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陶文化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陶思炎：1947年3月出生于南京，先后畢業于南京工學院建筑系、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現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東南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并任江蘇省文聯副主席、江蘇省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研究方向為民俗學、民俗藝術學、民間信仰、文化遺產保護等。近200篇，其中在國際重要學術期刊10余篇，出版《應用民俗學》《中國祥物》等10余部學術著作。1993年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9年獲中國民協和江蘇省文聯“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稱號，2001年獲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先進工作者稱號。2011年4月，被國務院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我們來到東南大學采訪陶思炎教授。一如之前我們的想象，陶爺爺身上昭顯著“長者風范，大師精神”，他的人生經歷，他的諄諄教誨，都讓我們銘記于心。

一

陶爺爺對我們說，他是老南京人，出生在秦淮河畔，從小在老城南濃厚的民俗氛圍中長大。每逢春節等重大節慶日或者廟會，他都會跑到夫子廟或城隍廟，看燈，看各種玩具，看雜耍表演，流連忘返，樂此不疲。由歲時節令而衍生的孩童的游戲，陶爺爺也都興致勃勃地一個不落：春天的時候，登上雨花臺放自己親手扎的彩紙風箏；白雪皚皚的正月里，與鄰居的小伙伴們一起，提著蛤蟆燈，或者是拖著兔子燈，成群結隊地在街巷里巡游……南京的民俗作為中國傳統民俗的一部分，深深地融入了他的骨血里。

但從事民俗研究并不是陶爺爺一開始的職業，他是在不斷地選擇和調整之后，才最終確定了這條人生道路的。最初，陶爺爺作為工農兵學員，被保送到南京工學院，即今天的東南大學建筑系，畢業后被分配到揚州的建筑設計室，曾經設計過辦公樓、教學樓等建筑，但他還是從心底里喜歡文科。于是，1978年恢復高考的時候，他便重新做了一次選擇，考入了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陶爺爺原來有較好的外語基礎，他決心發揮自己的優勢，專攻外國文學。在大學的前三年里，他閱讀了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品，并做了大量的筆記，但到了大四時，他的想法又發生了變化。隨著對外國文學領域的深入了解，他發現，由于自己對外國的歷史和人文都不太熟悉，因而在本土環境下研究外國文學，總是跟在別人后面，接受二手資料，終究難以深入，難以領先，這樣下去的話，充其量只能成為一個二流的學者。于是，他開始將眼光轉入比較文學領域，想在中外文學之間架起一座橋梁。經過一番思考，他選擇從中外神話入手，研究神話的比較方法，完成了畢業論文《比較神話研究法芻議》，將中外神話進行對比，發現和總結其中的某些規律。由于論文題目在當時非常新穎，加之陶爺爺將他非常扎實的外國文學基礎、古文考證功底，以及嚴謹的邏輯思辨能力都融貫在論文中，使得論文非常成功，當年就被收入《全國大學生畢業論文選編》和《中國文學年鑒》，并被多次轉載，甚至還被日本西南學院大學選入教材。

二

從畢業論文開始，陶爺爺對神話有了深入的了解：原來中國神話并不只是一則則或傳奇或靈異的故事，雖然看起來每則神話都沒有多少內容，具有簡單性和片段性，但實際上它們是中國遠古人類的創作，內涵非常深奧，和西方神話相比毫不遜色。于是，陶爺爺決定專攻中國神話研究，先后發表了十幾篇關于中國神話的重要論文，在學術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在學科分類上，神話屬于民間文學，而民間文學又歸于民俗學這個更大的門類。陶爺爺向我們詳細地解釋說，民俗學研究的是人們傳統的生活習慣，既包括物質上的東西，如服裝、建筑、交通工具、生活用品，等等；也包括精神類的東西，如信仰、忌諱、避諱、巫術，等等；還包括動態的、行為性的東西，如過年過節時的一些活動；當然還包括語言方面的內容，如神話、傳說、故事、歌謠、謎語、笑話等通常被看作是民間文學的東西。因此，陶爺爺的研究領域，也自然地從神話擴大到了民俗學。

1987年，北京師范大學率先在全國招收民俗學博士。陶爺爺以建筑學和文學雙學士的學歷報考，并憑借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師大，進入被稱作“民俗學之父”的著名學者鐘敬文先生門下學習。在北京讀博士期間，陶爺爺極為勤奮刻苦，每天都泡在圖書館里看書、寫作，連周末和寒暑假也不例外，長城、十三陵、盧溝橋這些北京標志性的名勝，他一個都沒去過。短短兩年半的時間，陶爺爺便完成了博士學業，成為了中國第一個民俗學博士。他的畢業論文《中國魚文化》后來公開出版，《人民日報》（海外版）整版選登了該書的若干章節，《讀書》等刊物也發表了評論文章。

完成博士學業后，陶爺爺回到母校東南大學工作，并繼續自己的研究，先后發表了100多篇論文，出版了《風物探幽》《中國紙馬》《中國鎮物》《中國祥物》《應用民俗學》《中國都市民俗學》等著作，在學術上取得了累累碩果。在東大，他先后任藝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以及東方文化研究所所長、人文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等職務；除此之外，他還擔任了中國神話學會副會長、中國民俗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 江蘇省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江蘇省文聯副主席等社會職務，為中國民間文化遺產的保護不斷地貢獻著力量。

2011年4月，陶爺爺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從總理手中接過聘書的那一刻起，他便成為了迄今為止中央文史研究館最年輕的一位館員。

三

雖然陶爺爺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就和榮譽，但最讓他念念不忘的，還是授業恩師的肯定。陶爺爺的博士導師鐘敬文先生對門下弟子要求極為嚴格，從來不當面夸獎學生。讀博期間，每當陶爺爺向鐘老匯報學業時，鐘老總是指出他的疏漏之處，并提出一些建議讓他參考。畢業七八年之后，一次，陶爺爺去北京參加一個國際性的研討會，恰逢鐘老在座，于是他過去跟老師問好。鐘老將他介紹給身旁的季羨林先生，并對季先生說：“他在南京干得不錯。如果我們的學生都像他就好了。”得到了鐘老的當面夸獎，并且是如此高的評價，讓陶爺爺一時間既驚訝又感動。

感懷恩師之余，陶爺爺也不忘對我們進行教誨和鼓勵。他以自己為例告訴我們，一個人要想取得成就，需要早早樹立一個遠大的理想。有了理想目標之后，人就不迷茫，有干勁。就算之后根據實際情況要對自己的最初目標進行調整，之前付出的努力、得到的經驗，也可以成為下一個目標的儲備資本。

另外，在少年時期，一個人可以盡量廣泛地發展自己的興趣，不要故步自封。如一開始學習的建筑學知識，對他在民俗建筑方面的研究幫助就非常大。再如，早年間，他寫論文和著書的時候，要用到圖片，可是有的文物是不能拍攝的，當時又不能上網，只能靠手繪，于是，他具有的素描功底便派上了用場。陶爺爺說，理科和文科是有相通之處的，學理科的人要同時學好文科，學文科的人也要同時學好理科，這樣才能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做出成績，不至于因無知而犯錯。

陶爺爺還建議我們，可以多看一些雜書，比如一些有關旅游和各國歷史的書，這樣可以在點點滴滴中積累對世界的認識。讀書的時候，還要養成記筆記的習慣，要多寫些感悟，不要因為怕辛苦，就不做這些事。“年輕人不要怕吃苦。”陶爺爺強調說。

不知不覺中，我們的采訪接近了尾聲。我們在和陶爺爺的交談中獲益匪淺，在和他告別之后，我們依依不舍地離開了東南大學。

小記者采訪感言

石岳川（南京市樹人國際學校）：“心中要有遠大的理想。”“年輕人不要怕吃苦。”陶爺爺的教誨我銘記于心。

林凱雯（南京市六合區橫梁初級中學）：“學為人師，行為世范。”陶爺爺不僅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學者，更是一位可敬可親的長者。

篇(2)

關鍵詞：大學語文；議論文文本教學；教育功能

中圖分類號：G64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9-9166（2010）032(C)-0079-01

通用《大學語文》教材中，議論文占有很大比重，體例則涵蓋政論（包括社論）、時事評論、文學評論、思想評論、文化隨筆、史論、雜文等類別。如此精彩紛呈的各類議論性文章，完全符合編者的選材原則：即“課文要具有典范性，文質兼美，題材、體裁、風格應該豐富多樣，富有文化內涵和時代氣息。要體現教學目的，適合教學，有利于開拓學生視野，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無數前輩和先賢，無論陶行知還是葉圣陶，無不認為教育的目的是培養人，促進人的全面和諧發展。因此提倡主動的、多樣的、個性化的學習方式是時代的要求。“讓每個人的個性得到充分自由和諧的發展”，是學說中的重要觀點。為此，本文認為，議論文教學不可偏執于科學思維能力這個范疇，經典范文課的教學絕不等同于邏輯學，當然更有別于心理學；同時，議論文本的教學也不能太過強調思想道德教育，因為語文課畢竟不是思想政治課。而只有人性化的倡導，方能取眾家之長而去其之短。如果太執著于科學性，必然會導致機械刻板的程式化，文章的分析則很可能流于“八股”的程式。

著名教育家、特級教師于漪老師曾經說過：母語是民族文化的根，民族文化是民族團結的紐帶，對外是屏障，對內是黏合劑。她說，教育的重要任務是向受教育者傳承本國的優秀文化和人類的精神文明。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有很不相同的地方，其最基本最核心的特征，就是中國文化有很強烈的人文精神，重視人的修養，追求理想與人格的完美。翻開中國古代的任何經典，幾乎所有的書都講修身養性。“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吾日三省吾身”等，均講究道德，講究做人，講究完善自己的人格。這與教育的本質緊密相連。

語文課程是為了“全面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應培養學生熱愛祖國語文的思想感情，指導學生正確地理解和運用祖國語言，豐富語言的積累，培養語感，發展思維，使他們具有適應實際需要的識字能力、閱讀能力、寫作能力、口語交際能力。語文課程還應重視提高學生的品德修養和審美情趣，使他們逐步形成良好的個性和健全的人格，促進德、智、體、美的和諧發展。”據此，我們可以概括地說，作為語文教育的使命主要是傳承經典文化，發展語言能力，形成獨立人格。

步入全球化的時代，要把全人類最優秀的文化納入課程范圍之內，傳承給下一代，而不能僅僅抱著本民族的文化，排斥外來的優秀文化。當然在傳承經典文化的過程中，本民族的經典文化顯然是重點之一。從文化品質上來說，著名作家的經典文本傳承了真正的中華和世界文明史。而作為中國古典文化的代表，《五經》《四書》當然最為典范，而這其中，除了《詩經》，主要的體例便是議論說理類的。由此也可以佐證議論文的重大價值所在。

發展語言是語文教育的主要任務，但是如何才能發展學生的語言，其實不外乎兩點：一是語言環境，二是語言實踐。我們學的主要是母語，自然語言環境已經具備。但是語言環境有優美語境、典范語境和粗俗語境、垃圾語境之分。我們應該給學生創設怎樣的語境呢？這無疑是語文教學應該關注的問題了。而時下除了人際語境外，還有網絡語境、電視語境等。所以我們提倡讓學生誦讀經典也正是為了給學生創設高尚優美的經典語境，讓學生在典范的語言熏陶中提升自己的語言修養。關于語言實踐，無非是口語交際和書面表達。而語言實踐和語言環境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只有充分地吸收和積累，并且是優質語言的吸收和積累，才能有優質語言的輸出。

當一個人對社會、他人、自然形成了自己獨立的穩定的正確的美好的觀念之后，我們就可以說這個人有獨立的人格了。而這一切，在議論類的文章中，往往體現得更加明顯和突出。古圣先賢著書立說，議事明理，傳承卓越的心靈之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議論文通過議論說理，可以激濁揚清，啟智開悟；可以明辨是非，棄惡向善；可以弘揚正確的思想觀念，凈化人類的心靈世界，從而有助于精神文明的建樹，有利于民族素質的提高。而這一切，都與語文教育尤其是議論文教學有著直接的關系。

根據我國近年來關于議論文教學的各種試驗和流派，特別是借鑒各資深名家的教學思想，本文認為，繼承前輩的真知灼見，順應時代的鮮明主題，有利于學生的全面發展，必須倡導以人為本的議論文教學理念。為此，我們必須積極響應和嚴格遵循黨和政府大力提倡的關于教育的重要方針政策，倡導以人為本，注重科學發展，加強人文培養，在兼顧思維能力訓練的同時，更加突出議論文教學過程中的人性關懷，更加強調對學生的情感影響，更加注重新一代青年的時代特征；注重傳承漢語漢字中所包含的民族的思想認識、歷史文化和民族感情，通過語文教育引導學生開掘漢語漢字的人文價值，體驗獨特的語文感受，學習民族的優秀文化以及尊重和發展個性，培養健全的人格。

作者單位：內蒙古建筑職業技術學院

參考文獻：

[1]《美學與美育系列講座》.《江蘇教育》,89―90.

[2]《藝海漫游》.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

[3]《語文思維培育學》.衛燦金.(語文出版社).

篇(3)

論文關鍵詞：文學理論教材，反本質主義，主體意識

一、從意識形態性到反本質主義：新時期中國文學理論教材發展變化的過程

改革開放后，社會現狀要求重建文化秩序，加上西方文學思潮紛紛涌入，文學理論教材也逐漸開始發生變化。開這一先河的當屬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以下簡稱以本）和蔡儀主編的《文學概論》（以下簡稱蔡本）。與前期文學理論教材相比，以本和蔡本超越了文學工具論模式，把文學當做一種意識形態進行闡釋。但是它們僅僅只強調政治經濟作為文學的反映對象，而沒有關注文學自身的內部規律。而隨后童慶炳主編的《文學理論教程》（以下簡稱童本）最大的突破就在于它開始關注文學自身的內部規律，把文學本質界定為一種審美意識形態，認為文學是“顯現在話語蘊藉中的審美意識形態”。但童本仍沒有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即沒有跳出本質主義的圈子。新世紀，隨著后現代主義的興起，人們的生活和思維方式發生極大轉變。南帆主編的《文學理論[新讀本]》（以下簡稱南本）、陶東風主編的《文學理論基本問題（第三版）》（以下簡稱陶本）和王一川著的《文學理論》（以下簡稱王本）等教材應時而生。這三本教材都把反本質主義作為基本思維方式，“標示了現代性語境與后現代性語境之間深刻的分歧與追求目標的斷裂”[1]。南本強調文學與文化的聯系，以此來對本質主義思維進行反思與質疑。陶本最大的特點是將中西文論史上反復涉及的文學理論問題依次展開，最后不給出形而上的定義，培養學生開放的文學觀念。王本則是讓文學回到文學本身文學藝術論文，提出“感興修辭詩學”，認為文學的主導屬性是感性修辭性。

二、主體意識逐漸覺醒：中國文學理論教材發展變化的根本原因

眾所周知，新時期中國文學理論教材的發展深受中西文化因素的雙重影響，而在這雙重因素中，人的主體意識逐漸覺醒才是關鍵。中國學界一直不乏反抗之人，“五四”自不用說，到新時期，文學思潮風起云涌，尋根、反思、先鋒、朦朧等等，無不顯示著強大個體的存在。馬原、格非等人的小說，不只是追求敘事方法的轉變，更多的是要“擺脫社會與歷史文化對人的必然性支配，轉而對作為個體的人的‘本真’存在狀態的感知與書寫”[2]。當文學創作日漸突出主體時，文學理論自然也會相應發生變化。當然，國內文學理論很大一部分是受西方文藝思潮的影響。西方文學思潮，從早期盧梭、佛洛依德、尼采等人的反理性主義到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直至如今的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研究，無不對中國文學造成巨大沖擊。

因此，綜上所述，可以說主體意識的覺醒是文學發展的關鍵，也是文學理論發展變化的關鍵。主體意識不強大，文學及文學理論亦不會有質的突破。

三、尊重個體、突顯主體本真存在——文學理論教材未來發展的必由之路

法國學者埃德加·莫蘭認為“理論是一種方法的選擇和觀念的變化，……理論是隨著客體的變化來深入對象與現實的過程，甚至一個開放的理論是一個接受自身死亡的觀點的理論”[3]。因此，就現有理論來說，它還能在多大程度上闡釋當代人的文化經驗？我們到底該怎么闡釋未來人類文學理論之路？面對這些疑問，我們必須做出自己的回答。

從九十年代年代身體寫作、私人化寫作的崛起，到現在大眾文化、網絡文化的興盛，“顯然，‘主義’寫作時代的‘圣像’已經顛覆，‘主義’塑造的文學‘神話’已經破滅，一個隨著人的自覺和文化的自覺而來的文學自覺時代已經來臨”[4]。文學理論必須隨著“人的自覺和文化的自覺”來發展改變自己，這是當今也是將來文學理論發展的必由之路。“記住文學是‘人學’文學藝術論文，那么，我們在文藝方面所犯的許多錯誤，所招致的許多不健康的現象，或者就可以都避免了”[5]。如果把文學當成種種意識形態，那么文學為某種意識形態服務就會被當做很正當的道理，而當文學不再以人的主體存在給人以精神享受時，我們又怎能要求這樣的文學有超越現實的表現？

因此，關于文學理論問題，我們并不需要尋求一個權威的定義，更不需要憑這個定義去解釋別人的定義和其它文學現象。我們需要的只是發揮主觀能動性，探討每一種定義背后的動機和目的，特別是作為教材，目的就是教導學生，而不是束縛學生。“雖然傳統邏輯的‘定義方法’可以在一定限度內規定存在者，但這種方法不適用于存在”[6]。無論是繼承傳統還是借鑒西方，關鍵都在于中國現代文學家的主體創造性。文學創作如此，文學理論亦如此。只有站在“人”的制高點上，只有人的主體意識得到整體性解決，中國文學理論教材的發展才會“少走彎路亦或避免錯誤”。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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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埃德加·莫蘭.方法：思想觀念[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142.

[4]湯奇云.從“主義”寫作到后“主義”寫作——當代文學發展軌跡一瞥[J].天津文學.2010(8):108.

[5]錢谷融.論“文學是人學”.錢谷融論文學[M].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82.

篇(4)

參考文獻的寫作是為了方便讀者在研究同一學術論點的時候指引正確的方向，同時也是論文作者對文獻作者尊敬的表現，關注學術參考網，可以隨時查看更多優秀的參考文獻。下面是小編收集的會展論文參考文獻，給大家參考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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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在教育發展共同體各成員學校中營造濃郁的“師陶學陶”氛圍

我們組建了陶行知教育思想宣講團,在教育發展共同體各成員學校進行巡回授課,普及陶行知教育思想。我們將各共同體學校的教科室主任組織起來,全面、細致地學習了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理論著作和教育故事,每個人根據自己的長處選擇一個主題認真備課,然后輪流到每個共同體學校進行宣講和授課,讓每一位教職工正確把握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內涵以及對當代教育教學工作的啟示。

各共同體成員學校有計劃地組織教師學習陶行知先生的著作、言論以及相關的學習資料。我們采取集中學習和自學相結合、閱讀和摘記相結合、學習和反思相結合的方式,先后組織全體教師認真學習了《走進陶行知(教師讀本)》、《陶行知傳》、《生活教育理論——陶行知思想研究》、《陶行知的故事》、《陶行知思想的現代價值》等書,并要求大家積極撰寫讀書筆記和學習心得體會。各共同體成員學校均設立了“行知大講堂”,每周組織一次活動,讓大家輪流上講臺談“師陶學陶”體會,掀起了“師陶學陶”熱潮。

二、以陶行知教育思想為理論支撐,積極開展校園文化特色建設

在“師陶學陶”過程中,各教育發展共同體成員學校紛紛將陶行知教育思想和本校實際相結合,來提高學校文化建設的品位,并形成了辦學特色。如王官集中心小學以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論為指導,開發了《好孩子、好習慣、好生活》校本教材,教材中包括了生活好習慣、學習好習慣、文明禮儀好習慣等篇章,讓好習慣伴隨孩子們健康成長。黃墩中心小學大力開展了“勞動教育”,開辟了生態種植園和飼養角,每個班級都分到了一塊“自助式”學農實驗田,孩子們自己在農村搜集農作物種子,在教師的指導下進行種植和管理;在實驗田的周邊搭建了一些小動物“飼養舍”,讓孩子們“和馬牛羊雞豕做朋友、對稻粱粟黍稷下工夫”,培養孩子們熱愛勞動、親近田園的情感。經濟開發區中心小學積極開展了“創造教育”,確立了“培育具有民族品格和世界眼光的創業者”的辦學理念,廣泛開展了“紅領巾學創業”活動,使“創業”的種子在孩子們幼小的心田中萌芽。由于活動開展得有聲有色,還在全市“創業文化節”上作為典型推廣。我們蔡集中心小學在“生活教育”的基礎上深入開展詩教活動,形成了豐富的兒童詩課程文化,探索出了閱讀賞析、生活感悟、采風創作等學習方式,讓孩子們在誦詩、賞詩、畫詩、寫詩的過程中,啟迪思維,豐富情感,提高素養,接受美的熏陶,讓師生們在校園里詩意地棲居。

三、以評選“行知式”學習型團隊、“行知式”教師為抓手,弘揚陶行知教育精神

陶行知被稱為“萬世師表”,他“愛滿天下”的情懷激勵著一代代為師者。我們通過研究、討論,制定了“行知式”學習型團隊、“行知式”教師評選辦法,引導廣大教師學習陶行知教育思想,踐行陶行知先生崇高師德風范。每學年通過層層推薦、民主評選,最后舉行隆重的表彰會,褒獎一批“行知式”學習型團隊和“行知式”教師,以此來不斷促進學校師德師風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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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朱自清；陶淵明；生平；多義性；思想來源

中圖分類號：I207.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3）08-0000-02

陶淵明自唐以后就逐漸受到了文學理論研究家們的重視，陶淵明的詩風獨樹一幟，他的詩歌與個人人生遭際緊密聯系，經歷了由筆調豐華到自然平淡的轉變。陶詩的自然是歷經洗練后的自然，回到了混沌、最初的自然狀態。朱自清也如此，他的散文創作往往展現出的是一種平淡沖和，少有激烈的感情表達，往往蘊含了閱盡世事的蒼涼意味。他的這種中庸態度也是在對情感的反復體驗之后，感到人生的種種復雜性后的退守。朱自清對陶淵明的接受不僅僅體現在創作態度上，本文試從朱自清對陶淵明的學術研究以及陶淵明對朱自清人生態度和創作影響等方面來分析朱自清對陶淵明的接受。

一、朱自清對陶淵明生平的考證

1934年朱自清發表了論文《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1]，他從陶淵明年譜的七種版本講起，歸納出六個見解分歧而聚訟未決的問題，即陶淵明名字之異、詩文書寫的年號或甲子、居住地址的變異、出仕情況、家族世系和享壽年歲[2]。并對各個版本進行了嚴謹的考證，對其名字和生年的不同說法做了總結并提出了個人質疑，并最終得出陶譜可得定論的四端：

“淵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潛，一也。所著文章入宋不書年號，二也。始居柴桑，繼遷上京，復遷南村。栗里在柴桑，為淵明嘗游之地。上京有淵明故居。南村在潯陽附郭。三也。淵明嘗為州祭酒，嘗侍桓玄，丁憂歸。嗣州召主簿不就。又為鎮軍參軍，仕劉裕，建威參軍，仕劉敬軒或劉懷肅，官終彭澤令。四也。至世系年歲，則只可姑存然疑而已。”[3]

可見朱自清的陶淵明研究十分講求例證，對沒有找到證據的說法不輕易下定論，同時對各家說法采取辯證的認識態度，只選擇可靠的材料，他的結論也是十分周密謹慎的。即便對于我們以前所認定為陶淵明曾祖的陶侃也受到了朱自清的質疑，他提出了幾個文獻里不同的對陶淵明身份的質疑，或說為陶侃六世孫、或說為陶侃七世孫，而陶侃為陶潛曾祖之說始見于《宋傳》。最終經過辨別，也只能得出此事存疑的結論。朱自清考證性的研究是他在進行學術研究時的一種慣有并始終保持著的思路與方法，是從詩人生活背景入手而進行的最基礎性的工作[4]，為后人對陶淵明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指導。朱自清對于學術這種認真、不人云亦云的態度是非常值得人尊敬的，他的古典文學論文集學術性非常強，這也為我們展示了散文創作家之外的朱自清的別樣風貌。

二、陶淵明詩歌的多義性的論證

1935年朱自清作論文《詩多義舉例》[1]，該文中以陶淵明《飲酒》詩為例，具體論述了應廣求多義、同時需貫通上下文以求“切合”詩意的解詩方法。朱自清說明有些詩并非每篇每句只有一個正解，要考慮到這些詩歌可能擁有的多義性。然而“多義并非有意必收：搜尋不妨廣，取舍卻需嚴；不然，就容易犯我們歷來解詩諸家‘斷章取義’的毛病”[5]。朱自清先生從每一句出發，尋找其詩歌中可能存在的引用典故，以“采菊東籬下”一句為例：朱自清先生首先從吳淇《選定詩論》中的說法談起，采菊可能是詩人偶爾之興味，而不一定是下文所講的“供佐飲之需”。然后再講朱自清喜歡菊的原因從《和郭主簿》之二這首詩中可以看到：“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杰”[6]，而其所本則是鐘會的《菊賦》：“故夫菊有五美焉……冒霜吐穎，象勁直也”，再由此推出古人喜愛吃菊的風俗，那么九日之采菊，較為可能的還是“供佐飲之需”。這顯然與我們以前形象中飄然與塵世之外的陶淵明形象不同，朱自清自己也說“有些殺風景”，但從朱自清的考證中，我們似乎看到了陶淵明歸隱田園后人間性的一面。他好飲酒，喝酒在朱自清看來很有可能在古代是件雅事，因而他前面所舉的關于“”的詩例，也可以說是古時候文人雅士用來表明自己遠離塵俗、潔身自好的高潔品性，因而凝聚了一種固定的象征意義。“采菊”意象的多義性也讓我們可以從多角度去窺看陶淵明的品性，而這種多義性還是要求我們從多側面、多層次中找到最符合詩意的解釋。因而朱自清通過對陶淵明詩歌的研究旨在說明，“多義”的詩歌闡釋方法有利于解釋詩歌語言的含蓄性與暗示性，但同時要“切合”實際語義，避免走入過度闡釋的困境。

而在1936年所作的書評《陶靖節詩箋定本》[1]中他也談到了對陶詩的闡釋不要用過多經典來束縛其原有的自然本性，對陶淵明的多義性闡釋應在符合文意的基礎上尋找其詩文來源。書中這樣說：

“注以詳密為貴；密就是密切，切合的意思。從前為詩文集作注，多只重在舉出處，所謂‘事’；但用‘事’為目的，所謂‘義’，也當同樣看重。只重‘事’，便只知找最初的出處，不管與當句當篇切合與否；兼重‘義’才知道要找那些切合的。有些人看詩文，反對找出處；特別像陶詩，似乎那樣平易，給找了出處倒損了它的天然。鐘嶸也曾從作者方面說過這樣的話；但在作者方面也許可以這么說，從讀者的了解或欣賞方面說，找出作品字句篇章的來歷，卻一面教人覺得作品意味豐富些，一面也教人可以看出那些才是作者的獨創。固然所能找到的來歷，即使切合，也還未必是作者有意引用；但一個人讀書受用，有時候卻便在無意的浸里。作者引用前人，自己盡可不覺得；可是讀者得給搜尋出來，才能有充分的領會。古先生《陶靖節詩箋定本》用昔人注經的方法注陶，用力極勤；讀了他的書才覺得陶詩并不如一般人所想的那么平易，平易里有的是‘多義’。”[3]

朱自清創造性地把詳密之“密”引申到了“密切”，進一步又導向“切合”。這就能夠有效地克服和排除詩的詮釋掩蓋乃至歪曲詩的本意的情況再發生，突出和強調了詩文作品蘊含的“義”，而不是使用的“事”[2]。朱自清的考察從事出發，但卻要求歸于義，說明他雖然重視對詩歌本源的探尋，但同時也要求詩歌的闡釋是符合作者實際的。

朱自清對歷來研究家們所說的陶淵明詩歌有左思風力的影響進行了駁斥，說明陶詩在字句上雖可能有左思的影子，比如左思的《招隱詩》與陶淵明的《和劉柴桑》，左思的《詠史》詩和陶淵明的《飲酒》詩等，但陶詩意境卻與左思并不相同。就全詩而論，陶詩承襲前人的并不多。朱自清說陶淵明“用散文化的筆調，卻能不像‘道德論’而合乎自然”[3]，這是陶淵明的特別之處，也是將其與前人區分的重要標志。陶淵明受古典文化熏陶頗多，自己在詩歌的寫作上可能會不自覺地使用了前人的語句，但總體說來，陶淵明的詩歌自成風格。也是這樣，朱自清才會在文章中說“田園詩才是淵明的獨創，他到底還是‘隱逸詩人之宗’” [3]。

三、陶淵明思想來源的考察

1936年《陶詩的深度》中還談到了陶淵明詩作中反映出的對老莊等各家文化的繼承。朱自清從《古箋定本》中引書切合的各條來看，“陶詩用事，《莊子》最多，共四十九次，《論語》第二，共三十七次，《列子》第三，共二十一次”[3]。由此來看，陶淵明作品中的思想非常復雜，而其二元人格也是在后人的不斷闡釋的過程中被決定的。陶淵明的思想受道家還是儒家影響多，站在朱自清的立場上是很難斷定的。朱自清從陶詩中常用的幾個概念出發，“‘真’‘淳’都是道家的觀念，而淵明卻將‘復真’‘還淳’的使命加在孔子身上，此所謂孔子學說的道家化，正是當時的趨勢。所以陶詩里主要思想實在還是道家。”[3]朱自清認識到陶淵明思想中的“真”和“淳”是道家獨有的，雖然他也有“游好在《六經》”[6]這樣的詩句，但其詩句中“真”的自然才是核心。朱自清對“真”的闡釋在1935年《詩多義舉例》中已有論述，其“真”為本心，而其源來自于《莊子?漁夫》。朱自清在對陶淵明的思想來源研究當中，通過對陶詩的解讀，確立了陶淵明的思想中心，即“孔子學說的道家化”，也就是道家為核心，但也受到儒家的影響。

四、陶淵明對朱自清的影響

朱自清一生從事陶淵明詩歌研究和課程講授，因而無可避免地在多方面受到了陶淵明的影響。在文學創作方面，朱自清的作品風格的平淡自然與陶淵明灑脫尚真生活下的田園詩風有一脈相承之處。作品風格與作家個性有著密切的關系，朱自清與陶淵明人生經歷也有著相似的曲折一面。朱自清在閱讀陶淵明的過程中，不自覺地根據陶淵明的行為方式來行事，在性格上都有詩意化的一面。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二人都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承繼關系。

朱自清與陶淵明的成長經歷有非同尋常的相仿之處，陶淵明是名將陶侃的后人，但是家族在陶侃去世后迅速地衰落。陶淵明九歲就喪父，陶侃之后家境又一次一落千丈。朱自清也是如此，祖父在時為海州府承審官，家境較為優越。的動亂，朱自清祖父不堪勒索，捐出大半家財，心力交瘁而辭世，朱家家道由此中落。[1]讀大學期間，朱自清家境每況愈下，為他讀書負了不少債。他的夫人陳竹隱也記錄過這一段往事：“他青年時代的讀書生活是相當貧苦的。‘五四’運動前后，在北京大學讀書的那幾年，冬天晚上睡覺，只有一床破棉被，要用繩子把被子下面束起來。”清貧的生活給了朱陶兩人一樣的無奈，要養活家庭卻又不愿被世事所累，所以永遠在出仕與歸隱之間徘徊。陶淵明輾轉于桓玄、劉懷肅等人的幕僚之間，最終選擇自己本性回歸自然。朱自清則退守校園，這與他喜愛雅靜的本性一致。此時的環境已經不可能給他一個自由自在的田園，于是他遁入書齋默默耕耘，與動蕩的時局劃清界限。然而兩人不慕榮利的性格還是一模一樣，陶淵明辭官歸隱，朱自清則多次請辭中文系主任之職。素來有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之說，而朱自清“寧死不吃美國救濟糧”的故事雖然被證明是《別了，司徒雷登》的夸大影響所致，但他能在拒絕領取“美援”的宣言書上簽字，認為此事是正義的就應該這么做，朱自清的學者人格仍是讓人贊嘆。

在創作影響上，朱自清多年的“陶淵明詩”課程的開設使他在教學過程中進一步理解了陶淵明，陶詩的質樸自然影響到了朱自清的散文創作。同時，朱自清在研究陶淵明的過程中還創作了擬古詩《陶潛歸園田居》《飲酒》等，收在《敝掃集》當中。以陶淵明的《責子詩》與朱自清的散文《兒女》為例對比來看：陶淵明的《責子》當中，看似是寫對兒子的責備、批評，實際上體現的是陶淵明身上超脫世俗之外的常人之情，對于子女未來的掛慮。陶淵明的責備并非嚴厲的，而是帶有詼諧的性質，以戲謔之筆，寫出了對兒女的愛憐和慈愛之情。而朱自清《兒女》中的愛憐與無奈之情，可謂與陶淵明如出一轍。朱自清對于家里孩子用“成日的千軍萬馬”來形容，孩子們的叫嚷更是常常使他提起筆也寫不出一個字，在給葉圣陶的信中也說道：“孩子們的磨折，實在無法奈何；有時竟覺著還是自殺的好。”“但后來孩子多起來了，磨折也磨折得久了，少年的鋒棱漸漸地鈍起來了；加以增長的年歲了理性的裁制力，我能夠忍耐了――覺得從前真是個‘不成材的父親’，如我給另一個朋友信里所說。但我的孩子們在幼小時，確比別人的特別不安靜，我至今還覺如此。我想這大約還是由于我們撫育不得法；從前只一味地責備孩子，讓他們代我們負起責任，卻未免是可恥的殘酷了！”[7]朱自清對孩子們的吵鬧曾是一味地懲罰走向看到自己教育方法的缺失；曾憂心孩子們的發展，從怕他們不成器走向培養目前的胸襟和眼光的想法。隨著自我年齡和閱歷的增加，朱自清對兒女的愛也越發深沉。這兩位超脫塵俗的文學家在對待親情的態度上都有可親可愛的一面。

朱自清曾說：“陶詩教給人怎樣賞味田園，謝詩教給人怎樣賞味山水，他們都是發現自然的詩人。”[9]陶淵明這種樸素自然的風格的形成是詩人對長期的生活感受進行藝術提煉所獲得的，作品有著極為豐厚的審美意蘊，能給人獨特而深刻的美感。[8]兩人的情感都是自然的真情流露，如陶淵明《歸園田居》其一，寫了作者歸隱之途和田園景象，情感由胸中自然留出，無半點造作，詩歌非常流暢平易，但卻給人欣喜之感。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也是如此，只是傍晚走過的荷塘，卻引起了作者如此多的遐思，他滿腔的真情隨著對荷塘的細節描寫緩緩從內心里流出，讓我們在欣賞荷塘的同時體會到作者心緒的變化。文風上的清麗脫俗是他們能區別于同時代作家的最顯著特點。陶淵明借風光秀麗的自然景物來表達獨有的情思，朱自清不僅愛讀陶淵明的作品，而且也像這些古人一樣，將自己的真實感受和獨特情懷融入山水之間。[10]朱自清更非簡單地模仿陶淵明，在意境的構造和疊字的使用上他更是超越了陶淵明，為我們呈現了別開生面的動人風光。總之，朱自清與陶淵明在人格上的相似性和文學創作上的承繼關系，都讓兩位在文學史上愈加大放異彩。

五、結語

朱自清在陶淵明研究史上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對陶淵明生平的考證為后世提供了借鑒，同時他在詩歌多義性的研究中發現了陶淵明詩歌意象的獨特性，也讓我們進一步體會到了陶淵明詩歌中的樸素自然。此外，朱自清經過詳細的論證，認為陶淵明的思想是“孔子學說的道家化”，這種創造性的見解也為我們了解陶淵明的思想來源提供了一種路向。雖然朱自清的陶淵明研究中的有些說法也受到了后人的質疑，但其在開拓性方面具有無法比擬的意義。而在對陶淵明的研究過程中，他自身也受到了陶淵明的影響，與陶淵明在創作風格和人格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性。總而言之，朱自清作為一位文學理論家和現代文壇上的作家，他對陶淵明接受史的延伸拓展為我們提供了相當大的參考價值，同時其個人在文學史上的形象也愈發光輝燦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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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張秀楓主編.朱自清散文精選[M].北京：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2012.

[8] 陳蕾.陶詩對朱自清創作的影響[J].湘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3（3）.

篇(7)

【陳汝德先生，又名陳木芳，祖籍廣東汕尾，1945年出生，畢業于廣州中醫藥大學高級診斷內外方劑藥學(全科)、香港新華中醫學院高級研究班，是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注冊執業全科中醫師、香港注冊中醫學會原執行委員會委員、香港廣東省汕尾市同鄉總會中醫協會理事長、香港中醫研究院教授，并經營陳汝德康德堂三十多年，有多篇醫學論文刊載于中國《中醫雜志》等著名書刊，其傳略、成就被編入《世界名人錄》、《香港英才錄》等大型辭書。】

服務社會真誠回饋

在許多義診的中醫行業活動上，陳汝德先生是被人們常常所見到的人，大多的時候，他一如在自己藥行里的情形，身著一套白大褂，不是在聚神會神地為病人診斷，便是神情平和地向病人解釋，這就是陳汝德先生給大多人的印象：平凡真實，有一顆服務社會的熱心。

提及陳汝德先生，許多人都對他的醫術豎起大拇指，提及他的為人，許多人也會展露笑意。從醫術上來說，他畢業于廣州中醫藥大學高級診斷內外方劑藥學(全科)、香港新華中醫學院高級研究班，擁有四十多年豐富的臨床經驗；從日常生活上來說，與他接觸過的人，可以很容易地感觸到他身上的那股平易近人，他說話不緊不慢，沒有抑揚頓挫的聲調，卻是吐字清晰、條理分明，帶著醫者的親切與嚴謹。

據了解，陳汝德先生在很多年前就開始參與許多服務社會的義務工作，1982年海豐陶河蝦西小學修建，陶河鎮主公路，陶河至蝦西鄉公路的修建，他是出力出錢的籌建委員。2007年與汕尾市等中醫業界創立了香港廣東汕尾市同鄉總會中醫協會并擔任理事長，這么多年以來一直保持自己強烈的責任心和服務熱情。

為回饋家鄉，他經常組織一批香港中醫師在香港以及內地進行義診、贈藥活動。“我們回到家鄉義診贈藥時，來問診問藥的鄉親非常多，由此可見，我們這種活動舉辦得非常有意義，能夠真正地幫助到家鄉人，我希望以后自己能夠多多參加類似的活動。”胸懷一顆服務家鄉的心，他把那份感恩之情揮灑在家鄉人身上。

陳汝德先生是一位做事細心、有條理的人，素來喜歡做一些歸檔、總結的工作。如果你有機會翻開他的服務工作日志，印入你眼簾的將是手寫的、記錄得密密麻麻、整整齊齊的事項和數據，這些事項和數據的背后，正是他和眾多中醫行業人士服務社會的心血和汗水。同時，他是一位謙和的人，當他詳細地向筆者提及這些服務工作時，他喜歡提及自己所在的團體的力量，而不僅僅是個人的作為。

除服務香港廣東汕尾市同鄉總會中醫協會之外，陳汝德先生還擔任其它多個社團的醫師顧問，積極踴躍參加各種進社區的義診工作，常對老弱貧病、傷殘、無依者減免費施治，送醫送藥上門。香港“歡樂滿東華”慈善籌款之認識中草藥漫步行，陳汝德先生與太太顏惠梅醫師（香港全科中醫師）同籌辦者之一李密漢教授，香港中草藥專家竭力向參與者，浸大中醫學院學生們實地講解中草藥的認識、保護、培育、采用等。而且參加諸多類似的活動，陳汝德先生得到了其夫人顏惠梅女士的大力支持，并且，他們雙雙服務社會的身影也常出現在許多類似的活動上，有名家曾贈送陳汝德、顏惠梅伉儷服務社會的嵌名聯――“汝河澎湃如才識，頻施惠澤；德望崔巍若峻峰，遠播梅馨。”

醫術追求精益求精

談及當年選擇中醫這一行，陳汝德先生表示還算是平穩發展，雖然當中也遇到過許多困難的事例，但最終也是在平穩中度過，而且能在奉獻自己力量的同時，不斷地學習和進步。他認為，中醫師應該不斷地完善自我，提高自身的醫術，才能夠更好地服務廣大病患者。

陳汝德先生畢業于廣州中醫藥大學高級診斷內外方劑藥學(全科)，師從廣東名中醫郭仕猷（郭貞）和曾岳庵等，從中學習了大量的醫術知識，并慢慢地收獲在中醫界的成就。回顧過往，他自從醫至今已擁有四十多年的中醫臨床經驗，主理內、外、婦、兒全科，特別是在醫治骨刺、風濕、心血管內科方面有很高的醫術，并成功地研制出“特效骨刺散”， 被患者譽為“骨刺圣手”，擅長醫急性傳染性黃疸型肝炎、肝硬化、骨傷、皮膚科等疑難雜癥，以及擅長運用針炙、推拿等物理治療方法等，另外，他自己研制出多種中藥成份的藥品，且效果顯著。

1993年，由于醫術高明，陳汝德先生應邀到北京為時任中國水利電力部副部長彭仕祿診病。曾任《廣東中醫》審編委員會委員、九十多歲高齡的名中醫師曾岳庵撰聯稱譽陳汝德醫師，這幅鶴頂格嵌名聯曰：“汝心越善成功越大，德行彌高醫術彌精。”

緊跟時代的步伐，陳汝德先生在行醫過程中，非常注重提升和完善自己的醫術，以便更好地服務患者。“做中醫這一行，一定要不斷地總結，不斷地學習。”由此，他常常對自己嚴格要求，利用大量的休息時間堅持不斷地學習和進修，并取得不錯的成績。他攻讀了香港新華中醫學院高級研究班，1983年往廣州中醫藥大學、廣州醫學院、荔灣中醫醫院實習，參觀交流，是香港中醫界最早回內地學習交流團之一，并取得修業證書。2004年12月，顏惠梅女士從流花橋醫院中西醫結合課程培訓班（第二期）順利結業。

在中醫方面幾十年的實踐和總結過程中，陳汝德先生撰寫了多篇醫學論文，被業界多家著名刊物刊載。例如，論文《腰椎骨刺頑癥中醫方法治愈例證》被選編入《首屆全球中醫藥大會論文集》；《糖尿病腳免截診治》被編入《中醫雜志》、《香港中醫雜志》、《香港注冊中醫學會中醫藥論文集》；《多發性膿腫“流注”、“瓜”中醫診治驗證》被選編入《港、澳、內地中西結合專業交流研討會醫學資料匯編》，與夫人顏惠梅女士合撰了《論三種常用草藥》。鑒于在中醫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陳汝德先生在2005年被香港中醫研究院聘請為該院教授。

目前，他還和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學校合辦了一個中草藥園，并在未來計劃把所種植草藥的成長過程、功效編集成冊。

另一方面，中醫藥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越來越受到國際關注和認可，其傳承和發展也成為一項重要任務。“中醫，以前沒有受到很大的關注，現在全世界都證明：中醫對人體的健康是非常有益的，我們應該要好好地發揚中華民族這一瑰寶。”陳汝德先生認為，“弘揚中醫學、發展中醫學”是每一位中醫師所應承擔的責任。為此，他積極出席業界的學術交流會，樂于與業內人士分享自己在中醫方面的研究經驗，為中醫的傳承和發展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