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都市文化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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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張壘：《都市報：“老了嗎？”“變了嗎？”——2012全國都市報總編輯年會側記》，《中國記者》201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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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市化 都市化 文化研究 都市文化研究

一、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進程正對當今世界產生至為重要、深刻與全面的影響。從學理上講，社會學一直將城市化定義為一種城市居民增長的人口現象。另一方面，盡管城市化包括城鎮化、城市化與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種形式，但依托于規模巨大的人口與空間、富可敵國的經濟生產總量、發達的交通與信息服務系統而出現的國際化大都市或世界級都市群，無疑代表著當代城市化進程的最高環節，對人類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把當代城市化進程稱之為“都市化進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如同國際化大都市或世界級都市群日漸成為當今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樞紐與中心一樣，依托于其上而出現的不同于農村、城鎮、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對當代人類社會的精神生產與文化消費同樣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首先，大都市不僅是經濟、金融、商業、信息技術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產、傳播與消費等方面同樣具有霸權地位，并主導著當今世界文化市場的消長與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產生的新的生活方式與觀念，從其一出現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話語，并迅速地淹沒了不同國家、地區固有的也許已延續了上千年的地方經驗與價值傳統。正如斯賓格勒說“世界歷史，即是城市的歷史”[1] （P353） 一樣，對以大都市為中心的當代精神生產與文化消費而言，完全可以將之引申為“當代世界文化，即是國際化大都市的文化”。作為人類城市文化發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類文明與文化發展的最高環節，在它內部已攝含了前此各低級階段如鄉村、城鎮、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與精華，因此當代國際化大都市為我們在更高的歷史階段、更全面的整體視角及更深刻的本質層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現實對象。在當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歷史上的城市文化或當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對象放在作為中心及最高環節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義與直接的現實意義上把握住人類文化發展的本質與規律。這是在當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國城市化水平低，農業文明傳統沉重，以及它們作為物質基礎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在理論、觀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約與局限，使中國當下的都市文化研究顯得相對貧乏，遠不能滿足中國城市化進程快速發展的需要。目前國內與都市文化相關的研究主要有兩大話語譜系。一是以經濟學、社會學為核心的社會科學研究。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論影響而開辟出的新方向。盡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為一個重要對象進入到社會科學的學術視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對都市文化結構及其人文精神層面很少觸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們一般也停留在文化產業等實用與商業層面，對其深層的文化價值重視不夠。二是以大眾文化、審美文化、文化批評為主流的人文學科研究。與前者相反，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視、廣告、網絡、流行文化與時尚等都市的審美外觀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會現實的社會學與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它們往往割裂都市審美文化外觀與產生它的經濟社會基礎的內在聯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釋都市現實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論與思想任務。

因為國際化大都市不過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現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時間還要更短，因而出現上述問題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相信，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為一門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學科，其道路也必是相當漫長與曲折的。在當下，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首先樹立起對都市化進程的理性態度。在某種意義上，當代的國際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現，給人類社會帶來的變化是全方位的。從主體角度講，都市的出現使人類在整體上被“都市化”了。盡管一個當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對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與否定，但無論現實中的衣食住行，還是更高層次的文化消費與精神享受，他們都不可能與大都市絕緣。因而，那些激烈反對都市文明的學術與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產物。如加拿大學者簡·雅各布斯說：“企圖從那些節奏緩慢的鄉村中，或者是那些單純的、自然狀態尚未消失的地方尋找解救城市的良藥或許會讓人油然升起一種浪漫情懷，但那只是浪費時間。”[2] （P502） 從對象角度看，都市環境本身構成了人類社會發展與個體存在的最新空間形態。在都市里固然存在著許多令人苦惱的問題，如社會學家講的過度城市化、城市危機等，但另一方面，這并不能構成反對城市文明或大都市文化的理由與借口，因為它們不僅是當代人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社會環境，也給個體的全面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隨著經濟生產與信息傳播的全球化及世界文化市場的初步形成，國際化大都市文化對人類及其個體的影響更是變得無處不在，要想脫離這個現實背景去謀求更高層次的生存與發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現實意義的。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全面發展的個人”是人類社會生產的終極目標，其內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種能力得到自由發展的個人來代替局部生產職能的痛苦的承擔者”。[3] （P500） 這當然也是當代人在都市化進程中的最高發展理想。但另一方面，正如馬克思特別指出的：“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4] （P21） 也就是說，人的全面發展又是不可能在低級的原始和諧狀態或不發達的社會關系基礎上達成的。把這兩方面的要求結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當代人“全面發展”的理論基礎。具體而言，一方面，由于影響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種能力得到自由發展”的主要矛盾已經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轉移到國際化大都市，另一方面，由于當代國際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代表著人類文明的更高階段與歷史的新篇章，因而，如何減少人自身在城市化進程的異化，如何在國際化大都市的社會背景中實現人的全面和諧發展，就成為當代中國都市文化學科建設與學術研究最深刻的價值理念。在這個意義上，都市文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為當代人提供一種理性的方法、觀念、理論與解釋框架，以便整理他們在都市化進程中混亂的內在生命體驗與雜亂的外在都市社會經驗，幫助他們在“都市化”了的生命主體與迅速發展的都市現實世界之間建立起真實的關系與聯系，實現他們生命的本質力量并在真實的世界中得到全面的發展。這是中國當代都市文化研究應遵循的基本原則。

二、文學：從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當下與都市文化相關的研究各有不盡人意之處。對于以經濟學、社會學為核心的社會科學研究來說，其問題主要是失之于“實”，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層面或文化的精神價值內涵，這是作為實證科學的社會科學研究的必然表現。而以大眾文化、審美文化、文化批評為主流的人文學科研究，其問題則在于失之于“虛”，它們掩蓋了都市文化繁華表象背后的本質或深層結構，充其量只能生產出各種時尚化了的知識與趣味。由此可以得出兩點認識：（一） 盡管兩種話語都可以揭示出當代都市文化的某些側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兩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去建立一門具有相對嚴密的學科形態及較為純粹的學理價值的都市文化理論；（二） 這也帶來積極的啟示，即，要想完成解釋都市現實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論與思想任務，必須在努力吸收以經濟學、社會學為核心的社會科學和以大眾文化、審美文化、文化批評為主流的人文學科等學術資源的同時，又能夠通過理論創新在這兩大話語譜系之間建構出一種對話、交流的知識生產機制，只有這樣才能在知識結構與學科框架上為當代都市文化學科的誕生準備好充足的條件、奠定下堅實的基礎。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座橋梁，以打通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在分類框架與學術傳統上固有的各種障礙。

從中國當代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實際狀況特別是就中國當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體語境看，我們認為，只有文藝學、美學最適合做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的橋梁，這可以從原理框架與經驗研究兩方面加以闡釋與論證。

從原理框架的角度，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中國文藝學從一開始就不是只關涉原理與知識生產的純學術，它的一個具有理論基礎性質的命題即“文學是人學”。這個命題盡管初看起來沒什么問題，但如果從邏輯上嚴格考究，則直接混淆了“文學”與“人學”在本體存在、知識譜系與學科形態上的重要差異，以是之故，在文藝學近百年的學科建設與學術研究中，與“文學”關系最密切的形式、審美、文學語言、文本結構等純粹學術問題是相當邊緣化的，相反卻是作為“人學”在文學藝術領域中直接表現的階級性、社會性、意識形態、生產與消費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話語。對此中是非盡管難以一概而論，但這種學科形態與學術傳統，給中國文藝學賦予了相當濃厚的社會科學屬性與功能，則是無須做更多論述的。由此帶來的一個直接影響是，在文藝學與經濟學、社會學之間并沒有過于森嚴的學科壁壘。在當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學”之“文”已發展為“都市文學”或“都市文化”，而“人學”之“人”也搖身一變為與農夫、小家碧玉等傳統生命主體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從中推出“都市文化學是研究都市人的學問”，也是不存在學理障礙的。其次，從美學學科的原型結構看，在康德哲學體系中，審美（判斷力）一直是知識（純粹理性）與倫理（實踐理性）之間的橋梁。康德在《判斷力批判》的序言中，也把這個“判斷力原理”稱為“謎樣的東西”。對此正如勞承萬的闡釋：“構成謎的是矛盾的雙方。一方面，判斷力是一個‘先驗原理’，它能夠‘運用于對世界本體的認識’，‘同時開示著對實踐理性有利的展望’，這似是邏輯理性之類的東西；另一方面，它又能對主體產生‘愉快及不快情緒’，盡管不是直接的關系。康德補充說，‘從這些概念（即認識中的諸概念——引者）永不能引申出一個對于愉快及不愉快情緒的直接結論來’。……這就構成了審美判斷的特殊性質。”[5] （P123） 引申一下，如果說純粹理性是一切社會科學最必要的主體條件，實踐理性是一切人文學科最深刻的價值基礎，就不難推出，以判斷力為學術對象與起點的美學研究——它一方面與認識論的概念、邏輯等有聯系，另一方面又與倫理學的欲求、價值等相牽連——正是關注主體價值建構的人文學科與注重經驗事實闡釋的社會科學之間最具合法性的中介與橋梁。從學理上講，以文藝學、美學為中介，正可以使文藝學固有的“社會—人生”意向與美學固有的“悟性—理性”意向，在當代都市化進程中開拓出新的知識境界與前沿學科形態。進一步說，以文藝學、美學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學理架構中實現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學科交叉建設，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價值與后者的科學精神的基礎上實現兩者的互動，既有助于社會科學擺脫其僵硬的實證本性而變得靈動，也可為人文學科飄邈的審美天性提供真實可靠的地基。在這個新的學術空間中，實現科學性、人文性、審美性的良性循環與互動，催生出一門以當代國際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為研究對象的具有重要理論與現實意義的人文社會科學來，其現實意義也是自不待言的。

從經驗研究的角度看，中國文藝學、美學與都市文化研究的學科親緣性，不僅不偶然，相反還是以相當深厚與為數眾多的經驗研究為根基的。從學科背景上講，中國都市文化研究與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隸屬于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等學科。在中國，盡管在學科分類上都市文化研究最應納入的是社會學之下的文化社會學或其他學科下的藝術設計、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國學術研究與學科建設的特殊性，從一開始它就與中國文學、特別是其文學批評、文藝學、美學等結下不解之緣。一些西方的社會學家、城市規劃學者，之所以對中國文學學者研究都市文化想不通，原因大概就在這里。

都市文化研究與中國文學的學科淵源，可追溯到當代中國文學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某種意義上講，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運動，是中國文學從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國文學研究的“文化學轉向”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一） 它可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文學創作，對尋根文學的闡釋與評論直接導致了文學批評向文化批評的話語轉型。由于文化批評更關注文學文本背后與外部的東西，如政治、經濟、文化傳統、人種與民族、深層心理結構、性本能等，因而極大地拓展了文學批評的理論思維空間。而對當時以時代背景、思想內容、藝術形式為三項指標的文學批評模式的反感，同時又不滿于簡單運用西方文藝觀念與審美尺度解釋中國文學現象，也是造成文藝批評方式發生變革的重要原因。（二） 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論的觀念與話語引導下，文藝學、美學研究者不再滿足于做基本理論與純粹學術研究，而是將有關理論成果直接運用于迅速發展變化著的現實世界，于是，非文本的影視網絡、非文學的大眾文化、非藝術的審美文化、非學理的文化消費與文化娛樂、非書齋的日常生活與超級市場，以及與經濟學等密切相關的文化產業、旅游文化等，就或隱或顯、或多或少地成為文藝學、美學的研究對象。在當代中國的文化研究思潮中，文藝學、美學既是其始作俑者，又是其學術重鎮，既掀起了巨大的學術波瀾，也產生了重要的社會影響。舉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寧、徐賁等人的后現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勝、肖鷹等人的大眾文化研究，陶東風、姚文放、王紀仁等人的當代文化研究，吳中杰、陳炎、周憲、李西建等人的審美文化研究，王一川、尹鴻、戴錦華等人的影視文化研究，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產業研究，也包括一些新的邊緣學術方向的建設，如童慶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詩學研究，胡經之的文化美學研究，劉士林的中國詩性文化及江南美學與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審美人類學研究等。從文藝學、美學學科發展出來的文化研究，在擴展文藝學、美學研究的對象與空間的同時，也使自身的傳統研究方式與評判尺度發生了重要變化。對此中是非盡管至今仍有爭論，但在某種意義上，由于它直接呼應了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是中國當代歷史進程在中國學術研究范式與思潮上的具體反映，因而在生命力與影響力兩方面都是不容忽視的。（三） 它還具體體現為古典文學研究中的文化人類學研究方向。作為中國文學研究的大本營，古典文學研究向以老成持重、傳承有序乃至相對保守為特色。但受“文化學轉向”影響，特別是由于引進了西方文化人類學、現代民俗學等新思維與新方法，在這個原本平靜的領域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波瀾，以葉舒憲、肖兵等人為代表的中國當代文學人類學派，在“中國文化的人類學破譯”的總名目下，對許多中國古代典籍作了全新的闡釋與評估。盡管其中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在打破古典文學相對封閉的學術框架、豐富人們的學術觀念與研究的技術手段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其實，受“文化學轉向”學術思潮的影響，文學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二級學科，如當代文學界對都市文學題材的研究，現代文學界對海派、京派文學的研究，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界對上海與巴黎或其他國際化大都市文學（文化）的比較研究等，盡管道術各有不同，但都殊途同歸于都市。對都市文化研究而言這些也都應予以充分關注與思考。

轉貼于

三、當前都市文化研究的特點與學術淵源

新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也進入到全面發展的新時期。首先，中國現代化的核心更明確地定位在城市化與城市發展上。與此同時，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開始進入快速發展時期，不僅像北京、上海、廣州等近現代大都市日新月異，一些新的中心性城市也如雨后春筍般迅速生長出來。隨著城市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城鎮化與城市化開始淡出，各種區域性中心城市、國際化大都市乃至于建設世界級大都市群，開始成為中國現代化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目標，這為都市研究的深入與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會基礎。其次，都市生活方式與都市文化模式逐漸成為中國當代文化的中心。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質條件與精神環境的巨變，使人們在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出現了許多重要的變化。都市化進程帶來的新經驗、新思想及新問題，也在尋找一種可以與之相適應的文化理論與解釋框架。與中國當下迅速發展的城市化進程相比，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與創新顯然滯后了許多。而正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學科上的空白，才為在文化研究中獲得一定研究經驗與方法工具的中國文學介入這個新的學科領域提供了契機，其在邏輯上僅是把研究對象從“文化”進一步確定為“都市文化”而已。

從文學學科背景出發研究都市文化，只是晚近十年才發生的學術轉型，現在從任何角度做評價都為時過早，因而，這里僅就其發生過程中的特點與學術淵源略作說明。

當代都市文化研究有三個顯著的特點。一是地緣性。當代都市文化（文學）研究，最突出的特點是集中發生在改革開放的前沿，如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原因是這些城市本身及所處地區的城市化水平高，且與國際大都市的交流與聯系十分密切，生活在這些地區的文學研究者，出于對當代以大都市為中心的城市化進程的親身體驗與學術敏感，率先開拓了以國際化大都市為學術背景的中國文學研究新方向，使城市文學與文化研究成為當代中國文學研究的一個新空間與有機構成部分。

二是延續著文學的文化研究之學脈，在文學批評、文藝學、美學及古典文學研究中，不約而同地出現了都市文化研究話語。早在文學的文化研究中，中國文學的研究對象就發生了一場靜悄悄的革命，其主題即由傳統的鄉村讓位于當代的城市，如文化研究涉及的大眾文化、審美文化、影視文化、文化產業等，本就是當代都市空間最典型的文化形式，只是最初人們未能自覺地意識到這一點而已。隨著當代中國的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初步形成，特別是上海等182座國內大中型城市（截至到2004年）相繼提出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發展目標以后，作為文化研究更高形態的都市文化研究，必然要進入到中國文學的學術框架中。在文學批評方向上，如蔣述卓、李鳳亮等從1996年開始，先后承擔了“城市公民文化素質與現代審美意識培養”（廣東省“九五”社科規劃項目）、“城市公民文化素質與現代人格培養”（國家教委專項任務項目）等科研項目，出版和發表了《城市的想象與呈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文學：涌向都市的潮聲》（《粵海風》1998年第1、2期）等著作與論文，認為城市文學應該成為都市人詩意棲居的精神方式，并提出通過建立城市詩學，從積極的角度肯定都市文學、都市藝術的生產對都市人審美意識、精神人格的塑造作用等。在文藝學、美學方向上，如高小康、劉士林等從1995年開始，將文化研究進一步定位在“文藝與當代城市生活方式研究”（國家社會科學“九五”規劃項目）上，高小康發表與出版了《論文藝活動的都市化》（《文學評論》1999年第6期）、《游戲與崇高──文藝的城市化與價值訴求的演變》（山東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市場與文學的發展》（《文藝理論與批評》2003年第3期）等著作與文章，開辟了從城市生活方式角度闡釋文學與文化的新思路。劉士林出版與發表了《闡釋與批判——當代文化消費中的異化與危機》（山東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文學批評的終結》（《文論報》2000年3月15日）、《90年代的娛樂文化研究》（《東方》2000年第2期，《新華文摘》2000年第8期轉載）、《當代文化趣味的粗俗化》（《天涯》2000年第5期）、《關于城市音樂文化的闡釋語境問題》（《音樂藝術》2003年第2期）、《當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審美生態問題》（《光明日報》2005年10月11日）等專著與論文，從城市文明與農業文明的比較、文學批評被文化批評取代、文化消費與城市精神再生產、城市文化研究的中國語境、都市文化與審美生態等角度，推動了文化研究在對象上的具體化與在學理上的深入。在古典文學研究中，孫遜、潘建國等從中國古代小說與城市文化、近代小說與晚清上海書局等獨特角度入手，發表了《中國古代小說中的“雙城”意象及其文化蘊涵》（《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6期）、《中國古代小說中的“東京故事”》（《文學評論》2004年第4期）、《清末上海地區的書局與晚清小說》（《文學遺產》2004年第2期）等論文，在城市生活背景與文化語境中闡釋中國古典小說，為中國古典小說與文學的研究開拓了一個全新的學術空間。

三是以文學為學科背景的都市文化研究具有明顯的前沿學科與交叉學科性質。就前沿性而言，如有學者指出：“都市文化研究具有前沿性，是因為它所面對的各種都市文化經驗與問題幾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許多新問題都是傳統人文社會科學沒有遇到的；有些問題盡管在表面上看與過去的一些歷史現象相似，但由于時代背景和社會基礎結構的巨大變革，這些問題在性質、程度和范圍等方面早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異，這也是在學科建設上之所以要提出‘都市文化學’的根本原因之所在。”[6] 將都市文化研究界定為“一門世界性的前沿學科”，是對中國都市文化研究在學科歸屬上的首次界定，對于其學科建設與發展具有重要的導向意義。就交叉性而言，以文學研究為學術背景，廣泛借鑒與吸收相關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是中國當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如發表于《學術月刊》2005年第8期的《江南都市文化歷史源流及現代闡釋論綱》，一方面，它不同于對江南文化傳統的文史研究范式，突出了闡釋歷史經驗中的現代性價值，目的是“從城市化進程這個在當代具有全球意義的時代背景出發，通過發掘與探索中國都市文化傳統及其精神遺產的現代性價值，從而為21世紀的中國新文化建設提供一種本土性的理性思想資源”。另一方面，不同于當下一般的大眾文化、審美文化那種宏大研究范式，而是在具體的研究對象上選擇了江南都市文化——這個“以中國民族為生產主體、在本土歷史文化背景中創造出來的都市文化模式”，主旨在于“還原與建構出一種真正屬于中國民族的都市文化的特殊形態與深層結構原理”。[7] 這不僅表現出都市文化研究鮮明的學科交叉性質，同時也在努力探索中國都市文化走向學科獨立的經驗基礎與理論方法。

總之，與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隸屬于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等不同，中國都市文化研究的學術淵源正在當代中國文學學科的理論建設與學術發展之中。在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以改革開放為主題的現代化運動中，中國文學研究的“文化學轉向”及其成果構成了中國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發生形態；而晚近十年開始的以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為社會發展目標的中國城市化進程，則為中國文學研究從文化研究轉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質條件與學理契機。從文學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都市文化研究的學術轉型，其現實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那樣：“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8] （P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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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社區，消解，存在，認同感

 

海德格爾看來，存在是使存在者顯示其為存在者的本源性東西，因而與一切存在者相比存在具有優先地位。哲學對存在的研究不是去追問存在是什么，而是追問存在者的存在的意義。社區作為一種現實的存在之物，我們所要追問的是社區在當今存在的意義，它究竟是一種積極的存在，還是如眾多批判者所言，是一種沒有價值的即將消解的存在？答案是無須質疑的，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都證明：社區是一種散發著活力的合理性存在。本文將從社區消失論和發現論兩大理論談起，分析社區在當今被“再發現”的契機。

一、社區概念的發展

“社區”一詞，淵源久遠。“社區”這個概念最早源于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出版于1887年的“Gemeinschaftund Gesellschaft”一書。該書后來由美國學者查爾斯·羅密斯翻譯成英文，書名為“Community and Society”（《共同體與社會》）。中文的“社區”一詞是在30年代由英文“Community”轉譯而來。滕尼斯在書中以正在經歷工業化和城市化轉變的德國為背景，論述了從傳統鄉村社會轉向現代城市社會引起的社會關系的變化，構建了“社區”和“社會”這兩個社會學概念。在他看來，社區是由自然意志形成的，以熟悉、同情、信任、相互依賴和社會粘著為特征的社會共同體組織；而社會則是由理性意志形成的，以陌生、反感、不信任、獨立和社會連接為特征的社會結合體組織。滕尼斯把社區看成是傳統鄉村地域的代表，而把社會當作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產物。

社區概念提出之初并沒有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直到一戰之后，資本主義發展的物質化導致了人們社會關系的疏遠和淡漠，這時人們才開始關注滕尼斯所提的“社區”概念。由此開始社區一詞在社會科學的許多領域得以廣泛應用，其涵義也發生了許多變化。滕尼斯眼中的社區突出的是一種共同體的特質，并不強調地域特征。之后社區概念在增加了區位含義之后成為專門的地域性社會研究工具。由于社區本身的復雜性、多樣性和動態性，加上不同學者在研究視角和方法論上的差異，迄今尚難找到一個普遍認同的社區定義，有學者粗略統計對其定義就有140多種。美國學者桑德斯曾據學科之間存在的差異將對國外社區概念的理解分為四種類型：①定性的理解，把社區視為一個居住地方。②人類生態學的理解，把社區視為一個空間單位。③人類學的理解，把社區視為一種生活方式。④社會學的理解，把社區視為一種社會互動(桑德斯，1982年)[1]。簡單而言，社區就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中的人們所組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無論其定義怎樣變化，在現代社區的基本要素至少應包括地域、人群、社會關系、認同感。

社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為社會的縮影，因此社會整體背景的變遷必然會對社區及其運行產生各種影響。論文寫作，認同感。19世紀以來，西方學者著重就城市化對城市社區的影響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并形成了兩種不同的觀點：社區消失論和社區發現論。論文寫作，認同感。

二、社區消失論[2][3]

這種社區消失論的理論淵源可以追溯到滕尼斯、迪爾凱姆、齊美爾和韋伯等古典社會學者對19世紀產業革命和城市化的社會意義的研究。其基本觀點是：在前工業社會，普遍存在小規模的、相互熟識的、同質性較強的人群，由于他們的思想和行為趨于一致，容易認同某種價值觀和行為規范。而城市居民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新的經濟和社會組織形態的影響，促使了人們生活方式、價值觀和抱負的差異，社會認同感將削弱，其結果是使社區的存在失去應有的基礎。在他們看來人與人之間那種較為密切的、充滿道德和情感色彩的社會關系是社區概念的核心。

可以說，從社會學開始關注現代城市社區起，貫穿其間的一個主調就是認為社區作為地域性人類生活共同體將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和終結。許多社會學的城市社區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指出了這一點。如芝加哥學派(帕克)認為，除了某些種族聚居區，居民與地方的聯系變得越來越松弛，他們雖住在同一地方，卻互不相干，甚至互不相識。美國社會學家斯騰指出，隨著一體化的大眾社會的到來，作為地域性共同體的社區變得難以界定，不同區域居民的價值觀、規范、行為的差異已減少到相當程度。而英國社會學家馬丁·阿爾布勞更是指出，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必然結果，是使地域性不再具有任何明確無誤的重要意義。在全球時代，共同體是沒有地方性的中心的，已經和地點脫鉤。人們不應該在增強已經喪失的社區感上做文章，因為，他們并不能阻止社區的喪失。

總之，在這些持相似觀點的學者看來，在現代城市社會中，社區作為一個地域在居民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已消失；同時，維持社會團結和公共道德的傳統機制也失去了社會的政治意義。

三、社區發現論[2][4]

60年代以來，對沃斯理論的批判性評價已成為許多研究的共同傾向。這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劉易斯、甘斯、費謝爾、斯塔塞等。如果說，認為社區必將走向衰敗確實是自社會學研究開始關注城市社會生活以來的主調的話，那么，同樣確實的是，這一主調一直都伴隨著對它提出挑戰和質疑的聲音。論文寫作，認同感。

劉易斯提出，許多居住于大城市的人仍保留著自己的小圈子，在這些圈子內人與人之間仍保留著親密的關系；圈外的陌生人對他們的生活及行為方式等并沒什么影響，如“小意大利”、“唐人街”等。英國學者霍加特通過對利茲市一個工人聚居區的實證調查研究，從居民的地域同一性、社會同一性、社區居住的連續性三個方面論證說明了現代都市中類似于傳統鄰里社區的存在。

古斯菲爾德認為在現代都市社會中，社會聯系的地域性限制雖然較以往要少得多，但是，社區這種地域姓的共同體依然是人們生活中存在的許多重要的共同體中的一個。甘斯等人也通過一系列個案研究發現，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城市中都存在著具有內聚性和認同感的“都市村莊”。更近的則如帕喬恩，他通過對英國格拉斯哥市760個被訪對象的調查研究，斷定了城市中有意義的、有相對明確的地域界限的、有凝聚力的鄰里社區的繼續存在。

大量證據表明城市化引起的社會變遷并沒有導致城市社區的衰敗或消失，它的現實存在是無須置疑的。“社區”在歷史上經歷了一個從“消解”到“再發現”的過程。如果說20世紀的人類，是從“社區”邁向“社會”即社區社會化發展趨勢的話，那么21世紀的人類則是從“社會”回到“社區”即社會社區化發展的趨勢。

四、社區在我國的發展機遇[3][5][6]

從這兩大觀點的爭議中；一方面，可以看到在現代社會中社區是一種夾縫中的存在。社區作為一種地域性生活共同體，社會一體化和生活個體化的雙重趨勢都在極大地擠壓著它；另一方面，我們也明確到社區的現實存在是無需質疑的，是順應時代潮流的。在我國，經濟轉軌與社會轉型的大趨勢，給社區的發展帶來了機遇，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經濟轉軌帶來的利益關系的調整和傳統“單位體制”的解體使社區建設成為社會穩定和發展的必然選擇。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城市中的單位社會逐漸萎縮，“單位辦社會”模式漸漸被“社會辦社會”模式所取代。我國城市社會的社會支撐體系的支撐點也由“單位”落實到“社區”。這些變化促進了社區的發展，以人們的生活和居住空間為核心的社區逐漸上升為社會結構的基本單位。

第二，隨著土地使用權進入流通領域和住房的商品化改革，我國城市社區的住房私有化比率越來越高，居住于同一住宅區的居民的“社會同一性”也將越來越高。當居民自己擁有住房以后，一般會與居住地保持較為長久、穩定的聯系。研究表明，房屋的擁有者要比租房者對所在的社區有更高的認同感和滿意度。論文寫作，認同感。居住在同一社區人們也必然會有一些實實在在的共同利益，這種利害一致性將導致他們采取共同一致的行動來維護自身的利益。而正是基于這種認同感、凝聚力，這種共同的社區意識，才能逐步地發展形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社區共同體。

第三，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經濟類型的多元化，農村勞動力被釋放出來涌入城市，形成大規模的城市流動人口。而且城市化速度明顯加快，大規模的城市舊區改造、新區建設等導致了城市社會公共事務劇增。這給城市管理帶來了新的挑戰，而社區作為城市“權利下沉”的載體而得以發展。論文寫作，認同感。無論對本地人還是對外來打工者，社區都是人們較為穩定的生活、棲居的地方，成為人們聯系最多的場所，社區在客觀上就具備了作為城市管理主體的條件。這樣，城市管理客觀上要求“權利下沉”，而社區又可以作為“權利下沉”的載體而得以發展。

第四，社會轉型背景下，人們生活方式和文化觀念的多元化，多元化經濟使人們的文化需求也多樣化了，滿足文化需求成為都市發展中的一大問題，這就要求社區為他們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通過繁榮社區文化，讓社區文化成為最具代表性的健康的主流文化來影響人們，填補他們在轉型背景下的文化失落感。另一方面，城鎮小康型生活方式的來臨，使居民對于居住環境和社會服務有了更高的期待。人們的社會需求從單一的生存需求向休閑、娛樂、康復等綜合需求發展，從低層次向低、中、高多層次發展，社會服務的對象則由特殊群體向全體居民發展。這些都為社區建設，尤其是社區文化建設帶來了發展的契機。論文寫作，認同感。

綜上，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都證明了：社區在當今是一種合理性的存在，它是適應時代要求而生的。由于社區是從國外引進來的概念，所以伴隨而來的將是一個本土化的過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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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鵬翔.對社會轉型背景下社區建設理論與實踐的思考[J]. 重慶工學院學報，2001，15,(3).

篇(4)

同一時期,中國的社會學家也關注城市社會問題,并開展了一系列調查研究,如滬江大學對廣東鳳凰村和沈家行的調查,李景漢對北京人力車夫生活費的調查。調查成果有影響力的如李景漢的《北平郊外至鄉村調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費之分析》、楊西孟的《北平生活費指數》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個研究》、林頌和的《塘沽工人調查》、施裕壽等人的《山東中興煤礦工人調查》等。上述調查大多是針對某一個城市進行的,但也有學者對多個城市進行調查,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嚴景耀指導學生采用人類學實地調查方法對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個城市進行犯罪調查并寫成《中國監獄問題》等專著。總的看來,這一時期的社會調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在目的上側重于社會改良的現實性目標,而忽視了以社會結構為考量的學術型目標;在方法上過于注重經驗型的社會事實,而忽視了理論的指導作用和理論建構;在內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體或某一方面的調查,而忽視了城市綜合性社會問題的研究。

在“觀點”和“方法”的提出及學科建設方面,一些社會學家在城市社會學的知識體系和研究方法建構方面進行了嘗試,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當屬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和邱致中的《都市社會學原理》。這是兩部系統性較強的城市社會學著作①,對中國城市社會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吳景超先后獲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學士、芝加哥大學碩士和博士學位,1925年至1928年期間在芝加哥大學研究社會學,隨派克等學者從事都市社會學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學派”的真傳。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唐人街:共生與同化》,從中國人移民美國的歷史講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會結構、文化沖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時對唐人街的生活組織、幫會、通婚、同化、邊際人等進行了深刻而細致的分析。吳景超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研究都市社會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論文正是他作為“中國現代都市社會學研究開創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吳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其間出版《都市社會學》。

該書是中國最早的都市社會學研究著作。全書共計四章84頁,篇幅雖小,但內容充實。首先,深刻地探討了兩個關系,一是都市與附庸的關系,都市離不開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構成了都市區域,都市區域是研究都市經濟的基本單位。都市繁榮的標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饒程度及工業化水平。都市與附庸的關系不是看兩者的遠近,而是看兩者之間的交通,交通是溝通都市與附庸的“唯一妙法”。吳景超還對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覺觀念”進行了論述,他指出,“都市居民應該有一種自覺的都市觀念,時時刻刻去研究如何發展他們的都市,如何保有他們的附庸,如何發展他們的商業勢力到別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間是互助與競爭的關系,從互助關系看,都市之間應常通有無、貨物流通,這樣才能達成“共贏”。從競爭關系看,都市間存在貿易競爭,這種競爭是國際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見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長、人口質量及城市化問題。吳景超認為,都市人口增長的方法有三種:人口的自然增長、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擴充市區(把附近市鎮和鄉村劃歸都市)。可以說,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研究滲透著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認為,中國有大約75%的

農業人口,農業生產方式落后,生產率極其低下,最經濟的辦法就是發展工業,“發展中國實業,創造中國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憐的農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閑的人,到都市中去尋生活,乃是救濟中國人口過剩問題的一個好辦法”[8]。中國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勢所趨。第三,提出了都市問題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態產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當的對策。尋找都市病態原因的方法是實地調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實”作根據,然后才可以談都市改良,談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區域的環境不同,人們的行為也不盡相同,產生的社會問題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問題一個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圖”,把社會問題的分布情況標注在地圖上,然后再根據地圖開展實地調查。①研究都市問題的另一個工具是都市區域發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學派在都市研究中綜合統計法、個案法、自傳法,以此彌補各種方法存在的缺點。最后,強調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認為,都市社會約束人類的力量還比不上鄉村社會,這是社會學要關注的問題,因為社會學的中心問題便是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鄉村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人們交往緊密,每個人的行為都受鄉村“輿論”的監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約束人們行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會是一個陌生社會,人們互不相識,“輿論”的約束力較小,個人行為的自由度較大,沒有完備的約束手段。除了“輿論的制裁”之外,人們的行為還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會較之鄉村社會,以道德律令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顯薄弱許多。因而既要重視道德、宗教、輿論、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視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應該說,吳景超在《都市社會學》中提出的觀點、思想和方法是對現代文明都市發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國社會學發展史上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不僅具有較強的學術意義,更具有重大的社會現實價值,在當前中國的城鎮化和城鄉發展一體化的現實背景中,其意義更加凸顯。與吳景超作為知名社會學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雖然獲得過社會學博士學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規劃專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從暨南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期間也在上海江南學院講授“都市社會學”課程,因資料匱乏,故自制講義,先作《實用都市社會學》,后著《都市社會學原理》。1934年,兩本著作相繼出版。《實用都市社會學》共15講,詳細論述了都市的形成、意義、公共建筑、工業區域、商業區域、住宅區域、市政交通、衛生、金融機構、文化、人口、政治組織、行政、政黨、職業團體、流蕩與寄生階層等。該書僅僅是對都市構成要件的分類概述,在應用社會學視角方面卻有所欠缺。《都市社會學原理》恰好對此進行了彌補。

《都市社會學原理》共10章,首先對城市社會學的學科發展、學科定位、研究范圍及研究方法進行了論述。作者認為,都市社會學是闡明都市社會的組織,并科學地論究它的發生、發展、變化和消滅,而理論地探尋其構成及進化的內在的必然關系的科學。都市社會學研究對象,不僅僅是都市的物理形態,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態條件下的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廣義的都市社會學可以分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會歷史學、都市社會構造學、都市社會政策學。而狹義的都市社會學僅指都市社會構造學,范圍包括都市社會經濟構造、社會構造、政治構造、文化構造。都市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學的方法和倫理的方法,哲學的方法主要是不帶成見地觀察事物、收集資料、觀察事物之間的關系,倫理的方法則是對所收集的資料進行準確而非謬誤的解釋并作出推論。

其次論述了都市社會的起源、分類、進化、環境、構造、人口、政策、發展趨勢等內容。其中論述最為深刻的當屬都市社會與農村社會的關系。邱致中先生認為,都市社會存在于社會整體之中,都市社會是從農村社會發展而來的,其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地和農村社會相互影響。在不同歷史階段,都市社會與農村社會之間的關系是不一樣的,在物物交換的時代,都市社會附屬于農村社會,都市內部還帶著農村的性質;在以貨幣為媒介的社會中,兩者的關系從交換形式上,是相互關聯、相互依存的,從交換的性質上看,又是相互對立的。從人口變化來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經濟的發展而增多,農業的落后使農村人口減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會吸收農村人口,不僅從數量上吸收,還從質量上吸收,一切農村里的優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離開落后的農村,集中到進步的都市去。再從政治文化看,資本主義一切政治與文化,都支配著整個農村社會。現代農村與都市之間交互影響,或者說是一個矛盾的循環,農村社會的經濟沒落與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會的經濟繁榮和文化興盛,這是矛盾的一面;農村社會的經濟沒落與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會的經濟恐慌和文化畸形,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對于都市社會問題,主要有人口問題、勞動問題、婦女問題、兒童問題、妓問題、犯罪問題、衛生問題等。這些社會問題是由社會內部矛盾所產生的,有著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決都市社會問題就要找出并改革蘊藏在社會內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還從四個方面討論了都市社會學史等,即美國芝加哥學派城市研究的產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內容;都市社會學的雛形及其發展;都市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情況;都市社會學發展現狀。

總的來講,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呈現了一些很有見地的新觀點和較為科學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會學原理》則在學科發展史、研究對象、理論、方法、發展趨勢等方面有所建樹。邱致中的《都市社會學原理》晚于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以下簡稱“吳文”)5年出版,期間并未出現中國學者撰寫的城市社會學著作。因而邱致中編寫《都市社會學原理》的時候,參考資料極為匱乏,必然會對吳過深入的研讀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會學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結合孫本文對吳文的評價,進一步闡述了其貢獻和不足。在貢獻方面,主要表現為兩點:一是注重社會學的觀點,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吳氏僅僅介紹了都市研究的大體內容(都市的經濟、人口、區域和控制),以及中國的都市研究,并沒有在學科意義上探討都市社會學之所以成為學的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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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在對沈從文進行深入的闡釋與研究中，他筆下的“湘西”世界無疑是人們最為關注的重心。與整個沈從文研究的發展相應，人們對“湘西”世界的認識與理解也呈現出一個不斷深入與豐富，多元與復雜的狀態。

沈從文研究從其創作伊始到21世紀的今天，可謂幾經曲折變化。時至今日，沈從文研究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日漸成為了一門顯學。沈從文研究呈現出日漸完備成熟，多元豐富，不斷推進的良性狀態……

而在對沈從文進行深入的闡釋與研究中，他筆下的“湘西”世界無疑是人們最為關注的重心。具體而言，對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的認識呈現出幾種這樣的態勢。建國前，人們多注重肯定其湘西世界所特有的樸質自然、和諧優美的人生情趣與牧歌風味。同時，也注意到湘西世界所具有的意義和價值。建國后到新時期，其湘西世界與沈從文整個創作一塊歸于另類而湮沒無聞。新時期以來，隨著沈從文熱的悄然而起，人們對“湘西”的認識與理解、闡釋與發掘則呈現出多元豐富，不斷深入的狀態。首先，是沈從文創作中“湘西”與都市相對而在的意義與價值的發現。凌宇的《從邊城走向世界》作為國內第一部對沈從文創作進行系統研究的專著，就將湘西作為與“沉落的都市”而對立存在的“生命多方的鄉村世界”進行了具體的分析，對沈從文創作的總體框架和基本特點做了整體性的把握，并充分認識到了“湘西”世界構成的復雜性與豐富性。他認為，那里不僅“躍動著的原始生命活力”，而且呈現了“與世沉浮的鄉村靈魂”；不僅悲憫著“巨壓下的性格變異”的苦難，而且也在積極地“向生命的神性凝目”。同時，凌宇還從廣闊的文化背景與生存視閾中，對湘西世界中所獨有的苗族文化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特殊語境中所具有的意義與價值進行了發掘與精辟的分析。與對沈從文文學創作中“湘西世界”的生活構成進行分析不同，文學評論.1986年第6期中趙園的《沈從文構筑的“湘西世界”》不僅將“湘西世界”予以特別抽取，將其視為一種文學現象，而且對其“湘西世界”所具有的獨特的文化意義與審美價值進行了較為系統的分析。認為“湘西世界”呈現出三個層面的意義與價值：一是“展示著健全的生命形態的湘西”，二是“體現著文化批判傾向的湘西”，三是“包含著重建民族的愿望的湘西”。論述有著獨特的價值理念與較為完整的層次體系，但這只是對其可能價值的一種靜態分析與共時性審視，對其可能的負面因子與其演變的具體進程缺乏應有的把握。隨后，對沈從文筆下湘西世界的“優美、健康、自然，不悖乎人性的生命形式”進行論述的文章不計其數，或說其中的人性人情之美，或說其中的風俗民情之美，或敘述其中的自然風光之美，但從其所達到的深度與所涉及的層面來看，都無法超越上述兩者所進行的建構。與對沈從文進行整體的共時態把握不同，王曉明把沈從文文體的變化與其創作心態進行了一種歷時性把握，認為文體的變化源自創作主體心態的變化。與之相應，“湘西世界”也呈現出一種變化的狀態。并認為以1935年為界，前期以散文筆調歌詠純樸的湘西風情，后期牧歌情調則被現實陰影所代替。文章極富新意，但卻并未將湘西世界作為考察的重心，雖然提到，但湘西世界只是文體的輔證而已，難于游離其應有的主旨作縱深的分析。

1990年代以來，人們對“湘西世界”的關注在前一時期研究的整體框架內不斷填充和豐富。具體來看，有四種不同的走向：一是從主體的創作心理出發去分析湘西在沈從文創作中所具有的意義與價值。楊洪承在《民族品格的重造與審美品格的追求——論沈從文的小說創作》中指出，湘西世界是沈從文以“被動式、逆向型思維方式”對自然人性的愛，同時也是以“防御性心理機制”表達了他對現代都市扭曲人性的憎。羅成琰也認為沈從文的湘西世界實際上是其對抗都市而建立的一個平衡自卑心理的世界，在將自己作為“鄉下人”的心理劣勢轉化為一種精神道德與文化心理的優勢。二是從文學史意義上去認識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對中國形象塑造所具有的意義。 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劉洪濤的論文《〈邊城〉：牧歌與中國形象》。在該文中，劉洪濤認為，沈從文的湘西世界，不僅鞏固和深化中國現代鄉土小說的抒情模式，而且繼魯迅的《阿Q正傳》后，重新塑造了中國形象。三是從民俗學與文化人類學出發，去分析與認識湘西世界的獨特性所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劉洪濤的《沈從文小說新論》，劉洪濤在著作中認為，沈從文對自我苗族族屬的公開，是民族身份的自我認同，是在借助苗族資源。但后來，這種民族身份意識逐漸被國家認同感所取消。向成國的《追尋歷史與回歸自然》（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則對沈從文與湘西社會與文化的種種關系進行較為全面的考察。周仁政的《巫覡人文——沈從文與巫楚文化》，則從文化人類學出發，探討了湘西巫楚文化與沈從文文學視野中的“自然”、“神”、“人”的關系。四是從其散文創作來看其筆下的湘西世界。對于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早在1930年代，劉西渭就曾論述其小說中的湘西世界與散文《湘西》、《湘行散記》中的湘西的不同形態與景觀，認為作者在此處“人在里面活著，他不隱瞞，好壞全有份，湘西像一個人”，其創作動機在于“透破鄉土的囿見，促成民主的精神的團結”。

新時期以來，于永祥《一軸色彩斑駁的湘西歷史生活畫卷——萍沈從文描寫湘西社會生活散文的思想傾向》（《湘潭大學學報》1982年第1期），王繼志《論沈從文的〈湘行散記〉和〈湘西〉》（《南京大學學報》，1982年第3期）都是較早力圖從新的視角與思維方式對沈從文散文中的湘西世界進行認識和把握。但卻很少講散文中的湘西與小說中的湘西進行相應的比較，更沒有對兩者之間的區別所呈現的復雜原因進行應有的分析。

可以說，湘西不僅是沈從文生命的起點，而且是其文化精神與審美心理構成的源頭；不僅是其文學世界得以建構的依托，而且是其自然人性賴以建基的根本；不僅是其文學創作意義與價值得以生發的根本場域，而且是重塑中國社會與民族根性的希望與可能，對其進行深入的認識與把握，不僅是理解沈從文文學世界與藝術創作的重要內容與根本契機，而且是了解整個現代文學發展的復雜多元與豐富多樣的重要組成。但綜觀近六十年的沈從文研究，人們雖多關注沈從文筆下湘西世界的特殊性與豐富性，但人們很少將沈從文筆下湘西世界放置于作家創作的整個流變中進行具體把握，也很少對其不同時期的具體形態進行應有的甄別；不僅沒有對湘西世界的生成情境進行細致的分析，也對湘西世界在主體生存境遇中所具有的意義與價值缺乏相應的闡釋；不僅對湘西世界的凸顯、消隱與解構缺少深入的理解，也對湘西世界中所出現的矛盾與沖突，復雜與多元的內在根由缺少實質性的認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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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潛移默化的學術訓練

我是四川師范大學中文系1978屆的本科生，1983屆的古典文學與文獻整理專業碩士生。當時我們碩士研究生指導小組以湯炳正和屈守元領銜的6位教授都是國內名師，每屆研究生畢業都請北京的王利器先生和南京大學的汴孝教授等著名學者主持答辯，還給我們作專題報告，這對開闊我們的視野和胸襟都很重要。

1986年，我考取了中國社本文由收集整理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首屆明清小說專業的博士生，1989年底畢業并去了中國藝術研究院工作。我覺得自己在法國能夠繼續懷有濃厚的興趣在人文學科的諸多領域深入學習，與我先前在國內的讀博與工作經歷有著直接的關聯，所以想先談一下這段經歷。

我在國內讀博期間受到2個重要影響，一是來自我的導師陳毓羆教授，二是來自我的不同專業的博士生同學。

陳毓羆教授20世紀50年代初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既后考取留蘇研究生，在莫斯科大學學習4年，師從蘇聯著名文藝理論權威專家，畢業歸國后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工作，以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特別是《紅樓夢》著稱。陳教授在國內外所接受的學術訓練使他在研究方面顯示出與同行不一樣的開闊視野，對我不乏潛移默化的影響。

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組建研究生院，剛開始只招收碩士研究生，1983年開始招收博士生，專業覆蓋文史哲、經濟學、法學、語言學、民族學等各個領域。記得我就讀的1986屆所接觸的上下3屆各學科各領域的博士生導師都是國內各學科的一流學者，可以舉出一長串在社會學科領域為人熟知的名字。那時社科院研究生院學生不多，可以一同在食堂飯桌上吃飯，這也正是不同學科的同學交流的最好機會。這種交流使我的視野和關注已不局限于自己的古典小說專業，對社會學科領域的不同專業都有了一些了解和興趣。

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工作也是一段影響我日后在法國對藝術產生興趣的重要經歷。當時中國藝術研究院位于北京柳蔭街恭王府內，是中國藝術門類的最高殿堂，在戲曲、美術、音樂、文藝理論、話劇、電影、曲藝等學科都匯集了各領域的的著名老學者與中青年佼佼者。我在那兒工作的時間雖僅4年（工作關系保留至1997年），但也頗有收獲。在工作及與同事的交往中，我受到了藝術學科與文化的濡染和影響，其間，我曾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做訪問學者。

負笈海外：

漫長而艱辛的求索之路

1994年初我接受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的邀請去了巴黎，在東方研究小組參與完成1項包括中國古典小說在內的東方研究計劃。從北京到巴黎，我經歷了一個新的轉折。

在巴黎工作期間，我與法國漢學家多有接觸，法國豐富的文化藝術也吸引著我，因此工作結束之后我決定留在巴黎繼續學點東西。我先是在巴黎第七大學東亞系讀東亞文明研究博士生，到第三年時，我決定轉而從頭學一些中國需要的西方學科，將來歸國才能發揮作用。那時正值我丈夫要去法國東部名城斯特拉斯堡工作，因此我也去了斯特拉斯堡繼續修讀。

斯特拉斯堡第二大學馬克·布洛克大學（2008年與該市另2所大學合并為斯特拉斯堡大學）以人文學科馳名，上世紀30年代以來一直是法國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重鎮。進入該大學以后，我先是集中修讀了藝術史、社會學、人類學等專業的碩士課程。學習中我的興趣與目的都集中在對將來歸國服務有用的領域，如在藝術史專業中我側重博物館學、考古學以及西方現代繪畫流派；在社會學專業中，我注重都市社會學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問題，并撰寫了學位論文《中國民本思想之根源及其在中國現代社會的影響》，用社會學理論和觀點梳理中國從古到今的民本思想傳統；人類學專業使我的目光投向了非洲大陸、中南美洲以及太平洋諸島的原始民族，我注重了解原始藝術、原始宗教與原始民族的社會組織形式。通過對這幾門學科碩士課程的修讀，我感覺自己一方面學到了西方現代人文學科領域的一些專業知識，同時也對西方社會與西方文化有了真正的接觸和更深刻的了解。

進入21世紀，我在法國感覺到世界在飛躍發展，中國也在飛躍。我因此想更進一步從全球范圍來探索人類歷史以及人類文明的演進歷程，同時我也獲悉國內一些大學正在開設或準備開設人類學專業，于是，我決定去巴黎第十大學的博士學院修讀人類學博士學位。

巴黎第十大學博士學院集中了法國在考古學、民族學和人類學領域的諸多著名學者。我師從人類學教授b.貝桂菊（b.baptandier）夫人，她同時也是漢學家。選博士論文研究專題時，正值法國著名漢學家a.列維（andré lévi）翻譯的《聊齋志異》法文版全集出版，《聊齋志異》是在西方國家廣受歡迎的中國文言優秀傳統小說。

20世紀90年代的法國文學人類學研究興起，一些古典名著被應用于人類學研究。因此我決定用人類學的視野和觀點去嘗試對中國文言小說的研究，以《聊齋志異》為突破口。但在論文資料的搜集與撰寫中，我深感在專業素養的學術訓練中，自已還需要了解更多的人類學理論和觀點，因此博士第三年我轉學到斯特拉斯堡馬克·布洛克大學人類學系d.莫納爾（d.monoris）教授門下繼續做我的博士論文《聊齋志異人類學研究——中國17世紀》。

論文的撰寫非常艱苦，d.莫納爾教授從論點到資料的使用都給予我悉心指導。最后我的論文答辯獲得博士論文優秀等級，并于2009年由法國博士文庫出版。

感悟中西方人文學科的差異

既后，我又用半年時間在工作之余修讀了宗教學課程，我感覺要了解西方文化，根源是西方宗教。

在上述專業的研讀與論文寫作中，我對中國人文學科和法國人文學科有一些個人感悟。法國的人文學科在歐洲國家具有代表性，法國在大革命前是貴族分封社會，與中國周朝的分封制度類似。但法國的傳統社會是政教合一，它的傳統文化就是宗教文化。法國在大革命后的200多年間，發展民主共和制度，同時也是科技發展與工業化、都市化時代，這個社會變革是巨大的，對人類生活與心靈的沖擊也是巨大的。面對與宗教文化傳統相背離的新制度、新時代所出現的新的社會問題需要解決，因此西方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出現了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以及考古學等新型人文學科，每一門學科又有不同的學派，大家都在面對新時代新問題探索尋找解決的辦法，所以不同的學科與學派才如此活躍。

要真正認識中國與西方社會的區別，需要抓住西方是宗教文化傳統，中國是儒家世俗文化傳統這個關鍵的分野。西方的現代人文學科都是從宗教文化傳統面對現代社會發展，直至產生現代化生發出來的。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世俗的儒家文化，以仁治與民本為核心價值，因此能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現代社會變革與現代科技并不產生于中國社會的內部，而是來自西方的影響，現代人文學科也是傳自西方。我認為，一個有志于服務祖國的學習人文學科的海外留學生，既要學習如何運用西方現代人文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來觀照中國的現代社會，同時也要注意中國文化傳統自身的特點。

對西方社會的認識不能僅僅停留在書本和都市社會，要真正了解西方國家，還應該了解地域文化與鄉村社會。我曾經有2個假期在法國各地鄉村漫游，這對于了解法國的區域社會與鄉村經濟大有好處。因為專業的原因，我在法國比較注意接觸和了解社會的各個方面，包括不同政黨所代表的社會階層利益及政黨之間的博弈。我感覺不同派別除了所代表的利益階層不同以外，總體上也都強調公民義務。民主社會除了個人自由、個人權力，公民隨時都準備承擔對國家的義務。深層的文化是建構民族精神的東西，在法國就是宗教與現代社會的民主制度。今天法國傳統的宗教文化與民主并不互相排斥，它們在法國人的生活中相輔相成。

篇(7)

    論文摘要:近年來以婚戀為題材的都市情感劇很受觀眾歡迎,比如《金婚》、《雙面膠》、《蝸居》、《王貴和安娜》、《婚姻保衛戰》。這些電視劇在取得了驕人收視率的同時,還引起了社會話題的熱議。隨著媒介重心的轉移和視覺文化的強勢崛起,中國電視劇逐漸擺脫了對小說等文學作品的依附,獲得了強勢話語權和獨立主體的地位,成為當今最廣泛和重要的敘事藝術之一,其社會文化地位已是今非昔比,日益顯示出其強大的生命力和藝術感染力,成為時下最具影響力,負載社會文化意義最多的藝術樣態。而情感劇熱播的背后,恰恰折射出的是現代中國人婚姻城堡里種種不可言說的問題,記錄的是中國人婚姻倫理文化變遷的無奈與希冀。

    都市情感劇的概念

    都市情感劇,指的是以現代人的戀愛和婚姻經歷為主要內容,表現和挖掘在社會變革中人們的情感迷茫和困惑的電視劇。它反映的主要是社會人倫關系的重要內容——夫妻關系以及親子關系,因此從題材上講,應當說是包含了部分家庭倫理劇以及言情劇。近年來,隨著表現內容的豐富、表現手法的多樣和劇集數量的不斷增多,這類劇越來越受到關注,并逐漸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它們以現代都市人的情感糾葛、婚戀故事為主題,對當前社會上存在的家庭倫理、社會道德等問題進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討,并做出不同的道德和價值判斷,從而折射出現代人以戀愛觀和婚姻觀為核心的感情觀和價值觀的變遷。這些電視劇不同于青春偶像派的言情劇,走的是以理言情的路子,在關注現代人情感需求的同時,努力挖掘情感與責任、婚姻與道德等情感所具有的社會內涵;同時,由于所涉及的內容與倫理關系和傳統的家庭倫理劇相比要相對簡單一些,倫理教化色彩也并不十分濃厚,而代之以親和力和感染力,這也成為它能夠同時吸引從青年到中年甚至老年等不同年齡層觀眾的原因。

    當下我國都市情感劇發展所處的社會環境

    馬爾庫塞在《審美之維》一書中指出:“藝術的使命就是讓人們去感受一個世界。”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國社會工業化步伐的加快,上海、北京、廣州等大城市相繼發展為現代意義上的大都市,成為中國人通向外來文明的窗口,同時由于工業化的逐步深化和商業的發展,也帶動了國內其他中小城市的崛起,市民階層逐漸形成并發展壯大,都市商業文明開始迅速興起。都市已經成為現代人生活的重要所在,都市文化已經成為我國現代文化的重要陣地。新生的電視劇藝術也敏感地體察到了這個新興世界的脈搏,感應到了這個新興階層的需求,一大批反映改革大潮中城市和市民生活變遷的電視劇迅速涌入人們的視野。同時,對于文學和藝術來說,都市的形成不僅以都市的經濟發展為標志,更重要的是,新一代的都市人出現了。這是一個伴隨著現代化交通、通信、印刷和傳媒一起成長起來的高智商的人群。城市人是復雜的,他們的生活充滿了機遇、陷阱、矛盾、選擇、困惑、失落與希望。他們有強烈的自我表現欲,也有在藝術形象中尋找認同的需求。都市文化的土壤隨著市民階層的壯大和物質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而不斷豐厚,人們對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質量要求也越來越高。而情感生活作為現代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反映其情感需求就成為日益迫切的事情。這些都為以都市人婚戀和情感為題材的電視劇的興起和發展提供了契機。

    都市情感劇發展反映出我國當下受眾婚姻倫理觀念的嬗變

    現代文明的迅猛發展在為人類創造豐富的物質條件的同時,也在改變著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第二、第三次科技浪潮,為現代人帶來的絕不只是發達的網絡技術、高效的通信手段和充裕的物質生活,人類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受到的沖擊才更為巨大和深遠。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深化,人們在擁有越來越多物質財富的同時,也深深體會到了精神生活,尤其是情感生活的匱乏。人們需要從藝術中汲取營養,吸取經驗,有時甚至希望從藝術作品中找到解決現實問題的答案。中國社會正在發生著急劇的變化,與之相伴隨,在商業化與世俗化的進程中,人們的情感世界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蕩。社會生活發生的巨大變化,使婚姻和情感的內容、地位以及表達方式都與過去有了很大的區別。我們向來引以為豪的家庭穩固、婚姻穩定,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明白對婚姻家庭的幸福期望值不可太高。神圣的愛情受到挑戰,家庭面臨著從未有過的危機。藝術創作的動力往往來自傳播的需要和社會的呼應。中國人的家庭和婚姻已經成為引起全社會關注的問題,再也無法隔絕于世界之外,被納入現代藝術的視野就成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反映家庭、婚姻問題的電視劇也因此備受關注。這些作品往往不是簡單地去演繹一個“陳世美”或移情別戀的模式,而是深入到倫理、文化的更深層次,表現當代社會在現代觀念與傳統觀念多重制約下的男女兩性性別心理意識及其復雜多樣的情感問題,其中不少都引起了較大的社會反響。比如《蝸居》,以海萍、海藻姐妹倆的情感生活與所需求的生存空間之間的矛盾作為故事主線,內容涉及房價、反腐、外來人員融入城市的艱辛等極具時代特點的話題,把當下民眾所面臨的區別以往時代的困惑一一展現,使觀眾在關注人物命運的同時,也開始審視自己的情感世界和價值取向。在當年獲得了極大的關注,一時成為社會性的話題。

    都市情感劇對當下受眾審美心理的精神撫慰

    電視劇從興起到今天,短短十幾年的時間,就獲得了相當大的發展,除了有社會的土壤、契合大眾的需要外,還與其自身的特點及創作者的努力分不開。“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眾娛樂、大眾消費的呼聲漸漲,在巨大的社會壓力下,人們渴望在疲勞的工作之余,獲得情感的慰藉和精神上的愉悅,大批的言情劇應運而生。”①這類電視劇從興起伊始,就主要以愛情、親情、友情這些人們最熟悉也最渴望的感情為講述對象,表現形式不拘一格,喜劇、悲劇、鬧劇,有的以曲折的故事和引人入勝的情節吸引觀眾,為人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帶來精神上的愉悅和放松;有的則以情感人,滋潤觀眾心靈,成為一劑撫慰心靈創傷的良藥。

    人類的愛情、婚姻生活是藝術表現的永恒題材,美好的愛情、完美的婚姻、幸福的家庭是人人心中的渴望。婚戀題材電視劇兼具言情劇與家庭倫理劇的共同特點,既具有時代感,同時又具備與傳統因素的契合點,對觀眾有一種“圓夢”的吸引力。把敘事的焦點集中到婚姻家庭,也讓它與電視劇本身的家庭收看方式相符合,更能夠拉近與觀眾的距離。同時,由于“該類題材的電視劇與重大社會現實問題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政治敏感度不強,因而也就在創作上贏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間,是電視劇國情化、地域化、敘事化特色最重要的表現領域”②。

    都市情感劇的發展也體現了創作者們的理性思考與人文關懷。近年來,電視人對這一題材進行了深入挖掘,從不同的角度關注中國人的婚姻危機和情感危機,充分表現了他們高度的道德感和社會責任感。在他們的努力下,以都市人情感為題材的電視劇正以其豐富的內容、多元化的創作風格以及直面現實的精神為越來越多的觀眾所接受和喜愛。

    結語

    任何藝術都是對社會現實的反映,電視劇藝術作為一種現代新興的藝術門類,對于當代社會生活更有著最為敏銳的嗅覺,它關注的焦點,往往就是社會的焦點和熱點。處在這一轉折時期的中國影視文化,既是這一特定時期的歷史產物,同時也是這一時期的歷史見證,“一方面,我們可以從這一特定時期的歷史語境來觀察和闡釋這一時期的影視文化,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通過這一時期的影視文化來理解和分析這一特定時期的社會語境”③。我國社會生活和思想觀念發生的巨大變革,使得以婚姻倫理精神為核心的我國婚姻倫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呈現出傳統觀念與現代意識并存的情況。正是這種變遷,使得以表現現代人婚姻情感為核心的婚戀題材電視劇,從創作理念到價值取向都受到很大的影響,綜觀近年來數量龐大的電視劇創作,在內容、題材、主題上對社會生活的強烈關注和貼近,創作視角的平民意識和強烈的現實主義再現風格,成為當下都市情感劇的特征。(本文為2010年度南京藝術學院校級重點課題“都市情感劇研究”的成果之一,課題編號:DGCYYDS10)

    注 釋:

    ①曾慶瑞:《通俗電視劇藝術論——世俗生活的神話》,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