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3-16 02:16:40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脫貧攻堅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P鍵詞】政策;審計;扶貧;策略
【Keywords】policy; audit;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中圖分類號】F239.2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1069(2017)04-0057-02
1 引言
目前,我國正致力于社會主義小康社會的建設,針對一些貧困地區,國家加大了扶貧力度,實施了精準扶貧政策,坦白說精準扶貧工作是一項長期性、系統性的大工程,需要各個相關政府職能部門的通力協作,才能將扶貧這項工作做好。審計機關作為其中關鍵的一環,如何在新時期轉變思路、創新方法、全力服務精準扶貧工作的開展,成為當前審計機關工作的重要內容之一。
2 開展精準扶貧政策跟蹤審計的重點內容分析
2.1 認真貫徹基本方略
2015年12月15日,“十三五”脫貧攻堅工作有關情況的新聞會召開,會上扶貧辦主任劉永福表示:脫貧攻堅的基本方略就是精準扶貧和精準脫貧。這項基本方略的實施,變革了現有的扶貧思路和方式,更為形象地來說,精準扶貧和精準脫貧就是將“輸血”轉變為“造血”,來實現貧困地區的自主脫貧。以往扶貧項目的重點放在了GDP的增長上,現在要轉變為注重脫貧的成效,也就是說要將“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的一系列問題解決好。前文我們提到了精準扶貧政策主要涵蓋了“六個精準”和“五個一批”,其中六個精準包括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脫貧成效精準;五個一批包括發展生產脫貧一批、易地扶貧搬遷脫貧一批、生態補償脫貧一批、發展教育脫貧一批、社會保障兜底一批。
2.2 精準扶貧、脫貧的工作方案
按照《重要政策措施分工方案》和《2016年工作要點》明確進度安排,不斷壓實責任、傳導壓力;深入推進“五個一批”,扎實開展十大扶貧行動,深化社會參與扶貧,實施好“直過民族”脫貧攻堅行動計劃;瞄準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四大集中連片特困地區最困難的地方、最貧困的群體、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把解決深度貧困擺在優先位置,集中力量打攻堅戰。還要建立扶貧項目資金整合和監管機制。抓緊出臺貧困縣統籌整合使用財政涉農資金的具體意見,把管好用好扶貧資金作為最重要的任務,集中整治和查處扶貧領域的職務犯罪,防止扶貧資金“跑冒滴漏”。
3 精準扶貧政策落實跟蹤審計的必要性
3.1 是適應新常態的內在要求
當前和今后很長一段時期內我國經濟發展的大趨勢就是適應新常態、踐行新理念,在此背景下,各個政府職能部門要積極貫徹落實中央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審計部門作為重要的基層職能機構,要深入分析新常態,深化審計重點,強化跟蹤審計精準扶貧等重大政策、方針的貫徹落實情況,將改善民生作為工作重點,提高精準扶貧的實效性[1]。在新常態的新要求下,要與時俱進,轉變思路,創新工作方法和手段,助力精準扶貧政策的有效落實,幫助貧困地區的群眾脫貧致富。
3.2 是實踐“五大發展理念”的創新要求
“五大發展理念”包括創新、開放、綠色、共享、協調,這些是新常態下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創新,我們在開展各項工作時就要根據這些理念,本著解決社會公平公正問題,遵循以人為本,踐行發展“以人民為中心”開創共同富裕道路的新局面,這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小康社會的本質要求。當前我國已進入了“十三五”時期,這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攻堅期和收關期,扶貧攻堅應取得階段性成果。所以,全面落實精準扶貧政策跟蹤審計工作,是踐行“五大發展理念”的要求,同時也是貫徹統籌分配、堅持社會公平正義的內在要求。
3.3 是實現精準脫貧目標的保障
從頂層設計來看,精準扶貧是一項較為全面的政策,也被稱為“點穴式”扶貧,其主要內容涵蓋了“六個精準”、“五個一批”、“五個堅持”等多個層面。精準扶貧的關鍵點在于解決扶貧中的難題,突破以往扶貧的瓶頸,將扶貧具體落實到特定的困難地區、特定的困難群眾中。審計機關的工作就是要及時跟進產業扶貧措施的落實情況、扶貧資金的使用情況、幫扶跟進機制的建設等各方面的內容,只有審計工作的針對性、實效性、時效性顯著提升,才能保障整個扶貧工作成效,幫助真正貧困的群眾實現脫貧致富。
4 強化精準扶貧政策跟蹤審計的策略分析
4.1 完善精準扶貧審計新機制
在新形勢下,精準扶貧政策的跟蹤審計工作必須具備較高的時效性,這就需要完善審計新機制。具體來說,一是要對審計項目進行系統化的規劃部署,對審計項目的思路、重點、方法進行細化,提高審計方案的針對性、可操作性,確保精準扶貧政策跟蹤審計的有效落實;二是要提高審計整合工作的協調性,精準扶貧工作具有自身的特點,開展跟蹤審計時要準保把握扶貧地區的優劣勢,實現審計工作的多維度融合,針對審計工作中遇到的難點和重點實現,要做好及時溝通與協調工作,按照相關規定及時報告,強化跟蹤審計監督效能;三是全面梳理、總結、分析審計工作的經驗,以及相關的工作情況,結合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轉變跟蹤審計理念及審計方式,切實提高審計工作的效率和質量。
4.2 加強高素質、高水平??計隊伍的建設
精準扶貧政策跟蹤審計的效率和質量離不開審計隊伍的支持,審計人員應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提高審計的職業化水平,引進新的技術方法,并不斷提高自身的專業技能和工作能力,積極為審計工作的順利開展貢獻力量。具體來說,審計隊伍的建設包括:一是建立健全審計干部選拔任用機制,以工作能力、學習能力為基本標準,構建能上能下的任用機制,確保干部能夠正確引導審計工作。二是加強職業化建設,優化審計教育培訓體系,建立審計專業技術資格制度,尤其是基層審計機關,需要進一步加快審計職業化建設。審計工作其實是一項涉及學科很廣的工作,包括經濟學、統計學、社會學等眾多學科,這就要求審計人員必須具備一定的基礎知識,才能做好審計工作,所以針對在職人員,必須強化教育培訓工作,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質、高水平的審計隊伍。三是堅持依法文明審計,加強審計自律意識,嚴格遵守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和生活紀律,審慎客觀,文明規范,取信于群眾、社會、黨和政府。四是建立基于大數據的審計管理系統,高度重視跟蹤審計過程中關聯數據的分析,有機整合數據分析與實地審計工作,以精準的數據分析為基礎,制定相應的審計方案,有效提升審計水平。
4.3 加強精準扶貧的跟蹤審計監管
精準扶貧政策跟蹤審計的結果應做到及時報告、依法公開,讓黨和政府以及人民群眾能夠及時了解精準扶貧工作開展的情況,可以利用如微博、微信等現代化的通信平臺來及時公布審計結果,尤其是對政策不落實,或是落實不到位等突出問題,應重點報告并提出相關建議,通過公開、公正、透明的信息,加強精準扶貧的跟蹤審計監管,將扶貧政策落實到位。
“什么是農業?鄉村振興戰略的要義是什么?在鄉村振興中云南發展的優勢、短板是什么?一直在提的三農問題,在鄉村振興過程中,三者之間存在什么樣的聯系?科技如何支撐鄉村振興?什么是融合農業,融合什么?在哪些經營主體中融合?”等等一系列的問題,有的是在工作中思考過的,有的是第一次接觸。在此次研修班的學習過程中,在學習相關知識的同時,更從老師們的授課內容中,學到腳踏實地,把“論文寫在大地上”那種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科研精神,從調研扶貧點的光、熱、水、土地資源情況到將資源優勢轉換為經濟效益,老師省略了工作過程的艱辛,更多介紹了為農戶創收、增收改變生活面貌生活質量的那份喜悅與安心,從結合我們生活工作實際的實例,把那份工作中的方式方法,面對困難的工作態度如清泉般灌輸給我們,讓我們無比輕松的學會要因地制宜發揮資源優勢發展特色產業,在農業發展過程中插上科技的翅膀,凸顯科技創新的意義,農業始終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產業和農民增收致富的支柱產業,農村是發展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的重要載體,農民是發展農業生產和建設農村的重要著力。這些一系列的教學,不僅豐富了我們的知識面,更讓自己反思作為一名農科人員需要承擔的責任和工作的更大意義。聯系我縣鄉村振興過程中,亟需破解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農戶利益聯結“卡脖子”難題。
一、永勝縣新型經營主體基本情況
(一)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定義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就是在農村新出現的生產模式,主要是指在完善家庭聯產承包經營制度的基礎上,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職業農民和大規模經營、較高的集約化程度和市場競爭力的農業經營組織。一般認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類型包括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4種。
(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基本情況
通過近年來農業產業的不斷發展,永勝縣基本形成了食用菌、肉牛、軟籽石榴、魔芋等主導優勢特色農業產業。適度規模經營的農民專業化合作社和家庭農場等各種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蓬勃發展,對農業農村發展的推動作用不斷加強,“龍頭企業+合作社+農戶”“龍頭企業+家庭農場(基地)+農戶”等模式不斷得到鞏固。永勝縣共有家庭農場78家,農民合作社1420家,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47家。
(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農戶利益聯結基本情況
在2020年,指導、規范44家企業、60家合作社、2戶家庭農場采取訂單幫扶、托管代養、投資合作等方式對2020年實施扶貧產業的15317戶貧困戶進行產業發展利益聯結。2021年,為做好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通過建立穩定的利益聯結機制,實現產業全覆蓋。將我縣有產業發展條件的15328戶已脫貧戶、858戶邊緣易致貧戶采取已脫貧戶、邊緣易致貧戶與合作社綁定發展,合作社與龍頭企業綁定發展的模式,建立“雙綁”利益聯結機制,做到了利益聯結機制建立“全覆蓋”。并根據省委省政府關于建立“一平臺三機制”的工作安排及麗江市農業農村局轉發《云南省農業農村廳關于開展云南省產業幫扶信息監測管理平臺和村級集體經濟幫扶救助管理服務平臺試運行的通知》,完成“云南省產業幫扶信息監測管理平臺”和“村級集體經濟幫扶救助管理服務平臺”錄入。
二、面臨的困難問題
為做好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通過建立穩定的利益聯結機制,實現利益聯結機制建立“全覆蓋”。永勝縣采取已脫貧戶、邊緣易致貧戶、突發嚴重困難戶與合作社綁定發展,合作社與龍頭企業綁定發展的模式,建立“雙綁”利益聯結機制,做到了利益聯結機制建立“全覆蓋”。雖然建立了利益聯結機制,但也面臨一些困難問題。
(一)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規范程度有待提高
永勝縣共有家庭農場78家,農民合作社1420家,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47家。從數量上來說,已具有一定的規模,但是也存在一些合作社財務不規范、成員賬戶未建立、運營管理不善等情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規范程度還有待提高。
(二)部分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基礎薄弱,帶動能力不強、農戶參與度不高
由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規模大小不一,部分還存在基礎薄弱的問題,在滿足自身經營的前提下,并不能夠帶動農戶進行增收。部分經營主體由于所經營產業和經營方式的影響,帶動農戶的能力不強,農戶的參與度不高。
(三)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指導力度不大
全縣對家庭農場、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指導,需要縣鄉村三級專職的經管員專人負責。但目前我縣負責經管工作的同志還兼管著其他工作,同時經管服務體系建設的相對滯后,使得我縣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指導力度不大。
(四)產業鏈條短,抵抗市場風險能力弱
由于我縣作為農業生產大縣,在農產品加工方面發展比較滯后,所成立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主要從事農產品的生產,產業鏈條短,受市場行情波動影響大,抵抗市場風險能力弱。
(五)獎補力度不是很大,政策扶持有待加強
每年省里的合作社、家庭農場的項目有限,縣里也因財力所困,支持縣級示范合作社、家庭農場的扶持力度不夠大。
三、對策建議
一是以縣級示范合作社、示范家庭農場創建活動帶動全縣合作社、農場家庭等新型農業主體的發展,提高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規范程度。
二是加大獎補力度。在出臺創建辦法的基礎上,還要加大獎補力度,讓合作社實實在在的得到實惠的同時,加大農戶的參與度,帶領群眾共同致富。
六盤水師范學院院長鐘郁銘教授致開幕詞,他指出,烏蒙山區是“十二五”國家扶貧攻堅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之一,處于烏蒙山腹地的六盤水師范學院在推進烏蒙山區區域發展和扶貧攻堅過程中,應找準位置,發揮出應有的作用。六盤水市人民政府副市長付昭祥介紹了六盤水市的資源、工業基礎、行政管理、發展布局等基本情況,認為烏蒙山區發展研究會議將會為推動烏蒙山連片特困產業扶貧開發獻計獻策方面產生積極的影響,對建設創新型六盤水具有重要的意義。
會議安排四位專家圍繞著烏蒙山區的發展作大會主題發言。云南大學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的肖迎教授在題為“西部貧困地區農業產業現代化經營的思考”的發言中,結合其多年來在云南農村的實地調研的經驗,指出目前西部地區農業發展的困難主要體現在農產業結構調整力度不夠、農業水利化程度低、農業龍頭企業的帶動作用不強、農業合作社發展質量不高、公路道路運輸能力偏低、農村能源開發利用低、工業對農業的反哺作用不足、農村信息化程度較低、帶動“三農”的外部力量不足九個方面。西部貧困地區要實現農業現代化經營,必須轉變經營理念和經營模式。具體而言,應強化農業“固本強基”的認識,大力發展特色優勢產業,延伸地方性的農業產業鏈。同時,現代化并不等同于規模化,尤其是在可耕地較為細碎的烏蒙山地區,適度規模經營是山區農業發展的基本方向。在地方政府的引導下,培養和壯大農業龍頭企業,強力推動農民合作組織建設,培育新型農民,推動農業經營主體的職業化將是未來農業現代化的一個發展方向。地方政府應積極建立多渠道投入增長機制,落實稅收優惠政策、金融政策扶持、價格政策扶持、生態補償政策扶持等相應的配套措施。西南民族大學少數民族發展中心主任楊正文教授從區域研究、產業扶貧、資源開發等方面闡釋了“烏蒙山地區研究”的學理意義與現實意義。楊正文教授指出,對烏蒙山區的研究是人類學“區域研究”的學科需要,也是學術研究服務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參與倡導該區域研究的幾所高校既基于學校的區位優勢,也體現了高校服務社會,服務于國家發展重大戰略決策的需要。他進一步指出,烏蒙山區既是一個涵括了漢、彝、苗、仡佬、回、布依族的多族群文化區域,同時也具有三線建設重點區、十四個連片特困區、綜合治理試驗區、生態脆弱區等政治區域的意義。目前圍繞著烏蒙山區的發展,可以開展對該區域改革、試驗與創新的經驗研究、產業扶貧開發路徑探討、資源開發與貧困問題、災害與生態治理風險等課題的研究,這些研究可以為地方政府決策提供有價值的智力支持。楊正文還針對烏蒙山區產業扶貧提出了“結合特殊氣候自然條件,發展特色農業產業,化劣勢為優勢”思路。貴州民族大學吳秋林教授在題為“烏蒙山連片貧困地區的文化政治”的發言中,首先對“政治中的文化”與“文化中的政治”的內涵進行了對比分析,指出“政治是有文化的,最終極的政治就是實現文化的轉型和文化的復興”。他說,以前學者們容易將“文化中的政治”等同于“意識形態”,而今天的中國在文化中強調政治卻不是“意識形態”的,這個“文化中的政治”是可以幫助人們更深入地理解中國正在發生的許多文化行為的政治意味。烏蒙山區特殊連片扶貧開發地區的設置,從政治的角度來看是國家扶貧政策的深化;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彝族、苗族、布依族文化在此區域內共生共榮,這是此區域扶貧開發的重要人文因素,因而對于連片貧困地區的設置是政治對于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理解。因此,“烏蒙山連片貧困地區”的扶貧政策體現了“文化中的政治”。付昭祥副市長在發言中分析了六盤水獨特的喀斯特地貌對于當地的扶貧開發工作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指出其劣勢主要表現在喀斯特地貌造成土地貧瘠,可耕地零星、細碎,增加了推廣集約化農業的難度。同時,也造成了當地的可進入性差,交通建設成本高,通訊服務覆蓋效率低等困難。但如果因勢利導,同樣也可發展一些特色產業。比如高原喀斯特小氣候,適宜于獼猴桃、茶葉等特色農產品的種植。因而,他認為六盤水市的發展方向應是合理控制規模,發展特色優勢農產業,最終達到產業鏈條上各方的共贏。
會議分為“人文社科組”與“自然科學組”分別進行。“人文社科組”的學者們圍繞著烏蒙山區的地理特征、資源開發與能源利用、經濟發展、民俗傳承、民族文化保護等問題展開了討論。貴州師范大學的李旭東教授根據烏蒙山區基礎地理數據和相關統計數據的分析結果,指出烏蒙山區人口和耕地垂直分布具有明顯的相似性,影響山區人口垂直分布的主要因素是耕地,海拔高度通過影響耕地面積來影響人口分布,隨著海拔升高,人均耕地減少呈遞減狀態。六盤水師范學院的呂學琴教授對妥樂古村寨“人樹相依”的獨特景觀進行了分析,對其以銀杏樹為載體的歷史遷徙文化、宗教文化、農耕文化等“古樹文化”進行了文化的闡釋。西南民族大學博士研究生郎麗娜從地理環境、彝族族源關系和歷史、儀式、英雄史詩、日常生活等六個方面探討至今仍影響著烏蒙山區的文化性質和基本表現要素。六盤水師范學院的張緒清副教授對烏蒙山國家能礦基地“財富悖論”問題與深度脫貧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思考,指出政治、經濟、文化、法律、技術、保障等制度的存在,矛盾疊加與問題累積抑制了礦區轉型跨越與深度脫貧。貴州六盤水行政學院的封毅教授發言指出,六盤水作為烏蒙山區一個典型的煤炭資源型城市,面對資源挑戰,迫切需要創新驅動,跨越發展,開創出一條發展的新路子。張宇以梭嘎生態博物館為例分析了“六枝原則”作為一個建設生態博物館的國際共識在建設過程中的指導作用。
自然科學組的討論上半場由貴州師范大學的羅充教授主持,貴州六盤水師范學院的譚萍教授、楊友聯副教授、杜琨教授、周慶萍老師分別就自己的研究進行了學術報告。譚萍教授采用DPPH法探究了苦蕎麥多糖提取物對自由基的清除作用,實驗數據表明苦蕎麥多糖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是一種天然的抗氧化劑。楊友聯副教授采用單胞分離法對引起云貴川三省炭疽病的常春藤病原進行了分離,通過顯微形態特征和ITS分子系統學研究表明,常春藤炭疽病病原為常春藤炭疽菌(Colletotrichum trichellum(fr.) Duke)。周慶萍老師以液體培養基取代固體培養基,對提高太子參組培苗質量進行了實驗,結果表明此方法經自然光照培養能得到高質量的試管苗。下半場討論由六盤水師范學院的譚萍教授主持,六盤水師范學院的石開儀教授,畢節學院的駱強教授、貴州師范大學的羅充教授分別就白腐真菌對低價煤模型化合物喹啉降解機理、韭菜坪及其鄰近地區蕨類植物物種多樣性、叢枝菌根真菌對西南巖溶地區退化生態系統的修復作用進行了報告。
【關鍵詞】數字經濟;經濟學;高質量發展
1引言
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基于5G技術的發展,數字經濟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舉措。實踐證明,數字經濟的崛起與發展對社會經濟產生諸多影響,因此,立足于經濟學視角詳細分析我國數字經濟的崛起與發展,以此為數字經濟健康發展而提供支撐。
2數字經濟的概述
2.1數字經濟的模式
數字經濟,作為經濟學概念的數字經濟是人類通過大數據(數字化的知識與信息)的識別、選擇、過濾、存儲、使用,引導、實現資源的快速優化配置與再生、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經濟形態。其中網紅經濟是數字經濟的一種類型。根據調查,我國網絡經濟發展起步于20世紀90年代,其主要是以網絡為主。按照數字經濟的變現方式,數字經濟可以分為:一是線上數字經濟,其主要是通過線上交易完成商品流通;二是線下經濟,其主要是利用網紅效應實施的系列經濟活動。
2.2數字經濟的發展優勢
發展數字經濟具有較高的優勢:首先,數字經濟是帶動經濟產業結構轉型發展的重要戰略。基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不斷推進,推動產業結構性轉型升級成為當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戰略,而數字經濟的發展可以帶動產業結構的快速轉型,帶動一批新興產業的發展,從而有效地推動社會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其次,數字經濟成為鞏固脫貧攻堅的重要舉措。以陜西省為例,陜西省通過大力發展數字經濟,電商扶貧和消費扶貧成效明顯,通過組織系列扶貧活動及大力發展農村電商產業,有效帶動4萬多個貧困戶增加收入。積極推廣“名校+”“名師+”遠程教育幫扶模式和“互聯網+健康扶貧”模式,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不斷促進優質服務資源下沉,向農村地區延伸覆蓋。推進網絡扶貧與數字鄉村發展有機銜接,積極實施數字鄉村發展“六大行動”,促進鄉村全面發展。河南省大荔、柞水、佛坪和楊凌4縣區被確定為國家首批數字鄉村建設試點縣。
2.3數字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
任何經濟發展模式都會產生一定的影響,結合調查,數字經濟發展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主要表現為:一是技術快速革新導致部分人群摩擦性失業。技術帶動產業升級,數字經濟依托于互聯網技術而發展,技術的進步創造一些新的崗位,同時數字化推動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有可能導致大面積“技術性失業”,對就業市場、民眾生活與廣大社會造成的影響是痛苦的。數字經濟對勞動者的數字技能和數字素養提出很高的要求,不具有數字素養的人將面臨失業和邊緣化危險。二是線上平臺強勢壓低線下實體收入。線上平臺經濟是數字經濟的典型模式。線上經濟的便捷性塑造了一批具有極高粘性的消費者,加之沒有店租等實體成本的負擔,線上平臺相較于線下從業者往往有更強的競爭力。在線上平臺的競爭壓力下,大量線下實體從業者被迫降低利潤目標,甚至面臨破產。三是巨頭壟斷擠壓中小企業生存空間。數據是一種邊際成本遞減的生產資料,數據一旦形成規模就具有天然的擴張性,不受規制的擴張必將走向壟斷,壟斷的后果是行業資源集中與行業內部分化加劇。在這樣的競爭格局下,行業資源高度集中,互聯網巨頭與小微企業差距懸殊,并且差距還在漸漸擴大。
3數字經濟崛起的原因
數字經濟是未來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方式,也是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的重要手段。根據調查,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呈現快速發展的趨勢,例如,2016-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呈現增長態勢,從623億元增長至3419億元,增長了2796億元,如圖1所示。其中,直播帶貨成為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方式,尤其是2020年肺炎疫情發生后,我國直播帶貨成為拉動國民消費的重要方式。2020年直播電商占GDP比重達27.8%,年增速高達227.7%。通過深入分析,我國數字經濟之所以取得巨大成效,主要決定因素有以下方面。
3.1數字經濟和新媒體的迅速發展
我國進入數字化經濟時代,數字經濟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基于5G技術的發展為數字經濟發展注入了穩定的發展動力。5G技術能夠為網絡直播提供穩定的信號,為直播帶貨提供更為便捷的服務。例如,基于5G技術的發展,數字經濟的平臺形式更加豐富,為市場消費者提供了多元化的觀看平臺,有效地刺激了粉絲的消費欲望。尤其是2020年肺炎疫情發生后,基于“居家隔離”政策的實施,網絡購物成為滿足人們消費的重要方式,提高了人們對網絡的依賴性,進而擴大了數字經濟的粉絲量。據統計,2020年我國移動用戶占比達互聯網用戶數量整體的99%,手機流量時代全面來臨。可以說龐大的網絡群體為數字經濟發展注入了大力的潛在客戶。網紅利用營銷手段,獵取消費者心理,通過高粘度、高互動的方式拉近與粉絲的距離,并且通過精準的營銷手段引導粉絲消費,形成價值回報。
3.2國家高質量發展政策的支持
基于“雙創”戰略的實施,推動經濟產業結構調整,拉動國內消費成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數字經濟的發展已經上升到國家政策,例如,在全國經濟發展會議中多次強調要大力發展民營企業,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數字經濟是民營經濟、“雙創”戰略實施的具體體現。為支持數字經濟的發展,國家層面、地方省市出臺了諸多優惠政策,如表1所示。陜西省加強數字領域標準制定,探索推進數字經濟領域地方立法,完善數字經濟政策體系。圍繞“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2條路線,打造“一帶一路”數字經濟核心區。目前陜西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發展水平位列全國第12位,數字經濟產業蓬勃發展的西安,助力陜西加速步入“數字時代”。
3.3人們生活方式與消費觀念的轉變
我國進入新時代,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成為主要目標。2020年我國實現絕對全面脫貧攻堅戰役的勝利,我國進入全面小康社會,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尤其是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個性化消費成為當前90后、00后消費的主要方式。相比80后消費群體而言,新一代消費群體具有更強的包容性與創意性。所以數字經濟的發展迎合了當下消費主體的個性化消費理念:一是基于數字化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在線支付方式的轉變為數字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發展契機。例如,消費者在消費的過程中,由于支付方式實現了自動化操作,因此一定程度會刺激消費者消費欲望,產生諸多“不必要消費”。二是新一代消費群體的“懶惰性”催生數字經濟的發展。數字經濟實現了居家消費的方式,大大節省了新一代消費群體的時間。
3.4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持續夯實
數字經濟發展依賴于完善的基礎配套體系。一是我國物流產業快速發展。根據調查,目前我國物流產業體系呈現快速發展的趨勢,尤其是近些年我國物流產業技術不斷創新。冷供應鏈物流技術不斷發展,有效地保護了新鮮食品的質量。例如,根據調查,基于冷供應鏈技術的發展,生鮮農副產品的網絡銷售額不斷擴大。大力發展物流產業成為國家政策,道路、網絡成為物流發展的重要支撐。近些年國家加大了對上述產業的支持。二是網絡建設力度不斷增加。在5G通訊方面,截至2020年5月底,陜西5G基站已累計開通7621個,力爭打造中西部地區5G網絡建設先行區,為后續5G產業發展與應用奠定基礎。
4數字經濟的經濟學效用分析
4.1經濟增長效用分析
經濟模式存在的本質就是促進經濟發展,為消費者提供更大的消費滿意感。數字經濟是一種新型經濟模式,是數字化經濟發展的產物。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有效帶動了經濟的快速增長:一是數字經濟帶動了經濟產業轉型升級。通過數字經濟的發展可以改變傳統的粗放型、高能源消耗型產業的發展,從而引導地方產業向數字化、智能化方向發展。例如,陜西省是全國有名的網紅城市,通過互聯網傳播有效帶動了旅游產業的高質量發展。二是數字經濟催生了諸多新職業,助力于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數字經濟有效帶動了農業的高質量發展,例如,通過助農直播帶貨可以將諸多農副產品推廣到全國,以此提升農副產品的市場價值,形成品牌效應。與此同時,數字經濟的發展也有效地豐富了就業崗位,拓寬了就業渠道。以網絡直播為例,網紅直播帶貨不僅需要大量的后臺客服崗位,而且還需要大量的物流配送人員,因此,數字經濟的發展有效提高了我國的就業率。
4.2營銷效用分析
數字經濟不僅帶動了產業轉型升級,而且為消費者提供了便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線上購物模式的發展改變了消費者的消費方式。一是數字經濟模式下的營銷方式實現了全員營銷模式,營銷人員面對的是所有的受眾,需要了解消費者在態度與行為上的改變,因此迫使電商企業要從過去的營銷局部視角升華為用戶、文化、生意、經濟、民生的大局觀。二是細化市場。市場細分和目標定位都是確定品牌營銷策略的關鍵要素。在數字經濟中,人與人之間的互通互聯性不斷提高。因此,企業通過大數據洞察了解目標用戶,以精品內容與品牌用戶創造共鳴,以優質產品和資源矩陣搭建更貼近用戶的營銷場景,全面助力品牌實現營銷突圍。
4.3數字經濟文化效用分析
文化效用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數字經濟發展背后是當地文化的傳承與發展。陜西是網紅城市,例如,基于數字經濟的發展,西安加入GDP萬億俱樂部,2020年西安市GDP增速5.2%,總量10020億元左右。根據調查,當前我國網紅更多采取的MCN批量生產的模式,導致缺乏內涵文化。而依托區域獨特文化可以有效帶動經濟的發展。例如,陜西老喬是一名美食博主,在抖音上的粉絲為1200萬,其認為自己走紅的原因歸功于陜西博大精深的飲食文化。可見,數字經濟的發展有效地宣傳了當地的特色文化,弘揚了當地傳統文化。另外,數字經濟變現速度快,網紅一夜成名現象助長了急功近利的社會風氣,加劇了享樂主義和拜金主義等錯誤思想的傳播,對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傳播產生沖擊。
5結語
總之,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模式,是時代變遷和市場變化共同作用下的產物。數字經濟的發展不僅更加符合當代社會心態與社會價值的變化,更好地滿足了人們的物質文化需求,也發揮了其經濟學的本質,促進了“雙創”發展及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但是同時數字經濟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不容小覷,其歸根結底是缺乏正確引導和有力監管以及其自身缺陷的產物,我國應積極消除數字經濟的負面影響,通過政府完善數字經濟相關管理制度、數字經濟主體自覺維護數字經濟生態環境、社會公眾共同監督等方式引導數字經濟健康發展,以放大數字經濟對經濟的積極貢獻,規避克服其負面影響,促進其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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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生態修復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通渭縣
論文摘要:生態修復是對生態系統停止人為破壞,以減輕負荷壓力,依靠生態系統的自我調節能力與自身組織能力,使其向有序的方向進行演化;或者利用生態系統的這種自我修補能力,輔以人工措施,使遭~l,at壞的生態系統逐步恢復或使生態系統向良性循環方向發展。主要指致力于那些在人類活動影響下受到破壞的自然生態系統的恢復與重建工作。
通渭縣鹿鹿山流域水土保持生態修復試點項目于2004年被列入黃河水土保持生態工程試點項目,經過3a實施,項目區內生態環境得到了明顯改善,林草覆蓋率從52.30%提高到60.29%,農戶人均純收入由1613.80元提高到1967.20元;生態、經濟系統開始良性循環,該項目的實施為本區域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初步實現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1基本情況
通渭縣鹿鹿山水土保持生態修復項目是黃河水土保持生態工程生態修復試點項目。實施期為2004—2006年,項目區年均降水量500ram,年均氣溫3~5oC,適宜各類生物生長,屬黃土丘陵溝壑區第三副區。該地區為石質山地,項目區轄隴陽、北城、寺子3鄉,12個行政村54個村民小組,總人口7839人,人口密度84人/km,全部為農業人口,農業勞動力4706人。人均土地1.19hm,人均耕地0.26hm,總面積93.30kmz。完成封禁面積56.25km2.人工補植9Ohmz,人工種草277.5Ohm2,設立封禁工程圍欄5km、標志碑5座、標語牌9O個、封育區“四至”邊界標志界碑600個;新建管理房3間、示范養殖圈舍150座。布設植被監測點5個、氣象觀測點1個、徑流泥沙監測點1個,選擇監測典型農戶60戶。
2生態修復成效
生態修復是指對生態系統停止人為破壞,以減輕負荷壓力,依靠生態系統的自我調節能力與自身組織能力,使其向有序的方向進行演化;或者利用生態系統的這種自我修補能力,輔以人工措施,使遭到破壞的生態系統逐步恢復或向良性循環方向發展;主要指致力于那些在人類活動影響下受到破壞的自然生態系統的恢復與重建工作。
該項目實施后,項目區水清、山綠、水土流失減輕,群眾的思想觀念轉變,實現了生物、產業趨于多樣化,取得了明顯的生態效益、蓄水保土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據測算,到項目實施年限末期,林草覆蓋率從52.30%提高到60.29%;監測區年土壤侵蝕模數由1430t/km。·a降為964.40t/km項目區內農戶人均純收入自1613.80元提高到1967.20元;農、林、牧、副各業產值結構由基期的76.70:0.94:17.30:.5.06變為50.30:.1.07:29.50.:19.13;土地利用結構調整為農地:林地:草地:荒地:其他=21.12:20.97:34.30:4.30:18.56。舍飼養殖數量6000多(只),實現牛、馬、豬、兔、雞、鴿等多元化養殖。各產值機構有了較大變化,土地利用結構更加合理,使區域生態、經濟系統開始良性循環。該項目的實施為本區域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初步實現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3幾點啟示
3.1科學規劃,對位配套措施是實施生態修復工程的前提
水土保持生態修復是一項系統工程,直接關系到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在項目實施過程中,始終堅持以科學發展為指導,以構建和諧社會為目標,堅持以人為本理念,科學規劃。在生態修復技術措施運用上,以保護和利用水土資源為核心,依據“源于自然,還于自然”的思想,為大自然恢復其自我修復能力創造條件,對位配置各類措施,以封為主,封禁、補造、撫育、管護并重,工程、生物、農藝措施相結合,生態修復與群眾脫貧致富相結合的原則。使項目區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生態隔離區,減少或禁止人、畜活動對生物群落的干擾和破壞,促使土壤質量正向發育,生態系統自我調控能力向健康狀況演化。取得了良好的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
3.2加強組織、建章立制、加大宣傳是生態修復工程順利實施的基礎
生態修復是新時期水土保持生態建設的重大戰略調整,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加強生態修復的組織領導和部門協調,專門成立項目執行領導小組,健全管理機構、配備工作人員,明確和落實各部門的責任權屬。制定和頒布有關項目建設的法規及管理制度,對生態修復區林草及其設施的管護管理提出具體的操作要求。做到管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利用集市、廟會等多場合、多形式、多渠道對農民進行廣泛宣傳教育,印發傳單、公告、宣傳畫及日歷和手冊。為生態修復的順利實施提供組織保證和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
3.3建立部門聯動機制,整合項目,為生態修復項目的實施提供資金保障
水土保持生態修復涉及農、林、水、環保、畜牧、財政、扶貧、科技等諸多方面,綜合性很強,我們利用中央資金的主導作用和退耕還林草的機遇,深化投資管理機制改革,整合項目資金,統籌兼顧,合理規劃,相互配套,鑲嵌實施,達到資金技術、土地和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使有限的投入資金發揮最佳使用效益。在項目建設中,與相關部門在工程實施、科研和監測等方面密切配合,加強合作,全面提升生態修復的科技水平和效益,加快生態修復進度。在管理上實行目標管理責任制,形成部門之間“各負其責,各盡其力,各投其資,各計其功”的工作機制。為生態修復工程建設提供了資金保障。
3.4立足實際,政策引導,狠抓落實是實施生態修復的關鍵
自然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是有限的,土地資源的開發必須符合自然生態系統的內在規律,使其得到休養生息。必須按照“順應天時,遵循自然規律;順應市場,遵循經濟規律;順應科學,遵循市場規律”的原則,堅持川臺河谷區發展全膜覆蓋玉米、淺山區種植馬鈴薯、深山區發展畜草產業的種植結構調整思路,大膽探索,積極挖掘本地資源潛力,引導農民轉變觀念,大力發展玉米、洋芋、畜草、中藥材等富民產業。通過政策引導,利益驅動,解決了許多與群眾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實際問題,使支柱產業開發和扶貧攻堅取得了明顯的成效。通過生態修復,既滿足了生態系統的自我修復條件,又確保了當地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社會安定團結、人民安居樂業。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起到了示范帶動作用。
3.5依法監督,狠抓管護是生態修復效益正常發揮的保證
生態修復能力的體現根本在于徹底控制人為活動對生態環境的一切干擾因素和防止水土資源的污染,關鍵是水土保持監督執法和封禁成果管護。為此,要采取以下強有力的措施:
①建立健全水保監督執法網絡。縣、鄉、村、社四級執法網絡組織機構健全,并逐級簽訂監督管護目標管理責任書,做到責、權、利絕對明晰。
②依法具體落實“三區”劃分與“三權一案三同時”制度,嚴格管理,獎懲兌現。加強修復成果管護。
同時,對水保預防監督執法的檢查情況納入鄉鎮年終綜合考核評比的內容,推行獎勵機制,以管促封。使生態修復效益能夠正常發揮。
3.6合理布設監測網絡,為生態修復提供科學依據
監測工作所獲取的基礎數據,對于生態自我修復能力的研究及評價意義重大,根據基礎監測指標體系和監測評價體系要求,合理布設監測網絡,采用實地定點、定時,多方位、多層次、多目標、多樣點統計調查的方法進行。著重做好以下監測內容:
①蓄水效益監測。定點觀測和統計徑流、土壤侵蝕、泥沙變化、流域降水量等數據,分析評價項目實施后的蓄水保土效益。
②生態效益監測。林地監測:采用多樣點抽樣調查法。草地監測:選用不同草地類型,采用刈割測定生長量等,分析評價了項目實施后的生態效益。
③社會效益監測。通過布設網點社經調查,采用分層抽樣的調查方法,以定點觀測和典型農戶調查結合,進行統計調查,統計分析,評價項目實施后的經濟及社會效益。
根據監測結果與效益分析評價,為同類地區生態修復的科學研究和可持續發展提供科學依據。
關鍵詞:參與式扶貧;開發式扶貧;區域對口協作;跨越式發展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04-0090-05
一、問題的提出
沒有欠發達地區的小康就沒有全社會的小康,沒有欠發達地區的現代化就沒有全社會的現代化。對于已步入中上等發達國家水平的沿海經濟發達城市——寧波來說也是如此。①加快低收入農戶脫貧致富奔小康,推動相對欠發達地區跟上全市發展步伐,以鄉鎮為區域基本消除面上貧困和欠發達狀態,不僅是相對欠發達地區農民群眾的熱切期盼,也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寧波各級黨委、政府重大的政治責任,更是建設幸福美麗家園的必要舉措。
為推進相對欠發達區域②(簡稱為“16+3”區域)的發展,遵循以點帶面、點面結合的農村扶貧幫困工作思路,寧波市委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幫扶政策。從2001年起,先后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做好農村扶貧幫困工作的意見》、《關于加快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若干政策意見》等文件;“十一五”規劃期間,為進一步推進扶貧項目深入開展,又連續出臺了《關于推進相對欠發達地區跨越式發展的若干意見》、《關于開展區域對口協作幫扶活動的通知》等實施意見。經過十余年的探索和實踐,寧波“16+3”區域的基礎設施建設得到了加強,基本公共服務有了顯著提升,低收入農戶增收致富能力和潛力不斷加大。但總體上“16+3”區域存在的問題和深層次制約因素仍較多,而且,從實際操作層面來看,相同的扶持政策在不同的鄉鎮效果卻有可能大相徑庭,因此,該如何因地制宜,實行針對性強的差別化區域政策,分類指導,使有限資源發揮最大化效用成為現階段關注焦點。鑒于此,課題組采取村民訪談、村干部調研以及主管部門座談等多種方式,了解政府各類幫扶政策在不同區域做法和實施成效,挖掘成功案例和失敗典型,總結成功或失敗的經驗或教訓,結合區域資源現狀,提出扶貧政策優化建議,為進一步推進寧波相對欠發達區域實現跨越式發展提供參考,同時也為沿海發達城市推進相對欠發達區域協同發展提供指導。
二、具體做法與實際成效
回顧十余年來寧波市委市政府推出的針對相對欠發達區域的扶持政策,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參與式扶貧,逐漸從“救濟式”分錢分物向“開發式”政策配套扶持轉變
從2001年起,在原扶持的貧困鄉鎮全部達到脫貧目標的基礎上,寧波市幫扶重點從貧困鄉鎮逐步向貧困村、貧困戶轉變,扶貧幫困工作以扶持薄弱村、貧困村、生產型貧困戶為重點,做到點面結合、進村入戶。該階段扶貧特征為“參與式扶貧”,幫扶方式逐漸從救濟式的分錢分物向造血式的政策配套扶持轉變。
首先,政府每年通過安排一定的脫貧資金,重點支持其欠發達地區發展集體經濟項目;選擇當地適宜的項目,通過注入扶持資金入股的方式對山海資源豐富的區域進行開發。在加快農業結構調整、新品種開發、產業技術改造、建立農產品商品基地方面,主要以資金支持為主。其次,在人口、勞動力下山轉移方面,市財政每年安排一定的脫貧攻堅資金,重點實施下山脫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補助。第三,改善這些地區的基礎設施,側重于居民的生產生活環境,對公共服務支出較少。第四,在對農村弱勢群體實施救助方面,大多也是采取資金補助的方式。如發放農村社會臨時救助資金,向農村五保困難群體支出供養資金,提高五保供養率。對于困難群體實行門診、診療和注射費、護理費和手術費的減免政策,實為變相的資金補助政策。
由此可以看出,在該階段采用“分錢分物”手段之余,已逐步開始探索扶持集體經濟發展的路子。如在產業扶持方面,撥給貧困村調劑使用建設用地指標,鼓勵薄弱村、貧困村在規劃指定的城鎮和工業園區內,建造標準廠房或經營性用房,培植穩固的村級集體收入財源開發。通過這些造血式的政策配套扶持手段,有些村級集體經濟找到了一些新的增長點,如將特色農業與當地旅游業相融合,成為山區、海島農民增收的重要來源。但覆蓋面不廣,方式較為單一。
據統計,列入市級幫扶的經濟貧困村農民人均純收入從2000年的2 906元增加到2006年的4 667元,每年平均以8.5%的速度遞增;生產生活條件也得到了改善,初步達到了村村通公路,多數通水電的目標;標準海塘、水庫等水利工程的建設以及綠化造林工程,有力地改善了當地的生態條件;初步建立了包括社會救濟與福利、自然災害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等內容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實現了農村貧困人口“應保盡保”的目標。
第二階段:進村到戶,開發式扶貧為主,資金支持為輔
為進一步推進欠發達區域的經濟發展,寧波市政府于2007年4月份出臺了31號文件(即甬政發[2007]31號《關于加快區域協調發展,構建和諧社會,進一步扶持欠發達鎮鄉村加快發展的實施意見》,涉及16個鎮鄉和余姚市東南街道茭湖片、寧海縣躍龍街道水車片和黃壇鎮雙峰片。該階段性幫扶工作已由鄉鎮轉入“進村到戶”,工作重心以開發式扶貧為主,輔以資金支持手段,即以“造血型”對口扶貧為特征。
與第一階段參與式扶貧方式相比,第二階段“造血型”的扶貧方式則更有針對性。如在產業扶持方面,對耕地、林地集中流轉期限五年以上、十年以上的農戶,分別按每畝50元和30元的標準給予一次性補助。對欠發達地區建立農產品加工、養殖基地的企業,根據其投入規模和帶動效益給予不同的補助;在基礎建設方面,對欠發達村村內道路、小型水庫等基礎設施進行建設。在“村聯網公路”工程基礎上,由交通部門安排資金,加強對欠發達村村內“泥巴道路”的改造。同時,加固擴容有供水職能的小型水庫,對農民飲用水工程加大投入力度,增加補助標準。對達不到農村環境整治要求標準的村級衛生室,由衛生部門補助運行經費;在對低收入農戶幫扶方面,建立低收入農戶檔案,推行了“一戶一策一幫扶”的扶持措施;按照不同檔次、不同比例的原則,使用政府專項民政醫療救助資金對因病致貧低收入農戶進行補助。針對低收入農戶中的無房戶、危房戶、受災戶分別通過自籌自建、購舊房、修破房的形式,逐步解決低收入農戶住房困難問題。
“開發式”扶持政策成效顯著:一是扶貧開發工作機制得到完善。逐步建立以市為統籌、縣負總責、社會廣泛參與的扶貧機制,先后制定出臺了多項扶貧政策文件,幫扶工作由鄉鎮轉入“進村到戶”。二是基礎設施建設得到加強。實施移民搬遷工程,完成山區、海島及自然條件惡劣區域的農民移民搬遷10 498戶、29 639人,拆并自然村271個,搬遷移民基本實現安居樂業。啟動實施住房救助工程,6 000多戶低收入農戶在該項工程中受益。實施機耕路和村內道路援建工程,農民生產生活環境和條件逐步改善。三是基本公共服務實行傾斜。發揮職能部門的作用,實施一些特惠措施,有效開展了教育扶貧、衛生扶貧和社會救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低收入農戶生活狀態。四是低收入農戶增收致富扶持力度不斷加大。通過發展特色產業,形成了一批規模化的特色產業基地,帶動農戶增收致富。2010年“16+3”區域內農民人均純收入為6 598元,比2006年增長41.37%。
第三階段:區域對口協作幫扶,以提高民生水平為主
2011年12月,寧波出臺了《關于推進相對欠發達地區跨越式發展的若干意見》、《關于開展區域對口協作幫扶活動的通知》等政策,設立專項扶持資金,動員慈溪、北侖、鄞州、江北、江東、海曙、鎮海以及余姚市強鎮對口協作幫扶“16+3”區域。這一階段對欠發達地區的扶貧措施以提高民生水平為中心任務,更加關注效率、公平和民生水平的提高。在產業扶持方面重點引導產業的轉型升級、綠色發展,加大對綠色生態環保優勢、示范能力強的特色產業項目的扶持力度,以引進資本或合作參股的形式開發項目,打造專業化高效生態農業項目。大力發展特色農業產業基地,增強農業龍頭企業等經營主體聯結帶動功能,挖掘區域內山水、人文、自然資源內涵及綜合優勢,優先發展鄉村生態、休閑旅游業,積極探索“景區+農家樂”聯動發展模式,改善農家樂休閑旅游業發展環境。① 另外,創造性地提出將人口集聚與產業發展結合起來,鼓勵通過人口遷移引導農田、林地流轉和集中連片開發。對集體經濟扶持力度也開始加大。包括通過統一組織開發項目來開發廠房和三產用房,利用農村土地綜合整治和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在城鎮和工業區異地置業,穩步配置和增加村級集體物業經營資產,以進一步增加村級集體收入來源。包括通過集中資金、土地資源統一組織合作開發項目。市級在專項扶持資金中每年安排1 500萬元用于村級運行經費及增強造血功能項目補助。
依據建設“幸福美麗新家園”的要求,重點扶持建成區、中心村、特色村和集中居住點,整體實施房屋立面、道路飲水、垃圾處理、村莊綠化、村內河道、村級便民中心等內容的建設,力爭欠發達地區村莊集體面貌的改觀。同時,資金的安排較為合理,體現在使用專項扶持資金中每年安排9 000萬元,對60個左右村的村莊整治建設按中心村、全面小康村、特色村、規劃保留的一般村分檔實施特惠制補助。
提升低收入農戶收入和保障水平方面,對區域內已建立的低收入群體數據庫進行動態管理,切實做到建檔立卡、分類指導。將低收入群體引到相關特色農業產業基地、來料加工、鄉村休閑旅游等業態以帶動就業,對低收入群體安排專項資金給予扶持。繼續落實惠農補貼和生態補償等支持保護政策,逐步提高生態公益林補償標準,讓更多農戶通過直接補貼獲得轉移性收入。
三、典型案例
從2001—2013年,為推進欠發達區域實現跨越式發展,寧波市委市政府先后采取了“參與式”扶持、“開發式”扶持、到“區域對口協作”方式扶持等政策,“16+3”區域在基礎設施、產業發展、文化生活等方面均有了較大程度的改善。截至2012年“16+3”區域人均純收入8 581元,同比增長15.8%,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其中,陸埠、大嵐、四明山、鹿亭、茶院人均收入增長率在20%以上。村級經營性收入平均18.35萬元,同比增長17.1%。其中鹿亭、胡陳、深甽、前童、高塘島五個鄉鎮增長率超過60%。
同時,調查中發現,政府所推進的扶貧項目中,由于實際操作方面的局限性,實施效果并不一致,即同一政策在不同的區域實施的效果不盡相同,有些區域收效顯著,有的區域收效甚微。寧海黃壇鎮里天河村與奉化溪口鎮東姜坑村截然不同的發展結果就是一個證明。
(一)綠色產業中不斷壯大的里天河村
通過扶持集體經濟,發展綠色產業,增加農戶收入政策。
黃壇鎮里天河村地處白溪水庫上游,全村共有305戶,896人,其中外出創業務工人員229人。里天河村有耕地271畝,山林11 045畝,承擔著水源地保護的涵養林建設任務。近年來,依靠森林資源優勢,村兩委會實施興林富民工程,積極引導當地村民由傳統的農田耕種為主向香榧等經濟林規模種植轉變,使經濟林面積逐漸擴大,到目前,有茶葉150畝,毛竹2 500畝,香榧1 112畝。村集體經濟和農民收入逐年上升,2012年實現村民人均收入9 500元。
首先,該村發展集體經濟充分利用了當地的自然資源。里天河村位于雙峰山區。該山區具備良好的自然資源,擁有山林面積120 948畝,海拔為200米~800米,是一個典型的低山丘陵地區,較適合香榧的生長,而且雙峰山區原本就是木榧的發源地和主產區,現仍存有野生木榧千余株。近幾年,村里經過集體考察,將原為主導產業的梨樹基地改為香榧基地,村里還將附近100畝產出率不高的山林進行了林相改造,改種香榧,專門雇員管理,鼓勵村民種植香榧。目前,里天河村利用山地資源優勢,以市場為導向,調整優化林業產業結構,積極發展茶葉、毛竹、香榧等,基本形成特色產業基地,特別是香榧基地,至今已擁有香榧種植面積1 112畝計5萬株,是寧波市最大的香榧產業基地,其中村集體335畝,人均香榧種植面積達到1.4畝。
其次,投資資金的保障。長期以來,村級集體經濟形成了有效的積累機制,村集體年可用資金達到35萬元,在維持基本運營費用的同時,還發揮了對村里主導產業的扶持、管理、服務保障功能。
第三,發展集體經濟、增加農民收入與保護生態環境可以兼顧。該村主要的產業茶葉、香榧的種植都屬于無公害、綠色、有機的產業,生產過程中無任何有毒有害物質殘留或重金屬超標現象,對當地的生態保護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第四,對影響集體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村里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逐一破解。如針對里天河村交通設施發展比較滯后的問題,村里積極開展機耕路的建設,目前已建成了楊染自然村至大羅塘全長2公里、寬4米的資源型機耕路,沿線可開發香榧基地900畝。2012年又新建了2.5公里的資源型機耕路一條,不斷擴面增量。針對香榧種植人才的缺乏,通過走出去、請進來的方式,加大香榧標準化生產技術的培訓力度。如村里積極與寧波市林業局等單位結對,帶領香榧專業戶到諸暨楓橋等香榧產區取經,并邀請浙江林學院教授等專家到村講課,培養了一批本村的種植專家;針對產業鏈不夠完善的情況,村里還建了香榧加工中心和上百畝香榧苗圃基地,定期收購村民的香榧。為了將香榧產業與市場對接,村里加大了香榧的標準化生產,不光配置了加工香榧的流水線,以高價收購香榧,還成立了專門培育香榧樹苗的公司,節省村民到外地購買種苗的時間,里天河村也由此形成了完整的香榧產銷一條龍。
目前香榧已成為里天河村人均收入的“半壁江山,隨著香榧從幼林期不斷走向始果期、盛果期,該產業成為里天河村脫貧致富的朝陽產業,該村分別被省、市、縣林業部門授予林業產業特色村。村集體經濟和村民收入逐年提高,2012年銷售產值達366.6萬元,村民人均收入8 000多元,比未種植香榧時翻一番。
(二)依然困境中的東姜坑村
奉化市溪口鎮東姜坑村地處四明山腹地,現有農戶157戶,人口633人。山林總面積3 920畝,耕地面積143畝。2012年村集體經濟收入4.6萬元,主要來源于扶貧款利息、村集體花木銷售、村級閑置房屋出租款。而剛性支出達14萬元,包括干部工資、電費支出、保潔支出、辦公經費等,可以說是入不敷出,基本運營費用不足,其管理服務保障功能不能得到發揮。
2011年“區域對口協作”扶持政策規定加大村級運行經費補助額度,每村運行經費達到10萬元,要求創新村級集體經濟發展模式,集中資金、土地統一組織合作開發項目,集中開發標準廠房,有效配置村級集體物業經營資產等。但具體實施到村莊,又因為自然條件制約、生態保護限制、產業人才外遷等多方條件缺位的困難,使得政策的效益大打折扣。
首先,自然條件的制約使得開發項目落地難度很大。東姜坑村地處偏僻,建造物業用房、標準廠房缺乏優越的區位條件,尋找合適的項目難度很大;該村又地處溪口雪竇山風景區內,如果要引進工業項目,又要服從景區總體規劃,難以統一;二輪土地承包后,村集體預留土地偏少,擬通過土地增減掛鉤增加指標,又受到該政策需優先滿足本鎮(街道)農村建設用地、工業的需要,難以落實。
其次,投資資金的制約。長期以來,村級集體經濟沒有形成有效的積累機制,多是一次性投入,隨后帶來的集體收入一次性消耗完畢,缺乏用于擴大再生產的投入。往往碰到好的項目,因缺乏資金而只能眼睜睜地喪失發展的機遇。村級集體經濟自身造血功能弱,正常運行經費即使通過財政補差,扣去應付的剛性支出,仍然停留在低下水平。村集體只能依靠向上爭取扶貧款和結對單位幫扶來拓寬集體收入來源,缺乏創新發展能力,不能很好地利用現有資源進行開發。
第三,發展集體經濟、增加農民收入與保護生態環境的沖突。東姜坑村地處“生態屏障”地區,在執行產業政策方面受環保約束更嚴,自身發展所需的環境容量相對更小。該村村集體以及家家戶戶村民都種有苗木,包括櫻花、紅楓、茶花等。其中,花木是集體經濟的大頭,占了約2/3的年收入。但種植周期只有五年,如果對花木進行頻繁移植,會破壞當地的土地植被,危及城市的飲用水安全。顯然,扶植集體經濟產業的發展時,如果不注意對生態資源的保護,會引起土地貧瘠化、水源地污染等后果。從環境保護角度出發,限制了大型養殖業、工廠的進駐,選擇的其他項目少了,同樣制約了經濟發展。總體來說,產業集聚、資金集聚的規模帶動作用和輻射效應難以在該村形成,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的壓力仍將十分明顯。
第四,建設人才的制約導致一些建設中的項目無法產生預期的經濟效益。中青年主力軍外出打工,東姜坑村發展缺乏后勁力量,科技力量不足,缺少人才和專業技術指導。該村的花木產業起步較早,在業內已有些許名氣,但主要處于產業初級階段,花木高端專業技術人才缺乏,無法提升產業的層次和附加值。目前的花木銷售主要依靠外來采購人員之間的信息傳遞,沒有自己的營銷人員,未能充分利用現代新技術,尚未建立全面的營銷網絡,品牌意識不強。
從里天河村與東姜坑村的對比中看出,集體經濟發展受到限制的欠發達地區既有自身先發優勢缺乏、發展模式傳統、集體資金積累空白的原因,還有生態環境限制、產業人才外遷的因素,導致這些地區產業、資金集聚的規模效應和輻射效應難以形成。除此之外,農村集體經濟實際上承擔了過多的農村社會職能,面臨財政實力薄弱與民生保障加強的雙重壓力。主要體現在集體剛性支出承擔了多項公共管理和社會公益福利開支,包括補助農戶參加新型合作醫療、衛生保潔、治安民防、綠化養護、路燈照明、村級道路、基礎設施維修、生活飲水、辦公室、衛生室、活動室和便民服務點等各種開支。這些開支成為集體經濟的一大負擔,而村民對建設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的要求越來越高。
四、政策優化建議
(一)因地制宜,按主體功能定位錯位發展
即一村一策,尋求合適的發展領域、投資項目和經營模式,培植村級集體經濟穩定增收的來源。鑒于寧波欠發達區域往往是生態環境敏感區、水資源、森林資源保護區等的現實,在制定欠發達地區發展規劃時做到:首先,根據生態環境敏感性和脆弱性、環境容量劃定生態控制線,分成適宜—限制—禁止開發三個主體功能區,發揮其原有的水源涵養、氣候調節、水土保持等功能。 其次根據生態資源稟賦,充分發揮生態資源優勢,對具有山海資源欠發達村,可以采取自行開發、資源入股、使用權轉讓的方式來發展海塘養殖、特色種植、小水電等產業。對具有人文資源優勢的欠發達村,可拓展紅色旅游、花卉觀賞旅游、農家體驗旅游等休閑旅游產業。再者在加強農田保護的前提下,推進農產品標準化生產,大力發展綠色產品和名優特色產品,構建竹類、茶葉、花木、果樹等多元化農業體系,以避免某些項目受到環境制約時產生的消極影響。
另外,生態保護區域因承擔著諸多生態效益功能,與開墾耕作的矛盾突出,可供當地農民耕作的土地較少,對那些扶持產業發展與當地生態環境有沖突的欠發達地區,各級政府應繼續落實相應的生態補償政策,財政資金獲得應與該區域承擔的生態環保任務直接掛鉤,對需要生態保護的欠發達區域傾斜,向保護生態的村民給予財政補貼,使之自覺成為保護生態的主體。可由居住在生態保護區域、積極參與并履行保護生態資源職責的成年村民向村委會申請,根據生態區位、天然林及水源涵養林分布、國有林地與集體土地比例,農民收入等因素來擬定補貼區域和標準,報上級部門審定。當前,首先要逐年提高生態公益林的補助標準,提幅不能小于經濟指標的增長和社會其他補助(如養老金、最低生活保障金等的增幅)。
(二)挖掘潛力,對農村土地進行綜合整治
隨著城鎮化的日益推進,農村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步伐的加快,農村遺留的宅基地、“空心村”、廢棄山塘漁塘也日益增多。各級政府可以利用新農村建設和村莊整治的契機,拆除空心村,遷并自然村,進行宅基地的整理。同時開展農地改造升級、土地墾造等工程,增加有效耕地的使用面積,對宅基地進行復墾,獲取非農建設用地折抵指標。對依法取得的非農建設用地,優先保障項目內農村住房集聚、公共設施配套和村級集體經濟發展等項目需要,節余指標納入交易市場,土地出讓金收益全額留給所在鎮(街道)、村,用于農民身份轉換的保障支出和基建投入等。這樣,就將拓寬集體二三產業發展空間與美麗幸福新家園建設、中心村建設兩者相結合,有效增加集體經濟收入。其次,對于農業副業化、兼業化和小型化經營的村莊,可通過安排專項財政資金補助的方式,鼓勵當地的農戶和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組織、種植養殖大戶參加小塊種植、散狀經營的耕地林地集中流轉。這種土地流轉模式,引導土地承包經營權向生產和經營能手集中,有助于這些組織發展“公司+基地+農戶”的產業化經營模式,實現規模化、專業化生產,促進土地集約、資金集中和技術更新,從而促進村集體和農戶增收。
(三)稅收優惠,切實減輕村集體經濟負擔
允許村級集體經濟組織免繳村級工程建設的部份稅費,以基礎設施建設補助方式返還集體;將租用村集體土地開辦的企業的稅費收入(指房產稅、營業稅地方政府所得部份)按一定比例,以公共設施建設補助方式返還給村級集體經濟組織;對村集體建設居住小區所需自來水、有線電視、供氣等市政設施安裝,有關部門應根據農民建房有關政策給予優惠。
(四)增加預算,擴大公共財政農村覆蓋面
增加各級政府在教育、文化體育、社會保障和就業、醫療衛生、節能環保、城鄉社區服務、農林水事務、交通運輸等方面的預算,減少村集體經濟組織承建公共設施的壓力,為集體經濟減負,增強發展的后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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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長期以來,我國的教育、科技和經濟緊密結合度并不是很高,產學研一體化水平還比較低,導致了創新資源使用的低效和產業發展動力的缺乏,極大的限制了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十七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了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加快農業科技創新體系和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建設,加強對公益性農業科研機構和農業院校的支持。依托重大農業科研項目、重點學科、科研基地,加強農業科技創新團隊建設,培育農業科技高層次人才特別是領軍人才。穩定和壯大農業科技人才隊伍,加強農業技術推廣普及,開展農民技術培訓。
加快農業科技成果轉化,促進產學研、農科教結合,支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同農民專業合作社、龍頭企業、農戶開展多種形式技術合作。”[1]2009年湘西州委書記何澤中在州委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解放思想大討論會上的講話中大力強調要堅持科學發展,富民強州。而實踐證明,產學研一體化是堅持科學發展、富民強州的必經之路。
一、湘西“三農”問題產學研一體化的必要性
(一)培養農業人才的需要
湘西州是一個農業州,據調查顯示,2008年湘西州農業人口便有225.12萬人。從現實狀況來看,這些農業人口的整體素質還有待提升,大部分勞動力沒有具備較好的科技文化素質、受教育程度、身體素質、心理素質。人是生產力的主體,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發展農業的過程中,培養一大批高質量高水平的農業人才是非常關鍵的,只有這樣,才能充分利用科技,發展現代農業,摒除農村落后的思想觀念,提高農民隊伍的整體素質,進而提高農業生產率。高校擁有豐富的人才等資源和優勢,產學研一體化可以促進當地高校直接面向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根據當地農村、農業的需求促進學科的建設和發展,增強人才成長的活力,為當地農村、農業的發展造就大批量的高層次人才,為區域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提供可靠的人力資源和智力支持。
(二)科技成果轉化的需求
在知識經濟的背景下,加快高校的科技成果轉化,充分發揮高校科技成果的優勢,創建開放型的自主創新體系,促進產學研一體化,已經成了國家和區域提升自身整體實力的必然選擇。提高科技含量是農業生產的根本出路。改革開放以來,在歷屆湘西州州委、州政府的領導下,在國家和省扶貧政策的幫助和引導下,湘西的“三農”問題現狀有所改善,可是,湘西農業農村農民發展還是存在很多問題,發展相對滯后,如果不很好的把當地高校的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促進農業產業化,將極大限制湘西“三農”的進一步發展,“三農”問題的解決只能是個空想。從產學研一體化的定義就可以看出,它是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要途徑。我國重大科研成果30%以上來自高等學校,這也說明了高等學校在我國科技領域及科技成果轉化方面起著關鍵的作用。產學研一體化,有利于轉變高校教師的思想觀念,增進科技人員的市場意識,提高對科技成果的二次開發的重視程度,從而使其能夠在科技成果轉化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加快成果轉化的速度;有利于發揮各自的優勢,企業掌握市場需求,了解市場運作規律,高校擁有人才和技術,二者密切合作,開展的項目針對性強,成功率高,能夠使成果的產出與應用緊密銜接,縮短科技成果轉化的周期;有利于解決資金短缺的問題,企業擁有雄厚的資金優勢,高校擁有雄厚的人才和技術優勢,雙方聯袂能夠將資金優勢、人才優勢和技術優勢轉化為科技成果產業化、商品化優勢。[2]
(三)高等院校職能實現的要求
高等教育幾經發展,特別是通過英國、德國、美國等大學的不斷轉型,形成了高等教育現有的三項職能:培養專門人才;科學研究;服務社會。高等教育對社會的發展一直起著重要的作用。“高校應該是培養和造就高素質創造性人才的搖籃,應該是認識未知世界、探索客觀真理、為人類解決面臨的重大課題提供科學依據的前沿,應該是知識創新、推動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重要力量”。[3]高校職能的實現,是一種互贏的效果實現,不僅關系到高校是否充分發揮了它的自身優勢,也關系到區域乃至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隨著產學研的一步步深入,產學研合作的模式也更加多樣化。產學研一體化為高校科研職能的充分發揮提供了重要平臺,使其科研成果更加符合社會市場的需求,有利于高校專門人才培養質量的提高,也有利于高校師生加深對社會的認識和情感,從而使得社會服務功能得到拓展,實現職能的轉化。
二、湘西“三農”問題產學研一體化的成功實踐
當我國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后,吉首大學對高等教育發展的新形勢進行了理性的研究和思考,結合地方高校的歷史使命,提出了“平民大學”的辦學理念,即把吉首大學辦成一所“貼近普通民眾、造福平民百姓,直接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的大學”。沿著這種認識,吉首大學在產學研一體化方面成效顯著,尤其是近幾年為湘西“三農”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一)自然科學研究方面
吉首大學利用湘鄂渝黔邊區豐富的自然資源,開展了多方面的研究,為當地資源的合理開發提供了科學理論與技術支持,已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4]與湖南群博生物科技有限責任公司合作,5年來共投放10000只波爾山羊于農戶,主持實施國家及省部級科研項目和產業化項目6個,企業總資產已達5000萬元以上,累計科技貢獻值達500萬元。成功提取富含亞麻酸植物油脂,并實現了富含亞麻酸功能性植物油脂生產的工業化,形成“立足資源、瞄準產業、創新科技、服務地方”的山區資源開發利用新模式,有效地促進產學研的有機結合,具有較強的推廣和示范作用。研究培育出的美味獼猴桃“米良1號”被國務院扶貧辦列為扶貧開發項目,在全國16個省(市)推廣栽種,僅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種植面積就達20萬余畝,幫助湘西10多萬農民擺脫貧困。[4]湘泉制藥與吉首大學聯合建立了湖南中藥和天然藥物產業化工程技術中心。合作以來,完成新產品、新技術,新工藝開發28項,其中研發新產品2項,新產品上市4項,啟用新技術5項,開發新工藝3項,申請受理和擁有發明專利各1項,實用新型專利1項,參加制定國家標準2項,主持制定湖南省中藥材行業標準化5項,創省名優產品2個,在很大程度上帶動了農民增收。在湘西“三帶理論”的指導下湘西州邊城醋業科技有限責任公司與吉首大學聯袂出擊,共同對河溪醋傳統釀造工藝現代化關鍵技術進行研究,不僅讓湘西的“百年老字號”在繼承中獲得新生,還結出了產學研合作的碩果———河溪香醋躋身于中國醋業三大品牌行列。據吉首大學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張永康教授介紹,隨著項目的深入實施和落實,湘西“醋城”還帶動著種植、飼料加工、包裝、印刷、廣告、運輸、服務等行業的發展;每年可處理優質大米和中草藥分別為1500噸、800噸,可有效緩解當地農村糧食難于處理的問題。帶動基地農戶年增收1000萬元以上,帶動10萬農民依靠本項目脫貧致富。以張永康教授為首的吉首大學科研團隊自主研發的杜仲項目,以杜仲翅果為原料,以富含α-亞麻酸的杜仲果提取物為原料,開發出了“金雪康杜仲果軟膠囊”等保健產品,項目成果經省科技廳組織專家鑒定為填補國內空白,達到國內領先水平,并已在湘西和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實現了成果轉化和產業化生產,成為湘西“老、少、邊、窮”地區人們的致富產業。保靖縣武陵山花椒開發有限公司以吉首大學林產化工實驗室為技術依托,研發出“武陵青花椒”等“九葉青花椒”系列品種,正在籌建花椒精生產線,微囊花椒粉生產線,花椒籽油生產線,α-亞麻酸生產線,使產品進入日用化工,醫藥保健領域,為自治州扶貧攻堅、解決“三農”問題做出了貢獻。
(二)社會科學研究方面
吉首大學的民族學始終堅持立足于和服務于中國南方或西南民族地區尤其湖南民族地區,對少數民族的歷史、語言、、文學藝術、社會組織、傳統科學技藝、經濟生活、風俗習慣等進行系統的調查,為少數民族地區發展提供了一系列頗具實用價值的理論支持,有利于提高湘西農民的整體素質。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湘西州土家族、苗族兩個主體民族依靠自身勤勞奮斗,創造并保留了豐富多彩的民族民間文化遺產,形成獨具特色的民族民間文化資源。吉首大學的科研、教學都緊緊圍繞著這些資源,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方面,成績顯著。2010年,湖南省文化廳、湖南省教育廳聯合向吉首大學授予“湖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與人才培養基地”,并簽署了共建協議,有利于農村優秀的民族民間文化遺產得以薪火相傳、后繼有人。據旅游學權威期刊《旅游學刊》2008年統計分析,在1987~2007年間承擔國家級旅游產業項目的高校及科研單位排名中,吉首大學僅次于中山大學、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與西北大學并列第3位;發表旅游研究論文量排全國高校第18位,這些極大促進了湘西旅游產業的發展,也為當地農民帶來了新的經濟增長方式。湘西農村要走出落后和貧窮的困境,就必須充分發揮自己的文化資源優勢,合理有效地變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資源優勢為經濟優勢。吉首大學和湘西州政府聯合探索“文化產業管理”教育,成功申報“文化產業管理”專業,并開啟文化產業管理教育新模式,正是當下高校與社會合作聯動辦學的新典型。
學校將苗族、土家族的藝術融入了其產學研之中,在原有少數民族民間傳統歌曲舞蹈的基礎上加以整理編寫入教材、加以創作編成具有少數民族風情的歌舞。與此同時,還安排藝術專業學生參與民俗風情旅游的表演、到周邊的中小學代課,不僅傳承了少數民族傳統藝術,更讓自己學校的畢業生有了獨特的競爭力,走出了一條與眾不同的“雙贏”之路。湖南省衛生廳委托吉首大學定向培養農村貧困地區醫衛人員,滿足了農村最貧困地區最基本最真實的需要。聯合湘西州政府部門開展民族地區醫學研究,很好的適應了廣大農民日益增長的醫療衛生服務需求。
三、湘西產學研一體化服務“三農”的有效措施
(一)進一步提升對“三農”問題產學研一體化的認識
首先,湘西的高校對“三農”問題產學研一體化的認識還有待提升。由于受傳統辦學思想的束縛,一些高校封閉式、經院式的辦學觀念仍然在人們思想上占據著重要地位,衡量高校辦學水平著重點仍然放在重點學科數量和博士點、碩士點的數量上;教師中也存在著只重視國家大項目的研究,而輕視應用研究和成果推廣的現象。[5]其次,企業對“三農”問題產學研一體化的認識還不夠全面。很多企業寧愿購買成熟的生產技術,而不愿與高校合作開發新產品,認為這樣風險高、投資大,而且回報慢。今后要多加強“三農”問題產學研一體化的宣傳,提高高校的認識,使高校在重視系統的理論教學和學習的基礎上,加大對產學研一體化的研究,同時也引導企業合理有效地利用高校資源,創造出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二)進一步拓展“三農”問題產學研一體化發展領域和工作平臺
受各種條件的限制,湘西各高校產學研合作的領域還相對較單一,產學研合作工作的平臺也比較有限。湘西州作為一個農業州,如果產學研一體化對“三農”問題的重視度不提高,不及時拓展“三農”問題產學研一體化發展領域和工作平臺,湘西的“三農”問題將愈演愈烈。以后,當地高校應培養組織一大批高質量的人才在畜牧業、種植業、農產品加工業等方面進行集中研究,對農村進行科技扶貧。高校可以適當對湘西農村勞動力進行技能、素質培訓,也可委托科技特派員定期去農村進行科技、現代知識巡講,開展科技論壇等,切實把關注“三農”落到實處。政府可以適當加大對農業農村的財政政策支持,幫助拓展“三農”問題產學研一體化發展領域和工作平臺,進一步促進產學研的進一步深入。
(三)進一步改善“三農”問題產學研一體化創新的環境和條件
創新的環境和條件建設既是區域創新體系建設的基礎,也是區域創新能力提高的前提條件。[6]但是,從湘西創新體系建設的現實來看“,三農”問題產學研一體化創新體系建設的環境條件尚待改善。一方面,地方政府對當地科技創新與發展的導向能力還不是很強;另一方面湘西的科技基礎設施普遍相對簡陋,科技基礎條件薄弱,難以得到必要的公共科技基礎支持;還有就是有關創新的制度、政策不能適應創新體系建設和發展的要求。針對這一情況,湘西一定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推動科技創新。政府要加快湘西財政稅收制度的變革與創新,對“三農”問題產學研一體化恰當的進行扶持。
(四)進一步發揮科技特派員在服務“三農”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