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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多樣性精品(七篇)

時間:2023-11-16 11:00:42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勞動力多樣性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勞動力多樣性

篇(1)

內容摘要:2008年下半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我國許多地區經濟結構的脆弱性,優化產業結構無疑是我國許多地區經濟政策面臨的巨大難題,其中多樣化是一個普遍的做法。然而成功的多樣化政a策須建立在透徹了解區域產業多樣性空間分布的基礎上。本文闡釋了產業多樣性的內涵,分析了多樣化和專門化各自的優劣,并就如何推進產業多樣化給出了建議。

關鍵詞:產業多樣性 產業結構 專門化

問題提出

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席卷了全球經濟,我國許多地區的經濟出現了大的下滑,特別是一些專門化于某類或幾類制造業行業的地區。在危機來臨時,這些地區的企業大批破產,工廠大量閑置,經濟陷入衰退,這些區域經濟的共性是過于依賴某些出口制造業行業。金融危機的爆發充分暴露了我國許多地區經濟結構的脆弱性,然而金融危機是導火索而不是問題的根源。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低勞動力成本的傳統比較優勢,但是近年來我國尤其是部分沿海地區的勞動力成本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目前,我國的勞動力成本與墨西哥的水平十分接近,而其它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成本已經低于我國的水平。調查顯示,印度、巴基斯坦和越南等國的用工成本僅相當于我國沿海地區用工成本的38%。成本尤其是勞動力成本是一些傳統制造業企業選址的重要因素,由于勞動力成本優勢逐漸喪失,我國部分地區發生了產業大量外遷的現象。2006年統計顯示,廣東東莞有1003家外企關閉,比一年前增加了三成,2007年仍呈現上升趨勢。數據表明了東莞正在經歷部分傳統產業的外遷,而新產業卻未能遞補進來的局面。如果這種局面持續下去,我國許多城市將面臨嚴峻考驗,特別是那些專門化于某些制造業行業的城市,產業外遷使得產業結構更加脆弱,甚至使得經濟立即陷入蕭條。

造成這種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產業結構過于單一,從演化經濟學的角度來說,過于單一的經濟將難以自我升級和可持續發展,很可能因為產業外遷或者產業本身的生命周期而陷入衰退和蕭條。應對外遷需要這些地區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一個普遍的做法是推進產業多樣化,從單一的增長動力轉變為多種經濟增長動力。然而目前國內對于產業多樣化的研究十分缺乏,盲目的產業多樣化反而會降低地區經濟的競爭能力。正確的產業多樣化政策必須建立在透徹了解產業多樣性空間分布的基礎上。

產業多樣性的內涵

產業多樣性本質上就是關于經濟成分或經濟構成的一個量,那么研究產業多樣性與經濟表現的關系也就是研究經濟成分與經濟表現的關系。長久以來產業多樣性與經濟表現的關系在經濟研究中被忽略,經濟理論著重關注投入增長和效率改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多樣性與經濟表現的關系近來受到了關注,在以羅默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中,多樣性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多樣性與經濟表現的關系開始受到關注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需要,如何調整經濟結構來實現經濟的快速可持續發展是各地區面臨的重要任務。

產業多樣性通常被用來指代經濟多樣性,但是韋曉宏(2008)認為經濟多樣性主要指經濟成分與經濟利益的多樣性。產業多樣性的概念本身在不斷的深化。在初期,產業多樣性的概念僅僅關注產業種類的多少。產業種類的多少是多樣性的一個方面,產業種類的增加提高了經濟多樣性,然而產業之間的分布對于多樣性也是十分重要的,Parr(1965)把多樣性定義為“區域經濟活動在一定種類的經濟活動間的分布程度”,而Attaran(1987)運用“不同產業間就業的均衡”來度量多樣性。

大部分文獻對產業多樣性的理解基本建立在產業種類的數量和產業分布均衡程度的基礎上,認為產業種類越多,產業分布越均衡,那么產業多樣性越高。然而這種多樣性概念存在缺陷,雖然兩個地區的產業種類數量一樣,而且就業在各產業間的概率分布一樣,但是兩個地區產業多樣性的含義卻可能截然不同。

近年來,產業多樣性概念不斷得到發展。其中一個發展是認為產業多樣性應該考慮不同產業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一個方法是把多樣的產業看作地區的投資組合,投資組合的方差矩陣就能夠反映產業間的部分相互作用,也能夠用來反映產業多樣性。Conroy(1972)提出把投資組合理論應用到區域經濟多樣性和多樣化研究中。依據這個思路,經濟多樣性不是基于行業數量和區域經濟活動的均勻分布,而是通過顯性的經濟關系來定義和度量。

另一個發展是認為產業多樣性應該是多層次的、綜合性的。Attaran(1987)把多樣性分解為部門內多樣性和部門間多樣性,而Koen et al(2007)把多樣性分解為相關多樣性和不相關多樣性。另外Siegel et al(1995)指出,多樣性和多樣化具有許多定義和使用領域,需要區別多樣性和多樣化。名詞多樣性和形容詞多樣的是指:“不雷同、差異和多樣的一種狀態”。而動詞多樣化和名詞多樣化指:“使得事物更加不雷同、有差異的和多樣的過程以及選擇資產降低風險的過程”。

產業專門化與多樣化選擇的爭論

關于區域經濟應該專門化還是多樣化的爭論由來已久,相關的研究十分豐富,然而至今仍然存在巨大爭議。產業專門化的收益在短期內是明顯的,相關研究可以追溯到Marshall (1890)。空間內企業之間的相互聯系可以帶來成本優勢,例如勞動力群體的專業化、供應商的專門化以及生產商的生產專業化都能夠帶來收益。專門化的收益在產業集群政策中得到了體現,在“新經濟地理學”中集群能通過各種途徑帶來遞增的收益,而專門化就是重要途徑。然而產業集群過于強調專門化的收益,而淡化了專門化的弊端和多樣性的潛在收益。專門化的弊端至少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專門化往往和經濟不穩定聯系在一起,一個地區經濟過于專門化往往使其過于依賴特定產業,也就容易因為支柱產業的外遷或者生產周期進入晚期而陷入嚴重衰退。區域經濟學家認為具有更高產業多樣性的地區可以獲得更穩定的經濟增長和更低的失業率,主要原因是經濟多樣性可以消除該區域生產的產品的需求波動;二是從演化經濟學角度看,過于單一的產業結構往往使得區域經濟被“鎖定”,難以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也難以尋找到其它發展方向,因此最終難以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從這兩方面看,雖然專門化可以使得區域在短期內獲益,但是卻不利于長期穩定和可持續發展。

目前經濟理論學家和區域經濟政策制定者越來越認識到多樣性帶來的收益,Frenken et al(2004)認為產業多樣性也可以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產業多樣性的收益體現在許多方面,可以促進地區經濟穩定,可以提高區域學習能力,但是最受關注的是產業多樣性能夠通過動態外部性提高區域的技術創新能力,從而有助于區域經濟的持續增長。Jacobs(1969)強調關于城市發展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多樣性在促進創新方面的作用。使用美國的數據,Glaesere tal.(1992)得出競爭與多樣性都會促進創新和增長。Gilles and Diego(2001)認為多樣化有利于技術創新,在具有遷移成本的學習過程下,城市多樣化具有動態優勢。Pierre and Frederic(2008)認為區域經濟多樣性有助于企業家活動,其中廣義的企業家活動可以定義為新經濟活動的創造和技術創新的追逐。Pierre(2001)指出知識溢出的傳統分析方式存在某些缺陷,并基于知識如何創造和在個人之間流動給出了另外的分析方法,認為專門化可能犧牲自發的區域多樣化,從而阻礙了創新與生產。

專門化和多樣化各有優劣,爭論仍然懸而未決,僅僅通過對比二者的優劣難以獲得進一步的結論。一個重要的思路是認為專門化和多樣性的收益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區域的特征不一樣,多樣性和專門化帶來的收益就不一樣,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多樣性水平是利益權衡下各種因素相互作用的一個均衡結果。到底產業多樣性具有哪些內在決定因素?這些因素對產業多樣性的影響有多大?理論學家和經濟政策制定者對此愈發關注。

如何有效推進產業多樣化

雖然許多地區的經濟政策決策者開始認識到地區產業多樣性的必要性,也開始推進多樣化,例如近年來澳門特區政府實施了產業多樣化戰略。在國外,最典型的是中東石油國和非洲國家。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近年來不斷敦促非洲國家實現產業多樣化。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或地區也積極采取產業多樣化戰略,例如英國商業大臣曼德爾森指出,英國未來經濟必須多樣化發展,金融業、制造業和技術產業相互協調十分重要。產業多樣化已經成為許多地區或國家的共識。然而制定正確的產業多樣化政策,必須透徹了解多樣性的空間分布以及多樣性水平的決定因素。

首先,必須明確區域產業多樣性具有內生性,區域的特征決定了該地區對于各種不同產業的吸引力,也就決定了該地區的產業結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多樣化戰略應該基于如何增強區域對于不同產業的吸引力。

其次,需要協調好集中發展重點產業的戰略和多樣化戰略。基于區域經濟的定位以及自身所擁有的稟賦優勢,重點發展具有比較優勢且具有成長性的產業是合理的。多樣化戰略應該輔助支柱產業發展戰略,在重點發展的基礎上注意均衡發展,防止重點發展演變成單一發展,確保經濟增長動力的多元化。

最后,城市經濟、競爭性市場和良好的交通通訊設施有利于城市保持較高的經濟多樣性。城市經濟的重要表現是動態外部性,表明不同產業之間知識溢出的外部性,這種外部性能夠使得區域經濟吸引更多樣化的產業組合;在高度競爭的市場,企業必須不斷尋求多樣化機會,努力創新,這樣才能獲取超額利潤,因此更有利于經濟多樣性。Chinitz(1961)認為競爭的環境更能孕育企業家精神,帶來產業多樣性;良好的交通通訊設施是企業選址所考慮的重要因素,能夠便利企業的經營,節約成本,并提供更為便捷的信息資源,有助于區域經濟吸引更多的產業。

參考文獻:

篇(2)

一、引 言

加拿大的人口由土著居民、17世紀以來的移民和定居者的后裔、新移民三部分構成。據2001年人口普查,3000萬加拿大人口中土著居民占3.3%,在國外出生的居民占18.4%。后者在加拿大總人口中所占比例較大,這一事實反映了移民對加拿大的重要性。此外,加拿大人口和勞動力的增長還將繼續依賴新移民。

每年加拿大接受的移民基本上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即經濟類移民、家庭團聚類移民和難民。在加拿大2002年獲準入境的229091名移民中,經濟類移民占60%,家庭團聚類移民占28%,難民占11%。從1980年到2000年,約有370萬人獲準移民到加拿大,其中,經濟類移民占46%,家庭團聚類移民占36%,難民占16%。

雖然移民在加拿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有關移民的研究卻僅在過去十多年里才成為一個突出的研究領域,這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首先,加拿大的移民研究并沒有完全歸屬于某一單獨的傳統學科,各類社會科學家僅把移民研究當作本學科理論框架的一個方面。其次,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加拿大人口明顯下降的趨勢以及老齡化問題的凸顯給學者、決策者和公眾敲響了警鐘,人們紛紛關注加拿大面臨的人口問題如何解決。最后,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加拿大聯邦政府在移民研究方面投資巨大,先后建立了四五個較著名的移民研究中心,并以“大都市計劃”(Metropolis Project)的名義匯集了國內外諸多移民研究人員,形成了龐大的研究網絡體系。

隨著移民研究在加拿大的興起,出現了針對移民問題的不同研究方案,移民問題也成為公眾關注與爭論的熱門話題。加拿大的移民研究受兩個方面的影響,即公眾有關移民問題的爭論和政府制定的相關政策。總體上看,目前加拿大的移民研究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其狹窄的理論視角中仍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本文擬就移民研究如何使加拿大有關移民問題的爭論成型做一闡釋,并就當前加拿大的移民研究狀況提出一些看法。

二、有關加拿大移民問題的爭論

雖然有關加拿大移民問題的爭論錯綜復雜,但其關鍵問題較易概括和總結。

一方面,“反對移民論者”指出,移民對促進加拿大的發展也許曾起過積極作用,但其在當今信息時代的重要性卻令人質疑,因為信息時代的繁榮、興旺主要是靠技術創新而不是靠勞動力。因此,新移民只有在其能夠帶來高質量的人力資本、科學知識和技術本領時才是有價值的,每年進入加拿大的移民中只有一部分人是有價值的。有鑒于此,加拿大應該控制移民人數,這樣既可以解決城市人口膨脹的問題,又可以減緩文化多樣性的擴張,因為這種擴張會導致沖突,甚至威脅社會穩定。

另一方面,“支持移民論者”指出,移民為加拿大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在農業和工業擴張的時代參與了加拿大國家的建立,二戰后為加拿大提供了所需的勞動力,以勤勉努力、善于經營、執著堅定及富有凝聚力的家庭觀念和豐厚的文化積淀使加拿大發展起來。此外,不斷下降的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老齡化趨勢使加拿大的人口壓力不斷升級,吸收移民是加拿大維持人口、重振經濟的可行方案。同時,移民的語言和文化多樣性將作為一種國家財富,使加拿大在全球化過程中與除美國和西歐以外的其他國家更加緊密地聯系起來。

“反對移民論者”指出,加拿大即使人口不斷縮減,仍然可以依靠技術革新和提高效率來發展生產力,而移民并不能解決加拿大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因為移民本身也會老去。“反對移民論者”為加拿大的未來描繪了這樣一幅藍圖:人口總數減少,但是科技更加進步,生產力更加發達,城市擁堵現象得以改善,人與環境和諧共處,雖然勞動力減少,但依然能夠養活老齡化的人口,而不必降低生活水準。“支持移民論者”則預言,如果沒有移民,加拿大的未來將是這樣一幅景象:人口老齡化,經濟蕭條,稅收增加,工作人口負擔重,勞動力嚴重短缺威脅著服務業、經濟增長和城市生活,導致生活水平下降。

事實上,移民的累積效應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實現,因此,關鍵問題在于現在加拿大究竟是該增加還是該減少移民。“支持移民論者”的觀點更令人信服。第一,“反對移民論者”對于減少移民而呈現的情景的樂觀預言是以許多設想和不確定為前提的,決策失誤的代價對加拿大來說將具有很大的破壞性。第二,人口壓力已經造成了相當緊迫的局面。加拿大統計局(Statistics Canada)的最新統計表明,加拿大半數受過教育的勞動力很可能在12年之內退休,享受醫療服務的加拿大人的平均年齡是42歲。第三,加拿大的發展一直以來都依靠著移民,停止吸納移民將會切斷加拿大人口增長的惟一來源。加拿大的人口普查顯示,20世紀90年代加拿大勞動力持續增長,而其中70%的增長是由移民帶來的。到2011年,加拿大的勞動力增長將可能完全依賴移民。第四,學術研究也不斷指出,移民與在加拿大出生的人不相上下,有時甚至略勝一籌,盡管移民的調適需要一個短期過程,但其長期表現是可以肯定的。第五,對移民持嚴重的功利主義觀點并通過發放工作簽證控制移民入境的西歐國家,現在也開始認識到加拿大開明的移民政策的優點。第六,長遠來看,限制移民會影響加拿大未來的發展,而繼續實行移民擴張政策的負面影響則并不大,目前的和將來的利益都顯而易見。

研究表明,移民已經為促進加拿大的經濟發展與社會安定做出了重要貢獻,雖然從目前每年的移民速度來看,移民并不能解決加拿大未來的勞動力和人口問題,但是穩定、持續的移民流能緩解由人口問題產生的消極影響和勞動力緊缺的問題。

三、對加拿大有關移民問題之爭的評論

上述關于加拿大移民問題的爭論采取的是一種較為狹隘的方式,忽視了移民目的的多樣性,而且在評估移民的價值時主要以他們在經濟活動方面的表現為依據。

這類爭論有如下兩個設想:其一,移民只有在能夠促進加拿大經濟繁榮時才應被允許入境;其二,評估移民經濟價值的最穩妥、有效的方法,是看移民的收入是否趕得上加拿大本土人的收入。如果外來移民的收入超過了加拿大本土人的收入,就被認為能創造更多的價值并且在稅收與經濟增長方面做出了更大的貢獻。相反,收入不及加拿大本土人的移民則被認為其生產價值不大,并且很有可能依賴福利來維持生活。據此將合法移民分成兩類:一類是大受歡迎的經濟類“精選”移民,這類移民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語言能力和工作經驗;另一類是不那么受歡迎的“自選”移民,他們是作為家庭成員或難民才被允許入境的,并非作為人力資本入境。

顯然,這種設想是站不住腳的,評估移民的依據應該是他們入境的目的。例如,就家庭移民來說,允許其入境是為了讓家庭成員能夠團聚,這類移民的作用應該以團聚的家庭的舒適度來衡量,而不應以家庭團聚類移民的經濟行為和表現作為衡量標準。同樣,允許難民入境是要為其提供安全的避難所,而不應看難民是否能讓加拿大本土人生活得更加富足。再者,經濟類移民群體不僅包括申請者本人,還包括陪同他們的家眷。但是,幾乎所有移民一進入加拿大,就會被習慣性地拿來與加拿大本土人在經濟能力方面進行比較,似乎移民的惟一價值就在于比加拿大本土人表現得更出色。關于移民收入的研究也往往不考慮移民的種類和移民法的多重目標。

如果市場完全公平競爭,那么純收入的差別就可以理解為個人在生產能力上的差別;但如果市場不完善,且這種不完善是由于性別、種族、語言口音等表面特征產生的不公平所致,那么,移民和加拿大本土人在純收入上的差別則反映了弱勢群體在勞動力市場上的低廉價格。在關于移民問題的爭論中,移民的收入常常被視為衡量移民能力高低的指標,而很少被視為勞動力市場有序性的指標。

除收入外,研究者還試圖以移民所創造的稅收是否高于他們從社會利益中的所得來衡量移民的價值。研究表明,現實生活中,移民創造的稅收往往高于他們所獲得的社會利益,且移民比加拿大本土人對社會資助的依賴性小。有鑒于此,圣瑪麗大學的阿卡巴里(Ather Akbari)教授指出,加拿大本土人從移民那里獲益匪淺,因為移民的儲蓄是非移民公共基金的來源之一。

四、小 結

篇(3)

關鍵詞:土族勞動力轉移制約因素分析

一、引言

勞動力資源的流動和轉移是會受到經濟規律支配的。在現實生活中,城鄉差距很明顯。城市優越的物質生活條件和豐富的精神生活條件等因素,都促進了農村勞動力大量涌入城市。同時,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也會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約,比如制度上的制約,城鎮對農民的歧視,農村勞動力資本積累的缺失,就業結構的失調等等。而作為少數民族地區的勞動力轉移,就成為了典型中的典型。不僅僅因為他們有各個民族的特殊性,群體形成的多樣性,文化背景的差異性。還應表現在不同民族以及民族之間的內在特質等方面。西北少數民族地區,其經濟的發展一直都處在較落后地位,在我國很多年來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少數民族的勞動力轉移明顯的受到各方面的制約。深入調查少數民族的勞動力轉移情況,分析其內在特點和障礙,才能研究出有實際意義的對策建議,促進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市的轉移,也將會實現傳統農業和現代工業,農村和城市的良好互動,促進勞動力跨區域就業,推動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在我國社會、經濟等各方面的發展中意義重大。

我國現有土族人口數為241198。大多居住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縣、民和縣、大通縣、樂都縣、同仁縣等地。互助縣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表明,2000年互助縣總人口為36.97萬人,土族人口約6.9萬人,占全縣總人口的16.84%。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通過實施西部大開發和扶貧開發整村推進工程后,土族農民的整體素質和生活水平有了提高,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環境有了改善。但是,由于受地理和自然環境的制約,土族群眾整體生活水平仍然比較低,貧困人口比重較高的狀況仍未根本改變。近年來,由于耕地面積的減少,土族人才意識到僅靠農業生產根本不能維持家用,也無法養家糊口。于是,近些年出現了一些走出家門、去外面闖蕩世界的有志之士,從而在土族人口中形成一種想往外看看的意識,這是有利于本民族的進步、發展的。景曉芬(2007)在對土族女性非農就業與女性角色轉換的研究中提出,非農就業是解決我國農村勞動力剩余和提高農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徑,尤其是對于少數民族女性而言,通過對土族女性勞動力轉移的研究,認為旅游業的發展改變了土族女性的生活方式,轉變了她們的傳統角色,無論是在經濟上、家庭角色上還是社會關系網絡上,與從事農業生產的時候都有了很大不同。可見,在土族農村勞動力中,很多人文化程度不高,對經濟發展的新知識、新技術不能夠理解和掌握,適應不了非農產業的發展和需求。土族勞動力,在他們的聚集區內,就業的機會本來很少,而且,工資率又很低,在受到惡劣環境和各方面壓力時,每年都有相當數量的農村勞動力,進行了新的轉移,紛紛流入到西部各個城市和其他城市,從事一些非農業生產活動。近年來,土族勞動力的轉移已經初見成效,但仍然存在各個方面的問題,制約著土族勞動力的順暢轉移。

二、研究范疇、方法及材料來源

2008年7月下旬,課題研究小組赴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縣大莊村,進行了為期11天的野外調查和資料收集工作。野外調查期間,課題組采取的主要調查研究方法有二:(1)與縣、鄉、村各級黨政和職能部門領導座談,到當地政府各職能部門收集農村社會經濟的相關資料,聽取相應的報告會,以了解當地土族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一般情況,獲取深入理解當地土族勞動力轉移的背景資料;(2)采用問卷訪談方式與隨機抽樣土族農戶座談,獲取更真實、更翔實的第一手資料,目的是與從政府部門獲得的背景資料相互驗證,使研究結果更為可靠。經過野外調查和資料收集,課題組獲得了與各級政府部門的訪談記錄、各調查地區的農村社會經濟統計資料、農戶調查問卷52份資料。這些資料為課題組進行土族民族地區農村勞動力轉移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三、問卷調查結果與分析

(一)基本情況

從性別狀況來看,土族勞動力中多以男性為主。從婚姻狀況來看,土族勞動力中約有63%已婚,37%未婚。從年齡結構來看,互助縣范圍土族勞動力的年齡主要集中在20~39歲之間,占勞動力總人數的64.1%,這部分勞動力是外出轉移的主體,代表著外出轉移的趨勢。16~19歲年齡段中,占勞動力總人數的19.1%。40~59歲年齡段中,占勞動力總人數的16.8%。

在所調查的土族農村勞動力中外出打工的人占到了土族勞動力總數86.8%。而在家務農的人只有少數,只占到13.2%。可見,大部分勞動力都愿意出去。這些出去打工的人中,有61.4%的人是兼業打工,有38.6%的人做專職。

(二)轉移特點

大部分土族勞動力選擇在私營企業工作,約占到65.38%,打工的行業也主要分布在建筑業(42.31%)、餐飲業(28.85%)和制造業(15.38%)上,而選擇在機關社團和教育文化等部門打工的人卻寥寥無幾;就業層次上,服務人員占較高比例。

土族農村勞動力在選擇轉移距離時,約有71.15%的大比例人口選擇了在本地打工。就地轉移具有明顯的優勢。只有小部分選擇外出打工。而在外地打工的地點選擇上,有59.62%的人們愿意跨省去打工。在土族勞動力轉移的方式上,我們可以看出大部分都是自己找(44.23%)或者是經過親友介紹(44.23%)的;通過看報來尋找工作的勞動力人口也是微乎其微,可見,各種媒體信息的優越性并沒有體現出來。土族的勞動力轉移的條件并不是很好,他們大部分沒有經過特殊的職業培訓,也沒有學過什么手藝,這就很影響打工時擇業機會。在思考為什么要外出打工時,有很大一部分的土族勞動力都覺得自己的農業收入低(67.31%)。這個問題在研究少數民族地區勞動力轉移的過程中是不容忽視的一個因素。

通過以上調查研究問卷的分析,可以發現土族農村勞動力轉移有著信息量少,信息閉塞,擇業范圍較窄,就業層次低,個體手藝和技術的限制較大,向城市轉移的意愿較弱的特點。

(三)制約因素

制約因素是具有多樣性的。土族勞動力在家里需要贍養和撫育的人口4人占的比重較大,負擔還是比較重的。文化程度(約51.92%)是主要影響土族勞動力轉移的很重要的因素。教育落后,勞動力不適應就業需求。很多人還是覺得讀書無用。職業教育的力度還是不夠。因為家庭負擔比較重,家庭拖累也成為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

在求職的過程中,首先還是文化低,其次是沒有什么經驗;再次是獲得的信息不夠或難以得到信息,交通不發達,思想上比較封閉,使得信息愈加匱乏。就業機會少也是一個很大的障礙,勞動力市場欠發達,在轉移的過程中,有效的途徑很少,使得轉移不夠順暢,不夠徹底。加之社會制度上的制約因素,生活環境的制約因素等,使得土族地區的勞動力轉移很不好實施。

(四)目前的情況

在目前情況來看,土族勞動力中購買任何保險的人占到54.2%左右。大多數人對目前的收入都覺得一般或是認為太少,只有5%的人還對目前的收入比較滿意。有約57.69%的人沒有過非農工作的經驗,這說明,這里的人們還是以傳統的農業為主。土族勞動力中有大部分都在兩個或以上的雇主那里干過,可以看出,換工作的頻率還是很高的。大約一半以上的人都會在失業一個月后就回家,由于心理的意愿上落差較大,或者還是覺得回家務農好一些,或者是不能夠適應城市的生活節奏等等,當然原因是很復雜的。

(五)今后的打算

對于今后的打算我們可以看出,大部分勞動力個體選擇定居的地點還是在鄉下。很多人都不會選擇在大中城市生活。不選在城市定居的原因主要是覺得在大城市生活,成本較高(約55.77%),覺得老了以后沒有什么收入(30.77%),沒有了經濟來源,還會認為大城市的生存環境沒有鄉下好(19.23%),因為大城市污染比較嚴重,人口多而雜等等。

對于怎樣開支打工的收入,方式是多樣化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打算回家蓋房。在儲蓄和子女的教育上也要是花大筆錢。對于個人的養老問題,有50%的人們認為應由子女來贍養。19.23%的人愿意創業,利用自己的積蓄來養老,也有25%的人還是愿意種地。如果長期在外打工。集體將收回承包地的話,仍然有將近一半的人要回家務農。

四、結論和建議

通過以上的問卷調查的分析和研究,對土族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有幾點看法和建議。

(一)努力提高土族聚集區農村勞動力的文化素質,加強職業教育力度

職業教育是相對于普通教育的一種教育類型,是直接面向就業的教育。在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過程中,職業教育起著重要作用。一方面,職業教育可以提高勞動力的總體素質,促進經濟增長,擴大社會就業;另一方面,職業教育可以培養就業技能,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整體素質,有利于勞動力的轉移。農村勞動力總體上文化素質偏低,整體素質難以適應轉移的要求。未受過較高程度教育和培訓的勞動力創新能力較差,只能依靠個體有限的經驗和較低的能力選擇有限的工作,很難開拓新的就業門路和工作機會,無法滿足更多的崗位需求。對土族農村勞動力進行職業培訓,讓他們多學一些手藝,這樣就會有更多的就業機會。少數民族勞動力往往不會被需求單位所選擇,加之他們又沒有什么一技之長,順暢轉移的機會就很小了。在對他們進行職業培訓的過程中,要加強技術強化,這樣可以通過雙向選擇的方式,達到雙方的有效互動。面對勞動力市場,由于企業在市場競爭過程中,對技術的要求越來越高,技術和資本的密集程度越來越強,這將導致土族農村勞動力轉移與就業更加艱難。因此,為了達到順暢轉移,不僅僅要加強基礎教育投資,完善良好的基礎教育設施,更要作做好職業教育的各項工作,宣傳職業教育的必要性,同時還要提高師資力量;有效發展民族勞動力的職業教育事業。

(二)建立完善成熟的勞動力市場

由于歷史、體制、制度等方面的原因,總體上說,我國西部少數民族地區勞動力市場發育嚴重滯后,功能不全。這些對我們的下崗再就業問題、二元經濟結構條件下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等有很大的影響。在對互助土族自治縣的調查分析過程中,應用托達羅的推拉作用的理論,發現在該地區勞動力市場中,推力和拉力都欠缺。在本地區而言,生產率還是較低的,這樣就不能夠產生富余的能夠轉移的勞動力,使得農村地區的推力不夠。而在城市而言,能夠吸引勞動力轉移,以及勞動力轉移后的工作崗位等方面不夠充足,導致了城市的拉力也不夠。勞動力市場發育的過程,是自然發育過程和政府輔助培育過程相結合的過程。政府在制度的完善等反面是起主導作用的。如何優化完善勞動力市場機制,是勞動力轉移的重要因素。

(三)信息開放化

信息在當今社會的發展中是很重要的。有了信息,就會有更多的機會。有關部門應該收集各方面的信息來服務于本地勞動力的轉移。在網絡信息爆炸的時代,可以有更多的信息媒體來為我們服務。可是,目前,因為我們的勞動力市場發育不夠成熟,向信息化方向的發展還較慢,使得民族地區的勞動力轉移不夠徹底,城鄉勞動力市場的二元分割,農村的富余勞動力很難得到外界的勞動力市場信息和溝通渠道,從而阻礙了勞動力的有效轉移。

(四)完善制度,讓制度服務與土族地區的勞動力轉移,而不要成為發展過程的絆腳石

于經濟發達地區及大中城市作為農村勞動力的輸入地,其戶籍管理、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教育培訓等政策規定與操作辦法,是決定外來農村勞動力能否進入其勞動就業市場進行公平競爭的制度因素。來自各個方面的歧視影響著勞動力的轉移。戶籍歧視、就業歧視以及教育上的歧視等,對勞動力的心理上都產生了較大的變化和壓力。勞動力轉移是具有重要意義的發展戰略,制定對人們有實際利益的制度,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需要出臺詳細的、操作性強的實施辦法,建立和健全有效的監督約束機制,為勞動力的轉移打造一個良好的環境,鼓勵和引導勞動力轉移,才會是一個有效的發展戰略。

(五)鼓勵勞動力的就地轉移。努力向非農產業轉換

篇(4)

1.1研究區域概況

陜西省長武縣洪家鎮,位于黃土高原南部丘陵溝壑區(35°12'-35°16'N,107°40'-107°42'E),海拔940-1220m,屬暖溫帶半濕潤大陸性氣候,年均氣溫9.1℃,年均≥10℃積溫為3029.8℃,年均日照時數2226.5h,年均降水量578.5mm,多集中在7-9月且年變率較大,多年平均無霜期為171d,熱量供作物一年一熟有余。該區域是黃土高原地區典型的生態脆弱的強人類活動區域,轄區地域總面積49km2,其中耕地面積約為1718hm2,復種后的農業用地面積約為2342hm2,其中糧食播種(夏秋復種)面積為1161hm2,果園面積1124hm2,經濟作物面積57hm2;當地從事農業人口數為13486人,占總人口數的90%以上(2008年數據)。歷史上,洪家鎮是陜西省的糧食主產區之一,當地農業經濟的產業基礎是單一的種植業(包括蘋果種植業),以生產初級農產品為主,生產、加工和銷售未形成產業鏈,而由于家庭分散經營,又存在的市場信息不暢、技術含量低、規模小、生產效率低、抗風險能力差等狀況。隨著長武縣發展成為全國的蘋果優生區,洪家鎮也成為該縣重要的蘋果產區之一,當地農業產業逐漸發展為以糧食種植業、果業、工副業為主的三元經濟結構,農戶家庭的土地利用方式、生計方式和收入結構等方面都發生了劇烈變化。

1.2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對社會-生態系統的研究,受系統本身的復雜性和開放性制約,相關數據的獲取異常困難。文中主要采用傳統的社會學調查方法,即將田野調查、問卷調查和半結構式訪談等方法結合起來獲取數據,在2008-2011年間,共進行了兩次問卷調查,內容涉及農戶家庭的人員構成、經濟收入結構及土地利用方式等各方面情況(收回有效問卷348份)。在此基礎上,分別進行了5-6次的田野調查和入戶訪談,就80年代以來農戶自身的家庭狀況、經濟結構以及土地利用結構方面的變化等一系列的主題展開討論。最后再抽取10戶典型農戶進行更為詳細的問卷調查和訪談,跟蹤其家庭情況的動態變化,運用社會-生態系統理論及其恢復力(resilience)思維,基于農戶視角對鄉村人地關系的演變與農戶適應能力進行分析。

2農戶家庭體制轉換的結果與分析

2.1農戶家庭基本情況

調查數據顯示,目前洪家鎮每戶家庭人口平均為4人,其中(適齡)勞動力數量和初中以上人口數量均低于2人;農業土地主要用于種植蘋果,平均每戶復種后的耕地面積約0.5hm2,蘋果林地面積卻超過0.37hm2;在家庭收入方面,蘋果收入平均約占總收入的56.92%(最高為90%),外出務工為33.96%,而單純的種糧收入,僅為總收入的0.38%。可見,當地勞動力普遍較為缺乏,勞動力素質也亟待提高,農業土地利用結構僵硬度較大,農戶家庭對蘋果收入的依賴度高,但農戶的生計方式逐漸多樣化,除從事農業生產,還涉及到建筑業、服務業、商業等多個行業,部分農戶還存在兼業現象。

2.2農戶家庭體制的變量選取和類型劃分

通過對10戶典型農戶家庭在近幾十年變化的跟蹤,經過反復比選,從所獲數據中篩選出描述系統體制狀態的七個變量。同時,因每個農戶家庭體制各自的狀態不同,必要進行先期的分類處理,以完成對其家庭體制轉換的具體過程分析。顯著性分析結果顯示,年人均純收入是農戶受到干擾時響應最為強烈的變量,因此將其作為樣本農戶的劃分依據。

2.3農戶家庭體制的分類辨識

低人均收入農戶家庭的收入雖然都在3000元(2011年數據,下同)以下,但存在兩種情況:一是年總收入較高,勞動力相對充裕的農戶,其所擁有的土地面積相對較大且幾乎都用于種植蘋果,家庭對蘋果收入的依賴性非常高,因其種植蘋果的時間較晚,還有大部分果樹尚未掛果(非嫁接狀態下有6-7年的成熟期),生產投入大,再加上撫養年幼子女的經濟負擔,家庭年人均純收入不高。第二種勞動力相對缺乏農戶,其家庭成員僅由獨居老人和留守兒童組成,體力和精力的限制導致其所利用的土地面積較小,管理粗放,收入較低。這類農戶有的干脆選擇對勞動強度相對要求較低的牲畜養殖,有的則因健康狀況欠佳,喪失部分勞動能力。中等收入農戶,人均年純收入在3000-5000之間,一般為4-6人的三世同堂大家庭,勞動力相對充裕,但青壯年勞動力主要是農忙時回家務農,農閑時在外務工,老年勞動力則一直留守在農村務農。該類農戶的土地利用面積在0.3-0.7hm2之間,除有少量種植糧食作物外全部都種上了蘋果樹,由于該類農戶種植蘋果的時間較早,管理也較為精細,果樹都已掛果且產量和質量都較高,經濟效益較好。高收入農戶人均年純收入都在5000元以上,也是4-6人的三世同堂家庭,勞動力相對充裕。但又存在兩種情況:一類是蘋果種植專業戶,家中青壯年勞動力在農村務農并同時從事非農行業,老年勞動力一般不參加農作或是零星幫忙,大面積種植的蘋果,主要是依靠雇工務農,有的種植面積甚至多達1.3hm2,每年僅雇工費一項就在4000元左右。另一類的農戶則開始由農戶向非農戶轉變,祖輩家庭成員居住在農村少量務農,子輩和孫輩都在城里上班上學,有固定工作,經濟收入也以非農業收入為主。

2.4農戶家庭體制轉換的過程分析

2.4.1農戶家庭體制的兩種狀態

農戶作為一種獨立經營的生產單位,面臨著市場和自然(氣候)的雙重風險,極易受外界干擾影響,發生體制轉換。綜合以上分析,結合前期對鎮級尺度農村社會-生態系統體制轉換的研究結果,當地農村社會-生態系統在自80年代中期以來的近三十年時間里,發生了以下變化:一是農戶生計方式多樣化。以前的農戶家庭的勞動力都被束縛在土地上,僅從事農業勞動,現在除了務農還從事多種非農行業;二是土地利用結構的變化。以前農業生產技術相對落后,生產資料投入不夠,土地生產效益不高,幾乎所有的土地都用于種植糧食,而現在農業用地模式發生劇烈改變,糧食播種面積驟減,以蘋果為代表的經濟作物大面積種植,土地經濟效益大幅度提高,糧食播種面積比率已從1984年的近100%降為當下的17.97%左右;三是農戶家庭收入結構的變化,由以種糧收入為主轉變為以蘋果收入為主,外出務工等多種收入為輔。綜上對農戶生計模式、土地利用結構和收入結構的分析,該區農村社會-生態系統中的農戶家庭體制確已發生轉換,即由傳統農業體制(R1)轉換為新型農業體制(R2)。

2.4.2不同類型農戶家庭的體制轉換差異性

對于較低收入的農戶來說,在體制發生轉換的最初期,受較低的經濟水平或較少勞動力數量的影響,對政策調整的感知不敏感,對蘋果市場相關信息的響應也較晚,直到后期有了一定的經濟積累后,才開始將土地利用方式轉變為種植蘋果。但目前,隨著家庭中青年勞動力的流失,老年成員體力和精力不濟,其對相關信息和政策更為漠不關心,也缺乏對未來土地利用模式的規劃和計劃。這類農戶還兼具一些傳統農業體制的特點,處于新型農業體制的早期。中等收入的農戶早期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家庭成員文化程度較高,勞動力較充裕,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創收意識,在當時溫飽勉強滿足,土地幾乎僅用于種植糧食的時候,就敢于尋求新的土地利用和經營方式,在當地農業生態試驗站(1984年建立)工作者的指導帶動下,積極響應蘋果種植推廣優惠政策,快速轉變土地利用方式,在1986年就開始種植蘋果;另外,他們也努力尋找如飼養牲畜(豬、奶牛等),種植葡萄、烤煙等經濟作物,外出打工等多種生計方式來增加家庭收入。這類農戶家庭體制轉換的最為典型,處于新型農業體的成熟階段。收入相對高的農戶,不但早期經濟收入較好,還具有較強的開創意識和增收意識,除了對農業政策和相關的市場變化相當敏感,敢于在系統體制轉換的初期抓住機遇,快速轉變土地利用方式從而取得了顯著的經濟效益;又開拓了像辦農村托兒所,蘋果自運自銷,與他人合伙投資做生意等其它經濟風險和效益都較高的生計方式。至目前,這類農戶有的已具備了向其它體制狀態轉換的可能性,即已經具備了其他系統特征并處于新型農業體制的后期階段。

2.5農戶家庭體制轉換結果的適應能力評價

適應能力即適應力,其強調的是系統中的社會成分(系統管理中起作用的個人或團體)對其抵抗外部干擾的能力的影響。由于不同類型農戶家庭體制轉換的程度不同,其在面對如蘋果價格下跌、極端氣候等干擾打擊時,恢復生產、生活的能力各不相同,即對外部條件變化的感知力和響應力的綜合素質--適應力(Adaptability)不同。文中對農戶家庭體制適應力的量化,是選擇適應力的替代物(Surrogate)來計算得分,確定農戶所具有的三種資本,7個指標作為替代物。其中,社會資本代表農戶在遇到不可預期的干擾時,及時采取有效措施的反應時間和恢復的時間,經濟資本則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農戶在受到擾動后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的投入。而在自然資本中,土地面積越大,利用結構越多元化,其應付各種病蟲災害、旱災、雹災等的能力越強。其中,收入多樣性指數表示農戶收入來源的多樣性高低和各種收入的均勻程度。當農戶所具有的社會資本和自然資本越大,農戶家庭的年純收入越多,收入多樣性指數越大,收入依賴指數越小,其自身所具有的適應力越高。同時,對三類農戶家庭體制的適應力得分顯示出,適應力的高低與其體制轉換的程度存在一定相關性,即在由糧食作物種植為主轉向以蘋果種植為主的新型農業體制下,隨著農戶家庭體制狀態轉換的加深,其適應力呈現出一定的正相關關系。即這種體制轉換對農戶家庭應對外界干擾是有利的。

3討論

在新時期城鄉轉型的背景下,西部農村地區的土地利用和種植業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如收入成分和生計方式的多樣化等因素,都構成當地農戶家庭體制轉換的驅動力。文中從農村社會-生態系統的微觀尺度入手,基于農戶研究我國黃土高原生態脆弱區農戶家庭的體制轉換,采用選擇替代物的方法來量化農戶家庭抗干擾的適應力,并通過這一指標來衡量這種轉換對其是否有益,為農戶自身也為從農戶層面對當地整個農村社會-生態系統農村人地關系的適應性管理提供相應的對策。為未來在更大尺度,如將鄉鎮和縣域的人地關系演變研究結合起來,分析不同尺度下農村社會-生態系統的演變及其影響因素和驅動力提供研究基礎。事實上,將脫胎于生態學的恢復力思維中的適應力概念,應用到社會-生態系統中還有待進一步的探索。農村社會-生態系統作為SESs的亞型,其本身的復雜性、開放性和各變量之間相互作用的綜合性極大的增加了研究困難,文中雖以小尺度體制研究為突破口,有效簡化各變量的復雜性相關關系,但也存在以下值得改進的問題:1)各農戶家庭體制轉換過程中,肯定會存在不同農戶家庭之間的變量相互影響的擾沌現象,但該種關系較難體現出來;2)對某個系統體制轉換的適應力計算應是動態的、變化的,不同階段應考慮選取不同的替代物才更符合事實。例如,對于處在新型農業體制后期向非農戶轉變的高收入農戶來說,其適應力似乎是在降低,這是因為本研究中只計算了農戶在其農業生產活動中的適應能力大小,忽略了對這類農戶來說重要的從事非農行業帶來的自身適應力的提高。3)文中對農戶家庭體制轉換過程的研究排除了導致其自身體制狀態劇烈轉換(速度和方向改變)的社會事件,如家庭成員分家、意外事故等,僅是通過提取常規系統變量來追蹤系統的動態性,分析系統體制的轉換過程等。

4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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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人口;勞動力

中圖分類號:F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997-0668(2008)100038-02

人口不但有數量上的多寡之分,還有質量上的優劣之別,單從數量或質量層面強調人。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都存有偏頗,并且有可能在理論上產生誤區和實踐上引致失敗。因此,只有在數量上控制適宜規模和在質量上不斷提高素質來優化結構,才能使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得到發揮。不過,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只有通過勞動力提供勞動才能實現。

一、 勞動力的工作轉換

(一) 勞動力工作轉換的原因

工作轉換是指工作單位的轉換或職業的轉換,其原因非常復雜。有時是因為員工自己有過失,有時是因為技術進步或需求萎縮導致的勞動力過剩,這種類型的工作轉換被稱為"非自愿的流動"。有些情況下企業解雇員工只能是臨時性的,只是企業用來應付經濟衰退的的一種手段。這種情況在一些需求的季節性波動明顯的行業較為常見。而臨時性解雇也會對勞動者形成一種無形壓力,可能使勞動者被迫去尋找更加穩定的工作。相對于"非自愿流動"來說,勞動者換工作的更為常見的原因是不滿意于當前的工作,希望在別的地方能夠表現得更好一些,這種工作轉換的形式一般來說是辭職,或者說"自愿的流動"。勞動者只要認為還有其他企業更加合適于發揮自己的能力,他就會選擇辭職,因此辭職通常是自愿的行為,也就是說,自愿的工作轉換和解雇之間的區別在于造成工作調整的最初原因是哪一方。

我們常會看到一些自愿的流動,一種可能性是由于勞動力市場原本就處于不均衡的狀態。如果勞動力市場起初是處于均衡狀態的,只有當一些外部的條件發生變化導致某些工作的吸引力隨之改變時,才會出現自愿的工作轉換現象。如果工資不可以靈活的調整,那么就使得企業不得不通過解雇員工來降低勞動力成本。如果工資可以靈活地下調,那么員工就可能發現別的企業存在著更好的機會,于是就會選擇主動辭職。當勞動者向著更能發揮作用的崗位流動時,勞動力資源也就向著對他評價更高的地方去了,這會使社會總的福利增加,勞動有真正的勞動力市場,形成勞動力的市場價格。這種價格為人們提供者個人收入提高。同時,更為重要的,當勞動力能自由流動時,才會了生產和再生產自己勞動力商品的指示器,并引導勞動力所有者選擇自己的勞動崗位,從而實現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動態優化。

(二) 勞動力工作轉換的人群特征

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青年人的工作轉換次數較高,而英、美兩國青年人工作轉換的次數又高于其他歐洲國家。這種現象的確反映出工作轉換作為信息收集手段的功能,只有當嘗試過一些工作之后,一個人才更清楚自己的能力和興趣所在,而更多的工作轉換就顯得沒有必要了。其次,隨著年齡的增長,特殊人力資本的投資也越來越多,工作轉換的心理成本也會越來越大,這就說明為什么老職工流動性較低的原因之一。

企業的特殊培訓是自愿工作轉換的一種阻力,只要員工能夠部分地分享企業特殊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培訓后提高工資),那么員工辭職的動力就下降了。而企業則往往希望員工能夠分擔一部分特殊培訓的成本,從而降低員工辭職帶來的損失,當然,如果員工并沒有辭職,企業會在培訓之后支付員工更高的工資。不難發現,在職培訓較多的企業里,主動辭職的員工的確較少。

同時,員工工齡與離職率之間的關系十分緊密,有關材料顯示,員工的工齡越長,離職率就越低。在決定離職率的因素中,經濟的因素似乎比文化的因素要重要得多。不同性別勞動力的離職率也呈現出不同的特征。現實證明女性的離職率要高于男性,但如果考慮到女性勞動力的工資較低、工作經歷較短等因素,兩性之間離職率的差異就少了。此外,在控制了經驗和收入的差異后,已婚女性的離職率要高于未婚的女性,剛生過孩子的女性的離職率要高于其他女性。

二、 勞動力的工作搜尋

(一) 勞動力工作搜尋的原因與分類

工作搜尋之所以廣泛的存在主要有兩方面原因。首先,即使是在同一種職業內部,不同員工和不同工作之間也是千差萬別的。此外,勞動力在市場找工作然后被企業雇用,這一交易的過程非常復雜,耗費成本,而這種交易不可能經常重復。所以,為了找到令自己滿意的工作,在找工作這樣的交易過程中多投入一些時間和精力仍然是值得的。根據工作搜尋過程所用的渠道和所具有的特點可分為:一種是將工作搜尋區分為正式的和非正式搜尋。前者是有組織的,常常是通過公益或私營的職業介紹機構、學校的畢業就職機構等市場中介機構或報紙刊登的招聘廣告等來完成的。非正式的工作搜尋所用的渠道包括親友的介紹、用人企業門口的招聘信息等等。另一種是將其分為粗放的和集約的搜尋。前者的特點是與聘用方有多次的聯絡活動,但并不十分花時間和精力去研究每一次搜尋的可能性。而后者是與聘用方聯絡活動較少,但對于每一次的機會都用更多的時間去努力。不是所有的工作搜尋渠道都能夠給搜尋者帶來滿意的結果,不同的渠道所能夠提供的機會差別依然很大。

(二) 勞動力工作搜尋的成本收益比較

工作搜尋會帶來一些直接的和間接的成本。直接成本包括那些交通費、郵費、電話費、報紙的廣告費等。間接的成本則主要包括兩個方面是在工作搜尋所花費的時間內一個人可能從事其他活動所帶來的效用或收入;另一方面的機會成本更加重要,這就是當一個人決定放棄當前已經得到的工作機會繼續進行搜尋時所放棄的收入。其實工作搜尋的成本主要是間接成本,間接成本的變化對工作搜尋的過程有著重要的影響。失業保險金是典型的與政府政策有關的工作搜尋的間接成本。失業保險金降低了不接受工作機會而繼續搜尋的成本,因此,理論上來說,如果失業保險金水平調低,進行工作搜尋的人和由此而產生的摩擦性失業就會減少。

篇(6)

關鍵詞: 城鎮化建設 職業教育 互動關系

城鎮化建設主要是指一個國家的社會生產力、科學技術及產業結構的調整,主要由傳統型社會生產方式轉向現代化城市社會。在這個過程中,城鎮化建設主要表現為農村人口向城鎮地區的轉移和發展,以及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向二、三產業的方向轉移。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我國城鎮化建設取得較大的發展,城鎮化水平得到明顯的提高。在2012年年底,我國城鎮化水平已經超過50%,比2007年的城鎮化水平提高10多個百分點。然而,在我國的城鎮化的建設過程中,卻存在很多問題,如:農村勞動力轉移素質較低、綜合能力不足等問題,造成我國城鎮化建設質量不高的現狀,同時也嚴重影響我國城鎮化建設的穩定發展。因此,要改變我國農村勞動力素質低下的狀況,發展教育是關鍵。因此,發展職業教育在轉移農村勞動力方面能夠起到積極的作用,對提高我國的城鎮化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城鎮化對職業教育的影響

(一)新型城鎮化建設的發展,將產生大量新的就業方向、就業崗位和用工需求,創造更多的就業空間,吸引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尤其是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物流業、物業、營銷、建筑裝潢、學前教育、餐飲、酒店管理等行業的迅速發展,用工需求量增大,急需職業教育培養大批適應新的就業方向、就業崗位、就業能力的技能型人才和高素質勞動者,滿足新型城鎮化建設的用工需求。

(二)新型城鎮化對勞動者技能和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隨著新型城鎮化的推進,將打破封閉的“二元經濟結構”,大量的農村勞動力涌進城市,向非農產業轉移。據專家預測,未來50年,我國將有6億農村人口轉入城市,城市化水平將由現在的36%提升到70%。我縣也不例外,隨著新型城鎮化進程的推進,進入城市的農村人口將隨之增長。轉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受過專業技能訓練的不到10%,很難適應新型城鎮化的發展要求,必須通過職業教育,培養他們的職業技能和就業能力,使他們融入城市,適應城市新的工作和生活。

(三)新型城鎮化建設要更多的農村勞動力獲得受教育的機會。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與其受教育水平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即農村勞動力的受教育年限越長,程度越高,對職業身份意識和職業選擇的非農化傾向就越強烈,城鎮對他們的吸引力更明顯,進入城鎮以后“回流率”更低。職業教育拉動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作用將越來越突出,特別是職業教育由于其具有專業性、實用性、多樣性等特點,使其針對性強、實用性高、覆蓋面廣,使更多的農村勞動力獲得接受教育、提高素質、增強技能的機會。

(四)新型城鎮化建設需要降低農村低齡青少年的勞動參與率。在城鎮化的進程中,職業教育除了能夠提高農村勞動力的整體素質外,還有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延長農村轉移勞動力進入就業市場的時間,降低農村低齡青少年的勞動參與率。目前,部分十五六歲的農民工子女隨父母進城打工,一方面因年齡小,缺乏專業知識和技能,勞動收入相當低。另一方面一定程度地增大了城市就業市場的壓力。職業教育作為勞動力的存儲器,可以吸收和培養大量的農村適齡勞動力,緩解農村勞動力轉移給就業市場帶來的巨大壓力,而且通過對他們的教育培訓可以提高他們的整體素質和職業能力,為地方經濟建設提前儲備大批技能型人才和高素質勞動者。

二、職業教育對城鎮化建設所起到的作用

(一)發展職業教育改革創新有利于保證剩余勞動力的有效轉移。在現代城鎮化建設的過程中,其實質就是生產力的發展引起人口與其他經濟要素由農村向城鎮化的轉移,然而,在這個過程中,勞動力的素質有非常重要的影響。經過托達羅人口流動的模型可以看出,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決策主要取決于城鄉的收入的差異,并不是城鄉的實際收入差異。當人們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其向城市轉移的預期收入就越高,因此,農村剩余勞動力受遷移的可能性更大。實踐表明,發展中國家的人口轉移與受教育水平之間存在正相關的關系。剩余勞動力受教育的實踐越長,其程度就越高,對職業教育改革創新的要求就越高。城鎮化的發展對勞動力的吸引力具有明顯的吸引力,當轉移勞動力素質較高的時候,其回流率就會變得更低。我國的勞動力轉移主要是因為一些地區的經濟收益明顯低于城鎮的經濟收益,促使經濟收益較差地區的勞動力向城鎮化主動轉移,這與其他西方國家的城鎮化轉移有一定的區別。

在國家出臺相關城鎮化建設的優惠政策的背景下,經濟條件較差地區的生產效率與經濟效益都得到明顯提高,導致出現更多的剩余勞動力,職業教育對經濟的勞動作用變得更突出。在目前的城鎮化建設的過程中,我國大部分地區的職業教育水平相對滯后,教育教學水平與質量并不是很高,導致很多剩余勞動力就算轉移到了城市,也不具備長期工作與生活的勞動素質與專業技能。這種遷移行為是一種缺乏持續性與穩定性的遷移,當遇到經濟不穩定時,便會發生大量勞動力回流的現象,對我國的城鎮化建設帶來重要的影響。而且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社會競爭力不斷增加。職業教育改革創新因為具有專業性、實用性、多樣性等特點,增加了人們接受教育、提高素質、增加技能的機會。并且,隨著我國十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問題的重視,原來那種限制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政策,逐漸被打破,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因此,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改革創新,通過職業教育改革創新才能有效增加廣大農民受教育的機會,從而進一步提高人們的勞動素質,提高剩余勞動力的就業能力,有效打破城鎮化建設的瓶頸,有利于提高我國城鎮化建設的水平和質量。

(二)發展職業教育改革創新有利于改善就業狀況、優化產業結構。通過調查研究分析,在目前城鎮化的建設過程中,職業教育改革創新不僅有利于提高農村勞動力的整體素質,還有利于延長勞動力就業的時間,從而優化城鎮建設的產業結構。經濟的發展往往會呈現一定的周期性,在經濟發展情況不好的時候,職業教育改革創新就是勞動力的存儲器,通過培養綜合素質較高的勞動力,有利于大大提高他們的整體素質和職業能力,從而為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更多專業技能人才。目前,我國城鎮化建設發展雖然面臨經濟增長緩慢、勞動力回流現象明顯的問題,但是從某種程度上我國政府為勞動力職業素質的培養提供了有利的機會。

另外,職業教育改革創新是優化產業結構的有效途徑。根據城鎮化建設過程中,產業結構的現狀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不管是第一產業還是第二、三產業之間都具有較大的差異,這就導致我國的就業人口在城鎮化建設的過程中,隨著經濟不斷發展而發生重要的變化。目前,國民經濟的收入和勞動力的分布逐漸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移發展,并且產業發展的方向逐漸實現向第三產業發展。然而,與現代第一產業不同的是,第二、三產業大多數屬于現代經濟部門,這對勞動力的素質具有較高的要求。通過調查發現,我國的第一產業、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人員的平均受教育的年齡在9年、10年、14年,其中通過調查發現,第三產業的金融和保險行業的從業人員受教育的年限基本都達到了13年。通過統計發現,在二、三產業就業的人員的綜合素質明顯高于第一產業的人員。因此,通過職業教育改革創新發展提高勞動者的綜合素質,是滿足現代城鎮化建設需要的重要途徑。

(三)發展職業教育改革創新有利于緩解社會的供需矛盾。隨著我國城鎮化建設的快速發展,以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不斷深化,任何行業在進入城鎮化建設的過程時都使得經濟收入水平得到較大提高,必然能夠提高他們的支付能力。其別是對一些經濟較為落后地區勞動力來說,為了獲得更多的收入,獲得更好、穩定的城鎮化生活,他們主動接受教育的思想會逐漸增強。隨著人們個人收入水平的提高、支付能力的增強,人們對教育的需求逐漸提高。但是從我國現狀來看,普通教育根本無法滿足社會發展的需求,教育公共基礎能力明顯不足,而在城鎮化建設的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勞動力及其子女的教育需求問題,這就迫使人們通過利用各種教育手段緩解職業教育供需之間的矛盾。因此,我國城鎮化建設的過程中,特別是一些經濟較為發達的城市,人們對教育的認識更加深入,更重視職業教育水平的提高。但是不管是從職業教育改革創新還是從促進經濟長遠發展來看,都需要明白職業教育與城鎮化建設的重要關系。目前,在我國城鎮化的發展過程中,很多人對教育的要求都是出于投資的目的,是他們獲得經濟效益后產生的投資需求行為。然而,職業教育改革創新作為一種專業性突出、目的性明確的教育形式,比普通教育更容易達到社會預期的效果,又因為職業教育對受教育者所實施教育的總年限明顯高于普通高等教育,對于受教育者而言,其教育成本相應降低。當人們無法估計社會收益時,便可以認真考慮職業教育改革創新的決定性因素,對經濟收入較低的人們來說就更需要如此。因此,通過職業教育改革創新實現教育的合理分流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滿足人們對社會勞動力的需求,進而緩解社會對人才的需求。這樣便有利于提高國民的整體素質,滿足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

三、結語

職業教育改革創新發展的未來,任務重大,必然會經歷一個艱難發展的階段。我們應該堅信,在現代城鎮化發展的背景下,我國教育部門應該重視職業教育改革的創新,需要全體教職工的共同努力,與全社會人們的關心和支持,這些種種困難與矛盾都需要在改革與發展的過程中得到有效的解決。只要我們不斷探索出職業教育改革創新的發展規律,認真研究職業教育改革創新工作的新內容、新方法,不斷創新,才有利于社會城鎮化健康穩定地向前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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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野.城市、城市化與中國城市化進程的研究[D].重慶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篇(7)

關鍵詞:農民;職業培訓模式;途徑

中圖分類號:G7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432(2010)-06-0208-2

0 前言

我國是人口大國,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的任務非常艱巨。目前,我國農村有1.5億富余勞動力,每年還要新增600萬農村勞動力。農村勞動力素質不高,缺乏勞動技能,難以在城鎮實現穩定就業,影響非農產業和城鎮的發展。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新興產業的興起就,缺乏轉崗就業技能的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就業難度越來越大,進城務工農村勞動力的技能水平和整體素質較低的客觀問題廣泛存在,嚴重制約了農民工城鎮化進程和經濟建設中發揮的作用,影響了其收人水平的提高和農民自身在城市經濟發展作用。

由此可見,加強對農村富裕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職業培訓勢在必行。通過建立對農民工進行職業教育培訓機制,提高農民工職業技能和素質,使之更好的融入城市經濟建設。本文通過介紹韓國日本法國等發達國家對農民職業培訓模式方法和經驗,以借鑒有助于我國目前經濟轉型、建設新農村過程中 “三農”問題的解決。

1 國外農民職業培訓模式研究

1.1 韓國農民職業培訓模式

韓國農民職業教育培訓經過50多年的發展,形成了完善培訓機制,建立了比較完整的教育培訓機構,形成以“農業協會為組織載體,農協大學為龍頭,培養專業農民為核心”的農民教育職業技術培訓模式。

1.1.1 韓國農民職業教育培訓機制 韓國的“農業協作合同組織”(簡稱農協),成立于1961年8月,在政府與農民間起到橋梁與紐帶,是遍布韓國的分級網絡型經濟組織,主要從事流通事業(農產品產地中心、集貨場、冷藏庫、包裝、銷售)、加工事業、農業資料事業(肥料、農藥、農機、農耕用品)、生活物資事業、金融事業(銀行)、醫療保險事業(意外保險、農村醫療)和指導事業(培訓農民、普及推廣農業技術,供應良種、為農民提供各種資料和培訓教材、傳播農業信息、開展國際交流)。

農業協作合同組織中指導事業有較大比重是對農民進行培訓,通常包括培訓農民、農協工作人員以及各級農協的領導,還包括對農民值得專業技術培訓;培訓周期有長有短,包括3-5天的短期培訓和3-5年的正規學歷教育;有不脫產、半脫產培訓,也有全脫產培訓。農民培訓的多層次、多形式、多渠道,提高了韓國農民職業和技能素質,促進了韓國農業經濟現代化發展。

1.1.2 韓國農民職業教育培訓特色 韓國農民職業教育培訓的龍頭――農協大學,韓國農協大學成立于1962年,設有學部、經營學院與產學教育院、農業開發研究所。整個學院環境優美,教學力量雄厚,教學設施先進,管理規范嚴格。培訓對象以中高級農業經營者為主。培訓時間約一年,培訓費一般由農業經營者-委托單位共同承擔;培訓課程內容豐富,主要包括農業和園藝栽培技術、畜牧產業、農業經營設計與投資分析、農業情報、農機修理、汽車故障簡易診斷、金融、稅務、子女教育和論文指導。授課形式多種多樣:一般講座、專題講座、教學實習。

農民經營者經過職業技能培訓,高級經營者能成為適應國際化、開放化時代需要、帶動本國農業發展專的門農業人才;培訓能使農民經營者具備良好的職業道德和愛農務農思想,能夠提高經營者科學地靈活運用農業經營所需的良種、種苗、機械設施等農業生產資料的能力;使經營者在生產、加工、流通等方面提高自己的資源利用率和充分發揮本身的技能和具有統計、分析、管理自身的經營狀況,把研究報告、專業雜志、英特網信息應用到經營中去的能力。

1.1.3 農民職業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專業農民 韓國政府非常重視對農業后備力量的培養,一方面對農業后備力量提供學習機會,讓他們到農業院校加強理論學習,同時又讓他們到農村基層技術服務站實習培訓;另一方面對農業后備力量提供經營用地與資金扶持,對經營中脫穎而出的優秀農業經營者進行培訓,提高其綜合素質,成為專業農民(專業戶),成為農業發展的主要領導力量和農業經營管理的核心。

1.2 日本農民職業教育培訓模式

1.2.1 日本農業勞動者隊伍現狀及職業培訓特點 日本農業勞動者隊伍與我國相比較有明顯的特點。一是日本農業勞動者隊伍不斷減少。農村人口和農業勞動力在全國人口總數中所占比例很小,而且還有進一步縮小的趨勢。據統計,日本戰后初期,農業人口占到全國人口的60%,而目前只有300萬農業人口,僅占全國人口的3-4%。二是日本農業勞動力的老齡化現象嚴重。日本經濟騰飛后,大批具有高學歷的農村青年紛紛棄農到二三產業就業,形成了農村勞動力老齡化現象。三是日本注重農業后后備力量人才的培養,農民科技文化與職業技能素質較高。

日本農業勞動力逐漸減少并且農業勞動力年齡老齡化嚴重阻礙了日本農業生產力的發展,給農業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困難;特別是日本面對世界經濟全一體化過程中,日本農產品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失去了競爭力,給農業生產、農產品市場、人民生活及社會穩定帶來一定的威脅。日本政府已經認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從教育、資金、法律、政策等方面采取措施,以職業教育入手,從長遠計策來看,培養和扶持一批年輕有為的農業生產、經營和管理人才,支撐和促進農業生產和經濟的發展。

1.2.2 建立日本青年農民教育體系 日本政府重視農民經營者職業技能教育和發展農業教育,對農民教育培訓形成了五個層次,形成理論研究教育理論實踐培訓教育技術培訓教育短期培訓于一體的各類農業人才立體式培訓教育模式。

五層次即大學本科教育、農業大學校教育、農業高等學校教育、就農預備學校教育和農業指導師教育。大學本科教育通過綜合大學的農學部和高等農業院校來完成,培養主要是農業高科技人才,畢業生一般都不直接從事農業生產和經營。農業大學校教育相當于我國農業高職,學校的培訓對象是即將就農者。農業高等學校教育相當于我國的農業中專和職高教育,培訓對象是初中畢業生,培養方向是應用型農業人才,這是青年農民培訓的重要渠道之一。就農預備學校教育是對城市在職人員或失業人員、大學畢業生進行的短期農業技術知識轉崗教育。

1.3 法國農民職業培訓教育模式

1.3.1 法國農民培訓教育的現狀 法國的農民職業教育由來已久,早已進入制度化階段。形成制度有保障,機構齊全,培訓內容完整,方式多樣的農民職業培訓體系。

在政策制度上,政府規定:凡18歲以上的農民,每人需參加為期一年(可累計)的農業知識培訓。對18歲以下者要求更為嚴格,須先培訓三個月,再到農場實習三年,期滿后經過考核,合格者頒發“綠色”教育證書。只有憑此證書,才能向政府申請低息或無息貸款,買地建房、購置機械,從事農業生產。

在農民培訓教育機構上建立了農業職業技術學校-農業成人培訓中心-農業職業教育中心一體化的農民的培訓機構。加強對農業科研和農會組織的建設(農研機構主要是在農村或農業集中地進行農業科學知識普及建立農業技術推廣站,利用利用農閑對農民進行分批進行技術培訓)。

在農民培訓內容上,注重實效性。培訓內容主要圍繞著農業生產如何適應市場、如何適應農民的需要來安排。在教學中,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培訓內容涉廣,主要包括農業基礎知識的普及、新技術和新產品的普及和推廣、農場的經營管理、農產品加工和銷售、良種培育技術等等。

在法國農民職業技術培訓形式多種多樣,不拘一格。有在校集中學習的,有商會或農會安排技術人員深入到農場的田間地頭和企業的車間進行現場指導培訓。培訓時間根據實際進行具體安排,主要分為長期和短期兩種。培訓時間在120個小時以上為長期培訓,短期培訓一般只有20-120個小時。農民培訓方式的特點是教學比較靈活,可以在一年或幾年內完成規定的學時,既不影響工作,又可以利用業余時間提高專業知識水平。

1.3.2 法國農民職業培訓的特點 法國農民職業培訓的特點主要體現在國家支持、教學的內容廣泛實用性及培訓模式靈活多樣性。

法國政府高度重視包括農民培訓在內的農業教育,投入大量資金大力扶植,使農民享受免費的職業技術教育。法國根據1960年頒布的《農業教育指導法案》,建立了完整的農業教育培訓體系,以農業研究機構和農業學校為基地,從事農業人才的培養。另外法國政府還確立了公立、私立共同辦農業教育的體系,實現了農業職業教育的系統化和規范化。

在教學形式方面,農業學校向農業生產經營者敞開大門,隨時去資料室查找所需要的材料。

培訓時間長短期并存、授課方式靈活、培訓機構多樣的特色。

培訓內容是經過實際調查研究和科學預測制定的,既符合實際所需又具有前瞻性。

2 國外農民職業教育培訓模式對我國農民職業培訓的啟示

我國是人口大國,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的任務比較重;另一方面我國農業經濟發展現狀及所處的國際競爭環境,要求我們加強對農民的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積極引導和扶持農民工培訓事業;以現有教育培訓機構為主渠道,發揮多種教育培訓資源的作用,充分調動行業和用人單位的積極性,多渠道、多層次、多形式地開展農民職業培訓;研究農村勞動力資源現狀,做好勞動力市場需求預測,按照不同區域、不同行業要求,建立以是市場需求為導向的大學教育-高職院校教育與培訓-農校和農業技能推廣中心為一體的農民職業教育體系,堅持短期培訓與學歷教育相結合,培訓與技能鑒定相結合,培訓與就業相結合。

2.1 建立完善職業教育培訓體制,轉變農民職業教育觀念

目前,我國農村職業培訓缺乏統一規劃,各自為政。國家應該建立相應政策鼓勵農民參加不同形式的職業技能教育,必要時可以出臺相應的強制措施(如法國)。各級政府和教育部門應加強宣傳職業教育,尤其是在農村,轉變“重普教、輕職教,重升學、就業,重城市、輕農村”的思想傾向,確立職業教育是終生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發展職業教育是目前解決“三農”問題和建設小新農村的重要舉措。

2.2 整合職業教育培訓資源,構建職業教育新體系

原有的農民職業教育體系,是建立在計劃經濟體制和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基礎上的。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必須對原有的農民職業教育體系進行創新和拓展,建立以是市場需求為導向的大學教育-高職院校教育與培訓-農校和農業技能推廣中心為一體的農民職業教育體系,以適應時展的和國際競爭的客觀要求。

2.3 完善以市場為導向的培訓課程體系,保證培訓內容實時性

現代產業生產更注重專業性,越是專業性的產業越具有封閉性。在對農民職業培訓課程設計上要以市場的需求為導向,以農民良好就業和致富為目標,建立完善的實時性強的職業技能課程體系。注重培訓與就業、致富相結合,通過培訓是農民具備良好的適應行業和國際競爭能力。

2.4 建立合理的教育培訓形式,提高農民的參與培訓的積極性

我國農民職業素質參差不齊,文化層次的差異決定要進行有效的農民職業培訓必須?建立合理的教育培訓形式,并通過各種鼓勵(發補貼或表彰等)形成對農民職業培訓的激勵機制。農民是接受職業培訓的主體,在進行職業培訓時要尊重農民的選擇,加強農民培訓過程中的主動參與程度。要充分調動農民參與職業培訓的積極性,就要建立形式多樣性、多層次、多元化的激勵機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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