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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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人文奧運；人文精神

一、引 言

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詩》、《書》、《禮》、《易》、《論語》、《春秋》等經典著作，向世人展示出中華文化的基本理念。在數千年的歷史中，中國文化以其強大的生命力持續繁榮著。而百年奧運，風云變幻，不變的是始終如一的人文精神。自2001年7月13日中國北京申辦2008年奧運會成功，發源于古希臘的奧運盛會將首次由有著五千年悠久歷史的中國主辦，中國傳統文化與奧林匹克文化的對話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體育是東西方兩種異質文化進行對話的一個重要領域。有學者指出：一部奧林匹克運動在中國發展壯大的歷史，也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沖突、交流和融合的歷史。中國在申辦的過程中提出了“人文奧運、綠色奧運、科技奧運”的口號，其中“人文奧運”被認為是第一位的、最具東方文化特色的一個口號，也是中國申辦成功的一個重要砝碼。“人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文化”來表征，中國傳統文化是建設“人文奧運”的思想寶庫。正因為如此，宣傳中國文化，弘揚奧運精神，研究中國傳統文化語境下的“人文奧運”，將賦予2008北京奧運別樣的意義。

二、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征

1．“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

在世界四大文化體系中，中國文化被認為是唯一沒有中斷的文化體系，原因之一即在于中國文化有很強的包容性。正是這種包容性，維系了中國文化脈絡綿延不絕，它所哺育出來的民族精神維系了我們民族生生不息。中國傳統文化有很強的融合力，它吸收了不同民族的優秀文化，將之融會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血脈之中，使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更加豐富。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根基深厚并且富于“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這種文化上的包容性，使中國文化在內部形成豐富多彩、生動活潑的局面，在外部不斷吸納外來文化的營養，使自身更具生命力。

2．“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

“以人為本”，即“民本”，這一思想恰恰是中國古代文化的核心政治價值。中國早在西周就產生了樸素的民本意識，提出“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人本、民本和愛民、富民、教民等思想是儒學和墨家的核心價值之一。孔子主張：“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孟子有一句名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在《晏子春秋?內問下》和《管子?霸業》中均提出了“以人為本”的民本思想。中國古代民本思想表現為天命觀、天道觀和天理觀，無論是天命、天道還是人倫，都是說明天與人之間具有不可分割的關系，目的是說明人的重要地位，從而為重民奠定理論基礎。民本思想體現了“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作為中華民族歷史悠久的文化精神，也是傳統中國文化的重要特征。

三、“人文奧運”與中國傳統文化

1．“人文奧運”理念的內涵。

2005年2月北京市的《人文奧運行動計劃實施意見》闡述了“人文奧運”的基本內涵：傳播現代奧林匹克精神，展示中華民族燦爛文化，推動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合作，促進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的精神與體魄的和諧發展。

眾所周知，中國傳統文化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顆明珠，奧運會在中國主辦將使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而當代西方文化的源頭在古希臘，現代奧運會文化也深深植根于古希臘文化之中，所以它緊密的契合了西方的現代文化。由此我們不難得出結論，展示中國文化，推動中西交流是人文奧運最重要的內容之一。

2．中國傳統文化與奧運人文思想的聯系。

《奧林匹克》指出，奧林匹克運動的宗旨是，通過開展沒有任何形式的歧視并按照奧林匹克精神----以相互理解、友誼、團結和公平比賽精神的體育活動來教育青年，從而為建立一個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貢獻。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奧林匹克精神蘊含著深厚的人文底蘊，其核心在于人的全面發展。奧運人文思想強調人的健與美，這種健與美不僅指人的身體強健，而且指精神健全，身心和諧發展，表達對真、善、美的追求和崇高的體育理念。

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文主義，關注人、重視人、崇尚人的思想是一貫的。中國文化的思想基礎和民族生存發展的精神支柱就是中國的人文精神。它肯定人的價值，強調以人為中心，更多地考慮社會問題，注重現實人生；強調人的社會道德屬性而非個人的自由權利，是維系全民族思想的紐帶。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奧林匹克運動中的人文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文主義，二者是何其相似。將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傳統文化與百年奧運的人文思想結合起來，一方面能使奧林匹克運動一貫追求的人文精神得到發揚光大，使奧林匹克精神得到更充分的體現；另一方面也能給中國傳統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使中國傳統文化更具現代化的精神。

四、傳承奧運人文精神，弘揚中國傳統文化

1．深化對奧運人文精神的認識。

奧林匹克運動凝聚著人類的智慧和創造性，奧林匹克運動是屬于全人類的財富。作為一項影響深遠的社會活動，它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同時，作為一個開放的系統，它也在不斷與現代社會進行調適，以促進自身的發展。奧林匹克運動將體育的多種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其影響力遠遠超出了體育的范疇，它不僅構成了現代社會特有的體育景觀，以獨特的文化魅力愉悅人們的身心，更以強烈的人文精神催人奮進，生生不已。奧運會是全世界的體育盛會，也是人類精神和文明的光輝典范，是人類精神的食糧，是力與美，是文化。

2．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的新跨越。

正因為對奧運人文精神有了如此之深的認識，我國政府在申奧報告中提出了“綠色奧運’、“人文奧運”和“科技奧運”三大理念。這三大理念不僅體現了奧林匹克運動的真正精神，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對奧林匹克運動的理念上的新貢獻，同時也是我國對奧林匹克精神深入研究的結晶與對奧林匹克認識的升華。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背景下，研究奧運文化，弘揚奧運精神，必將引領我們中華民族在新世紀進入一個和諧、秩序、道德、仁愛的文明社會，從而實現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新跨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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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傳統文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中圖分類號]D6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5918（2015）16-0060-02

核心價值觀是特定時代里，在國家、社會及個人中占主導地位的價值取向。核心價值觀是文化軟實力的靈魂、文化軟實力建設的重點。一個國家的文化軟實力，從根本上說，取決于其核心價值觀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核心價值觀能否深入人心、達成共識取決于兩個條件：一是核心價值觀是否植根于傳統文化、體現民族特性；二是核心價值觀是否順應世界潮流、反映本民族的前進方向。黨的十報告提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本文將從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角度出發，分析中國傳統文化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相關思考。

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何要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力量

（一）建設社會主義的需要。文化強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自然要放置于文化強國建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框架中進行考慮。建設文化強國，提高文化自覺、自信，要從傳統文化中汲取力量，為建設社會主義提供精神武器。

（二）實現民族振興的需要。文化維系著一個民族的血脈，是一個民族的紐帶。拋棄傳統文化意味著扔掉民族基因、國家美德，也將扼殺民族的發展。國家崛起不能失去民族的靈魂，而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分則是民族的靈魂。必須建立起植根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系，才能指導實踐，堅持中國特色。

（三）融合普世價值的需要。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使得普世價值成為當今時代的世界性話語。普世價值追求民主、自由、法治、公正，是全人類的共同理想，是全世界各國人民追求的目標。融合普世價值，必須堅持“西體中用”，從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找源頭，使核心價值觀建設植根于我國的文化土壤之中。

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

（一）尚和合、求大同：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國家價值觀。“尚和合、求大同”體現追求國富民強、人民民主、兼容并蓄、和諧共贏的國家價值觀。“和合”作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髓，彰顯了中華民族人文精神的基本價值理念。孔子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體現的就是“和合”――一種和諧共贏的國家發展觀。這要求我們在處理國際關系與國際事務時要以“協和萬邦”為指導，在化解沖突時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為原則，在推進交流時以“和而不同”為原則，堅持國與國之間的和諧共處、包容發展，在文明、文化的多樣性中求取共同之處，實現世界協調發展。“大同”體現著中華民族對理想社會的追求。“大同”一詞最早出現于《尚書?洪范》中，但用于代表某種社會理想則見于《禮記?禮運》，描述一個“天下為公”、“講信修睦”、“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社會，在一定程度上與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現代價值實現融合與接洽，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國家價值觀提供精神源泉。

（二）崇正義、重民本：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會價值觀。同志提倡“崇正義、重民本”，從中國傳統文化找源泉，可以看到“義”是五千年來人們討論的重要話題。堯舜時代便有“義”之討論。《墨子?天志下》說：“義者，正也。”儒家追求“天下為公”，并有“公則不為私所惑，正則不為邪所媚”、“唯公然后可正天下”之論調。實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會價值觀必須以社會公平正義為前提，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則必須強調依法治國。依法治國的重要思想來于春秋戰國時期的法家，強調“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認為法律要保持穩定性、要刑無等級、要公布于眾，把法律凌駕于社會之上。這和今天強調的法治思想有之處。實現自由、平等，則必須重民本，就是要以民為本。《尚書》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強調民眾是國家的根本，國君只有愛民、利民、取信于民，統治的根基才能牢固。同時，民本思想自由、平等，突出民本思想中的民主性因素，如《尚書?周書?泰誓》中提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說明統治者高度重視民意，把民意作為政權穩固的基礎。這和強調民意的當代民主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有堅持社會公正、以民為本、民主法治，才能實現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會價值觀。

（三）講仁愛、守誠信：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個人價值觀。“講仁愛、守誠信”更多的是從個人道德上提出的約束條件，與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個人價值觀密切相關。“講仁愛”，就是說要有愛人之心。“仁者，愛人”是儒家的根本思想內核，也是中華民族最核心的價值理念。孟子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墨子言：“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因此，無論是墨家還是儒家，都強調仁愛精神個人、社會、國家的發展必須建立在仁愛的基礎上，如此才能培育仁愛和善的價值體系。“守誠信”，強調做人應該守住誠信的底線。“信”指不食其言，“誠”則指“誠其意”、“毋自欺”。誠信乃立身之本、立國之本，所謂“民無信不立”正是其意。《論語》中，孔子38次提到“信”字；《韓非子》一書中，“信”字則出現149次；“信”字在《左傳》中則出現216次。其次，道家、墨家、雜家亦對誠信有高度論述。強調“守誠信”，就是要從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中汲取力量之源，為誠信社會、的建立提供傳統文化支撐，以人人誠信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需以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為途徑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中華傳統文化的天然聯系內生決定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需要以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為重要途徑。2014年2月17日，同志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中強調，“要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努力實現中華傳統美德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把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將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作為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必要途徑，必須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人民喜聞樂見的形式弘揚優秀傳統文化。

（一）提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文化蘊含著人類道德的基因，優秀文化是人類美德的高度凝練和沉淀。孔子的“仁者，愛人”、墨子的“兼相愛，交相利”、孟子的仁政思想都體現了中國傳統優秀文化中關心人、愛護人、幫助人的人文精神。這和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相通之處。當前我國進入社會轉型期，社會價值日益多元化，拜金主義、享樂主義侵襲人心，社會信仰缺失，需要大弘揚中華民族團結友愛、助人為樂的精神，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凝聚力來消散市場經濟條件下人與人之間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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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保障制度；傳統文化；辯證關系

文化作為一個國家的軟實力，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著不容小覷的影響，其更成為當今社會的一個焦點，是各國都在爭相熱討的話題。我國作為一個文明大國，在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豐富多樣的文化形式。各歷史時期的統治者也因深受文化思想的影響，在建立某些制度時打下了傳統文化的烙印。其中，社會保障制度正是在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下開始略見雛形。但是，現代意義上的社會保障制度時在20世紀80年代左右從西方傳入到中國，我國古代的社會保障制度只是思想意義上的。在本文中，筆者也考慮了古代的社會保障思想與傳統文化的關系。這種考慮，可以從文化的視角完整分析社會保障思想和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目前，國內學者對社會保障與傳統文化在理論上的研究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方面是從經濟角度或者實用角度分析社會保障制度因傳統文化引起的在現實生活中出現的某方面不完善的問題，如鄭秉文（2009）等學者在《中國與拉美社會保障比較：傳統文化與制度安排———提高覆蓋率的角度》中除了作比較，更是在比較的基礎上從文化角度分析覆蓋率問題；另一方面是在從理論角度分析二者關系，并沒有明確表示傳統文化下社會保障的發展趨勢，如車程（2013）在《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運行與傳統文化的關系》一文中分析了社會保障在傳統文化蘊涵中的發展以及存在問題；王文茹（2015）在《淺析我國傳統文化對社會保障發展的影響》一文中更多的分析各類傳統文化（儒家、佛家、道教等）對社會保障產生與運行的影響。由于近幾年弘揚傳統文化的興起，傳統文化與社會保障之間的關系也引起了學術界的思考與探討，尤其是一部分學生也開始關注，并以此為方向完成學術論文，他們從分類角度單獨分析某種傳統文化對社會保障的影響或是從傳統文化對社會保障中某種社會保險的作用，這一類主要以學生論文居多，如劉麗（2009）在《儒家社會保障倫理思想探究》一文中梳理了社會保障倫理的思想史。以上學者主要是多種傳統文化去分析，本文則是從儒家文化角度，歷史縱向發展分析傳統儒家文化與社會保障的關系，并分析在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下，社會保障的發展趨勢，具有一定的獨特性。為了更好地了解社會保障思想與傳統儒家文化思想之間的關系，我們有必要讓讀者清楚本文的社會保障制度與傳統儒家文化的概念。本文的社會保障制度既包括現代意義上的社會保障制度，即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先生所講的“是國家或社會依法建立的、具有經濟福利性的、社會化的國民生活保障系統的統稱，包括法定的社會救助、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優撫系統和非法定的各種補充保障措施。它遵循公平、正義、共享原則，通過對社會財富分配的國家干預，實現保障民生與改善民生的發展目標”，也包括具有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特征的社會保障思想———社會救助思想、軍人優待思想等類似思想；傳統儒家文化則是指早期的一些儒家文化，主要以孔孟為代表人，具有中國本土特征的文化系統。

一、傳統儒家文化與社會保障思想形成與發展淵源

社會保障思想的形成在我國最初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的奴隸社會，在這個階段影響最大的是以孔子和孟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當時的儒家文化主要提倡“孝道”、“民本”、“仁政”等思想，這些思想形成了最初的社會保障思想雛形。“孝道”提倡每個社會成員都應該尊老、愛老，讓每個老年人安享晚年，強調的是個人責任與社會責任；“仁政”強調的是政府的責任，統治者應該對其統治的社會成員施予仁政，用“仁愛”思想處以政事；“民本”則是在一個宏觀指導思想的基礎下進行“孝道”、“仁政”，強調的是一切以百姓利益為重的社會文化思想。除了儒家思想的主導地位外，道家、佛教等也起到了輔助作用。如道家的“無為而治”強調的是政府的責任。中國化的佛教思想構成我國文化的重要一部分。信奉佛教的人要有同情之心、憐憫之情、慈悲情懷，使得信教之人具有利他思想。佛家文化講究“普度眾生”“、慈悲文化”，這可延生擴展為政府應平等對待社會成員，講究的是平等性，在精神上樹立一種為他人著想的思想，對古代的慈善事業非常有幫助。正是在這種傳統文化的影響下，社會保障思想也出現了獨特性，從無到有，從簡到繁；從最初毫無規章制度及毫無尊嚴的“施粥形式”，到后來初具國家意識的“開倉濟民”，這些全部屬于現代意義上社會救助思想和慈善思想，是社會保障思想的最初形式。歷史的發展并沒有抹滅社會保障思想的發展，社會保障思想也逐漸成熟發展起來。從古展到建國以來，我們的社會保障思想并沒有太大變化，這和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傳統儒家文化影響有關。20世紀80年代，現代意義上的社會保障制度引入到中國，中國開始結合國際經驗重新整理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這一時期綜合形成的社會保障制度借鑒了國際經驗，但更多的是與中國國情相融合。也可以講，此時的社會保障制度吸收更多的是與時俱進的思想，但占主流的仍然是我國的傳統儒家文化思想。由此可見，無論是在最初萌芽階段，還是建立以及完善階段，我國傳統儒家文化思想對社會保障制度思想都具有一種推動作用，促使其建立并不斷完善，傳統儒家文化思想體系中都有社會保障形成的影子。

二、社會保障制度發展影響下的傳統儒家文化

社會保障制度與傳統儒家文化二者是一種相互作用的關系，除了傳統儒家文化在社會保障思想建立發展過程中的推動作用外，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也對傳統儒家文化有所影響。古代的儒家文化占據社會文化思想的主流，任何形式的制度都無法撼動其主導地位，而且更是由于傳統儒家文化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所以早期的社會保障制度對傳統儒家文化的作用不明顯，更多的只是一種鞏固和加強作用，也可以簡單理解為早期的社會保障思想只是傳統儒家文化發展過程的副產品，對傳統儒家文化并沒有什么影響。社會保障制度在現階段的發展對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是最強烈的，這種影響可以分為兩種：積極的推動作用和消極的抑制作用，這兩種作用也主要從社會保障制度的具體內容中體現，具體表現如下：1、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削弱了傳統儒家文化的“孝道”思想。我國自古以來形成的養老模式是以家庭養老模式占主導，體現的是“大家族”似的宗法保障模式。隨著社會多元化的發展以及國際潮流的引入，發展形成了居家養老、社會養老、機構養老等多種形式的養老模式，家庭養老模式的功能不斷弱化，這種弱化的后果則是削弱了我國傳統儒家文化思想中的“孝道主義”。在現階段，網絡上以及報道中不乏看到許多家庭子女虐待老人、苛待老人的現象，甚至出現因贍養父母問題進而引發的“打官司”現象，這種現象并非只在城鎮中發生，就連受外來文化影響力較弱的農村也有所發生。這些現象的出現從側面反映出我國社會保障形式發生變化，但從文化角度則可以看作是傳統文化的弱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社會成員思想中的作用遠不如從前，“傳統家族”、“宗法文化”的弱化，是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發展引起的一系列后果，這種后果進一步削弱了家庭養老的功能，進一步推動及催發政府及社會在社會保障制度中應該發揮作用。2、社會福利思想強化了傳統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最初形成的社會保障思想中并不包含社會福利思想，社會福利思想是在20世紀80年代社會保障制度傳入中國后不斷發展起來的。社會福利是國家向全體社會成員提供旨在提高生活質量的一種保障制度，這種制度從無到有的出現表明政府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更加以民為本，以社會成員的利益為基礎出發點。從簡單的教育福利到復雜的醫療福利，從兒童福利到老年人福利，這些方方面面的完善更能證明政府清晰認識到自己的責任，也在努力承擔起自己的責任。這些做法向著“仁政”方向進一步靠攏，并不斷完善“民本”思想。3、社會保障制度的不斷完善改變著傳統文化中的“德治先行”思想。我國在古代就講究“德治”，并沒有像西方那樣形成法律先行的思想。無論是在古代還是在現代，我國制定政策更多時候并沒有做到法律先行。在吸收西方經驗以及社會發展需要的過程中，國家開始注意到法律先行的重要性。尤其是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把法律的建立提到了重要日程上。在我國這個充斥著多元文化的社會中，現階段法律應該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推動法律先行的思想也是有利于社會保障制度進一步完善和發展的。

三、傳統儒家文化影響下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方向

鄭功成指出：“通過對中國社會保障制度50多年發展歷程的簡要考察，可以發現，前30多年是典型的國家－單位保障制，近20年則是逐漸在向國家－社會保障制演變，目前正處于國家－社會保障制的建設與完善階段。”這種完善階段也是在傳統文化的影響下不斷發展。目前乃至將來，我國面臨著嚴峻的社會保障形勢：人口老齡化加速，社會保障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凸顯；城鄉之間差別性取消，社會保障制度的流動性問題亟待解決；社會成員權利意識的增強，社會保障的公平性需更加普遍完善。人口老齡化的加速發展，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面臨的重要難題。人口老齡化意味著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在當前乃至將來面臨著空前的養老壓力。這種養老壓力對當前的養老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年人口的增多，使得養老更為困難，單純的靠“4-2-1”式的家庭養老似乎難以解決這個重任。所以，國家也在不斷發展其他形式的養老模式，形成了以居家養老為基礎、社區服務為依托、機構養老為支撐的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嚴格意義上的家庭養老與居家養老并不同，但是從目前發展趨勢看，傳統文化中的“孝道”思想影響下的家庭養老方式并不會完全消失，只是在不同社會發展階段有不同程度的削弱。社會成員權利意識的增強強調的是社會保障制度在今后的發展中更注重公平性。權利意識的增強是一種主觀形態上的發展，這種主觀意識的增強相對應的是客觀存在的強化，客觀存在則是政府責任的存在。社會成員權利意識增強強調的是社會保障公平性，強化客觀存在則是政府認識自身責任，并不斷完善，這種責任是在國家成立初期就存在的，是一種無法磨滅的自然責任。權利意識和國家責任的相互作用在今后的社會發展中會推動社會保障制度的公平性進一步發展，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著傳統文化中“眾生平等”原則。城鎮化的加快，對社會保障制度的流動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國部分地區已經實現省內流動，今后要做的是全部實現省內流動和省際之間的流動。現在，社會發展迅速，人口流動性加強，社會保障制度自然也要跟上時代步伐，滿足社會大眾需求。其實，這與文化之間的融合相通。每個地方社會保障的具體實施措施有所不同，在相互整合的過程中需要參考多方面因素，即調整過后的社會保障方式也可以具有某種適合當地需求的特征，并不全部是相同的。在大趨勢下，求得生存和發展，與時俱進。

四、社會保障制度的缺陷及改進措施

當然，在目前階段，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需要進一步完善，在執行過程中也會出現一些不好的地方：總體經濟水平低、制度不完善、法律依據不夠等，這些與我國的傳統文化有關。自古以來的小農經濟和自然經濟使我國經濟發展受到一定阻礙，再加上人口基數大，增長速度快，社會保障的經濟發展自然受到限制；“德治先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的法律發展。而且，我國在處理社會保障產生問題的解決辦法多是從政策法規入手，很少關注文化層面。規章制度是必要的，但是要根除問題，還是要從思想源頭抓起，這樣才能治標治本。首先，我國需要做的就是“法先行”。任何規章制度做到有法可依，這樣才能使制度實行長久，執行順利，減少或規避漏洞，更加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也是如此，我國社會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的比較晚，更是受到西方社會保障制度的影響，在完善過程中結合了我國國情。但是，其在完善過程中應該做到法律先行，做到法律保障。其次，注重文化思想的影響。目前，我國社會保障的某些形式開始弱化，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人們更加關注平等思想，既看到社會保障過程中個人的責任，也意識到國家不可推卸的職責。我國需要擺正態度，正視自身職責，并利用有效的文化思想影響社會成員，使得社會成員在社會保障發展過程中樹立正確的思想觀，減少社會上出現的“不文明”養老現象，同時也為其他的社會保障經濟效果奠定思想基礎，從思想上達到統一。我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它不僅影響著歷代統治者的統治和管理，也指引著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方向。無論是“孝道”、“仁愛”，還是“民本”思想，都在社會保障中得以彰顯。傳統儒家文化影響著社會保障思想的發展，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傳統儒家文化的進一步發展，二者在一種相關的關系下得以發展。我們在解決社會保障問題時，應該吸收傳統儒家文化的精華，并結合我國具體國情，堅持以人為本，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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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覺”也包括另一重要方面—認識自己文化中的負面因素或不足的薄弱的方面。在《“全球意識”與“尋根意識”的結合》一文中，先生指出，傳統文化對中華民族的民族心理曾經有著深刻的影響，它凝結成中華民族的一種特殊的心理特性。這種特殊的心理特性長期影響著我們這個民族的各個方面，即使今天，它仍然在不少方面支配著我們的思想和生活態度。而這種特殊的民族心理狀態，它既表現了中華民族傳統思想文化的優點所在，也表現了它的缺點所在。優點和缺點是“一體兩面”，無法截然分割。先生將傳統思想文化歸約為以下四個方面:理想主義、人本主義、辯證思維、理性主義;對每一方面都既指出其優點，又指出其內在缺點;如指出:中國傳統社會是立在廣大小農經濟基礎上的，農民小生產者的思想很容易帶空想的色彩，從而拖住了社會的前進。我們提倡理想主義當然是對的，但它必須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關于人本主義，先生指出，傳統文化中的人本主義是一種道德化的人本主義。它所強調的是人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由于過分地強調人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們大都希望由他們自己來實現他們的理想社會，他們講“格物”“致知”全然是為了“治國平天下”，他們為學是為了實際的政治。這樣一來，中國的一些思想家們就不大可能去系統地探討一些抽象的人類終極關切的問題，因而中國哲學沒有嚴密的論證，這樣就妨礙了我們民族抽象理論思維的發展。而更成問題的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它只是把“人”放在一種相對立的、統治與服從的社會關系來講一個人應該如何，應該如何負起自己作為特殊地位的“人”的責任，而忽視了人應有的權利。因此，所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五倫關系，講什么“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夫唱婦隨”等等。它要人盡各種各樣的義務，而很少能享有作為獨立的“人”的權利。所以，盡管人很重要，但人必須在“五倫”關系中生活，人只能表現在與他相對的關系者的身上，離開這樣相對的關系就很難講人的價值。在中國傳統思想中，表面上看是強調人的主體性、自覺性和主動性，但實際上這種主體性只是在規定了的五倫關系下的主體性;自覺性是在沒有認識自己獨立人格下的虛假的自覺性，只是在所限定的范圍內才有主動性。或者說，人們的這種主體性、自覺性和主動性只是在人沒有參與任何社會生活時才有意義，一旦進入現實的社會生活中，它就全然失去了意義。所以人如果在社會生活中沒有獨立的人格和應有的權利，人也就沒有真正的主體性、自覺性和主動性，也就沒有個性的解放和個人的自由。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的這種“人本主義”，從這個方面看甚至是不利于“民主思想”的發生和民主制度的建立，這也許是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緩慢的原因之一。我們不難看出，只有沖破這種被限定在“五倫關系”(一種特定的統治與服從的關系)中的社會關系，“人”才能得到自由，“人”才能成為有獨立人格的人，才能有一種民主的社會。先生指出，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是“官”把“民”看成“本”，看成對他們是重要的。這種“民本”思想和真正的“民主”思想是不同的。“民主”是“民”自己做“主”，怎么能是由“官”來做“主”呢?這顯然是把關系搞倒了。因此，“民主”思想不僅不是“民本”思想的自然發展，而且它應是對“民本”思想的一種否定。關于辯證思維問題、理性主義的問題，先生也都作了辯正的分析，如指出傳統思想往往把人對自身的認識和人的道德價值反射到宇宙中去，比如孟子說的“盡心、知性、知天”，宋儒認為人心本“仁”，因此宇宙本體也是“仁”，“天理”是“至善之表德”等等，這種把人內在的道德加到宇宙上當然是不可取的。它不僅離開了“理性主義”，而且會是新理性主義的反面，成為一種“非理性主義”了。所以在中國哲學中“天人合一”的思想雖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它應是在“明天人之分”的基礎上來講“天人合一”，或者更有意義。如此等等，為我們如何“文化自覺”，樹立了榜樣。故停留于宣揚傳統，儒學是不可能真正適應時代和社會發展的要求的。現在國學講得多了，卻很少有辯證的分析。正面的宣揚遮蔽了其負面的因素，但負面的因素并不因此而不存在;相反，它隨正面的宣揚而一起潛在地進入人的心靈意識，起著某種負面的作用。這是我們應當警惕的。

20世紀90年代后，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和平與發展”成為各國家與民族追求的目標。先生指出，實現“和平共處”要求處理好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即“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實現“共同發展”不僅要求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且要處理好“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因此，在創建“全球倫理”中應十分注意從不同民族文化傳統中找尋可以對實現和平與發展的“有意義的倫理資源”。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關系，其倫理問題不僅僅是個人倫理，而是政治倫理、社會倫理、經濟倫理和環境倫理等等。這些都可以在“和而不同”原則下尋求最好的“全球倫理”原則。亨廷頓講“文明沖突”，背離了這一基點，但客觀上也反映了文化問題的日益重要性。先生有專文對此回應，這亦為我們樹立起“世界觀照”的范例。

總之，先生的眼界是廣闊的，時時關注著世界，而立足點則在伸張與弘揚自己民族與國家的文化，使之健康、活潑、發展、復興，為人類文化發展做出更加偉大的貢獻。“以全球化的眼光觀察世界文化和中國文化”，實踐先生的這一指示，新哲學的建立必將成為現實。

篇(5)

論文摘要：我國的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許多內容對現代市場營銷管理活動有指導意義。企業應汲取中國傳統文化精華，在營銷管理中倡導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營銷道德，要增加品牌的文化含量，隨時調整和豐富當代市場營銷謀略，還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研究中國的關系營銷。

O引言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蘊藏著豐富而深刻的市場營銷文化。在我國，長達二千年之久的封建文化對人的影響非常之大，特別是傳統思想中以倫理為本位，強調社會需求和集體利益，祟尚道德誠信，對當代市場營銷管理起著重要作用，對消費者的影響可以說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我們在市場營銷管理中，如果能注重對傳統文化的分析，就能另辟蹊徑，在日趨競爭激烈的二十一世紀市場上捷足先登。

1汲取儒家傳統文化精華，倡導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營銷道德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內容豐富。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東方文化的代表，儒家傳統文化是我國傳統道德的根基，其核心是“仁義禮智信”，是現代營銷道德必然繼承和發展的傳統道德，是當代市場營銷之根本。首先，樹立以“仁”為內核的市場營銷理念。儒家文化把“仁”作為最高的道德理想境界，把“仁”釋為“仁者愛人”，重視人的地位和作用。“敬人者，人恒敬之”，不以仁心對待顧客，顧客何以仁回報其次，建構以“義”為特征的市場營銷準則。關于義利關系，儒家文化認為應該“貴義賤利”、“義以為上”，強調先利后義。在營銷管理活動中，要“義利合一”。“義利合一”追求的是企業、顧客、社會的和諧發展。重義，即避免人們成為“金錢的奴隸”，不搞欺詐行為，不發不義之財，不做不義之事：求利，即對物質利益的追求，通過全心全意地為顧客服務，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來獲得。要求在當代市場營銷中，既要賺錢又要講友誼，既重經濟交流，又重社會效益。第三，建立以“禮”為基礎的市場營銷規范。人們崇尚禮儀，能以寬容態度待人，推己達人。孔子說：”不學禮，無以立”。不懂得協調人際關系，就不能立身處世。當代商戰更應遵守禮，遵守社會法律和道德規范，實現互利雙贏。第四，確立以“智”為動力的市場營銷策略。儒家倫理認為“智者，才智”、“待物為智”。強調對萬物的認識依賴于智。在當代，在制定營銷策略、預測市場需求、開拓國際市場、開展人才競爭等市場營銷管理活動中，無處不需“智”。第五，遵循以”信”為核心的市場營銷原則。誠實守信是中國傳統美德的重要內容之一。儒家倫理認為“人若無信，不知其可也”，“誠者，天之道也。誠者，人之道也”，“以誠為本”是塑造企業形象和信譽的基石，是企業獲得效益、贏得市場的法寶。市場只青睞貨真價實、真誠對顧客服務、對社會負責的企業和運營者。鄙視那些不誠信行為：產品假冒偽劣、價格欺詐、廣告虛假、售后服務質量差。

2軟營銷超越硬營銷。在營銷中重視品牌的傳統文化

以史為鑒，任何一個企業的興衰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品牌的樹立和自身形象的設計。企業刨品牌的途徑，一半是增加科技投入，另一半則是增加文化含量。過去對中國傳統文化在產品的運用上只是處于一個技術和符號層面以物質為基礎的硬營銷曾經起過決定作用。但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現在上升到一個心理層面，以文化為基礎的軟營銷越來越受到企業的重視。不同的民族有著不同的價值觀念、風俗習慣與接受方式．在品牌的設計上可以體現地方文化特色和民族心理。如“紅豆”是江蘇紅豆集團的服裝品牌和企業名稱，因其豐富的文化內涵、特有的情感魅力而吸引著廣大消費者。提起它，人們就想起唐代大詩人王維的千古絕句“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愿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孔府家酒是孔圣人的家鄉酒，一句廣告詞“孔府家酒．讓人想家”勾起無數人對家的眷戀，對傳統文化的回溯追源。此外，國外企業也在大肆挖掘中國傳統文化，把中國元素充分運用到產品當中，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值得回味的是，當那些外資品牌利用了中國傳統文化元素之后，反過來在中國市場卻深得消費者的青睞。以著名手表企業瑞士國際斯沃琪集團為例，去年他們在中國設計的“狗來福”，首次推出以“生肖”為主題的特別款，迎接“狗年”的到來。這款產品，除了生肖外更挖掘了大量的中國元素，整款設計以紅色為基調，紅色在中國的新年慶祝中具有特別意義，它象征著財富、繁榮、來年紅火。

3弘揚優秀的傳統文化。調整與豐富現代市場營銷觀念

在當代市場營銷活動中，我們應汲取中庸哲學的精華，隨時調整與豐富營銷觀念，獲得最佳經營效益。

第一，儒家“天人合一”觀念與現代“綠色營銷”思想。中國人自古就追求“天人合一”，看重人與自然之間和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現階段有些企業仍存在“重市場輕生態”的觀念，經銷一些不符合國家環境標準的產品，因此，犧牲暫時的經濟利益，引導綠色消費是可持續發展價值觀的體現。儒家文化價值觀是“中庸之道”，反對“過猶不及”，不按規律行事。儒家文化這種以人為中心的天人整體觀，促使人們去尋求自然界、人類社會以及人類自身機體的普遍規律，不僅要推己及人，還要推己及物，追求人一社會一自然的和諧。儒家文化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符合可持續發展理論的要求，適應了現代社會發展環保的需要，體現在營銷上就是樹立綠色營銷觀念，實行綠色營銷(Green Marketing)。

第二，儒家“民本”觀念與現代“社會營銷”思想。儒家文化強調“民本”、“民心”、“民意”，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一特點對營銷管理的影響，集中體現在企業營銷的全局觀念上，企業營銷不僅要考慮自己的利益，而且要滿足消費者和社會利益，企業應為社會作出較大的貢獻。即企業在營銷中應樹立社會營銷觀念。

第三，儒家“變異”思想與現代“創新營銷”觀念。營銷管理者在市場營銷管理活動中要正確把握企業內外部信息，才能做到“知已知彼”，求“變”創新；才能根據市場的變化和消費者需求，隨時調整自己的營銷策略，掌握市場競爭的主動權，從而“百戰不殆”。

篇(6)

關鍵詞：社會轉型 行政文化 傳承 革新

一、序言

當前，中國社會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重要時期。市場經濟的建立，推動著我國整體社會的變遷，使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而這一轉變的根本體現在于，由原來的以國家政治權力為中心、以政府行政權力統攝一切的社會各領域合一的社會結構形式，轉變為政治、經濟、文化諸領域相對分離的社會結構形式。[1]這種領域的分離，造成了政府權力的相對弱化，同時也對政府的行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其能夠在適應社會的變革的基礎上，對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起到推動性的作用。

行政文化作為具有行政特色、反映行政風格、適應行政人員身心特點的一種文化形態，包含著行政管理中所存在的從物質形態、活動方式到思維意識的一切文化現象，是一個復合的、多層面的整體組合。[2]與此同時，行政文化也是行政管理的思想的內核，是一個由多種要素組成的的有機系統，對行政管理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在轉型時期，政府對其行政行為的調整，從根本上說，就是對傳統行政文化的傳承與革新。

二、轉型時期傳承和變革傳統文化的必要性

行政系統作為一個開放的系統，與外部環境有著密切的聯系。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等要素的變化，對傳統的行政文化產生了巨大的沖擊，而行政文化作為行政管理的內核，又從深層次上影響著政府的行政行為。因此，在這一時期，對傳統文化的傳承與革新不論是在理論研究方面還是在行政實踐方面都充分顯示出了其必要性。

傳承與革新傳統行政文化的其理論意義在于能促進不同學科間的交流與融合。文化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是人類創造出來的所有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它不僅影響著、指導人行為動力，同時也會受到來自經濟、社會、人口、資源、環境等多方面的影響。因此，行政文化的研究，不單單只是分析它是怎樣對行政行為產生影響的，更重要的是，要將行政文化與各個學科有機的融合起來，跨越學科界限，擴大對行政文化研究的內涵，并且將這些學科的理論研究方法運用要行政文化的研究之中。尤其在社會轉型這一大背景下，只有將行政文化的研究與其他學科的研究進行有機的結合，才能真正做到研究別的學科的基礎上促進文化的研究，才能從真正意義上促進文化和社會的共同進步。

在實踐意義方面，行政文化作為政府行政行為的潛在支配力量，對影響和支配政府的行政行為的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首先，從宏觀層面上，行政文化的研究提高了政府公共行政的效率。從其性質來看，行政文化有消極和積極之分。積極的行政文化可以促進行政行為的規范性與有效性，增強行政行為在公共管理領域中的價值，而消極的文化，則會抑制社會的發展與經濟的進步，產生較為嚴重的影響。[3]在轉型時期，通過對行政文化的研究，將其積極地性質發揮于政府的管理之中，才會對整個社會的起到維護，支持，穩定和發展的作用，才有利于政府公共行政效率的提高。其次，從微觀層面上，培養具有時代特色的行政文化，可以加強政府內部人員的行政素養。社會變革引起利益的重新分配，無疑會對政府內部的行政行為產生影響，甚至可能造成政府行政價值與目的偏離，將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為行政行為的最終目標而忽視了行政行為的初始目的在于安定團結的社會環境的構建與對人民福利水平最大化的維持。行政文化的研究，可以為行政人員創造內在的價值檢驗機制，對其一味的只追求自身利益價值的觀念產生沖擊，使其行政管理行為的價值核心建立在公共利益的基礎之上。

三、傳統優秀行政文化的傳承

任何事物都是具有兩面性，中國傳統行政文化也不例外。從本質上講，中國傳統行政文化是一種倫理文化，宗法社會的思想觀念貫穿其中，它一方面倡導仁政、親民，要愛民如子，另一方面又強調權力至上，致使官僚之風盛行；它一方面主張個人的修身養性，號召仕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另一方面又推行等級觀念，訓導人們養成唯上是從的行為習慣。[4]傳統行政文化的遺傳因素，依然對當下的行政文化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縱觀歷史的發展，由于傳統行政文化的封建性、保守性、官僚性等弊端而造成的政府行政行為與社會發展的根本目標和基本軌道相偏離的現象已屢見不鮮，然而，不得不承認，傳統的行政文化的精髓仍然是現代社會發展所需要的，并且在轉型的時代的背景下對這些優秀的文化進行傳承與發揚將是社會進步的推動力量。儒家思想在歷史上對中國的文化體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傳統優秀文化的繼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儒家思想精華中促進現代社會發展部分的發揚。

1.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寶庫中重要的思想資源。在中國傳統行政文化中，民本是相對于君本、官本而言的，其原意是一種統治觀，基本思想表現為重民、貴民、安民等。[5]民本思想是行政權力合法化的有力手段，應當說，現代中國行政應加大對民本思想的認識，它對于增強行政權力的合法性，改進行政管理方法，強化人民的主人翁意識，都必不可少。

2.“德治”思想。傳統的行政文化是由“禮制”、“德治”和“法治”組合而成的思想系統。作為實現“禮治”的一種軟手段，“德治”思想規勸統治階級推行“仁政”。實現“德治”的關鍵是統治者先要有其德，“德治”要求行政人員“為政以德”，——“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論語·為政》）。如果說“法治”是行政行為的外在“硬約束力”的話，那么，德治思想就是內在“軟約束力”，在社會轉型時期加強行政管理人員的內在道德修養，強化其“以德行政”的理念，才能從真正意義上促使行政人員樹立正確的行政理念，才能培育高尚的行政情操，才能切實的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3.變易思想。變易思想要求行政人員要有隨機應變的能力，能夠靈活處理由于各種不確定性因素所造成的傳統行政行為失靈和失效的問題。中國傳統行政文化中的變易思想內容比較豐富： 第一，天地革。告訴人們只有認識和尊重自然界運動變化的規律，才能確保人類的進步和發展。第二， 法與時轉。法令為時代服務， 國家才能治理得好； 制度與時代相適宜，治國也才能取得好的效果。第三，過猶不及。要求人們做事把握分寸，適可而止。第四，因地制宜。強調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第五，與時皆行。主張人們主動去認識和適應自然與社會的變動，在變動中把握事物的本質，從而正確地處理所要解決的問題。面對社會轉型的背景以及行政環境本身的復雜性，對行政人員的變易思想在這一特殊時期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繼承傳統行政文化中的變易思想不僅能夠使行政行為能夠順應社會發展的要求，在及時解決社會問題的基礎之上，促進了行政行為的靈活性與創造性。

四、傳統行政文化的革新

歷史的變遷，為人類留下了寶貴的文化財富，然而，作為開放系統的文化，也必須與時代的發展相適應。我國當代行政文化的革新應該是順應知識時代的新需求、與政府行政管理的重點和時代進步的特點相吻合的。在社會轉型這一特殊歷史時期，文化的革新需要做到以下幾個方面：

1.官本位思想向民主型思想轉變。傳統的行政文化中孕育著濃重的官本位思想，“一切為了做官”成為行政人員所追求價值所在，造成了行政管理行為真實價值與目標的異化。在當前社會正處于轉型階段的關鍵時期，更應根除官本位的觀念，確立行政人員的公仆意識和服務精神。在官本位思想向民主思想的轉變過程中要增強行政人員的角色意識教育，強化其民本位的行政理念，加強自我教育與實踐，使行政人員明確國家機關的權力來自于人民的委托，其自身的生存依靠人民，為民服務是其職位應有之義，充分實現官本位到民本位的轉變，真正樹立起行政人員是人民公仆的觀念，養成奉公為樂，謀私為恥，清廉為榮，利己為羞的從政風范。[6]

2.封閉保守的行政文化向開放多元化的行政文化轉變。中國傳統的行政文化起始于封閉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基礎之上，因此造成了行政文化極大地封閉性與保守性。開放的市場經濟需要大量的與外部的溝通行為，而封閉的不開放行政文化，將會成為制約行政管理行為有效性的瓶頸。在新時期各種來自自身和外部的因素，對行政行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勢必需要行政文化由封閉保守向開放多元化轉變。構建多元的文化體系，在與外界充分交流的基礎之上，充分吸收先進行政文化的精髓，克服不利于社會進步的行政文化的糟粕，發揮多元化的行政文化在行政管理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社會轉型時期，建立開放的多元的行政文化，不僅是適應時代的表現，更是是對傳統行政文化中變易思想的有效繼承。

3.用法治文化取代人治文化。法治型行政文化包含兩個方面的意義：一是行政主體必須樹立法制觀念，把法律約束變成自身的行為準則，二是行政行為必須要以法律為核心，依法行政。在傳統社會中，往往將行政效果寄托于行政主體的人格品質上，“任人唯親”，因此導致行政行為在很大程度上顯示出了行政主體的主觀片面性。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為法理型行政文化的上升提供了契機，創造了行政行為的自律性機制，在保存行政行為其合理性的同時，也能得到其他機制的補充，從而使得整套行政體系趨向于法治化的管理。[7]“法治文化”是培育契約精神的土壤，這將逐步喚醒社會公眾的獨立人格和公民意識，打破對權力的依附習慣，增強法律關系平等的觀念。[8]

4.由全能型觀念向分化型觀念轉變。與政府有責任包攬社會中所有的事物，行政人員是全能的，有能力管轄所有的行政事物的全能型的行政觀念不同，分化型行政觀念強調，社會是復雜多變的，因此政府只需承擔一定的行政職責，剩下的大部分職責要由不同性質社會的組織力量來行使。美國行政學者斯塔林認為，盡管很難界定政府的行政責任，但政府責任或星恒責任所涵蓋的基本價值在于：回應、彈性、能力與正當程序。市場經濟的發展，告訴我們，政府的干預，雖然對經濟社會的有序性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過多的干預，反而會阻礙經濟的有效發展。在全能型背景下，獨立人格的缺失使得公民難以從自身的根本利益、權力資格和權力地位出發來對政府性質、地位做出合理的價值評判和要求。所以，也要加大公民權力的行駛，在決策中加強公民參與的力度，充分發揮集體的智慧，在促進社會發展的同時，使公民的基本權益得到有效保障。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使全能型行政文化逐步瓦解，限權型行政文化開始形成。在建立分化型政府的同時，還要培養政府行政人員的責任意識，建立有效的責任機制，加強政府在行政管理過程中的社會責任感。

五、結束語

數千年的文明使得中國行政文化有著豐厚的歷史積淀，但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深入，傳統行政文化也受到了巨大的挑戰。對傳統行政文化的傳承與革新是不僅是行政文化自身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的必然要求，同時其對維護和諧的行政環境、構建和諧社會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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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劉祖云.論影響政府效率的行政文化形態[J].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2）.

[4]趙黎明，劉成林，莊明峰.中國社會轉型期行政文化的基本特征與價值取向[J].河北學刊，2007（3）.

[5]祁志剛.社會轉型與傳統行政文化——繼承與創新中的制度發展[J].人民論壇，2011（2）.

[6]熊小偉.社會轉型時期行政文化革新與行敗防治淺探[J].安陽師范學院學報，2008（1）.

[7]謝君瑤.試論我國社會轉型時期行政文化的創新[J].周口師范學院學報，2006（4）.

篇(7)

一.中國傳統文化對旅游管理的影響

中國傳統文化對旅游管理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即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以和為貴的管理方式和以德服人的人格魅力。其具體內容如下。

（一）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

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是中國傳統文化對旅游管理的重要影響之一。在旅游企業的發展過程中，“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與中國傳統文化重視“人”的思想是一致的。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貴民”亦即“重民”的民本思想啟迪我們要重視“人”的作用，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而旅游管理置“人”的管理于重要的位置沿襲了中國傳統文化“以人為本”的重要思想。

（二）以和為貴的管理方式

“以和為貴”的思想源自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以和為貴的管理方式對旅游管理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現代旅游企業管理中，現代旅游企業重“人和”的企業凝聚力恰恰說明了中國傳統文化對旅游管理的重要性。除此之外，道家主張“無為而治”，也是“以和為貴”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對旅游管理而言，在服務管理上從“條規約束”向“無為而治”的轉化也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三）以德服人的人格魅力

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儒家主張“內圣外王之道”，就是說內有圣人之德，外行王者之政。在這里，圣人的人格魅力起了很大作用。簡而言之，就是要做到“以德服人”。旅游企業管理者在進行旅游管理的時候，應注重借鑒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培養自身的人格魅力，以道德榜樣來影響他人，尊重員工，處處為員工著想，注意樹立自己的人格榜樣，這樣可以贏得員工的信任與支持。

二.旅游管理中融合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策略

為進一步發揮中國傳統文化對旅游管理的促進作用，在旅游管理中融合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策略，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入手，下文將逐一進行分析：

（一）科學規劃旅游地區的文化

科學規劃旅游地區的文化，是旅游管理中融合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關鍵。在旅游企業管理中，我國的旅游資源因地域不同而不同，科學規劃旅游地區的文化，發揮傳統文化的優越性，在突出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基礎上調整優化老城區，是在旅游管理中融合中國傳統文化，發展旅游文化的重要舉措。所以旅游管理必須在政府主導下，按照科學合理的原則做好旅游地區的規劃。

（二）做好文化旅游基礎性工作

做好文化旅游基礎性工作，是旅游管理中融合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基礎和前提。對旅游管理而言，在文化旅游理念的實施過程中，要廣泛開心中國傳統文化的宣傳工作，對全體社會成員進行中國傳統文化科學知識、價值功能、法律法規等方面的宣傳教育，強化中國傳統文化在旅游文化發展中的重要性，提高公眾的傳統文化意識，做好文化旅游基礎性工作，促進文化遺產永續傳承。

（三）挖掘旅游資源的文化內涵

旅游管理中融合中國傳統文化發展，挖掘旅游資源的文化內涵也至關重要。傳統文化旅游是一種全新的、知識含量高的旅游形式，在我國旅游業的發展進程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新時期的旅游活動不會局限在觀光旅游的初級層次，而是一種多方位多層次的旅游方式，旅游區必須結合我國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開發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文化旅游新產品，創造和凸顯本地旅游的特色，使旅游業的發展擁有持久的生命力。

（四）豐富傳統文化的旅游形式

豐富傳統文化的旅游形式，開展多元化、多樣性的旅游方式，是現代旅游的必然要求。旅游管理中融合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有效途徑，可以通過發展參與式與體驗式的我國傳統文化旅游形式來實現。旅游作為需要用心靈感悟的精神文化產品，要求旅游管理者為旅游者提供身心參與的進入方式，在旅游中經歷心靈震撼。如紅色旅游的興起，就是一種精神文化產品，有其獨特的精神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