社會法悄然興起,并日益顯出其強大的生命力。其理論基礎即:社會本位超越個人本位、國家本位。社會法成為跨于公法、私法領域之上的立體框架。在這種背景下,經濟法的社會法特征日益彰顯,強調社會整體經濟利益的實現,并要求以社會自治為調整手段和強化社會責任。而由于社會行政的日益崛起,公共管理社會化使政府的管理范圍收縮,行政法將一部分職能逐步交給非政府社會化組織承擔,政府不再是公共管理的唯一主體[12]。可見,經濟法與行政法在法律社會化的潮流中,二者在邊緣地帶的融合是不可避免的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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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如何合理配置社會資源,從而使其發揮最大效益,利用經濟法來對國家干預的行為從法律角度進行規制,是當前亟待解決的課題。因此,對于國家干預和經濟法之間的關系探討也極為必要。
法律規制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市場的調節機制由于自身缺陷并不完全可靠,國家干預從宏觀方面把握全局,促進經濟發展,若二者相輔相成,能有效地促進經濟健康發展。經濟法作為獨立的法律,與國家干預同屬上層建筑,是一種實在的行為規范。
一、關于國家干預
1.歷史演變
現代意義的國家干預是隨經濟理念的演變產生的,大致經歷了自由主義經濟理念階段,國家干預經濟理念階段,自由主義、國家干預結合的經濟理念階段 。
自由資本主義時期,資本主義國家頒布了一系列體現干預經濟的法律來保障資本原始積累,隨后英國“反谷物法同盟”、“重農學派”提出了“經濟自由”和“自由放任”主義。18世紀末,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了“看得見的手”理論,認為人是追求利益的利己經濟人,通過競爭和價格來實現生產要素配置,國家是“守夜人”。進入壟斷資本主義后,生產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分工不斷深化,沖突層出不窮,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發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基于市場機制的缺陷,提出市場經濟需要“有形之手”,如制定政策、法律來彌補不足。由此,全面干預經濟理論被推上頂峰。70年代后,經濟衰退、失業增多、通貨膨脹嚴重,“經濟滯脹期”來臨,自由主義觀念重新抬頭,以供給學派、貨幣學派、新制度學派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成為主流經濟思潮。
2.國家干預的含義
國家干預,是指由國家機構,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總體決策、調控和指導的各種活動,包括介入、調節、協調、調控等內容,結合了指令性和指導性的調整方法,以政府干預、間接干預為主,既有法律手段,又有行政手段。國家干預同樣存在缺陷:缺位的干預不足、越位的干預過度。前者是指調控方法不適當,力度不足、手段較少造成的難以克服市場失靈的情況,常出現在經濟運行良好的情況下;后者指干預的范圍和手段超出了合理框架,抑制了市場機制運行,常出現在經濟狀況較為惡劣的情況下。國家干預要求“適度干預”,包括范圍適度和手段適度,同時需要價值規律、貨幣流通規律、社會再生產規律等共同作用。總之,我們在承認市場基礎性作用缺陷的同時,要清醒地認識到國家干預也不是沒有問題,只有做出較好的調整,才能彌補并匡正二者的不足。
二、關于經濟法
1.經濟法產生的必要性
薩繆爾森說:“市場經濟是一種精巧的機構,通過一系列的價格和市場,無意識地協調著人們的經濟活動。”誠然,市場功能優勢顯著,但同時又存在缺陷。
市場失靈就是缺陷的直接后果。自發性、短期性、盲目性和滯后性使優化功能無法充分發揮,出現壟斷等混亂現象,主要表現有:市場的不完全、市場的不普遍、信息失靈、外部性問題、公共產品和存在經濟周期。治愈“失靈”需要完整可行的法律規制,經濟法的產生及時適應了需要。
2.經濟法的含義
現代經濟法是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形成完善的,其空前發展標志著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產生。我國經濟法學理論界百家爭鳴,主要觀點有調節論、協調論、管理論以及國家干預論等,但均將經濟法本質定位在國家對經濟關系的干預上,并將平等當事人的合同關系排除在外。李昌麒教授認為,經濟法指國家為了克服市場調節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需要由國家干預的具有全局性和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它不同于行政法的“國家本位”和民法的“個體本位”,它以“社會本位”為指導思想,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出發點。
三、經濟法與國家干預的關系
1.經濟法是國家干預經濟的主要法律形式
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手段并不單一,我國綜合運用了經濟、行政、法律、政策等多種方式。經濟手段指由經濟利益驅動實現,還未上升為法律規定的,以計劃、稅收、利率、匯率、工資、價格、補貼、經濟懲罰等方式為代表的措施。行政手段是國家行政機關通過命令、指令、決定等直接調控社會經濟運行的活動,但其使用易產生行政官員及行政機關隨意行為的弊端。法律手段就是用法律來維護市場秩序,規范經濟活動。經濟法是法律手段干預經濟的主要形式,它需要國家運用宏觀和微觀結合的干預手段來保障國家、社會、個人利益的協調統一,以“社會本位”為出發點,全面均衡推動市場有效運行;它具有公私法混合的性質,平衡了市場利益結構,又借國家權力限制私權,達到最優化形式;它還可以規范政府的宏觀和微觀的活動。
2.經濟法也是干預“國家干預”的法
國家干預克服了市場失靈的弊端,但它會產生無效干預,過度干預。除此之外,還有權力尋租、官僚主義、政策滯后、效率低下、成本高昂等失靈現象。政府干預是國家干預的主要形式,政府自身是由作為人的成員組成,其機構及成員也具有經濟人的特性,做出的決策可能有損公益,所以在經濟法執行國家干預經濟職能的同時,還要干預“國家干預”,這與許多學者所提出的經濟立法“政府干預”與“干預政府”相一致,所以經濟法也是干預“國家干預”的法。
四、經濟法對國家干預的法律規制
為克制國家干預過程中的缺陷,經濟法應就干預的主體、范圍、時間、地域以及手段和責任做出規定。首先,應遵循干預有據、干預有度以及干預有效的原則,以明確的法律依據為準,堅持適度干預原則,將干預功能最大限度發揮。其次,應對主體做出規定,以政府干預為主,但又不限于此,基于政府工作的龐雜性與具體性,應明確各級政府機關及職能部門的職權劃分和范圍。第三,明確范圍和責任。對象上應注意時機和范圍,不缺位,不越位,需要時才能“出手”。第四,規范國家干預的手段方法。充分的運用立法手段,如對不正當競爭、限制競爭行為、社會保障、環境資源的合理應用和保護進行規范,將多種手段完美結合。
綜上所述,經濟法與國家干預聯系密切,須注重經濟法對國家干預的規制,有效結合“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的功能,以適應日益復雜多變的經濟格局,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和經濟穩步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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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傳領,金純.試論政府干預及其法律規制.現代法學,2004,(12).
摘 要 隨著社會的進步以及經濟的發展,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質量不斷提高,這樣的背景下,人們對醫療服務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醫院面臨著日趨嚴峻的挑戰。醫院只有不斷加強對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視,將醫院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與優勢充分發揮出來,才能切實提高自身的市場競爭力,在新形勢下促進自身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本篇論文主要對新形勢下醫院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幾個要點進行了探討與分析。
關鍵詞 新形勢 醫院 思想政治工作 要點
醫院作為社會精神文明的一個重要窗口,涉及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近年來,隨著醫院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醫院思想政治工作得到了普遍關注與高度重視。新形勢下,醫院員工多樣化的利益分配、多元化的價值觀念以及趨于復雜化的各種矛盾,使得醫院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面臨著一些新的挑戰與任務。
一、新形勢下醫院面臨的新問題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醫院體制改革的深入,人們思想的多元化特征逐漸凸現出來,不僅會對醫院思想政治工作產生積極作用,也會帶來負面影響。再加上醫院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包括分配制度、人事制度以及后勤社會化等,導致利益矛盾日趨突出,在這樣的形勢下,醫務人員的各種心理問題、思想矛盾日趨凸現出來,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部分醫務人員過多的重視經濟建設,沒有重視思想教育,認為滿足物質利益之后就能夠解決一切問題;第二,部分醫務人員過于重視個人利益的得失,甚至忽視了集體利益;第三,部分醫務人員過于重視個人成就以及個人價值的體現,義務感與責任感比較淡漠,醫德感也比較薄弱,甚至會把醫療服務當作能夠出售的商品,在自己所開展的醫療活動中,往往只追求物質利益。
二、如何利用醫院思想政治工作解決新問題
(一)在醫院文化建設中有機融合思想政治工作
對于醫院來說,醫院文化不僅使一種行為規范,也是一種價值觀念與理想信念,醫院文化滲透在醫院管理工作中的各個環節,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醫院的發展。在醫院思想政治工作中,建設積極向上的、健康的醫院文化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內容。因此,必須將醫院文化建設與醫院思想政治工作有機融合起來,才能創造出良好的醫院精神,樹立正面的醫院形象,提高醫院的市場競爭力,最終使醫院能夠在新形勢下得到健康穩定發展。將醫院文化建設當作思想政治工作的載體,開展社會主義榮辱觀宣傳、精神教育等活動,向每一名醫務人員灌輸正確的價值觀,使其成為每一個醫務人員的精神支柱與共同追求,使全體醫務人員的思想與行動實現統一,最終才能使醫院的人際關系、管理、環境以及氛圍等達到和諧。
(二)豐富醫院思想政治工作體系
醫務人員是醫院思想政治工作所面對的主要對象,大多數醫務人員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與強烈的獨立人格,因此,簡單的說教式思想政治工作方式越來越受人垢病,得到普遍認可的一種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是典型示范方式。針對這一現象,應當善于發現典型、樹立典型,把愛崗敬業、醫德高尚的模范典型當作醫務人員的學習榜樣。通過營造和諧輕松的氛圍、塑造良好的形象等,全面提高醫院員工的主體意識與主人翁精神,最終充分激發出員工的工作積極性與工作熱情;此外,還要及時了解并掌握醫務人員的實時思想動向與思想脈搏,及時根據具體情況解決醫務人員遇到的問題,最終充分激發出醫務人員的工作熱情、積極性以及創造性。
(三)建立高效的醫院思想政治工作決策與執行機制
醫院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項長期性的、系統性的工作,做好醫院思想政治工作既需要正確的決策,也需要執行得力,因此,必須建立高效的醫院思想政治工作決策與執行機制。醫院黨委是醫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先鋒力量,在進行思想政治工作決策的過程中,必須將醫院黨委的核心作用、黨政工團的參與管理作用以及黨支部的監督作用充分發揮出來,職責分工明確,還要將重大問題決策逐漸群體化,以提高決策的科學性與合理性。在實際開展醫院思想政治工作的過程中,必須緊緊圍繞著一個主要目標,即構建和諧醫院,通過深入實際地進行調查研究,了解掌握醫務人員的實時思想動向,制定有效的解決方案。與此同時,醫院在出臺任何一項措施或者是政策之前,“思想開道、輿論先行”是思想政治工作必須要做到的一項重要工作,即引導醫務人員正確理解與認識醫院發展對自身素質的要求以及人民群眾對醫療服務的實際要求。
三、結語
綜上所述,醫院在新形勢下必須要順應時展的要求,在實踐過程中不斷豐富、充實思想政治工作內容,積極探索新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才能提高醫院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促進醫院經濟效益以及社會效益的提高,使醫院能夠在日趨激烈的醫療市場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
參考文獻:
摘要:總結了美國企業物流管理50年發展中的規律,從中國企業物流管理現狀出發,提出適合我國企業的、值得借鑒的幾條規律;然后在此基礎上提出筆者自己對現代企業物流管理戰略的一些看法。
關鍵詞:企業物流戰略管理物流營銷電子商務
Abstract:SummarizesU.S.A.enterprises’lawoflogisticsmanagementondevelopinginfiftyyears,setsoutfromthelogisticsmanagement’scurrentsituationoftheChineseenterprises,andputforwardseverallawssuitabletoenterprisesofourcountry.Thenonthebasisofthisanalyze,theauthorputforwardsomeviewsonstrategyofthemodernenterpriselogistics.
Keyword:logisticsofenterprisesstrategymanagementmakingoflogisticsE-business
1.美國企業物流五十年
美國作為較早進入工業化的國家,對于企業物流管理的研究從50年代就開始了。到今天,無論是理論還是方法,都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體系。我們研究美國企業物流50年的發展歷史,從中尋找一些規律,總結一些經驗,對于我們的企業提高物流管理水平不無裨益。美國企業物流的演化發展大致可分為分散管理、功能管理、內部一體化和外部一體化4個階段。
1.1分散管理階段(60年代以前)
在60年代以前,大多數的美國企業對于物流的管理很薄弱,甚至忽視這方面的管理。物流的各項職能被分散在企業的各個職能部門中,造成本來連續的物流過程被隔裂開來。而各部門有限的職責使得管理者往往只追求本部門效率的提高,不可能顧及整個組織范圍內成本的降低。物流業務發生的成本歸進了各個不同的成本中心,很難綜合計算出物流成本的確實水平,企業成本居高不下。
1.2歷時20年的功能管理階段(60年代到70年代)
進入60年代后,很多企業為了進行有效的成本集中管理,將物流管理分為物資管理和配送管理兩個功能部分。前者包括與生產有關的原材料、半成品、零配件及廢舊物料的采購、加工、倉儲、搬運、回收復用等活動的計劃、組織和控制。尤其要指出的是他們將生產時間表的制定也納入了物流職能部門,物流與生產充分地結合在一起;后者的重點在于產成品從生產線到用戶的實物移動過程中發生的運輸、倉儲、流通、加工、包裝、訂單處理、需求預測和用戶服務等活動。可以看到,營銷及銷售部門的有些業務被納入到了物流職能中去。為了實現這一轉變,企業在組織結構上做了大量的調整,如擴展傳統采購部門的職責,成立一體化的配送部門。物流管理者的職位也由此提升了,出現了“物流主管”的頭銜,物流業務由副總裁級的領導來監督和控制。值得指出的是,功能階段的形成除了成本壓力外,更多的公司開始注意到用戶服務也是物流管理的目標之一,如何實現在一定的用戶服務水平下降低成本成為企業的重要課題。另外,計算機用于生產和數據處理,MRP軟件的出現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
1.3內部一體化時期(80年代)
70年代末,美國對交通運輸業實行了放松管制政策,這一改革促成了運輸企業向全面物流服務提供商轉變,尤其到了放松管制的后期,市場上存在的物流服務項目越來越多,第三方物流服務商以全方位物流服務提供者的面孔脫穎而出,社會物流力量基本形成,生產企業開始考慮與承運人建立一種長期的伙伴關系,以期降低物流成本,共同受益。同時,大量的公司開始使用電子數據交換技術、條碼技術和個人電腦,企業間的交流和信息處理加速發展,JIT和DRP技術廣泛運用到企業物流管理中去。
這一時期,管理者逐漸將物資管理和物資配送看成是—個有機的整體,后勤一體化管理在企業中出現并應用開來。至此,物流管理成為企業的戰略問題之一,很多企業開始制定物流戰略計劃,高級物流管理者也明顯增多,并且越來越多地參與到企業的計劃和決策中去。
1.4外部一體化階段(90年代至今)
80年代末美國出現了一些新情況。首先,企業為獲得更大的競爭優勢紛紛兼并重組,精減業務和機構。同樣,各個公司的物流部門之間也必須合并或重組,這對企業物流來說是管理和組織上的全面變革;其次,隨著國際間貿易的增長,跨國業務對物流管理提出新的要求:在遠距離的市場運作中保證物流成本的節約;同時,市場也不斷要求企業超越成本,在時間和質量上建立競爭力。
更重要的是,供應鏈管理的出現將一體化概念從單個公司擴展到了供應鏈上的所有公司。在整條增值鏈中,單個公司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有效配置鏈上成員的資源,可以提高整條鏈的效率,以獲得鏈的競爭優勢。這一理念使得各個公司進行物流的外部一體化:①集體制定投資計劃,共享對物流投資帶來的好處;②統一的產品包裝設計,便于使用共同的倉儲、裝卸和運輸設備;③共享信息,采用DRP或JIT系統以消除庫存冗余;④共享專業技術。這樣,企業得以集中精力于核心業務競爭力的建立。
2.規律的總結
從以上可以看到,企業物流在美國同樣也經歷了一個從忽視到重視、從經驗到科學、從自發到自覺的認識過程,我們還是可以從中尋找到一些規律性的東西供我們參考和學習。
2.1環境的轉變
首先是政策環境。美國對于交通運輸業政策的轉變對物流的發展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很多專業化的物流公司都是從傳統的運輸、倉儲企業發展起來的,這樣為物流的社會化建立了一個良好的開端。物流社會化是企業在物流方面降低成本的重要途徑;其次是技術環境。企業物流得以從分散走向整合,離不開信息和通訊技術的發展;最后是市場環境。市場對于物流的要求一直有兩方面:成本和用戶服務。降低成本是永恒不變的企業目標,但是市場對于用戶服務的需求卻在不斷的發生著變化。傳統上,人們要求物流必須及時,準確;而在供應鏈管理中,物流則更強調企業與供應商和用戶的協作,物流速度和服務質量成為衡量供應鏈競爭能力的一項指標。
2.2觀念的轉變
企業物流管理水平的提高,要有對于物流本質認識的提高,美國企業的物流觀念可以總結為4個階段:①人們認為物流管理的任務是控制產成品的運輸和倉儲。對物流管理的理解是企業功能的分割,偏重于操作;②物流管理的任務被看作是物品流動活動的整合和控制內部運輸。這時的理解中加入了人的因素,將個人主動性融入到了整個的物流過程中。管理者通過協調平衡尋找改進的機會;③人們發現企業物流的優化能為企業帶來服務水平的差異性,于是物流被看成是企業競爭優勢的又一源泉,進而成為企業戰略的組成部分;④供應鏈管理出現后,整合物流的觀念繼續發揚,企業物流只是供應鏈物流的一部分,而不再被隔離出來單獨考慮。
3.對我國企業的借鑒意義
3.1抓住時機,大膽舉措
當前,在我國,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已經意識到企業物流管理對提高企業經濟效益的重要性。各地政府,相關部門、行業都先后開展城市物流規劃、企業物流管理試點等工作,物流被認為是新的經濟增長點。同時,現代信息技術和物流技術的進步為企業推行現代物流管理準備了充分的技術條件。
目前,國內物流和配送服務已有較快的發展,交通運輸企業、倉儲運輸公司紛紛建立大規模的物資配載(配送)中心,組成專業運輸車隊,以大型企業為主要用戶,展開以配合生產為主要目標的社會物流服務,社會物流能力正在形成。這一切都說明,我國企業推行現代化的物流管理,構建企業物流戰略,從環境上講,條件已基本具備,應該抓住時機,大膽舉措。
3.2分階段,有步驟的建立和完善企業物流戰略
我們看到美國的企業推行現代化的物流管理,經歷了50年,4個階段,其中有技術的原因,也有認識上的局限性。我國的生產企業可以縮短這一個摸索的過程,因為我們有那么多可借鑒的經驗,技術上也已經成熟,但我們也不可能逾越這個過程。企業要從實際出發,制定企業分階段、分層次的物流戰略。
首先,從美國現代企業物流發展的軌跡來看,我們要實現這一過程至少也要經歷3個階段,即企業內部局部物流整合,企業內物流一體化和外部一體化。其次,針對不同物流戰略規劃的實施,也應該遵循分階段的原則,邊實施,邊分析,邊改進。比如,企業在整合分銷配送系統時,可以分為調整組織結構、優化儲運環節、形成信息通道、建設營銷網絡、形成信息系統這樣5個步驟來具體實施。
3.3降低成本與提高用戶服務水平兼顧
無論在過去還是現在,成本和顧客服務水平都是一對難以調和的矛盾,降低成本是企業永恒的話題,而用戶服務這一新生理念卻后來居上,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
關于降低成本。企業在物流管理的過程中,應該強化總成本觀念,著重在產生物流成本的一些關鍵領域進行必要的核算和權衡。更重要的是,物流活動是直接面對上游供應商和下游消費者的活動,所以物流是一種企業給予的服務。接受服務的用戶直接感受到的是物品傳遞的及時性、可靠性和經濟性。所以,物流管理的最終目標是滿足用戶的需求(把企業的產品以最快的方式、最低的成本交付給用戶),是企業物流戰略的全局性目標。
從美國企業的經驗來看,值得我們學習的有幾條;①制定企業的服務水平標準體系,并根據用戶的需求,動態地修正這一體系;②與上下游的企業聯合。建立合作伙伴關系;③選擇第三方物流合作伙伴,利用專業化物流的規模效益帶來的低成本。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建立用戶滿意度的管理體系,實施用戶滿意工程。
3.4實現組織結構轉變與戰略轉變同步
從美國的經驗我們可以看到,隨著企業物流觀念的更新,物流管理戰略的形成和發展,企業的組織在結構和職能劃分上也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同樣,我們的企業在進行現代化物流管理的同時,也要進行組織上的改革和創新。
目前,我國大多數的企業是按職能劃分的組織形式,庫存控制、物料需求、采購、生產計劃、需求預測、銷售網絡等職能被分布在財務、生產、營銷、銷售等不同部門中,沒有出現獨立的物流管理功能和職能部門。企業可以根據不同的物流管理階段的不同目標和自身管理經驗的積累,設計合理的組織結構。首先可以嘗試現有結構下的功能合并和集合,然后逐步地將物流功能獨立出來,比如建立面向商或零售商的物流配送部門,集中負責需求預測、產品配送控制、用戶服務調查監督等職能。再進一步就可以實現物流一體化的組織,這種組織結構的關鍵是有一個高層經理的領導,由他來統一所有物流功能和運作。這其中,要大膽地啟用物流管理人才,委以適當的權限,便于物流參與到企業決策中去。
4.筆者自己的一些看法
4.1企業應當重視市場營銷戰略組合中的物流戰略
傳統的4PS營銷戰略體系,包括產品戰略、價格戰略、渠道戰略和促銷戰略,沒有提到物流戰略,這說明人們對物流戰略在市場營銷中的重要作用沒有引起足夠重視。物流理論本來是在研究市場營銷理論的過程中產生的,是為市場營銷服務的,可是越到后來,好像二者是越來越分離了,人們一提到市場營銷,好像就只有開拓市場的含義,而把物流作為市場營銷的一個因素的含義漸漸忘卻了。
事實上,物流是市場營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用戶能否接受企業的產品,成為企業的市場成員,只有一個很實際的衡量標準,就是考慮能否保質保量、及時地得到企業的合格產品和服務,你的產品再好、質量再高、價格再低、促銷語言再好聽,如果最后你的產品不能及時地送到用戶手中,或者即使送過來了,但是送貨成本很高,服務質量不好,則一切都是空的,用戶還是不會選擇你的產品,這就是物流的重要性,就是物流對市場營銷效果的最后決定作用。
企業在市場營銷中運用物流戰略是指通過物流來達到擴大市場、促進銷售的所有措施謀略,它包括許多具體內容:例如產品實體分銷戰略,供應鏈營銷戰略,第三方物流戰略,商物分離戰略,聯合配送戰略以及準時化戰略等。對產品開展物流營銷,不僅可以大幅度的降低物流成本,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對顧客的服務水平。對于顧客來說,由于送貨準時、保質保量,大大提高了顧客的滿意程度,從而贏得了市場;對于企業來說,由于大大降低了運行成本,提高了經濟效益,還可以達到鞏固和擴大市場的目的。
4.2企業應當建立自己信息管理與通訊管理的電子商務物流操作平臺
現今,網絡化的商業行銷,即所謂的電子商務,是非常流行的營銷方式。而電子商務最重要的是實現信息流、商流、資金流、物流融合為一體。隨著商業化的不斷發展,我們可以借助計算機網絡等數字化手段來完成交易。而物流在電子商務環境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1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基本含義和特點
1.1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基本含義。
(1)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與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功能。當代高新技術產業化實踐表明;一方面,市場機制是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發展的主要動力所在。這是高新技術產業化在世界各國經濟增長、國際競爭力提高、綜合國力增強和國家整體形象設計等方面能發揮并且正在發揮出巨大的能動作用和主體作用的基本條件;另一方面,要普遍和縱深推進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除了必須塑造企業行為主體外,還必須有政府相應功能的支撐與服務。這是高新技術產業化所以能對當代人類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產生變革性作用的必要條件。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所以能長期在高新技術及其產業國際競爭中始終處于牢固的壟斷地位,與這些國家政府在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有效的高新技術產業管理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說,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模式中對政府功能的作用尚有不少異議的話,而在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領域,它們幾乎都作為加快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的一個重要職能來實施。這表明,在高新技術產業化發展模式方面,發達國家的政府職能與傳統產業管理職能發生了巨大的分離,正在發生重要的調整。高新技術產業化對經濟增長、充分就業、抑制通貨膨脹和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等方面都發揮出了重要作用,并且這種作用還有進一步提高的趨勢。這是發達國家政府長期以來不懈地提高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重要啟示。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為例,其高技術產業的增加值已占整個制造業增加值的25%,比10年前增加了一倍。1996年7月,美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提出的《為了國家的利益發展技術》報告中強調,技術進步是決定經濟能否持續增長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技術和知識的增加占生產率增長總要素的80%左右。由高技術產品的開發而形成的帶有高技術含量的服務業的出口額已占商品出口額的40%。1996年5月的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上確定,由歐盟部長理事會支持召開的“在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中產業的競爭力——政府的作用”研討會,探討了高新技術產業化新經濟發展模式中政府功能及其政策問題。顯然,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的競爭力,是強化高新技術產業化政府功能建設的基礎和核心所在。
發達國家新經濟實踐表明,強化高新技術產業管理是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政府經濟功能轉型和創新的重要方向。一般而言,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促進功能的實現主要有三個途徑:一是政府本身在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的直接參與行為,如把財政資源投入高新技術產業化中去。二是政府通過建立一系列優惠政策體系去推動、引導、促進、調整和規范全社會高新技術產業化中創新活動的持續、有序化發展。三是通過建立和完善高新技術公共基礎設施來提高國家對高新技術產業化的供給能力,提高科技創新資源的配置效率。因此,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功能的形成和作用也相對復雜。這表明,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并不像傳統產業那樣簡單明了。
(2)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基本含義。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反映政府政策、法規、規劃與計劃等促進和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增長、扶持和規范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發展、加快高新技術企業成長的競爭實力。它是指一定經濟體制下的政府經濟功能在高新技術產業管理中所表現出來的綜合競爭力。
國際經濟競爭的加劇和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知識經濟的迅速崛起,是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問題提出的重要背景。
從理論淵源上分析,古典經濟學的比較優勢理論和相對比較優勢理論是競爭力存在和作用的基礎。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是一國綜合國力競爭優勢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功能的主要實施方式,因此,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就成為決定一國社會整體創新能力的重要內容。
從政府經濟學的觀點分析,政府經濟功能的發揮是彌補“市場失靈”的重要方式,是加快一國工業化和現代化速度不可替代的力量。而政府功能的產生和發揮,除了政府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外,還必須輔之以產業政策。即從強化政府產業管理競爭力的角度,增強政府經濟功能對國民經濟作用的效果,盡量減少“政府功能失靈”。
從發展經濟學的觀點分析,發展中國家必須把消除“二元經濟結構”作為工業化發展的主要目標。這不僅使政府經濟功能的強化成為必然,而且使政府經濟功能的重點有了戰略性調整的必要。為此,必須把政府經濟功能集中在工業化發展的國際競爭力上,進而形成一套能促進政府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的政府政策體系。
從世界經濟論壇和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開發學院的觀點分析,一國國際競爭力取決于以下五種不同因素的組合:變革素、變革過程、環境、企業自信心、工業序位結構等。由此形成兩方面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競爭力,一方面是企業競爭力,另一方面是環境優化競爭力。在很大程度上,環境優化競爭力成為制約企業競爭力、國際競爭力的主要因素。而環境優化競爭力又與政府經濟功能作用形成和效果密切相關。從發達國家高新技術產業化實踐分析,要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功能的效果,必須以強化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為關鍵。
從理論上分析,一國或一地區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是一國或地區高新技術產業規模、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能力與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效果之間的乘積。即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高新技術產業規模×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能力×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效果。
1.2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特點分析。
(1)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是強化和改善高新技術產業化政府功能的主要內容。
(2)決定和影響一國或一地區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的主要因素有三個方面:
高新技術產業規模因素。這是影響一國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基本因素。一方面,只有在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到一定規模之后,國家政府才有對其實施產業管理的必要和可能;另一方面,高新技術產業規模的擴大,使其對政府財政收入增長的貢獻提高,從而奠定了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的必要性、主動性、積極性。
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能力因素。它主要包括:政府高新技術產業財政投入力度指標、政府高新技術研究與開發財政投入力度、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的政策扶持力度、高新技術產業政府管理機構設置和功能作用、高新技術產業市場行為主體利益矛盾的政府規范力度等。
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效果因素。其衡量指標主要包括:一是高新技術產業增長幅度指標;二是高新技術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支柱產業地位的形成和擴散程度指標;三是高新技術企業成長指標;四是高新技術企業規模化發展指標;五是高新技術產業對國家財政收入貢獻率指標;六是高新技術企業就業貢獻率指標;七是高新技術產業國際競爭力指標;八是高新技術產業在推動國民經濟產業結構調整中的帶動作用指標等。
(3)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雖然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一定經濟體制的影響,但經濟體制變量對高新技術產業增長的影響只能限制在一定限度內。其主要原因如下:
高新技術研究與開發已由過去的單純企業化、個體化和小額化向目前的政府化、社會化和巨額化方向發展,尤其是政府高新技術研究與開發的投入規模與實力已成為決定高新技術產業化和知識經濟國際競爭的核心因素。這是在不同經濟體制下政府投入功能都能得到充實的體現。
高新技術產業化和知識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是技術重大創新和技術、知識在資源配置與利用中的功能成為主要決定力量。由于技術、知識與經濟體制、經濟制度的相關性極小,因此,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和知識經濟的發展一般與經濟體制因素關系并不特別密切。
在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及其知識經濟發展中,經濟體制變量對其影響主要通過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的方針、政策、措施、手段等體現出來,因此,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也成為經濟體制變革和制度創新的重要內容。
經濟體制對高新技術產業管理政府行為的要求主要體現在如何重新認識政府在國家經濟職能中的作用,如何實現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政府功能的“最大化”和“最滿意化”。
(4)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是提高一國產業素質的重要條件。首先,政府通過相對超前和富有戰略性的優惠政策體系對高新技術產業進行扶持,客觀上能加快高新技術產業增長速度和規模;其次,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主要從國民經濟產業結構升級的戰略高度考慮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全局性問題,因此,對推動和加快國民經濟產業結構優化調整、高級化調整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再次,政府通過必要的、一定規模的高新技術研究與開發財政投入、高新技術企業投入等手段,能促進高新技術商品化、產業化和國際化進程,進而強化高新技術產業化能力;最后,政府通過制定一定的產業保護和產業開放政策等手段,可提高產業發展素質。
2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的目標和主要條件
2.1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的目標體系:促進和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增長;扶持和規范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發展;加快高新技術企業成長;刺激高新技術產業化需求;改善和提高高新技術產業化有效供給;建立和健全適應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發展的市場結構與市場體系;建立和強化具有自主開發能力和知識產權形式的高新技術產業體系;建立和完善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化發展的企業家才能供給和研究與開發人才供給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和保障體系;保障國家經濟安全。
2.2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的條件。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既是一個多重目標體系,更是一個客觀過程。作為一個社會系統工程,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建設必須具有條件體系的支撐與服務。具體地,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的條件有:
(1)國家規劃和戰略支撐條件。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計劃和戰略成為國民經濟中、長期發展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的需求條件,也是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充分條件。
(2)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規模和實力條件。這主要要求高新技術產業的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化、高新技術產業的國際化、高新技術產業對財政貢獻率提高等條件。
(3)有效彌補市場機制的缺陷和不足的條件。在市場結構改善、提供市場信息和改善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基礎設施條件等方面,發揮政府經濟功能的主體作用。從發展趨勢看,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必須針對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市場失靈”的可能方面。
(4)需求引導和刺激條件。引導和刺激高新技術產業化需求和創造相關需求既是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發展的主要支撐條件,又是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形成和強化的基礎和核心。
(5)高新技術企業有序競爭條件。調和企業行為主體和居民戶行為主體在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的利害沖突和利益矛盾,提高政府對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的法規監管能力和水平,進而提高高新技術產業化政府功能對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的宏觀調控能力。
(6)國家高新技術產業化整體能力條件。強化國家高新技術產業化整體能力建設,實現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目標,是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的充分條件。
這是從根本上確保一國國家經濟安全的終極手段。
2.3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是對傳統經濟體制下政府經濟功能的一種超越。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既是一個社會日益增長的最終產品和勞務供給能力的持續增長過程的方式,也是經濟管理體制、新興產業管理方式和體制的不斷調整、轉換和創新過程。由于高新技術產業化是一種新型生產力的載體,由于產業生命周期的作用,由于產業增長的國際因素影響,由于政府功能、作用的局限性,因此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對傳統經濟體制下政府功能轉換和創新的必然過程。
(1)提高政府產業管理競爭力是高新技術產業化政府功能創新的主要內容。
(2)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是對傳統經濟體制下政府功能形成和作用模式進行重大的轉換和創新。
(3)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必須把刺激和放大高新技術產業化需求作為關鍵。這既有助于縮短高新技術產業增長的起步階段周期,又能極大地加快重要高新技術產業的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化和戰略產業化發展進程。為此,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必須強化對高新技術產業化需求的引導和改善,進而使一定時期的產業供給結構和產業結構得以順利調整。即在產業不同的生命周期通過某種、某些高新技術產業化需求的創造和刺激,去調整高新技術產品市場價格,促進廠商調整生產方向,促進生產要素的重組,實現有限資源的優化配置。必須通過創造有效的高新技術產業化需求去引導社會總需求的變動方向,強化高新技術產業化在促進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等方面的功能,使高新技術產業化成為支撐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力量。
(4)強化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指導方針是,既要能消除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市場失靈”障礙,又要能強化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能力,進而提高社會整體高新技術產業化能力。
(5)建立和健全國家高新技術產業政策,促進政府產業政策的完善,并強化其對國民經濟宏觀調控功能。這可通過形成以扶持高新技術產業化為重點的產業政策,實現對國民經濟的超前調節,提高國民經濟主要支柱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使國家或一地區能在某一或某些高新技術產業方面形成國際競爭優勢。這是發展中國家構造國際競爭的后發優勢的關鍵。實踐表明,這既是發展中國家政府功能轉換和創新的關鍵,也是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核心。
(6)形成有效的政府高新技術及其產品市場管理的新模式,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的可持續發展。這方面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市場競爭環境的建設;二是市場競爭主體的塑造;三是政府與企業產權關系;四是政府對國有高新技術企業宏觀管理模式;五是對高新技術市場壟斷的管制和規范能力等。
(7)要創造全面提高社會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能力的動力機制。必須強調,長期以來,在政府經濟政策目標中,需求政策占據了絕對地位,而供給政策則被大大弱化了。在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由于其資源構成和各種資源在高新技術產業化中的地位和權重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科技創新人才資源、創業人才資源和新型企業家人才資源等已成為高新技術產業化可持續發展的最主要決定因素。而這些新型要素在全球范圍內都是供不應求的。而且,在發達國家,由于高新技術產業化相對超前,因此,普遍存在著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能力不足問題,并且這些新型要素供不應求程度會更明顯。因此,提高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能力就成為發達國家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升的關鍵。
提高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能力的基本思路主要有:一是借助優惠政策條件體系來有效降低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的風險;二是通過提高政府高新技術基礎設施供給規模來形成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的多元化機制。這都要求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要以控減高新技術產業化風險為基點。眾所周知,高風險是高新技術產業化的顯著特征之一。因此,高風險是影響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風險控制就成為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重要目標。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風險控制方式主要有:一是為高新技術產業化提供稅收減免政策支持;二是政府財政直接投入戰略性關鍵高新技術及其產業,提高一國高新技術產業化的安全性;三是政府提供科技創業孵化條件體系,降低科技創業人才高新技術產業化成本和風險;四是提供政府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供給能力,加大高新技術產業化新型人才資源的供給水平;五是利用國際科技合作來分散高新技術產業化的風險。
必須指出,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的風險控制能力與一國政府財政收支能力直接相關,與該國高新技術產業在其國民經濟增長中的地位和作用密切相關,與該國高新技術企業成長狀況相關,也與高新技術產業國際競爭力有關。因此,在新技術產業化的起步階段,可通過制定和實施一定的優惠政策,來提高政策高新技術產業化風險控制能力。這既能增強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的政策導向功能,也能大大降低企業市場行為主體風險度,有助于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主體多元化機制的形成。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由于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促進行為的不到位,由于受其國民經濟發展階段所限,其政府在高新技術產業化制度創新供給能力上與發達國家的存在著很大差距。這絲毫不比其與發達國家在技術創新供給能力上的差距小。同時,由于發展中國家政府在提供高新技術產業化制度創新條件方面的認識不到位,它在這方面的供給職能存在著很大的缺陷。因此,為了縮短與發達國家在新經濟發展中的巨大差距,發展中國家政府必須從戰略高度重視高新技術產業化制度創新供給條件和行為建設的重要性,為高新技術產業化創造最佳的發展環境。而在高新技術產業化的起飛階段或成熟階段,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風險控制的手段也要進行全面調整和創新,不能再單純依賴于優惠政策條件,而要通過建立制度創新的比較優勢,來提高政府對高新技術產業風險控制效率。
因此,強化政府制度創新供給能力,也是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基礎條件。制度創新供給是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的基本功能。與其它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品種相比,制度創新供給的主要承擔者是政府主體。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國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促進行為績效的高低和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能力高低很大程度上主要取決于其為高新技術產業化提供的制度創新條件。21世紀美國經濟優越的競爭優勢,與其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能力有巨大密切相關。一方面,而對新經濟競爭日趨激烈的世界背景,作為世界第一科技強國的美國也在及時調整其科技發展戰略和政策,如科技移民政策和降低國防R&D經費支出的政策等。國防R&D經費支出在美國科技投入中所占比例從20世紀90年代就呈現下降趨勢,由1990年的63%下降到目前的50%左右;另一方面,為了推動高技術產業化,美國政府積極為企業高新技術產業化創造有利的制度創新條件。如2000年聯邦政府放寬對人類胚胎細胞研究的限制。美國是一個宗教保守勢力較強的國家,政府經費一直被禁止用于有關人類胚胎細胞的研究。2000年,克林頓在其總統任期最后一年中終于取消了這項禁令。由于聯邦政府經費在醫學等基礎研究領域占有最大份額,大大推動美國在胚胎細胞方面的研究進程。為了加快電子商務發展,美國加強了相關法律環境的規范建設。2000年6月30日,克林頓總統簽署了《全球和國內商務之電子簽名法》,確認了電子簽名在簽訂合同、使用和存儲文件時的法律有效性,規范了電子商務的法律環境。這為電子商務發展創造非常有利條件,如該法案承認了電子商務網站中大量存在的格式合同的有效性。為了規范信息產業的發展,2000年5月,美國和歐盟達成了“信息安全港”的協議,使隱私權問題正式進入美國科技制度創新范圍。由于信息技術和電子商務使廠商獲得了強大的消費者私人資料收集能力,直接威脅到消費者個人隱私和利益,因此有必要對廠商進行相應約束。雖然美國企業界一直不愿加強隱私權保護,但美國政府還是力排眾議,對隱私權保護提供立法保障。這得到了HP等著名公司的積極支持。
(8)改善政府對高新技術產業化的干預水平。高新技術產業化的全球化趨勢是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這使政府協調行為成為影響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各國政府加快本國高新技術產業化的預期和責任都非常強烈;另一方面,加快高新技術產業化發展不能脫離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大背景。因此,在經濟全球化中,國家政府必須在新型國際分工中獲得有利競爭地位,在技術、信息、管理、新產品和服務等配置競爭中處于主動。這要求政府必須對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實施適當干預。這要求國家政府產業政策的設計和操作的開放化要以培植本國高新技術產業化競爭與合作機制優勢為關鍵,利用國際科技合作來提高有限科技創新資源的配置效率,在此基礎上提高科技創新資源全球化配置能力。研究表明,發達國家產業全球化競爭能力是與其高新技術產業成長能力密切對應的。因此為了提高一國在產業全球化中的競爭能力,必須以提升高新技術產業國際競爭力為前提。為此,發達國家政府對高新技術產業化的干預功能不斷強化,主要表現在:一是制定和實施國家級中、長期經濟、科技和社會發展計劃,提高有限科技創新資源配置效率。這在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爭先恐后地制定跨世紀科技發展戰略和計劃中有突出的表現;二是強化國家財政能力對研究與開發的扶持,引導社會科技投入規模和結構,提高社會科技投入供給水平;三是加大政府對知識和技術基礎設施的供給能力;完善科技創新環境和條件體系;四是實施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化財政政策,創造國內高新技術產業化有效需求,帶動國民經濟產業結構高級化調整;五是加大政府采購力度,扶持高新技術企業迅速長大;六是拓寬國際科技合作渠道,提高對全球科技創新資源的配置能力。
雖然我國各級政府有干預經濟的傳統,但這種傳統模式與高新技術產業化政府促進行為相差甚遠。①我國政府傳統的干預功能過多側重于行政功能,與市場經濟要求正好相反;②我國政府傳統的干預功能最突出地表現在組建國有企業,進入國民經濟諸多行業。而在新技術產業化中,政府能直接參與的行業是非常有限的,這使得我國政府傳統的經濟干預功能難以實施;③我國政府傳統的干預功能往往導致很多的投資失誤,導致重復建設。而在高新技術產業化中,如果國家干預導致了投資失誤,可能會從根本上擴大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化周期,加大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化成本,進而加大我國與發達國家高新技術產業競爭的國際差距。這比傳統經濟下我國政府干預失靈的危險要遠大得多;④我國政府傳統的干功能沒有與相應的制度創新有機結合。發達國家政府干預高新技術產業化,不僅有行政手段,還有與之相輔相成的法律手段。客觀上,在高新技術產業化的起步階段,高新技術產業化所需要的制度創新條件難以有效供給,此時借助行政手段的干預功能能彌補制度創新不足和滯后的缺陷。而在高新技術產業化進入到成長階段后,單憑行政手段所能實現的制度創新功能就十分有限,同時過多的行政手段可能導致新的制度瓶頸。因此,這需要通過法律手段來承擔全部制度創新功能。從我國情況分析,政府在干預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化方面的功能還十分有限。實際上,現行公司法、投資法和稅法對高新技術創業的限制還很多。
收稿日期:2002-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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