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貿易條件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為反映農民的公共品需求狀況，筆者將目前的農村公共品大致劃分成基本生產類、基本生活類和福利保障類三類，在每類中都列出具體的公共品項目，并要求調查戶根據其期望的重要性進行排序，下面的分析主要是基于農戶排序的統計結果。

（一）基本生產類公共品需求

眾所周知，農田基礎設施（機井、小型農田水利、節水灌溉等）、農業技術推廣與培訓(種植、養殖、加工等技術和技能的推廣培訓等)、農業災害防治（水旱災害、火災、病蟲草鼠害等）、農業市場與信息服務（集貿市場、農產品買賣行情等）、農業生產資料（良種、化肥、農藥、農機具等補貼）和資金支持等是目前影響農村生產的重要變量。表2是調查農戶根據重要程度的排序統計結果。①

從上述統計結果可以得出如下三個基本結論。

第一，農業生產的公共“硬品”需求優先。從表

①調查中對全部調查項目進行分項統計,并賦予各順序與其序號相同的分值(即排序為第1位記為1分、排序第2位的記為2分,以此類推),用各順序的被選頻數乘以其相應分值,再累加計算總分,依總分值由小到大為序,即總分愈小,排序愈靠前,總分相同時,以第1位被選頻數多的選項居前。2可以看出，相比較農業科技、資金支持、農業市場與信息服務等公共“軟品”，農田基礎設施和農業生產資料的需求排在前兩位，充分表明這兩類公共“硬品”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基礎性意義，特別是農田基礎設施公共品，直接影響了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基本條件，因此有近40%的農戶將其視為最重要的生產類公共品，總體需求也是名列前茅。

第二，與生產直接相關的公共品需求迫切。從各選項不同順序的被選頻次看,被列為相對優先項的為農田基礎設施、農業生產資料、農業技術推廣與培訓等,說明調查對象中多數人對這三類與生產直接相關的公共品需求迫切，同時也說明這些公共品的現實供給與需求之間還存在較大差距。之前，集體經濟的實力相當雄厚，這為大型水利設施建造、農田整理及大范圍推廣農業科技提供了充足的資金支持，而且“強制性”的義務工制度也為這些公共品的供給準備了足夠的勞動力資源，但在農村改革之后，集體經濟迅速瓦解，集體再也無法像以前那樣動員資金和勞力來進行大規模的農村公共品供給，現有的供給遠遠不能滿足農民的基本生產需求，因此，農民對這三類公共品的需求極為迫切。

第三，農民對農村金融服務的需求較為強烈。盡管資金支持的整體得分排在第4位，但調查結果同時說明將資金支持列在第一位次的有47位農戶，僅次于農田基本設施，由此也可窺出農民對農村金融服務需求的一斑。

（二）基本生活類公共品需求（見表3）

上述基本生活類公共品需求排序的結果表明：

第一，農民醫療衛生服務需求最為突出。農村醫療衛生是使農村勞動力得到迅速修復和補償的重要手段和途徑，但在目前廣大的農村，疾病往往使農民陷入貧困陷阱，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屢見不鮮，疾病與貧困的惡性循環也使農民充分意識到健康對于本人和家庭的重要性，調研中有65%以上的農戶將看病就醫看作是第一位的需求，總體得分也是遠遠小于其他生活類公共品，由此可見農民需求的迫切程度。

第二，基本生活公共品需求較高，物質需求優于精神需求。結果顯示，農民對看病就醫、鄉村道路建設、清潔飲水有較高的需求，這充分說明，目前對于農民來說，最為重要的是能夠及時獲得醫療衛生服務、能便利地出行以及能喝上清潔衛生的水。而當前農民收入水平、對時間價值的評估以及環保意識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農戶更為關注的不是新型能源，而是如何低成本、方便、及時地獲取燃料；電視機的基本普及和農村有線電視網的建設也使得單戶農民有了自娛自樂的方式和渠道。因此，當前農民對于基本生活需求和基本生活質量的公共品需求優先于能源和文化娛樂項目，對物質類公共品的需求優于精神類公共品的需求。

（三）福利保障類公共品需求（見表4）

從表4和調查結果可以看得出，農民對公共衛生醫療、基礎教育和社會保障等問題給予了相當大的關注，而對職業教育、農業保險、生態環境建設與保護的需求則較弱。這說明當前農民把關乎自己生存和發展的基本福利需求排在對宏觀環境需求之前，農民公共品需求顯現了現實優于長遠、切身利益重于宏觀環境的特征。

從理性角度看，農民的這些排序有其合理性。在目前階段，農民更為關注的是涉及自身生存和發展的相關公共品，比如要能及時獲得醫療衛生服務、能讓自己的子女獲得公平的受教育權利、能讓自己老有所養等等，但對于那些未來十分重要、對整體十分有利的公共品，如職業教育、農業保險和生態環境保護，農民暫時還無法從中受益或受益很少，因而給予了較低的評價。

綜上，當前農民的公共品需求主要表現出四個方面的顯著特征，即硬品優先于軟品；物質需求優先于精神需求；現實優于長遠；切身利益重于宏觀環境。這四個特征反映了目前農民的現實需求，必須在農村公共品的供給中加以考慮，同時也要求政府必須加以合理的政策引導。

2農場、農民對公共品供給的滿意度分析

農村公共品品種繁多，涉及面較廣，為此，問卷設置了10項公共品，讓被調查者選出最滿意的三項公共品和最不滿意的三項公共品。具體的統計結果見表5和表6。

（一）合意的公共品供給

1．公共衛生防疫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

從表5可以看出，農民對公共衛生防疫和農村合作醫療的滿意度最高。第一滿意到第三滿意分別為35.47％、30.7％、20.11％,三項平均達到28.76％。從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專題調查也可以看出，農民對這一“興起——衰落——重新興起”的合作醫療制度給予了充分肯定，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參合率為94.17％，91.63％的農戶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總體運行狀況表示“滿意”，并且有99.57％的調查戶選擇明年繼續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契合了目前的農民需求，提高了農

①在我們課題組另一調查小組以縣（區）、鄉鎮為被調查單位的數據匯總中也可以發現農戶參與新農合的積極性較高，萊蕪市的平均參合率為87.8%，而歷城區則達到了93.5%。村醫療衛生服務的可及性，使農民的疾病風險得到部分地分散，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農民“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而且，作為一種恢復性的制度安排，在引起人們對以往制度無限懷念的同時無疑也增加了農民對新制度的信賴程度，因此，盡管這種新的制度設計還存在一些不足，但農民仍對其給與了最高的滿意度評價。

2．糧食直補政策

從2004年起，中央政府為了促進糧食生產，保證農民收入穩定增長，進行了糧食直接補貼的重大改革，這對保護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維護農村社會穩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糧食直補項政策改變了過去對農民多“取”少“予”或只“取”不“予”的分配關系，贏得了民心，產生了較大的政治影響。因此，農戶對這一直接增加農民收入的政策的滿意度較高，前三項平均比例為25.49％，名列第二位。

3．農村基礎設施

農村基礎設施的供給切中當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要害，符合了廣大農民的需求，而且在國家統一政策標準①的要求下，各地的基礎設施基本都能按照大體相近的標準進行建設，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基礎設施的均等化。另外，從基礎設施的運行效果來看，基本實現了“兩進兩出”，不僅大大方便了農村的農產品銷往城市和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同時也為城市的資金和居民流向農村提供了方便和可能②，因此，基礎設施的供給提高了農民的收入水平，農民對其的滿意程度較高。

4．農村義務教育

出于文化背景和歷史的原因，本次調查的3個省份的農民都特別強調了對其子女的教育問題。農村稅費改革后，農村學校布局的調整和校舍達標的推進，從根本上改變了農村學校的硬件條件，而教育資源的相對集中也使得農村學校的教育質量得到明顯提高，更為重要的是，“兩免一補”政策的落實，大大減輕了農民的教育負擔，農民從中切實得到實惠，因此，農民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滿意度相對較高。

（二）不合意的公共品供給（見表6）

1．農村社會養老

隨著農村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民外出務工且長期化趨勢日趨明顯，那些喪失勞動能力的老年人只能留在農村，但隨著農村土地的逐漸減少和農業經營相對收益的下降，土地的養老保障功能開始弱化，“家庭養老”和“養兒防老”的倫理觀念也在受到沖擊，這就對農村的社會養老提出了新的更高需求；但由于長期以來我國實際上并沒有在農村建立起相對完善的農村養老制度，農村社會養老的供求之間出現巨大缺口，因而，農民對其的滿意度評價最差。

①如村村通柏油路。

②這也可從蓬勃發展的鄉村經濟和農家樂旅游中得到部分驗證，特別是在基礎設施比較發達的地區，農家樂、農產品開采、生態旅游開展的十分紅火。

2．農村金融服務

農戶對農村金融服務的不滿意主要集中在可及性差和利率水平高兩個方面。調查中，有86.64％的農戶沒有從正規金融機構貸過款，有87％以上的農戶表示當前貸款利率水平“太高”和“較高”。當前在農村金融領域，農業銀行在不斷收縮營業網點，農業發展銀行作為政策性銀行，其業務對象和范圍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作為主要服務機構的農村信用社，則壟斷嚴重，利率居高不下，服務效率較差。農村金融機構短缺和服務不足，已成為農村經濟發展的一大制約因素（見圖1）。

3．農業科技信息服務

農戶對農村科技信息服務的滿意度也給予了較低的評價。調查中發現，在遇到農業生產經營中的技術難題時，只有9.52％的農戶選擇了請教政府技術人員這一途徑，90%以上的農戶認為可獲得的信息量不多，有36.1%的農戶一次都沒有得到縣鄉農技人員的服務，有近70%的農戶認為目前的農業技術推廣體系不能滿足自身的需要（表7）。人員補充和培訓機制以及經費保障機制不健全是造成農業科技信息服務不能滿足農民需要的主要制度原因。

4．文化娛樂服務

調查表明，有10.11％的農戶把文化娛樂服務排在最不滿意中的三項公共品供給的首位，與之相對應，只有1.67％的農戶表示對文化娛樂服務表示滿意。這可能是由于農村文化娛樂方式單一、集體文化活動稀少、文化娛樂設施匱乏，使農民對文化娛樂服務的滿意度較低。

此外，表5和表6還說明，農民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滿意與不滿意現象同時并存。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農戶對生活類的基礎設施如鄉村道路、有線電視入戶等工程建設表示出較高的滿意度，而對生產類的基礎設施如農田整治、灌溉工程等供給表示不滿的混合效應所致。

（三）公共品滿意度影響因素分析

筆者認為，農民對公共品供給的滿意度高低主要與公共品規模、公共品價格、農戶的人口社會學背景和公共品質量等因素有關。

1.公共品規模

公共品的非厭足性決定了農戶對供給水平低下的農村公共品的評價較低。公共品的供給規模并不僅指其絕對量，也包含相對量的涵義，公共品供需缺口會影響到滿意程度。筆者發現，無論從靜態還是動態而言，供需缺口都由真實缺口和放大缺口組成，前者是農民的真實需求與現實供給的缺口，后者則是放大需求與現實供給的缺口。盡管我們目前還難以甄別兩類缺口的準確分野，估量其規模，但明確兩類缺口的存在具有認識和決策的意義。某項公共品供給水平既定時，如存在放大需求，則缺口加大。由此可以部分地解釋，供給絕對數量和質量較好的公共品（如農村基礎教育）的滿意度并不必然排在前兩位。

2．公共品質量

農戶給予供給存在或數量比較充分的公共品以不高評價的原因在于，農戶對此類公共品質量存在訴求。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推進以及權益意識的增強，農村居民公共品消費城鄉“均等”的要求凸現。國家對“兩免一補”義務教育投入總額遠大于對糧食直補投入的數額，但農戶對義務教育的滿意程度要低于糧食直補，這一方面反映了“負價格”與“零價格”公共品在消費者滿意與否決策中的價格因素的較量，另一方面則說明農戶開始對某些公共品的質量提出更高要求。調查顯示農民對城鄉均等的義務教育有強烈認同，要求自己的子女與城市居民子女一樣能享受到素質教育。

3.公共品價格

現階段，雖然我國農民與公共部門存在公共品購買交易假設條件較弱，但定性分析各類公共品供給滿意的程度，可以發現公共品的價格分攤機制影響到了滿意度。農民能免費或以“負價格”得到的公共品，抑或分擔極小部分價格消費的公共品，其往往隸屬于合意的公共品。調查顯示，與“零稅費”相連的“負價格”性質的糧食直補、近乎免費的義務教育、只承擔村內基礎設施建設價格的“村村通”工程，都屬于合意的公共品。當公共部門應供給的公共品以私人品的形式要價，或以較高價格提供公共品時，農戶對此類公共品的評價就會降低，因此需要農民自己付費解決的農村養老問題、農業科技信息服務問題等就構成了不合意公共品。

4.農戶的人口社會學背景

多項式logistic回歸結果表明，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收入水平等因素不同程度地影響到了公共品供給的滿意度（見表8和表9）。

回歸結果表明，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農戶對農村基礎設施、公共衛生防疫和農村合作醫療的滿意度出現下降趨勢，其原因可能在于農村中擁有較高人力資本的農戶對此類公共品供給質量提出更高要求所致。隨著年齡上升，被訪農戶對義務教育的滿意概率也出現下降，年齡偏大家庭其子女可能已不屬于接受義務教育的人群，農戶對自身享受不到的公共品難以給予較高評價，這反映了家庭年齡構成會影響到公共品供給的滿意度。

不合意公共品供給回歸結果表明，隨著年齡的上升，農戶對農村社會養老的不滿意概率增加，在當前社會保障制度有待完善的情況下，年齡較長的被訪者對關乎自己將來的養老制度安排表現出了更大的關注。隨著收入上升，文化消費的支付能力提高，多元的文化消費降低了富裕家庭對農村文化娛樂服務不滿意的概率。

這種人口社會學背景對滿意度的影響，也說明了政府供給總量的增加并不必然提高每一農戶的滿意度，因為每個農戶的受益并不嚴格相等同。

3、農村公共品供需均衡分析

為全面考察當前階段農村公共品供求之間的銜接狀況，作者根據農民對公共品需求的強弱以及政府供給的多寡，同時考慮農民對公共品供給的滿意度狀況，建立了一個農村公共品供需均衡矩陣，由此將當前農村公共品分為四類（表10）。

（一）農民需求強烈，政府供給充分，農民滿意度較高

主要有農村衛生醫療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基礎設施和義務教育。

如前所述，這些公共品都是農民生產、生活最基本的需要，政府加大此類公共品的供給切實符合了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因此能得到農民的大力擁護。但需要指出的是，農民對此類公共品供給的滿意度更多帶有低層次性、相對性的特征，是對公共品供給“量”上的滿意而非“質”上的滿意。即盡管這些公共品供給在解決農民就醫難、行路難、上學難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有不容忽視的問題。調查中發現，盡管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但鄉村衛生院設備不足、人員業務水平不高、合作醫療籌資標準偏低、基本用藥目錄補償范圍窄、報銷率偏低、保障水平不高等問題依然是困擾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又如，“兩免一補”的義務教育使得農民負擔減輕，農民切實得到實惠，但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的保障制度、財政支持教育的長效機制仍不健全。再如，基礎設施的后期維護還尚未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等等。另外，農民最急需的但不是最不滿意的公共品也說明，農民對當前以財力有限的政府為公共品供給主體適時提供公共品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理解，如，農民當前最急需的衛生醫療公共品因為政府供給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使得需求方對此類公共品的供給表現出了相對高的滿意度。

（二）農民需求強烈，政府供給主體缺位，農民滿意度較差

主要是農村社會養老、農業科技信息服務和農村金融服務。

調查中發現，當前農民的公共品需求層次有提高跡象，在水、電、路等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之后，農民對更高層次的公共品顯現出旺盛的需求，這也與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相吻合。農民對農村社會養老、農業科技信息服務、農村金融服務這些公共品供給最不滿意說明了農民對政府的少作為或不作為行動的不理解，這固然是公共品供給決策內在的滯后效應所致的供給不足的反映，也恰恰說明在政府公共品供給鏈條上此類公共品提供是最薄弱的一環。因此，在加強“家庭保障”功能的同時急需探索各種新的、有效的農村養老模式，逐步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針對農業科技信息服務存在的問題，應建立政府主導公益，市場主導經營的農村科技服務體系運行新機制；在強化政策性金融支持新農村建設的同時，引入多種層次、多種所有制的新型農村金融組織，同時規范和引導民間金融健康發展。

（三）農民需求不強，政府供給較少，農民滿意度中等

主要有文化娛樂設施、農村能源和一事一議。

這些農村公共品供給與農民的真實需求存在一定的脫節，政府在沒能深入了解農民的真實需求的情況下提供此類公共品，不僅增加了政府的成本，而且還不能得到農民的較高評價。調查中發現，這類公共品即使提供給農民，由于不能符合農民的真實需求從而出現了利用率不高、資源浪費的現象。譬如，雖各村均建有體育鍛煉設施，但高強度的農業勞動已使農民十分疲憊，年富力強的農民又大都外出務工，因此這些設施的利用率十分低下；再如，沼氣作為一種新型能源盡管在經濟性、環保性方面優勢突出，但由于技術、氣候及農作物自身特性原因使得沼氣在北方地區難以得到大面積推廣，因此，調查中農民對這一新型事物往往表現出排斥，即使在政府補貼情況下部分農戶家中建有沼氣池，但往往使用率不高。因此，應立足實際，建立農民對公共服務需求的順暢表達渠道，逐步實現農村公共品供求之間的銜接。

（四）農民需求不強，政府沒有提供，農民滿意度中等

主要有農業保險、生態環境建設與保護、農業災害防治。

此類公共品需供雙方均沒有行動意圖，并不表示就處于供需均衡狀態，即使在某一點上暫時處于均衡，也是低水平的均衡，并不具有長期穩定性。因為此類公共品中的大多數外溢性較強，因此，作為具有“父愛主義”特征的政府應先期規劃此類公共品供給，做到未雨綢繆。

4、結論

1．當前農民的公共品需求呈現出四個方面的特征，即硬品優先于軟品；物質需求優先于精神需求；現實優于長遠；切身利益重于宏觀環境。從理性角度看，農民的這些排序有其合理性。這四個特征反映了目前農民的現實需求，必須在農村公共品的供給中加以考慮，同時也要求政府必須加以合理的政策引導。

2．農民對公共品供給的滿意度主要取決于公共品的規模、價格、農戶的人口社會學背景及公共品質量。合意的公共品供給有公共衛生防疫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糧食直補政策、農村基礎設施和農村義務教育。不合意的公共品有農村社會養老、農村金融服務、農業科技信息服務和文化娛樂服務。

3.影響農民對公共品供給滿意度的因素主要有公共品的供給規模、供給質量、價格以及農戶的人口社會學背景等。是否存在放大需求所導致的供需缺口，公共品的供給質量是否與之前有所提高、是否和城市供給質量相同，農民能否以較低“價格”甚至是“零價格”消費公共品，以及農民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收入水平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響到了公共品供給的滿意度。

4.農村公共品供需均衡矩陣將公共品分為四類，即農民需求強烈，政府供給充分，農民滿意度較高；農民需求強烈，政府供給主體缺位，農民滿意度較差；農民需求不強，政府供給較少，農民滿意度中等；農民需求不強，政府沒有提供，農民滿意度中等。

5．根據公共品供需銜接狀況，農民對公共品供給的滿意程度，實行不同的公共品供給策略。對農民急需政府供給不足農民不滿意的公共品，迫切需要政府加快建立相應的供給制度；對農民需要政府供給了的農民比較滿意的公共品，需要政府完善此類公共品供給體制、機制和制度，在“質”的方面做文章；對農民無需求而政府供給了的公共品，要總結經驗教訓深入了解農民無需求的真實原因；對農民目前沒有需求動機而政府也沒有供給的公共品，需要政府做出合理預期和遠景規劃。

參考文獻：

［1］岳書銘，綦好東，楊學成.基于農戶意愿的農村公共品融資問題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05(11)：47-52，79.

［2］廖清成.我國中部地區農村公共品供需偏好研究［J］.浙江學刊,2006(1)：54-59.

［3］張素羅，張義珍.農村公共產品的需求分析-基于河北保定120個農戶的調查［J］.經濟問題,2007(4)：76-78.

［4］趙宇，姜海臣.基于農民視角的主要農村公共品供給情況——以山東省11個縣（市）的32個行政村為例［J］.中國農村經濟,2007(5)：52-62.

［5］樊麗明.中國公共品市場與自愿供給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6］樊麗明,石紹賓.稅費改革后的縣鄉財政運行分析——以臨沂市為例［J］.山東社會科學，2005(4)：65-70.

［7］樊麗明,石紹賓.稅費改革后農村公共品供給格局分析——以山東省Z市為例［J］.財政研究，2007(5)：12-16.

篇(2)

關鍵詞：農產品 貿易條件 多元線性回歸分析

問題的提出

農產品是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中的重要產品，貿易條件則是衡量一國從對外貿易中獲得貿易利益大小的重要指標，貿易條件的優劣直接關系到各國的切身利益（陳洪巖，2012），因此對農產品貿易條件的研究顯得十分重要。同時在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入的過程中，對中國農產品貿易條件變動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更大程度上在農產品貿易中獲取利益，增強貿易競爭力。

目前學者針對農產品貿易條件研究相對較少，現有的研究大多是針對中國與日、韓、歐盟等個別國家和地區農產品貿易條件或個別因素對中國整體貿易條件的影響，而缺少對中國與世界農產品貿易條件影響因素的研究。因此，本文對中國農產品貿易條件變動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以期為提高我國農產品貿易的國際競爭力并推動經濟發展做出積極貢獻。

中國農產品貿易條件測算和趨勢分析

（一）數據來源及說明

本文利用聯合國商品貿易數據庫（UN Comtrade），查詢了1996-2011年中國大宗農產品貿易的相關數據。按照《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農產品分為四類，包括二十四章。第一類是1至4章為活動物以及動物產品；第二類是5至14章為植物產品；第三類是動植物油、脂分解產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動植物蠟等；第四類是15至24章為食品、飲料、酒以及醋、煙草以及其代用品。由于一些數據的缺失，本文在200種農產品中剔除了小部分貿易額小并且無法計算的數據，最后共選取180種農產品應用到本文的計算中，數據以1996年為基期，即1996年的貿易條件指數為100。

另外，在計算單要素貿易條件時，本文采用黃滿盈在《中國貿易條件實證分析（1981-2004）》一文中要素貿易條件的計算方法：用農業勞動生產率來近似代替出口部門勞動生產率。農業勞動生產率=農業總產值/農業就業人數。其中，農業總產值和農業就業人數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

（二）趨勢及其分析

本文在計算總體進出口價格指數的時候為最大化樣本數量、減少剔除的數據、盡量減少誤差，將報告期與基期所選取的商品類別進行統一，使計算結果更有比較意義。具體計算結果如表1所示。

從表1可以看出，中國農產品的價格貿易條件出現一定程度的惡化，2011年與1996年相比，價格貿易條件指數下降了31.46點。其中1996-2003年，中國農產品的價格貿易條件在波動中下降，在2003-2006年呈現一定的回升之后繼續下降，并在2009年達到歷史最低點，這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機及經濟蕭條的國內外環境所致。2009年之后，中國農產品價格貿易條件出現一定程度的回升。

1996-2007年雖然價格貿易條件呈下降趨勢，但因為出口數量指數大幅上升，出口數量的增長抵消了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局面，使得收入貿易條件得到改善。由表1數據可以看出，2006年中國農產品收入貿易條件達到一個相對的歷史最高點，之后由于受出口數量的影響出現了一定的波動性。總體來看，2011年與1996年相比，中國農產品的收入貿易條件改善，這主要是由出口數量指數增長所致。

雖然中國農產品價格貿易條件惡化，但是單要素貿易條件自2003年以來呈現出大幅度的增長。2011年與1996年相比，單要素貿易條件指數增長了44.27點，這主要是由于農業勞動生產率指數增長所致。

影響農產品貿易條件變動因素的實證分析

張先鋒、劉飛（2008）、陳洪巖（2012）通過研究發現：匯率、出口商品結構、人均資本存量、FDI和關稅水平對價格貿易條件都有顯著影響。馮曉玲、張凡（2011）利用回歸方程得出由于出口量的擴張，導致中國的價格貿易條件下降的同時，收入貿易條件卻呈現逐年上升態勢的結論。劉燕（2008）以彈性分析論為基礎，通過分析認為人民幣升值會改善中國不斷惡化的貿易條件。文武（2011）通過理論和實證相結合的角度，分析中美農產品貿易條件的影響因素，結果表明，匯率對貿易條件的影響并不顯著，經濟增長、生產價格指數、勞動生產率對農產品貿易條件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此外，高宇（2008）認為宏觀因素也是影響大宗商品貿易條件的因素，如經濟周期和經濟組織的力量以及一些無法避免的自然因素等。綜上，本文將影響我國農產品貿易條件的因素歸結為匯率、FDI、關稅、出口數量、經濟增長、生產價格指數以及勞動生產率七個因素。

（一）數據說明與指標選取

Y：我國農產品的價格貿易條件指數，數據來自上文的計算值；X1 ：匯率，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直接標價法下的人民幣對美元匯率；X2 ：FDI，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實際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資額；X3 ：關稅，數據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統計的農產品關稅稅率；X4 ：農產品出口數量指數，數據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對外貿易司；X5 ：中國相對于國外的GDP，用百分比表示，國外的GDP用世界的GDP減去中國的GDP來表示，反映的是經濟增長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X6 表示農產品生產價格指數，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X7 ：農業勞動生產率指數，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以2000年為基期。

（二）回歸模型估計

利用1996-2011年的數據，以價格貿易條件指數Y為因變量，X1-X7 為自變量，運用Eviews6.0做散點圖，X1-X7 與Y之間基本上分別呈現線性關系，所以對其建立如下最小二乘回歸模型進行分析：

（1）

回歸結果如下：

（2）

其中，R=0.9430，F=18.9086，擬合優度較高，但是解釋變量中除了X1 、X4 、X5 的t檢驗值顯著外，其他變量均不顯著，這說明模型中可能存在多重共線性、異方差或者自相關性，下面對此進行檢驗并修正模型。

對模型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表明，X2 和X6 、X6 和X7 、X2 和 X7之間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957570、0.933094和0.929602，最接近1，說明X2 、X6 、X7 之間存在高度相關性。采用逐步回歸的辦法，修正多重共線性的問題。分別用Y對各個解釋變量進行一元回歸，其中X4 的擬合優度最大；再將X4 與剩余的其他變量與Y間做二元回歸方程，得出擬合優度最大的組合為X4 、X5 ；順次加入其他變量逐步進行回歸，最終得到修正的回歸結果如下：

（3）

其中，R=0.9201，F=31.6678，擬合優度較高。懷特檢驗中，由于nR2=9.656064，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小于11.07的臨界值，所以接受同方差的原假設。上述模型中的DW=2.0671，n=16，k=1，取顯著性水平α=0.05時，查表得dL=1.106，dU=1.771，而dU

因此，公式（3）即為最終的回歸結果，即僅X1、X3、X4、X5對Y有顯著影響，且X1、X4、X5為正向影響，X3為負向影響。

（三）結果分析

匯率直接影響進出口商品價格，研究結果表明，農產品實際匯率的上升改善了農產品價格貿易條件，實際有效匯率每變動1%，農產品價格貿易條件正向變動1.97%。

FDI對農產品價格貿易條件的影響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FDI主要流入到工業領域，由工業領域發生作用后間接引起農業領域的變化，由于影響機制中途可能受到外界的影響較多，所以影響不顯著。

關稅稅率的系數為正值，X3每提高一個百分點會使價格貿易條件改善大約0.34個百分點。說明我國征收關稅起到了改善價格貿易條件的作用，這也從側面說明了我國在國際市場中貿易大國的地位。

農產品出口數量指數的系數為負值，X4每提高一個百分點會使價格貿易條件惡化0.31個百分點。說明農產品出口數量的增加惡化了價格貿易條件。這一結果也符合供求理論，即供大于求時，價格下降；供不應求時，價格上升。

經濟增長對貿易條件有正向影響，X5 每提高一個百分點會使價格貿易條件改善0.86個百分點。說明我國經濟增長提高起到了改善價格貿易條件的作用，這主要因為我國通過利用新技術，采用新的勞動工具，提高了產品的勞動生產率以及產品質量，供給價格可能會隨著投入的增加而提高，所以農產品勞動生產率的系數為正值似乎也是合理的。

農業勞動生產率X7對農產品價格貿易條件的影響并不顯著，這在現實中是合理的，因為勞動生產率主要是以單位的產出來衡量，但是促使中國和世界進行農產品貿易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產出，而更多的是農產品品種和質量等方面的差別。

政策建議

首先，由于征收關稅能起到改善我國價格貿易條件的作用，我國可以根據世貿組織許可的正當保護的原則，合理調整關稅稅率結構，實現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的優化升級；其次，不能盲目追求出口數量的增長，而應把重點放在增加農產品的種類和提升質量方面，更好滿足并進一步拉動國內市場需求；最后，我國對農業的發展應繼續在政策、資金和技術上提供支持，尤其應鼓勵農業的科學研究，加大資金投入并且加大技術的引進，真正使我國農產品更具競爭優勢。

參考文獻：

1.張先鋒，劉飛.我國工業制成品貿易條件的影響因素分析[J].國際貿易問題，2008（5）

2.陳洪巖.我國工業制成品貿易條件測度與分析[D].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2

3.馮曉玲，張凡.我國貿易條件的動態變化分析[J].世界經濟研究，2011（6）

4.劉燕.人民幣升值對我國貿易條件的影響分析[J].特區經濟，2008（3）

5.文武.技術創新對我國貿易條件的影響[D].浙江工商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6.高宇.中國貿易條件變動趨勢的影響因素研究[D].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7.汪素琴，史俊超.我國工業制成品貿易條件變動的實證研究：1995-2006年[J].財貿經濟，2008（8）

8.梁麗萍，賈杉.中國工業制成品出口價格貿易條件變化的影響因素[J].會計與經濟研究，2012（3）

篇(3)

【論文摘要】技術和技術創新對當代的國際貿易已經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這一點得到了廣泛的共識。各國都把技術創新作為提升本國對外貿易競爭力的最有力的武器，使本國能夠從國際貿易中獲得更多的利益。本文就技術創新對我國對外貿易競爭力的影響作了分析。

中國加入WTO以來，宏觀經濟和對外貿易都增長迅速，整體經濟貿易形勢繼續了多年來的良好態勢。但是，在普遍樂觀的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隱藏在這種良好態勢后面的一些深層次的問題，比如經濟增長方式的單一，以高投入低產出為特征的經濟效益低下，貿易方面的出口產品附加值偏低，對外貿易條件惡化，以及頻頻遭受的技術性貿易壁壘等都在困擾著中國經濟和對外貿易的發展。影響我國對外貿易競爭力的因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技術性的貿易壁壘

技術性貿易壁壘指一國或一個區域組織以維護國家或區域基本安全、保障人類健康和安全、保護動植物健康和安全、保護環境、防止欺詐行為而采取的一些強制性或自愿性的技術性措施。技術性貿易壁壘對出口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對市場準入上的影響，即達不到設定的技術標準，就不能順利的出口;另一個是對產品競爭力的影響。企業技術、環保及為改善工人勞動條件的投入都直接增加了產品成本，企業要獲取相關認證的費用也相應增加了企業的成本，從而喪失了產品價格優勢，削弱了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2 知識產權貿易壁壘

貿易中關于知識產權的糾紛很多時候是包括在技術性貿易壁壘之中的，但是在這里我們單獨把它拿出來討論是因為與其他的技術性貿易壁壘相比較，它有其特殊性，而且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會對中國的外貿產生非常大的影響。知識產權壁壘是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名義下，對含有知識產權的商品，如專利產品，貼有合法商標的商品，以及享有著作權的書籍、唱片、計算機軟件等實行進口限制;或者憑借擁有的知識產權優勢，實行“不公平貿易”。中國屢遭國外知識產權的調查，嚴重的影響了中國產品的出口。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國同發達國家技術差距的不斷縮小而造成的出口對其國內產業的威脅的不斷擴大，另一方面是我們同發達國家真實技術差距的存在。

產品附加值通俗的講就是指產品在生產過程中，從原材料到成品的過程中所凝結的技術、創新、人力勞動、品牌和附加服務等價值的增值。它與產品的價值增值鏈的長度，技術含量，創新程度，附加服務的質量和產品品牌價值等有很大的相關關系。日本經濟學家關志雄先生的“附加值”理論告訴我們:在一個產品的業務鏈上，組裝的附加值最低，研發的附加值最高;中間值的生產雖有技術含量，也會慢慢遞減，而到了銷售和售后服務，附加值會隨之高漲起來，因為它有品牌和健全的售后服務體系。由此可見，在組裝的上游，是技術、信息與知識;在組裝的下游是包裝、銷售及服務。而在產品的中游組裝階段，是廉價勞動力在創造財富.中國的出口產品基本上集中在初加工的產品、棉紡織品和機電產品上，這些產品的技術含童低，加之中國的國際名牌少，尤其是機電產品甚至包括高新技術產品都是處于產品的中游組裝階段，這是中國利用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的結果，但是帶來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出口產品的附加值低，出現所謂的“豐產不豐收”現象。這主要是由我國技術能力低所導致的。

3 貿易條件惡化

貿易條件是指一國的出口商品價格對其進口商品價格的比率.當這個概念用于兩種以上商品時，它的定義則是出口商品價格相對于進口商品價格的一種指數量值，也可以解釋為出口每單位商品所能購買進口商品的數量。貿易條件惡化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最早.由阿根廷著名經濟學家勞爾普雷維什在1949年5月提出，他在一份題為《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及其主要問題》的報告正式提出了“貿易條件惡化論”，認為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存在長期惡化的趨勢。他指出，在資本主義國際分工體系下形成的“中心—外圍”體系從一開始就是不平等的，滋生了一些不利于外圍國家初級產品貿易條件的因素。這些因素包括技術進步利益的不平等分配，貿易周期運動的不平等影響，發展中國家不利的產品需求條件和世界經濟中心的低進口數。

4 貿易競爭優勢將受到更大挑戰

目前中國最大的比較競爭優勢就是處于各層次的廉價的勞動力，也就是說中國不僅有廉價的簡單勞動力，還有相對發達國家廉價的熟練勞動力、技術人員和高級技術人員。從本質上來講，中國現在正是在利用這一競爭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但是，這一優勢能夠持續多久呢?也就是說廉價勞動力優勢是否能夠成為中國經貿發展的持續競爭優勢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雖然在今后的一段時間內廉價勞動力還能夠作為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比較優勢，這是因為中國有著廣大的農村人口，可以不斷的向城市輸出廉價勞動力，但是城市的資源是有限的，其人口的容納程度也是有限的，目前已經出現了大城市綜合癥，而且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并不十分迅速，因此有可能農村人口的輸出在一段時間之后會放緩直至停滯，在那個時候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將會不斷的上升，而隨著新的開放國家，比如印度加入國際分工，中國的廉價勞動力競爭優勢將會逐漸削弱。

5 結束語

總之，中國現今和以后還會遇到同樣的問題。因此，沒有技術創新就很難繼續縮小同前方國家的技術差距，而后方國家則會更快的縮小同我們的差距，表現在貿易上，就是競爭優勢的削弱和貿易競爭優勢受到更大的挑戰。我們只有技術創新，掌握有用自主專利權的技術，才能在對外貿易上取得有利地位。

參考文獻

[1] 李平:《論國際貿易與技術創新的關系》，載《世界經濟研究》，2002年第5期.

[2] 宋健學、趙新剛、劉虎興:《關于我國技術提升和貿易發展的思考》，載《中國軟科學》，2002年第1期.

篇(4)

論文提要：通過對傳統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的介紹，以及國內對這兩種理論不同觀點的分析，認為這兩種理論在我國是相互補充的關系，對我國外向型經濟發展都有一定的作用。

對于國際貿易理論，理論界有兩種流派：一種是向來占主流地位的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學說和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說，我們稱之為傳統貿易理論；另一種是隨著國際貿易的空前繁榮和發展，20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來，以克魯格曼、赫爾普曼、迪克西特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提出的新貿易理論。

傳統貿易理論假設在完全競爭的前提下，各國間進行自由貿易，由市場機制決定價格，對關稅、進口限額等保護貿易或限制貿易的政策持否定態度，它考慮的是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圍內最優配置經濟資源的問題。按照李嘉圖的學說，各國都應該致力于自身有相對比較優勢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交換自身相對劣勢的產品，以提高世界福利。按照赫可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說，各國應該出口那些使用本國密集要素，進口那些使用本國非密集要素的產品。傳統貿易理論解釋了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現象。

20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國際貿易領域出現了新的變化，如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量大大增加、產業內貿易量日益增加、跨國公司在國際經貿活動中作用空前加強等現象，這些都是傳統貿易理論無法解釋的，于是新的貿易理論隨之產生。新貿易理論對前者進行了否定，認為國際商品市場具有不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遞增兩個基本特征，從而合理地解釋了國際貿易領域的新現象。新貿易理論提出的是戰略性貿易政策，即一國政府在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條件下，借助研發補貼、生產補貼或出口補貼等政策手段，保護國內市場，扶植本國戰略性產業的成長，實現規模經濟，搶占國際競爭對手的市場份額，或者通過進口征稅攫取外國壟斷利潤。

以上兩種理論歸結到國家外貿政策上就是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政策，對這兩種政策國內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傳統貿易理論更適合我國，戰略性貿易政策不切實際；另一種則恰恰相反。下面筆者將從他們的觀點出發，結合我國實際來分析著兩種理論在我國的適用性問題。

一、主張傳統貿易理論的主要觀點

（一）我國現階段不具備戰略性貿易政策賴以實施的條件，戰略性貿易政策在我國不樂觀

1、戰略性貿易政策實施成功的關鍵在于行業的不完全競爭特性，至少在國內市場上應具有規模經濟。據發達國家經驗，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對象包括商業航空部門、半導體、電信設備部門、汽車部門等。而在我國這些行業企業規模普遍偏小，重復生產，地理集中度偏低，達不到最小有效規模。

2、戰略性貿易政策易導致新的市場扭曲，首先，將扭曲微觀經濟主體。我國許多重要行業多屬國有企業，企業在內部轉制中仍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還帶有一定的行政色彩，不是市場競爭中自然產生的，缺乏競爭力。在這種情況下對其進行扶持反倒會使其依賴性增強，甚至引起大量的非生產性尋租，造成效率流失。其次，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全面實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補貼或經濟支持，這往往過多占用稀缺經濟資源，導致過高的機會成本，從而削弱我國的比較優勢產品的出口。

3、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成功還取決于單方面采取戰略性行動，即假定外國沒有采取相應報復措施。顯然，這種理想狀態不可能達到。

4、鑒別戰略部門需要大量、及時、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誤都將導致極為嚴重的后果。

（二）傳統的貿易理論更適合我國

1、我國貿易的伙伴國多為發達國家。有資料顯示，與我國貿易的伙伴國多為與我國資本勞動比率差別大的發達國家或地區，如中國香港、日本、美國和歐盟是我國的四大貿易伙伴。以2007年出口為例，至2007年11月底，我國出口額為11，036億美元，對上面四大貿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國出口總額的62.9%。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的對外貿易理應并且必須建立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

2、我國出口商品更多地面臨完全競爭的國際市場，我國在國際市場上控制能力差。我國目前出口的工業制成品中，絕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輕紡產品和一般機電產品，是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并且不具備生產資料的獨占性、規模收益和專利技術等形成壟斷的因素。但是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還是有相當強的國際競爭力，這是我們的比較優勢。

3、當前世界經濟正趨步走向全球化、一體化，各國的生產、貿易和投資日益融為一體，特別是WTO的加入，各國之間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正逐步取消，順應這股國際潮流，才會有更大的經濟發展空間。

二、主張新貿易理論的主要觀點

（一）傳統貿易理論會導致我國貿易條件的惡化，并且許多假設與現實不符

1、傳統貿易理論會導致我國外貿條件惡化，比較優勢陷入低水平循環的陷阱。比較優勢論雖然在短期內有利于世界資源的優化配置，但在長期內卻導致各國貿易條件的變化。由于發展中國家主要出口初級產品，技術進步慢，需求彈性低，且規模收益遞減，完全競爭特征明顯；而發達國家主要出口技術產品，需求彈性高，且規模收益遞增，這樣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貿易就是一種“不平等貿易”，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將日趨惡化。如果發展中國家一味奉行比較優勢論，將在國際分工中處于越來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貧困陷阱”。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面對這樣的情況應該積極改變外貿條件。

2、由于主流貿易理論的諸多基本假設與現實嚴重不符，它就更不能解釋世界貿易中的如下現象：首先是里昂惕夫之謎展現的美國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實證分析與該理論不符；其次是國際貿易伙伴結構揭示出的國際貿易主要在發達國家之間而非在要素稟賦不同的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進行；最后是國際貿易內容主要是資本品與資本品之間的貿易而非資本品與勞動密集型產品或資源密集型產品之間的貿易。而新貿易理論恰恰可以解釋這些現象，從而可以為我國外貿的發展提供更好的理論依據。

（二）新貿易理論、特別是國家干預的政策可以為我國經濟水平提高發揮很好的作用

1、有利于實現產業高度化。發達國家對于發展中國家（兩者的產業結構級別通常不同）的競爭優勢是由產業級別決定的，兩者間的貿易越自由對發達國越有利，而同產業結構的發達國家或者是發展中國家之間則由于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的存在并不會使某國自然具有競爭優勢，所以政策主張傾向于干預。因此，我們看到的是一方面多邊貿易體制致力于減少管制，促進自由貿易；另一方面似乎是一種所謂“戰略貿易理論”的形成正掀起為保護正言的逆流。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可以從這兩種看似對立的理論得到啟示：接受現有國際貿易格局的產業發展政策會使發展中國家陷入一種低水平增長，并且在國際貿易利益這塊日益膨脹的“餡餅”中分得的份額越來越小；干預的貿易理論與產業政策的結合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產業高度化的手段。

2、有利于控制本國市場，開拓國外市場。首先，“戰略性貿易政策”框架內的多種貿易干預措施可以防止或限制外國企業進入國內市場，增加本國企業成本競爭性；其次，出口補貼可降低本國企業的成本，增加其市場份額和利益；最后，通過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的緊密結合可以支持具有高度技術機會和外在型產業的發展。

三、這兩種貿易理論在我國目前都有其適用性，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一）發展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出口自身相對優勢的產品，這是傳統貿易理論的核心所在，我國在任何時候都應該遵循這一原則，只有這樣才能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優勢，也只有這樣才能在國際貿易中有利可圖。就這方面而言不是新貿易理論可以替代的。但是我們還要看到我國的對外貿易目標不是片面追求量，追求向外度，而是在擴大開放和擴大對外貿易中利用國際資源和國際市場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

任何國家的貿易比較優勢和貿易比較利益地位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其原因是一國的生產結構類型和貿易結構類型在不斷逆轉。這種貿易結構類型逆轉的速度，決定了一個國家在國際分工階梯中有相對的位置。如果一個國家不能適時地完成生產結構類型和貿易結構類型的逆轉，或者貿易結構類型的逆轉滯后于生產結構類型的逆轉，那么它將處于貿易比較利益的劣勢地位。就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不可能也不應該靠自身的貿易比較利益來改善自身在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中的利益分配，更不可能自發地完成動態比較成本優勢和貿易比較利益地位與產業結構調整的結合。對此，我國應該正確把握國際經濟的變化趨勢，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運用國家干預力量扶植和促進重點產業發展，開發新的比較優勢；同時，利用國際投資及采取相關政策來促進自身生產結構和貿易結構類型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轉化，才是取得在國際貿易中比較利益地位的必要條件。

篇(5)

一、國際貿易理論

奇普曼在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主要有國際貿易理論史、國際資本流動進入或退出一國對其貿易條件的影響、關稅與匯率的關系、補貼和配額的效應等方面,在對要素價格均等定理和“斯托爾帕一薩繆爾森定理”的研究上獲得極高的聲譽。在方法論上,他引進最小偏倚和最小均方誤差估算和最優近似值歸并理論應用于國際貿易的經濟計量模型,并以德國、瑞典和美國為例進行了實證研究。

1965-1966年,奇普曼在《經濟計量學》雜志發表了題為《國際貿易理論研究》三篇系列論文。這是他對國際貿易理論的歷史發展進行詳盡評述的力作。他不僅闡析了二戰后到20世紀60年代中葉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狀況,而且對一些具有重要理論價值而又被忽略的早期文獻作了現代的解釋。奇普曼對國際貿易理論的歷史發展的評述分為古典、新古典和現論三部分,所涉及問題有資本流動、貿易條件、匯率、貿易與經濟增長、貿易收益與商業政策以及經濟計量研究的方法論等方面。他認為,雖然“古典”的方法(以托倫斯、李嘉圖、穆勒為代表)在生產方上過于簡單化,但是具有將國際專業化特征鮮明地展示出來的優點;“新古典”(以馬歇爾、埃奇沃思、哈伯勒、瓦伊納、勒納、里昂惕夫、米德為代表)以機會成本及社會無差異概念表示的方法,部分地依賴于對生產方與消費方的簡單化;而始于赫克歇爾、俄林,成于勒納、薩繆爾森等的“現代”方法,則賦予要素稟賦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們的方法代表著經濟思想的發展至今最復雜與給人印象最深刻的理論結構。奇普曼的這些研究成果極有力地推動了國際貿易理論的綜合。所以,這三篇論著在學術界產生了十分廣泛的影響。據統計,1966-1980年間,發表在期刊上的論文引用過這三篇論著的就超過100處。

由哈伯勒、勒納、俄林、斯托爾帕、薩繆爾森和雷布任斯基所發展起來的理論模型,通常被稱為“赫克歇爾一俄林理論”。按照奇普曼看法,鮑德溫(baldwin,1981)提出的“哈伯勒一勒納一薩繆爾森模型”名稱更為確切。因為,應用該模型的時候通常采用這樣簡化性假設:生產要素的供給是無彈性的,在選擇用途時是無差別的,這使人們可以明確定義一國的生產可能性邊界。而俄林(1933)除了其解釋性的附錄i之外,其他論述中都拒絕了這一假設。盡管如此,我們不難看到,“赫克歇爾一俄林理論”名稱是最被廣泛接受的。

“赫克歇爾一俄林理論”著重強調要素稟賦的差異是產生國際貿易的原因。該模型提出以后,西方經濟學家圍繞著它作了補充與發展。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與“斯托爾帕一薩繆爾森定理”被看作是“赫克歇爾一俄林定理”的兩個重要推論。前者是說自由貿易將帶來國際間同質生產要素相對和絕對價格的均等;后者指出一種商品相對價格的提高(如對其征加關稅)會增加生產該商品所密集使用的要素的報酬。經濟學界對這些定理擴展到一般的多種商品、多要素、多個國家的情形的努力,產生了數量巨大的文獻。奇普曼在這方面所作的探索性工作是,他不僅綜述了已有的成果,而且提出富有創建性的見解。從要素價格均等定理看,關鍵是要素價格向量w僅僅依存商品價格向量po在2×2的模型中,“唯一依存性”被認為是依賴于部門之間要素密集度差異,也依賴于沒有要素密集度逆轉。薩繆爾森指出這并非是唯一的問題。“唯一存在性”的問題僅與技術的性質有關。因為如果要素稟賦差異很大,兩國都生產兩種商品將不太可能,要素價格均等也就不能成立。對這一問題,奇普曼用被稱為“多維錐體”(cone of diversification)的方法給出了更精確和清晰的分析。對任何要素價格向量w來說,在兩種商品生產時都有相對確定的技術比率。只有當某國要素的稟賦向量被包括在由這些技術度量的錐體內,兩種要素才能被充分地運用。所以,要素價格均等定理是一個刃鋒似的結論。如果兩國的技術條件稍有差異,在沒有明顯的國際要素市場的情況下,任何要素價格均等的假說都會消失。對于“斯托爾帕一薩繆爾森定理”,奇普曼認為,除非作出更強的假設條件或得出比較弱的結論,否則,該定理對更高維的情況并不普遍適用。因為,當一國使其生產分散化,即它生產所有n種消費品,只要它不處于專業化的邊界,那么它的要素稟賦向量將在一個分散錐的里面——凸錐極射線穿過在給定要素收入下使成本最小的n個產業的要素投入向量。當要素稟賦賦有量在這錐內變化時,要素收入是不變的。即對于在這錐內的稟賦1,要素報酬函數w(p,1)獨立于稟賦1。現在,如果生產所有n種商品,那么,成本不能超過價格,而競爭均衡則要求價格不超過成本。這意味著世界價格向量p不能任意地變化,除非n商品等于m種要素。

在國際貿易中,同一產業部門具有相似的要素投入和消費替代性的產品通過外部或內部市場在不同國家或地區間的雙向流動被稱為“產業內貿易”。因這種國際貿易流量在總貿易流量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引起經濟學家們的興趣。其中,格魯伯(h.g.grubel)和勞埃德(p.j.lloyd)構造了一種測量產業內貿易密集度的指標。奇普曼也建立了一個要素比例模型,用來評估觀察到的產業內貿易。在他看來,所有產業內貿易都可以非常容易地用赫克歇爾一俄林理論加以解釋。奇普曼將格魯伯和勞埃德分別按《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itc)1、2、3、4和7位數計算的澳大利亞與其主要貿易伙伴的產業內貿易的百分數制成曲線。他發現,假如這些曲線也適用于商品組別的進一步劃分,那么,從這些曲線可以推斷,對所有的貿易國家或貿易群,當sttc劃分到9位數時,產業內貿易不再存在。這一結論也適用于其他觀察到的產業內貿易。

“轉移問題”是國際經濟中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早在斯密《國富論》中就有論及,而作為專門術語出現于1924年查爾斯.道斯(c.dawes)的一份賠償報告。1929年,凱恩斯對轉移中所遇到的匯率、貿易條件等結構性變化作了較系統的闡述,認為一個必須向另一國轉移某一確定購買力的國家將遭受一種次生的損失,因為,由此而產生的國際貿易條件的惡化將使其購買力進一步下降。之后,庇古建立了一個包括兩個國家兩種商品的國際貿易模型,用需求彈性來表示國際貿易條件的變化。庇古的理論得到薩繆爾森(1952)、芒德爾(mundell,1960)的推廣,并試圖用十分簡潔的貿易需求函數來解釋。奇普曼(1981)利用貿易需求函數建立了計量模型,證明在國際收支約束下可以得到轉移問題的一般解。奇普曼認為,在生產是固定的、只有純交換發生的假設下,轉移就不會影響貿易條件,他稱之為“中性時尚假設”。進一步說,假設有a、b兩國用同一貨幣交換a、b兩種商品,國家a對國家b實施貨幣轉移,那么,不生產商品b的國家a,如果得到貨幣轉移后,這就會對可進口品的消費產生與可支配國民收人等價增長一樣的影響。但是,對于生產且出口商品b的國家b中,若它從國家a得到貨幣轉移,則不僅會對可出口商品的需求產生直接影響,而且因資源向非貿易商品部門的轉移以及對可出口商品生產下降進行補償的需要而對可出口商品的需求產生間接的影響。奇普曼指出,資源的移動要沿生產可能性曲面上的曲線進行,必須是兩個國家生產函數或偏好是不同的。除非曲率變化不大,并因而價格變化也不大。若是這樣,貿易條件就取決于對產業間要素密集度的排列。如果模型將商品擴展為多種,對貿易條件的分析將是相當復雜的,對此,奇普曼作了深入的研究。

在國際貿易中,往往會有在某一時段上用今天的產品來交換未來的產品,這種形式的貿易被稱為跨時貿易(intertemporal trade)。在跨時貿易下,生產可能性曲線表述的不再是一個經濟在兩種現期產品之間的交替,而是在現期與未來消費品生產上的交替。所以,因現期與未來的比較優勢的差異,跨時貿易被認為會導致貿易的不平衡。為了探討這一問題,奇普曼建立了兩階段的國際貿易與支付模型,并舉例子說明。在例子中,每一國都有資本與勞動這兩種要素,以及生產資本品與消費品這兩種商品。資本品不用于貿易而是用來增加下一期的資本存量。如果在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對現在商品與將來商品之間的偏好是相同的或位似的(homothetic),又假如在不同國家之間的生產函數也是相同的;并且生產函數具有消費品工業比資本品工業需要更高的資本—勞動比率的特性,則最初相對于勞動要素來說,具備較高資本要素的國家向其他國家“出口”現在商品,并“進口”未來商品。他認為,這類模型并沒有考慮債務的重新安排。但它也告訴我們,貿易平衡是不能期望達到的。而事實上,貿易平衡也遠不是最優狀態。

二、福利經濟理論

福利經濟學的目標是評價各種經濟狀態的社會合意性。從廣義看,一個社會的福利取決于其所有消費者的滿足水平。這樣,消費者偏好、消費者的滿足狀態的測度等成為福利經濟學的最基本理論。對于這些問題,奇普曼提出了許多獨立的見解。他與j.c.莫爾共同研究了偏好歸并條件,發展了傳統福利經濟指標正確衡量經濟行為的必要和充分的條件。

依照序數效用理論,人們對商品的滿足程度可以由偏好來描述。奇普曼認為,如果偏好是“位似的”,收入分配的比例保持不變下的總需求可由總的偏好關系導出,經濟整體行為似乎是最大化一個界定清晰的相似效用函數;如果偏好是相等且位似的,則不管收入如何分配,該偏好可以加總。無論哪種情況,這樣的效用函數只能看成是其潛在福利的指示器(即效用上升意味著所得者可以補償所失者)。

如何測度消費者福利變動在福利經濟理論中十分重要。馬歇爾提出消費者剩余并認為可由已知價格變化所形成的需求曲線上的不規則四邊形來度量。希克斯引進了補償變差(compensating variation)等概念,提出不同的度量方法。那么,馬歇爾的消費者剩余積分是否可作為測度福利變化的尺度呢?奇普曼和莫爾認為,如果可比較的點(p1,m1)、(p2,m2)沒有約束,那么就不存在一個可接受的福利變化尺度的偏好條件。這點既適用于馬歇爾消費者剩余,也適用于廣義補償變差和希克斯消費者剩余。但是,如果可比較的點(p1,m1)、(p2,m2)有m1=m2的約束條件,并且偏好是相似的;或者如果可比較的點(p1,m1)、(p2,m2)有p1=p2的約束條件,并且僅當對商品區相關領域上的商品1的偏好是位似的,那么,馬歇爾消費者剩余積分提供了一個可接受的福利變化尺度。至于希克斯的福利變化測度辦法的充要條件,奇普曼認為同馬歇爾的測度一樣。他們指出,當收入是恒定的,并且價格可以隨意變化,則偏好位似是補償變差作為可接受的福利變化測度的充要條件。當商品1價格恒定(或收入或所有價格按此價格比例計算)而其他價格和收入可以自由任意變化時,(與商品1)偏好相似是把補償變差作為一個可接受的福利變化測度的一個必要條件。可見,消費者剩余或補償變差的福利指標,必須以它是否正確地反應了消費者間接偏好的準則來判斷。如果福利指標是消費者間接偏好(可能在一個約束預算領域上)變化的序數指標,它使間接效用函數增加(至少被限制在這個領域內),它即為一個可接受的福利變化尺度。

“外在性”的存在將導致福利經濟學第一基本定理無法實現,對于如何彌補“外在性”等就成為福利經濟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馬歇爾最早把“外在性”引入經濟學分析之中,但他所探討的只是廠商的規模經濟問題。奇普曼在接受馬歇爾思想的基礎上,引入并發展了參量外部規模經濟的概念。他認為,這個概念的最大優點在于,它不需要引入像庇古所認為的每個公司的擴展由行業中其他公司完全相等的抵觸行動所抵消,或瓦伊納(j.viner)認為的行業的擴張隨著公司數量的增加而發生等等假設。可以看到,奇普曼分析的僅屬于規模、完全可逆轉的經濟類型。奇普曼的基本觀點是,假設每個企業家相信他的公司按規模報酬不變經營,任何背離該假定的產出-要素關系是通過本企業的單位-齊次生產函數的擾動產生的,即使這種背離部分是由企業產出水平的變化導致的。反過來,這些變化被假設是由行業的產出水平控制的。如果生產函數在每個行業中具有相同的次,這個均衡也是帕累托最優。如果n個行業中的次不同,自由放任的競爭均衡將不再是帕累托最優,根據次是大于還是小于加

n

權平均ρ'= ∑ θjρi,“理想化”的產出比自由放

j=1

任的產出更大或更小,權重與專用于各商品的消費者預算成比例。如果一些行業在規模報酬遞增而一些在規模報酬遞減下經營,那么存在一個滿足所得總收入等于所付總補貼條件的稅收-津貼計劃,正如在每個報酬遞減行業,稅收收入超過消費者剩余的損失,而在每個報酬遞增的行業,消費者剩余的收益超過補貼支付;如果ρ=1,那么最優稅收-津貼計劃滿足該屬性,但如果p≠1就無需滿足該屬性。在一個動態調整過程的假設下,無論有否稅收-津貼計劃,完全就業均衡都是穩定的。

三、經濟計量學理論

在經濟計量學中,當模型不能滿足古典基本假設時,就會出現多元重線性、自相關、異方差等情形,導致普通最小二乘估計法失效。這樣,模型參數估計必須采取相應的修正補救措施或新的方法。奇普曼考察了數據中包含多重共線性的情形,發展并應用了新的經濟計量方法,促進處理國際貿易數據的最優分類系統的發展,并研究了自相關擾動、比最小方差誤差更小的均方差的有偏估計以及通常統計學中矩陣法的最小二乘估計法的效率。

當兩個或多個自變量(或變量的組合)之間高度(但不是完全)相關時,模型就出現了多重共線性,它導致模型參數的方差隨著多重共線程度的提高而增加,使t檢驗失真。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奇普曼分析了出現多重共線性時最小二乘法的最優化問題,并對最小二乘法在矩陣回歸分析中的正確性進行了檢驗,提出了最佳線性最小有偏估計的概念。他指出,如果補足的約束對于觀測矩陣是正交的(通過這種度量,正交性被定義為依賴于“有偏”定義),那么,它等價于受補足的(不可估計的)線性約束的最佳線性條件無偏估計。最小有偏估計值具有一種屬性,即偏差的輕微增加會減少方差。所以,他建議用最小均方誤差進行估計,當回歸系數具有無限先驗方差或最小二乘估計值具有小的抽樣方差時,這種方法等價于最小二乘法。他認為,所有這些結果極大地依賴于廣義逆矩陣的使用,并在線性空間二元性的基礎上,新證實了廣義逆矩陣的存在及其惟一性,并證明了具有條件無偏估計值的相關矩陣確實是觀測矩陣的廣義逆矩陣。

同時,奇普曼還對出現自相關擾動情況下最小二乘估計法的效率進行分析。在包含自相關誤差的線性回歸中,普通最小二乘估計值的效率主要依賴于自變量觀測矩陣的結構。如果這個矩陣允許隨意變動,最小二乘法相對于高斯-馬爾可夫估計值(具有已知的自相關系數)的效率可以任意地接近于零。如果自變量k觀測列線性依賴于k的誤差方差矩陣的特征向量集,且獨立于自相關系數,則最小二乘估計值恒等于高斯-馬爾可夫估計值,效率為1。由此可推測,如果自變量k列觀測向量在某種程度上“接近于”k的誤差方差矩陣向量的特征向量的線性轉換,那么對于大多自相關系數值(不太接近1),最小二乘估計值的效率接近1,對于所有自相關系數在0和1之間的值,界超過0。奇普曼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證實這個推測,即選取一元線性回歸方程,yt=α+βt+εt(t=1,2,…,n),誤差項形成第一階段穩定的馬爾可夫過程后,均值為零且自相關系數p滿足-1<ρ<1,或者形成具有相同方差和協方差的過程。他指出,p的最小二乘估計值在0≤ρ<1區間的效率的下界是0.753763,近似于n,ρ=1-3.09485/n。而用科克倫-奧克特(cochrane-orcutt)過程漸進估計的p值的相對效率的下界為0.535898,僅是普通最小二乘法效率的71%。

四、結束語

奇普曼治學嚴謹、著述豐碩,迄今120多篇,在經濟學理論界贏得廣泛的贊譽。他對國際貿易理論史的研究成果是無與倫比的,對福利經濟學理論、經濟計量理論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同時,他對凱恩斯乘數理論的應用、有價證券理論等問題也發表了獨到的見解。更令人稱道的是,奇普曼從未裹足不前,而是不斷地進行分析方法、理論觀點的創新。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我總是不情愿寫不含一些新結果和新觀點的研究報告。對我來說,綜合和獨創性思想總是不可分割的要素,當它們互相分離的時候都要受到損害。”

參考文獻:

①john s. chipman , “a survey of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econometrica, july, oct.　1965; jan.1966.

②-,“international trade”, in j. eatwell, m. milgate,and p. newman (eds.),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macmillan press, 1987), vol. 2.

③-,“factor prices equalization and the stolper - samuelson theorem”,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oct. 1969.

④-,“on least squares with insufficient obsen, at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dec.1964.

⑤-,“efficiency of least - squares estimation of linear trend when residuals are correlated”,　econometrica, jan. 1979.

⑥-,“the treatment of linear restrictions in regression analysis”, econometrica, jan, 1964.

⑦-,“ex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and competitive equilibriu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 1970.

⑧-,“compensating variation, consumer' s surplus, and　welfare”, with j. c. moo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dec. 1980.

篇(6)

論文摘要:2005年7月21日，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經濟實力的增強，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上面對嚴峻的升值壓力。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全面改革對未來我國的進出口貿易定會產生深遠影響。所以，本文通過考察此次匯率微調在短期內對我國進出口的影響，分析匯率改革給我國外貿行業和企業帶來的負面影響和有利作用，進而研究出應對匯率改革的策略。

一、匯率變動影響貿易收支的幾個路徑

從以上的理論發展我們可以看出，匯率變動可以通過以下幾種渠道影響貿易收支。

1、匯率變動引起的貿易商品價格變化對貿易收支影響

匯率變動可通過引起國內和國際市場商品相對價格的變化來影響進出口和貿易收支。在馬歇爾一勒納條件成立時，本幣貶值可降低本國產品相對價格，提高國外產品相對價格，這樣出口商品價格競爭力增強，進口商品價格上漲，有利于擴大出口量，限制進口，促進貿易收支的改善。但是貿易收支對匯率變動的這種價格傳遞和競爭效果，受到兩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方面受匯率變動到進出口商品價格的調整是否存在時滯以及時滯長短影響。在國際市場中，匯率變動引導的金融資產價格的變動可在瞬間完成，但其引導的進出口價格的變動相對遲緩，因此本幣貶值可能導致本國貿易收支先惡化后再逐步改善，存在J曲線效應。另一方面受匯率變動引起的進出口商品價格變動程度的影響。現今大部分國際市場并不是完全競爭市場，大部分商品也不是同質產品。在這種情況下，進出口價格變動幅度可能并不等于匯率變動的幅度。由于進口和出口是相對的，將匯率傳遞定義成匯率變動引起價格變動幅度。但是由于出口商有一定的決定價格和產量的權利，而商品價格的變動必然引起需求彈性的變動，使得本國貨幣貶值并不一定引起進口商品價格同比例上升，一般進口商品價格上漲幅度要小于匯率貶值的幅度，這就是不完全匯率傳遞。

2、匯率變動引起的收入變化對貿易收支影響

匯率變動可以通過影響國民收入來對貿易收支產生影響。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如若貶值國存在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資源，則貶值可以刺激國內外居民對本國該種產品的需求。貶值的這種支出轉換效應會改善自主性貿易余額，自主性貿易余額的改善會通過凱恩斯乘數的作用，提高一國國民收入。國民收入的增加會相應提高國內支出。如果貶值引起的自主貿易余額改善超過因國民收入增加而帶來的進口增幅，即滿足羅賓遜一梅茨勒條件，則貨幣貶值的主要影響仍然是改善貿易收支。另一方面，貶值通常會造成進口商品價格上升，出口商品價格下降，從而導致貿易條件惡化。若國民收入中支出于進口的比重很高，則貿易條件對支出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在國內貨幣貶值后，在同樣名義收入水平下，消費者只能購買較少的商品(包括國內商品和國外商品)，也就是導致實際收入的下降。這必然導致貶值國支出的下降，從而改善貿易收支。

3、匯率變動引起的價格水平變化對貿易收支影響

匯率變動除了影響貿易品相對價格外，還會影響本國一般價格水平，進而影響貿易收支。在貨幣貶值后，主要可以通過三條渠道影響國內物價水平。首先，貶值使得以本幣表示的進口品價格上漲。進口品本幣價格上升，一方面直接影響進口原料與半成品的價格，進而使得本國商品成本提高，就比如當前的能源價格；另一方面由于進口消費品價格上漲，必然會推動本國工資水平上升，間接影響本國商品成本。這兩方面共同導致本國國內價格水平上升。其次，若貶值在短期內促進了貿易收支的改善，則引起貶值國的出口需求增加，從而總需求增加。在充分就業條件下，在出口大于進口時，意味著該國總收入水平大于供給國內需求的產品和勞務。在此條件下，國內會由于過度出口造成國內產品供應不足導致通貨膨脹。在短缺經濟條件下，這種狀況會尤其加劇。相反，在國內需求不足時，出口會緩解通貨緊縮壓力，促進經濟發展。如果一國尚未實現充分就業，經濟增長只會使資源利用程度提高，更接近充分就業程度。再次，貶值后出現貿易收支順差，則外匯儲備會增加。外匯儲備的增加，將使央行通過購買外匯而投放的基礎貨幣增多。實際上，當國際儲備增加時，很可能會導致國內物價上揚。國內價格上升，從兩方面對貿易收支產生影響。第一，在名義貨幣供應不變的情況下，價格上漲使得公眾所持有真實現金余額下降。為讓真實現金余額恢復到意愿持有水平，公眾一方面會出賣有價證券，從而使市場利率上升，投資下降；一方面會減少消費支出，兩方面作用結果是國內總支出下降。這樣必然影響貿易收支的變動。第二，國內價格上漲幅度超過本幣名義匯率貶值幅度，同時假定國外價格水平不變，則名義貶值不但不會引起貨幣實際貶值，反而會導致實際匯率上升，最終會惡化貿易收支。

4、匯率變動引起的支出變化對貿易收支影響

匯率變動能夠通過影響支出變化進而影響貿易收支。支出變化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代表結構變動的支出轉移，另一種是代表數量變動的支出改變。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是通過支出轉移和支出改變共同完成的。匯率的變動會引起兩國商品的相對價格的變化，本幣貶值則本國出口商品的外幣價格下降，而本國進口商品的本幣價格上升，所以本國商品相對于外國商品而言更便宜了。這樣貶值就會使得國內外支出從外國商品轉移到本國商品。支出轉移能否實現以及其效果是否顯著則取決于國內外商品的供求彈性一。供求彈性大時，則匯率變動后通過影響支出轉移就可以改變貿易收支狀況。匯率的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不只是通過影響支出轉移來達到，還會通過改變支出規模達到。本幣貶值則本國出口增加進口減少，貿易收支改善。但是隨著本國出口商品的增加，本國的國民收入將增加，從而本國的支出規模就會擴大，從而就會導致進口增長，這樣貿易收支的改善程度將減小。這就是匯率變動通過支出數量的改變進而影響貿易收支的原理。如果考慮回傳效應，那么本幣貶值后本國的國民收入提高，則本國的支出規模擴大，從而提高了外國的國民收入，反過來又增加了對本國產品的需求，從而擴大了本國產品的出口。這樣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就更為復雜。

二、人民幣升值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正面影響

1、人民幣升值有助于減輕貿易摩擦長期以來，我國主要依靠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數量擴張來實現出口導向戰略，憑著價格優勢占領國際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中低端市場。面對如此高的市場占有率，必然會加大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沖突。

2、人民幣升值可帶來貿易條件的改善人民幣升值將會降低進口產品價格，特別是原材料和高科技設備的價格。企業將會加速技術引進，提高生產效率，實現產品動態比較升級。同時由于進口產品絕大部分用于復出口，故隨著企業生產率提高，出口產品質量得到提高，有助于我國企業從產品產業鏈低端向中高端延伸，使貿易條件得到改善。

3、人民幣升值將促進貿易結構優化升級。通過人民幣升值的手段，可以有效率地把制造業中那些技術含量與附加值低的、管理不善的擠出去，這符合中國產業結構轉變的發展方向。同時，人民幣升值會引起行業內更加激烈的競爭，激勵企業通過技術管理創新增強競爭力，讓那些富于創新、有競爭力的制造業強者變得更強，并能減少無效率的企業在海外的相互惡性競爭，另外還能加快企業“走出去”的步伐。

三、人民幣升值通過進出口可能表現出來的負面效應

1.由人民幣升值產生的商品結構變化將影響部分地區和居民的利益

資源性商品、一部分大宗農產品和低附加值制成品出口增長的放慢甚至下降,短期內對中西部資源依賴程度較高、農業比重較大地方的經濟發展,對一部分以農業為主的農民的收入、一部分低技能勞動者的就業可能會產生一定的不利影響。

2.人民幣升值可能給大型成套設備出口造成一定困難

有一些大型成套設備出口從簽約到交付使用需要5-10年,付款時間可能更長。如果人民幣長期保持升勢,企業難以預測遠期匯率水平,而金融機構一般只提供一年左右的外匯對沖工具,所以企業承擔的匯率風險以及規避風險的成本將較大。

3.人民幣如果升值過快過猛,將造成出口下滑,影響國民經濟平穩增長

如果人民幣升值過快和幅度過大,那么它對進出口增長的影響可能就不那么溫和了。一是可能造成出口增長速度大幅回落,那樣不僅對資源性、低價位和低附加值商品,也會對整個出口加工產業發展以及就業造成較大打擊；二是可能刺激一部分商品大量進口,沖擊國內市場,甚至引起一定通貨緊縮。

4.對美、歐的貿易不平衡仍會繼續,但順差增長可能減緩

由于存在著需求剛性和結構互補性,即使人民幣對美、歐、日三大貿易伙伴貨幣的匯率出現5%以上的升值,我國與美、歐貿易的較大順差和對日、韓等貿易的較大逆差仍然將存在,但是順(逆差)的增長速度將會放慢。這有利于緩解我國與主要貿易伙伴的爭端和摩擦。

四、對策與建議

1、轉變我國發展戰略,由外向型向內需型轉變。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單純的依靠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是非常危險的,過度的依賴國際市場,很容易受到國外市場的沖擊,進而影響經濟的持續發展。擴大內需的政策可以沖銷人民幣升值后可能下降的外需。

2、理順匯率與貿易條件之間的互動關聯,改善貿易狀況,促進經濟的發展。其著眼點在于短期內,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適度升值將改善不斷惡化的貿易條件,不僅可以限制由于出口量的增大而導致的貧困化增長,同時對國內要素成本與進出口商品結構將產生影響。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國家或地區,尤其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必須協調增長與發展的關系,既要發揮本國比較優勢,更要注重動態比較優勢的形成,在數量增長的同時更加注重提升質量與水平。

3、調整我國進出口商品的貿易結構、促進產業升級。從我國的貿易商品結構可以看出,我國出口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外國需求彈性較小,而且面臨發展中國家的激烈競爭,而進口的高科技產品和機器設備的國內需求彈性相對較高,這一貿易結構特點不利于我國對外貿易的改善。我們要努力提高出口商品中工業制成品的比重,提高出口產品的供給彈性,同時也要注意技術引進和產品研發,注重質量,創品牌效應,提高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減少高科技產品如光學、醫療、精密儀器和設備等對國外的依賴,通過在進出口兩方面的努力來減輕人民幣升值對我國貿易的不利影響。

4、大力發展各種形式的對外貿易。

我們要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建立境外投資保險制度和風險預警機制，鼓勵有能力的企業去國外投資，增加能源、資源導向型對外投資。這樣既可以增強我國企業的經營能力，又可以繞開貿易壁壘，減少貿易摩擦，擴大出口，同時還可以滿足我國能源和原材料依賴型企業對能源以及原材料的需求。

參考文獻：

[1]熊其康：人民幣匯率改革對我國外貿進出口企業影響的研究，2007年[2][2]魏英梅：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外貿經濟的影響及對策．經濟理論研究

篇(7)

論文摘要:國際貿易術語是國際貿易中最基本的貿易條件，筆者采用整體的方法來教學，讓學生避免為掌握單個的術語而頭痛，提高他們的學習效率。

一、國際貿易術語教學的重要性和難點

國際貿易術語是國際貿易中非常重要的貿易條件，它包含了貿易雙方分責任，風險和費用的劃分，牽涉到貿易雙方至關重要的經濟利益。掌握國際貿易術語知識對國際貿易和其他商貿專業的學生來說是最基礎的要求。而且，能否該部分的內容還直接關系到該課程的后續內容的教學，因此這部分知識是個基礎，這部分沒掌握好，后部分的學習會受很大影響。

二、國際貿易術語教學教學改革思路

根據作者以往的經驗，以獨立的方法分別教授13個貿易術語，教學費時費力.學生掌握困難。作者采用整體的方法，把這13個貿易術語分為三大類，總結其共性的基礎上，同時細分其差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教學要點分別講述如下:

第1組FOB,CFR和CIF

這組貿易術語的共同點是:三者都適用于水上運輸;三者都屬于象征貨;它們有統一的風險劃分界限，即裝運港船舷邊.以這條線為準，買賣雙方基本上分別承擔這條線分屬于自己這方的風險和責任。有了這個作為基礎之后，FOB就非常容易清楚了，買賣方各司其職;接下來要加深一點，CFR術語下，我們通常從賣方的角度來看，賣方除了承擔本來就屬于自己這邊的風險，責任和費用之外.還要負擔本屬于賣方這邊應該承擔的運費，其他不變;CIF術語比CFR更進一步，賣方除了要承擔CFR下多承擔的運費還要承擔本該由買方承擔的保險費。

我們可以理解我在三個貿易術語的條件下，賣方所要支付的費用，由FOB到CFR再到CIF，是逐步增加的。同時學生也會很快能理解到，對賣方而言采用FOB術語時商品報價是最低的，CFR報價次之，而CIF報價是最高的，這對后面的商品報價的計算學習很有幫助;反之如果是買方而言，那就正好相反，CIF最有利，CFR次之.FOB最不利。

用簡單的公式表示為:

FOB賣方費用二越過船舷前的所有費用

CFR賣方費用二越過船舷前的所有費用+船舷后的運費

CIF賣方費用=越過船舷前的所有費用十船舷后的運費十船舷后的保險費。

第2組FCA,CPT和CIP

這組貿易術語的共同點是:適用于任何運輸方式，包括多式聯運方式;風險和責任的劃分界限是第一承運人;都是屬于象征貨。

此組貿易術語的風險和責任的劃分界限是第一承運人，那么以這條線為界限，買賣雙方基本上分別承擔這條線分屬于自己這方的風險和責任;其主要地區別在于費用，采用FCA時，從賣方的角度來看，只需承擔風險分界線屬于自已這方的費用即可，而采用CPT時，除了要承擔自己本該承擔的費用外，還要多承擔本該由買方承擔的運費;而在CIP條件下，賣方要多承擔本該由買方承擔的運費之外，還要承擔本該由買方承擔的保險費。而對買方而言，如果分別采用三個術語，所要承擔的費用是逐步減少。

用簡單的公式表示為:

FCA賣方費用二貨交第一承運人前的所有費用

CPT賣方費用二貨交第一承運人前的所有費用+第一承運人之后的運費

CIP賣方費用二貨交第一承運人前的所有費用十第一承運人之后的運費十第一承運人之后的保險費

第3組EXW,FAS,DAF等其他貿易術語

這組貿易術語牽涉的術語較多，有7個，分別是EXW,FAS,DAFDES,DEQ,DDU和DDP，這組術語的特點是都屬于實質貨;沒有統一的責任，風險和費用以分界線;買賣雙方的責任，風險和費用以分界線來劃分，不存在費用跨過分界線的問題。

盡管沒有統一的分界線，但經研究發現，這組術語的分界線的變化有規律可循，只要掌握了分界線的移動規律，學生也好掌握。通過排列，可以發現該組術語的交貨地點由賣方的工廠逐漸向買方所在地移動，一步一步向前推進，因此可以讓學生對這組術語以動態的眼光來把握，交貨地點移動到了那里，其風險，責任和費用就以此為界，買賣雙方分別承擔兩邊的責任，費用和風險。

這7個貿易術語的風險分界線分別如下:

上圖非常清楚地從左到右展現了這組貿易術語的風險分界線變化趨勢，交貨地點逐步向買方靠近，那么雙方的責任承擔的多少也是有變化的，可以看出處于兩極的是EXW和DDP,EXW術語下賣方承擔的責任和風險最小，買方承擔責任和風險最大;相應地，DDP術語下，買方承擔責任和風險最小，賣方承擔責任和風險最大。簡單地說，越往左邊對賣方越有利，越往右邊對買方越有利。

因此，在這組術語的教學過程中，要讓學生樹立整體運動的觀點，不要固定不變，還要注意要按照正確的順序來掌握這7個術語。

三、教學效果總結和分析

這種教學思路的改革在經過實踐教學的檢驗之后發現.學生的學習效果有以下方面的改善:

1.能從整體上掌握多個術語。因為是分組，當提到某個術語時，學生能自動聯想到該術語所在組里的其他的術語，并且能按照教師之前所安排好的順序把其他術語正確而快速的說出來，一般不會出現顧此失彼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