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外商投資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當今世界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對外商直接投資（FDI）存在著明顯的偏好（黃亞生，2004），中國同樣如此。1979～2006年的28年中，中國實際利用外資8820.38億美元，位居發展中國家第一。而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2004年、2005年，中國實際利用FDI分別為606億美元和603億美元，僅次于英國、美國，居世界第三位。

那么，究竟什么原因使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如此偏好FDI呢?現有文獻對中國為何大量吸引FDI給出了若干解釋，李稻葵和梅松（2006）將之歸結為四種情形：第一種解釋是，中國經濟大量吸引外資主要是為了出口；第二種解釋是，中國吸引外資主要是為了解決就業壓力；第三種解釋是，中國吸引。FDI主要目的是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我們認為，中國經濟正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之中，而轉型社會往往伴隨著一個強勢政府（ErnestGellner，1999），因此，我們顯然不能忽視中國如此偏好FDI背后的政府因素。

一、政府“出口導向戰略"與FDI需求偏好

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初期主要是以改革釋放長期被約束的生產力，特別是釋放農村地區的生產力，農村改革的經濟效果驚人；之后，改革的重點開始轉向加快城市經濟發展。80年代中后期，滿足國內市場需求開始成為生產的主要驅動力，在此背景下，國內提出了“國際大循環”理論，欲借鑒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經驗，特別是日本、亞洲“四小龍”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實現經濟發展戰略由“進口替代”向“出口導向戰略”的轉移?！俺隹趯驊鹇浴钡暮诵睦砟钍且浴八男↓垺?、“四小虎”為范例，充分發揮勞動力資源優勢，大力開拓國際市場，吸引外資，將生產加工基地開設到中國來，使中國成為國際經濟分工體系的，并爭取通過這一方式積累外匯并逐漸改善產業結構。

應該說，“出口導向戰略”的成效十分明顯，它直接體現為國際收支經常性賬戶與資本、金融賬戶的“雙順差”。1983～1993年間，中國經常賬戶總余額為-2.14億美元，其中在1990～1992年有較大盈余。但是，1994～2006年，中國在經常賬戶上則連續13年出現盈余，特別是從1997年開始，每年都出現相當大的盈余數額。這樣，中國于1990～1992年和1994～2006年間在貿易項和整個經常賬戶上均有較大的盈余。同樣，中國資本、金融賬戶也存在著巨額資本流入，1983～2006年中國資本、金融賬戶順差總額為-4934.29億美元。1983年起，除個別年份外，中國國際收支賬戶中誤差與遺漏一項基本為負，這可以被解釋為資本以某種形式流出。但即使把所有的誤差與遺漏（1983～2006年中國誤差與遺漏總額為-1143.19億美元）都算作資本流出，資本、金融賬戶總的說來還是順差。這樣，中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經常賬戶和資本、金融賬戶同時順差的情況，而其中資本、金融賬戶的順差是主要的。

資本、金融賬戶順差主要來源于外資流入。而如前文所述，外資流入又得益于“出口導向戰略”的實施。為了實施“出口導向戰略”，中國政府制定了諸多優惠措施以吸引外資流入。如，政府往往賦予外商投資企業以高于國有企業的政策性利益。其中最為普遍提到的優惠措施是稅收待遇。外商投資企業可享受免稅政策，稅收水平總體上低于國有企業。另外，外商投資企業在辦公、生產設備的進口上還享受減免關稅的好處。同其它吸收FDI的國家相比，中國的稅收政策更加自由化，這導致了中國FDI流入量的高水平（Dean，1988）。因此，從本質上來看，政府“出口導向戰略”內含著大規模的引資沖動，它使中國更加特別偏好外資尤其是FDI。

二、政企關系與FDI需求偏好

在解釋中國為何如此偏好FDI時，李稻葵和梅松（2006）認為，在一個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存在著雙重道德風險，即，政府不相信本地企業，企業也不相信政府。這種雙重道德風險在中國經濟中比比皆是。一方面政府不相信國有企業，擔心國有企業事先亂投資，投資過猛，事后讓政府去收拾殘局，這也就是所謂的國有企業軟約束問題。另一方面，國有企業也不相信政府，害怕政府在事后將自身的一些政策目標強加于企業，比如解決就業，承擔社會責任等。同樣的，政府與民營企業之間也存在著嚴重的雙重道德風險。政府不相信民營企業，害怕企業不盡社會責任，造成工傷事故而逃之天天，或者不按會計規章制度辦事，隱瞞利潤逃避稅收。同時，民營企業對政府也不信任，害怕自己經營成功之后政府會亂收費，亂收稅，亂攤派，甚至旁加一些與企業無關的經濟負擔。這樣的情況就使外資進入成為了可能。據此，李稻葵和梅松認為，吸引FDI是降低雙重道德風險的制度創新。首先，外資企業的進入對于政府道德風險的制約起到了很大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也能對外資企業的道德風險產生約束。在這一均衡下，外資企業更愿意進入中國，同時中國政府也歡迎外資企業的進入。

李稻葵和梅松并沒有深刻剖析政府不相信國有、民營企業背后的深層次原因，而正是這些原因進一步導致了中國對FDI的強烈需求偏好。我們認為：政府不相信國有企業的根本原因之一是由于信息不對稱。委托人（國家）無法有效地監督人（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和管理者）的工作，因此政府不相信一些人能處處為企業利潤最大化目標而工作。中國的一些國有企業處于全面無競爭力和無效率狀態就是一個例證。譬如，1998～2004年，中國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中，虧損企業占全部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數的平均比例為37%，即有近40%的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處于虧損狀態。因為信息不對稱，政府無法有效監管，在資產負債表上，一些國有企業積累了大量的金融損失和大量明示和暗示的短期債務，導致它們不能創造價值，產生的利潤很低或者為負。國有企業具有重要的資產價值基礎和較差的盈利能力，說明了國有企業是潛在的收購目標（黃亞生，2005）。在國有企業購并的競標中，出于對其他性質企業的不信任，政府有效地排除了中國私人企業的參與，而只允許外資企業之間相互競爭，并且，外資企業的參與通常被認為是引進了外資，于是國有企業便成了跨國公司完美的收購對象。其實，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一些FDI就開始著手為收購國有企業的運營資產提供資金了，外資并購占利用FDI總額的5%～6%。政府不相信民營企業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出于認識上的偏差，存在著對民營企業所有權的歧視。中國民營企業在注冊審批、行業進入、融資和法律保護等方面所受到的排擠和限制遠遠大于國有和集體企業。盡管從1997年起，國家鼓勵和支持民營、私營經濟發展，但過去對他們的種種歧視難以在短期內消除，這使得民營企業同國有企業相比，無法享有事實上的平等競爭機會，尤其體現在民營企業融資難及行業進入限制上。民營企業有擴張自己生產能力的商業才干和能力，但他們苦于缺乏資金和受行業限制而無法實現這一目標，因此，當進入20世紀90年代，FDI在中國急速增加時，民營企業發現，外國企業能夠為自己的發展提供資本，而且這種資本引進又恰恰是政府鼓勵的，于是，：FDI不僅受到政府的偏好，同時也受到民營企業的歡迎。由此可看出，這種民營企業于國內融資上的邊緣化和受行業進入限制的情況實際上為FDI提供了有效的進入路徑。這就解釋了為什么FDI會進入一些中國已領先了數個世紀的行業。傳統的手工業、家具制造、服裝和勞動力密集型的輕工產品，這些民營企業的據點，企業家為了獲得發展資本除了訴諸于代價最高的資本獲得方法－－將自己對企業的資產控制權給予外國人之外別無它法。

三、地方政府公司化與FDI需求偏好

中國政府利用外資的初衷是彌補國內資金短缺，為此，政府將利用外資提高到了改革開放的高度上加以對待，并制定了一系列引資優惠政策。然而各級地方政府在引進外資的過程中本著過分追求地方利益和提高領導者業績的目的，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從后臺管理直接走向前臺參與，拋棄了市場經濟中政府只是輔調節經濟的角色，干預經濟的行政色彩極其濃厚，追求行政效益甚于追求市場效益，將利用外資作為一項政治任務、政績指標加以對待，政府直接出面招商引資。地方政府這種角色負擔實際就是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現象。

地方政府公司化，是美國學者研究中國問題的一個有見地的概括（張鳴，2007）。改革以來，中國的現代化是地方政府導向的現代化，在社會資源缺位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成為拉動現代化的最大動力，這是中國的現實和國情。本應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做守夜人的政府，一躍變成了主角，政府利益跟經濟活動有著直接的相關性，其行為、動機，都具有公司的特征。

在美國學者筆下，中國地方政府的公司化，是一個值得肯定的具有正面價值的特色，它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當然，無可否認，在中國現代化的起步階段，地方政府的公司化，使得政府對經濟發展有了來自自身的沖動，極大地促進了現代化的啟動和最初的發展。盡管如此，但如果地方政府沿著這種公司化的軌道再走下去，恐怕對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將會弊多利少，甚至會導致致命的傷害。地方政府公司化，造成了一些問題，如在吸收FDI的問題上，政府格外凸顯其地方主義的“公司”面目。具體表現為，各級地方政府完全不顧本地區經濟發展實際，竟相出臺優惠的引資政策吸引外資，這不僅付出了極高的經濟和社會成本，還造成了盲目引資，催生了畸形的假外資。

與各級地方政府在引進外資上所體現出來的公司化特征關聯的最大問題，是各地具有公司特征的開發區體制。開發區的一個重要公司職能就是招商引資，而招商引資則是借助于政府來實施的。由于政府直接出面招商，就需要有一個載體來承接和安排投資項目，開發區應運而生。隨著開發區數量逐年增加，由此產生的對外資的巨大需求偏好也就不奇怪了。而且，具有公司特征的開發區體制，比較適應外資數量擴張為主的要求，但不適應有選擇地、比較自覺地吸收外資項目的要求（裴長洪，2005）。

四、中央和地方政府間關系與FDI需求偏好

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利益結構作為一種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產物，表現出高度的整體性：中央政府憑借指令性計劃來確定利益分配，地方政府的局部利益只能服從于中央政府的整體利益。這種建立在政府萬能理論基礎上的傳統模式是一種以供給為導向而不是以需求為導向的低效率的制度安排，致使社會利益資源極大浪費。

與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不同，市場經濟體制以市場需求配置社會利益資源。地方政府作為一個相對比較獨立的利益主體，成為全國利益總格局中一枚舉足輕重的棋子，在促進地方利益與全社會總體利益的增長中發揮積極的主導作用。從1980年起，中央政府不僅賦予地方以更大的財權與事權，而且地方政府還獲得了諸多原屬中央政府的經濟管理事權，如基本建設計劃審批權、物價管理權、利用外資審批權、外貿及外匯管理權等等，一些原由中央部委管轄的企業也下放給地方政府管理。除此之外，中央還授予少數地方政府、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中心城市等一定的“經濟特權”。

中央政府通過“放權讓利”，使得地方政府獲得了相應范圍內的自主決定權和自我利益，在此范圍內，地方政府的“自利”就決定了它的行為。由于地方政府通過“放權讓利”獲得了利用外資審批權，在GDP業績指標驅動下，各地方政府競相以稅收、土地與貸款等優惠措施吸引FDI，而這種FDI需求偏好是由中央對地方政府的經濟分權程度所決定的。

五、地方政府“至上而下的標尺競爭”與FDI需求偏好

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經濟上的分權讓利還不足以構成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全部激勵。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一些文獻更多地開始關注發展中國家分權的特殊經歷，尤其是中國特殊的政治激勵（王永欽等，2007）。中國政治體制有兩個顯著的特征，即以GDP為主的政績考核機制（Li－anZhou，2005）和政治集權（王永欽等，2007）。中國的經濟分權伴隨著政治集權，晉升激勵使得地方政府官員有非常強的（政治）動力促進地方經濟快速發展（周黎安，2004）。Tsui和Wang（2004）認為中國自治性不強的財政分權和垂直控制的行政管理體制提供了區域經濟增長的動力。經濟分權和政治集權對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影響渠道是政府之間的標尺競爭。文獻通常所說的標尺競爭對應于對下負責的政治體制，也就是說，對于地方政府行為的信息，普通民眾和中央政府都處于信息弱勢，但選民會參考其他地方政府的行為評價自己所在地區的政府行為。地方官員知道其選民會以其他地方為標尺，便會效仿其他地方的相關政策來發展本地經濟（BesleyandCase，1995；Baicker，2005）。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標尺競爭，同級政府之間的相互監督和學習能夠提高政府部門的運作效率，節約行政管理成本，防止濫用權力（Ma－inez－VazquezandMcNab，2003）。而中國政治體制的特點不同，地方政府主要不是對下負責，而是對上負責，在政治集權和政績考核機制下，地方政府每年不僅要保證GDP的高增長（否則在政績考核中被一票否決），還要根據GDP等指標排名，地方政府官員為了政績，追求有競爭力的GDP增長率，從而形成了一種基于上級政府評價的“自上而下的標尺競爭”（張晏，2005）。而在中央政府諸多的外資優惠措施下，各地方政府又有巨大的外資審批權，于是，吸引外資便成了一個非常容易實現的GDP業績指標，各地方政府便想法設法甚至不惜成本來吸引外資。

六、地方政府間的相互競爭與FDI需求偏好

中國地方政府都有追求一種“進口替代戰略”方式的傾向，這一戰略同70年代拉丁美洲國家所采取的戰略相似，它對FDI的影響也完全一樣（黃亞生，1999）。盡管世界貿易組織（WTO）竭力倡導貿易自由主義，成員國的平均關稅水平不斷降低，各種非關稅措施也在逐步減少，但是世界貿易還是被各種隱含的或明確的關稅、非關稅措施所限制，各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貿易保護主義。在這種情況下，到貿易對象國進行投資以規避其各種關稅、非關稅措施被認為是進入對方市場的一種明智選擇，它能夠獲得比貿易高的收益，這將誘導那些在貿易保護之下的投資類型進入市場。不僅如此，同國內股權資本相比，國外股權資本還具有充分的流動性。

在經濟學中，“進口替代戰略”能夠創造租金，吸引那些“收取租金”的活動（.Krueger1974）。租金加強了國內資本的不流動性，地方政府不僅厭惡將資本出口到其他地區，同時也不愿意進口其他地區的資本，以防本地區所創造的租金被分配掉。于是，外國公司便成了地方政府這一偏好的受益者，因為它們擁有先進的技術、管理經驗等，各地方政府為吸收外國資本而相互競爭。

篇(2)

國際直接投資撤退是一種客觀存在，其影響重大。因此，研究撤資所具有的重要性不亞于研究投資。

關于撤資的基本情況，如國別、成因、規律、影響等，國內外有關學者有過相應研究。但總體而言，系統的研究成果和相對成熟的研究結論不多。本文擬就近年來的外商對華直接投資撤退問題，做進一步分析、論證，用以豐富此研究領域的相關內容。

外商對華直接投資撤退原因分析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5年4月20日向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05年會提交的一份題為《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中國》的主題報告顯示，截至2003年底，中國累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621億美元，但如果考慮外商投資企業的終止運營、資產折舊和撤資等因素，2003年底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存量為2600億美元，相當于當年GDP的18%左右，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至2003年底，在累計批準設立的46萬多家外商投資企業中，已終止或已停止運營的企業逾23萬家，約占累計設立外商投資企業的50％，現存注冊運營外商投資企業約23萬家。即：在已批準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中，失敗、中止、撤退的比例高達50%。這其中，由于跨國公司撤資引起的企業終止或停止運營占了一定的比重。詳細情況如表1所示。

典型行業撤資原因分析

乳業。導致國際乳業跨國公司撤離中國市場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國際乳業跨國公司過高和過于樂觀地估計了中國奶品市場的培育與發展速度，短期內即形成消費市場尚不具備充分的條件；產品多走高價位路線，與中國百姓的實際收入水平相差甚遠；中國的奶品市場發育還不成熟，市場秩序較為混亂尚未完全理順。無序的多發的價格戰、造假等，使外商無可適從；對中國的飲食文化、消費習慣、消費能力、消費選擇、消費對象、消費特點等不甚清楚，經營理念未完全迎合中國人的消費觀念和習慣；缺失奶源優勢及對奶源的控制權。大部分的國際乳業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后，多把精力和資本都投放在奶品加工、奶品市場銷售這兩個環節上，對奶源往往掌握不了主動權，缺失奶源優勢；管理成本過重，有人曾作過成本分析，認為外資的產品成本中的管理成本普遍高出中國國內企業的20-30%；公司選址和產品市場定位偏差；國際乳業跨國公司巨頭，其中大部分在剛進入中國之時，落腳點都選擇在中國的北部，而中國的北部恰恰是奶源的高度集中點和牛奶消費的冷點。

電力行業。導致電子行業撤資的原因主要有：超國民待遇的取消，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將電力生產領域對外國直接投資(FDI)大幅度開放。由于電力需求強勁，中央和地方政府為了鼓勵和吸引外資進入中國電力工業領域，對投資發電行業的外資實行“三?！闭?，即保電量，保電價，?；貓?，承諾高達15%到20%的固定回報率。2002年中國電力體制改革確定了競價上網的基本方向，隨著優惠政策的逐步取消，外資回報率明顯下降。2004年下降到5％。

煤價上漲影響電力利潤。從2003年開始，新一輪電力緊缺所導致的發電用煤供應緊張使外資發電廠面臨更大的困境，眾多的外資和民營電廠都只能到市場上去購買高價燃煤，由于煤炭價格大幅度上揚但電價由于管制而幾乎未有變動，令外資發電企業損失慘重。

電力體制改革進程緩慢。中國電力投資領域市場準入程序復雜，審批周期較長，而正處在改革過程中的電力市場卻隨時都可能發生變化，即中國電力體制改革走向不明，以及當前電力領域的低市場化程度和對未來電力市場前景的謹慎態度，導致了外國電力資本撤離中國或止步不前。

電力投資政策變化頻繁。電力投資大，回收期長，其間可以發生很多情況。在中國的現有體制下，其經濟政策投資政策常常不能正確預判，因而造成“政策多變”。外商普遍認為中國電力投資環境依然存在一些不明朗因素。

投資方母國電力市場誘人。自2003年8月美國發生大面積停電事件以來，民眾要求政府增加電力投資的呼聲日益高漲。美國聯邦能源監管委員會提議對電力行業結構進行重組改造，要求電力公司整修電網,對輸電網升級改造。這對跨國企業的抽回資金形成了直接的影響。為了大規模參與美國電力建設新，籌集電網升級改造所需資金，出售海外非核心資產就成為許多美國電力企業的必然選擇。

典型國別撤資原因分析

韓國。韓國與中國建交于1992年，當年韓國對中國直接投資額為1.19億美元，此后逐年增加。至1997年達21.4億美元。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韓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連續三年出現下降，2000年后開始回升，2001年基本回至金融危機前的水平。1992年至2001年間，韓國對中國的總投資額為123.4億美元，占同期中國FDI總額的3.32%。

導致韓國撤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包括韓國人的性格。韓國人的性格造成了韓國企業投資輕率，只是靠一時沖動，而不是仔細研究市場前景和當地消費水平。另外，由于中國在很多方面技術水平提升很快，韓國的技術優勢越來越不明顯，失去了收益的基礎。

韓國經濟的不景氣則是直接原因。韓國2000年GDP增長率是8.8％，2001年的增長率只有4％，這使得韓國企業國內總公司遇到資金困難，周轉不濟，對外投資能力下降，收縮對外投資成難免之勢。

韓國對中國的投資受投資地域限制的影響較大。投資地大多集中于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東、北京、天津等東北部地區和環渤海地區，從數量上看，投資于該地區的數額占到了韓國對華投資總件數的83.2%，占到了總投資額的66。2%，從產業分布上看，則主要集中于紡織、服飾、玩具、皮革等勞動密集型，其主要是出于對中國廉價勞動力的考慮，另外則是由于東北地區，特別是朝鮮族聚集區語言溝通便利。但對投資的經濟發展狀況及投資環境考慮較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為韓資企業的經營帶來了困難。

最后就是由于經營成本的逆轉。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韓國經濟大受影響，韓國國內資本不足問題日益突出，各企業紛紛縮減對外投資。此外，金融危機后，韓國國內勞動力成本大幅降低，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下降，再者，隨著中國加入WTO，關稅下調，部分韓國商品可自由進入中國，也進一步促使部分韓國國內產品的生產成本反低于在中國制造。

日本。日本經產省直屬的日本貿易振興會200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中國的日本三資企業6—7成為盈利，2成左右收支平衡，1成多為赤字或撤退。可見，日本在華投資企業的撤退比例是偏低的。以1995年為例，日本企業從中國撤資總數為8家，居日本海外撤資排序的第9位，占其當年全部撤資比例的3.1%。詳細情況見表2。

盡管日本對華投資撤退的比例相對偏低，但從我國的角度分析，日本對華投資確實還存在相當的問題，這些問題對中國所造成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不亞于撤退資所造成的影響，甚至可能還更為嚴重。這些問題主要包括：

日本對中國的投資與歐美國家相比，項目平均規模偏小。盡管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中的大中型項目在不斷擴大，但是同歐美國家比起來，平均單項數額仍然偏小。根據日本財務省統計，日本對華投資項目平均規模僅相當于對世界投資平均規模的34%，而面向亞洲、北美洲、歐洲投資的平均規模分別相當于對世界平均水平的46%、152%和118%，這說明日商對中國市場尚存疑慮。另外，企業當地收益再投資比較多，來自日本本土的新項目投資增長并不明顯。除此之外，投資企業在人才、零部件采購本地化和技術轉移方面的進展落后于歐美企業。

中國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的地位沒有明顯提高。按照日本財務省報告、申報額統計，2000-2004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只占同期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6.2%，其中2000年僅占2.0%，2004年才提高到12.8%，分別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列第6、第3位。從整個情況看，2004年末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資產余額為202億美元，只占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資產總額的6.0%，居對美國（1430億美元、38.5%）、荷蘭（365億美元、9.8%）和英國（268億美元、7.2%）的投資

之后，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列第4位。

日本壟斷性產業的投資落后。如前所述，包括汽車、家用電器和計算機、手機等部分高新技術產業在內，凡是日本與歐美各國激烈競爭的領域，日本企業都迅速擴大了對華投資。然而，在日本高度壟斷國際市場和中國市場的領域，日本企業仍繼續實行擴大出口的戰略，在當地生產方面幾乎沒有什么進展，其典型是數碼家電產業。

投資仍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區。根據日本三菱綜合研究所2004年7月的統計：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其次是廣東、北京、大連和青島；2003年末，在華日資企業的42.8%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

外商撤資所引發的思考

客觀地分析中國區位優勢

跨國公司“兵退”中國，帶給我們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仍普遍較低，相應地，消費水平也不高。而且，就許多行業而言，雖然中國是最有潛力的市場之一，但市場的培育和發展尚需時日，短期內市場需求規模不會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國的低成本優勢正在消失?？鐕驹谥袊倪\作成本（包括生產成本、管理費用、銷售和促銷費用、稅收等）并沒有他們想象的那么低；受以上兩個因素的影響，許多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回報率都低于預期水平，也低于在其它亞洲國家的投資回報。這也是為什么歐美跨國公司在增加對華投資的同時，采取的態度越來越謹慎的原因。

冷靜地審視引資政策

我國外商投資領域存在兩大怪現象：獨資企業比例增長的同時，合資企業逐漸減少；吸引新的外資的同時，已投項目大量流產。

目前，在國際上，外商投資的主流模式是并購，90％以上的投資采取的這種模式，但在我國目前這一比例還非常低。近兩年來，外商獨資企業的比例不斷提高，以中外合資、合作形式投資的比例逐漸降低。這反映了大量的外商新增投資與我國現存的國有企業資產并未實現最有效的結合，外資沒選擇并購而是另起爐灶，致使規模巨大的國有資產閑置。多年來，我國對潛在投資者的挖掘過程中，忽視了對存量資產的盤活問題，更沒有過多考慮新增外商投資與國有資產存量的結合問題。

另外一個怪現象是，在引資的同時，又丟掉了一些已經投資的大項目。根源在于，只重視前期招商的環節，忽視了后續服務工作的跟進，最終導致不斷增加新項目，但已投資項目沒有服務保障而流產。

對撤資的防范策略

對于跨國公司的撤資，既要冷靜分析其深層原因，又要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措施，確保我國引進外資目標的實現。

應進一步調整外資政策，保持外資流入、流出量的穩定性，使之成為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運轉的較確定性的因素。同時，調整過度集中的外資來源國結構，避免資本流入量因為某國或某一地區的經濟波動受到較大影響。

要進行必要的事前控制。由于東道國事后難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政策遏制已經蔓延的撤資行為，因此，加強對外資流動的事前控制就成為我們防止跨國公司撤資以及由此帶來突發的負面影響的重要手段。

在管理方面要做好如下工作：為外商提供更完全、更真實的投資信息，減少由于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撤資；利用中國產業多層次并存的特點，采取明確的產業優惠政策，變外資撤退為外資在中國境內的產業轉移；考慮到外資制度安排的國際競爭，中國在外資制度安排上要保持一定的國際區位比較優勢，建立和鞏固新的區位優勢，防止外資撤退。

保持吸引外資政策的連續性，繼續改善投資環境。必須始終堅持積極吸引外資的基本方針。調查表明，盡管我國已經在完善基礎設施等“硬件”環境方面取得明顯效果，但是諸如政策制定缺乏透明度、變動頻繁，政策執行不盡統一、具有隨意性，政府工作效率低、缺乏服務意識，市場監管不力、假冒偽劣商品泛濫、亂收費嚴重等等外商關于“軟”環境方面的批評依然強烈。

從現在起，我們應逐步形成一種不僅依靠優惠政策吸引外資的基本格局，在市場準入和政策軟環境方面下工夫，并通過大量工作使外資認知這一思路。只有這樣，才可能進一步穩定外資的進入與留存。否則，過份依賴優惠政策的外資，一旦優惠政策取消或減少，更易形成撤資事件。

參考文獻：

篇(3)

論文關鍵詞：FDI，貿易結構，協整檢驗，誤差修正模型

 

一、引言

貿易結構的決定是國際貿易理論回答的基本問題之一。從古典比較優勢理論誕生以來，經濟學家試圖從不同的角度解釋決定貿易結構的因素，形成了不同的理論流派。一些西方經濟理論對外商直接投資和動態比較優勢，貿易結構的變化進行了闡述，而較為著名的是維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和“雁行”理論。維農把國際貿易與FDI產生的原因統一在“產品生命周期”的概念之下，將產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與國際化經營區位選擇，方式選擇聯系起來，并證明了投資是在貿易基礎上進行的比較優勢轉換的結果。而“雁行”理論認為在一個經濟相對落后而且對外開放的國家，某一產業可以通過吸收國外資本和技術而獲得發展。近幾年，國內學者關于FDI與貿易結構的關系也做了許多研究，江錦帆（2004）發現FDI在中國經濟增長中存在資本效應和外溢效應兩方面的作用協整檢驗，外溢效應對出口貿易有積極影響。江小娟（2002）對FDI與中國出口競爭力的關系進行了定量了研究核心期刊目錄。她對外商直接投資企業與國內企業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份額進行了比較，認為FDI有利于優化中國的出口商品結構，提高出口商品的競爭力。劉重力（2000）比較研究了中國出口商品結構與國外出口商品結構，發現FDI促進了我國機電產品出口的增長。已有的文獻上看，這些研究都是從國家層面上來研究FDI與貿易結構的關系，而對于浙江省這樣一個出口大省來說，研究FDI對出口貿易結構的影響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浙江省貿易結構的現狀

（一）、外商投資企業對浙江省出口的貢獻

外商投資企業作為浙江省FDI流入的典型代表，其對浙江省出口的貢獻可以看出其對浙江省貿易的影響，我們用外商投資對浙江省出口貿易貢獻度來衡量其對浙江省出口的影響；“外商投資對浙江省出口貿易的貢獻度”是指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額在整個浙江省出口貿易總額中所占的份額，表明外商投資企業出口的作用力大小。

表1 1997-2008年浙江省外商投資對其出口貿易貢獻度

 

年份

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額

(單位：萬美元)

浙江省出口額

(單位：萬美元)

貢獻度（%）

1997

246640

1011113

24.39

1998

268295

1086623

24.69

1999

332783

1287125

25.85

2000

534843

1994279

26.82

2001

709961

2297747

30.90

2002

919969

2941102

31.28

2003

1304773

4159499

31.37

2004

1964667

5814638

33.79

2005

2726282

7680353

35.50

2006

3795210

10089427

37.62

2007

4725567

12827293

36.84

2008

5426543

篇(4)

本屆深圳文博會以“貿易，文化遠航”為主線，延續了供求兩旺、交易活躍的可喜局面。合同成交額再次遠超意向成交額，合同成交額1049.39億元，約占總成交額的63.03%；意向成交額491億元，約占總成交額的29.5%。此外，零售金額和拍賣金額分別為97.87億元、26.76億元。

此外，本屆深圳文博會采取了一系列新舉措增強國際性，共有來自93個國家和地區的16347家海外采購商前來參展。我國文化產品出易額達到123.82億元，占總成交額的7.44%，同比增長7.46%。

——《中國文化報》外商投資中西部九省包裝印刷項目可享優惠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商務部日前聯合2013年第1號令，公布（（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勢產業目錄（2013年修訂）》，該目錄自6月10日起施行。

該目錄包括全國22個省（區、市）鼓勵類產業條目。其中印刷包裝類條目有3種：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云南、海南9省將包裝裝潢印刷品印刷列入；內蒙古、廣西、、新疆4區將少數民族特需用品、工藝美術品、包裝容器材料列入遼寧省將金屬包裝、自動化立體倉庫及倉儲物流設備制造列入。

廣電動漫類條目有3種：云南、湖南、海南3省將廣播電視節目、電影制作業務（限于合作）列入；海南將電影院的建設、經營（中方控股）列入；吉林、黑龍江、安徽、四川4省將動漫創怍、制作（廣播影視動漫制作業務限于合作）及衍生品開發列入。

兩部委公告稱，根據（《指導外商投資方向規定》（國務院令2002年第346號）的規定，屬于該目錄的外商投資項目，享受鼓勵類外商投資項目優惠政策。符合該目錄規定的外商投資在建項目，可按照該目錄的有關政策執行。

——《中國新聞出版報》

“愛閱讀-愛戲劇”都市文藝生活主題季啟動

5月18日，值北京圖書大廈成立15周年之際，由北京圖書大廈、繁星戲劇村、中國戲劇文學學會，北京戲劇家協會共同主辦的“愛閱讀·愛戲劇”主題活動在北京圖書大廈正式啟動。

這是一次“圖書”與“戲劇”首次跨界合作的有益嘗試。圖書和戲劇都是文化的載體，是文化的兩種表現形式，一部戲劇也可以說就是一部活動的書。把戲劇引入書店是為了增加書店的多元化文化元素，更好地發揮和增強書店文化平臺的功能和作用，更好推廣和普及戲劇。同時通過把讀者引入劇場，更好地延伸閱讀的外延功能。

“愛閱讀·愛戲劇”系列活動，倡導都市文藝慢生活，提升市民精神生活品質。旨在創新文化產業宣傳的新模式，引領文藝生活潮流，提高人民群眾的文化素質，助力西城區“文化興區”的戰略建設。這一項“文化惠民”活動，讓舞臺劇更具有普遍性、廣泛性、群眾性，讓文化產品更加貼近百姓，培養小劇場戲劇愛好者，傳遞戲劇文化，豐富市民文娛生活。

——人民網

中國數字出版信息網開通上線

由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主辦的中國數字出版信息網日前開通上線。

據了解，該網站依托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具有的政府資源、背景優勢及品牌影響力，旨在建立基于互聯網的行業資訊和商務運營平臺，為全國數字出版企業服務。目前，網站設立了資訊、成果、需求、獨家四大欄目，為業界提供海內外數字出版行業的最新資訊、成果、需求等信息，并推出歷屆國家數字出版會議會展資料。

——中國出版網

盛大文學首次版權拍賣

5月18日，盛大文學起點中文網首屆版權拍賣會亮相深圳文博會，十部作品現場全部拍出。

這十部作品包括忘語的《凡人修仙傳》、月關的《步步生蓮》等，預計首印版稅總額將達到600萬元人民幣。盛大文學公關市場總監王晶介紹，通過種種渠道，讓“版權合作競拍”常態化，可將優秀的網絡文學作品推薦給更多人，也可以使更多的好作品獲得好的出版渠道，保障作家的收入。

——《深圳特區報》

武漢“移動圖書館”試運行

5月26日，武漢圖書館“第25屆圖書館服務宣傳周”在武漢辛家地的24小時自助圖書館舉辦首場活動，工作人員向路過市民演示新亮相的“武圖移動圖書館”?！爸灰螺d一個手機客戶端，即可享受武圖豐富的數字資源?！?/p>

“武圖移動圖書館”的四大主要功能，包括一站式館藏檢索、個人圖書館、信息服務訂閱、數字資源免費獲取。據介紹，通過以上功能，可檢索全市公共圖書館資源的館藏地點和借閱狀態。

篇(5)

論文摘　要：眾多的數據和研究表明外國直接投資(FDI)對東道國的經濟增長有著明顯的促進作用，但現有文獻較少有關于外國直接投資與出口產業升級關系的研究。本文采用計量經濟學等分析方法，研究外國直接投資與出口商品結構的關系，結果表明外國直接投資提升和優化了我國的出口結構。本文在對我國出口產業結構現狀進行分析的基礎上，結合出口產業結構發展規律，提出了相關對策建議。

一、我國出口商品結構的變化及其與外商直接投資的相關性研究

按照聯合國《國際貿易標準》分類，出口商品可劃分為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兩大類。初級產品包括糧食和活動物、飲料、非食用原料、礦物燃料和動植物油脂等；工業制成品按資本、勞動和技術三要素在產業經濟活動中的結合方式和密集程度通常劃分為勞動密集型、資金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三種。初級產品附加值低，創匯能力差，而工業制成品附加值高，具有較強的創匯能力。經濟學家通常以工業制成品．在出口總值中的比值來衡量一國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劣程度。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外商投資數量顯著增加，特別是2005年出現了年增幅最大的情況。與此同時，我國初級產品出口額增長比較緩慢，1997年為239億美元，而2005年為490億美元，增長了約251億美元，其在出口總額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相比之下，工業制成品1997年的出口額為1588億美元，而至2005年猛增到7129億元，增長了5541億美元，約為初級產品增長額的22倍，在出口總額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加工貿易的出口額在1997年為996．58億美元，到2005年達到了4164．67億美元，為1997年出口額的4倍，并且其在出口總額中占有超過半數的比重，而且多年來比較穩定。

為了進一步分析，本文擬設立3個模型，分別對初級產品出口額，制成品出口額，加工貿易出口額與外商直接投資的關系進行分析。設初級產品出口額為EXC，制成品出口額為EXZ，加工貿易出口額為ExJ，外國直接投資額為FDI，根據1997-2005年的數據，建立模型：

EXC=α1+β1IFDI

(1)

EXZ=α2+β2FDI

(2)

ExJ=α3+β3FDI

(3)

經回歸并對異方差進行修正后，計算得到：

EXC=48．72743+0．5008 FDI

EXZ=-2705．324+1 1．0460FDI

1．484184 1 1．05228-16．39775 32．76496

(R2=0．99388，F=122．1529)

(R2=0．0．9965．F=1073．543)

EXJ=-1428．07 + 6．2805 FDI-12．0739528．99256

(R2=0．9957。F=840．7 19)

回歸結果可得，當年FDI每增加1美元，我國出口增加11．5468美元，其中工業制成品出口增加11．0460美元，初級產品出口增加0．5008美元。FDI對我國工業制成品出口的邊際貢獻率與對初級產品出口的邊際貢獻率之比為22．061，所以FDI對我國工業制成品出口的拉動作用要遠遠大于對初級產品出口的拉動作用。同時當年FDI每增加l美元，我國加工貿易出口額將增加6．2805美元，該金額占我國出口總額的54．39％，可見FDI對我國出口的拉動作用大部分表現在加工貿易方式上。

二、外商投資企業對出口商品結構改善的貢獻

出口結構是通過對商品的分類來表示的：出口商品主要分為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一般來講，工業制成品出口比重上升，特別是機電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比重上升，表明該國的技術水平得到提高，出口結構得到優化。

(一)外資企業工業制成品出口和機電產品出口占主導地位

自1997年以來外資企業出口份額不斷擴大，與內資企業出口份額的差距逐漸縮小。到2002年，外資企業的工業制成品出口額超過內資企業，占據了主導地位。外資企業的我國出口增長的貢獻率始終為正，外資企業對我國工業制成品的出口增長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其出口結構優于全國水平，改善了我國商品的出口結構。

自1997年以來，我國機電產品占出口商品的比例持續上升。外資企業機電產品的出口比例和增長速度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我國機電產品出口占全國工業制成品出口的比重與外資企業機電產品出口占全國機電產品出口的比重都呈逐年增加的勢頭。自1997年始我國機電產品出口中外資企業一直超出內資企業，顯示出其不可輕視的主導地位。同時在外資企業出口中，機電產品所占份額也在不斷繼續擴大。1997年占56．6％，在2001年的時候達到69．3％，可見機電產品已成為外資企業的第一大出口商品。

(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增加迅速

外資企業突出的技術優勢使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逐漸呈現迅猛的增長之勢。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占我國出口總額的比重，由1997年的8．92％提高到2004年的28．07％，外資企業在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外資企業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速度均超過當年全國的平均速度，外資企業在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中所占份額不斷上漲，由1997年的66．92％猛增到2004年的87．3％。

外國直接投資促進了我國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對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的升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愈是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產品，外商投資企業的地位愈是重要。電子計算機產業和移動通信產業是增長速度和出口增長最快的兩類高新技術產業，外商投資企業對生產和出口貢獻突出。2000年，計算機出口排名前5名的企業都是外商投資企業，移動通信設備出口排名前5名的企業也都是外商投資企業。

三、我國出口產業升級中存在的問題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外商投資對我國出口產業的升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促進了我國出口額的發展，但是外商投資對我國經濟的發展也有一定的負面影響。目前我國的出口產業現狀如下：

(一)出口產業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商品附加值不高，出口產業機構檔次較低

2006年我國機電和紡織服裝產品出口總額占到了總出口額的80％多。但無論是機電產品還是紡織服裝，依靠的都是勞動力成本的優勢，普遍存在著質低價廉的問題。機電產品的核心技術基本由國外的廠家控制；紡織服裝企業規模普遍較小，質量和品牌創新能力不強，勞動生產率相對較低，沒有任何一家自有品牌出口的額度能占總出口額的0．5％。 轉貼于

(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迅速，成為拉動外貿增長的重要力量，但存在較大隱患

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大多通過加工裝配貿易、補償貿易和承接跨國公司業務外包等方式參與國際產業分工，在此情況下，國內企業只能取得相對較低的利潤，同時容易產生惰性，缺乏進行自主技術創新的動力和壓力，產業長期發展的后勁將被嚴重削弱。缺乏新技術、新產品成了目前我國企業經營困難的主要根源o

(三)目前外商投資在我國的區域分布很不平衡，東部沿海地區吸收了大部分的外商直接投資

投資產業結構較低，外資主要來自港澳和海外僑胞，且地區之間出口產業結構雷同化現象嚴重。

四、政策建議

通過以上的分析和數據資料表明了外國直接投資與我國商品出口結構的關系，即外資提高了我國商品的出口質量，增加了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同時外資在一定程度上也給我國產業造成了一定的消極影響。因此我國應該加大力度引進外資，以促進結構優化為核心，同時盡量消極外商投資給我國造成的不良影響。為此，我國應該：

(一)繼續積極引入外資，并完善各項規章和管理體制。制定統一透明的政策，規范審批程序，以適應WTO的需要和經濟全球化的需要

(二)進一步加強對外商投資方向的引導

鼓勵外資流向新興、高新技術產業，同時采取措施，促進新技術、新產品的引進，鼓勵外商投資企業在我國開展研究與開發活動，以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按產業分類有步驟地來調整我國的各產業結構。

(1)引導、鼓勵外商以加大對第一產業的投資，確保農業的基礎地位。

(2)引導外商適當降低對第二產業的投資比重，調整第二產業內部的投資結構，促進工業結構的優化。限制低水平加工工業的投資增長，加大基礎產業和支柱產業投資。通過增量投資引導存量調整，將高新技術嫁接于我國的支柱產業包括我國政府確定的機械、電子、石化、汽車、建筑五大產業，同時要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發展優勢產業，促進第二產業內部結構的優化，使得供給結構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以外商投資企業帶動我國企業的發展，提高產品檔次和國際競爭力，優化內部結構，培植主導產業。這是啟動產業結構調整實現產業升級的動力之一。通過發展外商直接投資，引導國內企業進入跨國公司全球配套網絡，溝通主導產業與國際高新產業技術的聯系，不斷提高主導產業對于國際市場的適應性和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

(3)引導、鼓勵外商加大對第三產業的投資，并引入競爭機制，促進第三產業發展。服務業是中國經濟發展中基礎最為薄弱、最缺乏國際競爭力的領域之一。服務業發展滯后已經成為影響工農業競爭力提高和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因素。

(三)創造公平競爭環境，為出口產業結構優化提供動力

要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維護公平的市場競爭，保證企業按照經濟運行機制開展生產經營活動；要建立健全的現代企業制度，使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競爭實體，鼓勵企業走技術創新之路。

(四)通過合理利用外資優化出口產業結構

要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投資環境，為外商獲取外部規模經濟效益和在全國范圍內合理分布外資創造條件，要通過利用外資，真正提高我國企業的技術水平和管理能力，以實現優化出口產業結構的目的。

篇(6)

【論文摘要】2007年3月16日，我國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以下簡稱新稅法），同日以主席令第63號形式公布，該法已于2008年1月1日施行。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將取代1991年4月9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以下簡稱舊外稅法)和1993年12月13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以下簡稱條例)。鑒于新法在納稅人、稅率、扣除、稅收優惠等方面與現行稅法有諸多不同，文章將企業所得稅法新舊法條要點加以歸納和整理，以供大家學習討論。

一、納稅人

條例第二條規定，下列實行獨立經濟核算的企業或者組織，為企業所得稅納稅義務人：1.國有企業；2.集體企業；3.私營企業；4.聯營企業；5.股份制企業；6.有生產、經營所得和其他所得的其他組織。

舊外稅法規定的納稅人為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外商投資企業，是指在中國境內設立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外國企業，是指在中國境內設立機構、場所，從事生產、經營和雖未設立機構、場所，而有來源于中國境內所得的外國公司、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

新稅法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企業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組織（以下統稱企業）為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人，依照本法的規定繳納企業所得稅。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不適用本法。

二、稅率

條例第三條規定，納稅人應納稅額，按應納稅所得額計算，稅率為33%。

舊外稅法第五條規定，外商投資企業的企業所得稅和外國企業就其在中國境內設立的從事生產、經營的機構、場所的所得應納的企業所得稅，按應納稅的所得額計算，稅率為30%；地方所得稅，按應納稅的所得額計算，稅率為3%。

新稅法第四條規定，企業所得稅的稅率為25%。非居民企業在中國境內未設立機構、場所的，或雖設立機構、場所但取得的所得與其所設機構、場所無實際聯系的，應就其來源于中國境內的所得繳納企業所得稅，適用稅率為20%。

三、應納稅所得額

條例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除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外，應當就其生產、經營所得和其他所得，依照本條例繳納企業所得稅。企業的生產、經營所得和其他所得，包括來源于中國境內、境外的所得。

納稅人每一納稅年度的收入總額減去準予扣除項目后的余額為應納稅所得額。納稅人的收入總額包括：1.生產、經營收入；2.財產轉讓收入；3.利息收入；4.租賃收入；5.特許權使用費收入；6.股息收入；7.其他收入。

舊外稅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的生產、經營所得和其他所得，依照本法的規定繳納所得稅。外商投資企業的總機構設在中國境內，就來源于中國境內、境外的所得繳納所得稅。外國企業就來源于中國境內的所得繳納所得稅。

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在中國境內設立的從事生產、經營的機構、場所每一納稅年度的收入總額，減除成本、費用以及損失后的余額，為應納稅的所得額。

新稅法規定，居民企業應當就其來源于中國境內、境外的所得繳納企業所得稅。非居民企業在中國境內設立機構、場所的，應當就其所設機構、場所取得的來源于中國境內的所得，以及發生在中國境外但與其所設機構、場所有實際聯系的所得，繳納企業所得稅。非居民企業在中國境內未設立機構、場所的，或者雖設立機構、場所但取得的所得與其所設機構、場所沒有實際聯系的，應當就其來源于中國境內的所得繳納企業所得稅。

企業每一納稅年度的收入總額，減除不征稅收入、免稅收入、各項扣除以及允許彌補的以前年度虧損后的余額，為應納稅所得額。收入總額包括：1.銷售貨物收入；2.提供勞務收入；3.轉讓財產收入；4.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5.利息收入；6.租金收入；7.特許權使用費收入；8.接受捐贈收入；9.其他收入。不征稅收入有：1.財政撥款；2.依法收取并納入財政管理的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性基金；3.國務院規定的其他不征稅收入。

四、扣除

條例規定，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準予扣除的項目，是指與納稅人取得收入有關的成本、費用和損失。下列項目，按照規定的范圍、標準扣除：1.納稅人在生產、經營期間，向金融機構借款的利息支出，按照實際發生數扣除；向非金融機構借款的利息支出，不高于按照金融機構同類、同期貸款利率計算的數額以內的部分，準予扣除；2.納稅人支付給職工的工資，按照計稅工資扣除；3.納稅人的職工工會經費、職工福利費、職工教育經費，分別按照計稅工資總額的2%、14%、1.5%計算扣除；4.納稅人用于公益、救濟性的捐贈，在年度應納稅所得額3%以內的部分，準予扣除。

舊外稅法第十二條規定，外商投資企業來源于中國境外的所得已在境外繳納的所得稅稅款，準予在匯總納稅時，從其應納稅額中扣除，但扣除額不得超過其境外所得依照本法規定計算的應納稅額。

新稅法規定，企業實際發生的與取得收入有關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費用、稅金、損失和其他支出，準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企業發生的公益性捐贈支出，在年度利潤總額12％以內的部分，準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企業按照規定計算的固定資產折舊，準予扣除。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企業按照規定計算的無形資產攤銷費用，準予扣除。

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企業發生的下列支出作為長期待攤費用，按照規定攤銷的，準予扣除：1.已足額提取折舊的固定資產的改建支出；2.租入固定資產的改建支出；3.固定資產的大修理支出；4.其他應當作為長期待攤費用的支出。

企業使用或者銷售存貨，按照規定計算的存貨成本，準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

企業轉讓資產，該項資產的凈值，準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

五、不得扣除

條例規定，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下列項目不得扣除：1.資本性支出；2.無形資產受讓、開發支出；3.違法經營的罰款和被沒收財物的損失；4.各項稅收的滯納金、罰金和罰款；5.自然災害或者意外事故損失有賠償的部分；6.超過國家規定允許扣除的公益、救濟性捐贈，以及非公益、救濟性的捐贈；7.各種贊助支出。

新稅法規定，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下列支出不得扣除：1.向投資者支付的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款項；2.企業所得稅稅款；3.稅收滯納金；4.罰金、罰款和被沒收財物的損失；5.本法第九條規定以外的捐贈支出；6.贊助支出；7.未經核定的準備金支出。

下列固定資產不得計算折舊扣除：1.房屋、建筑物以外未投入使用的固定資產；2.以經營租賃方式租入的固定資產；3.以融資租賃方式租出的固定資產；4.已足額提取折舊仍繼續使用的固定資產；5.與經營活動無關的固定資產；6.單獨估價作為固定資產入賬的土地；7.其他不得計算折舊扣除的固定資產。

下列無形資產不得計算攤銷費用扣除：1.自行開發的支出已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的無形資產；2.自創商譽；3.與經營活動無關的無形資產。

企業對外投資期間，投資資產的成本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不得扣除。

六、稅收優惠

條例規定，對下列納稅人，實行稅收優惠政策：1.民族自治地方的企業，需要照顧和鼓勵的，經省級人民政府批準，可以實行定期減稅或者免稅；2.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有關規定給予減稅或者免稅的企業，依照規定執行。

舊外稅法規定，設在經濟特區的外商投資企業，在經濟特區設立機構、場所從事生產、經營的外國企業和設在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

設在沿海經濟開放區和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所在城市的老市區的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減按24%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

設在沿海經濟開放區和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所在城市的老市區或者設在國務院規定的其他地區的外商投資企業，屬于能源、交通、港口、碼頭或者國家鼓勵的其他項目的，可以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

新稅法規定，國家對重點扶持和鼓勵發展的產業和項目，給予企業所得稅優惠。

企業的下列收入為免稅收入：1.國債利息收入；2.符合條件的居民企業之間的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3.在中國境內設立機構、場所的非居民企業從居民企業取得與該機構、場所有實際聯系的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4.符合條件的非營利組織的收入。

企業的下列所得，可以免征、減征企業所得稅：1.從事農、林、牧、漁業項目的所得；2.從事國家重點扶持的公共基礎設施項目投資經營的所得；3.從事符合條件的環境保護、節能節水項目的所得；4.符合條件的技術轉讓所得。

符合條件的小型微利企業，減按20％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

國家需要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對本民族自治地方的企業應繳納的企業所得稅中屬于地方分享的部分，可以決定減征或者免征。自治州、自治縣決定減征或者免征的，須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批準。

企業的下列支出，可以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加計扣除：1.開發新技術、新產品、新工藝發生的研究開發費用；2.安置殘疾人員及國家鼓勵安置的其他就業人員所支付的工資。

創業投資企業從事國家需要重點扶持和鼓勵的創業投資，可以按投資額的一定比例抵扣應納稅所得額。

企業的固定資產由于技術進步等原因，確需加速折舊的，可以縮短折舊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舊的方法。

篇(7)

論文關鍵詞：城鄉收入差距，影響因素，主成分分析

 

一、引 言

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已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最令人關注的焦點，成為中國二元經濟社會結構諸多矛盾的集中體現。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為2.57：1，1983年一度縮小到1.7:1，而后的十幾年間，城鄉收入差距隨著國民經濟高速增長不但沒有縮小，反而不斷擴大。2000年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到2.8∶1經濟學論文，2007年則達到3.33∶1。城鄉收入差距過大不僅直接影響我國經濟的增長，也使城市和農村形成強烈反差，構成了社會和政治不穩定的潛在因素，最終會阻礙中國經濟健康持續增長。因此，研究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因素，對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和解決城鄉協調發展的問題具有重大的意義。

在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因素分析中，理論界從不同的角度給予了詮釋，但可以總結為以下四種代表性觀點。一是資源性原因（吳敬璉、溫鐵軍、李朝林等），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源于農民增收困難，而制約農民增收的根本矛盾是人地關系矛盾，即大量的農民勞動力與稀缺的土地資源之間的矛盾論文開題報告范例。二是制度性原因（陳錫文、易秋霖、吳光炳、李伯霞等），認為城鄉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是城市偏向的政策造成的，他們從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土地制度、戶籍制度、農村財政和稅收制度分析了制度的不合理對城鄉居民收入的影響。三是市場性原因（于鳳芹、彭騰等），認為農產品市場體系不完善、農業信息渠道不通暢、農業結構不合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缺乏以及農業投資過少是擴大城鄉收入差距的原因。四是觀念性原因（吳碧君、于鳳芹等），認為整體上農民文化水平不高，科技素質低，直接影響了科學種田經濟學論文，也不利于尋找其他就業機會，導致農民整體收入增加困難，因而拉大了城鄉收入差距。

這些結論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中國（甚至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城鄉收入差距現象，但是，城鄉收入分配研究無論是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上，還是在理論研究和經驗研究上，還存在一些不足：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描述和預測缺乏系統、科學的指標體系；沒有對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變化的原因和過程有充分地理解；對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傳導機制并不十分清楚等。本文利用1980～2007年數據，通過主成分分析法、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方法對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影響因素作實證分析。

二、城鄉收入差距模型分析

（一）測度指標

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因素很多，但可以大致歸納為兩個大的方面：一是發展類因素；二是二元化類因素。發展類因素主要包括物價水平、經濟發展總體水平、經濟實力、投資發展水平、外貿依存度和外商投資情況等方面的指標。二元化類因素則主要包括城鎮化水平、農村工業化水平、財政支出結構、城鄉投資對比、農業貿易條件以及惠農政策等方面的指標。經過比較、甄選，結合指標數據獲取的可行性原則，最終選取15個統計指標作為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因素體系（表1）。

表1 城鄉收入差距測度指標體系

 

影響因素

主要指標及代表符號

主要指標解釋

發展因素

CPI

反映物價水平

人均GDP

反映經濟發展總體水平

一產占GDP比重

二產占GFP比重

三產占GDP比重

財政總收入

反映經濟實力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

反映投資發展水平

進出口占GDP比重

反映外貿依存度

實際使用外資額

反映外商投資情況

二元化影響因素

非農人口占總人口比重

反映城鎮化水平

鄉鎮企業就業人數占農村人口比重

反映農村工業化水平

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總支出比重

反映財政支出結構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城鄉比

反映城鄉投資

工農商品綜合比價指數

反映農業貿易條件